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9日，中国疾控中心发布《2023年7月猴痘疫情监测情况》，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内地新增报告491例猴痘确诊病例，较6月的106例明显增多。
对猴痘的传播，中国疾控中心曾表示，绝大多数病例为男男性行为人群（MSM），主要通过男男性接触传播。随着患者相关信息被媒体披露，社会上出现一些针对患者的攻击性、歧视性言论，有业内人士指出，这些污名化信息可能二次伤害患者，也不利于猴痘防控。
猴痘是由猴痘病毒（Mpox virus，MPXV）感染所致的一种疾病。据国家疾控局信息，去年 9 月，国内报告首例猴痘输入病例。今年 6 月以来，国内多个省份先后报告多例猴痘病例，引发新增本土续发疫情和隐匿传播的风险较高。随后，国家疾控局、国家卫健委在今年7月发布《猴痘防控方案》，指导各地启动防控工作。方案中还4次强调，各地在猴痘疫情防控过程中应注意保护病例、密切接触者和重点人群等个人隐私。
对传染病患者的歧视与污名长期存在，肝炎、艾滋病、新冠等患者都曾受此困扰。多年以来，传染病患者遭受就业歧视、生活歧视的事件屡屡引起社会关注，政府与民间机构共同推动了多项非歧视政策的出台。
猴痘疫情出现后，同期出现的部分言论再次引起业内人士担忧。北京无国界爱心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孔令坤一直在跟踪关注猴痘的防控和患者遭受污名化的情况，他就此撰写的《提供疫苗并在重点人群社区进一步加强猴痘综合应对措施》广为流传。他告诉南都记者，对传染性疾病的污名化和社会歧视，会让患者担心个人信息泄露后“社死”，而不敢寻求公共卫生和医疗系统的帮助，这既不利于患者康复，也影响到疾病的防控。
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官方微信7月发布的《 猴痘来了？！我们的敌人是传染病，不是传染病人》一文，也详细阐述了这种影响：包容性的公卫信息可以激励公众就自己和他人的健康做出更好的决策，而恐吓性的信息还会加剧污名化，让人们更加歧视本就脆弱不堪，也不信任卫生系统的人群。最终，这会导致受影响的人讳疾忌医，并可能使其健康状况恶化。作为艾滋病防控领域的知名社区组织，孔令坤和他所在的机构曾参加国务院高层组织的座谈会，就艾滋病防治工作建言。
在“社死”的担忧下，社区组织往往更能赢得患者的信任，而对猴痘的防控，仍可以借鉴比较成熟的艾滋病防治综合干预经验和服务模式。《猴痘防控方案》明确提出，各级疾控机构应当积极推动当地有能力、具有良好艾滋病防治经验的MSM志愿者或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猴痘防治宣传工作。
“怎样让潜在感染者愿意更早地接受服务，是需要社区组织和防治部门共同努力的工作。”孔令坤说。
孔令坤。资料图
南都对话：
病毒本身是不挑人群的，不应将感染人群标签化
南都：你是怎么关注到对猴痘的污名化和社会歧视？
孔令坤:去年9月世界卫生组织将猴痘定为“国际关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我们就关注到了相关情况。去年国际上出现猴痘疫情时，就带有一些污名化的表述，世卫组织也在去年11月将其英文名称更改为“mpox”，区别于旧称“monkeypox”（注：monkeypox中的monkey意为猴子，在一些语境下有人群歧视的意味）。随着国内出现猴痘病例，我们关注到，有的媒体在解读国家疾控中心的通报时，使用了不准确的用词，将感染人群标签化。实际上病毒本身是不挑人群的。
南都：哪些用词是不合适的？出现污名化对猴痘防控有什么影响？
孔令坤:中国疾控中心在猴痘疫情通报中介绍，绝大多数病例为男男性行为人群，主要通过男男性接触传播。有报道将之理解为，猴痘主要感染人群是男男性行为人群，这不太恰当。尽管现在报告猴痘病例都以重点人群为主，但中国疾控中心也明确，猴痘是人群普遍易感的。一些媒体报道所使用“主要感染人群”的表述，可能让公众误以为猴痘只影响部分特定群体。任何与有症状者密切接触的人都有风险，任何有多个性伴侣的人也面临风险。同时，这种标签化的措辞隐含着污名化的导向，会增加社会对一部分特定人群的歧视。比如，在猴痘感染者当中，男男性行为人群一直以来都遭受污名和歧视，他们普遍比较自闭、害怕隐私被披露，在感染后更不敢接受公共卫生系统的服务。但传染病的早期发现，有赖于患者的主动筛查、主动报告，这有助于我们及时溯源，尽快阻断传播链。但如果患者不信任公共卫生系统，担心被污名、被曝光，就会躲起来不接受治疗，这就会影响到猴痘的防控。
南都：国家疾控局、国家卫健委发布的《猴痘防控方案》提出，充分借鉴艾滋病防治综合干预经验和服务模式。各级疾控机构应当积极推动当地有能力、具有良好艾滋病防治经验的MSM志愿者或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猴痘防治宣传工作。有哪些艾滋病防控经验是可以借鉴的？
孔令坤:比如前边提到的患者担心隐私泄露的问题，这就可以借鉴HIV防控的经验，让来自重点人群的社区组织充分参与防控工作。社区组织不仅可以协助调查、流调、宣传，还能提供更具隐私保护的、被重点人群认可的预防干预服务。当患者不方便求助于外界时，就需要他们更熟悉和信任的社区组织提供心理疏导、生活物资采购等服务，之前就有住院的猴痘患者来沟通，帮他代买一些隔离需要的必要生活用品送进病房。
我们注意到，猴痘患者中存在“延迟诊断”的现象，一些人是对疾病认识不足，将非典型性猴痘症状当作普通的疹子，但也有人正是因为担心歧视，不敢求医和求助。怎样让潜在感染者愿意更早地接受服务，是需要社区组织和防治部门共同努力的事情。
《猴痘防控方案》让受影响的重点人群社区参与进来是很好的做法，有助于支持猴痘疫情的预防、准备、响应和复原。但社区组织还需要明确指引和领导，以协助和支持落实有效的综合干预措施。我也建议，在重点人群社区组织参与的干预活动中，增加协助“监测”这一项工作，以便在重点人群中针对流行病学追踪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建议由艾防部门负责猴痘防控，鼓励社区组织共同出力
南都：你建议让艾防部门主要负责猴痘的流调工作，这有何考虑？
孔令坤:世界卫生组织建议，重点人群的猴痘干预工作应该和HIV的日常工作相结合。非艾防部门与重点人群接触较少，可能会忽视他们的需求，例如，流调时隐私保护不足，或者过度追溯到公司，影响正常的生活和工作。
国内在防控HIV时已经建立了成熟的“医疗部门、社区组织、行政部门”工作网络，考虑到重点人群有重合，防控猴痘时可以继续运用这套工作网络。艾防所是工作网络的牵头单位，也是疾控系统内最了解重点人群、MSM人群的机构，综合看来，由艾防部门负责重点人群流调等猴痘防控工作是更合适的。
从我们了解的情况看，目前各地猴痘防控分成了两套体系，一套是艾防部门，负责对重点人群的宣传、教育、干预；另一套是传染病防治所，负责发现病例后的流调追溯、密接管理和消杀。两个部门是平行的关系，信息也少有互通。我们还是希望，针对重点人群猴痘病例进行流行病学调查时，由对MSM人群特点更为熟悉的艾防部门或相关单位具体实施或协助开展，这既有利于患者沟通和保护隐私，又便于快速响应。现在已知有的地区将部分猴痘防控工作交予当地艾防部门参与协作。
根据国际经验和我国《猴痘防控方案》，艾防部门与社区组织合作可以为重点人群在猴痘防控方面提供宣教、咨询与动员猴痘检测、监测、治疗和关怀等服务。
南都：从你的观察看，熟悉艾防工作的部门参与猴痘防控工作后，有什么变化吗？
孔令坤:直接感受是加强了对猴痘患者的服务。像某地两家知名的传染病医院，都以艾滋病治疗见长。他们收治猴痘患者后，由感染科的艾滋病医学专家参与治疗。因为他们比较了解重点人群的特点，所以病患住院后的隐私保护服务相对更好。比如，当病患需要住院治疗时，医院会出具更委婉的诊断报告帮助患者向单位请假，避免个人隐私被单位得知。
南都：目前全球只有一款猴痘疫苗获批上市，且尚未进入国内，国产疫苗还在研发中。从你了解的情况看，社群内部对接种猴痘疫苗的态度如何？
孔令坤:世卫组织一项技术简报显示，受影响人群持久的行为改变既难持续，又不足以消除猴痘，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增加猴痘疫苗接种和诊断的机会。去年9月一项我国重点人群社区猴痘研究显示，56.8%的受访者愿意接种猴痘疫苗。近期猴痘病例上升，社区里希望接种疫苗的意愿更高。猴痘防控除了流调、警示、宣教外，通过疫苗这种生物医学方法可有效截断病毒传播。目前我国港澳台地区都将接种疫苗作为优选措施，进口猴痘疫苗，且港台地区为经评估的高风险人群提供免费接种。从人群的角度，我们希望能借鉴这些国际经验，减少、控制猴痘传染，更快切断人际传播，防止猴痘疫情进一步升级。
南都：前边多次提到《猴痘防控方案》，你觉得文件落地还需要做什么？
孔令坤:这是一个比较框架性的方案，国际和我国港澳台地区经验是已将猴痘纳入第二类法定传染病报告，内地目前尚未将猴痘纳入法定传染病，但也已要求及时报告相关病例。这就需要地方部门加强重视病例监测和报告工作。目前一些地区可能没有特别关注猴痘疫情，若监测不严谨就会有疏漏的点位，无法有效追踪传播链。另一方面，我们也担心个别地区出现过度执行的情况，在当地造成恐慌。文件的执行力度如何把握，还需要疾控内部各部门间与医疗机构加强协调，同时重视社区组织的参与，注重人文关怀和明确无歧视工作流程的方式方法。
采写：南都记者 宋承翰 实习生 余虹 发自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