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使长途运输中的鱼保持鲜活，船长常常把一条鳗鱼放进桶里。在经济学领域，米尔顿·弗里德曼就是那条鳗鱼。
——保罗·萨缪尔森（1969）<1>
1966年末，在一次晚宴上，马丁·安德森，一位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有自由意志主义倾向的经济学青年教授，发现自己的邻座就是理查德·尼克松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律师。尼克松在第一次宣布退出政坛后就加入了这家纽约公司，他对记者说：“你们再也不能把尼克松的名字在新闻里胡写一通了。”然而这名律师不喜欢尼克松，到晚宴结束时，他也开始讨厌安德森了。他告诉安德森：“如果你持这样的观点，那你不应该为我工作，你应该为我的老板工作。”几天后，安德森接到了尼克松的公司合伙人兼私人顾问伦纳德·加门特的电话。加门特告诉安德森，他听说有一位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发表了一些“疯狂”的言论，于是他决定邀请安德森过来聊一聊。不久，安德森就开始定期参加一个小团队举行的会议，而会议的内容就是策划尼克松在1968年总统大选中的政治复活。<2>
在1967年3月的一次会议上，尼克松团队把注意力转向了征兵。为了应对战争，美国在大多数主要的战役中都进行了征兵，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会第一次批准了一项常年的持续征兵政策。这个国家肩负着全球的责任，没有人能确切地知道一场“冷战”需要多少名士兵。在接下来的25年里，政府每年都征召了成千上万名士兵。
到20世纪60年代，公众对征兵的支持力度开始减弱。虽然服兵役被描述为一项普遍义务，但只有不到一半的美国男性在军队服过役。随着越南战争愈演愈烈，对挑选一些人去服兵役或者说是去送死这一最基本的不公平政策的反对声音也一浪高过一浪。改革者提出了一些想法，如用全国抽签的方式取代地方征兵委员会，或是要求全部男性参加军事训练，但这些想法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不公平的问题。
“我有个主意。”安德森对尼克松团队的人说。他刚刚读了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一篇文章，他认为政府应该结束征兵制，转而通过提供有竞争力的工资来招募完全自愿参军的人。“在结束征兵的同时加强我们的军事力量，这是件两全其美的事情，如果我能展示如何做到这一点的话，你们觉得这个主意怎么样？”安德森问团队成员们，“让我就此写一篇论文吧。”<3>
世界在不停地变化，并且很难用一个原因来解释。美国于1973年结束了征兵制。其中一个原因是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迎来了婴儿潮；另一个原因是那个名叫林登·贝恩斯·约翰逊的人太缺乏安全感，他因为担心会处于不利地位而加紧推行征兵，从而导致了大规模的反战运动；还有一个原因是要教新兵学习新军事技术越来越难，加之投票年龄降低到了18岁，而生活在日益繁荣的国家里的年轻人根本不想参加战斗。这些原因都非常重要，但不得不说，最重要的原因还是米尔顿·弗里德曼说服了安德森，而安德森又说服了最终赢得1968年总统大选的尼克松。
弗里德曼是一位令人敬畏的学者，他于1976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应该作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而被后人铭记，他是这场保守派反革命运动最有说服力的预言者，这场反革命运动重新定义和塑造了美国甚至全世界人民的生活。
他在1998年的回忆录中写道，当政策制定者打开冰箱门时，经济学家会确保里面有充足的食物——“通过在危机时刻也能留有选择的余地”，来施加影响力。<4>他在结束征兵制这项政策中所扮演的角色标志着他第一次成功地用自己的信仰扭转了政府政策的方向。此后，更多的胜利接踵而至，但是当弗里德曼的生命走到尽头时，他回忆说，他最为骄傲的仍然是他的第一场胜利。他说：“此后我所从事的所有公共政策活动都再也没有给我带来这么大的成就感。”<5>
米尔顿·弗里德曼像一个游离的电子一样，以一种颠覆性的方式举重若轻地搅动起一场思想意识的革命，他的影响贯穿整个20世纪，直到他轻轻地走了，留下了一个被他的思想重塑的世界。他个子矮小，戴着一副大大的眼镜，像一个天生的推销员一样有着孩童般的热情。伟大的科学家常常被描绘成极不善于与人交流，这一点甚至还被认为是他们有才华的一个标志。相比之下，伟大的经济学家往往是自己思想的推广者，而在这方面，几乎没有人能和弗里德曼媲美。他那有启发性的思想简单而又通俗：开放市场是人类最佳的管理体系，定然比传统的政府形式要好得多，而政府的权力应被控制在绝对的最低限度。他开玩笑地说，如果政府官员控制了撒哈拉，那么很快就会出现沙子短缺的情况。
1980年，美国公共广播公司推出了一档节目，名为“自由选择”（Free to Choose），这个节目宣传的都是弗里德曼的思想和观点。节目中，弗里德曼举起了一支再普通不过的黄色铅笔，然后对这支铅笔的构造进行了想象和描述。“事实上，要有成千上万人的合作才能最终制作出这支铅笔。”弗里德曼这样告诉听众，他列出了提供木材、石墨、黄色和黑色油漆、橡皮擦以及金属箍圈的工人名单。“这些人说着不同的语言，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如果他们遇到彼此还可能会仇视对方。但是什么把他们聚在了一起呢？”他用笔尖轻轻敲着桌面，“这就是价格体系的魔力。”
他还是一个犀利的辩手，这使一位同事发觉，要想辩驳弗里德曼的观点，最好选他不在场的时候。<6>弗里德曼总是面带着柴郡猫似的微笑，安静地听对手将观点表达完，然后他就会娓娓道来，让对手明白为什么他们的观点是错的。
在职业生涯的前半部分，弗里德曼进行了大部分重要的学术研究。而在后半部分，用纽约参议员、公共知识分子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的话来说，他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最具创造力的社会政治思想家”。莫伊尼汉有资格评判弗里德曼，因为他们在同一阵线上工作。<7>即使是那些不同意弗里德曼观点的人也发现自己无法忽视他的抨击。在20世纪60年代，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说：“虽然只有一小部分经济学家会被他的观点说服，但是在任何一场学术午餐的餐桌上，人们谈论的话题都更可能是关于米尔顿·弗里德曼，而不是其他经济学家。”<8>
半个世纪过去了，经济学家仍在谈论弗里德曼，但更多的人已经认同了他的观点。曾在克林顿政府和奥巴马政府时期担任高级官员的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劳伦斯·H.萨默斯在2006年写道，弗里德曼在年轻时是一个“妖魔化的形象”，但后来，他越来越钦佩弗里德曼。萨默斯写道：“他对当今世界经济政策的影响比任何其他现代人物都大。”<9>他在哈佛大学的同事安德烈·施莱弗在2009年写道，1980—2005年是“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时代”。<10>
米尔顿·弗里德曼的父母来自奥匈帝国的小城市贝雷格什，但他们相遇在布鲁克林，弗里德曼也于1912年7月31日在那里出生。他在新泽西州的拉维长大，他的家族在那里拥有一些小型企业，在不同时期分别开设过一家服装厂、一家纺织品商店和一家冰激凌店。16岁时，弗里德曼离开了家，进入了罗格斯大学，在那里他勉强服了兵役。在他入学后，学校要求学生参加后备军官训练团；弗里德曼完成了规定的两年训练，并退出了该训练项目。<11>几年后，弗里德曼写道：“我认为后备军官训练团是一个负担，它对于我自身和国家都没有任何显著的好处。”<12>
他开始学习数学，打算成为一名精算师。但在大萧条时期，他发现经济学更有趣，并且他的一位教授帮助他争取到了一个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13>于是，在1932年，弗里德曼在口袋里揣上他在读书期间赚到的一点钱，开始了西行的征途。在他读本科期间，校园里的新生被要求穿白袜子，戴绿领带。有经济头脑的弗里德曼和他的一个同学获得了罗格斯大学院长的许可，可以向学校里的新生出售这两样东西。<14>很快他们就把业务扩展到出售二手课本，这引起了校园书店的抗议。对弗里德曼来说，幸运的是，院长的那封许可信并没有具体指定他们可以销售的物品种类和范围。
然而，这点钱不足以供弗里德曼读完研究生。1935年，弗里德曼和他的妻子——与他一同在芝加哥大学学习经济学的研究生罗斯·迪雷克托，搬到了华盛顿特区，在那里他们加入了受雇于联邦政府“新政”项目的经济学家大军，彼时，这支队伍正在迅速壮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政对我们个人来说是一根救命稻草，”弗里德曼写道，“新的政府计划为经济学家创造了一个繁荣的市场，尤其是在华盛顿。如果没有新政，作为经济学家的我们能否找到工作就很难说。”<15>
罗斯于1910年或1911年出生于俄罗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与家人移居美国。她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长大，并在里德学院注册入学，之后转到芝加哥大学与她的哥哥团聚。她的哥哥亚伦·迪雷克托当时是一名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后来他成了他们那一代人中最重要、最坚定的自由意志主义者之一。罗斯是在雅各布·维纳教授的经济理论研讨会上认识弗里德曼的；因为维纳教授按姓氏首字母来给学生座位排序，所以他们的座位刚好挨着。他们于1938年结婚。当罗斯写信给她的哥哥告诉他这个消息时，亚伦回复道：“告诉他，我不会因为他强烈的新政倾向而对他使用侮辱性的字眼。”<16>这是一场经济学家的联姻。米尔顿说：“我仍能回忆起我们一起度过的许多个愉快的夏夜，在熊熊的炉火前，我们一起讨论消费数据和经济学理论。”弗里德曼夫妇还用数字对他们会频繁产生争论的问题进行编号，因为这样更有效率。直到老年，他们还会用“数字二”这个代号来代替那句“我错了，你是对的”。<17>罗斯从来没有完成过一篇属于她自己的论文。在对公共政策问题进行研究时，她是弗里德曼的合作者；在他那些受欢迎的作品问世时，她是他的编辑，也是他的智囊。罗斯说，即使是在结婚半个世纪之后，她也永远不会原谅弗里德曼在20世纪40年代初作为一个年轻的财政部官员所做的事。当时，弗里德曼制定了雇主必须从工资中预扣税款的规定，从而促进了政府的发展。<18>
在战争年代，弗里德曼还在一家政府资助的智库工作过，该机构致力于应用数学来解决军事问题。例如，当一架战斗机可以拥有8支小型机枪或4支大型机枪时，哪种选择更好？<19>弗里德曼负责的项目之一是测试喷气发动机涡轮叶片的合金。弗里德曼发现了一条捷径：他分析了数据，想出了一种新的合金，并请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实验室进行制作及测试。弗里德曼的计算表明，这种刀片应该可以使用200小时。可惜事实上它只坚持了两个小时。<20>弗里德曼后来说，这段经历使他终身都对复杂的公式和预测持怀疑态度。的确，他的公共政策指导原则的一个基本主旨是，政府应该在暗中运作，对大多数问题的恰当反应是少插手，即使插手也要稳步而缓慢地推进。他说，雄心勃勃的干预往往会让事情变得更糟。<21>
与他对未来的怀疑形成对比的是，他对过去有一种非常浪漫的看法，他总是把现代社会的衰落状况与一个更早的时代相比，他想象在那个时代里，人们能够照顾自己，并竭尽所能使社会变得兴旺繁荣。精英体制是一种对外部人才有深深的吸引力的理念，而弗里德曼选择看到个人主观能动性的作用，而不是有公众支持的背景。所以他认为应该得到赞美的是司机，至于道路修得好，那是理所应当的。
富有的资助者的支持贯穿了他的整个职业生涯，这些资助者渴望找到一个支持限制政府权力的知识分子来帮助维护他们的利益。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发表了弗里德曼的博士论文，后来还对他的一部在货币政策方面具有影响力的著作给予了支持。这一机构是弗里德曼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支持者。它成立于1920年，目的是收集和发布经济数据。在政府接纳它成为一个扮演重要角色的国家机构之前，洛克菲勒家族和其他石油大亨曾出资支持它的工作。弗里德曼的论文对于要求医生必须拥有执业资格才能行医这一点进行了批评，他认为这是政府在帮助医生以病人的健康为代价来限制竞争。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认为他的这一观点有些过分。执业资格毕竟是被广泛认可的一种必要的质量控制手段，因此，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拒绝发表弗里德曼的这篇论文。直到后来他软化了措辞，研究局才同意公开这项研究。论文最终于1945年问世，弗里德曼也凭借这篇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22>
那一年，弗里德曼曾短暂地在明尼苏达大学任教，并与另一位年轻教授乔治·斯蒂格勒共用一间办公室。他们两个人第一次见面是在芝加哥读研究生时，他们为持自由论的经济学教育基金会合著了一篇对租金管制进行抨击的文章，调皮地取名为“屋顶还是天花板？”（Roofs or Ceilings？）。弗里德曼和斯蒂格勒首先描述了旧金山在1906年地震后的快速重建过程，那次地震摧毁了该市的大部分地区。然后，他们跨越40年，写到旧金山再一次需要一波新的建设来容纳不断增长的人口。但这一次，他们说，政府挡住了去路。他们认为，租金管制阻碍了新公寓的建设和现有公寓的维护。他们说，在限制房东的利润的同时，政府也损害了房客的利益。<23>
经济教育基金会反对弗里德曼和斯蒂格勒在文章中提到的观点——减少经济不平等是公共政策的一个合理目标，尽管他们补充说，控制租金是追求这一目标的错误方式。基金会在没有得到作者许可的情况下，插入了一段话，称连弗里德曼和斯蒂格勒这么软心肠的人都反对控制租金，以此作为噱头，让这一读本的内容更加令人信服。仅一个房地产经纪人行业组织就发放了50万份影印本。<24>
到1946年秋这个读本发行的时候，弗里德曼已经离开明尼苏达州，加入了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队伍。不久之后的1947年春天，他与亚伦·迪雷克托以及斯蒂格勒前往瑞士参加了朝圣山学会的第一次会议，朝圣山学会是一个由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创立的组织，他把一群孤独的自由市场的传道者聚集在一起。在这群人原本的工作环境中，他们是被敌视的，因为他们的思想被广泛认为是危险且守旧的。“在欧洲，没有人相信美国的生活方式，也就是不信任私营企业，或者更确切地说，那些相信它的人，比英国在1688年后落败的詹姆士二世党还要没有未来和希望。”英国的政治评论家A.J.P.泰勒于1945年在一个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中说道。<25>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段时期，连找到一个相信美国生活方式的美国人都很难。
哈耶克1899年出生于奥地利，他的职业生涯在大萧条之前就已经开始扎根。他在自由市场信念中长大，从未放弃过这一信念。在他于1944年出版的那部最著名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中，哈耶克抨击了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有关的干涉主义经济学。哈耶克认为，社会主义是不好的，政府扩大在经济管理中的作用会导致经济滑坡，最终会导致国家以进入社会主义而告终。
哈耶克对社会主义逻辑的攻击是强有力且持久的。他认为，在开放市场中，价格传递的信息远远超过任何官方机构能够收集的信息，而一场交易如果基于这些价格来配置资源，其效率将远远超过任何官方机构能够达到的水平。相比之下，他的滑坡理论（slippery-slope thesis）却是一种有缺陷的危言耸听：正如凯恩斯在一篇尖刻的反驳中所指出的，哈耶克承认某些政府职能的必要性，但几乎没有解释他偏爱的干预形式与会导致社会主义的干预形式之间的界限。凯恩斯认为，在市场和管理之间取得平衡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26>
弗里德曼在朝圣山学会会议上交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也得到了喘息的机会。此后，朝圣山学会会议变成了一年一度的活动。他回忆说：“它给了我们这群人一个星期的轻松时光，我们这样的人可以聚在一起，敞开心扉，不必担心会有人在背后捅刀子。”<27>
在1951年的一篇文章中，弗里德曼预测公众也会很快对他所描述的西方世界转向集体主义的场景失去耐心。他察觉到一种潜在的自由主义倾向，在传统意义上，这是对自由市场和极简政府的承诺。他写道：“新思潮的发展将取代旧思潮，为下一代立法者提供指导思想，即使这种思想很难影响到新一代立法者。在汹涌的浪潮中，思想很难逆流而上；当巨浪开始平息的时候，就是他们的机会到来的时候，但潮水涌向的方向尚未扭转。”
“如果我是对的，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时刻。”<28>
1956年6月，弗里德曼在印第安纳州西部的沃巴什学院的一次演讲中首次谴责了征兵制。这是由威廉·沃尔克基金会为青年经济学教授组织的一场夏令营，该基金会由堪萨斯城的一家窗帘制造商资助，是20世纪中期美国自由市场思想传播的最重要的资金来源之一。弗里德曼是夏令营中最有吸引力的明星人物。这次演讲是对政府的一次广泛的攻击。他有一份列表，其中列举了14项他认为有误导性的公共政策，对征兵制度的批评是第11项，其余13项还包括国家公园、邮政服务和公共住房政策。弗里德曼说，政府“干涉了年轻人塑造自己生活的自由”。<29>
罗斯·弗里德曼将这篇演讲和其他几篇演讲稿进行了整理，便成了米尔顿·弗里德曼的第一部著作《资本主义与自由》。这本书在1962年的出版标志着米尔顿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出现。它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书籍之一，尤其是因为罗纳德·里根是它的粉丝。这些版税支付了弗里德曼在佛蒙特州的避暑别墅的费用，他们将其命名为Capitaf<30>。但最重要的是，《资本主义与自由》帮助弗里德曼与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建立了联系。
196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戈德华特是里根的“测试版”。他反对政府，提议结束联邦政府对能源、电话和航空业的监管，提议减税，并提议将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私有化，该机构为美国东南部的大部分地区提供廉价电力。
戈德华特对弗里德曼的支持促进了该书的销量，弗里德曼为戈德华特在1964年9月3日正式启动大选所准备的演讲稿撰写了部分内容。戈德华特说：“共和党人将尽快结束征兵制。我向你们保证。”<31>他说服兵役应该和任何其他职业一样。
几周后，弗里德曼为《纽约时报杂志》撰写了一篇题为“戈德华特对经济学的观点”（The Goldwater View of Economics）的文章，阐述了这一主题。<32>他把征兵描述为一种税收：政府占用了人们的时间，但对他们的补偿却明显不足，人们不会去自愿服兵役就是证明。在弗里德曼看来，这和埃及法老用来建造金字塔和大不列颠用来统治海浪的强迫劳动制度是一样的，这是不合理的。弗里德曼的儿子大卫在1964年就满19岁了，这使他更加愤怒。“我们怎么才能证明付给他的钱比他愿意为之服务的数目少呢？”弗里德曼在几年后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这篇文章先后传到了安德森和尼克松那里。“除非在国家最紧急的时刻，否则我们怎么能证明非自愿的劳役是正当的呢？文明进步的一大成果是废除了贵族或君主强制奴役的权力。”<33>
弗里德曼的观点可能会让美国的开国元勋感到困惑。托马斯·杰弗逊写道：“每个公民都有义务服兵役；希腊人和罗马人就是这样的，每个自由国家也必须如此。”<34>乔治·华盛顿认为，一支由职业军人组成的军队对民主构成的威胁要比一支由义务兵组成的军队大得多。但是反对征兵也是一个古老的传统。在17世纪英国内战期间，激进的平等主义者发起了一场植根于城市中产阶级并致力于共和政府的政治运动，他们提出结束征兵制，作为他们的标志性改革之一。他们认为，任何人都不应该被要求去战斗，除非他“认为冒着自己生命危险或者可能让别人失去性命的事业是公平的，他对此感到满意”。<35>
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对征兵制的支持也绝不是一致的。1946年，俄亥俄州共和党参议员罗伯特·A.塔夫脱前往葛底斯堡国家公墓发表阵亡将士纪念日演讲，谴责延续征兵制本质上是极权主义。<36>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在一次演讲中帮助说服了1956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阿德莱·史蒂文森提出结束征兵制的可能性。而就在几个月前，弗里德曼刚刚在沃巴什发表了演讲。<37>有人开玩笑说，这是弗里德曼和加尔布雷斯唯一达成一致的事情。<38>
然而，1964年，反对征兵的人仍然占少数。许多人参加了要求修改征兵制的运动，但要求结束征兵制的人却寥寥无几。共产主义的身影开始浮现；军队是民主的堡垒，专家普遍认为没有其他办法可以找到足够的士兵。在戈德华特发表讲话后，约翰逊总统成立了一个研究小组来弱化其演讲内容的影响力，然而他的顾问认为这不过类似于共和党候选人向选民承诺免费午餐。研究小组的结论是明确的：“通过增加军事补偿来吸引志愿者加入部队是不合理的。”<39>
但就像鲍勃·迪伦在那一年所唱的那样，时代在变。肯尼迪总统在1961年的就职演说中最著名的恳求是：“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问问你自己能为国家做些什么。”这句话引起了共鸣，因为与之相对的趋势正在形成。人们越来越倾向于把个人的权利置于社会的需要之上。这种新情绪最早的一些表现是地方范围内的一些小规模的反抗行为。20世纪60年代初，理查森的达拉斯郊区通过投票决定将学校餐厅的牛奶价格定为7美分，而不是接受联邦政府的援助，只收取2美分。佛罗里达州莱克兰市的市长拒绝了联邦政府为重建该市供水系统提供的资金。他解释说：“供水系统滋生了冷漠，破坏了人们的积极性，为侵犯个人权利打开了大门。”<40>最早注意到这一点的民意调查专家塞缪尔·卢贝尔写道，美国人的优先事项正在“从获取转变为保留”。<41>尼克松是最早领会其含义的政治家之一，他在1973年的就职典礼上巧妙地修改了肯尼迪提出的挑战：“让我们每个人不仅要问政府将为我做什么，而且要问我能为自己做什么。”
其他方面的变化也在起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人开始大量生育；1964年，恰逢婴儿潮过后的第19年，符合征兵条件的年轻男子的数量急剧增加。在1938年出生的120万美国男性中，42%的人曾在军队服兵役。而在1947年出生的190万美国男性中，尽管越南战争升级，但还是只有27%的人选择入伍。<42>有众多研究征兵的团体涌现，其中之一在报告的标题中提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当服兵役不是全民行为时，服兵役的都是谁呢？”
1964年，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各地区的征兵委员会。在威斯康星州，征兵委员会常常不会征召专门从事农业设备的机械师；在阿拉斯加，征兵委员会不会考虑征召眼科医生，“因为那里眼部疾病较为多发”。<43>美国选择性服役管理局对这一特异性的筛选机制大加赞赏，例如，它吹嘘说，通过给从事教师工作的男性提供延期服役待遇，全国的教师缺口成功地被填补了。<44>但问题是其中有些人并不想当老师。征兵委员会也表现出将少数族裔送上战场的倾向，这可能与密西西比州地方征兵委员会的成员中没有非裔美国人有关。
技术也减少了对体力劳动的需求，在战争中和在工厂中都是如此，而且越来越多的工作涉及对复杂机器的操作。军队需要的是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士兵，而不是两年之后就逃之夭夭的义务兵。
还有越南。1965年3月8日上午，大约3 5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在岘港市以北的一个海滩登陆，并受到越南妇女的热烈欢迎，她们手捧花环，举着写有“欢迎勇敢的海军陆战队员！”的标语牌。彼时，约翰逊总统已经决定派遣地面部队参与这场愈演愈烈的战争，最终预计将有270多万美国人前往那里。公众对征兵和战争的愤怒交织在一起并不断升级，直到尼克松采取行动结束此事。
1966年5月11日晚，几百名芝加哥大学的学生占领了校园行政大楼，除记者、看门人和在地下室的电话总机前工作的女员工外，所有人都被禁止进入。《纽约时报》没有认真对待他们，报道称，学生带着食物、铺盖卷和“至少一架班卓琴”，并配了一张照片作为插图，照片上是一个女人抱着一个孩子，孩子坐在她的大腿上并且不安分地扭动着。报道的标题写着“抗议者的儿子抗议”。<45>学生（如果不是所谓的儿子）是在抗议征兵制度的改变。刘易斯·赫尔希，这位72岁的将军，几乎从1940年美国选择性服役管理局成立之初就一直领导它，他已经决定结束对绝大多数大学生的征兵豁免。只有最优秀、最聪明的学生仍然可以留在教室里，其他人最好通过服务于国家来更好地为国家做出贡献。
作为对抗议活动的回应，芝加哥教职员议会宣布将举行一次会议来讨论征兵制。为期三天的活动于1966年12月初举行，并吸引了全明星阵容参会：赫尔希将军和非战争主义者中央委员会军事和征兵咨询机构的执行秘书；以画困境中的小人物而闻名的漫画家比尔·莫尔丁；一位高兴地说自己代表一支最古老的志愿军的修女；还有两位最年轻的国会议员，马萨诸塞州民主党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和伊利诺伊州共和党众议员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
会议上有文章和演讲者的报告，但更多的是围绕一系列问题的自由讨论：征兵制到底有什么好处？有什么是可以改进的？又有什么可以取代它呢？一开始，120名参与者中的绝大多数人表示，他们不认为有可以替代征兵制的办法。最后，弗里德曼和他的盟友说服了一半的参与者签署了一份请愿书，呼吁建立一支全志愿部队。<46>
最能赢得群众支持的人是华特·欧伊，他是一位在四年级时就失明了的经济学家，当他通过努力一步步走上芝加哥大学的演讲台时，他已经无法区分昼夜了。欧伊于1929年出生于洛杉矶，父母是日本移民。<47>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一家被关押在科罗拉多州东南部的格拉纳达拘留营，这一经历让欧伊终生难忘，并因此开始关心政府的越权行为。尽管视力日益退化，但他还是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获得了学士和硕士学位，并于1962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了劳动经济学博士学位。1964年，他获得了五角大楼提供的奖学金，致力于从事约翰逊为应对戈德华特而下令进行的征兵研究。
欧伊并没有因为失去视力而退缩。助手将文章录音给欧伊听，先是用盘带，后来用磁带，最后用上了数码设备。他将计算指令告诉他的研究助理或他的妻子，并且教他们进行回归分析和其他统计技术。他凭记忆发表演讲，滔滔不绝地讲出事实和数字，仿佛是有一篇稿子供他照着念一样，也许在他的脑海中真的就有那么一篇。作为消遣，他会坐在赛车比赛的看台上，在赛车呼啸而过的热浪和噪声中摇摆。他甚至在亚特兰大赛车场里搭上了一辆引导车，这样他就能真实地体验在赛道上飞驰的感觉了。
在后来的几年里，欧伊告诉他的女儿，他决定不再从事实验科学的工作，因为他害怕自己会搞砸一些事情，但欧伊确实喜欢制造一些小混乱。他最喜欢讲的一个笑话是，两位高官观看阅兵，在所有的坦克、导弹和士兵方队走完之后，一辆马车行进过来，里面有几个衣衫褴褛的平民。“他们是谁？”一位高官问。“哦，这些是经济学家，”有人回答，“他们的杀伤力绝对出乎你的意料。”欧伊还会发表一些荒谬的言论，让他的来访者感到不安，然后让他的助手描述来访者脸上的表情。这种好斗的作风在经济学家中很受欢迎，因为这门学科中有一大群大男子主义的知识分子。多年来，芝加哥大学的经济系每年都会以欧伊的名义颁发一个奖项给提出最荒谬问题的研究生。
欧伊在芝加哥会议上的演讲逐字逐句地抨击了他协助撰写的五角大楼研究报告。五角大楼曾将实行志愿兵制度的额外成本敲定为至少55亿美元，大约相当于每年国防开支增加10%。欧伊认为，这种说法既言过其实，又具有误导性。他说，实际花费不会超过40亿美元，五角大楼没有考虑到志愿者延长服兵役时间的可能性，进而可以减少对新兵的需求。五角大楼的研究还忽略了允许男性从事其他行业的经济效益，欧伊估计，这些行业的收入将超过50亿美元。换句话说，一个全部由志愿者组成的军队对经济是有好处的。<48>
组织这次芝加哥会议的人类学教授索尔·塔克斯写道，欧伊说服了与会者“完全放弃征兵可能不是一个出格的选择”。<49>其他人也给出了类似的赞扬。美国和平队副主任哈里斯·沃福德说：“多亏了过去几天的会议，以及那些文件和辩论，我现在已经完全接受组建志愿军的想法，并把结束征兵制作为真正的目标了。”回到华盛顿后，国会议员拉姆斯菲尔德提出了结束征兵制的议案，并把欧伊的陈述写入国会记录中。
但约翰逊政府对此毫无兴趣。1967年3月，约翰逊要求将征兵期限延长4年，坚持认为没有其他更好的具有现实意义的选择。该法案很快以极大的优势在参众两院获得通过。只有9名众议院议员和2名参议院议员投了反对票。时任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任的约翰·J.福特回忆说：“当时国会议员中有相当大比例的人是服过兵役的退伍军人。<50>他们几乎整个青壮年时期都生活在美国兵役法的影响下。他们有一种为国家服务的道义上的正义感，或者认为至少应该为这种服务尽一份义务。”<51>
在结束征兵制的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的经济学家中，马丁·安德森是唯一曾在军队中服役的人：他在达特茅斯学院参加了后备军官训练团项目，然后在1958—1959年担任陆军情报处的少尉。<52>回到学术界后，他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并在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任教，教授金融学。安德森反应敏捷，善于交际，有逆向思维的天赋。1964年，他出版了《美国联邦城市更新计划》（The Federal Bulldozer），呼吁终止城市更新项目，当时被广泛视为先进的城市政策的缩影。安德森认为，政府对住房的破坏远远大于它所进行的建设，他还嘲笑了贫困家庭正在寻找更好的住房这一前提。他写道，如果存在这样的房子，“向人们推荐这些诱人的廉价住房，而不必费心拆掉他们的房子，不是会简单得多、省钱得多吗”？<53>安德森也喜欢当面抨击当权者。那年秋天，安德森和他未婚妻安纳丽丝在曼哈顿上西区挨家挨户地为戈德华特宣传造势。
同年秋天，米尔顿·弗里德曼来到哥伦比亚大学，担任了一年的客座教授，安德森也与他发展了一段友谊。一天晚上，在弗里德曼的公寓里，他们从晚上11点左右开始争吵；三个小时后，安德森说他太累了，不想再继续吵了。“好吧，”弗里德曼露出了笑容，“那就算我赢了。”<54>安德森还加入了一个以小说家艾茵·兰德为中心的自由主义者的圈子，但这个圈子组织松散，圈里的人联系并不紧密。这群人中包括一位高调的经济学家，名叫艾伦·格林斯潘，他进入了商界而非学术界，并因此拥有了一套豪华公寓和一辆蓝色的凯迪拉克“黄金帝国”敞篷车。
1967年春，安德森读了弗里德曼和欧伊在芝加哥会议上提出的反对征兵制的论点的印刷版文件，并向尼克松的顾问提出了一个想法。随后，他聘请格林斯潘帮助他为尼克松起草一份备忘录。于是两人合作在4月提交了一份7页的版本，又在7月4日提交了一份30页的版本。他们由断言没有人喜欢征兵制这一观点引入论述。他们写道：“这种做法之所以被勉强容忍，只是因为人们认为维持和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是绝对必要的。”备忘录随后描述了欧伊的想法：对征兵进行有效的税收，并相对减少招募志愿者的成本支出。安德森和格林斯潘的结论是：“因为它是道德且公平的，因为它能提高我们国家的安全程度，因为它在经济上是可行的，所以我们应该对建立一个全志愿武装力量的目标给予高度优先级，并向志愿兵支付合理的、体面的工资，这样才会给予我们国家的年轻人机会，让他们有尊严地、光荣地、自由地参与到保卫国家的行动中来。”<55>
尼克松称这份备忘录“非常有趣”，并让他的顾问传阅。有些人喜欢这个主意；有些人的反应则是对此感到担忧，称尼克松会激怒保守派选民。这种担忧的加剧是在1967年9月下旬，当时320名著名的自由主义者——包括诺贝尔奖得主莱纳斯·鲍林，诗人罗伯特·洛威尔和本杰明·斯波克博士（他是那个时代的育儿圣经的作者）——共同签署了一项“抵制非法权力的号召”，以支持那些拒绝服兵役的人。接着，在10月中旬，全国范围内的反征兵抗议活动持续了一周，并在华盛顿游行中达到高潮。尼克松的高级顾问帕特里克·布坎南警告他的老板，支持终止征兵制等同于支持抗议者。他写道：“是不是可以说RN<56>给了这些人逃避为国家服务的方法？”在备忘录的底部，尼克松潦草地写道：“艾克**是这样认为的。”<57>尽管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有所保留，尼克松还是决定冒险一试。1967年11月17日，在威斯康星大学，一名学生问有关征兵的问题。作为回应，尼克松呼吁采取“一种全新的招募方式”。他说，国家必须“向志愿军的方向迈进，对那些进入军队的人给予补偿，补偿的基础与那些从事文职工作的人相当”。<58>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警告：他说只有在结束越南战争后，才会开始结束征兵。然而，尼克松采取这样的立场是有风险的。国会刚刚投票决定重新授权征兵，征兵制度仍然受到公众的欢迎。民意调查再过三年也不会转向支持尼克松的立场。<59>
在1978年的回忆录中，尼克松将这一决定描述为植根于经济意识形态。他写道：“我刚上任时，自由市场上最严重、最不公平的限制之一就是征兵，这是一种强迫每个人服兵役的方式，而不是雇用那些自愿提供服务的人。因此，终止征兵制度和在1973年1月建立一支志愿军也是走向有意义的经济自由的重要一步。”<60>
1968年8月，当共和党提名尼克松为总统候选人时，结束征兵制成了共和党竞选纲领中的一项。<61>
民主党提名人休伯特·汉弗莱谴责这一想法“极其不负责任”，与艾森豪威尔在1956年和约翰逊在1964年使用的措辞如出一辙。汉弗莱说，这样做的费用高得令人难以想象，尼克松是在用“虚无的希望”戏弄美国的年轻人。<62>作为回应，尼克松在全国广播讲话中更加有力地宣布他打算结束征兵。“这是我的信念，”尼克松在1968年10月17日说，“一旦越南战争结束，我们将迎来一支全自愿性的武装力量。”<63>
三周后，尼克松当选为美国第三十七任总统。
尼克松把一群顾问带进了白宫，这些顾问比他的竞选班子成员年龄更大，更深入政治体制，不太倾向于结束征兵制。美国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和他的军事助理亚历山大·黑格上校强烈反对这个想法。“我之所以不太关心这一竞选承诺，是因为我知道，即使越南战争明天就结束，共和党的预算也无法维持这样一支军队的经济支出。”黑格在写给基辛格的一份备忘录中这样写道，形容结束征兵制“完全不符合军队和社会的传统”。<64>
后来成为尼克松首席经济顾问阿瑟·F.伯恩斯助手的安德森，立即着手提醒每一位愿意听他讲话的人——总统已经做出了承诺。他号召大家支持这项事业。1968年12月中旬，在尼克松上任之前，伯恩斯接到了来自罗切斯特大学校长W.艾伦·沃利斯的电话。沃利斯是一个经济奇才，他是如此才华横溢，以至拿不到一个博士学位。原因是这样的，1946年，他即将完成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的研习，当时芝加哥大学为他提供了一个教授职位，条件是他必须退学，因为芝加哥大学规定不可以给自己的教职员工授予学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弗里德曼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上司，两人一直是朋友和盟友。在罗切斯特，沃利斯开始建立一个新的由市场导向的经济中心，他的新员工就包括于1967年加入教员队伍的华特·欧伊。沃利斯认为征兵制度是不道德且低效率的，他还提出要给伯恩斯寄一份关于征兵制度的最新研究摘要。伯恩斯同意把这个内容分享给尼克松，但他告诉沃利斯，这份摘要的内容必须浓缩在一页纸之内，内容上必须表明每年的成本支出将低于10亿美元，且必须将这份摘要在年底之前完成并交给他。
此时欧伊已经离开罗切斯特前往加利福尼亚，他要把他的未婚妻介绍给他的父亲；为了这份研究摘要，这对恋人又立刻乘坐最早一班飞机返回了罗切斯特。欧伊和一些同事赶在平安夜完成了这份报告，并付钱让一名研究生把它送到纽约市的伯恩斯手里。由于无法将篇幅限制在一页之内，于是这些经济学家索性就写了25页。他们决定在首页订上一页摘要，其余部分以附录形式附在后面。<65>
尼克松上任后不久就采取了行动。“我的结论是，以可靠的方式尽早结束强制征兵是一件好事。”这位新总统于1969年2月2日在给他的国防部长梅尔文·莱尔德的信中这样写道，并指示他召集一个专家小组。<66>总统委员会在20世纪60年代末风靡一时，就像音乐节和大麻一样。约翰逊总统建立了大约24个这样的机构。1969年3月27日，尼克松成立了他的第一个委员会：全志愿武装部队委员会。该委员会以其主席小托马斯·S.盖茨的名字命名，他是艾森豪威尔的最后一任国防部长。白宫谨慎地表达了各种观点，但结果是注定的。“我想朝着那个方向前进。”尼克松在美国总统办公室中举行的一次私人会议上对盖茨说。<67>为了帮助委员会，包括欧伊在内的大部分工作人员都是从反征兵学术界的温床——罗切斯特市招募的。
尽管如此，还是有一场真正的辩论。已退休的空军将军、前欧洲盟军最高指挥官劳里斯·诺斯塔德认为根本没有需要解决的问题：他服过兵役，并且感觉当兵对他来说没有造成什么明显的伤害。他还担心，用金钱作为引诱手段将会导致素质较低的人参军。化工集团杜邦的前首席执行官克劳福德·格林沃尔特在第一次会议上要求得到保证，保证他不会被要求支持终止征兵，然而到最后一次会议时，他表现出了犹豫。格林沃尔特和弗里德曼一样，是哈耶克的朝圣山学会会员。但格林沃尔特对社会责任的最低限度概念包括服兵役这一项。他建议政府应该在保留征兵制度的同时提高军人工资，从而抵销对服兵役人员的征税。
弗里德曼和研究人员对每个问题都进行了回应，他们指出，支付平均工资仍不足以补偿那些能在平民生活中挣得更多的人，其中包括二等兵威利·梅斯和中士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等人。弗里德曼还试图将这场辩论人性化。在一次会议上，他要求工作人员将一名年轻士兵的信分发给大家。“我的新单位的气氛真的很压抑，”那个年轻人写道，“这里没有任何一个人对部队有积极正面的评价或想法。每个人都讨厌自己的工作、自己的长官以及每天早上醒来就要面对的义务。”<68>
1969年12月的一个星期天早上，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到了。盖茨邀请了军方各部门的负责人与该委员会成员会面。陆军参谋长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认为委员会的工作是单纯对军队的攻击，因为军队是唯一依赖征兵的部门。
“我不喜欢指挥一支雇佣军。”威斯特摩兰告诉委员。
弗里德曼闻到了火药味，他反问道：“那么将军，你愿意指挥一支奴隶军队吗？”
威斯特摩兰说道：“我不喜欢听到爱国的应征入伍者被称为奴隶。”
弗里德曼说道：“我也不喜欢听到把爱国的志愿者称为雇佣兵。毕竟，在同样的意义上，我是一个金钱至上的教授，我的头发是由一个金钱至上的理发师剪的，我的病是由一个金钱至上的医生医治的，我的法律事务是由一个金钱至上的律师处理的。恕我直言，阁下，你就是个金钱至上的将军。”<69>
两个月后，委员会一致投票结束了征兵制。他们于1970年2月21日向总统提交了报告。会议原定30分钟，但尼克松将会议延长到了90分钟。<70>欧伊的导盲犬吉妮通常会对陌生人咆哮，但它却允许总统抚摸它的头。
这份报告由弗里德曼起草，理查德·J.惠伦为其润色，惠伦是一位保守派作家，也是一个持反对征兵态度的有力的辩论者，他是专门被雇来做这项工作的。这份报告在当局的安排下出版了10万册。<71>内容中对各种不满的列举特别具有《独立宣言》的味道：“为武装部队征募人员是一个代价高昂、不公平和造成分裂的程序。它给一小部分年轻人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而为我们其他人减轻的税收负担却微不足道。它给我们所有年轻人的生活带来了不必要的不确定性。决定谁应该被强迫服役，谁应该被推迟服役是它强加于征兵委员会的痛苦抉择。它削弱了我们社会的政治结构，破坏了使自由社会得以存在的脆弱的共同价值观网络。如果这些招募战士的费用是保卫我们和平与安全的必要代价，那么我们就必须承担。当存在另一种可以与我们的基本国家价值观相一致的选择时，强制征兵就变得不可容忍。”<72>
当然，这里所说的另一种选择就是组建一支志愿军，确保所有的士兵都是想成为士兵的人，而其他人可以有追求自己梦想的权利。
在向组建志愿军部队的理想行进的过程中，国会是第一个真正的阻碍。路易斯安那州众议员、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F.爱德华·赫伯特定下了基调。他在听证会上说：“要想组建一支全部由志愿者组成的军队，唯一的途径就是征兵。”<73>当时在越南战争战火四起的背景下，在许多抗议者的脑海中，征兵和战争这两个问题被融合成一股炽热的怒火。但这并不是国会山的标准观点。那些最致力于结束征兵制的政治家往往是战争的支持者。事实上，一些人认为可以利用结束征兵制来平息对战争的批评之声。与之相反的是，许多反对战争的人仍然认为征兵制是一种重要的公民制度。“结束征兵制不会结束这场战争，也不会防止未来的战争。它带来的结果就是让这场战争以及未来的战争都成为穷人的任务。”密苏里州民主党参议员托马斯·F.伊格尔顿说：“如果我们允许这种情况发生，那么越南将是一个更大的悲剧。”<74>
1969年11月，政府说服国会用全民抽签的方式来取代地方征兵委员会的决定，而这却令政府把自己的“推销”工作复杂化了。第一次抽签过程于12月1日进行了全国广播。纽约众议员、退役上校亚历山大·皮尔尼从一个玻璃碗里取出一个蓝色胶囊。上面写着“9月14日”，这意味着在这一天出生的年轻男性将首先成为踏上越南战场的士兵。<75>但只有大规模征兵时人们才认为自己处于危险之中，所以抽签也起到了这样的效果——它能立即让全国年轻的成年男性放心，他们轻易不会被选中去打仗。
安德森担心，抽签可能会缓解政治压力，让他们在不解决经济或意识形态缺陷的情况下结束征兵制。但尼克松仍然致力于结束征兵制度，还促使政府与国会达成了两项协议。第一项协议规定征兵制可以继续实行两年，其间逐步提高工资，让国会得以试水。同时协议还限制了总开支的增长，因为随着美国逐步从越南撤军，军费开支将会增加。“和平红利”将用于资助志愿者军队。<76>
第二项协议是与赫伯特的“私人协议”。政府同意为军医建造一个训练设施：爱德华·赫伯特医学院。<77>
随着国会审议的进行，公众舆论对反对征兵的呼声越来越高。1971年春，陆军中尉威廉·卡利因在美莱村杀害22名越南平民而被判有罪。几个月后，《纽约时报》开始刊登五角大楼的文件，这些文件摘录自一份政府内部历史，记录了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的表里不一使得战争不断升级。1971年7月1日，美国宪法第26修正案正式通过，成为可执行的法律，该法案允许18~21岁的美国人在下一次的全国大选中投票。<78>
8月4日，众议院投票结果支持结束征兵制，但在参议院的投票中，支持征兵制的票数和反对征兵制的票数太接近，以至于当9月10日佛蒙特州参议员温斯顿·普劳蒂的去世导致投票人数少了一个时，佛蒙特州州长很快任命众议员罗伯特·斯塔福德填补了这一空缺。斯塔福德是全志愿部队的长期支持者，他已经在众议院的投票中选择了支持该法案。白宫特地派了一架飞机把斯塔福德带回华盛顿，而他在这次参议院的投票中再次支持了该法案的通过。最终，尼克松于1971年9月28日签署了该法案。
最后一个应征入伍的美国人是德怀特·艾略特·斯通，一个来自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门托的24岁水管工学徒，他直到1973年的6月30日都没有报名参加路易斯安那州波尔克堡的基础训练——那一天是到目前为止，征兵制在美国合法存在的最后一天。斯通不想去那儿参加训练。由于错过了一些面谈和电话会议，最后他被政府起诉了。政府让他在两种制服中做出选择，斯通很不情愿地选择了绿色的。他最终在军队里待了16个月又15天，大部分时间是作为一名收音机修理工。“我本不想参军，”他告诉记者，“我不会推荐任何人加入军队。我一点儿也不喜欢那里。”<79>
美国军方不同意欧伊、弗里德曼和其他经济学家关于新兵会做出理性的决定的观点。相反，它将军队作为一个生活方式品牌来出售。20世纪60年代末，当军队开始为征兵制度的终结做准备时，负责人力事务的助理部长威廉·K.布拉姆跟他的上级说：“既然广告能帮助商业取得成功，也能帮助军队取得成功，那么我们为军队打个广告吧。”<80>早期的广告内容十分直白。“加入陆军，来一场为期16个月的欧洲之旅吧。”伴随着这句广告语，画面中一个男人坐在咖啡馆里，一个金发女郎正把口红举到唇边，其目的是鼓励人们参军。<81>军队之间的竞争引出了广告界最著名的一句话。海军陆战队对陆军广告的回应是打出一条带有下列标语的广告：“如果你只想当一个普通的男孩，那就继续和那些男孩待在一起吧。海军陆战队正在寻找一群真正的男人。”<82>
批评人士警告说，军方会用那些走投无路的美国人来填补空缺。年轻的劳工部官员J.蒂莫西·麦克金利在1966年的芝加哥会议上说：“我们几乎可以提出这样的指控——这群人正在密谋发展一种把自己排除在外的制度。”<83>然而，军方仍然是一个有选择性的雇主。科技的发展和“冷战”的结束降低了对新兵数量的需求，此时人口却开始增长，女性开始大量报名参军。<84>求职的人连一份蓝领的工作都很难找到。如今，新兵多半来自中等收入的人口普查区，而且军队将那些在能力测试中得分最低的1/3的人排除在外。1989年，德怀特·艾略特·斯通的大儿子也应征加入了海军陆战队。<85>
当美国率先取消征兵制时，联邦德国的赫尔穆特·施密特抱怨说，美国树立了一个坏榜样。<86>自“冷战”结束以来，多数欧洲国家也决定不再强制征兵了。德国最终在2011年结束了征兵制度。
取消义务服兵役这件事产生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1970年的军人节，成千上万的人涌入北卡罗来纳州费耶特维尔的罗文公园，抗议越南战争。抗议者包括女演员、反战活动人士简·方达，以及驻扎在布拉格堡的数百名士兵，布拉格堡是一个毗连城市的大型军事基地。事实上，一些士兵还参与了抗议活动的策划。5月的那个周六，全国各地的军事基地都呈现了类似的景象：身穿制服的军事人员抗议这场战争，抗议他们因为参与战斗而被指控。1971年一项由军方委托进行的研究发现，37%的应征人员曾参与抗议活动，这相当令人吃惊。<87>
30多年后的2005年3月，数千人聚集在费耶特维尔的同一个公园，抗议伊拉克战争。他们在用纸板做的棺材上盖上美国国旗，以纪念在布拉格堡阵亡的士兵。他们呼喊的许多话语都和他们的前辈在越南战争时期喊出的一样。但这一次，抗议者中没有穿制服的士兵了。<88>由于服兵役是自愿的，来自内部的抗议声变少了。
越来越多市场化的士兵与市场承包商并肩作战。美国在巴尔干半岛、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最后三次主要军事部署中，军方人员和承包商的数量大致相同。<89>
盖茨委员会认为，市场化的军队将抑制冲突的产生。该委员会写道：“最近的历史表明，增税引发的公众讨论远远多于关于征兵制的呼声。”<90>相反，通过提高战争的效率，使之远离大多数美国人的生活，征兵制的结束可能也使战争变得更有可能发生。我们生活在一个永久的、低等级冲突的时代。占领阿富汗是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战争，但很少引起公众的关注。战争，曾经是一种不正常的国家目的行为，现在已经成为一种日常的工作。
<1> “The Intellectual Provocateur，” Time, December 19，1969.
<2> 伯纳德·罗斯克的书I Want You! The Evolution of the All-Volunteer Force（Santa Monica，Calif.：Rand，2006）对这一章准备工作有重要价值，这本书包含了一些原始资料的数字档案——一种真正的公共服务。自1973年草案结束以来，大约每十年举行一次回顾性会议，其记录也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安德森在2003年的活动上分享了他的回忆。参见“The All-Volunteer Force：30 Years of Service，” September 16，2003；available at c-span.org/video/?178209-1/ volunteer-force-30-years-service。
<3> Martin Anderson，“The Making of the All-Volunteer Armed Force，” in Cold War Patriot and Statesman：Richard M.Nixon，ed. Leon Friedman and William Levantrosser（Westport，Conn.：Greenwood Press，1993），173.
<4> Milton Friedman and Rose Friedman，Two Lucky Peopl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8），220. 弗里德曼在1968年写给一位祝福者的信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像我这样的人的主要作用并不在于说服任何人，而是把想法公开表达出来，以便在出现与当前问题特别相关的情况时，这些想法可以被提出来”。Friedman to Zadon，November 19，1968，Milton Friedman Papers，box 214，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Stanford，Calif.
<5> Friedman and Friedman，Two Lucky People, 381.
<6> “我们过去常说，每个人都喜欢和米尔顿争论——当他不在场的时候”。George Shultz，quoted in William Simon，A Time for Reflection（Washington，D.C.：Regnery，2004），73.
<7> “A Moynihan Report，” New York Times, June 27，1971.莫伊尼汉补充说：“并不是说我完全同意弗里德曼说的每一句话，而是简单地说，他能提出你真正需要倾听的想法，目前还没有一个能与之媲美的人。”
<8> 索洛对弗里德曼的看法可以用他那句著名的俏皮话来概括：一切都能让弗里德曼想起金钱。好吧，索洛继续说道，一切都能让他想起性，但他并没有把这个写在每篇文章中。Robert M.Solow，“Review of A Monetary History,” in Modern Economic Classics — Evaluations Through Time, ed. Bernard S.Katz and Ronald E.Robbins（New York：Garland，1988），339–346.
<9> Lawrence H.Summers，“The Great Liberator，”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9，2006.
<10> Andrei Shleifer，“The Age of Milton Friedman，”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7，no. 1（2009）：123–135.
<11> 根据1862年通过的《莫里尔法案》，政府向各州的大学捐赠联邦土地，条件是要求受资助的院校安排学生学习军事战术。1916年，后备军官训练团的建立就是为了使这项训练标准化。在许多接受赠地的学校，直到20世纪60年代，这项训练都是强制性的——这与过去认为服兵役是一种责任和义务的观点相一致。1960年，罗格斯大学是首批将强制性改为自愿性的学校之一。
<12> Friedman and Friedman，Two Lucky People, 29.
<13> “成为一名经济学家似乎比成为一名应用数学家或精算师更能切合时下的热点问题”。Milton Friedman“Milton Friedman，” in Lives of the Laureates, ed. William Breit and Barry T.Hirsch（Cambridge：MIT Press，1986），83.
<14> 20世纪20年代，大学新生的着装规范十分普遍。例如，斯坦福大学的新生被要求戴有红色纽扣的绿色帽子；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被要求系黑色领带和穿黑色袜子；威廉姆斯大学的学生被要求系蓝色领带。参见“Princetonian Compares Freshman Rules of Discipline in United States Colleges，” Stanford Daily, April 29，1924。
<15> Friedman and Friedman，Two Lucky People, 58.
<16> Ibid.，81.
<17> Ibid.，84.
<18> 米尔顿·弗里德曼在这一点上从不让步。他坚持认为，为了赢得这场战争，必须采取扣缴规定。更广泛地说，弗里德曼的自由意志主义观点从未采取孤立主义或和平主义的形式；他还支持美国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他的妻子对此强烈反对。他确实对在财政部任职期间共同撰写《向通胀征税》一书表示遗憾，该书采用了凯恩斯主义中关于通货膨胀机制的观点。他在2000年的一次采访中说：“这不是什么值得我骄傲的事情。”
<19> 这一问题需要在容量和动力之间权衡。研究小组最终决定选用小型、大容量的机枪。参见Patricia Gates Lynch，“Interview with W.Allen Wallis，” May 14，1996，Association for Diplomatic Studies and Training Foreign A.airs Oral History Project，Library of Congress。
<20> John B.Taylor，“Interview with Milton Friedman，” in Inside the Economist’s Mind：Conversations with Eminent Economists, ed. Paul A.Samuelson and William A.Barnett（Malden，Mass.：Blackwell，2007），133–134.
<21> 关于弗里德曼的思想发展的最全面和最具说服力的叙述是美联储经济学家爱德华·纳尔逊于2018年未出版的手稿，“Milton Friedman and Economic Debate in the United States，1932– 1972，” 2018，books A and B；available at https : //sites.google.com/site/edwardnelsonresearch/.
<22> 弗里德曼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了博士学位，而非芝加哥大学。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的第二年获得了奖学金，并回到那里完成了研究工作。他的顾问是西蒙·库兹涅茨，西蒙·库兹涅茨因在开发衡量国家经济活动的统计方法方面发挥的开拓性作用而获得了诺贝尔奖。该论文的一个版本发表于Income from Independent Professional Practice（New York：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1945）。弗里德曼对医学界的看法一直没有改变。1969年，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我经常开玩笑地问人们，‘你认为美国最强大的工会是什么’？几乎从来没有人给出正确的答案，那就是美国医学协会。”
<23> 半个多世纪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重温这本小册子，对弗里德曼赞不绝口：“他的演艺才华加上收集信息的能力使他成为自亚当·斯密以来自由市场的最佳代言人。”参见Paul Krugman，“Who Was Milton Friedman?，”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54，no. 2（February 15，2007）。
<24> 插入的注释部分写道：“这意味着，即使从那些把平等置于正义和自由之上的人的角度来看，租金管制也是愚蠢至极。”参见Milton Friedman and George J.Stigler，Roofs or Ceilings? The Current Housing Problem（Irvington-on-Hudson，N.Y.：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1946），10。弗里德曼和斯蒂格勒都认为自由市场是解决经济不平等的最佳途径，但他们支持某些形式的政府干预。斯蒂格勒在1949年的一次演讲中说：“我们应该寻求通过扩大教育体系、改善劳动力流动性、消除劳动垄断、为贫困儿童提供医疗保健等方式，使劳动收入分配更加平等。”参见George Stigler，Five Lectures on Economic Problems（London：Longmans，Green，1949）。弗里德曼长期以来一直倡导劳动所得税收抵免。
<25> Tony Judt，Postwar：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New York：Penguin Press，2006），69.
<26>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民主国家通过大规模扩大社会福利支出解决了这一理论上的争论。甚至连瑞典也没有重新沦为农奴制。然而，有些人仍然引用哈耶克的话，他们担心政府的下一次干预会被证明是过度监管。
<27> Brian Doherty，“Best of Both Worlds：An Interview with Milton Friedman，” Reason, June 1995.
<28> Milton Friedman，“Neo-Liberalism and Its Prospects，” Farmand, February 17，1951.
<29> Milton Friedman，Capitalism and Freedo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2），36.
<30> 《资本主义与自由》书名的英文缩写。——译者注
<31> 1960年，弗里德曼首次给戈德华特写信，抱怨参议员对国际资本流动监管的看法。1961年，戈德华特在观看了教授与参议员约瑟夫·克拉克的辩论后找到了弗里德曼，约瑟夫·克拉克是宾夕法尼亚州的自由主义者，曾让戈德华特分心。两人于1962年在美国企业研究所所长威廉·J.巴鲁迪的家中初次见面。欲了解戈德华特及其在美国历史上的地位，参见Rick Perlstein，Before the Storm：Barry Goldwater and the Unmaking of the American Consensus（New York：Hill and Wang，2001）.
<32> Milton Friedman，“The Goldwater View of Economics，” New York Times Magazine，October 11，1964.
<33> Milton Friedman，“Why Not a Voluntary Army?，” New Individualist Review 4（Spring 1967）：3–9.
<34> 杰斐逊在给詹姆斯·门罗的一封信中提出了这一论点；他在其他信件中也重复了这一论点。1812年战争期间，国会拒绝批准征兵，因此杰斐逊认为华盛顿特区应当被占领并烧毁。参见The Wri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Washington，D.C.：Thomas Je.erson Memorial Associ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1905），13：261。
<35> John Lilburne，Richard Overton，Thomas Prince，and William Walwyn，“An Agreement of the Free People of England”（1649）.
<36> Robert Taft，“Compulsory Military Training in Peacetime Will Destroy Government by the People，” in The Papers of Robert A.Taft，ed. Clarence E.Wunderlin Jr.（Kent，Ohio：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3），3：53.
<37> 加尔布雷斯坚决反对征兵制，他和弗里德曼一样都认为征兵制是一种税。他没有成功地让史蒂文森同样坚定地发声，也许这就是史蒂文森一直在选举中失败的原因。这位候选人在俄亥俄州扬斯敦的法院台阶上面向人群发表演讲：“我注意到，关于满足日益紧迫的对经验丰富的专业军事人员的需求问题上，很可能意味着，我们将要在可预见的未来转而采用除征兵以外的其他方法来招募这类人员。”参见“Text of Stevenson Talk at Youngstown，”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9，1956。
<38> 弗里德曼和加尔布雷斯实际上在一系列政策问题上都达成了一致。他们之间的差异其实很小，但在公众眼中却很大。加尔布雷斯曾把弗里德曼描述为“一个在除了货币政策方面，其他方面都不可靠的人”。
<39> Thomas D.Morris，“Statement，Hearing Before the House Committee on Armed Services，” Cong. Rec. H9942（June 30，1966）.
<40> Richard J.Whalen，“Here Come the Conservatives，” Fortune, December 1963，108–109.
<41> Samuel Lubell，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litics（New York：Harper and Brothers，1952），196.
<42> Walter Y.Oi，“The Costs and Implications of an All Volunteer Force，” in The Draft：A Handbook of Facts and Alternatives, ed. Sol Tax（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7），221–251. 男性必须在他们18岁生日时登记参军，但他们直到19岁才有资格应征入伍。
<43> Tax，The Draft, 307–308.
<44> 发给地方征兵委员会的一本小册子上写道：“选择性服役分类过程的主要成果之一是将人力资源引导到许多符合国家利益的事业、职业和活动中。”“如果没有学生延期服役计划，许多年轻人就不会接受高等教育……尽管教师的工资在历史上一直很低，但许多年轻人仍然从事这项工作，从而寻求延期服役待遇。”参见Selective Service Administration，“Channeling，” July 1，1965, reprinted in Columbia Daily Spectator, October 24，1967。
<45> Austin Wehrwein，“Protesters End Chicago U.Sit-In，” New York Times，May 14，1966.
<46> 组织者详细叙述了会议情况：参见Tax，The Draft.
<47> 我衷心感谢华特的妻子马乔里·欧伊与我们分享她关于华特的回忆，以及有关华特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大量第一手或二手资料。
<48> Oi，“Costs and Implications of an All Volunteer Force，” 221–251. 五角大楼的理由如下：想象一个有着100名年轻人的国家。国家要求每个人报出服兵役的价格。第一个是爱国者，他提出每年只需要1美元；第二个提出2美元；第三个提出3美元；以此类推，直到第100个人说他只需要100美元。国家必须付给每个人相同的工资。如果它想要一支10人的武装部队，第10个人想要每年10美元，所以总费用将是100美元。为了组建一支20人的军队，政府必须支付第20人要求的工资，也就是20美元，所以总费用将增加到400美元。理论上征兵制的成本更低。比方说，一个国家想要一支10人的军队，他决定给每个士兵每年象征性地支付5美元的工资。它仍然有5个志愿者，然后征召5个人，总共花费50美元。一支20人的军队所节省的费用甚至更多。
<49> Tax，The Draft，viii.
<50> 1967年和1969年，75.1%的国会议员是退伍军人，这是现代以来出现过的最高比例。之后便开始了长期的下降。到2015年，只有17%的国会议员是退伍军人。
<51> John J.Ford，“Looking Back on the Termination of the Draft，” 2003；参见rand. org/content/dam/ rand/pubs/monographs/MG265/images/webS0881.pdf。
<52> 美国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弗里德曼29岁，但他因在财政部工作而被豁免参军。在1996年的一次采访中，弗里德曼说他留在财政部是为了避免参战。战争期间，他的第二份工作在哥伦比亚大学，同样保留了他的参军豁免权。参见“Rose and Milton Friedman：Our Early Years，” Hoover Digest，1996。
<53> Martin Anderson，The Federal Bulldozer：A Critical Analysis of Urban Renewal，1949-1962（Cambridge：MIT Press，1964），56.
<54> Martin Anderson，Impostors in the Temple（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92），37.
<55> Martin Anderson，“An Analysis of the Factors Involved in Moving to an All-Volunteer Force，” April 1969 and July 10，1969，Martin Anderson Collection，Richard Nixon Presidential Library，Yorba Linda，Calif.；available at nixonfoundation.org/2015/02/ towards-volunteer-force/.弗里德曼和欧伊在芝加哥会议上发表的演讲被《新个人主义评论》转载，这是一本由芝加哥大学学生出版的自由主义杂志。参见Milton Friedman，“Why Not a Voluntary Army?，” 3-9。
<56> 罗纳德·尼克松的英文缩写。——译者注**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昵称。——译者注
<57> Patrick J.Buchanan，“Memo to RN，October 23，1967，” in The Greatest Comeback（New York：Crown Forum，2014），376.
<58> Robert B.Semple Jr.，“Nixon Backs Eventual End of Draft，” New York Times，November 18，1967.
<59> 尼克松政府以一种可理解的谨慎态度追踪公众对征兵制的意见。1970年1月的哈里斯民意调查首次发现大多数民众更喜欢志愿军，结果显示这一比例为52%。参见Memo from David J.Callard to Robert Odle，“Public Relations Regarding an All-Volunteer Force，” March 11，1970，reprinted in Rostker，I Want You!，G1133.pdf。
<60> Richard Nixon，RN：The Memoirs of Richard Nixon（New York：Grosset and Dunlap，1978），522. 这只是部分解释。尼克松最感兴趣的是外交事务。尼克松对记者西奥多·H.怀特说：“我一直认为，这个国家可以在没有总统的情况下自行管理国内事务，我们需要的是一位负责外交事务的总统。”当谈到国内事务时，尼克松希望赢得选举。尼克松在1985年的一封信中承认了这一政治算盘，他写道：“在我决定支持志愿军的过程中，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越南战争引起的征兵动乱。但是，如果我不相信志愿军在经济上是可行的，在军事上是可以接受的，我就不会在选举结束之后仍然坚持到底了。”参见Richard Nixon to Robert K.Gri.th，January 29，1985，in Robert K.Gri.th Jr.，The U.S. Army’s Transition to the All-Volunteer Force（Washington，D.C.：Center of Military History，1997），43。
<61> 这一纲领的确切措辞是：“当军事人力需求明显减少时，我们将让美国选择性服役制度置于待命状态，取而代之的是一支通过适当的薪酬和职业奖励招募到的志愿军。”参见“Republican Party Platform of 1968，” August 5，1968；available at 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 republican-party-platform-1968。
<62> “Humphrey Urges Bill of Rights for Draftees；Raps Nixon Plan，” Chicago Tribune，August 18，1968.
<63> Richard Nixon，“The All Volunteer Armed Force，” CBS Radio Network，October 17，1968，reprinted in Nixon-Agnew Campaign Committee，Major Speeches and Statements by Richard M.Nixon in the Presidential Campaign of 1968（1968）.
<64> Rostker，I Want You! 509.
<65> 这部分内容基于沃利斯和欧伊的书面回忆以及我对马乔里·欧伊的采访。参见Lynch，“Interview with W.Allen Wallis”（the transcription misspells Oi’s name as“Hoig”）。参见Walter Oi，“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All-Volunteer Force：The Rochester Connection，” in Professionals on the Front Line：Two Decades of the All-Volunteer Force，ed. J.Eric Friedland et al.（Washington，D.C.：Brassey’s，1996），44. 在2017年3月10日的一次采访中，我问马乔里·欧伊对这次突然结束的旅行有何感想。在那时，总的来说，她的一生都在与经济学家特别是欧伊一同生活。她笑了。她说：“我不知道你和那个层次的学者有过多么密切的联系，这不仅仅是一份工作；而是一种完整的生活方式。”
<66> Richard Nixon，“Memorandum to Melvin Laird，February 2，1969，” Anderson Collection，box 1，folder 8，Nixon Library.
<67> 这段话摘自安德森的会议记录。参见Martin Anderson，“President’s O.ce，14 March 1969，4 : 30 p.m.，” Anderson Collection，box 1，folder 9，Nixon Library。这些记录与总统宣布成立全志愿武装部队委员会时的公开声明是一致的：“我已指示该委员会制订一项全面计划，以消除征兵制，转向全部由志愿人员组成的武装部队。”参见“Statement by the President Announcing a Commission on an All-Volunteer Armed Force，” March 7，1969，in The Report of the President’s Commission on an All-Volunteer Armed Force（Washington，D.C.：GPO，1970），vii.安德森在1991年的一篇报道中提到了这次会议的另一个版本。他说，尼克松回应了盖茨的顾虑：“这正是我希望你担任主席的原因。如果你改变主意，认为我们应该终止征兵，我就知道这是个好主意。”参见Anderson，The Making of the All-Volunteer Armed Force（Palo Alto，Calif.：Hoover Institution，1991），5。不过，安德森出版的作品充满了艺术修饰和可证实的不准确之处。
<68> “Memo from David J.Callard，August 28，1969，” Anderson Collection，box 38，folder 2，Nixon Library.
<69> 由于威斯特摩兰是在非公开会议上交流的，因此没有会议记录。我能找到的最早的记录，引用自弗里德曼1981年6月2日写给里根总统的一封信，这封信可以在弗里德曼在胡佛研究所发表的论文中找到。弗里德曼随后记录了一些稍有不同的版本，包括在1998年的回忆录中也有记录。双方都进行了充分的交流。赫尔希将军经常提及雇佣兵之幽灵，他的盟友借用了这条战线。与此同时，弗里德曼在1966年芝加哥会议上发表了自己的答辩稿，参议员戈德沃特在1967年的一篇文章中也使用了类似的措辞。
<70> 盖茨在给弗里德曼的一封信中描述了这次会面，弗里德曼当时未能出席。他还感谢特别报告员“做出了最大的贡献，对报告案文提供了实质性帮助，并解决了我们一些最棘手的辩论问题”。参见Thomas S.Gates to Milton Friedman，March 12，1970，Friedman Papers，box 209，folder 7，Hoover。
<71> Memo from Callard to Odle，“Public Relations Regarding an All-Volunteer Force，” G1133.pdf.
<72> Report of the President’s Commission on an All-Volunteer Armed Force，9–10.
<73> “Draft Extended After War，Foreign Policy Debate，” CQ Almanac 1971.
<74> “Anti-War Senators Divided over Draft，” 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June 4，1971.
<75> David Rosenbaum，“Lottery Is Held to Set the Order of Draft in 1970，” New York Times，December 2，1969. 第一批抽签对象是年龄为19~26岁的没有服过兵役的男性，随后的年度抽签只包括新一批19岁的新人。
<76> 1973年1月26日，白宫预算办公室主任卡斯帕·温伯格告诉尼克松：“我们只是维持在一个水平上，而不是有这么大的和平红利。”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杰拉尔德·福特众议员插话说：“总统先生，美国人民想要全志愿军，所以他们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参见Douglas Brinkley and Luke A.Nichter，eds.，The Nixon Tapes，1973（Boston：Houghton Mi.in Harcourt，2015），26–28。
<77> Melvin Laird，lecture at Department of Defense conference“The All-Volunteer Force：30 Years of Service，” Washington，D.C.，September 16，2003；参见c-span.org/ video/?178209-1/volunteer-force- 30-years-service。
<78> 1970年6月22日，尼克松总统签署了一项法案，将全国大选的投票年龄降到18岁。12月，当最高法院裁定各州仍然可以设定更高的投票年龄时，国会以惊人的速度做出了回应。1971年3月10日，参议院投票修改宪法，仅仅两周后，众议院以401票赞成、19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该法案。包括康涅狄格州在内的五个州在众议院投票当天批准了该修正案。1971年7月1日，北卡罗来纳州和俄克拉荷马州立法机构批准了该修正案，成为美国的法律。
<79> “Last Draftee Glad He’s Out，” New York Times，May 31，1982.
<80> Gri.th，U.S. Army’s Transition to the All-Volunteer Force，32.
<81> 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和乔治·斯蒂格勒在1977年发表的著名论文《不动如山》中提出了一个令他们满意的结论，即广告的目的是向理性的消费者传递信息。显然，制作这则军事广告的公司对人类行为有着不同的理论。
<82> Beth Bailey，America’s Army：Making the All-Volunteer Force（Cambridge：Belknap Press，2009），ebook loc. 1108–1144.
<83> Tax，The Draft，459. The speaker was Timothy McGinley，a Labor Department o.cial.
<84> 现役军人的规模已经减半，从盖茨委员会估计的260万人减少到2017年的大约130万人。
<85> David Woods，“Last Draftee，Who Tried to Hide，Now Believes in Service，” Newhouse News Service，June 22，1993.
<86> Martin Anderson，presentation at Department of Defense conference “The All-Volunteer Force：30 Years of Service，” Washington，D.C.，September 16，2003；参见c-span.org/video/?178209-1/vol-unteer-force-30-years-service。
<87> Melvin Small and William D.Hoover，Give Peace a Chance：Exploring the Vietnam Antiwar Movement（Syracuse，N.Y.：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1992），117.
<88> Scovill Wannamaker Currin Jr.，“An Army of the Willing：Fayette’ Nam，Soldier Dissent，and the Untold Story of the All-Volunteer Force”（Ph.D. diss.，Duke University，2015）.
<89> 这一比例与最近部署在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的比例相差无几，但规模要小得多。参见“Department of Defense Contractors in Afghanistan and Iraq，” May 13，2011，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90> Report of the President’s Commission on an All-Volunteer Armed Force，155. 美国通常用负债为其战争提供资金，这进一步限制了公众对冲突的担忧。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借钱和提高税收没有什么区别，因为选民知道债务必须偿还，这意味着最终必须提高税收。历史上，政治家一直十分成功地忽视了这一理论。众议员大卫·欧贝在2009年提出了一项有趣的提案，要求政府征收所得税附加费，以弥补战争开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