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少年时对革命向往异常，至今尚未疲惫，不同的是多了些成熟与理性。
幼年的我成天盼着打仗，想的是若能赶上红军长征，赶上八路打日本，赶上三大战役解放全中国，我一定是红军，是八路，是解放军。只可惜，生不逢时，解放军们在东北、在淮海、在平津地区浴血奋战的时候我还在穿开裆裤，没有参战的资格。我读小学二年级时，暑假学校组织读书会，每人发一本小册子，让大家在树底下围成一圈，轮流朗读。册子上说的是山西文水县云周西村女英雄刘胡兰的故事，册子封面的刘胡兰昂首挺胸，目光炯炯，嘴唇紧紧地抿着，短头发被风吹得扬起，英俊而潇洒。
扉页里有毛主席的题字：“生的伟大，死的光荣。”那字写得比我们终日描红的字体漂亮多了，流畅而舒朗，跟刘胡兰的头发一样，高高地飞扬着。画面上刘胡兰的脖子硬硬地梗着，很长，很美。我想，敌人用铡刀把这个美丽的脖子切断了，刘胡兰一定很疼很疼。明明知道疼还在坚持，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女子，若换了我大概不会如此镇定，至少我不会把脖子亮得这样开，因为那是“数九寒天下大雪”的日子。
我和我的同学们都敬佩刘胡兰，认为她是天下最坚强最伟大当然也是最勇敢的女性，她是烈士，不是凡人，她离我们很遥远，可望而不可即。我的特点是喜欢把我崇拜的人随时向人介绍推荐，比如花木兰，比如诸葛亮，比如孙悟空和武松，但他们都不能和刘胡兰比，因为他们都不是被敌人杀害的，刘胡兰是被“勾子军”当众杀死在村口的，临死还怒斥敌人，所以刘胡兰是我的崇拜之最。
崇拜的具体表现是将封面的刘胡兰在图画纸上临摹放大，然后拿到老七那儿去上颜色。老七是我七哥，是画家，他有这个本事。但是我的要求遭到老七拒绝，老七说这是版画，版画是要套色的，不是用颜料往画上涂的。道理说了不少，反正是不给上色。他不给上色我自己上，我上色的本事自信也不比谁差，我们家里的很多照片都被我描成了彩色。
那时候还没有“彩照”一说，所有照片都是黑白的，想要彩色照片么，照相馆有专门上色的师傅，也卖涂抹照片的专用颜料。我曾经用那些颜料将父亲工作证上的照片涂成了蓝脸，父亲看了说他成了《西游记》里的妖怪“奔波儿霸”了。我也将穿着婚纱的老二媳妇照片做了涂抹，给新娘子涂上了红嘴唇，使新媳妇像刚吃完人肉的夜叉。那种颜料是洗不掉的，害得老二媳妇再也不跟我说话了。那天我拿着画像到母亲那儿去告老七的状，母亲看着刘胡兰的画像说，这不是你三姐么!
我说这是刘胡兰。母亲说，我以为是你三姐呢，你三姐就这个模样。
我这才想起自己的三姐姐也是被反动派杀害的，与刘胡兰不同，不是铡死是活埋，就埋在北京德胜门外的城墙根底下。敌人没用铡刀，连子弹也省了，挖个浅坑，让人躺在里头，盖上土就完了。后来听说行刑的时候是在黎明，天将亮，非常的秘密，不像电影里演的，周围有乡亲，还有大狼狗，他们四周什么也没有，只有黑沉沉的城墙和寒冷的北风，他们也没喊口号，连点儿声息也没有，静悄悄地死了。杀了他们没几个月北平就和平解放了，用书上的话说是他们“已经见到了黎明的曙光”。解放以后政府通知我们家去收尸，是母亲和老七去的，两人回来一身土，两脚泥，眼睛通红，连厨子给熬的小米粥也没喝一口。母亲对父亲说，三丫头的尸骨已经腐烂，无法辨认，地上三排亮着几十具遗骸，都用草席盖着，鼻子眼睛烂成了黑窟窿。
后来母亲是从一只没有烂完的鞋上认出三姐的。那是一只千层底的黑布鞋，鞋上绣了一朵小梅花，是我们故去的第二个母亲的手工，三姐离家的时候穿的，走的时候跟母亲说是上西山郊游，特意脱下皮鞋换了布鞋，一走就再没有回来……
烈士们的遗体由国家统一安葬了，三姐没有埋在烈士陵园，而是被父母提出，埋在了自家的坟地里，小小的一个土堆，连墓碑也没有。除了门框上挂着的“革命烈属”那块蓝底白字的搪瓷牌子，我的三姐没有给这个家庭留下任何痕迹。父母亲在处理三姐的后事上相当低调，他们退回了那一笔相当可观的抚恤金，说这钱是闺女用命换来的，花着伤心……不要。
我跟同学们说我的三姐和刘胡兰一样，也是为革命牺牲了的，同学们不以为然，尤其是那些“革命的后代”们，他们认为刘胡兰就是刘胡兰，谁与刘胡兰比谁就是不自量!我心里不禁暗暗为我的姐姐叫屈，都是死了的，怎的就没人知道她，毛主席怎的就不给我的三姐题字呢?
小学校的隔壁是某机关大院，同学中不乏干部子弟，他们自成圈子，玩的游戏，谈论的事情也和我们不一样。他们视我们玩的“跳间”、“拽包”、“抓子儿”为不屑，称我们为“胡同串子”。胡同串子是不能和干部子弟相提并论的，子弟们的优越感显而易见，连老师跟他们说话也特别的轻柔，特别的小心。胡同串子们动辄便被班主任高玉琴“请家长”。我们的家长也很不值钱，老师一叫，赶紧屁颠儿屁颠儿地来了，孙子一样地听训，回家对“串子们”便是一顿臭揍。老师不敢请干部子弟的家长，他们的父母都是如雷贯耳的人物，我敢说，哪一个都比校长级别高，更别说我们那个班主任高玉琴了。
有一回到北海过队日，雷小蕾提出她的爸爸也要参加。雷小蕾的爸爸是大官，大官参加女儿的队日，本身有点儿怪，这事搁“胡同串子”身上是绝无可能的，甭说我们的爸爸想不起参加我们的队日，就是想起来了也不会跟着一群孩子瞎起哄，白耽误工夫。对雷小蕾爸爸的要求高玉琴老师竟然答应了，还有点儿受宠若惊，还给校长汇报，这让我很看不起她，因为她对“子弟们”的要求从来不敢拒绝。第二天我们举着中队队旗步行到北海后门，雷小蕾的爸爸已经在门口等着了。雷小蕾的爸爸隔着马路向我们招手，雷小蕾自豪地说她爸爸是坐专车来的。我说我父亲过去也有专车，大马拉的专车，带丝绒座玻璃窗，是从外国进口的。雷小蕾想也没想就说，你爸爸原来是赶大车的呀!
正巧，过来一辆骡子拉的大车，车上装满煤炭，赶车的人和拉车的骡子都是眉目不清，黑头黑脑的，“子弟们”便指着车说那是我爸爸。更有多事的大声喊：是赶车的还是拉车的呀?
众人一阵哄笑。
掬尽三江水，难洗一面羞。其实都怪自己少不知事，自讨没趣。类似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几次以后，我便明白了自己在人众中属于另类，得随时收敛着，蜷缩着，不能逞强。明明是把“全聚德”烤鸭店的师傅叫到家里做烤鸭子，也得说“压根没见过熟鸭子是什么模样”；明明老张是看门的，莫姜是做饭的，刘妈是打扫屋子的，跟同学们也要把他们说成是“院里邻居”。在性格和心灵上都有些扭曲。这种扭曲一直延续了我的大半生，铸就了我内向、不合群的性情。就是在今天，独处时往往觉出难耐的惆怅，混迹人群，谈笑风生中，内心深处也常常泛起难堪的孤独，由不得自己，是小时候坐下病了。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雷小蕾的爸爸穿着一身将校呢，背着一架照相机，笑眯眯地加入了我们的队伍。有谁问雷小蕾她爸为什么没戴肩章领章武装带，雷小蕾说，大官不用戴人也知道是大官。
雷小蕾爸爸参加队日的目的是照相。他的大照相机炮筒子一样，咔嚓咔嚓在我们周围响个不停。慢慢地我便窥出了端倪，大官的相机专门对着的是他的女儿及个别干部子弟，根本没我们这些“胡同串子”什么事儿，当然我也就不必上赶着往前凑了。我自小就是敏感的，我知道我是谁。
这个队日过得心里有点儿别扭。
几天后雷小蕾把过队日的照片拿到班上来显摆，有划船的，有荡秋千的，有吃冰棍的……大家传着看。照片里，雷小蕾绝对是“女一号”，我们则是芸芸众生，是陪衬。班主任更惨，照了半张脸。就这，高玉琴老师还一个劲儿说，照得好，可以留作纪念，过五十年你们再看，有意思得很呢。
可惜，还没过十年，高玉琴就死了。
我想如若我的三姐活着，我自然也属于干部子弟了，我的三姐即便不是大官也得是个国家干部，这样我和我的那一帮芸芸众生的“胡同串子”们也不至于沦落到跟假山、大树、九龙壁一样，充当背景的地步。
三姐身后的冷寂，胡同串子的低贱，班主任的巴结，让我失落，在二年级小学生的心里拧成了一个结。现在看，微不足道，但在当时却是郁闷得厉害，觉得自己掉价极了，回来便跟父亲哭闹，问他怎的不当红军去长征?在那轰轰烈烈的革命时代，人家的爸爸都去革命了，他非要泡在家里，接二连三地生一堆孩子，简直是莫名其妙。
父亲被我纠缠不过说他也当过大官，而且是中央级别的，比雷小蕾爸爸的官大多了。我问什么官，父亲说是镇国将军。
母亲一听赶紧把我拉开，说不要听父亲胡说，那都是父亲瞎编的，并且告诉我，这样的话千万不要到外面去说，万一人家较起真来，咱们可担待不了。其实父亲没有胡说，还真是个“镇国将军”，不过这个将军不是共产党任命的，是清朝皇上封赏的。我祖父是镇国公，世袭罔替，代降一等，到了父亲这辈就成了镇国将军。我说，有这个将军比没有还让人恶心，寒碜也把人寒碜死了，我哪里会出去说!
父亲从来是不急不慢的，对我这个老闺女绝对有耐心，揪着我的小辫子说，阿玛也是当过红军的……
我眼睛一亮，扑在父亲怀里，揪着的胡子说，真的呀?
母亲对父亲嚷嚷：越说越离谱了啊!
母亲将我从父亲的房间拉出来，带到厨房，给了我一块大糖瓜，这糖瓜本来是准备过年给灶王爷上供的，让灶王爷的嘴被糖粘上，在玉皇大帝跟前说不了坏话。现在母亲把糖瓜给了我，想的是把我的嘴也粘上，再说不了“镇国将军”一类的是非。为了解开我心里的结，母亲安慰我说，谁说咱们不是干部子弟，谁说咱家没大官，你的表兄小连那不是大官又是什么?
二
小连的确是大官。
小连的官大得让我不知道有多大。
有一回小连上我们家来，提前半小时，整条胡同都戒了严。一会儿，三辆小车停在了门口，呼呼啦啦下来一帮人，进来的只有小连一个。
我那是第一次见小连，很普通的一个人，个子不高，白净面皮，穿着灰中山装，披着呢子大衣，说话带着南方口音。其实他是地道北京人，搁先前也属于“胡同串子”范畴，不知怎的，一当了官连说话都变了。母亲迎了出去，站在垂花门的台阶上给小连请了蹲安，客气得简直都不像我的母亲了。后来小连走了她又反思这个安请得不对，小连是晚辈，他应该管母亲叫舅妈，哪有舅妈给外甥请安的道理。说白了是母亲没见过官，甭管是谁，只要是官，自己的心里先怯了三分，这也是穷人心态。她那朝外南营房的贫民出身，让她对一切官员都有着本能的避讳和谦恭，官大一级都能压死人，更何况母亲没级，小连在她眼里就是她这辈子见到的最大的官了。依着规矩，母亲应该站在垂花门里，正屋的廊子上迎接客人，不该到二门外头去抛头露面，而且是为一个外甥，真值不得!这份儿跌大了。
母亲没我端得沉稳，我站在屋门口，面无表情地看着小连随母亲走上台阶。小连看到了我，摸着我的头问我是谁，小连那态势绝对是大官接见群众的亲民态势，我在新闻电影上看过，一点儿也不新鲜。母亲赶紧说，这是老闺女，小名叫丫丫，你舅舅六十岁才得了这个，宠得什么似的，没一点儿规矩。
母亲说我没规矩，我便越发的没规矩，主要是她在外人跟前说出了我的小名，这让我觉得很没面子。我对灰中山装说，我知道你是谁，你是小连，你哥是大连，你们家住在细管胡同三号。
母亲说，这孩子人来疯，动辄就犯浑，跟死了的老五一个德行。
小连说，丫丫长得像三表姐。
小连说的是在德胜门城根儿被活埋了的那个，母亲说的是被父亲赶出家门在后门桥冻饿而死的那个，都是死鬼，就是说我像死鬼，这更让我不快。我看得出，小连对我的亲切和笑意都是装出来的，假模假式。小孩子一般都有这种直觉，就像狗，谁对它是真好假好，它不是凭眼光，是凭感觉。所以从一开始我就对小连没什么好印象。
在这里恕我将小连的正式名字隐去，父亲生前反复强调过，不要提及和小连的亲戚关系，免得给人家造成被动。我说，这样伟大的亲戚有跟没有一个样。
应该说这个家里那天拿得最稳的是父亲。父亲不愧是有“镇国将军”称号的，静静地坐在书房里等着外甥的拜见，手下一幅《鹩鸽石榴》的工笔连停也没有停。按常规，小连这样的官来了，父亲会安排在客厅见面，但小连是父亲姐姐的儿子，在客厅见面就显得太郑重太见外，毕竟是小辈，犯不着那样大动干戈。甥舅在书房相见随和又不失身份，挺好。
小连一掀门帘进了书房，伟大的官员把大衣一扔，没忘了给我父亲请安。这让我看着有些怪诞，我想他再共产党，在叶家也是外甥，这怕是改变不了的。
“半世总为天外客，一家今是故乡人。”小连在书房里跟父亲谈了些什么我无从得知，连母亲也很知趣地回避了。其间母亲进去送了一次茶，出来对我说两个人都在掉眼泪。大官还会哭，父亲还会哭，这是我不能理解的。官面上的小连从来都是正面须生的形象，冠冕堂皇，不苟言笑。有一次我和父亲参加政协的新春联欢会，在会上见到了小连，他扫了我一眼，竟然不认识一般地从我跟前走过去了。那张脸，那作派，是绝对的正儿八经。但只有我知道，在正儿八经的背后，他在父亲的书房里偷偷哭过。这个秘密我没对谁说过，说出来怕人家不信，闹不好就跟说我们家有马车似的。
父亲是政协委员，有人说这与小连绝对有关系，但父亲否认这一点，他说小连不会将私情与政治混为一谈，小连是个原则性很强的人，他对他亲兄弟大连的态度就是最好的证明。
那时候大连还关在监狱里，是共产党的监狱。
三
在说大、小连之前有必要先说说我的姑姑，那是被我称为姑爸爸的一位女拿破仑式的“人物”。
自尊自信，敢作敢为，刚愎自用，自作聪明，满族的姑奶奶，厉害。
这厉害不是在婆家，是在娘家。姑爸爸在我们家绝对是说一不二的“皇太后”，绝对是没有谁敢惹的伏地圣人。满族人各家都有姑奶奶，各家的姑奶奶在婆家都低声敛气，给男人洗衣裳，给婆婆装烟袋，给儿女纳鞋底儿，比孙子还孙子。可姑奶奶们一旦回了娘家，立刻横挑鼻子竖挑眼，说话都是高八度的，除了不讲理之外就是出些异想天开的怪想法，成心难为兄弟媳妇，以示她在这个家庭里永远不可更改的重要地位。老舍先生在他的小说《正红旗下》把满族姑奶奶写得淋漓尽致，我们家的姑奶奶与老舍小说里的姑奶奶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今我的相册里保留了一张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全家福”，坐在正中间的不是我的父亲而是我的姑爸爸。姑爸爸目光镇定，正襟危坐，那神态绝对是慈禧再生，弥勒佛转世，透出一股舍我其谁的霸气。
有一年正月初二，姑爸爸回娘家，雇了一辆洋车。车夫好心，给腿上盖了条毯子，一路上姑爸爸都没说什么，到了我们家门口，不干了，非说毯子里有虱子，不给车钱，还要拉车的找补拆棉袄的工夫钱。明摆着，这架是吵给娘家人看的。我母亲赶忙出去说好话，替给了车钱，恭恭敬敬将姑奶奶请进屋来。姑奶奶在门外头闹完了到家里接着闹，嫌父亲第二个妻子张芸芳躲在自己屋里不露面，跟她摆谱。母亲说张氏已经病得起不来炕了，姑奶奶说，除非她是在气，认不得人了，否则就是成心气我，成心跟我较劲。一个小妾，还不知自己的斤两了，她以为她是谁?是一品夫人么?告诉她，就是她死了，在叶家的坟地也是靠边单另埋着的，立不立坟头还得另说着。
大过年的，姑奶奶这些话明摆着是找碴儿，忒不吉利，可谁也不敢说什么。我母亲出身低微，在大姑子跟前得随时伺候着，赔着小心，屁股不敢全落座，挂了椅子一个边，时刻瞅着大姑子手里的水烟袋。人家抽完了一口，她得挑选最佳时机把纸捻给吹着，不能急也不能慢，急了是催人，慢了让人等。在大姑子面前她不能说太多的话，可又不能冷场，她得在大姑子挑眼蹭棱子的间隙，提那么两句使大姑子高兴又有兴趣的话说，一不留神把姑奶奶惹翻了，那可是吃不了兜着走的事。并且姑奶奶随时准备着翻，姑奶奶在婆家翻不了也不敢翻，到娘家就是专门翻来了。我姑爸爸本来就是大宅门的格格，作派大脾气也大，她一到我们家，我那些哥哥姐姐如同避猫鼠，全都溜得没了影，只剩下母亲和她周旋。
姑爸爸嫁的是城东“掌档子拨什户”的富察氏，是成贝勒给做的媒。富察氏辛亥革命以后改姓傅，我后来查过官档，“拨什户”不是什么大官，但是挺有实权，是专管发放钱粮的官员。可惜“拨什户”死得有点儿早，平日姑爸爸又大撒把过日子惯了，没什么积蓄，孙中山一革命，铁杆庄稼完了，日子就有点儿难。姑爸爸不但有婆婆，还有一个不曾出嫁也不想出嫁的大姑子，大姑子和婆婆，一个是刁钻古怪，一个是古怪刁钻，两个人每天轮着叨叨埋怨，北屋怨声刚歇，东屋骂声又起，不是嫌小酱萝卜咸就是嫌笤帚搁的不是地方；不是北屋的“贼猫”偷吃了萨其马，就是西屋赤金手镯不见了踪影……
反正总有资料随时提供。我的姑爸爸带着两个儿子，伴着两个多事的老太太过着憋屈的日子，大宅门格格的架子自然也得收敛起来。姑爸爸的大儿子在农商部当录事，挣的薪水不够他自己折腾，小儿子正在念高中，听说书念得不怎么样，女朋友倒是交了不少，属于“花花公子”系列。父亲每季都让我们家老大往细管胡同送钱去，但姑爸爸和她的婆婆似乎并不领情，倒驴不倒架，穷横穷横的，连句客气话也不说，好像我们家上辈子欠着他们的。
母亲见姑爸爸喝了第二道茶，有了点儿喘气的机会，便小心翼翼地问：大姐您想吃什么?厨子老王在外头候着呢。海参、鲍鱼年前就发好了，口外的小蘑菇也预备着呢，羊肉是从德胜门羊店挑来的西口肥羊，让羊肉床子的人新宰的，专给大姐留着。外甥们爱吃的酱羊肉，三十那天让前门“月盛斋”送来了二十斤……
姑爸爸说，我什么也不吃，我吃气!
母亲又不敢说话了，她知道，大姑子的脸还没有翻完。可不么，在婆家受了一年气，姑奶奶过年回来要不发发脾气，那就不叫过年。继而姑爸爸开始把矛头指向了我的父亲，说，瑞祓(我父亲)还没信么?
母亲说没有。姑爸爸说，走了一年多了，连封信也没有，他打的是什么主意?他不要这个家，我还要我的儿子呢!
姑爸爸指的是我父亲带着小连上江西的事。我父亲除了画画以外，最有兴趣的是研究古代窑址，应该说这是业余，后来竟成了他的专业。既然研究古代瓷窑，景德镇便是不可不去的地方，就这样带了外甥小连奔江西去了。说是月余便归，但以父亲的闲散性情，徐霞客式的游逛方式，注定了他信马由缰的行程。走到哪儿了，无人知晓，他也无需禀告。用今天时髦的话说是“自由而舒展的行走，是对心灵的一种放飞”。我的父亲崇尚自由，一辈子自由，解放后划的成分是“自由职业者”。
名为自由，其实是对家人极端的不负责任。
姑爸爸见我父亲没回来，自然也找不回她的小连，就数落叶家十几个孩子一个也不在家，偌大院落被我母亲整治得冷冷清清像座庙，没点儿人气儿，她在家做姑娘的时候叶家可不是这样……继而又对仆人刘妈不满，说刘妈一个老妈子穿什么绣花缎鞋，下人没个下人样，莫不是想造反?陈胜吴广还没当皇上呢，且轮不到她!巴儿狗玛丽也不合她的心，说狗没个狗样，长得塌鼻扁脸，像是当着门面挨了一巴掌，把整个脸打回去了……这都是不祥之兆，掌门当家的跑没了影儿，大过年的带着外甥在外头野逛，败家之象……
姑爸爸逮着什么说什么，看见什么说什么，想起什么说什么，对娘家的一切都非常非常地不满意，非常非常地有看法。
太阳偏西，正月初二的省亲到了尾声，吃过中午饭，喝了一壶香片，垫补了半碟点心的姑爸爸该回婆家了。看门老张早早儿给雇好了车，装满了整整一车年货，姑爸爸腰里也揣着我母亲给的硬邦邦的一沓票子，都是没使过的新红票，最终脸上总算有了点儿笑模样，临上车对母亲说了句恭维的话：你长得比瑞祓那个死了的瓜尔佳看着顺眼多了。
大正月的在母亲面前提起父亲去世的前妻，不知是添彩还是添堵。
后来姑爸爸彻底和我们家翻脸了，再不来往。原因是我父亲从江西回到了北平，却把她的儿子小连弄“丢”了!京剧有《失子惊疯》一出戏，是说妇女胡氏在山中遇强盗，将儿子遗失，伤心至极而成疯癫，我的姑爸爸虽然没有疯癫也是一病不起。她不能原谅我的父亲，但她又说不出什么，不回来是她儿子小连自己的选择，有书信为证，跟我父亲没有关系。
以后逢年过节姑爸爸再不回娘家，改由我父亲或是母亲过去看望她。把人家的儿子带出去却没带回来，我父亲总觉得愧对他的姐姐，由此对姐姐的家更为关照。在小连回北京“认母”之前，我父亲在姑爸爸跟前一直跟三孙子似的。
姑爸爸在叶家如此折腾时我还没出生，我见到姑爸爸是在十几年以后，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一个干瘦的老太太，提了点心盒子到我们家来，穿着簇新的带有樟脑味儿的衣裳，刨花水把头发抿得油光水滑，一丝不乱，脑后头的小纂儿上插着一根白玉簪，脚上穿着一双锃亮的小皮鞋。母亲告诉我说是姑爸爸到了，话语间满是受宠若惊的成分。姑爸爸满头银发，脸上白净而平整，说话声音很低，很柔和，全没有母亲叙述的那些张扬与矫情。
母亲张罗着沏茶倒水，姑爸爸竟然站起身来接，一口一个美珍地叫着我母亲的名字，好像是嫡亲嫡亲的姐儿俩。谈话间知道，姑爸爸在给工艺美术厂画彩蛋，她的大姑子在街口摆烟摊，日子勉强维持，依旧是不富裕。那次姑爸爸来找父亲，是让我父亲到政府去打听情况，说她的儿子小连一走十几年，现在太平了，儿子若是在，怎的也会回来看看老妈的，那是个仁义孝顺的孩子。若是不在了，政府也应该像对我三姐那样，给家属有个说法。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当妈妈的怎能心甘!
应该说姑爸爸提出的要求很合理，我父亲绝没有任何拒绝的理由。听了老太太声泪俱下的倾诉，我对眼前瘦小枯干的姑爸爸充满了怜悯之心，甚至想让父亲将老太太接回家来，让她在娘家颐养天年，将来由我和我的哥哥们为老姑奶奶养老送终。
父亲说，怎么可能，这里边有个自尊的问题，你姑爸爸是个要强的人。
四
要强的姑爸爸却没养个要强的儿子。
解放军一进城，原本在旧政府干事的大连依旧按原职被新政府录用，一切照旧，甚至连办公桌也没换。但是大连不干了，他嫌共产党要求太严，动辄开会学习，动辄汇报思想，他没那么多思想可以汇报，最主要的是他不愿意让谁管着他。以前在旧政府干事，早上九点上班，十点到岗，温暖的大办公室，明亮的大玻璃窗，茶房早早地给沏好了茶，把桌子擦抹得一尘不染，恭候着他的到岗。他的任务是誊录公文，可是这公文有时一个月也下不来一件，偶尔下来也是三言两语，十分钟就誊完了，许多闲散的时间无法打发，就看《梅花易术》，给人看手相、算命，一天到晚云里雾里地神说。反正大家都没事干，闲着也是闲着。
共产党一接管，首先茶房取消了，得自己到锅炉房打开水，八点上班得准点到，在签到簿上画钩，一进办公室文件就山一样地堆在桌上了，别说《梅花易术》，就连窗户外头的梅花树他都没工夫抬头看一眼了。这哪儿成，借着上边要求他们学习打字的机会，他就把工作辞了，说闻不了打字机的机器味儿，一听那啪嗒啪嗒的声音就想撒尿。说不干就不干，在家闲了两个月又觉得很无聊，首先是手头不宽裕，想听个戏，下个馆子，得跟他妈妈和姑姑要钱。从老太太们手里要钱他倒没觉着寒碜，主要是不好要，他能要出钱的唯一理由是“要处女朋友”。也的确，四十大几的大连还是光棍一个。他妈替他着急，只要是为女朋友的事，要钱从不打绊子，但总是没有结果。问原因，他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懒求。”
大连长相不错，能耐也不小，就是嘴里没实话。哪个姑娘，哪个小寡妇也不愿意嫁个说话云遮雾罩，两脚落不到实地的爷们儿。
有一段时间大连常上我们家来，来了也不太有人搭理，谁都不待见他，他也不在乎，都知道他没正经事，是混饭来了。特别是我们家的厨子老王，打心眼里瞧不起大姑奶奶的这个儿子。这个大连，肉包子能吃九个，炸酱面能吃三碗，吃饱了也不走，坐在门道里跟看门老张神聊，东南西北，话题不断。
大连说他睡觉的枕头让耗子咬破了，从破窟窿里竟然掏出一张字条来，上头写着：“此枕卖与傅家，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被鼠咬破，特记之。东坝河庞谰周。”大连说字条上的日子时辰和枕头破的那天一丝不差，他也是姓傅的，只是不知字条上提出预言的“庞谰周”是谁，是哪个年月写的，这个庞谰周何以能有这么大的能耐，竟然能做到料事如神。老张是个好事之人，听了这话就说，那你就到东坝河找去呀，东坝河离这儿也不远，一个钟头就到了。要不我跟太太说一声，陪你去。
大连说，还用你陪，我早去过了。
老张说，找着了?
大连说，当然。
老张说，快给我说说，这事有点儿意思。
大连说，不是有点儿意思，是太有意思了。
老张赶紧给大连的茶碗续水，问大连还吃不吃包子，要吃他还可以到厨房去拿。大连说他不吃包子。老张说，不吃包子就快说，庞谰周到底是谁?
大连说庞谰周是东坝河小猪店人士，三百年前就死了。老张说，这么说，这个三百年前的人早就预料到这个枕头三百年后归你枕着?
大连说，要不怎么是高人呢，人家是入了“理”的。
老张问入什么“理”，是不是白莲教?大连说白莲教早过时了，人家信的是真理，信了真理，上三百年下三百年，六百年的事情没有不知道的。
老张说，可惜没让庞谰周给我算算什么时候发财。
大连说，我见到的是庞谰周的后人，叫庞天然，庞天然说他们家的老先祖早就留下话来，说三百年后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有个叫傅大连的人会找来，这个人有仙根道骨，可以作为道门的点传师。
老张说，就您?
大连说，我怎么啦?我是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你以为我就会吃九个包子吗?告诉你，我的本事大了，不张扬就是了。
老张说，得，您别跟我们凡夫俗子一般见识。我斗胆问一句，这点传师是庞谰周跟前的哪一路神?
大连说，点传师是人与神之间的联络员。比如说你，要想成仙就得通过我引见，要不然你上哪儿找神仙去，神仙从你跟前过去你都不知道。
老张说，我不想当神仙，神仙有什么好，吴刚在月亮上头也是神仙，一个人，见不着老婆孩子，自己还长命百岁地永远不死，闲得没事砍树玩儿，还不如我在人间看门呢。我就是想发财，有了钱回家置点儿地，盖院房，买俩大牲口，雇仨伙计。大小子支应门户，二小子上天津跑买卖，三小子上北京念书……可惜就是缺钱哪，叶家这点工钱将够我自己的嚼谷，哪怕我手头有三百大洋，我就知足了……房可以晚点盖，牲口可以不买，仨小子先跟着我在地里刨哧……
老张徜徉在他的理想中，这是他日日在炕上做的梦。
大连说老张的想法太浅薄，不管怎么着，先要入道。入了道才能得真传，得了真传就能点石成金，到那时候，还在乎什么房子地，想花钱，照着场院的石头碌碡一点，碌碡就成了金的。
老张说，怕的是到时候发愁的不是钱怎么花，是怎么把这个大金碌碡掰碎了。
老张问大连入的是什么道，大连卖关子地说，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
老张不解，大连说，你怎还不开窍，就是一贯道嘛!
老张问一贯道信奉的是哪路佛爷，大连说是“明上帝无量清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宰”，简化了说就是“无生老母”。老张说，一个老娘儿们家，不在家抱孩子，出来跳大神儿……
大连说无生老母可不是跳大神的，那是个救世济人的。老母最近很忙，因为天有异兆，颐和园昆明湖旁边的铜牛眼里流出了血，鼓楼西南角每天下午冒黑烟，太和殿挑檐上的琉璃饰件“仙人指路”不翼而飞，潭柘寺后山洼里出了一只长角的长虫……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了天下要大乱了，刀兵灾、瘟疫灾、饥馑灾、蝗虫灾接踵而来，要刮七七四十九天天罡风，飞机飞不起，大炮打不出，天塌地陷，尸骨成堆，鲜血成河，明智者赶紧入道，受老母护佑，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否则就难说了。老张说，那叶四爷这么大的家当也说完就完了?四爷、四太太也在“尸骨成堆”里头?
大连说，四爷这点家当算什么，溥仪溥大爷的家当大不大?现在照样众叛亲离，抛家舍业，蹲了外国的监狱，落了个面对四壁、一无所有的结局，小命在人家手里攥着，人家哪天不高兴，扔给一条白绫子，二话不敢说，就得乖乖儿给人上吊。
老张是个胆小的人，一听大连的话立马就觉得世界末日来了，把门道的穿堂风认作了飕飕阴风，把树杈上的乌啼认作了最后的挽歌，他最担心的就是手里偷偷攒的八十块大洋的私房钱变不成房子和地，如若“血流成河”，他什么理想都完了。为了保护生命和财产，老张在大连的撺掇下一块去了一趟东郊的东坝河，亲眼目睹了一回一贯道的“扶乩请仙”，佩服得五体投地，回来见谁跟谁说他见到了济公，济公还跟他说了话。问说什么了，老张拿出一张字条，说上头都写着呢。我们家很多人都看过那张字条，黄黄的一张纸，鬼画符般地描着几句“乩语”，说的是：
混混沌沌常如梦，今日幡然入道门。
共得横财共珠珍，禾苗久旱降甘霖。
老张不厌其烦地一遍遍叙述东坝河的神奇境域，一座清静的院落，三个十来岁的少年，少年们面目清秀纯净，分别叫做天才、地才、人才。堂上一盘精细的黄沙，众人围沙而立，在大连的引导下，老张给高处的无生老母牌位焚香叩头，报出自己的生辰八字，有人写了，传到坐在太师椅上的一个肥硕男人手里，一通仪式之后，便是扶乩请仙了。大连说这些仪式专门是为老张一个人做的，呆会儿神仙下界也是专为老张一人而来的。老张就很感动，说最好能请下玉皇大帝来，玉皇权力大，能做主，说话算话，真要请下个牛郎来，屁事不顶，只知道耕地，那样的神跟庄稼人没两样。大连让老张不要乱说话，说谁来谁不来由不得凡人，过路的神灵成千上万，哪个不怕耽误工夫，愿意弯一下路就是哪个。
结果是济公来了，老张知道济公就是济颠僧，一个没有正经的疯和尚，心下便有点儿不满意，可又不能让疯和尚回去再换一个来，万一来个猪八戒还不如这个和尚呢，只好老老实实很紧张地跪在砖地上等着济公指明前程。眼见着三个少年进入了一种迷幻状态，眼神游离，动作缥缈，着实手舞足蹈了一番后，围着老张转了起来，一个圈又一个圈的。老张被扬起的尘土呛得只想打喷嚏，想的是济公大概有日子没洗澡了。转够了，三个人在沙盘前站定，焚香烧表，向半空扬洒清水，然后“天才”扶乩笔在沙盘上画字，“人才”推沙报字，“地才”抄写记录。一通忙活之后拿出了济公给老张的这篇乩文，老张对上面的解释一概闹不明白，只记住了“横财”两个字。
从那以后，老张日日盼着天上掉馅饼，地上捡金砖，入道交给点传师的三十块大洋心疼归心疼，却买了全家的安全和财路，当全中国都尸横遍野、万户萧疏的时候，独独他们老张家还能茁壮地活着并且财源茂盛，这的确是件很占便宜的事。
大家都说老张上了大连的当，老张却执迷其间，说三十大洋买了全家十一口人的平安，不贵。
一贯道是敛财道，大连自当了点传师后如鱼得水，那些“乩文”都是他编出来预备下的，然后让“三才”背了，看人下菜，随机使用。平时收取了道徒不少的功德费、供果费、印书费、施茶费、月助费等等，要了老张三十大洋绝对是看在熟人面子上便宜了老张，关键是老张不羡慕神仙，不想超脱，只是想跟神仙对对话罢了。东华门有个卖估衣的庞二爷，托大连给他故去的爸爸在天上谋个混吃混喝、不干实事儿的位置，大连竟收了庞二爷五百现大洋……解放初期，“度大仙”成了一贯道重要的“工作”，某点传师度了六百多大仙，骗了黄金六千多两，这么一比，大连还算好的。
大连被我们家划为“不受欢迎的人”，他来了几乎没人搭理他，就是我母亲面子那么软的人，也能耷拉下脸来，不冷不热地说出“叶家不信歪门邪道，以后少上门”这样的话。仆人刘妈说，这个大连哪，跟他的兄弟小连整个是俩性情，都是大姑奶奶的儿子，竟拴不到一个槽里去。
大连从不打听小连的事，就好像从没有过这么一个兄弟。小连当了大官也没过问过大连的事，就好像从没有过这么一个哥哥。一九六六年，大连从监狱里放出来了，他在里头整整蹲了十五年，一天也不少。出了狱的大连老了，话也少了，我们家老七说大连的话在前些年都说完了，那时他的话太多，连坑带骗，终日嘴不闲着，人这一辈子说多少话，写多少字，吃几碗饭，老天爷都安排好了，是有定数的，前头说够了，后头就没的说了。大连在胡同口给人修自行车，手艺不错，倒也自食其力。逢有人说他长得像某某大官，他也不言语。也有稍知道点儿底细的问他某某官是不是他兄弟，他说他姓傅，叫傅连泉，官叫×××，差着姓呢。
据说大连和小连解放以后从未谋过面，大连出狱的时候小连却进了监狱，当时正赶上“文革”，大干部一般都得被关起来。小连后来全家被发配到外地，几年后回到北京的时候他哥哥大连已经故去三年了。
五
年轻时的小连除了爱姑娘，没什么大毛病。其实“爱姑娘”也算不上毛病，食色性也，人之大欲存焉。十八岁的小连正如《柳堡的故事》里“十八岁的小哥哥”，少年英俊，风华正茂。
将小连带往江西，是我姑爸爸的主意，原因是高中毕业的小连在家闲着没事，把胡同口药铺佘掌柜的闺女小瑛子的肚子搞大了。上世纪三十年代还没有现在一套完整的计生措施，更没有现在大街小巷四处张贴着的“无痛流产”的广告，那时候，肚子大了就是大了，想让它消下去是相当麻烦的。
姑娘大肚子，在市井生活中丢人现眼不说，只那舆论就足以让当事者再无颜活在世界上。解决的唯一办法是出嫁，是谁的孩子嫁给谁，以遮未婚先孕之丑。问题是“十八岁的小哥哥”自己还不能养活自己，姑爸爸家也无法再添上一个人的嚼谷，最主要的是老太太不愿娶个买卖人的闺女做媳妇，旗人自个儿穷，还看不起经商的。听说我父亲要上江西景德镇云游，走之前俩钟头才把小连塞了来，明说是照顾舅舅路上的饮食起居，其实是“临阵脱逃”，躲避承担“孩子父亲”的责任，说白了就是把那个叫小瑛子的姑娘闪了。
小连还有些于心不忍，藕断丝连地眼泪汪汪，我父亲也说此做法不妥，但是姑爸爸说佘家是想借机会讹傅家一把，那个叫小瑛子的丫头，高颧骨，大嘴叉，一副妨夫之相，这样的丫头别说当太太，就是找丫鬟在相貌上也是犯大忌的。佘家是开药铺的，不愁找不到麝香、雄黄、巴豆一类打胎药，药铺里八仙桌前头的那个贼眉鼠眼的坐堂大夫，更是绝对有法子把姑娘肚里的孩子弄下来。小连一拍屁股走人，让那丫头死无对证，任是谁的孩子也说不清了，什么叫快刀斩乱麻啊，这就叫快刀斩乱麻!
姑爸爸的作派颇有老佛爷遗风，她老人家那一推六二五的观点，让所有的人瞠目结舌。小连不想走，还想跟小瑛子拉扯。姑爸爸说，你也就是眼前放不开罢了，走几个月什么都淡了。宫里珍主跳井的时候光绪也是痛不欲生的，霜打了一样的蔫了大半年，结果怎么着，还不是把她搁下啦!
小连极不情愿地跟着我父亲走了，想的是一半月就回来，却不想，两个月了，我那闲散的父亲还没走进江西。我父亲游游逛逛，走走停停，时而住下写生，时而寻觅古迹，时而拜访朋友，时而考证传闻。有时为塘里的鸭子停滞数日，有时为半座颓寺盘桓一天。沟里的野草、洗衣的女子、青黛的水牛、歪脖的老树，都成为父亲摹画的对象，老人家想画什么就画什么，想怎么画就怎么画，说 是闲云野鹤，游荡散仙绝不为过。行走中的小连却焦躁如热锅上的蚂蚁，女友腹内的孩子在一天天成长，那实在是件让人揪心、刻不容缓的事情。所以，小连总处于魂不守舍状态，根本无心什么水牛和古庙。
走到九江的时候他们得到了小瑛子用一根绳子结束生命的消息，父亲感叹药铺丫头气性太大，草率轻生，小连则恨不得一头扎进长江，追随小瑛子而去。父亲站在滚滚的江边，望着泪流满面的外甥，开导说，逝者如斯，去便是去了，不过早晚而已。浔阳江头是白乐天送客之处，也是宋江题诗旧地，本就是个失意场所，风雨无情，落花满地，自是凄切愁苦，可是放眼四望，又别是一样风情，鸥鸟江风，天高水清，风雨无痕，江山如故。瞬间的儿女情长，瞬间的痛苦悲伤，不过是江水中偶尔泛起的一个浪花，随波而逝……
小连对舅舅空泛的安慰不以为然，独自在江边喝了不少酒却不敢提回转的话语，他知道，北平那块地界是回不去了，回去那一屁股屎他擦不干净!
小瑛子上吊的那座药铺若干年后我去看过，已是五十年代未了，药铺改作了公交车的调度站，进进出出都是司机和汽车卖票的。那里也兼售月票，我上学在西城，每次买月票都舍近求远地到“药铺”去，从那个小洞洞般的窗口里递进钱去，取出票来，一进一出，我仍能隐隐嗅到一股党参黄芪之气，这应该是小瑛子的气息。有一回借故询问月票的始卖时间，登堂入室地进了调度站，被一个胖良们儿很不客气地推了出来，说是“金钱重地”，不能随便进入。我则更不客气地说，你们这里一股药味，谁爱呆呀!
胖良们儿“高颧骨，大嘴叉，一脸妨夫之相”，活脱一个小瑛子转世，听了我的话她使劲吸着鼻子说，什么药味?我看你这孩子是有病!
我说，你才有病!以前你这屋里有人上过吊!
胖良们儿说，呸!呸!呸!
六
父亲领着他的外甥来到了景德镇，这是他们行程的终点。
爷儿俩住在珠山的一座庙内。父亲在给我讲述这段经历时曾提起过庙的名字，可惜被我忘记了，或许叫白云寺，或许叫临江寺。二○○八年底我寻访父亲的踪迹来到景德镇，无论是“白云”还是“临江”则一概没了踪影。当地朋友说，景德镇医院的前身就是一座寺庙，你父亲曾经在那里居住过也未可知。我说在哪里居住现在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这里是父亲和小连的人生岔口，是他们分道扬镳的地方。
之所以落脚寺庙，是因为寺院住持一明曾经是父亲在日本留学的师弟。一明本来是学化学的，不知怎的回来当了和尚，晨钟暮鼓，念佛烧香，把个氢氧结合、酸碱变化全扔进昌江水，让它们回归自然，顺波逐流了。庙有两进院落，后头有僧房。庙里除了住持一明之外还有一个叫广智的小头陀，广智还没有受戒，顶着一脑袋硬扎扎的头发，在庙里充当打杂的角色，因为是附近邓家岭人，家里还开着三座窑场，便把个和尚当得有一搭没一搭，时不常地往家跑。
我父亲和小连住在东配殿，广智和厨房的李居士在西配殿，一明单独住在大殿的西套间。景德镇的窑场有近百，父亲每天到瓷器街和窑场上转悠，体味“陶阳十三里”的繁华和“火光烛天”、“四时雷电”的壮观。阴天下雨不出门，就跟一明聊他们在日本学校的事情，说到高兴处还要唱，唱日本的流行歌《迷路的猫》和《樱花》什么的。中国的和尚用木鱼打着拍子唱外国歌，成为珠山的风景，好在日本的歌曲多和念经差不多，别人听了也觉得很好。一明有他的一帮信徒，信徒们隔三岔五就送来东西，说是供奉佛祖，其实是送给和尚的，所谓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大概就是指的这种情景。
庙虽小名声却很大，留过学的和尚自然比一般土著道行更深，特别是一明唇上留的两撇小胡，更让女信徒们倾倒。你细看大殿后头的文殊和普贤，嘴上都有蚯蚓一样的两撇胡，所以一明嘴上的胡子便显得自然而地道，十分的正宗了。李居士的厨艺一般，把给庙里做饭看作了一种功德，一种修行。清素的饭食简单而明了，除了米饭便是米粥，菜便是坛子里的腌萝卜，偶有滴几滴菜油的炒洋芋也要等到某位佛爷的生日才能操作。
我那位美食家的父亲自然受不了这清苦，常常下山到街上去寻觅好吃的，七拐八拐竟找到了一个小馆，店主是杭州人，做卤肉的，在父亲的要求下竟也能将“西湖醋鱼”、“杭州酱鸭”做成“昌江醋鱼”、“景德酱鸭”，并且味道还不错。父亲像鲁智深一样将鱼和鸭用荷叶包了带进庙门，一明对此并不反感，夜晚还要与老同学对饮于庭院的菩提树下，闲聊至月上中天，达到了“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的境界。用一明自己的话说，他是“修心不修嘴”。
如同来途的水牛、古庙、鸭群、野草，景德镇的一切在父亲眼里皆是优美，闲暇中画了院里的葫芦架，画了来送豆腐的邱二姐。画被广智拿回家去，临摹了，烧在了瓷器上，釉下青花葫芦笔筒、粉彩二姐美人梅瓶，给了父亲一个大大的惊喜，老人家于是知道， 的画原来还会以这种方式出现，与原作相比，更精彩，更鲜活，更具生命力。由此父亲日日要画，不是在纸上画，是在瓷坯上直接画。
在广智家的瓷窑里，我父亲光着膀子画画，然后烧成一件件美瓷，这过程简直是不可言说的美妙。窑变的意外让画作增添了空灵和神奇，让 着迷其中，景德镇实在是 钟情的、乐不思蜀的地方。后来经一明介绍，父亲和镇上的瓷画名流“珠山八友”有了来往，八友中有前清秀才邓碧珊，有不与政府合作的徐仲南，有擅长画江南小景的金农和以人物画著称的王琦……大家都知道叶四爷在画界的名声，知道他与徐悲鸿在北平筹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事情，彼此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父亲在景德镇如鱼得水，有吃有喝有朋友有事干，日子过得充实而不寂寞。
一晃数月过去。
小连跟广智自然成了一对搭档。小连在广智的引导下钻遍了景德镇的角角落落，什么三角井、斗富弄、莲花塘、十八桥，对各处很快门儿清，如同熟悉故乡的东四牌楼、西四大街，闭着眼睛也走不丢。江南的清秀和暖，江南的滋润富饶，江南女子的俊秀可人，让小连快乐极了，那个不久前因他而悬梁的小瑛子只是偶尔地在他的梦中掠过，模糊又含混，不是浪花，连波纹也不是了。他母亲的话真是至理名言：“走几个月一切都淡了。”
父亲对我说他在景德镇遇到过红军，我认为是父亲记错了，我们学过党史，上世纪三十年代红军大多在井冈山、在江西的南部和福建北部一带活动，跟景德镇关系不大。但是父亲明确地告诉我他的确在景德镇和红军有过接触，并且说红军的长官姓孙，人称孙团长，团长的独立团指挥部就在庙的前院。
每天进出庙宇的军人很多，男的女的都有，年龄都与小连和广智相仿。没一个礼拜小连就恋上了部队的女兵吴贞，跟在吴贞的后头。狗一样地追着跑。吴贞比小瑛子有意思多了，痛快果敢，飒爽漂亮，像京戏里的樊梨花，跟樊梨花比，小瑛子顶多像个秦香莲。
小连是个情种，无论什么时候他都得有个人爱，情感不能有空缺。我想这大概也是他后来频频地变换夫人的原因。不算死了的小瑛子，小连先后有过四任妻子，有的是离了，有的是牺牲了，四任妻子给他生了一大帮孩子，个个都是鼻孔朝天的“革命干部子弟”，到我们家来看我父亲都带着降贵纡尊的范儿。到了“文革”初期，有两个还来造过反，说我父亲在江西阻挡他爸爸参加革命，罪大恶极。后来他们的爸爸被关了，“干部子弟”便再不来了，一个个都老实了。
我对父亲与革命的失之交臂十分不理解，父亲对此却很坦然，说即便当时知道红军后来要坐掌江山，他也不会跟着红军走。我说那就是对红军有看法，对红军有看法就是对革命有看法，就是落后，就是反动，可悲极了。父亲说他对红军没有反感，都是些很执着的年轻人罢了，父亲把打仗看作了小孩子过家家，就像我的哥哥们院里院外地跑，玩“官兵抓贼”，不同的是红军“官兵抓贼”的场地扩大了，人数增加了。我问父亲谁是官兵谁是贼，父亲说“调换着来”，谁抓谁是看运气，角色是随时转换着的。我说人家小连怎的就义无反顾地参加了红军?父亲说小连是没有退路了，小连不敢回北平，小瑛子的命案在等着他，那个狐里精一样的吴贞紧紧地勾着他，他的魂魄早随着吴贞走了。
这样说小连参加革命的动机一点儿也不纯，非但不纯，让人看着还有点儿那个……我是没有机会问小连，若有想必他的回答一定是“建立苏维埃，解放全人类”一类的冠冕堂皇，他会将许多细节抹去，使他的革命变得神圣化，笼统化，这是他后来一贯的把戏。
我在五十年代见过吴贞，她到我们家来是了解小连参加革命前的一些情况，就是了解小连和小瑛子的情况，那时候她正准备和小连复婚。吴贞长得像电影演员，像《渡江侦察记》里头的地下党江四姐。我一直怀疑电影里的那个南方女船工就是照着她的模样选的，抑或就是她演的，尽管她说她从来没当过演员。吴贞跟我的父母说话使用的是“你”，不是“您”，我看见母亲背过脸去悄悄地皱眉，父亲却不动声色地应对。
为了报复，我对这位干部表嫂也不客气地称呼了几声“你”，立即遭到母亲的呵斥。母亲让我在表嫂跟前不能这样你我他仨的没规矩，得将表嫂称为“您”，我反驳说表嫂也不是长辈，她跟我的几个姐姐没有区别。母亲和我的话是说给吴贞听的，可惜的是她竟然没听懂，一张嘴还是你你的。吴贞走了以后父亲说，你们在客人跟前敲边鼓，这样不好，吴贞是南方人，南方人不讲这个，他们即便见了八代以前的老祖宗也只会说“你”。
母亲说，也就是碰上我罢了，要是遇上老姑奶奶，挑礼儿的地方多着呢，这婆媳俩有戏唱。
我说，娶了这么一个儿媳妇还不如娶小瑛子。
吴贞跟人说话的口气是命令式的，没有商量的余地，这是她在队伍里多年养成的习惯，就像当年她提着一桶墨汁到庙里来找小连，命令小连到街上去给红军刷标语一样，也不管小连愿不愿意，就把任务派给他了。小连对往墙上刷标语没有自信，我父亲也认为小连干不了这差事，以小连那狗爬一样的字，绝上不了景德镇的墙面。吴贞为什么不刷呢，因为吴贞根本就不认字，她的出身是南塘湾的童养媳。
事实上，景德镇当年那些“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红军是穷人的队伍”、“要吃饭当红军”的标语都是父亲替他的外甥写的。精于书画的父亲将标语写成了工整的柳体正楷，构体严谨，刚劲有力，体现出多年临《玄秘塔碑》的功力。父亲在写标语的时候，围观者甚众，老百姓不懂什么《玄秘塔》，可是看得出好坏，大约也是初次见识如此精湛的书法，人群中不时有喝彩者，“好手艺”、“好刷溜”、“好笔力”的夸赞在父亲的背后此起彼伏，让父亲的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在京城之地，在各种场合，老人家当众挥毫的机会不少，却从没有过如此酣畅淋漓，如此气势磅礴，如此唱大戏一样地被人叫好。父亲的感觉好极了!
晚上，孙团长端着自己的碗加入了父亲和一明的饭桌，一碗稀粥，两块咸菜，团长的伙食跟和尚的不相上下。父亲跟前的荷叶包里有饭铺“金满楼”送来的卤肉和红烧鱼，是白天“金满楼”老板见了父亲的字，十分仰慕，特意送来的，想的是让父亲给“金满楼”换个名儿，写块匾。本来一明跟父亲吃得正香，一见孙团长上了饭桌，筷子便再不往肉上伸了。孙团长很自觉，也不吃包里的菜，父亲知道他馋，把包往他跟前推了推，又被他推回来。父亲说，你们有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也不是针线。
孙团长想了想说也是，便不客气地夹了肉搁自己碗里了。
外面窑场炉火正旺，有火龙之地的景德镇夜晚一片红光，在红光中孙团长正式提出让我父亲跟着他干，说队伍中特别需要我父亲这样的文化人，说红军的不少领导都是留学外洋的有识之士，不是反动派宣传的“乌合之众”，不是土匪。我问父亲当时是什么态度，父亲说他被一根鱼刺卡住喉咙，喀喀地说不出话，难受极了。我认为父亲绝对是装的，当革命以排山倒海之势向袭来的时候，的表现竟是退缩，除了回避还是回避……父亲太软弱!
孙团长是聪明人，说我父亲闲着也是闲着，不如临时办个教写字的美术班，将来部队再写标语也不愁没人。父亲想起在北平办国立艺专的事，都是教美术，教谁也是教，就答应了。孙团长很高兴，拉着父亲的手连声叫同志，说父亲以后就是革命队伍的一员了。我父亲很矜持，说临时帮帮忙罢了，他离革命还差得远。
父亲的美术班不像在北平艺专那样有教学大纲，那样正规，依了团长的要求是实用性质的。学员从连队里挑选，全是文盲，大字不识一个，父亲教这些目不识丁的兵写美术字，也算开创了教学史上的先河。我想，景德镇地区是没有红军标语留下来，若有，一定是工整的柳体和精致的美术字，有别于其他任何苏区的标语。这当与父亲和他的美术班有关。
父亲回忆，一九三○年红军在这一地区呆过大半年，大半年中，父亲为这支部队培养了不少美术骨干，可惜，到后来存活下来的竟无一人。这段历史除了小连以外几乎没人能给 证明，可就是小连也早对这件事“记不清”了，没能给我父亲写出一份证明材料来。
红军的撤退是突然的。傍晚，吃过饭，镇上的人都聚集在昌江边的场子上看戏，是外地来的班子演的《窦娥冤》，正戏开演之前加了武打的《三岔口》。当地人看《三岔口》比看《窦娥冤》上劲，主要是欣赏那场精湛默契的打斗。我父亲和孙团长也坐在人群中看戏，台上穿白衣裳的武生任堂惠和穿黑衣的武丑刘利华凭借一张小桌打得出神入化，难解难分，博得众人一阵阵惊呼。父亲对身边的孙团长说，你的仗要是打得这般天衣无缝就好了。
孙团长说，台上这场打，都是在下头比划好了的，一招一式都是固定的，现实的仗不是这种打法。
父亲说，打仗也有种艺术性在里边。
《三岔口》演到最后，开黑店的刘利华被任堂惠杀死，孙团长高兴地对父亲说，光明终归要战胜黑暗，革命终归要战胜反革命，没有中间道路可走。
我父亲说，这戏得改，谁光明谁黑暗不能从衣裳上分，开黑店的刘利华未必是坏人，任堂惠是禀了杨延昭之命暗中保护发配的焦赞，在三岔口遇到刘利华，才有此一打，假如把戏改成刘利华也是杨家将这边的人，双方一场误会，最后握手言和岂不更绝妙!
孙团长说，打仗是你死我活的残酷事情，没有那么多的“假如”和“绝妙”，当然也有“绝妙”，那是把对方打死了，自己还活着……
孙团长有孙团长的战争逻辑，父亲有父亲的艺术规律。若干年后，京剧率先将《三岔口》刘利华的身份改为了“自己人”，以皆大欢喜的结尾闭幕，让人感慨万千。
《三岔口》还没演完，江对面的旷野就响起了枪声，呼啦啦队伍就开始集合往东南撤了。小连匆匆跑来，帮着我父亲收拾行李，父亲说他不走，他还要喝一明和尚的粥。小连说部队转移是刻不容缓的事，没有喝粥的工夫。父亲说广智家窑里还在烧着他的粉彩花蝶八角薄胎碗，那碗是他倾了很大精力画的，烧成了将是件举世无双的艺术珍品……
父亲劝小连不要跟着瞎起哄，说红军是干正事的，是把打仗当职业的，小连裹在里头只能给人家添乱。小连说，我怎么是瞎起哄，我也是有理想、有抱负的。
父亲说，你那不是理想，是想法，你是想跟吴贞在一块儿，不分开。我告诉你，你要是像糊弄小瑛子一样糊弄吴贞，红军一准得把你毙了。
小连说，您在景德镇这些日子竟然没悟出些中国进步的大道理，亏了人家还管您叫同志呢!
父亲说，同志是什么，同志就是朋友，我跟孙团长是同志，跟一明也是同志，跟镇上的“珠山八友”还是同志，不跟着红军走就不是同志了?
小连说，不管您走不走，反正我要走。
父亲说，下月就回北平，你得跟我走，要不我回去没法跟你娘交代……
正说着，勾魂的吴贞来了，一把扯住小连就往外拽，小连说还得带上舅舅。吴贞说，革命的同路人好做，革命的分子难当，组织正在考验你，你不要让大家失望!
父亲才知道他的外甥加入了“组织”，他真后悔净顾着画画，对小连疏于管理了。
小连被吴贞拉走了，父亲追出庙门，任是怎么喊，小连也没有回头。父亲急得直跺脚说，这孩子……这孩子……不听话!
一明在父亲身后念了句：阿弥陀佛。
父亲急赤白脸地说，你说，广智没走，李居士没走，你没走，我没走，偏偏的他走!
一明说，这就是缘分了。
七
广智家的窑烧得跑了气，百十件物品全成了不伦不类，父亲盼望的那个粉彩薄胎碗变作了灰不溜秋的妖魔鬼怪，让人丧气。一明动员父亲回北平，说梁园虽好终非久留之地，江西局势要乱，有仗要打，还是早早躲避为是。父亲说要回也得把小连带回去，全须全尾地领出来了，就得全须全尾地领回去，他不能把外甥丢在这儿。
可是到哪儿去找小连却又不知道。
红军刚走，白军来了。我父亲当众写过标语，彼时的张扬得意成了此时罹难的证据，被抓是必然的。景德镇的人随着红军走了不少，也被白军关了不少，很多人当场被枪杀在江滩，这其中也包括广智。广智是在父亲对面被枪杀的，没有什么实质原因，就是因为他和小连关系密切，小连走了，他在劫难逃，没有道理可讲。父亲看到了广智那张因恐怖而变得青黄扭曲的脸，看到了广智无助绝望的眼神，看到了子弹在那张脸上穿透炸裂而崩起的牡丹一样的血花，看到了一个灵动鲜活的身躯重重地摔在卵石上刹那成为尸体……血雨腥风，江水呜咽。
我相信那种撞击对父亲是永生难忘的，或许此刻才明白了孙团长“打仗是你死我活的残酷事情”的真正含意；或许也明白了自己在九江劝慰小连“瞬间的痛苦悲伤是江水里翻起的浪花，随波而逝”是多么的苍白无力。父亲跟我讲述这段场景时很明显地添加了自己英勇无畏的精神，说他“每临大事有静气”，“临乎死生得失而不惧”，就是那么静静地站着，冷冷地看着……但是我相信，父亲当时的脸色不会比死了的广智好看。
我问敌人为什么没把也像广智一样处决了，父亲说主要是他身上那件月白的四合如意天华锦丝绵袍和多钮巴图鲁坎肩救了他。天华锦是宫里端康太妃给我祖母的赏赐，产自苏州，专用贡品，乃锦中杰出之作，这样的衣裳，别说江西，就是全中国也没有几件。父亲不凡的穿戴表明了不凡的身份，谁也不敢轻而易举地把一个“四合如意天华锦”崩了。
父亲被关在了景德镇北部婺源晓起的一所宅院里，偌大的三进院落破败得荒草丛生，墙倒屋塌。关父亲的小屋是间阴潮的茅房，地面洼下，卑湿难耐，地上一踩冒水，墙上生着厚厚的苔，墙角爬满潮湿的虫子，这让 感到不适。风雨袭来，凝阴不散。父亲坐在冰凉的地上，万念俱灰，一筹莫展，只是等死。北京城里富贵荣华的八旗大爷，飘逸倜傥的世外闲人成了阶下之囚。名花美酒，曼声长歌之际，飞觞传茗，诗酒文晏之余，何曾想到这个?什么话也别说了，只怨自己老来张狂，彰显什么“玄秘塔”，表演什么“柳公权”，福祸无门，唯人自招，跟那些兵有理也是讲不清楚的，拉出去枪毙是早晚的事。堂堂的艺专教授竟然做了荒蛮之地的孤魂野鬼，归路迢迢，不但是小连回不去了，连自己也回不去了。
父亲说关他的人大概把他忘了，当时局势的混乱比那“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还迅速嘈乱。说，根本没人理他，也不过堂，就这么一天天耗着，他隔着窗户嚷嚷也没人理，每天有一个老汉送进来点吃的，有时是块煮南瓜，有时是包糙米饭。父亲问有没有咸鱼干佐饭，老汉说他打生下来就没见过咸鱼干。父亲问这里是哪儿，老汉说是婺源江家的老宅。父亲感叹，自己竟以这种身份到了两淮盐运史江人镜的府上。江人镜曾在京城满族子弟的“觉罗官学”中任镶白旗的汉学教学，兼管中外通商事务，外固邦交，内存国体，是个让人敬重的人物。江人镜字好画亦好，人品亦佳，和我们的祖父是莫逆之交，去南方任湖北盐法道之前也常到我们家里走动，那时父亲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少年，祖父拿着儿子临摹的《玄秘塔》让江人镜指教点拨，江人镜说，形似神亦似，就是缺了些寂静与深沉……
缺少寂静与深沉的柳体字，写在了景德镇的大街上。人家的评论准确极了。
关押期间，父亲的腿长了“臁疮”，溃烂流水，痛痒难耐。“臁疮”的名字我是从父亲那儿听来的，究竟是哪个字，至今不晓，在京城的生活中也从未听过谁谁得了“臁疮”一类的话，但是我从父亲双腿那些永远不褪的漆黑疤痕上，足可以想象出当时病情的严重。
大约关了月余，一个自称姓方的连长将父亲提出茅屋，没有多余的话，只是让“回家”。其时父亲已经走不了路了，坐在江家堂前的台阶上只是发抖，在发着高热。来接父亲的是一明，这位不离不弃的同学兼和尚为了我父亲冒着危险多方奔走游说，终于才有了现在的结果。可谓高山流水，和衷共济，真乃一生一死知交情也。方连长已经从一明嘴里知道了我父亲的来历，便要求父亲在离去之前为他写一幅字，一明问他写什么内容，连长说就写“升官发财”，直接又痛快。没有桌案，就铺纸在地上写，可以想象，重病的父亲，趴在地上，哆嗦着，用清峻孤傲，如圭如章的柳体，写下“升官发财”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
二○○八年冬天，我来到了婺源晓起村，村里有三座江人镜建造的宅院，“荣禄第”、“进士第”、“大夫第”，都经过了现代人的修葺，变得威严整齐，排场光丽。三进二天井，三步金阶，官厅厢房，画栋雕梁，接待着往来不息的游客。我不知道父亲是趴在哪间屋的地上写字的，也找不到关押的茅房，正如父亲所说，一切如浪花，随波而逝，远了……
最终，我父亲还是和小连见了一面，就是在婺源那个送饭老汉的家里。老汉和红军有什么瓜葛不便打听，但他找来了小连是千真万确的。小连很黑很瘦，眼睛炯炯放光，跟我父亲说话多了许多动作和手势，几日不见如同换了一个人。我父亲比小连更黑更瘦，靠在床上别说手势动作，连话也说不出了。小连一见我父亲就哭了，说舅舅最需要他的时候他竟然不在跟前，实在是不孝顺极了，将来回家愧对他的母亲和舅妈……我父亲还是劝小连跟他回北平，小连说他既然参加了红军就没有半途而退的道理，他要跟着共产党一条道走到底，干一番揭天掀地的事业，等革命成功了，他一准回到北平跟他妈好好过日子，天天吃炸酱面。
父亲直截了当地说像吴贞那样的女子北平有的是，小连若愿意他可以到艺专的女学生里去挑。小连说他也不完全是为了吴贞，他现在的目标大得很，眼光也大得很，共产国际是世界性的，地球有多大，共产国际就有多大，中国革命是共产国际的一部分，能加入其中是他的幸运。我父亲觉得小连现在离他是越来越远了，把这个正在革命热头上的小连拉回去似乎根本不可能，便闭了眼睛再不说话。小连说他不能多呆，要急着赶回去，临走从兜里掏出一封写给他母亲和奶奶的信，言明他自己要干别的事情去了，暂时不回北平，这一切跟舅舅没有关系。
总算是为父亲做了开脱，小连知道要不写这封信，他妈得把舅舅吃了。
趁着夜色，小连要走了，临行拉着我父亲的手久久不愿撒开。彼此心里都明白，这一分手，大概就是生离死别，再无缘相见了。外面起风了，初淅沥以潇洒，渐而飒飒，风声中可以听到小连越来越重的喘息。充满亲情的此刻，彼此的心都变得细腻而柔软，父亲的手用了力，想的是外甥会最终改变主意。
门外有人咳嗽，小连抽回了手，抹了把眼泪，低声说，舅舅，我走了。
父亲挥了挥手，小连走出几步又回身附在我父亲的耳边说，吴贞肚子里有了……
父亲说，是的，你不能让她再上吊。
一个月后，父亲拄着拐杖能起床了，在一明的护送下离开江西，辗转向北方移动。因为战事，几次困顿道途，流离沟壑，几次出入锋镝，出生入死。沐雨栉风，奔波日夜，历时近一年，终于回到北平家中。
我的父亲在北屋的南炕上整整躺了六个月，溃烂的双腿在名医彭玉堂的医治下总算收了口。这期间，他在小炕桌上详细记录了江西之行的始末，取名《陶阳窑变》。要不，我也不会知道得这么详细。一明和尚在北平没有停留，将父亲送到就立刻返回江西了，还住在那座庙里，贝叶蒲团，青灯古佛，长参寂静，了却余生。李居士还在，还做着粗淡的茶饭，只是广智走了。
我的父亲江西一行撞进了革命怀抱又撞出来了，让人很遗憾。母亲的观点不同，说我父亲若是跟着小连走了，未必能有今天。没听小连说么，他的战友十个没留下一个，他能活下来是侥幸。父亲若没有“侥幸”当然就不会有今天的我，能到人世上走一走是件很美好的事情，这么一想，我又不遗憾了。
八
北京解放第二年大连就被关进了监狱，罪名是“反动一贯道分子”，判刑十五年。政府在几年时间内挖出了一贯道三百多“祖师”，一百零四个“皇帝”。这些人敛财无数，害人无数，让人憎恨。那期间我还跟看门老张到东四“蟾宫”电影院看过一场政府拍摄的电影《一贯害人道》，揭露一贯道的骗人勾当。电影里的场面阴森恐怖，吓得我半宿睡不着觉。老张比我吓得还厉害，他参加了一贯道，还交了保命钱，他怕政府把他也抓走判刑，要那样他就见不着老婆孩子了，比月亮上砍树的吴刚还惨。万幸的是政府没理会他，只让街道积极分子找他谈了一回话，登了记就算完事了。老张得了便宜卖乖，说一贯道还骗了他的钱，他绝对是受害者，没想到政府竟然从一贯道道首退赔的款项中，把老张的钱发还了，合算老张一点儿亏也没吃，当着街道人的面使劲喊“共产党万岁”。
小连是一九五一年回到北京的，到我们家之前回去看望了他的妈。我想回家的路上自然要路过胡同口的药铺，不知他从药铺门口过的时刻会不会想起小瑛子，那毕竟是他的初恋，是有过爱情结晶的。小连的回归并没有改变大连的命运，姑爸爸说她的小儿子薄情寡义，全没有手足之情，走了这些年整个变了个人，儿子不是儿子了，变成了一块铁板。她的那些孙子孙女自然也不是孙子孙女了，都是些靠不到跟前儿的野猫。老太太拒绝到小连那“樊笼”一样戒备森严的官邸去居住，仍旧住在细管胡同的小院里，过着炸酱面、炒黄豆疙瘩丝的平淡日月。小连拗不过他妈，只好让人把房拾掇了一遍，安装了自来水和抽水马桶。
五十年代初，有抽水马桶的人家没几户，我每回到姑爸爸家去，都逼着我撒尿，把水箱的水拉得哗哗的。小连每月孝敬的钱，姑爸爸都用手绢包着，仔细地收在箱子里，等我撒完尿就拿出来给我显摆，说这些钱足够她和大连将来过日子用的了。姑爸爸一边骂小连一边自豪地说她的小儿子是公家的人，小儿子的官位远远地超过了他的父亲“拨什户”，按过去朝廷的说法，是个一品大员绰绰有余。共产党不兴封妻荫子，搁有皇上那会儿，以小连的爵位，她封个一品诰命夫人也不是没有可能!
一九五九年国庆十周年，大赦犯人，大连不在其中。为这个我和父亲到小连家里去了一次，那是我第一回涉足“干部子弟”们的居所。首先门卫让我们登记，再用电话跟秘书通报了父亲和我的姓名，等了半天里头才出来人领我们进去。这种做法对父亲和我来说无异于一个下马威，就像戏台上犯了错误的下级见上级要报名而入一样，让人心里很不受用。我跟父亲说了自己的感觉，父亲说我太过敏感，其实我知道，父亲比我还敏感，不说就是了。
小连的住所与我的想象大相径庭。树小房新，不中不西，庭园当间不伦不类地立着座假山，北屋窗前修了座怪模式眼的喷水池。进到正屋，应该算是客厅吧，内里竟是空空荡荡的，墙上没有字画，窗前没有花草，除了一个长沙发，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就那个沙发跟我们家嵌螺钿的太师椅比，也绝对差着档次。小连屋里的每样家具都用白漆涂着编号，桌子椅子凳子甚至连洗脸架子也在显著位置描着数字，大煞风景!后来我才知道，标了字码的东西都是公家之物，不属于小连自己。按父亲的说法就是说小连革命几十年，没给自个儿挣来一套桌椅板凳。
却挣来了一群孩子，那些孩子分别叫做遵义、金沙、延安、柏坡，最小的一个正上小学，叫援朝。如果加上他们家夭折了的井冈、吴起、南京，那简直就是一部中国革命军事史。我们去的那天，金沙、延安和柏坡在家，见了父亲和我也不叫，只是瞥了我们一眼就进去了，居高临下的态度显而易见，好像我们是没有觉悟的乡下佬，是死乞白赖上赶着巴结的穷亲戚，他们能让我们进门实在是高抬了我们，我们应该受宠若惊，应该感恩戴德。我们是为大连的事情而来，大连是他们的亲伯父，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我们不过是旁门外姓，不是看在姑爸爸份儿上，我们完全可以撒手不管，这些人连远近高低都分不清楚，一帮混蛋!
那天小连急着要去开会，让父亲有话对吴贞说。吴贞的派头很大，穿着蓝呢子衣裳亮皮鞋，头发梳得一丝不乱，白衬衣领子朝外翻着，身上一股香胰子味儿，有点儿穷人乍富的装模作样。吴贞坐在沙发上，叠着二郎腿，往后仰着，向沙发后背张着胳膊，全没个坐相，这让我羞于抬眼睛看她。表兄小连当初怎会看上了她，真让我匪夷所思。父亲说了大连的事，吴贞哼哼呀呀地打着官腔。父亲知道，大连的罪过是货真价实，定过案的，不好提前释放，能够进入大赦名单也必有多方面因素存在，只是希望看在姑爸爸年事已高，身边无人照料的情况予以宽恕。吴贞先是面无表情地听着，继而瞪着父亲说，怎能说是“无人照料”?我们家是按月给了钱的，你说这样的话把小连摆在了什么位置?
父亲说，老太太身边真是没人。
吴贞说，接过来了，她不住，我有什么办法，总不能让勤务员上细管胡同伺候吧!
父亲说，大赦是个难得的机会不是……
吴贞说，小连是个原则性很强的人，从没为个人的事朝国家张过嘴。
谈话没有任何结果。我很快看出了，吴贞对大连的事情根本不感兴趣，大连对这个革命的家庭来说是个毫不相关的局外人，大连的关押与释放跟他们家没有一点儿关系。
作为长辈的父亲端直地坐在沙发旁边的椅子上，拐杖拄在胸前，像一个被接见的下级，在外甥媳妇跟前表现着 的谦恭和教养 的规矩和风度，不过这一切全是白搭，对方不接招!
我更惨，连座位也没有，直溜溜地站在父亲身后，像个丫鬟。按关系，我是小连的嫡亲表妹，是吴贞的小姑子，自然没有站着的道理，可是这个吴贞压根就没想起我的身份，就没有给我“赏”个座儿的意思。
吴贞让上茶，穿军装的勤务员端来了茶，一般的白茶碗，没有盖也没有托，不讲究得厉害。依着老北京看茶送客的习惯这是让我们走的信号，但我相信女干部吴贞绝没有这个想法，她不懂这一套，她想起什么时候上茶就什么时候上茶!父亲有些尴尬地站起了身，尽管吴贞仍旧在说着挽留的话，我们还是向门口走去。可能吴贞到了也没弄明白，我们说着说着怎的就突然告辞了。
都是那碗茶闹的。
吴贞站在门槛里面，隔着门跟父亲握手道别，让我们过端午时到他们家来吃粽子，说江西老家给送来了新鲜竹叶和上好糯米，她们老家的粽子是出名的好。吴贞的态度不能说不诚恳，父亲礼貌地应承着，显出了老北京人的矜持和礼数。我知道，父亲是不会来的，我也是不会来的。吴贞终归没有走过那道门槛，按规矩她应该把丈夫的舅舅送下台阶，站在二门口目送着我们离去，可是她没有，我们还没走到大门口，她就早早转身进屋了。至于小连家里的那些“革命史”们，则一个也没露面，他们跟老祖宗一样，都端着架子，呆在自己的房间里，不屑出现。我和父亲对他们来说实在是无足轻重，草芥一般的人罢了。
我似乎明白了姑爸爸为什么要坚持一人住在细管胡同的小院里，也似乎理解了父亲当时为什么要坚持回来的原因，这里面有些很是说不清的东西，是一种感觉抑或是一种距离，是一种差异抑或是一种文化……
那年国庆节，我陪姑爸爸到监狱去看望大连，大连跟小连长得很像，说他们是双胞胎也没人不相信。能说会道的大连见了他的母亲也没多少话，只是攥着他母亲的手不撒开，孩子一样张着嘴等着他母亲把剥了纸的糖往他嘴里放。姑爸爸说细管胡同小院还给他留着，她在小院里等着大连出来，十年八年她都等，她的身子骨还硬朗，也有钱，将来娘儿俩有好日子过呢……大连把光光的脑袋扎在姑爸爸的怀里，半天半天没有抬起来。
那天下午，监狱里开国庆联欢会，有大连的节目，他演的是京剧《三岔口》，他扮演里面的武丑刘利华。版本自然是改过的，戏里头的刘利华已经变成了好人。我问姑爸爸这出戏为什么叫《三岔口》，姑爸爸说是以地名定的，刘利华开的黑店就在三岔口。
我想，三岔口是三条道路的相交点，戏里的人物似乎少了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