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莫莉·克拉伯尔（Molly Crabapple）；译/龚思量
编者按：过去几十年以来，纽约的出租车牌一直被视作一种蓝筹投资。一个人可以以驾驶出租车为生，当他们年老时，可以卖掉执照并退休。市政府在1937年对执照数量设置的上限，赋予了它们价值。但是，自2000年以来，许多力量合力颠覆了执照市场，破坏了司机的生活。出租车和豪华轿车委员会（Taxi and Limousine Commission）在2004年积极开战了拍卖新的牌照活动，最终在纽约街道上增加了1000辆出租车。贪婪的放贷者和投机者涌入了这个被扩大的市场，帮助抬高了牌照价格。从2004年到2015年，车牌的价格从20万美元上升到超过100万美元。纽约市政府、贷款机构和经纪人将目标对准了移民群体，诱使他们通过办理高利贷来购买拍照。然而，随着优步与Lyft进入纽约，出租车牌照的价格一跌再跌，2014年底，车牌泡沫破灭，出租车司机陷入了债务奴役的境地。最终，多位出租车司机在绝望中自杀。
2020年9月底，纽约出租车工人联盟起草了一项计划，为司机的贷款设定上限，并限制他们的月供额度，但市政府对此置之不理。2021年9月19日，纽约出租车工人联盟在市政厅外设立了抗议营地，并且给纽约市设置了该月月底作出答复的最后期限，届时出租车和豪华轿车委员会将举行规则听证会。如果市政府不接受该计划，工会将升级其抗议活动，举行绝食抗议。来自皇后区的众议员佐兰·曼达尼（Zohran Mamdani）与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坚定地支持出租车司机。最终，白豪斯同意与纽约出租车工人联盟视频会面；2021年11月3日，纽约出租车工人联盟宣布，市政府几乎采纳了其计划中的每一个细节要求。贷款上限为17万美元，每月还款额为1122美元，市政府将作为债务的担保人，纽约的出租车司机斗争最终迎来了胜利。本文原载于《The Nation》, 作者莫莉·克拉伯尔（Molly Crabapple）是一位艺术家，也是《纽约时报》、《纽约客》、《滚石》和《纽约书评》等媒体的作家。
2020年12月10日，美国纽约出租车司机们聚集起来抗议，要求保障群体权益。
2021年9月19日，一群由纽约出租车工人联盟组织的出租车司机辗转来到曼哈顿市中心百老汇大街和默里街的拐角处，他们将车辆停在市政厅旁边，并宣称：除非市政府解决导致许多司机自杀的债务问题，否则他们不会离开。他们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在附近的Beaux-Arts地铁入口处悬挂了一个SOS求救横幅，摆放了一些折叠椅，然后坐下来等待市政府的回应。
午夜时分，我来到营地，发现八个司机在金融区的水泥地上相互开着玩笑。奥古斯丁·唐（Augustine Tang）邀请我加入他们。唐先生今年37岁，带着纽约本地人特有的神气，他继承了父亲的出租车执照（这是赋予出租车司机经营出租车权利的象征）以及53万美元的债务。他是这个团体中最为雄辩，且最年轻的发言人之一。他的同伴们都年长于他，他们在驾驶室里呆了几十年。比如来自孟加拉国的穆罕默德·伊斯兰（Mohammed Islam），欠下了53.6万美元；还有来自加纳的“大约翰”阿斯玛（Big John Asmah），他欠了70万美元。许多人在他们这个年纪都已经准备退休，这些司机却面临着每天工作14小时的未来，但这不会使他们摆脱债务、接近自由，而且他们将把痛苦的经济负担传给他们的孩子。
但这些司机也知道一条出路，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决定在市政厅大门外扎营。
2020年9月底，纽约出租车工人联盟起草了一项计划，为司机的贷款设定上限，并限制他们的月供额度。但是市政府对此置之不理，就像多年来，政府对纽约出租车工人联盟针对车牌债务的抗议置之不理一样。这次静坐是一次升级，试图迫使纽约市长比尔·白豪斯（Bill de Blasio）作出回应。
在司机斗争的激励下，我夜复一夜，周复一周地参与他们的抗议。我倾听他们的故事，为他们画像，在他们的纠察线上游行，并最终加入了他们的绝食抗议。尽管他们骄傲地保证抗争会赢得胜利，但我还是无法摆脱一种感觉：我正在目睹另一群纽约工人阶级的最后抵抗，他们将被管理着这座城市的对冲基金家族击垮。
出人意料的是，2021年11月3日，纽约出租车工人联盟宣布纽约市已经通过了他们计划中的几乎每一个要求。司机们胜利了。
“这次胜利意味着一切。劳动人民之间的团结真是太美好了，”唐告诉我，“我们之中有一些出租车司机没有任何牌照的，他们对我们的战斗表示感谢。在我们获胜后，有行业外的陌生人和我们一起哭泣。劳动人民只是希望劳动人民能够成功。”
司机们的胜利证明了集体劳工运动的团结力量。94%的出租车司机是移民，他们中95%是男性，但他们之间几乎没有其他共同点。出租车司机代表了几乎所有的种族、宗教和原籍国，他们总共能讲120多种语言。他们每天都呆在出租车里、“与世隔绝”，为越来越少的车费而竞争。然而几十年来，纽约出租车工人联盟，一个由出租车、代驾和共享汽车司机组成的21000名成员的工会，将他们团结在一起，解决他们的共同困境。现在，通过不懈的努力、精明的组织和顽强的团结，出租车司机们感动了整个城市。这是关于他们如何胜利的故事。
出租车是纽约市的象征，它鲜艳的黄色和顶部的广告令人印象深刻。它们在百老汇大街上飞驰、在机场排队、在周五晚上的布鲁克林大桥上挤满每一条车道。纽约有大约13500辆出租车，日夜不停地运送着乘客。如果没有它们，我们的城市会是什么样子？
几十年以来，对于纽约这座城市，以及纽约人而言，出租车牌一直被视作一种蓝筹投资。一个人可以以驾驶出租车为生，当他们年老时，可以卖掉执照并退休。市政府在1937年对执照数量设置的上限，赋予了它们价值，使得以驾驶出租车为工作成为可能。
但是，自2000年以来，许多力量合力颠覆了执照市场，破坏了司机的生活。首先是围绕出租车牌照的投机泡沫，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市长迈克·布隆伯格（Mike Bloomberg）政府推行的一项创收计划。为了填补纽约市的预算漏洞，出租车和豪华轿车委员会（Taxi and Limousine Commission）在2004年积极开展了拍卖新牌照活动。最终，纽约街道上增加了1000辆出租车。贪婪的放贷者和投机者涌入了这个被扩大的市场，帮助抬高了牌照价格。从2004年到2015年，车牌的价格从20万美元上升到超过100万美元。在此期间，市政府从销售税和拍卖收入中赚取了8.55亿美元，而一小部分银行家、经纪人和信用合作社老板则大赚了一笔。
随着牌照价格的飙升，纽约市、贷款机构和经纪人都把目标对准了司机队伍中的移民群体。出租车和豪华轿车委员会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中吹嘘道:“你有机会拥有纽约的一部分。”市政府承诺为司机提供稳定的收入和安全的退休生活，而司机们对此深信不疑。为了支付牌照的费用，他们办理了高利贷（它的条款被有意设置得不明确）。许多贷款让他们每月承担高达4000美元的费用，其中往往包括高额的还款、离奇的费用和令人眼花缭乱的利率。一些贷款要求他们通过签字转让他们的房子作为抵押。
然后，在2011年，优步（Uber）来到了纽约；2014年，Lyft也进入了纽约。数以万计的“额外车辆”涌入街道，出租车的乘客量下降了一半。2014年底，车牌泡沫破灭；2018年，车牌的售价低至16万美元。康涅狄格州的对冲基金Marblegate资产管理公司看到了盈利的机会，抢购了3000份贷款，不是从司机那里，而是从其他放贷者那里。据报道，这些贷款的平均售价为11万美元。
当然，司机们没有这样的机会。他们不得不偿还最初的贷款，而车牌价格的崩溃意味着他们无法出售牌照。他们陷入了一种债务奴役的境地，被迫与债权人以及城市签订了契约。
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了出租车司机的自杀事件。道格拉斯·希夫特（Douglas Schifter）这样的出租车司机的收入因叫车应用而锐减。2018年2月，希夫特把车停在市政厅大门外，朝自己的脸开枪。他在脸书上发布的遗书中写道，在优步进入纽约后，他每周需要工作120个小时才能勉强维持生计，而出租车和豪华轿车委员会征收的罚款、费用和延误使他深陷债务。61岁的他一贫如洗，看不到任何出路。
希夫特的死震惊了整个城市，最终让纽约人意识到司机的困境，但更多的自杀事件接踵而至。在接下来的九个月里，三名司机因无法偿还的牌照债务而绝望地自杀：64岁的罗马尼亚人尼康诺·奥奇索（Nicanor Ochisor）；56岁的Yu Mein“Kenny” Chow，来自缅甸；以及58岁的韩国移民Roy Kim。到2018年底，有8名司机自杀。
考虑到大多数出租车司机都在2010年代末陷入了财务困境，他们最终聚集起来对该行业进行抗议可能不足为奇。然而，单纯的绝望很少会导致集体行动，运动还需要更多的准备。
2017年底，当布朗克斯区的一家社区广播电台致电贝拉维·德赛（Bhairavi Desai），告诉她前两起司机的自杀事件时，她非常震惊，但并不惊讶。作为纽约出租车工人联盟的执行董事，德赛对困扰其成员的问题了如指掌。德赛是古吉拉特移民的女儿，在7岁时搬到新泽西。1996年，她23岁时，德赛开始组织出租车司机建立联盟。她每天都在加油站、车库和南亚餐馆消磨时间，她在碎石路面上结识了数百名司机。不到一年，她就和一些朋友结成了工会。
德赛身材娇小、声音沙哑，但意志坚强，她已成为出租车社区的传奇人物。一位前司机保罗·吉尔曼（Paul Gilman）称她为自己的“偶像”。司机们经常向她求助，分享他们的情感和经济痛苦，而早在2015年，她就已经开始感觉到司机们遇到了巨大的困难。事情的起因是，纽约出租车工人联盟的一名成员贾斯温德·辛格（Jaswinder Singh）在司机聚集地贴满了传单，上面写着：“如果你有一笔来自第一泽西信贷联盟（First Jersey Credit Union）的贷款，无法偿还；那就让我们一起去工会，让我们一起战斗。”司机们在纽约出租车工人联盟办公室召集了一次会议，然后和德赛一起去了信用社。德赛发现信贷人员令人厌恶，不尊重人，但司机们欣喜若狂；这是第一泽西公司有史以来做出的最大让步。“之后，我们去了街对面的唐恩甜甜圈店，我们在那里分享了热巧克力和土豆饼。我意识到人们是多么的挣扎，”德赛说，“我们不得不为我们的食物而精打细算。”
起初，纽约出租车工人联盟在幕后进行了大量关于车牌债务的工作。工会正忙于推动一项雄心勃勃的运动：对优步和Lyft汽车的数量设置上限，为其司机设置最低工资标准，这成为了其公开抗议的焦点（2018年8月，纽约市通过法律，暂停向优步与Lyft驾驶员发放新驾照）。即便他们非常忙碌，德赛和其他纽约出租车工人联盟的组织者还是挤出时间陪同司机与贷款方会面。她写信帮助他们获得贷款调整，并收集他们不断膨胀的债务数据。尽管如此，即使在得知前两起自杀事件后，她还是不愿给媒体联系人打电话。如果没人在乎怎么办？这会不会将更多的司机推向绝望？
在希夫特在市政厅前开枪自杀后，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道格拉斯自杀后，我们为他守夜，”德赛说，“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离开过街道。”
事实上，2019年底至2021年秋季，纽约出租车工人联盟举行了100多场抗议活动。我住在金融区，抗议几乎成为了我每天生活的背景。有一天，司机们堵住了布鲁克林大桥。之后，他们开着大篷车，按着喇叭，把牌子举在窗外。在下一站，他们在市政厅前游行、敲着鼓、高喊着：“城市在说谎！司机们已经快要死去！”办公室职员们则无动于衷地推搡着他们。
如果说自杀事件让出租车工人走上街头，那么新冠病毒的到来则把他们推到了市政厅的门口。大流行摧毁了出租车行业。2020年4月，在纽约市全城戒严的几周后，只有982辆出租车仍在工作。在新冠到来之前，出租车司机都难以支付每月数千美元的牌照债务，因此在大流行期间负担这样的债务俨然成为了一场闹剧。
来自太子港的64岁的司机多萝西·莱孔特（Dorothy Leconte）亲眼见证了大流行如何摧毁了许多人曾经赖以生存的行业。1987年，身为单身母亲的多萝西在华尔道夫酒店做着清洁房间的悲惨工作。此时，该市少有的一位女出租车司机为她指明了出路。不到两年，多萝西就买下了出租车牌照。她每天工作18个小时，用自己的牌照做抵押，赚到了足够的钱，供她的两个儿子上私立学校。她的负债超过50万美元，但直到优步出现，这才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她的收入下降，信用卡债务增加。此后，新冠出现，她的前夫（也是一名司机）死于这种疾病；她的儿子也在为房租苦苦挣扎。面对急剧增加的账单，她不得不开始为亚马逊工作，用自己的车运送包裹。由于负担不起出租车保险，她把车牌还给了出租车和豪华轿车委员会，转而为优步开车。她告诉我，“这纯粹是一种奴役”。
为了应对这种需求，纽约出租车工人联盟组织了互助，工会为生病的司机提供食物和药品，帮助他们申请失业。德赛开始了每周一次的广播节目，节目吸引了超过一千名听众。每周五晚上，她都会举行长达数小时的扩大会议，帮助司机了解其债务的复杂性。
纽约出租车工人联盟组织还提出了债务减免计划。贷款人将重组贷款，将每个司机的欠款上限设置为12.5万美元（这仍然足以让Marblegate公司获得适度的利润），而市政府将为贷款充当担保。在这样的调整下，司机每月的付款额不会超过800美元。
纽约总检察长詹姆斯（Letitia James）和纽约市审计长斯金格（Scott Stringer）等官员都支持这一计划。在一众支持者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来自皇后区的众议员佐兰·曼达尼（Zohran Mamdani），他是一名有魅力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在竞选时曾承诺结束过多的牌照债务。在上任后，曼达尼坚持了自己的承诺，在与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喝咖啡时，他谈到了出租车司机的困境。舒默曾在工会工作过，对司机的状况抱有同情；他的岳父是一名出租车司机，曾与他一起坐在皇后区的贝尔蒙特餐厅和其他司机聊天，对舒默而言这是一段美好的回忆。舒默将向纽约提供价值220亿美元的新冠救济资金。舒默告诉我:“我们做出了决定。我会告诉市长，希望他能用这笔钱中的一部分来帮助出租车司机。”
但白思豪并没有欣然接受这个计划，而是透露了他自己的计划。2021年3月，他的政府提出一项提议，市政府将设立一个6500万美元的基金，为出租车司机提供2万美元贷款，他们可以将这些贷款作为与银行进行交易的筹码，司机们另外还可以获得9000美元的救济。这就是他的全部计划。
但是，这项计划并没有打动纽约出租车工人联盟组织。“我知道，如果幸运的话，人们的债务会减少到30万美元，”德赛说，“但2万美元永远不会给他们获得实际债务减免所需的杠杆。”
因此，工会犹豫不决。德赛告诉我：“大多数人认为我们会接受任何提议，或者至少......以接受政府的步骤作为开始，但我们坚持认为他们的做法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城市支持的担保以减少债务，使司机得以生存。”
她说，这让一切都变得不同了。
纽约出租车工人联盟组织之所以有勇气拒绝市长的计划，是因为它进行了大量组织筹备工作。在过去的两年里，通过不懈的工作、研究和活动，工会已经巩固了一个由300名积极分子组成的核心成员。有了这支“军队”，纽约出租车工人联盟更有信心和动力来升级这场斗争。德赛表示：“我们必须引起整个城市，包括当权者和更广泛公众的注意。”
2021年9月19日，纽约出租车工人联盟在市政厅外设立了抗议营地。它坚持了最初计划中提出的要求，并且给纽约市设置了该月月底作出答复的最后期限，届时出租车和豪华轿车委员会将举行规则听证会。如果市政府不接受该计划，工会将升级其抗议活动，举行绝食抗议。
在抗议活动的第一个晚上，营地只有不到12个人，他们坐在被路灯照亮的折叠椅上；几天后，当我再次拜访时，至少有30名司机和支持者举着警示牌进行游行。此后的每一天，营地的基础设施都在增加，直到它占据了半个街区。它的南边是美国国旗和工会旗帜，北边是纪念自杀司机的纪念碑，东边停着出租车、摆放着桌子，桌子上满是由绰号为迪迪（在印地语中意思为大姐姐）的Lakhwinder Sehra烹饪的米饭和鹰嘴豆，她的哥哥是出租车工人联盟的司机。我在半途加入了游行，那里有海地司机艾萨克（Isaac）喧闹的喊叫声，还有来自大吉岭（Darjeeling）的藏族司机嘉佐（Gyatso）的鼓声。艾萨克曾是一名国际巡演的音乐家，嘉佐会说九种语言，两人都欠下了几十万美元的债。
在大多数游行中，出租车工人联盟的组织者穆罕默德·提普·苏丹（Mohammad Tipu Sultan）都站在队伍的最前列，他身穿科菲亚（Keffiyah）服装，手握喇叭，身材苗条，活力十足。他曾是一名来自孟加拉国的司机，他为自己与这位18世纪的迈索尔统治者（一位抗击英国的传奇战士）同名而感到自豪。他来自一个抗争的背景：他的父亲在英国时代曾支持左派学生组织，并因抗议巴基斯坦对孟加拉人的镇压而遭到监禁。苏丹站在一辆停着的出租车顶上喊道：“我们要正义！”而司机们则回应道：“（政府）去和工会谈谈！”
营地内有一种家庭般的氛围，人们吃着迪迪做的家常菜，这些一起长时间战斗过的人们轻松地相互调侃着。但这掩盖了一个巨大的悲剧：司机们已经失去了健康，并处在失去家园的边缘。在10月1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一位名叫伯哈恩·吉尔玛（Berhane Girma）的埃塞俄比亚老司机一瘸一拐地走到话筒前。他很虚弱，几乎快要哭出来了。他的右腿被拖在身后：他说，这是由于债务压力导致的中风症状。
紧随其后的，是26岁的库伯·桑乔·珀萨德（Kuber Sancho-Persad），他是特立尼达移民的儿子。他像举起一面旗帜那样，将父亲丘尼拉尔（Choonilal）的出租车灯举过头顶。丘尼拉尔在2017年死于动脉瘤，在此期间他的牌照被禁止赎回，他的妻子正与癌症作斗争。他的儿子库伯也成为了一名出租车司机，并继承了这笔债务，目前仍背负着57万美元的欠款。“这本该是美国梦，但它成为了美国噩梦，”他告诉观众，“他们夺走了我爸爸的骄傲。”
随着抗议活动的继续进行，越来越多的政治家站出来支持罢工者。虽然纽约的政治家们出现在抗议活动中并不罕见；但近年来，他们的支持变得有所不同，越来越多的进步派当选者采取了更积极的支持方法。74名纽约民选官员签署了一封信，支持出租车工人联盟的债务减免计划。众议员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特兹(Alexandria Ocasio-Cortez)是早期的支持者，并在营地停留与人们交谈。舒默和马姆达尼乘坐了理查德·周（Richard Chow）的车，他是一名来自缅甸的安静的出租车司机，他的兄弟肯尼（Kenny）因花费75万美元购买牌照，欠下了巨额债务，最终选择自杀。这两位政治家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他们的行车视频。
曼达尼一直在那里，发表激烈的演讲，并试图向那些认为这个问题已经被“充分报道过”的记者推销这个故事。曼达尼表示：“悲伤、创伤、苦难、剥削和整个危机的掠夺性——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真正的困难在于我们如何打破这一局面。”为了吸引到更多的关注，曼达尼不再去办公室，而是在抗议营地做他的工作，“如果有人想要见我，问我一些问题，他们必须先来看看，听听出租车司机的挣扎声。”
即便如此，纽约市还是拒绝与纽约出租车工人联盟谈判，并拖延到了联盟举行绝食抗议的最后期限。罢工的前一天晚上，我和蒂普·苏丹坐在一起喝着熟食咖啡。他刚刚带领另一支游行队伍绕着市政厅游行，当他讲话时，他的话语仍然带有抗议口号的韵律。
“我弟弟道格拉斯·希弗特的血就洒在那儿。他用猎枪自杀了，”蒂普·苏丹指着市政厅前上锁的大门说，“（市长）怎么能心安理得地进去?”他的声音因情绪激动而升高：“十多年来，这个系统一直让司机们感到失望。那些司机开展了战斗；我们将完成它。我们管理这座城市。这是我们的城市。我们管理着这些街道。”
绝食抗议于2021年10月20日开始。佳得乐取代了迪迪的米饭和鹰嘴豆，医生们也开始了工作。每天，纽约出租车工人联盟都会举行一个仪式来欢迎新的绝食抗议者：抗议者们坐在折叠椅上，一个接一个地站起来接受迪迪的祝福，迪迪递给他们椰子汁，并在他们的胸前别上红丝带。
在接下来的两周内，有78人在不同的时间点加入了绝食抗议，其中6人从开始到结束进行了14天的绝食。其中大约一半的罢工者是纽约市妇女协会的成员，包括德赛、莱孔特、唐、桑乔·佩萨德和周。其他抗议者还包括了美国民主社会党成员贾斯林·考尔（Jaslin Kaur），她在2021年竞选市议会时获得了该党的支持；民选官员如曼达尼和牛毓琳（Yuh-Line Niou）议员；以及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犹太人种族和经济正义组织、崛起和抵抗组织和DRUM（Desis Rising Up & Moving）等组织的成员。
绝食者裹着毯子，在市政厅外守夜。天气越来越冷，罢工者的力量也越来越弱。然而，白思豪拒绝与罢工者会面，罢工者也仍然拒绝进食。每次我经过营地时，我都感到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恐惧。尽管出租车工人联盟做了能做的一切，但大多数纽约人对罢工仍一无所知。他们不知道年迈的移民为了避免未来的债务劳役正在忍饥挨饿。工会试图付出更多的努力，他们得到了日出运动纽约分会和演员卡尔·佩恩（Kal Penn）的支持。10月25日，在绝食五天后，曼达尼与其他五名民选官员一起在百老汇中央静坐抗议，并因扰乱秩序而与他们一起被捕。
与此同时，舒默在幕后进行工作：“我得出的结论是，市长派去谈判的前出租车和豪华轿车委员会负责人对抗议者毫不同情，坚持他们旧的行事方式。”舒默表示：“当他们进行绝食抗议时，我决定与佐兰和巴拉维合作，打电话给市长进行干预。”
德赛说，这最终“把市长拉到谈判桌前”。她解释说，舒默是“市长既信任又尊重的一个声音，这样市长才能在出租车和豪华轿车委员会发出的反对声中听到我们的声音。”白思豪似乎听到了抗议者的声音。2021年10月27日，他终于通过Zoom与出租车工人联盟会面。在11月1日的面谈中，市政府的代表和德赛和工会成员坐在桌子的两侧。拥有大部分车牌贷款的对冲基金Marblegate的代表则独自坐在第三侧。
2021年11月3日，纽约出租车工人联盟宣布，市政府几乎采纳了其计划中的每一个细节要求。贷款上限为17万美元，每月还款额为1122美元，市政府将作为债务的担保人。
百老汇和默里街的拐角处爆发了欢呼。罢工者吃下了红枣和牛油果片，结束了他们的禁食，曼达尼猛烈地拥抱着唐。曼达尼的声音因激动而颤抖，他抓起一个麦克风，喊道：“这只是团结的开始。我们要一起战斗，直到我们再没有什么可以赢得的东西。”
那天晚上，我去了营地。抗议者拖出了扬声器，播放着班格拉音乐，司机、他们的支持者和家人跳舞、鼓掌、拥抱。蒂普·苏丹的女儿们在庆祝的人群中互相追逐，而他则与母亲合影留念。母亲是一位“革命女性”，他的父亲年纪轻轻就离开了人世，是母亲将这个家庭凝聚在一起。每个人都在自拍。每个人都发表了即兴演讲。不管他们说了是什么，传达的信息都是一样的：恭喜，我们做到了，这场胜利属于我们的，我们自由了。
在一个左派极少能够胜利、争吵不断的世界里，纽约出租车工人联盟的成功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因此，当德赛从14天的绝食斗争中恢复过来后，我采访了她，她的建议是什么？
“你必须拥有一个有组织的成员基础、一项政策和直接行动的核心要素。运动必须同时具有创造性和战斗性，这样它才能传达普遍价值，并抓住人们的想象。”她告诉我，“在整个事件中......我们想让人们知道我们会赢。失败不是一个选择。如此多的左翼选择将失败内化。你不能用这种方式来领导。你必须能够在道德的高地与坚信自己能够获胜的信心之间取得平衡。”
责任编辑：韩少华
校对：刘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