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闻民国初立，为决定官方语言，粤籍议员与北方议员互不相让，在投票中粤语和北京话票数持平。关键时刻为顾全大局，孙中山对粤籍议员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并亲自投给北京话一票，才避免了更大的纷争。
还有一个与之非常相似的故事：1949 年，为决定官方语言，川渝元老与北方元老互不相让，川话和北京话票数持平。关键时刻为顾全大局，毛泽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显然，这两个故事源自同一母题并且都是虚构的。无论是 1949 年之前还是 1949 年之后，都根本没有过针对粤语、川话 vs 北京话的投票。
这类传说最早可以追溯到美国差一点选择德语作为官方语言的传闻。18、19 世纪，大批德国人移民海外，美国是其重要选择。如今，全美人口的 17.1% 自称德国后裔，比例远高于爱尔兰、英格兰、苏格兰，德裔遍布美国，特别在中西部有相当大的人口优势，当时也是一样——北美殖民地中，德国移民的比例高于英国移民。正因为德裔在美国的重要地位，德语差点成为美国官方语言的传闻似乎颇为可信。传闻中也有一个孙中山、毛泽东式的人物——美国首任众议院议长弗雷德里克·米伦伯格。为顾全大局，身为德裔的弗雷德里克·米伦伯格也对他们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这与历史上的真实情况可谓相差十万八千里。1794 年，一些德裔移民要求美国政府提供部分法律的德文版，该提案以 42 比 41 的票数比被否决，米伦伯格在投票中弃权，但事后评价道“德国人越快变成美国人就越好”。而民国初年制定官方语时确有争议，只是和北京话竞争的并不是广东话四川话陕西话之类的其他地方方言，而是人造的老国音。
由于老国音早已不再使用，一般人全然不知，自然也无法在民间的各种段子中出场，历史的本相和制造老国音的缘起也就这样渐渐被遗忘了。
秦朝开始，中国就实现了“书同文”，文化、政治上的大一统格局由此奠定，但“语同音”却一直没有实现。古代人口流动性不强，地区间的交流靠着统一的文言文就可以维系。汉字本身对读音指示作用低，也让各地区的差异化读音得以保存、发展。
不过在一个统一的政权下，各地方毕竟有语言上的沟通需要。同时，战乱等原因引起北方人大规模南迁，将中原一带的官话带至南方。文化上对中原的推崇，也在事实上推动北方中原官话成为地区间交流的主要方式。
到了明朝，官话已经形成了南北两支。北支官话的通行范围覆盖今天的华北大部，而南支官话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两者虽有差别，但在今天学者看来实质上都属于北方方言，交流障碍不大。
明朝传教士利玛窦在给欧洲同僚的信件中描述：“中国十五省都使用同样的文字，但是各省的语言不通。还有一种通用的语言，我们可以称它为宫廷和法庭的语言，因为它通用于各省法庭和官场。”他还在回忆录中说道：“各省的方言在上流社会中是不说的。学会了官话，可以在各省使用，就连妇孺也都听得懂。”例如，以明朝官话演唱的昆曲就在全国流行。
明朝的官话与现在的官方语言不同，其散播以自然传播为主，真正由官方推广通用语言始于清朝。明末清初的浩劫之后，官话在全国的流行度大大降低，在远离北方的闽粤地区更趋于萎靡，这引起了雍正的不满。《癸巳存稿》记载：“雍正六年，奉旨以福建、广东人多不谙官话，着地方官训导，廷臣议以八年为限。举人生员贡监童生不谙官话者不准送试。”
此后，闽粤各县随即纷纷成立正音书院教导正音。措施不可谓不严厉，不过正音书院的教学成果实在有限。清朝已是权力最为集中的朝代，雍正无疑更是位雷厉风行的皇帝，正音书院一塌糊涂的教学成果实在是另有原因，位于福州的正音书院的失败案例可为镜鉴。
虽同属官话方言，但是江淮官话、西南官话、北京官话在语音上存在着差别。书院连应教仍有巨大影响的南系官话（尤以南京官话最著），还是教正在崛起的北京话都一直摇摆不定，权力再集中自然也没有用武之地。
当时既缺乏对官话的系统性整理，更没有编写体例科学的教科书。如福州正音书院因为没有师资，迫于无奈只得找了几个驻防福州的旗人。
这样的老师自然不可能会教，据记载福州驻防旗人上课头几句就是“皇上，朝廷，主子的家；我们都是奴才”，这样的教法只会沦为笑柄，反倒加重了汉族士子对北京话的反感。
普通话真正有效的推广还是在民国时期。清末民初民族热情高涨，很多人将目光投向四分五裂、有碍团结的地方方言上。1913 年，民国召开读音统一会，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国音”。
当时北京话已有很高地位，有成为全国通用语的趋势。民国初期定都北京，并没有经历传说中的投票，而是与会者同意“国音”以京音为基础，但要经过一定的修改。
标准汉语的演变
辛亥革命后，北京话因为是清廷的语言招人憎恶，但它更麻烦的问题恐怕还是在于没有入声。
中古汉语中以-p、-t、-k 收尾的音节即为“平上去入”中的入声。保留中古汉语入声格局的方言不多，粤语是其中之一。去过香港的人都知道，香港国际机场亦称赤腊角机场，英文为 Chek Lap Kok Airport。赤腊角三字均为入声字。在绝大多数现代汉语方言中入声都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有的是一个尾巴丢失，如潮州话；有的三个都混到了一起，如上海话；还有的干脆失去了短促的特征，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声调，如长沙话。
诗词格律之一例：清康熙五十四年内府刊朱墨套印本《钦定康熙词谱》中的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作为方言，入声的改变不会引人注意，但若是推广为国音，这就会成为招人攻击的把柄。中国传统的韵文，如诗词歌赋，往往讲究平仄和谐。中古汉语四声中，平声为一类，上去入三声为另一类，统称仄声。古汉语中平声时长较长，仄声较短，平仄有规律地交错会产生声音长短谐和的美感。人们为了追求这种谐和，在诗词创作时都非常注意平仄的使用。
平仄窜乱，被称作失格。在科举考试中出现这样的失误，不管该诗意境多好文采多么美妙，都是直接出局。虽然后世平长仄短的格局早已被打破，但规矩已根深蒂固，被视为传统文化的标志。北京话的独特在于入声消失后又派入了现代四个声调，大量入声字进了阴平阳平两个平声声调，所以平仄尤其混乱。
保守人士出于继承传统的考虑尤其不喜欢北京话，认为它会严重影响人们对古典文学作品的理解。这造成了另一个奇怪的对立格局：北京口语音和北京读书音。一直到民国初年，老北京读书人并不用市面上的北京口语音读书，而是另用一种北京读书音。其特点在于所有的入声字都读成短促的去声，韵母上也模仿南支官话，人为重现了在北京口语中已经消失了几百年的入声。
现代这种读书音已然式微，但留下了零星的痕迹。北京话的部分多音字，如“剥”皮—“剥”削、“削”皮—“削”弱、“择”菜—选“择”、家“雀”—“雀”鸟，后一个读音正是源于读书音。
所以北京口语音并不能获得读书人的认同。著名学者傅斯年在北京学了一口京片子，却被家人指责为在说“老妈子的话”。祖籍常州，生在北方的赵元任幼时在家里说北京话，读书却被要求用常州话。一次，赵家请的北方先生把入声字“毓”读成了去声，赵父大惊失色，旋即将其辞退。民国初期确立的国音，正是在北京读书音的基础上，恢复了入声的修改版本。
当年的推普教材。王璞是北京读书人的代表，书中比较了国音、北京读书音和北京口语音
但是京音势力并不买账。主张纯用北京话的京音派仍有强大力量，不少学校甚至出现了国音派、京音派的互殴。1924 年，民国官方的国语统一筹备会改弦更张，决定以京音为国音。京音派胜利了，国音派主张的语音就成“老国音”了。
自此北京话取得了京国之争的胜利，顺利成为普通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标准语方面延续了民国的传统，普通话日趋强大，在不少地方已经取代了当地方言，读音统一正在从愿景变为现实。但北京话平仄混乱的毛病并没有解决。以普通话为母语的人若想写传统诗词，须逐字记忆声调，十分辛苦。
天无绝人之路。让民国时期的读书人怎么都想不到的是，后来的国人学会了一种新的旧体诗词，即所谓的“老干体”。它以豪放大胆出名，对格律要求完全不顾，押韵、平仄随心所欲。从此普通话克服了曾经最大的障碍，“续接传统有望”，老国音可以彻底退出历史了。
中国历史悠久，而且和欧洲情况不同。在整个历史时期当中，中国政治上时分时合，文化上却一直是一个较为统一的整体，尤其以汉字为载体的书面语，自秦以降始终通行全境，避免了像西欧语言那样分化导致文化差异拉大，最终造成永久性政治分隔的局面。
但是，与高度规范统一的汉语书面语相比，汉语口语的情况却要复杂得多。
历史上的普通话
虽然中国历史上的跨区域交流以书面交流为主，但是古人对口语的标准音也不是全然无视。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在教学时就采用了当时的标准音“雅言”。而中古时期创作近体诗时更是要严格根据《切韵》系统韵书的规矩，如果出现错韵，在科考中是会被直接判作不及格的。
传统上中国人向来尊奉中原地区的方言，所以中原地区的方言也就一次次地对其他地区的方言进行洗刷。在不少方言现今的读法中还能看出这种历朝历代标准音留下的痕迹，如上海话“行”在“行李”中读 ghan，在“行动”中读 yin，后者即受到近古标准音的影响。
标准音影响力的大小随时代不同而有所变化，大体上说，越是在全国政治统一、交流频繁的时代，标准音的影响力就越大，甚至可以整体取代地方方言，反之则弱。
但上古中古的标准音距离现在已经相当遥远，论及推广国语的历史，明朝是最佳的起点，建国伊始即发布《洪武正韵》，试图推广标准音并设立新的尺度，一扫前朝“胡风”。但是《洪武正韵》是一本相当保守的韵书，间杂有吴音影响，它记载的语音并未真正在明朝人的口语中通行过。明朝真正的官话是一种以读书人口中的南京话为根基的语言。
宋元以来，由于南北地方长期的隔离和政治中心变动，中国通行的官话逐渐发展成为南北两支。北系官话主要流行于华北地区，《中原音韵》反映的语音即其代表，而南系官话则在南方流行。
两支官话最主要的区别在对入声的处理上，北系的入声消失较早，甚至演化为双元音，而南系的入声仍然保留，如白字，北系读 bai，南系读 beh；鹤，北系读 hau，南系读 hoh；黑，北系读 hei，南系读 heh；瑟，北系读 shy，南系读 seh。此外，两系官话虽然都有翘舌音，但在语音系统中的分布范围却不一样。如知、支、淄三字北系为知≠支=淄，后两者同音，而南系则为知=支≠淄，反倒是前两者同音。
按理说经过元朝的统治，北系应该更占优势。从其主要分布来看，华北几乎都是说官话的地方，而东南地区普遍说和官话相差甚大的六种南方方言（吴、闽、客、赣、湘、粤）。据明朝西方传教士观察，只有读书人和上流社会使用官话，北系的群众基础远远好于实际使用范围限于南京附近的南系官话，如此看来南系官话覆灭似乎是顺理成章了。
但是南系官话也有其独到的优势——南系官话保留了入声，因此在保守的文人看来远比北系更适合用来阅读传统的诗词歌赋。明朝作为一个“以复古为己任”的朝代自是更中意保守的南系官话。更为重要的是，明朝对西南地区的开发在当地引入了大批移民，这些移民为了交流方便也采用南系官话，从而让它有了一大片稳固的领地。随着昆曲在士人阶层中的流行，南系官话的传播更加广泛，以至于华北地区也受到了南系官话的影响。
混乱的清朝标准语
进入清朝以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官方通行的标准音仍然是以南系官话为基础，但是这种标准音的日子可是越来越不好过了。
比如东南的读书人逐渐抛弃了官话，转而采用当地方言。清朝成书的《儿女英雄传》中有个非常有趣的片段：
安老爷合他彼此作过揖，便说道：“骥儿承老夫子的春风化雨，遂令小子成名，不惟身受者顶感终身，即愚夫妇也铭佩无既。”只听他打着一口的常州乡谈道：“底样卧，底样卧！”
论这位师老爷平日不是不会撇着京腔说几句官话，不然怎么连邓九公那么个粗豪不过的老头儿，都会说道他有说有笑的，合他说得来呢。此时他大约是一来兢持过当，二来快活非常，不知不觉的乡谈就出來了。只是他这两句话，除了安老爷，满屋里竟没有第二个人懂。
原来他说的这“底样卧，底样卧”六个字，底字就作何字讲，底样，何样也，犹云何等也；那个卧字，是个话字，如同官话说“甚么话，甚么话”的个谦词，连说两句，而又谦之词也。他说了这两句，便撇着京腔说道：
“顾（这）叫胙（作）良弓滋（之）子，必鸭（学）为箕；良雅（冶）滋（之）子，必雅（学）为裘。顾（这）都四（是）老先桑（生）格（的）顶（庭）训，雍（兄）弟哦（何）功滋（之）有？伞（惭）快（愧），伞（惭）快（愧）！嫂夫呐银（二字切音合读，盖人字也）。面前雅（也）寝（请）互互（贺贺）！”
书中的常州师爷在说“良弓之子，必学为箕”这种《礼记》中的古奥用词时仍然使用方言，可见官话并不熟练。距离北方较近、人文荟萃的苏南一带尚且如此，更靠南方的地区官话的衰落程度可想而知。也难怪雍正因为听不懂原籍福建广东的官员说话而下令在闽粤两省设立正音书院了。
同时，新起的北京话对南系官话的地位形成了挑战。
北京虽然位于华北平原的北端，但是自中古以降一直是华北乃至全国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由于江南士子在科举考试方面的压倒性优势，大批习用南系官话的江南籍京官作为社会上层在此活动。在这些南方人的影响下，北京话虽然底子是北系官话，但却深受南系官话的影响。南系官话往往作为北京话中的文雅成分出现，如北京话的剥字，南音为 bo，北音为 bao，前者用在文化词上，后者只是口语。还有不少字如瑟、博等，北京话更是完全抛弃了北系读音，只保留了借入的南音。
北京地区的读书人甚至搞出了一种叫北京读书音的玩意儿，只用于读书。这种北京读书音在入声方面极力向南系官话靠拢，入声字被读出似去声的短促独立声调，以供分辨平仄。
随着历史演进，融合了南北两系官话的北京话在北京首都地位的加持下地位愈来愈高，甚至西方传教士也逐渐开始记录北京话的发音用作教材。威妥玛拼音就是其中影响比较大的以北京音为准的拉丁拼音，这说明北京话正在逐步建立起通用语言的地位。
传统的力量是强大的，于是晚清时期的汉语标准语出现了极其混乱的局面，新贵北京话、影响力逐步下降但实力犹存的南系官话和各地方言互相争抢地盘，情况极为混乱。
随着中国逐渐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加之跨区域交流需求的急剧增加，这种混乱局面亟待改善。
国语的确定
退一万步说，随着中国渐渐融入全球体系，对外通信变得频繁。国内无论方言如何混乱，地址写成汉字后都可以确保准确投递，但是如果一个不通汉字的老外给一个中国地址去信，一套统一的拉丁字母表示法就相当重要了。
1906 年春，在上海举行的帝国邮电联席会议决定设置一套拉丁字母拼写中国地名的系统，这套系统被后人称之为邮政式拼音。邮政式拼音充分体现了晚清时代标准语的乱局：方案总体上采纳用来拼写北京话的威妥玛拼音，但又对老官话进行了相当大的妥协。
如邮政式拼写分尖团音，新疆用 Sinkiang 表示，天津则为 Tientsin。而入声字也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保留，如承德拼 Chengteh，无锡拼 Wusih。甚至为了区分陕西、山西这对省份，在陕西的拼写上用了非常保守，当时已经消亡的老官话音 Shensi 以和山西 Shansi 区分。在闽、粤、桂这三个方言特别强势的省份，则采用当地方言拼写，如厦门拼 Amoy，佛山拼 Fatshan 等。
这种混搭风格延续到了民国时期。中国的长期贫弱很大程度被归咎于中国国民人心涣散，而语言不统一则被时人认为是人心不齐的罪魁祸首。因此民国刚建立即着手制定标准音，并于 1913 年经“读音统一会”讨论制定出一套老国音。
读音统一会讨论过程相当激烈，会员中江浙代表占了多数，甚至出现了“浊音字甚雄壮，乃中国之元气。德文浊音字多，故其国强；中国官话不用浊音，故弱”之类令人啼笑皆非的说法。这令北方各省会员极其不满，以“是否苏浙以外更无读书人”为由，强烈要求采用一省一票制度。最终北方代表的呼声被采纳，读音统一会以一省一票的方法表决出了 6500 多字的老国音。
和邮政式拼音一样，老国音也相当混搭。总体上说老国音采纳了北京音作为基础，但是在中间糅合了不少老官话的内容，如入声和尖团音之别。而在入声的读法上，则有按照南京式的短促高音和北京读书音式的似去而短两种处理方法。此外，与老国音配套的注音字母也应运而生，这套注音字母相当流行，甚至于有人改进后用作方言的注音，如苏州人陆基就设计了苏州话用的注音字母，效果尚可。
但是老国音的推行并不顺利。老国音的杂糅性质使得其很难被人自然地宣之于口，因此推广需要投入大量成本，而对于始终处于混乱状态的民国而言，推广一种普通话显然并不是首要任务。于是在整个民国初年，主张直接采用北京话作为全国标准语的京音派始终和国音派争吵不休，甚至发生过学校老师因分属两派而互相斗殴的事件。
到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老国音终于被废，北京音取得了标准语的地位。伴随京音派的胜利，民国政府颁布了新的拼音标准，即所谓的国语罗马字。
国语罗马字应合了“汉字不废、中国必亡”的思潮，因此创作目的即是为了彻底取代汉字。其特点是用拼写来区分声调，不加附加符号，如七、其、起、气，分别是 chi、chyi、chii、chih；抛、袍、跑、炮，分别是 pau、paur、pao、paw。由于难学难用，也相当不美观，因此国语罗马字在使用上非但没能取代汉字，甚至连威妥玛拼音都未能替代。只有在诸如陕西山西这种威妥玛难以准确记录其发音的情况下才有一定使用价值，现代的 Shaanxi 和 Shanxi 之分即来源于国语罗马字的 Shaanshi 和 Shanshi。
整个民国时期，虽然标准音已经制定完备，但由于战乱频仍，并未得到很好的推广，官定的拉丁方案国语罗马字更是沦为小众文人孤芳自赏的产物。不过无论如何，历经晚清到民国，包容南北的北京话彻底建立起了其语言权威，它作为全国范围内的通用语已经成为既成事实，这种态势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但民国常用的拼音方案如威妥玛、邮政式、注音字母乃至国语罗马字则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汉语拼音所取代，今天在中国大陆已经少有人使用了。
民间一直以来都有呼吁恢复繁体字的声音。2015 年两会期间，有全国政协委员提议要从文化传承角度适度恢复繁体字，理由看似非常有道理——繁体字更有文化内涵，如“親”和“愛”，分别有表明了其某种特质的“见”和“心”，意蕴深长，优于简体字版本。
这不是“部分恢复繁体字”的呼声第一次在两会中出现。2008 年，几位全国政协委员就曾经联名提出恢复繁体字，他们认为繁体字是中国的根，为了文化传承，就算不使用也要认识。
这些提案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他们分别从使用功能和文化传承的方面力陈繁体字的优越性，而这也正是多数主张恢复繁体字的人格外看重的因素。
实际上从使用角度来看，简体与繁体的功能性差别非常小，根本谈不上取代与否，历史上汉字演变经历了从甲骨文、金文、篆文到隶书、楷书的过程，它们并没有功能上的本质差别。与之逻辑相似，却更有讨论价值的其实是彻底用拼音文字取代汉字。这个争论早在 20 世纪初就已经出现，并在 50 年代《汉字简化方案》出现前后达到高潮。
目前，世界上绝大部分文字均为拼音文字，汉字是主流文字中唯一一种没有演变为拼音文字的。从功能性方面反对汉语拼音化的理由中，同音字多可能是最有道理的一个，这也是汉语和其他主要语言相比非常鲜明的特点。
汉子简化若纯用拼音，容易导致歧义，甚至会造成现实经济损失——韩国修建京釜高铁时，由于防水、放水读音相同，均为방수（bangsu），在不标汉字的情况下工人竟误把水泥上的防水字样当成了放水，导致大量混凝土枕木龟裂。
更有人喜欢引用赵元任教授的游戏之作《施氏食狮史》来讲述拼音化的不可行：
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施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适十狮适市。是时，适施氏适市。施氏视是十狮，恃矢势，使是十狮逝世。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施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施氏始试食是十狮尸。食时，始识是十狮尸，实十石狮尸。试释是事。
如果用拼音的话，就会出现所有文字拼写都相同的一幕：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shi.
表面上看，汉语的同音字确实很多，光是一个 yi 的音节，就有几百个常用字和次常用字。如果使用拼音，意义、异议、熠熠、意译、翼翼就全都变成一个写法了，确实会产生很大的不便，这样看来，似乎汉字的地位无可取代。
不过，现代人的难题早已在历史上就有了解决方法，用不同的拼音文字来书写汉语早已有之，它们也都有不错的使用效果。现今最早用大段拼音文字记录的汉语可能当属唐朝时吐蕃汉人用藏文拼写的汉语。
吐蕃曾是一个有相当实力的帝国，极盛期曾北进控制塔里木盆地，东边频频侵扰唐朝，并于公元 763 年一度攻陷长安，唐朝被迫请回鹘帮忙才把吐蕃人赶了回去。
在某封文档下的藏文字母的签名。根据读音推测，文本前几个字为“副使孟怀玉”的藏文拼写，其实签名者是一个汉人。
从公元 781 年开始到公元 848 年，河西走廊长期被吐蕃盘踞，直到归义军兴起才摆脱了吐蕃的桎梏。众所周知河西走廊是长期讲汉语的地方，但吐蕃百余年的统治相当程度上藏化了当地汉人，诗人司空图甚至有“汉人学得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的感慨。
敦煌为河西走廊的文化中心。由于吐蕃腹地文化水平较低，吐蕃攻陷敦煌后借助汉人善造纸的技能建立了抄经所，强迫汉人用藏文抄经，敦煌就此成为藏文经卷的主要传抄地，当地汉人也多通藏文。
这其实就是一种汉字拼音化的改造。藏文字母不仅被用于较短的应用文中，颇多较长的文本也用了藏文字母拼写，譬如下图所示的这份敦煌经卷中，有一段藏文字母拼写的《游江乐》民歌全文：
春风细雨沾衣湿/何时恍惚忆扬州/
南至柳城新造口/北对兰陵孤驿楼/
回望东西二湖水/忽见长江万里流/
白鹤（鹭）双飞出溪壑/无数江鸥水上游。
尤为有趣的是这一文本写成的年代已是归义军时期，文本正面即为汉文抄写的《大般若波罗密多经》，这说明了敦煌汉人可能并不觉得汉文相对藏文就特别好用——虽然官方恢复了汉文的使用，抄经的任务不再必须使用藏文应对，但这不妨碍他们继续用藏文字母拼写汉语。
这个改造的例子延续时间有限，随着河西走廊慢慢摆脱吐蕃影响，用藏文写汉语的做法也渐渐消亡。而且唐朝敦煌方言与现代汉语的特点有所不同，它的语音较为复杂，同音字较少，因此藏文拼音这种特殊拼法使用起来具有更高的识别度。
中古以后，汉语的语音体系剧烈简化，同音现象骤增。但即使如此，也并不一定非要依赖汉字来消除歧义。近现代时期，也仍然有用其他书写形式书写的汉语。人们在不依赖汉字的情况下不仅仍能满足基本的交际需求，还在此基础上诞生了复杂的文学作品。
元明清时期，中国整体文盲率高，尤其是在远离文化中心的西北地区。但是人们生活中总有对书面语的要求，如学习、通信等，西北某些回族人为了克服不识文字带来的不便，从阿拉伯字母中取材，创制出了一种被称为“小儿锦”的文字。
小儿锦也称小儿经，大体上就是用阿拉伯字母拼写的当地汉语。由于地域和个人差异，拼写法上往往也稍有不同。阿拉伯字母本身在表示声调方面乏善可陈，小儿锦也不区分声调，幸好西北陕甘地区的汉语声调体系本就相当简单，并未造成严重不便。
而在 19 世纪中叶之后，陕甘地区一部分回族人迁居中亚。他们被当地的突厥语民族称为东干人，他们说的汉语也就成了所谓的东干语。
东干人中的绝大多数都不通汉字。在 20 世纪初，苏联为他们创制了用西里尔字母拼写的东干文——实质上就是一种用西里尔字母书写的汉语。
这两种文字都较为忠实地记录了口语。由于不标声调，也存在类似小儿锦的弊端，但他们创造性地发明了不少解决方法——口语中遇到歧义时，往往会以其他词语替代，虽然这样做有时会造成书写文字和口语的差异。这就好比文字上很少有人会避免使用“期终”，但在口语中则颇有些人会说“期末”以避免和“期中”相混淆。
东干文的使用者并不局限于日常生活的交流，还在新文字基础上创造出全新的文学形式。由于距离较远，他们对于汉语文化中雅正的诗词歌赋较为陌生，而且不指望科举功名，也并无需求，所以他们的文学和自己的生活更贴近，并富有族群特征。这种差异可能会让汉族人难以理解。
东干文豪亚西尔·十娃子（Ясыр Шывазы）的诗歌是东干文学的代表作品：
Бый хўтер 【白蝴蝶儿】
Тэйон җошон，бый хўтер，【太阳照上，白蝴蝶儿】
Ни тэ гощин. 【你太高兴】
Ни лян җин гуон фадини，【你连金光耍的呢】
Чиди чун фын. 【骑的春风】
Йисыр ни до тяншонли，【一时你到天上了】
Зущён бый юн. 【走向白云】
Йисыр зу до хуайүанли. 【一时走到花园里】
Ба щян хуар вын. 【把鲜花儿闻】
Җяр хуардини，вә канди，【拣花儿的你，我看的】
Ниди щин го. 【你的心高】
Дусы ниди да хуайүан，【都是你的大花园】
Ни ющир луә. 【你有心儿落】
Ни лян хун хуар фадини，【你连红花儿耍的呢】
Тэёнйибан. 【太阳一般】
Дын нидини мо җүхуар. 【等你的呢毛菊花儿】
Щүәбый модан... 【雪白牡丹】
Нисы чунтян，гуон зоди 【你是春天，光找的】
Хуар кэди вон. 【花儿开得旺】
Зун луәбудо，хўтер-а，【总落不到，蝴蝶儿啊】
Җин фуершон. 【金树叶儿上】
在当下任何一个受过教育的中国人看来，这首所谓的诗恐怕都有些过于通俗，但是文学根植于语言使用者的环境之中。东干人只是语言上选择了汉语，他们的习俗、环境迥异于中原，对文学的理解自然也相当不同。在他们看来，这是一首真正的好诗。
历史上的案例对当下争论的借鉴意义毕竟有限，虽然汉字在功能上有被取代的可能，但对汉字体系的彻底放弃会造成巨大的文化断层，可是繁简的区别远不能说可以产生这么重大的文化影响。
对于一个熟悉简体字的中国人来说，从识简到识繁并非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20 世纪 80 到 90 年代大量盗版音像产品片源来自港台地区，可并没有太多人抱怨片子的繁体字幕看不懂。
恢复繁体字对接续传统的有效性更是值得怀疑，就算以繁体字进行基础教育，也未必就能提高对传统文化的认知。真正的差别或许主要在于对古文的体系的理解，无论是用简体还是用繁体，未受过系统教育的人对于文言文的理解其实都非常有限。普通人突然学会繁体字，也不可能就摇身一变，成了“龙的传人”。
当下，简体字在中国已经全面铺开，擅动文字体系的益处相当有限，而且很可能需要支付类似韩国高铁事件的高昂的经济和社会成本。
如新疆地区的维吾尔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就从阿拉伯字母改成拉丁字母、再改回老文字，近年又有和新一套的拉丁文字并行的体系，这几番更改事倍功半，由此付出的不必要社会成本更不言而喻。
但是，作为自汉字隶定以来几千年稳定使用的传统文字，社会不妨对繁体字多点宽容，在非官方的场合对使用繁体字（如店招等）的限制可以放宽。
至于和中国港台地区乃至韩国等使用繁体字地区接轨的问题，语言学家郑张尚芳的意见颇有参考价值：将并（並、併）、后（后、後）等简繁一对多的情况加以小范围的校正，以使简体繁体能够建立固定的一对一关系。如此一来，在当今的技术条件下，无论简体繁体都可以非常方便地互相转化。
东干文等案例的最大启示或许是无论繁体字还是简体字，功能性上都并非不可替代。从实用角度来说，即使是拼音文字改造，也总能有合适的替代品出现。但文字的使用从来都不是规划的产物，它镶嵌在使用者的具体环境中，汉字能不能有简化字，可不可以简化为拼音文字的讨论，或许本就不适合以提案的方式进行。
汉语拼音是中国人必不可少的辅助工具，学习语文要用，办理证件要用，出国生活也要用，但是它却给很多人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烦恼——老外似乎并不习惯汉语拼音的读法，如 Xing（邢）先生老外就鲜少能读对；Quan（全）小姐可能被读成关小姐；北京的复兴门最倒霉，Fuxing 的拼写可能会让人产生不好的联想。
就连著名大学似乎也对汉语拼音有抵触情绪。北京大学不叫 Beijing University 而要叫 Peking University，清华大学则是 Tsinghua University，厦门大学最厉害，直接用了个让人不明所以的 Amoy University。
汉语拼音为什么和英语读音对不上号？而这些大学的拼音又都是如何来的呢？
各国文字有着不同的书写系统。一旦有人要和使用不同文字的其他人群接触，那么出于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乃至学习对方语言的考虑，把本国文字以另一种文字的形态转写就是非常必要的。
对于多数主流拼音文字来说，字母之间都有相对明确的对应转化关系，设计一套转写方案相对容易。古罗马时期罗马人和希腊人交流频繁，就产生了一套标准化的以拉丁字母书写希腊语词汇的方法，两种文字的转化几乎完全程式化，如希腊字母 Γ、Δ、Η、Θ、Ξ、Ψ 在拉丁文中就分别转为 G、D、E、TH、X、PS。
但是汉字并不是纯粹的表音文字，因此在文字上和一种拼音字母建立对应关系并不现实。
直到近代之前，中国人自己也鲜少有使用拼音的需求——历史上用拼音文字表示汉语的情况并不常见，一般只出现在由于各种原因游离于主流汉文化外的族群中，如部分西北地区的回族人在内部通信时使用阿拉伯字母拼写的汉语，即所谓小儿经。
1899 年在塔什干出版的一部伊斯兰专著。阿拉伯语原文下面补充有用小儿经标记的汉语译文。
因此，早期汉语拼音的设计者和使用者主要是外国人，只有极少数例外情况，如敦煌被吐蕃占领时期当地汉人用藏文字母拼写汉语。
至迟在汉朝，中国就开始和文字不同的异族交往。他们将汉语的发音用自己的文字记录，形成了拼音的雏形，如往来中国的粟特胡商将店拼为 tym，前来广州的天方商人则把广州拼作 khanfu（广府）。
但是这些早期拼音非常零散，并不系统，只是对需要的人名地名或汉语借词进行转写，并没有对汉语进行整体的拼音化。汉语拼音化真正走上正轨，还是从明朝开始陆续来到中国的西方传教士的功劳。
为了向中国人传教，西方传教士热衷于学习汉语。学习汉语可能尚算容易，学习汉字则门槛极高。于是西方传教士想出了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并编纂字典以便学习的方法。
最早对汉语进行系统性拼音化的传教士为利玛窦和罗明坚。他们在 1583 年至 1588 年间编写了汉葡字典，并用上了自己设计的汉语拼音方案。该方案奠定了日后传教士汉语拼音的基础，但传播不广，很快就湮没无闻了。
影响力较大的则是 1626 年由传教士金尼阁编著的《西儒耳目资》，它反映了明朝后期官话的读音。由于是传教士为西方人学习汉语方便所创，金尼阁又是法国人，因此《西儒耳目资》拼音较为接近法语以及拉丁语的正字法，如然的声母用 j 表示，后鼻音韵尾则用 -m 表示（双拼写为 xoam）。
金尼阁之后，传教士纷纷设计起了自己的拼音。这些由传教士设计的拼音和金尼阁一样，也主要是为西方人学习方便，因此根据传教士自身来源、在华所在地等因素，这些拼音也有着不同的拼写。同样一个“庄”字，英国人写 chuang，法国人写 tchouang，荷兰人更是能写出 tschoeang 来。
不过这些拼音方案也有共同特征，如对汉语的不送气清音和送气清音用附加符号区别，如波/颇、多/拖、戈/科的声母分别写为 p/p’、t/t’、k/k’，在西方语言中一般用来表示浊音的 b、d 等字母因汉语官话中没有严格对应的音而往往被弃之不用。
大量在非官话地区活动的传教士也设计出种种方言拼音，特别在闽语区，传教士设计的福州话平话字和闽南白话字流行甚广，并被用作在当地办学的教学工具。闽语和其他汉语方言相差较大，写不出字的词很多，用汉字书写口语困难，不少当地民众甚至把这些拼音当作了主要的书面交流工具。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林巧稚大夫在进行对台广播时仍然使用传教士创制的闽南白话字撰写讲稿。
海南话版《创世纪》，反映了早期海口/府城口音
但是这些拼音的流传都有很大的局限性，往往只能传于一时一地，难堪大用。真正有全国性影响的拼音方案，还要到 19 世纪末才问世。
1892 年，英国人翟理斯修订完善了威妥玛于 1859 年设计的拼音，形成了今天所谓的威妥玛拼音。威妥玛拼音和现代汉语拼音在不少地方已经相当类似。如用 ao 表示奥，ch’表示产的声母。与之前的诸多拼音方案相比，威妥玛拼音系统简洁统一，表音方便准确，很快成为第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汉语拼音方案。
虽然威妥玛拼音是现行汉语拼音出现前最普遍的拼音，但是如果按照威妥玛拼写，北京是 Peiching，厦门是 Hsiamên，清华则应该是 Ch’inghua，并非这些学校现在常用的名称。Peking、Tsinghua、Amoy 的由来另有缘故。
1906 年，在上海举行的帝国邮电联席会议要求对中国地名的拉丁字母拼写法进行统一和规范以方便通信。在此之前，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已经要求各地邮政主管确定地名的拉丁字母拼写。赫德希望各地能用地方音拼写，但各地邮政局长则往往用已经通行的威妥玛拼音交差。
当时中国邮政系统高层由法国人控制，威妥玛拼音英文色彩浓厚，不为法国人所乐见，因此在 1906 年的会议上最终确定了一个混合系统的拼音方案。这个拼音方案引入了大量北京话中已经消失，但是在老官话中还存在的发音区别，如分尖团（青岛 Tsingtao、重庆 Chungking），保留入声（无锡 Wusih、广西 Kwangsi）等。对闽粤地区的地名，则依照赫德的指示往往用当地方言拼写，如佛山 Fatshan、肇庆 Shiuhing、厦门 Amoy（今天的厦门话门读 mng，但是早期厦门话更接近漳州话，门读 mui，故拼为 moy）。这套拼音方案即所谓的邮政式拼音。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还有厦门大学的英文名如此奇特的原因正是因为他们都采用了邮政式拼写，其中 Tsinghua 为老官话拼写的清华，Amoy 为闽南语的厦门。
而 Peking 就更加特殊，它并非老官话中北京的读音，也不是方言音，而是北京的外语惯用名——依照邮政式拼音的规则，对有惯用名的城市，邮政式拼写继续沿用已有的外语惯用名。
所谓外语惯用名，即某地在外语中有一个和来源语不一样的名字。这种现象并不算罕见，如英语中中国并不用 Zhongguo 而用 China，埃及并不用 Miṣr 而用 Egypt，而德国则以 Germany 称之，不用德语自己的 Deutschland。
外语惯用名的形成一般是因为该地非常重要，因此说外语的人在长期使用中并不遵从该地所说语言中对它的命名，而用自己早已习惯的叫法。
比如英语里面绝大部分外国地名都遵照来源语言的拼写，但欧洲各国的首都往往例外。临近英国的法德等国名城多早为英人所熟知，也往往拥有惯用名，意大利长期作为欧洲的文化中心和商贸要地，也不乏有惯用名的城市。而长期作为英国殖民地，和英国交往密切的印度，不少大城市在英语中也有惯用名。
城市部分名与英语惯用名对比
相应的，英国最有名的城市 London（伦敦）在许多欧洲语言中也有自己的惯用名，如法语、西班牙语的 Londres、意大利语的 Londra 等。
外语惯用名是个具有普遍性的现象，中国的名城在外语中往往也有着自己特别的称呼。公元 311 年前后正值五胡乱华，有一群在华经商的粟特人给故乡撒马尔罕去信描述中土近况，这些用粟特语写的信件却在玉门关以西被截获，并未到达目的地。
其中一封信由旅居金城（今兰州）的粟特胡商发出，收件人为其老板，大意是他跟老板汇报说：
中国发生了大动乱……在酒泉、姑臧的人都平安……洛阳发生了大饥荒。最后一个皇帝也从洛阳逃出去了。洛阳宫殿城池都烧毁了，没有了。洛阳没有了！邺城没有了！匈奴人还占领了长安……他们昨天还是皇帝的臣民！我们不知道剩下的中国人能不能赶他们出长安和中国……四年前我们商队到过洛阳，那里的印度人和粟特人全饿死了……
信中对中国地名的处理非常有意思——洛阳在信中写为 srγ，长安写为 ’xwmt’n，而邺则是 ’nkp’，姑臧为 kc’n，金城为 kmzyn。
框内文字大意为：“洛阳城不再有了！邺城不再有了！”
邺、姑臧、金城的粟特名称均为这些地名的古汉语发音的转写，唯独长安和洛阳两座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城市用了惯用名。
这封粟特信札并非孤例，西安北周史君墓墓志铭的粟特语提到长安时沿袭了 ’xwmt’n 的写法，下世纪的拜占庭文献将长安称作 Χουβδάν（Khubdan），后来的波斯和阿拉伯书籍把长安称作 Khumdan，8 世纪《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长安为 Khoumdan，该碑中洛阳为 Sarag。而盛唐僧侣利言的《梵语杂名》中则显示当时梵语中长安为矩亩娜曩（Kumudana），洛阳在梵语中则为娑罗俄（Saraga）。
关于长安和洛阳惯用名究竟如何得来，至今尚没有共识，有研究认为 Khumdan 来自上古汉语咸阳的发音，而 Sarag 则可能和古代西方对中国的称呼 Seres 有关。不过无论如何，正是因为长安洛阳两地在中古中国有重要地位，才会拥有这样的外语惯用名。
近古以降，作为首都的北京自然是中国有最多外语惯用名的城市，如英文的 Peking，法文的 Pékin、意大利文的 Pechino、西班牙文的 Pequín/Pekín。而另一个惯用名较多的中国城市则是广州，英文、法文、意大利文写作 Canton，西班牙文是 Cantón，葡萄牙文则是 Cantão（均来自“广东”），毫无疑问这和广州作为贸易大港的历史有关。
相比之下，上海虽然在 19 世纪后迅速发展，但是由于历史相对较短，并没有机会形成外语惯用名，上海大学也就无法像北京大学那样自己起个特立独行的外文名。不过上海人很快就不用担心历史上的短板了。
1957 年，新的汉语拼音方案出炉，拼音的目的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其初始目标为最终取代汉字，后因不现实改为帮助识字、推广普通话。因此，汉语拼音主要是为本国人服务，其拼写法是否符合外语习惯不再重要，系统的简约和学习的高效成为设计时更大的考量。新的汉语拼音用上了全部 26 个字母，至于 Fuxing、Xing、Quan 等，老外会怎么读本就不在考量范围之内。
虽然汉语拼音主要是对内的，但它也被赋予了成为汉语拉丁化转写标准方案的光荣使命——1978 年开始，中国出版的外文出版物涉及中国专有名词转写时均须使用汉语拼音，1982 年，汉语拼音被国际标准化组织认可为汉语拉丁转写的标准。在中国坚决要求下，所有汉语专名的拉丁转写都应该以汉语拼音为标准。诸如 Peking、Canton 这样的惯用名渐渐为 Beijing、Guangzhou 所取代。以此而言，至少在外文名称上，百年魔都和千年帝都竟算是平起平坐了。
普通话在中国大陆已推广使用数十年，但各地使用时仍带有明显的方言特征，特别是在南方，“胡（福）建人”“你问我滋瓷（支持）不滋瓷”等说法屡见不鲜。湖南人和四川人的普通话还因为特征突出，而分别获得了“塑料普通话”和“椒盐普通话”的雅号。
一向以口音周正骄傲，其发音被认为是标准的北京人，普通话说得似乎也不够“普通”。在流传甚广的“全国普通话排行榜”中，北京市却居于河北省承德市、内蒙古赤峰市及辽宁的朝阳市、阜新市等城市之后。
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制定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排名次序呢？这些地方的普通话真的比北京人说得更标准吗？
普通话都是怎样来的
普通话的概念并非中国独有，世界其他语言区也有自己的标准语（standard language），比如日本的现代标准日语、法国本土的标准法语和意大利的标准意大利语等。
理论上说，只要人们在公共场所和口头书面交流中频繁使用某语言的某种变体，该变体就能够演变成为这种语言的标准语。也就是说，方言本身的特质，与它是否能成为标准语毫无关系，最有希望成为标准语的，通常是在经济和政治中心使用的方言。
比如法国的标准法语，就是以巴黎话为代表的法兰西岛方言为基础形成的。其成因主要在于像巴黎这样的中心地区汇集着各地人群，大家需要一种通用语来降低交流成本，而通用语成型后，巴黎的强势地位又能吸引更多人学习这种语言。
同时，标准法语的统治地位也受到了法国政府的强力支持，不但宪法明确规定“共和国的语言是法语”，而且政府在历史上一直对推广法语不遗余力。特别是在大革命后，法国将法语与“法兰西民族”相联系，立法要求政府公文和学校教学必须使用法语，从而发起了浩大的消灭方言运动。
布列塔尼地区是运动的重灾区。学校向学生灌输布列塔尼语粗鄙不堪的观念，不但规定学生必须使用法语，而且禁止在学校甚至靠近学校的地方使用布列塔尼语，违者会遭到羞辱乃至体罚。时至 1925 年，法国教育部长阿纳多尔·德蒙兹依然宣称“为了法国语言的统一，必须消灭布列塔尼语”。
汉语普通话也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在其诞生前的讨论过程中，甚至有人提出过“只有北京市西城区的方言才标准”。不过文化的力量对标准语的形成也有影响，一些方言正是凭借着文化上的强势而成功上位的。
标准意大利语就是源自佛罗伦萨地区的方言，但丁、薄伽丘等文艺复兴巨匠用这种方言写成的著作功不可没。正是这些文学经典成为了后世语言和文体的典范，极大地提升了佛罗伦萨方言的影响力，奠定了其演变为标准语的基础。相比之下，罗马虽然贵为教皇国首都，但经济地位和文化影响力均逊于佛罗伦萨，其方言也就没能加冕为意大利标准语。
在德国，标准德语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过程。现代德语的第一次标准化来自于马丁·路德 1534 年翻译的德语版《圣经》，而他使用的高地德语方言也由此得到了有力的加持。
然而，标准语和其源自的基础方言并非一回事。北京人的普通话越说越不标准并不奇怪，其他语言中也不乏类似的现象。
越说越走偏的基础方言
所有自然语言都始终处于变化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标准语发源地的方言也会产生新的变化。但标准语时常有人为规定的因素，其变化往往跟不上方言的脚步，结果标准语发源地的人说话就不再那么标准了。
最突出的例子是意大利语的情况。现代的标准意大利语和但丁在 13 世纪使用的佛罗伦萨方言无大差别，而佛罗伦萨方言却在七百年间发生了不少变化。今天的佛罗伦萨方言会把房子发成类似 la hasa 的音，在习惯说 la casa 的标准意大利语使用者看来，这种口音显然不太地道。
法语的情况则较为复杂。理论上，标准法语应该区分 un/in 和 a/â，但巴黎方言却从 20 世纪早期开始即混淆其区别，现代巴黎绝大部分人的口语已经完全无法区分这两组音。
与意大利语的情况不同，巴黎方言在法语中的地位极其强势，结果就是在巴黎人口音走偏一百年后，标准法语竟不得不承认既成事实，近年出版的许多法语字典都开始按照当代巴黎人的读音来标音。
汉语普通话由于确立时代较晚，相对北京方言的偏离尚不明显，但苗头也已开始出现。许多北京人会把 wa、wan、wen 的音节发成 va、van、ven，还有人把 j、q、x 发成 z、c、s，把 s 发成类似英语 th 的读音。这些新出现的音变均未被普通话采纳。
除了语言本身的演化外，有些产生标准音的大城市因为人口众多、来源复杂，其市民的口音本来就不统一。如英语的“伦敦音”虽然是很多中国人想象中的标准音，但很多伦敦市民说的英语和英语的标准音差别甚大。英国的标准语被称为公认发音（Received Pronunciation），有时也称 BBC 发音、牛津英语。跟其他标准语不同，标准英语没有统一的官方标准或中央标准，只是约定俗成的产物。
这种公认发音常被认为是基于英格兰南部和东米德兰兹地区的口音。这一地区发达的农业、羊毛贸易和印刷业以及伦敦—牛津—剑桥所形成的政治优势和文化优势使得这种方言受到社会的公认，成为英语的标准发音。作为良好教育和社会地位的标志，公认发音更经由公学推广至全英格兰上层阶级。
但是伦敦普通市民，尤其是居住于东部的下层伦敦人，则始终使用一种被称为考克尼（Cockney）的方言。和公认发音比起来，考克尼有 th 读 f、音节尾的-p、-t、-k 混淆等诸多很不“标准”的特征，即使是英语水平不足以盲听英语影视剧的中国观众对照字幕，都可以发现不少略显粗鄙的发音，反倒是在人口以学者和学生为主的牛津地区，多数人说的英语更加标准。
日语的情况也有相似之处。现代标准日语来自江户时代的东京，且是以江户山手地区（今东京中心一带）的社会上流阶层方言为基础的。而下町地区虽然同在东京，其方言却不分 hi/shi、缺乏复杂的敬语，也被认为是没有文化的象征。
北京内部也存在类似的方言差异，如在选择北京话为标准语的时候，有些北京人操持的口音就成为了他们说好普通话的障碍。
20 世纪早期的北京话中，倾有 qing、qiong、kuang 三种读音，最终 qing 成为标准，说 qiong、kuang 的北京人的普通话就出了问题。同样有把佛香阁说成“佛香搞”的京郊农民和把竹读得像“住”的城里读书人，他们的普通话也难免显得不太利索。
台湾“国语”和大陆普通话的发音不同，也往往源自不同阶层北京市民的口音差异。根据台湾《国语一字多音审定表》及大陆《普通话四读词审音表释例》，两岸的字音有许多差异。以期字为例，台湾地区念 2 声，大陆念 1 声。二者在读音上的不同取舍显示出台湾地区较重视字音的渊源，故音多来自北京读书音，而大陆重视字音通俗化，偏重北京普罗大众的口音。当然也有部分反例，如台湾地区读“和”为“汗”就是一种非常乡土的读法。
普通话说得比北京人好很难吗
北京人的普通话未必最好，其他地方的人普通话说得好也不一定就怪。非标准语发源地的居民，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其普通话反而可能比普通话发源地的发音更加标准。比如接受过公学教育的英格兰北部绅士，英语发音远比土生土长的伦敦东区码头工人更标准。“公认发音”与其说是某个地理区域的方言，不如说已经演化成了一个特定阶层的社会方言。
而且，标准语确立较长时间后，在口音和标准语差距较大的方言区，居民反而往往会更加认真地学习标准语。跟普通话使用者对话时，四川人一般不会遇到严重的交流困难，而上海人如果只会上海话，就会感到非常痛苦了。长此以往，最终后者的标准语往往会更加标准。
德国的情况在这方面就较为突出。虽然标准德语并不源自某个特定方言，但标准德语的几乎所有特征，都反映的是德国中南部地区高地德语的情形。在靠近北海的低地地区，传统上则说较接近荷兰语的低地德语。
伴随标准德语在德国的普及，低地地区的德语方言几乎完全被标准音所取代。如今，属于低地的汉诺威地区的德语被公认为十分标准。反之，和标准德语本来就较为接近的高地地区学习标准语的动力和热情则弱得多，至今还往往带着较为严重的口音。以此类推，200 年以后，上海人说的普通话可能反而会比北京人标准得多。
还有另一种情况也会让人标准语说得特别好：当大量来自不同地方的移民进入某地，人数远远压倒本地人口时，为了交流方便，他们往往会选择使用标准语沟通。虽然第一代移民容易带上各种各样的口音，但是他们的子女往往都能说流利的“普通话”。
例如，17—18 世纪的魁北克地区作为法国殖民地汇集了带有各种法国口音的移民，新移民为了生存和交际，在各种方言交杂的情况下，魁北克的语言竟迅速统一起来。反观当时的法国，虽然着力推广标准法语，但缺乏现代传媒助力，效果并不显著，能说标准法语的人口占比极低。这一时期访问魁北克的法国人，往往对魁北克人的法语标准程度啧啧称奇。
在中国，经历过明朝初年大移民的西南地区居民，普遍采用了当时的标准音南系官话作为交流工具，形成了覆盖数个省区的巨大标准语区。相比之下，当时南系官话源头南京的东、南、西三个方向出城只需几十公里，就会进入吴语或其他方言的地盘。清朝末年对东北的开发也让北京话迅速扩展至东北，而且越是靠北、本地居民越少，当地的口音就越与北京话接近。相比之下，北京自身西郊的延庆等地反而和北京语音差别巨大，东面的天津和南面的河北则差得更远。
但是移民语言的标准程度不一定能持久，随着时间推移，最终仍然会发生漂变，造成移民说话不再“标准”。比如曾以发音标准著称的魁北克，被英国统治后与法国联系中断了一个多世纪，当地的法语更多保留了古法语的特点，同时又有了新的变化。而法国本土的变化更加剧烈，于是 19 世纪后，访问魁北克的法国人再也不称赞当地的法语发音了，反倒会觉得魁北克发音又土又怪。在当代自诩正统的本土法国人之间，魁北克法语被蔑称为 Joual（常与讲法语的下层工人阶级联系在一起），其某些特征甚至会被中国的法语教师当成笑话讲给学生，以活跃课堂气氛。
如今的四川话，也已经和几百年前的明朝普通话有了相当大的差别。东北话也有了自己的特征，现在东北话甚至成了中国最容易识别的方言之一。
到底中国哪里的普通话最标准
不少人认为河北滦平县是普通话的标准采集地。滦平县政府网站上的资料显示，20 世纪 50 年代，有关专家学者曾来到该县金沟屯、火斗山等地进行语言调查活动。滦平作为“普通话标准语音采集地”，为我国普通话语言规范的制定提供了语言标本。
当地文史专家认为，滦平方言之所以与标准普通话如此接近，与滦平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迁民历史密切相关。
明初，北方边境面对着蒙古造成的巨大压力。朝廷实行了塞外边民强制迁入长城内的空边政策，滦平地区在之后约 200 年时间里一直是无人区，直到清朝康熙年间因承德庄田的建立才真正得到开发。早期来滦平的移民以王公大臣和八旗军人为主，通行北京官话，因此该地方言形成过程中既无土著语言的传承，又少受到北京土语的影响，语音比较纯正。
滦平方言之于普通话，正如 17—18 世纪的魁北克法语之于标准法语，只是滦平方言更加年轻，还未有时间发生漂变。当代的北京土著要想说好普通话，可以先做练习，把“zhei 事儿听姆们的”的土音都替换成 200 公里外的河北滦平乡音。
“我宣你”“你不要这样啦”“这个包子好好吃哦”……在不少大陆人眼中，台湾人的说话风格一直是“娘炮”的代名词。台湾腔的绵甜软糯，给收看台剧的大陆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些观众觉得这种腔调温文尔雅，而有些人则表示不大习惯，很难适应。
台湾腔是怎么出现的？至少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荧幕上的台湾口音跟大陆还没什么区别——70 年代琼瑶戏中的林青霞、秦汉与同时期《庐山恋》中张瑜、郭凯敏的说话腔调并无明显差异；以甜美可人著称的邓丽君在 1984 年“十亿个掌声”演唱会上与主持人田文仲互动时，二人的口音更像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大陆人，与《康熙来了》等节目中台湾艺人的腔调完全不同。
对台湾腔有些反感的大陆人可能已经忘了，现在央视主持人的说话腔调与早年的播音腔也不是一回事。
从著名京剧演员北京人言慧珠 20 世纪 40 年代当选评剧皇后的讲话录像来看，当时无论主持人还是嘉宾，咬字都极为清晰，一个个字仿佛都是蹦出来的，风格与现今大陆、台湾的播音都相差很大。而且 1949 年之后，这种播音腔并没有马上消失。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种播音腔显得刻意做作，但当时这种播音腔调自有其不得不如是的原因。
首先是彼时广播技术不成熟。早期广播的调制方式主要是调幅（AM），即侦测一个特定频率的无线电波幅度上的变化，再将信号电压的变化放大，并通过扬声器播出。虽然技术简便，方便接收，传播距离也比较远，但这种广播音质较差，不但音频带宽狭窄，而且任何相同频率的电信号都可以对其造成干扰。
音质受限的情况下，保证语音清晰无疑就非常重要了。本来就嘈杂的背景音中，如果因播音员的语速快而模糊，听众的耳朵就会受到折磨。而且，高频声音在早期技术条件下音质损失较少，因此老录音在现代人听来一般都更为尖利。
技术水平只是一方面，播音腔之所以“怪里怪气”，更直接的原因是早期广播听众说话就是这个调。在广播技术诞生的 20 世纪初期，负担得起接收费用的人还不多，最早的听众主要是社会中上层。而且其时正值大量新富人士试图挤入传统精英阶层，口音向上层靠拢是提升身价的捷径之一。
那社会上层的口音为什么就这么怪呢
无论世界各地，上流社会的口音一般都比较清晰，下层口音中消失的某些对立在上层往往得以保存。如英国上层的 RP 腔 lip、lit、lick 分明，而伦敦工人阶层的发音则大多模糊难辨。同样，20 世纪初北京上层的口语音系虽已与平民没有音位上的差别，但他们读书时仍保留入声。
考虑到教养和身份，上流社会往往更重视家庭成员说话的清晰度。例如有着悠久正音和演说传统的英国，连国王乔治六世和撒切尔夫人都要请专人指导发音，中国的《颜氏家训》也多次强调正音的重要性。在大众听来，这种对正音的执着往往显得做作而疏离。
反过来，吞音、连读等大众常见的语音模糊现象（如一般北京人读大栅栏、德胜门的第二个字时），在注重清晰的上层口音中表现得往往不大明显。
所以，出身北京蒙八旗的言慧珠说话时就几乎没有普通北京人常见的吞音连读现象。同样，擅长古诗吟诵的叶嘉莹教授由于在成年后移居台湾，口音也得以保留这种早期的播音腔，与现在的北京人说话不太一样。
这种口音区隔甚至到今天也没有完全消失——在科教文卫机构密布的海淀区和机关大院里长大的北京人，与出身南城胡同的各位“爷”口音仍有相当差距，前者发音吐字明显比后者清晰得多。
不只是中国，美国早期上流社会人士主要聚集于东北部的纽约和新英格兰地区，和英国交往密切，相对来说更崇尚英国文化，因此早期美国广播的发音也和罗斯福总统等上流人士的发音一样，非常类似清晰又有截断感的英国 RP 腔，被称为“中大西洋口音”。
无论大陆还是台湾，民国口音都曾在一定时期得以延续。但不久之后，这种口音在大陆就不合时宜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电台播音求声音的力量感，要体现血性和气魄。之前那种发音清晰、感情相对中立的播音方式自然不符合要求。有力量感的播音腔在某些国家仍是主流，比如朝鲜著名播音员李春姬，她的嗓音被誉为“强劲有魄力，且号召力极强，拥有出众的口才”。
改革开放以后，这种充满力量感的播音方式虽在部分纪录片中仍有保留，但在普通电视节目中已几乎完全淡出。不过大陆人的说话方式早已深受其影响，甚至不限于普通话——香港回归前大陆曾制作过一档宣传基本法的粤语节目，播音员沿用了当时大陆流行的播音方式，但在香港播出后市民纷纷反映语调听着有些不习惯，考虑到听众的感受，该节目最后邀请了一位本地播音员以香港口音重新录了一次。
此时台湾的播音腔调仍是以前的老路子，一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台湾社会剧变，播音腔变化仍不明显。而 90 年代后，两岸的播音腔普遍都被生活化的语言所取代。
大陆文化产业高度集中于北京，京腔的影响力自然越来越大。更重要的是，口音不再是阶层鉴别的标志——正式场合操一口南城胡同腔的北京话不再被视为“土鳖”；尽管电视节目主持人被要求说标准普通话，但很多地方台的节目为了体现亲民感和生活气息，主持人都憋出一口半咸不淡的京腔。
赵本山在春晚的崛起，也让东北话占据了很高的“生态位”。在大陆中部和南部的不少地方听广播时，主持人甚至经常会冒出两句东北话，否则放出罐头笑声时就不太自信。
台湾地区的情况更特殊。标准意义上的“国语”来源于北京地区的方言，但台湾本地没人说北京话。国民党败迁台湾后，外省人来自大陆各地，这些主要聚居在台北的“天龙人”很长一段时间内主导了台湾社会，他们通常用“国语”交流，因此其后代一般都能讲一口相当标准的“国语”（如马英九）。
为什么台北“国语”会导致台湾腔变“娘”
说话带有“台湾腔”的相关人群大多是外省人出身。外省子弟的上层多来自江浙地区，台北“国语”的鼻音比较轻，ing/eng 这样粗重的后鼻音在很多人的口语里面不出现，和苏州话、上海话类似，听感自然比较软糯。外省人中也有很多人说山东话等北方方言，但他们大多是眷村的下层军官和士兵，对台北“国语”的形成产生不了什么影响。
台湾本地人则以说闽南话为主，闽南人讲“国语”相当粗硬，被喻为“地瓜腔”。在文化中心台北，这种腔调显然不入流。在国民党的推广下，台湾本地人极力模仿外省人的台北“国语”。但本地人的方言底子使得模仿结果除了鼻音较轻外还会保留一些闽南话的特征，如翘舌音的缺失，轻声的匮乏等等。
另外，闽南语对语气词的出现频率远远高于大陆的普通话，这使得台湾人的语气比大陆人要亲和得多。“太热了嘛！没差啦！我好热哦”也自然比“太热了，没差别，我好热”显得“娘”一些。
音高也是“娘”的主要原因。台湾“国语”的音高比大陆的普通话要更高一些，由于女性的音高天然高于男性，较高的音高自然让人感觉更加女性化。这很可能是因为台湾从闽南话转向“国语”的过程中，女性起到的先锋作用导致她们的口音成为模仿对象。
这种模仿女性口音的现象极为普遍，大陆诸南方方言区的人说普通话时音高也往往高于方言。究其原因，恐怕在于女性比男性更注重自身形象，除了在穿着、举止上更讲究时髦，在语音也不甘落后，因此女性往往比男性更先模仿语言。
因为女性在家庭生活中与后代接触更多、影响更大，最终往往导致全社会口音的变化。例如北京有种口音叫女国音，20 世纪早期在女学生中流行，大致是把 j、q、x 读成 z、c、s，显得更加娇嗲。但现在这么说话的北京人已远不限于女学生——当年的女学生已经成长为母亲和奶奶，她们的后代无论男女，口音往往都有“女国音”的痕迹。
19 世纪时苏州话毛、叫这类字的元音接近英语 cut 中的 u，现今苏州评弹仍然如此发音。1928 年赵元任在苏州调查吴语时已经发现男女发这个音的区别，女性发音时韵母变成了发音部位更靠前，声色也更尖利的/æ/（英语 cat 中的 a），男性则仍发旧音。但现在苏州人已经几乎全部发成了受女腔影响的/æ/。
男性的影响则小得多——北京上海少数男性会把 s 发得和英语的 th 类似，竟被视为“小混混”“瘪三”说话，故始终难以扩散。
除了语言本身，更重要的是由于没有经历过扫荡一切的政治运动，台湾地区的教育相比大陆留下了更多的儒家痕迹，也更注重“富而知礼”，多数台湾人的说话方式自然显得更文气。台湾大学洪唯仁教授在 80 年代后期访问大陆厦门、潮州等地时，就已注意到台湾女性说话相比同样母语是闽南话的厦门女性要温柔得多。
随着台湾民主化和本土主义的兴起，国民党之前力推的台北“国语”的权威地位逐渐被年轻一辈的腔调所取代。罗大佑在他演唱于 1982 年的名曲《之乎者也》中，还曾讽刺过年轻人的说话腔调，这种区隔到现在仍能看到，不少老辈艺人如金士杰、李立群等人就保留了原本的“国语”口音。
从《地道战》《地雷战》到各种横店“抗日神剧”，几十年来日本人在中国银幕上都是这样说话的：“你的，花姑娘的，哪里的有？”多数情况下，汉奸们会无障碍地听懂日本人的意思：“太君，这里的，花姑娘的，大大的有！”
这样奇怪的说话方式让人不得不怀疑这是否是一种有意的丑化，也让人好奇日军平时到底是如何与中国人交流的。
日军还真是这么说话的
日军为什么要这么说话？这种影视剧中常见的奇怪汉语并非没有来头，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人和中国人之间的交流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一种叫作协和语的中介语言。
汉语和日语相差较大，互通性极低。自 1931 年日军占领东北到 1945 年抗日战争结束，其间有大量日本人来华，不可避免要和中国人打交道。高级官员有翻译，但普通日本军民显然没有这个条件。日本人在占领区往往推行所谓的“皇民化教育”，日语教育是重点内容，台湾就在几十年的日语教育后培养了大批会说日语的民众。但日军在中国大陆活动的时间相当短，且长期处于战争状态，语言教育效果十分有限。
“皇民化运动”的第一项内容就是在台湾强制推行日语。许多商店门口都挂着“只用国语（当时指日语）买卖”的牌子
其实侵略者有时会反过来被对方的语言同化，而且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并不鲜见。入侵法国的法兰克日耳曼人最终改说了属于罗曼语的法语，1066 年入侵英格兰的诺曼人最终也改说了英语。在中国，明末入关的满人经过三百多年的同化也渐渐改说汉语了。
但以上情形要么是被征服者的文明程度远远超过征服者，征服者觉得应该主动学习，要么是征服者人口数量极少，在长期传承中被慢慢同化。无论如何，改学被征服者的语言并不会发生在征服过程中，一般要到第二代乃至第三代后裔以后才会发生。
对于侵华日军，“劣等的支那文化”不值得学习。而在中国的日本军民绝大多数都是第一代移民，又相对集中地居住在军营、开垦团等地，无法指望他们能够有效学习汉语。即使日本军方从甲午战争初期就开始编撰《兵要中国语》《日清会话》《速成满洲语自修》之类的教材，绝大部分日本军人的汉语水平还是非常低下。
在这种情况下，日军会说一种不中不日、又中又日的语言，就成了历史的必然结果，即所谓的“协和语”。作为一种两个人群临时的交流工具，协和语与一般语言相比特色十分鲜明。
首先是较低的词汇量。协和语前身是侵华日军所谓的“大兵中国语”，即临时用语，表达上不会追求语言的丰富精确，对方能听懂就行。词汇往往局限于满足简单交流的需要，如“要不要”“你的”“我的”“他的”“买不买”“多儿钱”“干活计”“来”“什么”“王八”“没有”之类。相应的，协和语在句式上也比较固定，方便在不同场合机械套用。
作为汉语和日语混合的产物，协和语也会引入一些通俗易懂的日语词汇。中国人熟知的“哟西（よし）”“咪西（めし）”“哈依（はい）”等日语词，很大程度上正是拜协和语所赐。而诸如用“料理”表示菜、“便所”表示厕所、“料金”表示费、“出荷”表示交公粮之类的日语汉字词就更常见了。
此外，协和语受日语影响，出现了谓语后置等一般在汉语中不会出现的语法特征。而由于词汇和表达上的局限性，协和语中语词重复就有了重要的语法功能，如表示强调等等。
以上这些特征导致协和语与正常的汉语、日语差别都很大，如一句简单的“你把这个给我”，协和语的表达则是“你的，这个，我的，进上”。而“我吃饭”则用中国人听来非常奇怪的“我的，めしめし，干活计”来表达。
这两个短句颇能体现协和语的上述特征：词汇和句法都非常简单，谓语放在了句子最后，使用了重复的日语借词めしめし（咪西咪西）。而滥用“的”这个受日语影响产生的习惯正是中国人刻板印象中侵华日军说话的一大特征，所以各种“抗日神剧”中“大大的有”“你的”“花姑娘的”之类的说法还真不是完全的臆造。
“我想给你点颜色看看”
协和语的怪模怪样正是皮钦语形成初期的典型特点。首开近代规模化中外混搭语言先河的并不是协和语，而是“皮钦语”。皮钦语是英语 Pgin 的翻译，一般认为是 Business 被广州人讹读的产物，后来上海开埠，又出现了上海版的皮钦语——洋泾浜英语。
英国和美国在东亚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以后，在广州这样的大型口岸就产生了和中国人生意往来的交流需求。洋商来中国一般都是短期的商业行为，不会像传教士那样苦学汉语以争取能在华传播福音。出于维稳考虑，清廷也不鼓励中国商人学习外语，更忌讳他们教外国人汉语，甚至还出现过处死外商请来的汉语老师这样的恶性事件。于是，用简单破碎的英语当作中介就成了唯一可行的选择。
与协和语类似，这种皮钦话同样是敷衍交流的产物，词汇和语法都较为简单，语音上也深受当地语言的影响，如在早期的《红毛通用番话》中，“一”标音为“温”，“非常”标音为“梭梭”，“医生”标音为“得打”，“酒杯”标音为“湾蛤”，“女人”标音为“乌闻”，“买卖”标音为“非些淋”，词汇多为生意场上常用的，标音也是以广州方言趋近英文原音。
上海开埠后，中外贸易迅速发展，交流需求也随之增加。相对于排外情绪浓烈的广东人，江浙人对洋人更友好，学习外语的热情也更高，渐渐形成了上海版的皮钦话——“洋泾浜英语”。洋泾浜是上海苏州河的一条支流，1845 年英租界建立以后，洋泾浜成为英语和汉语接触最频繁的地方。上海洋泾浜英语就在此处诞生。以吴音标英语的《英字指南》也于 1879 年问世。
为了尽快学会洋泾浜英语和洋人交流，上海甚至出现了以歌谣学习的方式：
来是“康姆”（come）去是“谷”（go），
廿四块洋钿“吞的福”（twenty-four），
是叫“也司”（yes）勿叫“拿”（no），
如此如此“沙咸鱼沙”（so and so），
真崭实质“佛立谷”（very good），
靴叫“蒲脱”（boot）鞋叫“靴”（shoe），
洋行买办“江摆渡”（comprador），
小火轮叫“司汀巴”（steamboat），
“翘梯翘梯”（chow tea）请吃茶，
“雪堂雪堂”（sit down）请侬坐，
烘山芋叫“扑铁秃”（potato），
东洋车子“力克靴”（rickshaw），
打屁股叫“班蒲曲”（bamboo chop），
混账王八“蛋风炉”（damn fool），
“那摩温”（number one）先生是阿大，
跑街先生“杀老夫”（shroff）,
“麦克麦克”（mark）钞票多，
“毕的生司”（empty cents）当票多，
红头阿三“开泼度”（keep door），
自家兄弟“勃拉茶”（brother），
爷要“发茶”（father）娘“卖茶”（mother），
丈人阿伯“发音落”（father-in-law）。
《英字指南》在修订多次之后，1901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英字指南》的增订版，名为《增广英字指南》
洋泾浜英语不但发音奇怪，语法上也深受汉语影响，如 catch 和 belong 出现的频率畸高，近乎无所不能，而英语中各种复杂时态和人称体系也被彻底抛弃。“已经变冷”本应说 It has become cold，但在洋泾浜英语中为 This thing hab catchee cold。Have 不但音讹了，而且也没有按照英语第三人称单数该有的形式变成 has。名词不但单复数混淆，而且引入了汉语使用量词的习惯，本应说成 three streets 的“三条街”在洋泾浜英语中则是 three piece streets。
在实际应用中，洋泾浜英语由于缺乏规范，不少词到底怎么来的已经失考，如“辣里龙/la-li-lung（贼）”，上海人以为是来自外国的洋词，洋人又觉得这是中国话。甚至会出现真老外根本难以理解的情况，如洋泾浜英语 I want give you some colour see see 是中文“我想给你点颜色看看”的直译，但是洋人们能不能理解那就天知道了。
何谓“克里奥尔语现象”
协和语和洋泾浜英语在历史上都是昙花一现，前者在日本战败后很快消失，后者也在上海失去“冒险家乐园”的魅力后自然消亡。只剩“拿摩温”（number one）等少数词至今仍存留在方言之中。
可是对这种混合语言来讲，消亡并非必然的宿命。混合语言虽然初期粗糙不堪，但假以时日功能逐渐完善，在一定条件下，甚至会变成某个人群的母语，形成所谓的“克里奥尔语现象”。
如元朝北方的汉语口语就受到蒙古语的影响。古本《老乞大》（朝鲜学习汉语的课本）中就有大量当时受蒙古语影响的口语，如“死的后头，不拣甚么，都做不得主张有”“穿衣服呵，按四时穿衣服，每日出套换套有”。
这种有些奇怪的汉语非常普及，《老乞大》中甚至有“如今朝廷一统天下，世间用着的是汉儿言语。咱这高丽语，只是高丽天地里行的，过的义州，汉儿田地里来，都是汉儿言语”的说法。而在公文中，更是出现了逐词硬译蒙古语的汉语，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了明朝早期。
18 世纪后期的修订本《重刊老乞大》
更成功的是海地的克里奥尔语。海地旧时经济以蔗糖产业为主，劳动力需求非常大，因此有人从非洲运来大批黑奴，这些黑奴占据了海地人口的绝大部分。但是他们来自不同地方，互相之间需要用殖民者的语言法语交流，最终形成了一种较为稳定规范的新语言——海地克里奥尔语。这种语言以法语为基础，对法语复杂的语法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简化，又杂糅了大量非洲原乡语言和其他语言的特点。
克里奥尔语不但成为海地土生黑人的母语，甚至为数不多的欧洲后裔也操起了这种语言。由于其势力实在太大，1987 年这种起源和皮钦语、协和语差不多的语言被认定为海地的官方语言，和法语并列。
事实上，协和语当时也已经有了去俚俗化的兆头。它不但在口语中被广泛使用，甚至还进入了书面语，而且已经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大兵话”的低级粗糙感，如民国二十年（1931 年）8 月 14 日的《关东报》中出现了这样一篇广告：
梅雨时泼渐过、酷暑天气已来使至今日、为一年中皮肤生病发时之盛之际。故药物肤法，莫逾于天恩水，因杀菌力破强富于深奥之理想，且毫无刺力痛苦之者而皮肤病竟得豁然冰释。欲购虞请问日本东京芝区田村町东京药或各药房、订买定也！
幸而中国人民英勇抗战，并取得了最终胜利，否则如今东北人的话语中就很可能掺杂那种奇奇怪怪的“协和语”了。
温州话素以难懂著名，不但北方人一个字都听不懂，就连温州的北邻台州、南邻福州的居民对温州话也“无能为力”。温州话不但在中国声名远播，美国电视剧《盲点》中也将温州话称为“恶魔的语言”，剧中以温州话编译的信息甚至难倒了美国 FBI 情报人员。于是产生了这样一种说法：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队把温州话当作秘密通信时的工具，日军对此无能为力，只能干瞪眼。
使用敌方听不懂的语言通信并非现代人的发明。《左传》中即有所谓“楚言而出”的记载，说明中原各国均难以“破译”楚国人内部交流时使用的楚国当地语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也确实有过一种语言因为其难懂，起到了为通信加密的作用，这种语言就是美国新墨西哥州土著居民纳瓦霍人的语言纳瓦霍语。
1942 年，洛杉矶工程师菲利普·约翰斯顿向美国海军陆战队提议使用纳瓦霍语通信以增加敌方破译情报的难度。建议被海军陆战队少将克莱顿·巴尔尼·沃格尔采纳，海军陆战队招募了 29 名纳瓦霍族男性用以传递秘密信息。
美国海军陆战队与这批特招入伍的纳瓦霍人合作制作了一套以纳瓦霍语为基础的语音密码，这样就算情报被会纳瓦霍语的人截获，也不能轻易听懂其中意思。他们屡建奇功，尤其在硫磺岛战役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纳瓦霍人的英雄事迹后来还被改编成好莱坞大片《风语者》。与之相比，温州话在抗战期间大显神通的故事在重要细节上却显得语焉不详：到底是谁决定组建温州话情报队？是什么时候派上用场的？在哪些情况下使用过？这类信息统统付之阙如。
稍加检索，我们便会发觉温州话作为通讯密码的另外一个更早的故事版本：中国在对越战争期间曾以温州话作为密码，随着抗战话题渐热，这个版本逐渐没了市场，故事场景才变成了抗战。但无论哪个版本，都像是受《风语者》启发才形成的产物。
对越战争时确曾有过以方言“加密”军事信息的史事，只是与《风语者》中的电报加密不同，说方言是为了阻止越南人窃听阵地通话——当时中越两军阵地犬牙交错，有线无线都极易被窃听，越南人普遍懂汉语，而解放军少有人懂越南语。
1990 年出版的《中越战争秘录》曾用相当篇幅介绍解放军如何应付越军窃听。当时越南人不但窃听，甚至嚣张地用汉语干扰通话，前线士兵被迫发明了一套暗语系统，还用上了方言，不过出场的是唐山话而非温州话：
越军 884 电台：“中国兵，听说你们北京话说得挺好，说两句咱们听听。”
我军 884 电台：“小子，亭着，握曹逆麻。”（唐山话）
“你说什么？”“握曹逆麻！”“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也曹你麻！”
这大概是一种战场上以方言击败敌人之类传奇故事的早期版本。只是唐山话基本不构成理解屏障，当时各猫耳洞官兵自创的“黑话”意义有限——无非是以常见动植物替换军事名词，几无任何智力含量，监听者无须太费脑子就能猜出他们在说什么。
如果当时真用上温州话，它确实能阻断越南人监听——但如果不在每个猫耳洞配备至少一名温州士兵的话，自己人也会被一起“阻断”。而且实际上，除了猫耳洞的基层士兵，解放军似乎根本不在意越南人肆意监听。
这个传说更不靠谱的地方在于，八路军远没有富裕到可以大量使用电话或步话机的地步。退一步讲，纳瓦霍语之所以能胜任密码语言，和其本身的特点密不可分，遗憾的是，就算当时八路军真的有足够的条件大量使用电话，温州话也并不具备能够胜任密码语言的特质。
一种适合作为秘密传输用具的语言通晓人数不宜过多。纳瓦霍语的使用人口基本限于美国新墨西哥州和亚利桑那州的纳瓦霍族人，今天纳瓦霍人人口也不过 30 万，其中还有 10 万左右不会说纳瓦霍语。“二战”开始时，外族人懂得纳瓦霍语的据统计甚至不超过 30 人。美国的敌国德国和日本几乎可以肯定无人能懂纳瓦霍语。
但能说温州话的人要多得多，能听懂的就更不可计数了，1931 年全温州地区人口即有 255 万。除了乐清清江以北是台州话片区，洞头、平阳、苍南、泰顺的居民各有一部分说闽语，苍南金乡的则说北部吴语外，其他地方均通行温州话。此外，丽水青田部分地区、台州玉环一角的人也说温州话。由于温州的重要地位，浙南其他地方的人会说温州话的并不鲜见。
温州 1941 年 4 月 19 日就沦陷于敌手，日占地区能懂温州话的人数少说也有几百万。就算日本没有占领温州，日军也不难找到懂温州话的人——温州是著名侨乡，从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温州就有大批农民、手工业者和知识分子或迫于生计或由于其他原因东渡日本。《温州华侨史》中论述道，他们在日本“大多数从事小商贩，少数从事苦力，极少数从事服务业”。
从语言学本身特征来看，温州话的“难懂”和纳瓦霍语也不在一个层次上。纳瓦霍语语法相当复杂，其句法以动词为核心，通过在动词词根上附加各种各样的词缀来表示英语等语言中需要不同词类如形容词、代词等才能表示的含义。而动词词缀则按照一定的规则以后置宾语、后置介词、副词、迭代、复数、直接宾语、指示、副词、式/体、主语、分类词、词根的顺序一一堆砌而成。
如 yibéézh 在纳瓦霍语中是“煮沸”的意思，由词根 béézh 和第三人称宾语前缀 yi 组成，而要表示“他在煮沸”的意思时，纳瓦霍语的做法是在分类词缀的位置上加上使动/及物词缀-ł-，动词就变为 yiłbéézh。
同样，纳瓦霍语在区分主语和宾语时也经常需要动词词缀帮忙，如在“男孩正在看女孩”一句当中，可以说 Ashkii atʼééd yiníłʼį́.，也可以说 Atʼééd ashkii biníłʼį́.。纳瓦霍语 Ashkii 是男孩，Atʼééd 是女孩，动词在带上 yi-前缀时就暗示第一个名词是句子的主语，而在带上 bi-时则说明主语是第二个名词。这看似冗余的区分对于纳瓦霍语实在是非常重要，因为纳瓦霍语对名词顺序有严格要求，有生性高的名词必须出现在有生性低的名词之前，所以在诸如 Atʼééd tsídii bishtąsh（鸟啄了女孩）这样的句子中，由于女孩的有生性高于鸟，所以 Atʼééd 必须出现在 tsídii 前，而动词宾语前缀就只能使用 bi-才恰当。
纳瓦霍语的语法对从小会说纳瓦霍语的人来说并不构成任何问题，但其语法无论是和德语还是和日语都相差非常之大，甚至和同属纳-德内语系的种种近亲都无法进行有意义的交流。如此一来，学习纳瓦霍语对于外族人来说就成了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
事实上，希特勒早就设想过美国人可能会利用当地印第安土著进行秘密通信，“二战”爆发前就派出 30 位德国人类学家赴美国学习当地语言。因此，美国“二战”时用印第安语言通信主要是在太平洋战场，在欧洲战场出于安全考虑并未大规模采用。
他们的担心似乎是多余的，由于美国印第安部落语言方言众多，语法结构和逻辑架构与德语相比天差地别。纳粹德国苦心学外语的阴谋彻底失败——这些人类学家学习美洲土著语言的效率极其低下，直到“二战”爆发也未能掌握几种美洲土著语言。
温州话虽然难懂，但远不像纳瓦霍语一样难学。温州话和其他方言互通度极低的主要原因在字音的区别上，如普通话中除了声调读音相同的艺、衣、益、逸、屹、遗，在温州话中分别读 nyi、i、iai、yai、nyai、vu。温州地名双屿、灵昆岛在温州话中分别读 shiuao zei、len kiu teo。
温州话“我是前年到北京个”发音为 Ng zy yi nyi teo pai cian ke。不要说北方人完全听不懂，说闽语的人听来也如同天书，吴语区其他地区的人跟温州人往往也是“鸡同鸭讲”。这点和北部吴语从常州到台州都有相当高的互通度完全不同。
刨除语音上的差别，温州话并不那么复杂难学。在词汇和语法上，温州话和其他汉语方言的差距就要小很多。
温州确实存在相当多的特色词汇，如间歇雨称“汏浪”、打闪称“龙烁起”、现在称“能届”、早籼米称“白儿”、马铃薯称“番人芋”、猫头鹰称“逐萑”等，皆非外地人能听得明白的。语法上也和官话有所不同，如表示完成说“爻”、有加-ng 的独特儿化方式，不用普通话常用的从、自等。
不过作为汉语方言的一员，温州话的基本架构总体而言仍然和其他汉语相当接近，和各吴语方言则更为类似（上述特征不少也见于台州话等）。也就是说，克服字音障碍后，温州话其实并不算难懂。
作为浙江南部的重要方言，温州话很早就受到语言学家们的注意。早在清末民初时，永嘉人谢思泽即编纂出温州话韵书《因音求字》，到抗日战争时，先后还有《温州方言初稿》《通俗字书》《四声正误》《瓯音求字》《瓯海方言》《字衡》《东瓯音典》等等一大串温州地方字书韵书出炉，学习材料可谓极为丰富。
退一万步，就算日本没有占领温州，日本本土也没有懂温州话的人，同样也难不倒他们学会温州话，他们甚至连学会汉字都不用——作为基督教进入中国的桥头堡之一，活跃于温州的传教士们为了传教之便纷纷学习温州话，并留下大量拉丁字母写成的教材。如英国人苏慧廉（W.E.Soothill）就利用自己编的“温州方言教会罗马字”写了《温州土话初学》（Ue-tsiu T’u-’o Ts’u-’oh），并用以翻译出版圣经《新约圣书》（Sang Iah Sing Shi）。
有如此便利的学习条件，侵华日军若真想学会温州话其实并不困难。与之相比，纳瓦霍语在二战前纯属口语，不但没有正字法，甚至连本字典都没有，就算有心人想要学，也是困难重重。
因此，抗战时期温州话被作为密码语言使用不但于史不合，从语言学的道理上也很难说通。温州籍士官之间临时用温州话保密交流有可能，强说中国军队曾专门指定用温州话秘密通信，那就太侮辱中国军人的智商了。
“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么哈么哈？”“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
“我记得，好像全城的人都翘头了，而且到处都被放火，他一个人要去堵拿破仑，后来还是被条子削到……”
“昨儿呢，有穴头到我们团来疃这事儿，想让我们给出个底包，看了我的大鼓说我这活儿还能单挡杵，每场置点黑杵儿总比干拿分子强啊，虽然没腕儿那么嗨吧，可也念不到哪儿去……”
中国观众对这种用词怪异难懂甚至句法都不合常理的“黑话”台词并不陌生，只要使用得当，黑话不仅可以使影片变得生动有趣，而且能在简单的对话中体现出角色的身份、背景和生活方式，自然会受到影视创作者的青睐。
黑话在近年的电影中频频出现，《智取威虎山》中的杨子荣和座山雕连对了好几分钟的暗语，《老炮儿》里主角和他的朋友之间也是满口北京市井黑话。
在早年一些影响较大的影视剧中，类似的情况也不鲜见，如电视剧《傻儿师长》的袍哥黑话和《我爱我家》中和平女士的北京戏曲黑话（被家人讥讽为“说日本话”）都为粉丝所津津乐道。经典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则大量使用了台湾眷村黑话，香港黑帮片中的洪门黑话更是不胜枚举。
在这些影视剧中，大多数人说黑话都是为了保密，使用者并不希望“外人”听懂自己说话的内容。然而恰与所谓的“军事密码”温州话的故事相仿，这些影视作品中出现的所谓“黑话”也与真正的黑话相去甚远。
害人更害己的替换式隐语
一般来说，影视剧中的黑话都是以正常语言为基础，只将少量的关键词替换成其他用词，以达到保密效果。这种“黑话”是一种常见的隐语，使用范围也绝不仅限于黑帮交流。网络流行的“淋语”中，就有“天了噜”“本质骑士”这样的隐语，实际意义与字面意思相差甚远，令一般汉语使用者不明所以。
类似的黑话在西方也大量存在，如中世纪时，经商的犹太人为了避免关键商业信息为人所知，往往会在公开场合使用一套特定的词汇，来描述交易的商品和价格。直到当代，仍有犹太人延续此传统，比如在犹太人垄断的纽约珠宝加工业中，有一套只有他们自己能懂的隐语，大大提升了非犹太人进入珠宝业的门槛。
在使用替换式隐语的黑话中，最常见的替换方法是给事物起别称。
经常在网上逛 ACG 或体育论坛的人往往会发现核心用户们给圈内熟知的人物起了亲昵的外号，外人看得云里雾里。如曼联球迷喜欢自称“我狗”，国际米兰球迷喜欢自称“我纯”，拜仁慕尼黑球迷则自称“我其”。这些本是有戏谑成分的绰号，但是因为外人听不懂，就逐渐演变成为小群体隐语。
这类别称式隐语的发明过程粗暴武断，其存在非常依赖小群体的使用。而这些小群体常常可能会随时间更换事物的别称，旧的别称即随之消亡。此外，小群体成员的构成改变，乃至散伙的情况也不稀见，他们使用的这类隐语也就随之灰飞烟灭了。
但也有少数别称式隐语，会在机缘巧合下被保留下来，演变为俚语，甚至最终登上大雅之堂。
在古代的拉丁语中，“头”本来是 caput，但后来出现一种隐语，用“壶（testa）”来指代头，这可能起源自部分小群体的谑称，意外的是，这个用法并没有逐渐自行湮灭，反而不断发展壮大，先是成了全社会普遍知晓的俚语，后来甚至喧宾夺主，夺取了 caput 的地位。拉丁语的后代语言中表示头的单词（法语 tête，意大利语 testa、西班牙语 testa）都来自于这个“壶”。
奇妙的是，汉语中“头”的来源也颇为类似。上古汉语中，头主要用“首”表示，头本是“豆”（一种容器），在某种隐语中被用来表示头。随着汉语历史上的音变，首和手成了同音字，极不方便使用，结果首就被头取代。
当然替换法并不都只能如此简单粗暴。替换式的隐语还有其他的来源。在“淋语”中，就有大量隐语来自某种“典故”，如“一百三十刀”即来自某新闻事件。
旧时苏州的隐语则使用了缩脚法，也就是隐藏成语的末字，例如雨的隐语就是“满城风”。同样在苏州，还有一种隐语将一、二、三分别称作“旦底”“挖工”“横川”，以字形取名。
犹太隐语则多利用犹太人的语言优势，将族人多少都会一点的希伯来语词汇引入对话，以起到混淆视听的效果。这种隐语的存在范围相当广泛，如淋语中的“孩柱”和某种黑话中的“吼啊”，都是通过方言发音来生成隐语。
隐语要更为隐晦的话，就需要把弯子绕得更大一些。如英国伦敦街面上的“押韵话”主要利用了英语中常用的搭配词组。举例来说，英语 stairs（楼梯）与 pears（梨）押韵，因此用词组 apples and pears 来指代 stairs，再将 pears 省去，就可用 apples 作为 stairs 的隐语。这种隐语的逻辑非常混乱，外人往往觉得岂有此理，但也因此而提高了破解的难度。
不过，并非所有的单词都能找到方便的隐语，所以在大部分情况下，替换法的使用者都只替换关键性的词汇，如贼的隐语一般为“钱”“警察”“财主”“跑路”之类的词汇，商人则更喜欢替换数字和商品名称。因此，使用替换性隐语的黑话使用者，对一般的词汇都会照常使用，因此其谈吐不会完全异于常人。
当然也有例外存在。在新疆和田地区一个叫艾努人的维吾尔人支系中，就有一种堪称登峰造极的替换式隐语。他们的语法遵循维吾尔语的框架，但几乎所有的实词都采用波斯语的说法，一般的维吾尔人闻之如听天书。
由于替换法隐语的编码过程相对简单，被编码的词也较少，基本上不可能起到特别好的保密效果，有心人只要稍加学习，即可听懂和掌握此类隐语，甚至混入小圈子。就算是伦敦押韵话这样较为复杂的隐语，学习者在经过必要的熟悉过程后，也能建立起条件反射式的对应关系，迅速破解出隐语使用者的真实意图。
中世纪市场上的犹太隐语，就被当地的贼帮完全掌握，结果成为了贼帮黑话的来源。而无论是淋语还是其他网络群体的黑话，也都在现代网络的支持下，在短时间内完成了高速的扩散，基本丧失了保密性。像艾努语这种黑话的极端形式，虽然保密性更高，但是学习成本相当大，在多数非强关系社团中都不太具备可操作性。
对于一种真正需要保密的隐语来说，只是把眼睛称为“招子”或者管便衣警察叫“雷子”是远远不够的，顶多能起到些鉴别“自己人”的作用。要想有保密效果，必须从整体上对语言进行改造，同时又要考虑语言规律，让使用者的学习过程不至于特别痛苦。
有一类隐语的保密机制，是扰乱正常语言的听觉接收机制，让“外人”产生理解障碍。如北京历史上的一种黑话，在正常的语句中以循环顺序插入“红黄蓝白黑”。如“他明天也去天安门”，就会说成“他红明黄天蓝也白去黑天红安黄门蓝”，对于不熟悉这种黑话的人来说，混淆视听的能力非同一般。
与之相比，广州流行的“麻雀语”就相对糟糕，只是把所有字的韵母都换成 aa 而已，如“我听日落深圳（我明天去深圳）”就变成了 Ngaa taa jaa laa saa zaa。此种隐语虽然容易说，但该听懂的人很容易不懂，不想让懂的人却往往意外听懂，所以实际使用价值相当差。
这种增改音节的方法虽然能起一时作用，但还是很难抵抗人脑的纠错能力：如“红黄蓝白黑”之类添加的方法，会很容易被听者大脑过滤掉插入的多余字——各种民歌中经常插入所谓的“衬字”，如红色歌曲《十送红军》“一送（里格）红军，（介支个）下了山”中的“里格”“介支个”，基本不会对听者理解造成困扰。
中国式“黑话”的巅峰
在汉语悠久的发展史上，真正意义上的隐语主要以反切语为主。中国人经常把黑话称作切口，说明了反切语在黑话界的地位。事实上，反切语在清朝就已经作为黑话出现。乾嘉年间精通音韵学的北京才子，《镜花缘》的作者李汝珍就已经在作品中使用了疑似反切语的黑话。
就地域来说，反切语虽然在各地有不同的具体形式，但作为一种普遍的隐语制造法，在全国各地的秘密团体（如盲人）中都很流行。北方的北京、胶辽等地流行一派，南方闽粤又有一派，江南吴语区流行的“洞庭切”，在广州被称作“燕子语”的，在福州被称作“廋语”的，都是形式各异的反切语。
以北京的反切语为例，北京旧时最流行的是所谓 mai-ga 式反切语。即将一个字的声母和韵母拆开，以声母配 ai 韵上声，以韵母和声调配 g 声母，将一个字拆成两个。
如妈就被拆为 mai-ga（买旮），吹就是 chuai-gui（踹归）。只有当北京语音不允许的组合如 iai 等出现的时候，会进行相应的调整，如想就是 xie-jiang（写讲），诗则是 she-zhi（舍之）。
如此拆法可以让绝大多数字的读音变得面目全非，但对于有些字则仍需加工一下——如本身 g 声母起头的字，下字附加的声母就不用 g 而用 l 了，如棍会被拆为 guai-lun（拐论）。在种种规则的作用下，所有字被拆开后，生成的两个字都不会和原字读音重合。
广州的燕子语在进行反切之外，还要颠倒声母和韵母的顺序，更是加大了难度。如“十”在粤语中本为 sap，燕子语中则提取韵母 ap 到前面，配上声母 l，再给声母配上韵母 it 放在后面，最后十就变成了 lap-sit。而如果字本身声母就是 l，则会根据声调配 k 或 g 声母，如乱 lyun 会变成 gyun-lin，落 lok 会变成 kok-lik。
反切语的破解难度很大，对于没有学习过的人来说，就算一字不落地听也很难掌握其奥妙。而对于熟悉的人来说，无论听还是说都可以进行高速交流。因此，反切语才是旧时中国切口中最普遍通行、用处最广的一种，是中国隐语的集大成者。
可惜，对于中国大部分的编剧和导演，反切语似乎仍然超越了理解的限度，因此在表现黑话的时候，观众们也只能看到实际并没什么隐秘作用的“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招子”“粽子”了。
“从小学英语，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中国人对英语学习的热情无人能敌。痛感于自己成年后苦学英语的经历，家长们对儿童的英语教育更是不遗余力——大多数城市的学校已经从小学一年级开始设置英语课，各种英语补习班亦不可胜数。
尽管倾注了如此之多的心血，中国人的英语水平仍惨不忍睹。2015 年的雅思学术类考试，中国人的英语总分不过 5.7（满分 9），不但在世界上排不上号，甚至在亚洲亦敬陪末座，连英语发音怪异的日本人（5.8）都比中国人水平高。
中国学校能否教出双语儿童
由于多数中国人学英语时缺少语言环境，所以“早期沉浸式教学法”得到广泛的关注，被认为可以直击国人英语顽症的病根——从小在良好语言学习环境下成长的孩子，自然会从小就有一口标准发音。
不过，外籍教师稀缺是这些被家长寄予厚望的双语教育机构中的普遍现象。即使是一些兼收中、外籍儿童，价格不菲的“国际幼儿园”和“双语幼儿园”，保育和大多数教育工作也常由中国籍教师完成。
以北京两所著名的标榜双语教学、学费最为昂贵的幼教机构为例，“YD”幼儿园宣称其双语幼儿园的外教、中教比例为 1：5；“AY”幼儿园的网站上显示一些年级甚至没有配备专职外教。这类幼儿园中英语环境的质量值得怀疑。
价格中游的公、私立幼儿园就更难提供达标的英语环境。调查研究显示，即使是大城市标榜为“双语教育”的幼儿园，也普遍存在师资短缺的问题。例如 2013 年一项对青岛市一线幼儿园“双语教师”的抽样调查显示只有 2% 的教师参加过专业英语考试，14% 和 2% 的教师通过了公共英语二级和三级的考试。
这种师资状态下的双语教育水平到底如何，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双语教育情况或许是个极好的参照。中国有在民族聚集区大量使用民族语言教学的民族学校，这些民族学校一般会从小学三四年级或初中起开设汉语课，汉语学习强度大大高于内地学校学英语的强度。
但在本民族语言环境比较强势（人口较多、相对聚居、传统文字和教育体系相对完善）的地区，汉语教学成效普遍不佳，典型如维吾尔族。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的民族语言状况普查显示，维吾尔族的维、汉双语者不足民族总人数的 0.5%，单语人口占 99.46%，比例远高于其他少数民族。
虽然 90 年代后，新疆的民族学校不断强化汉语教育的师资配备，今天城镇民族学校配备的汉语授课师资强度可谓已经普遍高于大城市收费高昂的“双语教学”私立教育机构对应的外语师资水平，但学生的实际汉语水平依然非常有限。只有那些完全用汉语授课、校园交流只使用汉语的少数“实验班”，以及“民考汉”（直接考入汉族学校）的民族学生，他们的汉语水平才能与同龄汉族学生相当，但又产生了本民族语言能力不佳等负面影响。
单纯靠汉语老师在汉语课上教授汉语几乎培养不出真正的双语人才，为推动有效的双语教育，新疆采用了大规模推进“民汉合校”（一所学校同时包含民、汉族班）的方式，让少数民族学生有足够强度的汉语学习环境。
幼儿园阶段的英语早教，实际效果更是与理论效果差异巨大。
理论上青春期前存在着一个习得语言的“关键期”，国外有大量针对移民的实验可以印证。例如 80 年代末一个针对母语为汉语和韩语的美国移民的研究发现其语法测试成绩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下降，只有 3 至 7 岁到达美国的被试者的测试成绩与非移民没有显著差异。后续研究亦证实，个体所处的第二语言暴露程度（二语环境）与其第二语言的掌握水平正相关。
不过，几十年来关键期具体在哪个年龄都无统一说法。有语言学家认为，二语的习得效率将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降低，并不存在明确的临界点，更何况语音、词汇、句法学习等不同的语言模块的关键期年龄也可能不同。但即便是“关键期假说”的反对者，也并不否认这样一个事实：越早开始第二语言的习得，就越可能在语言能力，尤其是发音准确性上获得优势。
潜在影响语言学习的具体因素很多，除了尽早开始学习之外，另一个可控的主导因素是学习者在语言中的暴露强度。研究双母语（Bilingual First Language）的学者，一般将 3 岁左右视作区分“双母语”和“第二语言习得”的标志。3 岁后，由于幼儿意识中的基本语言系统已经形成，此后即使暴露在一种新的语言环境下，幼儿势必会受到已有母语的影响，其第二语言也只是接近而并不能达到母语水平。
此外，成为双母语者，对幼儿在两种语言中的暴露强度都有要求。语言学者曾在加拿大魁北克省（英法双语社会）进行实验。被试儿童在 6 至 20 个月不等时开始暴露于双语环境，他们与英、法语单母语的儿童一同参加语言水平测试。研究后发现，只有在一种语言的暴露程度高于 40% 时，语言能力才与单母语儿童不存在差异。根据这个实验的成果，只有一个孩子在 3 岁以下的时候开始双语教育，且暴露在英语中的程度不低于 40% 时，才能算作英语母语。
自小上汉校的少数民族学生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而时下国内的英语教育则远不能及，更不要提“双母语”：能够让自己的孩子从 2 岁开始就一直暴露于 40% 的英语环境，这样严苛的要求，家长们更不敢指望。
何况即使真能找到理想的英语学习环境，恐怕多数家长反而会望而却步，因为这可能导致孩子的母语读写能力不如同龄人。而且中国的“沉浸式”教育，至多能让学生战胜他们的中国同胞，并不能保证他们交流自如。
中国父母可能教出奇怪的“克里奥尔语”
即使在中国最好的双语教育机构，合格的外教师资都非常缺乏，而教授外语的中国老师自身的英语水平就值得怀疑，自然无法指望孩子们的英语达到理想水平。不少家长对此心知肚明，因此在家也坚持和孩子说英语，最极端的甚至禁止孩子说汉语。
假如老师和家长的英语水平都不能达到理想的要求，却要在封闭的环境里强行“推广”英语，历史上有些例子或可作为其可能导致后果的参考。
欧洲人殖民美洲时，语言不通的黑人奴隶只能用殖民者的语言交流。不同母语的黑人结合，后代的母语是父母所掌握的欧洲语言，但通常又不标准。例如法国殖民海地时要求来自西非的黑人用法语交流，但他们最后说出的是一种法国人听不懂的法语——受西非居民语言影响变异后形成的法语——克里奥尔语，这种克里奥尔语逐渐成为了海地人最主要的交流用语。
海地克里奥尔语与法语存在诸多差异，法语较为复杂的尾辅音系统在海地克里奥尔语中被简化，如 famille 读为 fanmi，argent 读为 lajan，livres 读为 liv。在语法方面，海地克里奥尔语统统省略了法语中相对复杂的动词变位，如人称和时态系统。
海地的克里奥尔语并非孤例。有两种或更多语言使用者长期混居的地方，尤其是前殖民地，几乎都诞生了相应的克里奥尔语，并以口语或者通用语的形式存在。但其地位和认同程度往往随使用者的社会地位不同而各异。
南非语即为一例。荷兰殖民者到达南非后，陆续又有其他移民混入，于是形成了一种在荷兰语基础上融合了葡萄牙语、马来语以及一些非洲原住民语言的新语言，它随着南非白人（布尔人）的民族自觉而得以标准化。南非语在南非白人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运动中被赋予很高地位，南非独立后，白人政权大规模推行南非语，但黑人族群则将之视为种族主义象征，这些说祖鲁语、科萨语等语言的民众遂选用英语来反抗白人的强权。
于是 1994 年南非种族隔离结束后，英语竟逐渐成为政府的首要使用语言。
南非种族隔离时期，一块“仅限白人”的警示牌。上为英语，下为南非语
这些克里奥尔语的形成相对自然。但就算有足够强大的教育系统，完成母语转换也不是那么轻松的事情。以色列人复活希伯来语是一个语言复活的经典案例，通过几十年的努力，以色列人成功让以说意第绪语和其他东欧语言为主的犹太人后代改以希伯来语为母语。在以色列教育体系的支撑下，复活的希伯来语和古希伯来语差别并不算大。饶是如此，欧洲人不适应的诸多喉音在“新希伯来语”中也不见了踪影。
同样以华人为主的新加坡在官方多年强推下，英语已是首要通行的语言，随之而来的就是所谓的“新加坡英语”，充斥着 la、hor 等语气词的新加坡英语大概也的确是华人社区大规模学习英语最可能的产物。
从纯粹的语言学角度看，海地克里奥尔语、现代希伯来语和新加坡英语并不比法语、古希伯来语、英语低劣，然而，几乎所有中国人学习英语的目标都是一口“地道的伦敦音/纽约音”。以目前中国的语言环境，这无疑是一项只有极少数生活在金字塔尖的人才能完成的任务。
Duang Duang Duang！Duang 一词首现于“恶搞版”成龙洗发水广告，创作者将庞麦郎《我的滑板鞋》与被工商部门打假的某洗发水广告剪辑为《我的洗发水》，并配上了 duang 的声音，随后这个词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迅速蹿红。
但这个 duang 却带来一个巨大的烦恼——似乎没有任何一个合适的汉字可以用来写这个音。虽然一些有心人做了尝试，譬如有人试图把 duang 解作“多党”合音，也有人把 duang 写成了上“成”下“龙”的形式。不过此类诠释很难获得大众认同，所以至今 duang 还是主要以拼音形式流传。
为什么 duang 用汉字写不出呢？这当然是因为汉语（普通话）中并没有任何一个字读 duang 音。事实上这个音节在普通话中根本就不存在，自然也写不出。
汉语有严重的同音字现象，同时又有大量音节被白白“浪费”。一个音节在汉语中不存在，一种原因是汉语里头没这个音节的构成单位，所以该音节根本没有存在基础。譬如英语中的音位/z/在普通话里缺失，所以很多中国人就连字母 z 也读得不算准，往往以拼音 z 代替。
但这种解释对 duang 是无效的——d 和 uang 都是普通话中存在，甚至司空见惯的声母和韵母，可是当他们组合到一起时，就成为不存在的音节了。
Duang 远远不是汉语中仅有的不存在音节，拼得出来却根本不存在的音节多得简直不胜枚举，如 báng、dén、kī、hō、puàng、chēi 等等。事实上，普通话有 22 个声母、39 个韵母、4 个声调（相关概念的定义不同，统计数量会有偏差），简单连乘即可计算出普通话可能的音节排列有 3432 种，但实际使用的不过 1300 余个，尚且不到可能数值的一半。也就是说，类似 duang 这样声母、韵母都存在，但整个音节不存在的情况非但不罕见，甚至可被视为普通话语音系统的主流，真正存在的音节反倒是少数。
Duang 这样的音节虽然不能出现于普通话的语音系统当中，但在英语中是允许出现的，譬如英文 twang 一词和 duang 就相当接近，所以普通话中没有 duang 这类音节与人的发音机理无关，也不是因为中国人就是不爱用 duang——如果把视角暂时从普通话放大到汉语方言，则海南话中“庄”读音即为 duang，老南京话“短”也读为 duang。
也就是说，duang 音在普通话中不存在，并不是因为这个音本身有多难发，而是普通话的语音系统里面并不允许这种组合。亦即在普通话的语音组合法里，d 和 uang 的组合是非法的。
一个音节是否符合某一特定语言的语音组合法，并不是完全随机的，而是跟该语言的历史演变历程息息相关。
上古汉语只允许-u-在 g、k、h 等舌根音后出现，其他声母后都不能跟-u-这个介音，普通话其他声母后带-u-的音节多是后世由于种种原因增生而来。如“端”（duān）中的 uan 实际上来自上古的 on，“庄”（zhuāng）在近古时代以前并没有 u，后来受到卷舌声母的影响才有了 u。
但就 duang 而言，一方面 d 并没有增生 u 的能力，另一方面上古汉语的 ong 在普通话中读 ong，和 on 的命运迥然不同，并没有变成 uang。如此一来 duang 音没有了合适的来源，自然就不存在了。出于同样的道理，和 duang 情况相近的 tuang、nuang、luang、zuang、cuang、suang 也都统统不存在。
Peking 和 Tsingtao 分别是北京和青岛的旧译名，至今北京大学英文校名仍沿用 Peking University，而青岛啤酒商标也有个大大的 Tsingtao。这不是因为老外不谙汉语听岔了音，而是由于在近古时代，官话中在 i、ü 前的 z、c、s 和 g、k、h 均腭化为 j、q、x。
腭化后，两组声母就此混淆，例如将、姜本分别读为 ziāng 和 giāng，现混为同音的 jiāng，也因此形成了两条新的语音组合法，即 z、c、s 和 g、k、h 声母后不能跟 i、ü 开头的韵母组合（汉语拼音 zi、ci、si 中的 i 并不是真正的 i），这就是所谓的尖团合流。
这个音变对汉语语音组合法的影响如此强大，以至于当下不少中国人发英语字母 Q 的读音都成了问题。不少人根本发不出不合语音组合法的 kiu，只能以“抠抠”之类的错误音节代替。
不过也有能人能够突破这条规律——在保守的戏曲音如京剧的韵白音中，至今演唱者尚能以 ziāng、jiāng 的形式区分将、姜。在几年前红火一时的流行歌曲《One Night in 北京》中，歌手很敏锐地抓住了普通话和京剧音的这点区别，把“想”正确地唱成了 siǎng，“情”唱成 cíng，可惜终归没能完美地提炼出读音规则，结果矫枉过正，连“京”都成了 zīng，几乎变成了一些姑娘发嗲时用的所谓“女国音”了。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几乎不存在 b、d、g、z、j 开头，-n、-ng 结尾，声调为第二声（阳平）的音节，所以几乎没有字读 bíng、déng、zún、juán。
这其实也和汉语语音演变有关。今天阳平声调的大多数字来自古代的浊音字。上古、中古汉语的浊音声母在现代汉语大部分方言中已经清化，其表现形式各不相同。在普通话中，古代浊音声母逢平声则使声调分化为阳平，自身清化为送气清音，变成了汉语拼音中的 p、t、k、c、q 等声母。这样 b、d、g、z、j 等声母逢阳平声时就自然而然都成空位了。但是后来普通话中中古汉语浊音声母入声字也派入阳平，由于入声属于仄声，普通话中清化为不送气的 b、d、g、z、j 等声母，如白（bái）、集（jí）等字古时皆为入声，那些空位在很大程度上由此填补。只有-n、-ng 为韵尾的韵母不可能来自入声，因此这些音节也就只能虚位以待了。
各个语言中语音组合法的限制千差万别，汉语普通话是一种限制较多，组合较少的语言。普通话不存在 sp-、st-、sk-这类两个辅音凑一起开头的音节，在韵尾方面，普通话就只有-n、-ng 两个韵尾，相比而言英语的韵尾就丰富多了，除了-h 外，其他辅音都可用来收尾，因此英语中就出现了 script、twelfths 这样结构极为复杂的音节。当然，还有比普通话语音组合法更加死板的语言，如夏威夷语中只有辅音加元音的开音节形式，类似 pan、pang、hin 之类的音节统统违反它的语音组合法。
英文 tin 作为度量单位在汉语中被译为“听”，韵母是 ing 而不是和英语发音更接近的 in，这仍然是语音组合法在作怪——普通话中 t、d 声母不能和 in 组合。这是由于古时候和 in 组合的 t、d 都被 i 带着卷舌了，tin、din 变成了 zhen、chen，又没有其他音节变过来补位，因此就出现了 tin 无字可用，被迫用“听”的怪象了。
自然，符合语音组合法的音节也未必就一定能正好有个字，如 zěi 是一个理论上完全合乎普通话语音组合法的音节，但这个音节在普通话中并没有对应的字。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语音组合法在一般情况下相当严密，但也不是全无漏洞，有一些音节仍然能突破语音组合法的束缚，变不可能为可能。
拟声词往往可以突破一种语言原有的语音限制，只是这种新的口语音有时候很难记录下来罢了。如表示巴掌扇到皮肉的 pià，就突破了普通话的语音组合法。而 duang 本质而言也是个类似的拟声词，在口语中已经出现，但在相对封闭的汉字系统中没有出现与之相配的新字。
尽管如此，成功进入书面语的拟声也不是完全没有。“啧啧”是常用来表示咂嘴声的字，虽然名义上有个字典读音 zé，实际上恐怕没人真在拟声时字正腔圆地念“则”。就这样，咂嘴声幸运地拥有了汉字写法。
相对来说，较为开放的拼音文字系统可以记录的超出常规的语音组合法的拟声词就更多了。同样的咂嘴声，在英语中写作 tsk，还有表示猪哼哼的 oink、长舒一口气的 whew 等实际上也都是不被英语语音组合法允许的音节，却都打破了规律。
此外，借词有时候也可以打破一种语言的语音组合法定律。如英语 sphere 借自希腊语，英语本来不允许 sf-开头的组合，这个希腊借词却突破了这条语音组合法规律。粤语在借入了英语的 pump 后也多了个 baml（泵）的音节，突破了广州粤语本有的 b、p、m、f 声母后不能跟韵尾为-m 的韵母的定律。
两字合音有时候也能创出一些违背语音结合法的音节。普通话里有个“不用”的合音“甭”（béng），就突破了 b 声母阳平声调没有-ng 韵尾音节的规律。而很多吴语都有“不要”的合音，写作“覅”，读音往往超出当地方言常规。普通话从吴语中引入了这个“覅”，竟也多了个本不存在的 fiào 音。
未来如果 duang 流行的时间足够久、范围足够广，人们也未必不会最终创造出一个为社会承认的字来表示这个音。譬如陕西名吃 biáng biáng 面，就有了专门为之创制，并在社会上广泛流行的一个笔画数高达六七十，根本没有字库收录的字。为了方便记忆该字写法，有人甚至编出了“一点戳上天，黄河两头弯。八字大张口，言官朝上走。你一扭，我一扭，一下扭了六点六。左一长，右一长，中间夹了个马大王。心字底，月字旁，拴钩搭挂麻糖。推着车车走咸阳”的顺口溜。这样看来，duang 的上“成”下“龙”写法的用户友好度可算要高得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