近日来，原本在非洲大草原上肆虐的蝗虫，开始扇动着翅膀向亚洲蔓延治理蝗虫灾害的方法。它们飞跃红海，从中东地区一路向东，先头部队已经到达印度，前进的速度让人惊恐。好在青藏高原、喜马拉雅山脉是沙漠蝗虫们无法企及的高度，它们入侵中国的可能性并不大。

其实，翻开中国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蝗虫早就跳进了我们的历史，影响我们的文化与传统。

蝗灾是怎么产生的？

蝗虫本身并不可怕，农民们早已从长期的生产实践中认识到自己与这大自然造物的紧密联系，知道它们正常的存在和繁殖并不会影响到农业的丰歉。然而，就怕蝗虫们非正常的出现并繁殖，成群结队之后形成的阵仗，那真可谓是遮天蔽日，路过之处寸草不生。

那么，蝗灾是如何产生的？可能有以下原因：

环境因素，旱极而蝗。在中国，雨热同季叠加的季风气候，在暑热时节，常常导致伏旱或夏涝。飞蝗的爆发，与干旱是相伴相生，正所谓“旱极而蝗”。蝗虫繁殖力极强。蝗虫群居而生，大多数蝗虫从卵中出生不到一个月就可以交配繁殖。一只成年蝗虫可以繁殖两三代，每次产近千个卵。蝗虫一般可以活三个月，这就意味着它可以和两代蝗虫共生，假设一只蝗虫产的两代各有500只卵成活，500只虫子雌雄各一半，到它死之前，第一代虫子产的卵250*1000只卵又出生了，就算有一半成活，它的孙子辈儿也有12.5万只，当然还没算它产的那第二波卵。算上后，第三代虫子就有25万，那么第四代呢？12.5万*2*1000，2.5亿只卵，是不是太恐怖了？蝗虫在资源匮乏的时候喜欢成群活动。蝗虫在其生命的早期是没有翅的“若虫”，它们倾向于相互避开，独自生活。但是如果食物资源变得缺乏，它们就会被迫相互影响。然后，它们可以组成有秩序的本地蝗群。这种蝗群有统一行动的能力，迁徙进入到其他的栖息地，并让越来越多的蝗虫加入进来，最终成为了巨大的蝗群。蝗虫的卵深藏在地下，不容易被破坏。迁移能力强，不好防治。蝗虫虽然不能一飞冲天，但是他们随着气流跳跃式飞行也能日行两百里。综上所述，因为蝗虫自身强大的繁殖能力，群居迁移能力强的习性，多爆发于干旱时节，而且是连年的灾害。

从公元前707年到1949年新中国建国的这两千多年间，中国有记载的蝗灾有800多次，平均每3到5年就有一次。

以唐朝为例，唐代共发生蝗灾40次，秋蝗为18次，占总数的50%；夏蝗为15次，占总次数的41.7%；春冬两季总共为3次，所占比例不到9%。唐代连续三年发生蝗灾的记载高达19年，占蝗灾总年份的47.5%，而连续发生2年以上的蝗灾年份更多，共计31年，所占比例高达77.5%。

那么，历史上古人是如何治理蝗虫的呢？其实，在相当长的时期，古人治蝗的态度是非常消极。一、火烧法

在中国古代，蝗灾与水灾、旱灾并称为三大自然灾害，自然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

“去其螟，及其蟊贼，无害我田稚。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诗经·小雅·大田》

蟊贼指的就是蝗虫，那时候古人苦于没法用人力控制害虫，只能祈求田神协助自己利用害虫的趋光性用篝火诱杀之。

用火杀虫，这一点在唐朝也很常见：

“蝗既解飞，夜必赴火，夜中设火，火边掘坑，且焚且瘗，除之可尽。”

——《旧唐书·姚崇传》

因此，可以看出“火烧法”，是古人治理蝗虫的一种重要方法。

二、挖埋法

简单点儿说就是挖坑将蝗虫活埋。这种方法简单粗暴，当然，面对黄灾时浩瀚如烟的蝗虫，不仅费时费力，也是收效甚微。

“秉畀炎火传自古。荷锄散掘谁敢后”

——《全宋诗》·苏轼

苏轼的诗形象地描写了古人用火烧和挖埋方式相结合的治蝗办法，然而这一切似乎收效不大，于是人们对蝗虫由恐惧转变为敬畏。这一点从蝗灾泛滥的中原地区遍布的大大小小的“蝗神庙”就可以窥见。

蝗神庙里面供奉着“蝗头人身”的“蝗神”，老百姓与其说是把它作为偶像顶礼膜拜，不如说是在哀求它不要降灾。“古人对蝗虫既敬畏又渴望征服的矛盾心理，在膜拜蝗神上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蝗虫并不是随意可以杀的，不仅仅它是蝗神，还因为古代统治者长期信奉的“灾异说”。

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古人面对频发的自然灾害，无力应对也想不出各种现象的成因，便只能将希望寄于想象中的神灵，进而发展出了“灾异说”这样一套自洽的吉凶观念和因果报应思想。

关于“灾异说”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吕氏春秋》中。“灾异说”的观点认为，所有的自然灾害都是社会政治或统治者道德的缺失所致，是上天降下的惩罚、警示或者预兆。如果人们胆敢对这些自然灾害直接抵抗，就是逆天而行，违背天命，会触怒上天遭到上天更大的灾难和报应。因此，只有统治者提高自己的德行，弥补社会政治的缺失，才会让社会远离这些天降之灾。

“灾异说”的产生、流行乃至盛行，既有古代社会政治、学术等方面的深刻原因，也和古人对自然缺乏科学的认知以及抗灾能力低下有着密切联系。在“灾异说”的笼罩下，朝廷或者地方政府在自然灾害发生后，首先想到的不是拿出切实有效的治灾措施，而是去检讨社会政治或统治者的德行。

这一点在应对蝗灾的问题上表现得尤为明显：面对蝗灾过后寸草无存的土地，人们附会出“暴政致蝗”、“仁政避蝗”的说法。

图 | 向汉武帝献“天人三策”的董仲舒

尤其西汉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了“天人感应”的思想后，“治道失于下，则天文变于上；恶政流于民，则螟虫生于野。”就更成为中国古代政治的指导思想了。

虽然在今天看来“灾异说”没有什么直接科学根据，甚至是因果倒置的悖论，但它却体现了古人原始的政治态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古人借昆虫以表达民生愿望的精神进步。如果官吏对生态环境的治理重视起来，蝗灾的危害是能被降低的。

在民间，蝗虫是蝗神，而在统治者面前，蝗灾又是“天人感应”的政治指导思想。因此，即使有一些可行的灭蝗方法，人们在大多数情况下也都是弃之不用。

直到唐太宗李世民时期，天人感应才有所动摇。

唐太宗吞蝗——从“天人感应”到“以人为本”的转折

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关中地区大旱，爆发了严重的蝗灾。李世民到林苑查看灾情，见蝗虫爬满了庄稼，就将蝗虫抓起对其咒骂：

人以谷为命，而汝食之，是害于百姓。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尔其有灵，但当蚀我心，无害百姓。将吞之。左右遽谏曰：“恐成疾，不可。”太宗曰：“所冀移灾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自是蝗不复为灾。

——《贞观政要·务农》

简单来说，就是唐太宗不惧怕蝗神，也不顾众臣劝阻，为百姓吞食了蝗虫。从此，“天子吞蝗”成为流传千古的佳话。

图 |为民吞蝗的唐太宗

在当时，“太宗吞蝗”的举动可谓是惊世骇俗之举，不仅立下了“为民吞蝗唐之德”，更打破了灾祸与治世者德行关联的“天人感应”。因此，唐代成为了中国古代积极治蝗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在唐朝以前，统治者对于治蝗的态度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停留在观察或道德评价层面。在“天人感应”和“以人为本”的思想较量中，唐太宗李世民毅然选择了后者，这说明“天人感应”的思想在李世民心中，已经不是政治指导思想的唯一选择了。

李世民“天子吞蝗”的事迹，在后世也成为百姓食蝗的滥觞。

《唐会要》记载，兴元元年（784）关中因大旱爆发蝗灾，“百姓捕之，蒸暴，扬去足翅而食之”。

你看，百姓不仅捕蝗虫，还将其烹调为食，这是向蝗神、天灾公然提出了挑战，这是无神论思想开始萌芽的体现。

“太宗吞蝗”将唐人对蝗神只存敬畏不敢挑战的局面彻底打破，在“以人为本”思想的指导下，唐玄宗时期出现了轰轰烈烈人力灭蝗行动，其中成效最显著的当属宰相姚崇的治蝗。

开元三年（715）六月，“山东诸州大蝗，飞则蔽景，下则食田稼，声如风雨，紫微令姚崇奏请差御史下诸道，促官吏遣人驱逋焚瘗之，以救秋稼，从之。是岁，田收有获，人不甚饥”。

开元四年（716）夏，“山东、河南、河北蝗虫大起，遣使分捕而瘗之”。

——《旧唐书》

姚崇在这两次捕蝗中，聪明地想到了利用蝗虫趋光习性，发明了行之有效的捕蝗法：

“虫既解畏人，易为驱逐、又苗稼皆有地主，救护必不辞劳。蝗既解飞，夜必赴火，火边掘坑，且焚且瘗，除之可尽。”

——《旧唐书》

因此，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评价这一时期的治蝗效果说：“连年蝗灾，不至大饥。”。充分肯定了唐代中央朝廷力主捕杀蝗虫的政策。

不仅如此，唐朝还专门为治理蝗虫设置捕蝗使的官职对蝗虫进行捕杀。玄宗也曾多次下令，如：

“若有勤劳用命，保护田苗，须有褒贬，以明得失；前后使人等审定功过，各具所系州县长官等姓名闻”。在这样声势浩大的治蝗大军下，“蝗虫高飞凑海，蔽天掩野，会潮水至，尽漂死焉。蝗虫积成堆，岸及为亚鸟、鸢、白鸥、练鹊所食，种类遂绝”。

然而，这样由政府主导自上而下的治蝗仅发生了两年。由于西、北部边患四起，唐玄宗就将国家的大部分资源都投放到了边境，之前大规模的治蝗就再没有重现过了。安史之乱后大唐元气大伤，面对蝗灾也再无力组织大规模的人马与之对抗。

可见，古代治蝗是一件极其耗费资源的事，蝗灾救治的成败也与国家的强弱兴衰、投入力度有着密切的联系。

“灾异说”从主流走向非主流——从两宋开始，积极治蝗从唐朝开始蝗神崇拜被打开了缺口，面对蝗灾人们终于有了一个新的选择。但是，古代“天人感应”的影响实在太过强大，科学的治蝗操作尚未完全站稳脚跟，唐代的灭蝗也只能说是一次最成功的尝试。

两宋时期经济繁荣，人们对灾异说的认识就不一样了。欧阳修、王安石，再到南宋的董煟，从他们的诗、文中可以发现大量人力干预灾害的篇幅，数量也远远超过唐代。可见，两宋时期灭蝗科学的发展还是非常迅速的。

宋人反思了前人面对对蝗灾时先对社会政治、道德行为进行检讨的做法，认识到对蝗灾应当进行科学的预防、对蝗虫要进行全面捕杀。他们用理性和实践成功地驳斥了“灾异说”，为后世用科学精神应对自然灾害奠定了基础。

图 | 描绘宋朝治蝗的《捕蝗图》

嘉定八年，江淮甸严重蝗灾，朝廷“祭酺，令郡有蝗者如式以祭。自夏徂秋，诸道捕蝗者以千百石计。饥民竞捕，官出粟易之。九年五月，浙东蝗。丁巳，令郡国酺祭。是岁，荐饥。官以粟易蝗者千百斛”。

——《宋史》卷六一《五行志一》

全民捕杀蝗虫成了应对蝗灾最为普遍采用的手段。

从敬畏而消极治蝗到积极地捕杀，古人应对大自然残酷挑战的过程也开始逐步明晰，方法也开始增多。古人学着用自己的理性与生活经验来进行判断，学会寻找大自然发展的规律，也探索出更多有效的方式来抵抗自然灾害。

宋人发现蝗虫与干旱之间有着联系，懂得了旱极而蝗的道理。他们观察到暖冬也会导致蝗灾，如果头年在地里发现大量的蝗虫卵和幼虫，却不加控制捕杀，则来年定会出现蝗灾。这都是有据可循的规律。

三、提前杀灭蝗虫卵和幼虫

宋人进而提出了一旦发生干旱，或者暖冬少雪，就要提前做好蝗灾的防治准备。这时候要采取提前应对的措施，要提前杀灭虫卵和幼虫。因为应对蝗灾关键在于尽早捕杀，一旦让它们变为成虫，就难以扑灭了。

从两宋开始，“灾异说”从主流走向了非主流。

这一点上，王安石是对“灾异说”最具有根本性突破的人物。

图 | 忧国忧民的改革家——王安石

王安石说，反常的自然现象、自然灾害，并非社会政治的缺失或者统治者失德所导致的，但它和人也有着密切的关系。“何豫于我”，灾异也并非纯属自然范畴的事情。世间万物都依赖于自然及其运行而生存，如果自然发生了问题，当然对人会有影响。但是，在自然灾异面前，人也不是无力的，也不是无可作为的。统治者对天下黎民百姓负有组织和管理等职责，也应当与自然共同养护百姓。因此，统治者在灾异面前不能怠慢，不能无所作为，更不能信奉“灾异说”而听天由命，应该“以天下之正理考吾之失”，应该及时地采取相应的正确措施，积极地应对灾异，事后再去检讨自己的政治和德行。

所以，宋代以后，古人对灾异的认识方面，在天人关系的理解方面，比之前的朝代有了明显的进步。

由此可见，人类只有对自然灾害有了科学的认识、社会抵御灾害的能力有所提高，并积累大量的应对灾异成功实践的时候，才会达到对“灾异说”有突破性的超越。

结语

地球上只要有人、有农业活动，就有蝗虫活动的身影。自古以来，人与蝗虫的对立关系，是二者不可避免的生物链条所决定的。

翻阅中国古代的历史，会看到大量蝗虫肆虐导致的灾祸记载，然而我们反过来看，古人对于治蝗的态度变化，不也是记录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见证吗？

我们的历史是在人与蝗虫、人与自然的关系下相互塑造的过程：人对蝗虫的态度，面对自然灾害时的态度，社会在与自然、灾祸的对抗中发展，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也随而发生转变。

随着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人类拥有了前所未有的理性，因而人们对自然、对世间万物便少了几分敬畏之心。人们对碳的排放毫无节制，肆无忌惮地破坏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这使得反常的自然灾祸频频发生。

近年来，蝗灾在世界各地频繁发生、未知的病毒在人间肆虐，这也是大自然为人类敲响的警钟。或许，我们应该反思下我们对其他物种、生命肆意杀戮的行为，重新审视下全球变暖给自然所带来的危害。温度的升高使得地球的生态发生了变化，生态平衡一旦被打破后，就会引发可怕的连锁反应。而这一切的根源，却来自我们每个人生活的点点滴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