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一般项目《丝绸之路外来装饰艺术的中国化研究》(18BG107) 阶段性研究成果；华东师范大学2021 年“优秀博士生学术创新能力提升计划”《丝路传艺：中国2～7世纪佛教造像外来工艺中国化研究》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
佛像饰金，是指用黄金装饰佛教造像，是佛陀三十二相之 “身金色相” 的艺术化表达。中国现存汉晋南北朝时期诸多造像中，有部分鎏金与贴金者。针对这些造像为何饰金，学界尚未有专论。鉴于此，本文拟在梳理中国早期（汉晋十六国南北朝）佛教造像饰金类型的基础上，尝试探骊这些造像饰金的来源问题。
一、中国早期佛像饰金概述
中国佛像何时开始出现饰金？陈寿《三国志·刘繇传》中的记载可以回答：
笮融者，丹阳人，初聚众数百，往依徐州牧陶谦。谦使督广陵、丹阳运漕。遂放纵擅杀，坐断三郡委输以自入。乃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槃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悉课读佛经，令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者听受道，复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远近前后至者五千余人户。<1>1185
这是目前文献中最早记载的佛像饰金者。这尊金像制作时间约在东汉末年。<2>217“以铜为人，黄金涂身”一语道出佛像饰金方法：即用铜铸造形象，然后鎏金。如果说东汉是中国佛像饰金之始，那么东晋十六国则是其发展的第一阶段，具体表现为：佛像饰金数量较前有所增加，且南北地区都有造立。例如，东晋名僧释道安曾用凉州刺史杨弘忠赠予的万斤铜料铸造丈六金像。<3>又如，东晋僧人僧洪曾在瓦官寺用铜铸造丈六金像。<4>再如，北燕辽西海阳僧人释僧诠在黄龙国（北燕，今辽宁朝阳）造丈六金像。
<4> 这些记载无不反映这时期造像饰金之盛。这些造像都是用铜铸造，但史书却称“金像”而非“铜像”，何以如此？原来铜像与金像各有所指。例如，据《宋书·南平穆王铄传》载，刘宋元嘉二十六七年间（449-450），北魏拓跋焘南侵刘宋毁悬瓠城佛寺，取寺中金像撞击战车。<5>1856又如，同书《戴颙传》载，宋世子在瓦官寺铸丈六铜像。<5>2277这两条史料记载了刘宋年间佛像情况，且都出自沈约之手，但一称“金像”，一称“铜像”，显然所指并非一物。再如，慧皎《高僧传·道安传》记载，苻坚送道安诸多佛像中，有外国金倚像、金坐像，还有铜像。<4>179-180说明铜像与金像确实有别。据考古遗存显示，之所以称铜像为金像，很大程度上因为铜像做了鎏金处理。
图1 金铜佛 后赵建武四年(338)
图1+ 金铜佛背面题记 后赵建武四年(338)
例如，现藏于美国亚洲艺术博物馆的后赵建武四年（338）佛像，是目前有纪年的、较早的铜像。该像高39.7cm，佛身大面积用金（图1）。<6>433
图2 青铜鎏金如来头部(公元3-4世纪)
又如，现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的青铜鎏金如来头部，出土于新疆和田，高17cm，制作时间大致在公元3-4世纪左右（图2）。<7>240 再如，美国哈佛大学赛克勒博物馆藏焰肩金铜佛，为十六国时期作品，通高32cm，佛身用金（图3）。这些鎏金铜像尺寸虽然不同于史籍所书“丈六”或“丈八”，但它们都采用铜鎏金方法铸造，应该是史籍记载“金像”中的一种。此外，这时期也发现一些未鎏金的铜像，应该是史籍所言之“铜像”。
图3 焰肩金铜佛十六国(304-439)
以上即汉晋十六国时期佛像饰金大体情况。不难看出，该阶段出现较多的是铜像鎏金。这种情况在南北朝时期有所变化：即铜像鎏金仍旧存在的情况下，出现其他材质，如泥、木、石等佛像饰金。首先，目前较早的泥像饰金是敦煌莫高窟第254窟主尊造像。该窟主尊面部或存有彩绘贴金。<8>60
该窟开凿时间现有“不早于476年”<9>220-221和“465-500年”<10>188-191两种说法。开凿时间虽然尚未有定论，但至少说明，北魏中后期泥像已开始饰金。其次，现存最早木像饰金发现于新疆图木舒克，时间约在5世纪左右。<11>133最后，这时期石像饰金数量较多，且南北地区皆有所见。目前最早石像饰金或位于云冈石窟。张焯据北魏延兴五年（475）高允《鹿苑赋》中“耀金晖之焕炳”一句，认为北魏献文帝时期（454-476）开凿洞窟中有贴金佛像，且考古人员在20世纪末第20窟前发掘出一颗敷有金箔的小佛头，说明《鹿苑赋》记载真实不虚。<12>413
员小中继续考证得出，现云冈石窟5、6、7、8窟上方平台和6-11窟就是高允所书献文帝时期开凿的洞窟。<13>23-24由于云冈石窟现存彩绘贴金像（5~7窟）均为后世重塑，因此尚难知晓此例之后其他石窟是否也存在彩绘贴金像。石像饰金虽然仅找到此例，但并不意味它只是昙花一现，如在今南北地区出土的背屏式造像与单体造像中不乏贴金者。笔者据已公布资料，将现存中国南北朝时期代表性石像饰金的数量及分布情况作以汇总，详见表1。
据表1统计可知，今河北、河南、山东、陕西以及四川地区皆存有南北朝时期的贴金石像，共216尊，其中北方地区居多，共191尊；南方地区较少，共25尊。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石像贴金样式随时代变化而变化：如北魏佛教造像不论佛陀还是菩萨与飞天等，都是通体贴饰金箔，如01-03。东魏开始佛教造像所见金箔大部分出现在菩萨头冠、璎珞、衣纹等处，同时佛陀面部、手部、足部及其他皮肤裸露处贴饰金箔，北魏通体饰金者较为少见，如06-08；这种样式在北齐出现最多，似已形成定式，如11-13。那么这些佛像为何会饰金呢？详见下文。
二、佛像饰金的来源
学界普遍认为，中国佛像饰金是在佛典记载佛陀 “三十二相之身金色相” 的指导下完成的。而从中国早期佛像饰金与佛典翻译情况来看，这种解释似乎有待商榷。如前所述，中国佛像饰金始于东汉笮融铸金像。然而，最早记载佛陀 “身金色相” 的汉译佛典——《修行本起经》的译出时间在东汉建安二年（197）。<15>显然，中国佛教造像饰金以“依据佛典造作”解释并不成立。既然首例佛像饰金与文献记载无关，那么是否与本土创作或外来影响有关？
图4 青铜鎏金虎噬羊形器座 春秋时期（770-479）
为佛饰金不仅需要信徒出资，而且要求工匠掌握相关技艺。比如前述诸例佛像饰金，虽然都用金，但工艺却截然不同，以出现数量较多的鎏金铜像与贴金石像为例：铜鎏金工艺指将金和水银合成金汞涂在铜器表面，然后加热令水银蒸发，由此金可保留。这种金属工艺早在先秦时期已然存在。如甘肃博物馆藏青铜鎏金虎噬羊形器座便是春秋时期的作品。（图4）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妻墓出土的长信宫灯也是用鎏金工艺制成。由此可知，在东汉笮融铸造鎏金铜佛像以前，中国已有较为成熟的铜鎏金工艺。这或许可以说明，笮融时代已有工艺可支持他造金像。相较于铜鎏金工艺有史可查，石贴金工艺本土渊源似乎并不明朗。
石贴金工艺做法是：用特定胶水将金箔成片粘在石像上。胶水一旦脱落，金箔也随之掉落，由此金箔会在石像上留下片状遗迹。比之铜鎏金工艺，中国石雕工艺起步较晚，大致在西汉时期方才出现，如西汉霍去病墓石雕群。这些石雕刀法较为古拙，说明当时石雕工艺并不发达。因为工匠在塑形方面尚有欠缺，更谈不上贴金这般复杂工艺。鉴于两汉魏晋时期本土石雕工艺尚处萌芽阶段，去晋不远的北魏突然出现彩绘贴金石雕，不得不令人怀疑其来源问题。综合考虑，本土文献与实物都未找到佛像饰金起源的合理解释，那么只能将视角转移至佛像起源地——印度贵霜时期的犍陀罗与马图拉。
众所周知，中国佛教造像的传入与发展，离不开犍陀罗与马图拉，佛像饰金或许也是如此。据慧皎《高僧传》记载，东晋中土曾现域外金像。该书《慧远传》言，咸和年间（326-334）丹阳尹高氏在张侯桥浦挖出一尊金像。该像所刻梵文铭文言是阿育王第四女所造，反映此像或非本土所出。<4>478该书《道安传》又云，前秦主苻坚为笼络名僧道安，不惜赠予道安一尊“外国七尺金箔倚坐佛像”。<4>179
这两处记载反映金像的确来自域外而非本土。与此同时，法显《佛国记》中的一条记载，将域外锁定在犍陀罗地区。法显从弗楼沙国（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向西出发到达醯罗城（今阿富汗贾拉拉巴德地区），目睹当地佛顶骨精舍上面装饰着金箔。<16>46醯罗城属于犍陀罗疆域。法显约于公元403年到达此地。<17>355这条记载虽然仅言佛顶骨饰金而非佛像饰金，但其属于佛教用金范畴，说明犍陀罗地区在公元400年以前就已用黄金装饰佛教器具。而犍陀罗佛像饰金的发现，进一步说明中国佛像饰金来源于此。笔者据现今中外各地公布的犍陀罗造像中，共收集了15件存有金箔的佛教造像，其中12件已断代，其余3件暂时未有断代结果。现将这些造像列表如下，以窥其貌。
由表2可知，犍陀罗佛像饰金始于公元1-2世纪，工艺为青铜鎏金，代表为01与02。公元2-3世纪出现石像贴金，代表为03-07。公元3-4世纪出现泥像贴金，代表为08。相较之下，中国佛像饰金始于公元2世纪末，工艺也是青铜鎏金；至公元5世纪中晚期开始出现石像、泥像、木像贴金，与犍陀罗所见不同工艺佛像饰金发展情况基本吻合。由于现今尚未在同时期的马图拉佛教造像中发现饰金，加上中国现存最早饰金佛像——后赵建武五年（338），佛像风格近乎犍陀罗，所以基本可以确定，中国早期佛像饰金很大程度上是受犍陀罗佛像饰金影响。
图5 毕马兰舍利匣公元1世纪
由上可知，中国佛像饰金来源问题已有明晰，那么亟待解决的问题是：犍陀罗佛像饰金来源及其与“身金色相”的关系问题。其实早在公元1世纪，犍陀罗造像还未以单体形式呈现之前，用于供奉的舍利匣便已用黄金制作佛像，其代表即现藏于大英博物馆的毕马兰舍利匣。（图5）该匣出土于阿富汗贾拉拉巴德毕马兰村（Bimaran）。匣身以黄金制成，嵌有红宝石，出土时未见盖子。该匣表面雕有8位人像，可辨识出有佛陀、梵天、帝释天、供养人等。佛陀身着希腊式袍服，手施无畏印。
该匣发现时被放置在一个表面写有佉卢文的滑石罐<20>119中，佉卢文记载了供养此匣的信徒姓名及以此供养佛陀的目的。罐中还存有4枚铸有印度—斯基泰王国国王阿泽斯（Azés）名讳的钱币及一些宝石。学界据这些钱币和宝石考证得出该匣制作时间应该在公元1世纪，很大程度上或介于印度—斯基泰国王阿泽斯二世（1-30）逝世之后，贵霜王朝（55-425）建立之前。<20>26-36,119这件舍利匣不仅是学界争论佛像起源于犍陀罗还是马图拉的焦点，还是目前所见中外范围内最早用黄金制作佛像的实物。其形式与工艺虽然与此后单体佛像饰金有所不同，但至少证明，公元1世纪初佛像已开始用金。而一些印度—斯基泰时期的佛经残片，较好地揭示出这件金质舍利匣的制作与佛像“身金色相”之间的关系。
1994年9月，大英图书馆收到一位匿名人士捐赠的29卷佉卢文佛经写本。美国华盛顿大学语言学家邵瑞琪（RichardSalomon）及其团队研究认为，这些写本来自公元1世纪左右的一座法藏部寺院（大致位于今阿富汗东部）的藏经阁。<21>108这些写本内容大部分为佛教譬喻故事，且有部分内容记述了两位印度—斯基泰时期总督的名讳，即吉霍尼迦（Jihonika）与阿斯帕跋摩（Aśpavarman），写就时间大致在公元1世纪10-30年之间。<21>178-179
这些譬喻文本内容似乎不同于汉译譬喻经：前者主要记述一些佛陀时代的知名人物故事和印度—斯基泰时期的人物故事，后者主要记述佛理故事。<21>37这些内容均未涉及佛陀形象，更无有“三十二相之身金色相”之说。由此可知，既然公元1世纪犍陀罗地区流传佛典或未有“身金色相”相关内容，那么这尊毕马兰舍利匣黄金佛像的制造，很大程度上就与佛典无关。而从现有考古资料来看，用黄金打造佛像的做法，主要有赖于当地金属工艺的发展。
犍陀罗地区金属工艺可追溯至公元前5世纪的皮尔丘古城（BhirMound）。英国考古学家约翰·马歇尔（JohnHubertMarshall）在该地发掘出27件公元前5至前2世纪早期的金银首饰。这些金银首饰大部分都是希腊或希腊—罗马风格。公元前2世纪初，巴克特里亚的希腊遗民占领犍陀罗地区，并将都城从皮尔丘迁至斯尔卡普（Sirkap）。其后，印度—斯基泰王国、印度—帕提亚王国，以及贵霜统治者都将该地作为都城。该地发掘出180件金银首饰，也基本为希腊或希腊—罗马风格。
马歇尔认为，这些金银首饰制作工艺受东西方影响较为明显：如模制、焊接、金银丝细工工艺流行于希腊或希腊—罗马时代，镶嵌宝石流行于印度、波斯、斯基泰，其中镶嵌工艺是在印度—帕提亚王朝时期开始流行。<22>884-887由此可知，毕马兰舍利匣之所以会用黄金打造、宝石镶嵌装饰、佛陀衣着希腊袍服，是基于犍陀罗地区已有发达的金属工艺，所以才可以铸造出如此精美的舍利匣。而这种用黄金铸造佛陀形象的做法，似乎为贵霜时期单体佛像饰金提供灵感。
图6 贵霜王侯像 公元1世纪
如前所述，公元1~2世纪犍陀罗已出现单体佛像饰金。然而，饰金不仅限于佛陀，诃梨帝母（表2，01）、弥勒菩萨（表2，04），甚至贵霜王侯像（图6）也可以饰金，这反映出公元1-2世纪的犍陀罗地区盛行用黄金装饰神像或人像。这种艺术现象似乎影响到佛典书写“身金色相”。毕马兰舍利匣铸造佛像时，印度—斯基泰地区流传的佛典尚未记述身金色相；而最早记载佛陀身金色相的汉译佛典《修行本起经》译于东汉建安二年（197）。以此推之，在佛像用金的公元1世纪，佛典尚未见身金色像相关记载；身金色像进入佛典的时间很大程度上在公元2世纪。
因此，佛典记载佛陀身金色相是受佛像饰金影响。其实，造像影响三十二相书写并非仅此一处。据比利时学者拉莫特（EtienneLamotte）研究，佛陀三十二相是中亚僧人在佛典中额外添加的表达。<23>585-593李翎则认为，佛典记载网缦相（佛指间有蹼相连）是受造像影响。<24>68-69这种情况出现原因在于佛教美术发展、僧人神化佛陀两点。由于佛陀在世时不主张立像，所以早期佛教美术常以三宝标、佛足印、法轮等象征物表现、纪念佛陀。
随着佛教发展，信徒不再满足于此，而是希望用造像再现佛陀容貌。遗憾的是，此时距离佛陀逝去已有数百年，无人知晓佛陀究竟容貌如何，所以工匠们只能依据当时造像经验，雕刻出今人见到的犍陀罗造像与马图拉造像，而此恰为佛典书写佛陀相貌提供实物支持。再者，信徒为神化佛陀，令其拥有常人没有的能力，如眉间放光、手长过膝、舌长覆面等，使得原本造像中的黄金装饰成为佛陀“身金色相”，工匠不经意的手部雕刻成为“网缦相”。如此一来，这位宗教领袖乔达摩·悉达多，逐渐由历史上的人演变为无所不能的神。
由上可知，公元1世纪犍陀罗佛像已饰金，这是犍陀罗地区金属工艺发展的结果。随着贵霜佛教美术发展，佛像饰金成为佛像制造过程中最常见的装饰方法。这种艺术表达由僧人发挥为“身金色相”并记载于佛典之中，成为佛陀三十二相之一。
三、饰金新样的出现
中国早期佛像饰金存在铜像鎏金、石像贴金、泥像贴金与木像贴金四种样式，除铜像鎏金为中国与犍陀罗共有工艺之外，其余三种均来源于犍陀罗地区。这三种佛像饰金样式传入中国后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一定变化，其中以石像贴金变化最为突出，如北魏佛教石造像通常为通体贴金；东魏开始造像贴金主要出现在局部而非通体，且菩萨与佛陀贴金样式不一；至北齐佛教造像绝大多数为局部贴金。为何东魏北齐石造像贴金会出现如此大的变化呢？
图7 长孙氏造阿弥陀像 北齐天保元年（550）
如前所述，东魏佛教石造像贴金变化始于菩萨造像，具体表现为菩萨头冠、项饰、璎珞、衣纹等局部贴金；佛陀面部、手部、足部及其他皮肤裸露处贴饰金箔；降至北齐，大量佛陀与菩萨像局部饰金，基本少见北魏通体贴金样式。这些有变化的造像主要出自邺城地区，大部分没有题记。笔者在部分题记尚存的造像中发现供养者为胡人。如邺城出土的北齐天保元年（550）长孙氏造阿弥陀像。（图7）
长孙氏是《魏书·官氏志》记载的北魏拓跋鲜卑皇族十姓之一，北魏孝文帝改革时将皇姓改为元，但有部分皇族未从，因此在北齐时期仍会看到以长孙为姓的拓跋宗族，如北齐开府长孙洪略便是一例。<25>12-14无独有偶，邺城地区北齐菩萨造像不乏梳着胡人小辫者，且这些造像也出现了贴金变化。（图8）由此，东魏北齐出现贴金变化的造像中，既有胡姓供养人又有胡貌菩萨像，这不禁令人猜想，贴金变化是否与胡人存在某种关系？
图8 菩萨像北齐（550-577）
一般认为，北朝胡人围屏石榻不仅能够反映这些胡人生前生活，而且能够表现他们本民族的艺术特色。现存北朝胡人围屏石榻保存较为完好，且墓主人身份比较明晰者为西安北周安伽墓与太原隋代虞弘墓。这两处墓葬主人分别为安国与鱼国的后裔。他们都在北朝任职并管理入华胡人。他们虽然来自不同地区，但却无一例外地在围屏石榻上使用了同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即以彩绘贴金装饰围屏石榻上的宴饮、奏乐舞蹈、与祆教火坛等图像。如安伽的石榻采用黑、红、金三色绘制，主要以线条勾勒人物形象，并在人物头发与帽子上赋以黑色，衣着用金色与红色绘制，腰带以金色绘制；且在出行、狩猎、宴饮等各场景之间用红黑两色线条间隔。（图9）
与此同时，虞弘的石榻虽然彩绘贴金保存状况不如安伽，但从部分残存也可看出其与安伽使用了同一种方式装饰石榻。如石榻前壁雕两位胡神，各自抱着钵、瓶，发色为黑，衣纹为红，衣着以金色勾勒装饰。（图10）如此，这种局部彩绘贴金样式，在视觉上与前述东魏北齐佛教造像贴金用彩几乎一致。很难说这二者之间没有关系。而近年来发现的邺城聚居的胡人遗迹，更加佐证了佛像贴金新样与胡人的关系。
图9 安伽围屏石榻局部北周（577-581）
图10 虞弘围屏石榻局部隋开皇十三年（592）
东魏政权人口基础为北魏洛阳移民。史载，天平元年（534）八月，高欢提议从洛阳迁都至邺城，诏下三日，车驾便发，洛阳40万户狼狈就道。<26>17陈寅恪认为，北魏洛阳有西域胡人居住，这些胡人在东魏迁都时也一并从洛阳去往邺城。<27>300东魏翟国胡商翟门生石屏及墓志铭的发现恰巧说明了这一点。据墓志铭显示，翟门生来自翟国，任职“萨甫”（萨保），出使北魏后受皇帝礼遇留华生活；东魏建立后随皇室百官迁至邺都，卒于东魏元象元年（538）。<28>677
邺城东魏翟门生墓葬遗物的发现，仅仅是该地胡人集聚的一个缩影。他们在邺城生活的同时，也不断促进东西文明交流，以至于在北齐邺都胡风之盛载入史册。如《北齐书·恩幸传》记载，邺城不乏西域丑胡、龟兹杂伎。他们不仅能歌善舞，而且颇得北齐王室喜爱，有的还官至仪同、开府，甚至封王。皇室胡风更甚，甚至将进贡的波斯狗封官至仪同、郡君。<26>693-694而高氏一族在掌握政权的同时还崇尚佛教，不仅开凿如南北响堂山等著名石窟，而且礼待如那连提黎耶舍等外国僧人。在佛教盛行的情况下，胡人不免也会参与佛事活动，因此胡姓供养者与胡貌菩萨造像会在东魏北齐出现，也就不足为怪了。如此一来，胡人之间流行的彩绘贴金方法装饰在佛教造像上，也在情理之中了。
综上所述，中国早期佛教造像饰金以材质和工艺可分为四类，分别为铜像鎏金、石像贴金、泥像贴金和木像贴金，其中铜像鎏金出现最早，时间约在公元2-3世纪，泥像贴金、石像贴金、木像贴金基本出现于公元5世纪中晚期。这些佛像饰金之所以会产生不同样貌，与其源头犍陀罗地区佛像饰金呈阶段性发展有关。犍陀罗地区佛像饰金始于公元1世纪，当时工匠凭借当地已有的金属工艺基础创造了最早的金身佛像。
公元2世纪开始，佛像用金为信众普遍接受，不仅发展出石像贴金、木像贴金、泥像贴金等多种工艺的饰金方法，而且还将“为佛饰金”记入佛教典籍，成为佛陀三十二相之“身金色相”。其后，载有身金色相的佛典与饰有金箔的造像，随着佛教传入华土而逐渐流行开来。至公元6世纪时，由于受胡风影响，邺城地区石像贴金较早出现了不同于犍陀罗地区的面貌，具体表现为佛像不再通体贴金，而是采用局部彩绘贴金方式装饰佛像，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金身佛像。这种饰金新样不仅流行于邺都，而且在青州也有所见。青州龙兴寺造像现存著名的北齐法界人中像，就是用这种饰金新样绘制。
与此同时，在西魏北周统辖的陕西地区，南朝统辖的成都一带，也见有彩绘贴金佛像。由于西魏佛像饰金仅见一例且无纪年，尚难判断其来源问题；北周佛像饰金共24例，全部出土于西安地区，然而未见纪年造像。这些造像虽然由学者通过化学元素检测方法，分析得出青州北齐佛像与西安北周佛像的贴金材料成分一致，<29>130但是仅能说明这两地佛像饰金在工艺上存在关联性，尚不能解决受谁影响的问题。当然，佛像饰金虽然在北朝较为盛行，但并非局限于北朝，在南朝统辖区域中也发现部分佛像饰金。如现存南朝佛像饰金较早者为“齐永明八年（490），贴金彩绘石雕背屏式造像”。这件造像较北魏云冈石窟所见佛像饰金晚了近10年，因此可以确定，南朝佛像饰金是受北朝影响。
结语
佛像饰金从公元1世纪诞生于犍陀罗，随着佛教东传进入中国，在经过胡风洗礼之下由“佛着金装”转变为“佛用金妆”。特别的是，佛像饰金不仅仅是工艺发展与社会审美变迁下的产物，更重要的是，佛教自身发展要求下的产物。例如，《洛阳伽蓝记》曾记载这样一则故事：西域有城名捍城，城南十五里有一座大寺，寺中供养金像一躯。国王以其为瑞像，起塔供养，并封四百户百姓专门负责洒扫。这些封户若有病患，便在佛像上找到自己身体疼痛对应的部位，用金箔贴饰后遂得痊愈。<30>
这条内容的真实性现今已无从查考，但其真切地反映出民众为佛饰金的目的不仅限于供养，很大程度上可能是源于对其自身身体与心灵上的某种诉求的满足。因此，这种原本仅是熟稔工艺之下形成的作品，转而成为具有宗教意义的活动，并由信众一代一代传递至今，成为中国佛教造像中不可泯灭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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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版權：李婧、張晶
发表于《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21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