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大秦之歌

东汉末期，西凉的大军阀董卓来到中央政府，成为权倾天下的大汉丞相，随着权势的增高，董卓的个人野心也在不断膨胀。先是培植自己势力，把自己家人和亲信都赐候封爵，接着又抢夺兵权，成为手握雄兵与天子平起平坐的霸主。这一切他还不满足，最后竟然废掉皇帝刘辩，新立刘协为帝，硬是把自己搞成了一个乱臣贼子。

董卓进入京畿以后的所作所为，全然不是一个心系黎民的大汉丞应该做的事情，而是一个倒行逆施的权臣表现，当然会引起很多人的反对，大家都在想办法除掉董卓，让朗朗乾坤重新回到正途上来。人间正道尽沧桑，要扳倒大军阀董卓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在满朝有识之士一筹莫展、惆怅郁闷之时，历史却选择了一个弱不禁风、亭亭玉立的女子，让她承担起拯救大汉王朝，还黎民百姓一个风清气正江山社稷的任务，她就是貂蝉。

在《三国志·吕布传注》里记载，董卓的残暴不仁、荒淫无度与吕布有很大关系。两个人的关系表面上虽为义父义子的关系，实际上是相互依靠、狼狈为奸、祸乱朝廷的一种关系，他们勾结在一起互相利用，各取所需，把东汉王朝搞得乌烟瘴气。董卓依靠吕布高超的武艺，用一把方天画戟威慑文武百官，吕布则投董卓的所好，用董卓的权势，为自己为所欲为创造条件。

两个人的关系看上去像铁桶一样丝丝紧扣，但也有露出破绽的时候。在《后汉书·吕布传》里有详细的叙述：“卓以吕布为骑都尉，誓为父子，甚爱信之。尝小失意，卓拔手戟掷之，布拳捷得免。由是阴怨于卓。卓又使布守中阁，而私与侍婢情通，益不自安。”这段话说董卓和吕布情同父子，但有一次吕布犯了个小错误，董卓居然拔出枪戟投掷刺向吕布，要不是吕布身手敏捷，估计吕布的小命就没有了。从此以后，吕布就在心里深处埋下了对董卓的阶级仇恨，准备报仇雪恨。但吕布还没来得及报仇时，居然在董卓丞相府里站岗放哨期间，跟府里一个侍婢勾搭在一起。可能是这位侍婢某个方面吸引了吕布，让吕布情不自禁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但这个事情对吕布来说风险系数很高。让你在府里站岗，你却把我府里女孩肚子搞大，你这不是找死是什么。一旦董卓知道此事，就算不把吕布处死，也一定会臭骂吕布，甚至夺职查办，这点绝对免不了。吕布心知肚明，知道这个事情结败露之后，自己会是什么样的下场。

吕布所犯的错误，是大多数男人都会犯的错误。但正是这样的错误，让朝廷里计划铲除董卓的大臣们看到了机会。父子之间因为彼此猜测而酿成大祸的事情，在历史上比比皆是。董卓和吕布也不例外，他们的关系在经过彼此信任期之后，开始走向相互猜忌期，下一步就是分道扬镳期了。

di司徒王允、仆射士孙瑞邀请吕布来家里喝酒，三杯下肚，吕布就忧心忡忡地把自己和董卓这种非亲非近的关系一股脑儿地告知这两个人，看得出他为此事烦恼。司徒王允、仆射士孙瑞抓住时间向争取吕布加入到反董卓的联盟之中，一场铲除奸臣的大汉保卫战由此拉开帷幕。貂蝉“美女救国”的形象从此走入中国文学著作之中，尤其在罗贯中的《三国演义》里，貂蝉不但成了救国救民的巾帼女子，而且跻身中国“四大美女”之列，千百年来被人们赞美。

在《三国演义》里，貂蝉在义父王允声明大义的感召下，决定以自己的美貌才华周旋于董卓和吕布之间，用女色引诱这两个原本是父子的男人反目为仇。在王允看来，要除掉董卓，必须先要拿下吕布，放眼满朝文武，也只有吕布有能力、有机会接近董卓，所以离间董卓和吕布是整个“除董”计划的关键。对他们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文臣来说，肯定在武艺上无法跟董卓、吕布较量，但他们在智力上却远胜董卓、吕布，用“美人计”加“反间计”是削弱吕布除掉董卓最好的方案。

貂蝉的出现，终于是董卓和吕布之间的矛盾爆发，燃爆了吕布心头对董卓的怨气，他怒发冲冠为红颜，成功的将董卓杀死。铲除大恶人董卓，也让寂寂无名的貂蝉化身为正义的象征。在《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里，给予貂蝉评价语是“汉朝累世簪缨辈，不及貂蝉一妇人”，意思是东汉王朝虽然好十几世了，但都是一些无名之辈，加起来还不如貂蝉这么一个弱女子。

毛宗岗在《三国演义序》里也高度称赞貂蝉不仅是“古今争天下之一大奇局”，而且对于古代女性与国家、政治、道德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新的诠释。《三国演义》里的貂蝉形象建立，可以说是历史的产物，在上层建筑分崩离析的关键时刻，往往也是社会道德认知以及人性考验的重要时刻。董卓的残暴不仁、唯我独尊以及吕布的变化无常，导致了以父子亲情维护起来的两人关系，开始由亲密无间慢慢走向彻底决裂，再加上王允推波助澜，富有心机的刻意离间，这三个人的人性角逐又催生了貂蝉这个美丽女性走上前台，成为一个极度重要的角色。

在这场角逐中，明面上是三个男人的较量，但实际上我们能看到三个女性的影子在暗处隐隐闪动，一个是董卓喜欢的少妻，另外一个是吕布勾搭的女婢，第三个就是最后出场的貂蝉了。如果说董卓的少妻和吕布勾搭的女婢，是整个事件了是一种被动的“不光彩”的女性形象，那么唯有貂蝉却是主动承担起“红颜救国”的伟大女性形象，她的出场是一种历史的选择，也是一种人性的觉醒。也可以说，在她身上我们能看到这另外两位女性的影子，没有这两位女性的衬托，就不会有貂蝉这个形象的产生，或者说即使产生了，也不会引起如此这么大的反响，她也不会承担起铲除权臣、光复正义的政治任务。

在古代，有很多美女被贴上“红颜祸水”、“女色王国”的标签，像汉代之前晋献公的宠妃骊姬，本来安心做一个王后天下太平，她却奋不顾身地投入到男性的政治斗争中，结果搞的国家四分五裂，落了个惨死的下场。还有唐代的杨玉环，才貌双全，与李隆基“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爱情故事轰轰烈烈，却最终被吊死在马嵬驿的海棠树下，唐朝之所以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都和她有莫大的关系。

但貂蝉很幸运，只凭借自己在《三国演义》里的第八、第九回的两章篇幅，就把自己和历史上那些“红颜祸水”的女性形象进行了彻底的割裂，成为一名有担当、有正义感、有良知的美貌女子，告诉所有的人，女性并不代表着“亡国”，也某种时候，女性也是“救国救民”、“救灾救难”的代表，一点也不输于男性。她的形象和古代美女西施、汉元帝时期的美女王昭君一样成为具有国家意识的先进女性。后人评价貂蝉“有文采而不炳焕，外柔易而内刚劲”，说她“社稷无人住障篱，凭将女色赖支持”，这些评价对貂蝉来说是客观的，对她的性格、才智和勇敢都给予了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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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貂蝉的艺术形象是通过名著《三国演义》而被后人广为熟知，但《三国演义》成书于元末明初，是著名小说家罗贯中所写。那么，貂蝉的形象有没有在更早期的朝代中出现过呢？貂蝉是红颜烈女，还是妖女婵娟，她的艺术形象都经历了哪些变化？我们一起来追溯一下。

“力斩乱臣凭吕布，舌诛逆贼是貂蝉”这是北宋邵雍评价貂蝉的名句，被李卓吾应用在《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一书里。宋代是重文轻武，是我们历史上文化艺术发展最鼎盛的朝代，在文学、戏曲、诗词、绘画、音乐等领域都取得了无以伦比的成就，由于文学戏曲艺术的发展，以及全国自下而上的所焕发出来的创作热情，使得历史人物的形象在大量的文学艺术作品中得以展现，尤其是秦汉、三国时期的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很快融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成为人们茶余饭后最主要的娱乐方式。这一时期，也是三国历史故事和文学戏曲结合最多，形式更多元的一个特定历史时期，具有承前启后的艺术贡献。

以此来看，貂蝉的故事在北宋时期就广为流传，并不是一件多么奇怪的事情。据陶宗仪在《辍耕录》和钱南扬在《宋元戏文辑佚》里收录记载，在宋元南院和金代院本的戏曲曲目中，其中就有《刺董卓》、《貂蝉女》等三国历史故事为主戏曲节目，这也佐证了在宋代、金代时期，貂蝉这个角色以及她的故事已经在宋、金时代为人们熟知。

到了元代，中国戏曲文化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峰时期，大量的历史人物、历史故事被艺术家们搬上了戏曲舞台，貂蝉作为历史最具代表性的女性形象，也更高频次得出现在戏曲之中。至正年间（公元1321年—1323年）刊印发行的《全相三国志平话》里就有两个曲目以貂蝉为人物形象，一是《王允献董卓貂蝉》，二是《水浸下邳擒吕布》。这本书虽说是三国故事的民间传说版本，但在貂蝉形象的建立上采取的手法却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

在平话故事里，貂蝉和吕布是一对非常恩爱的夫妻，不成想在战乱中相互走失，成了苦命的乱世佳人。无路可走的貂蝉只好栖身在司徒王允的府邸之中，等待时机同吕布团圆。为了早日见到丈夫，貂蝉平日里把心中的不开心寄托在烧香拜佛之中，向神仙许愿，希望自己能早日和丈夫团圆，过上幸福而美满的家庭生活。久而久之，貂蝉的心事被心怀叵测的王允知道，于是他虚情假意的把“貂蝉像亲闺女一样看待”，并分别向貂蝉、吕布许下承诺，今后一定要让他们两个人团聚。王允一边假惺惺的怜惜貂蝉，一边又处心积虑地把貂蝉献给豺狼一样的董卓，并告知吕布，是董卓霸占了貂蝉，终于激怒了吕布，把董卓给杀了。

我们不能不佩服元代人讲故事的能力。在这个故事里，貂蝉的艺术形象变成了一个被人利用的工具，吕布也成了一个弑杀情夫的男子汉，两个人的所有行动都是一种事关家庭和亲情的肥皂剧，并不代表精神思想方面有更高的追求表现。而王允成了一个胜利者，但他的形象也是猥琐和丑陋的，利用人性的善良，来实现自己所为崇高的国家大义。这里面的貂蝉并不像西施、王昭君那样，在思想意识上和政治觉悟上具有更高的个人修养，为了民族和国家自愿牺牲自己。

但不是元代所有的戏曲曲目弱化了貂蝉的艺术形象，在元剧《锦云堂暗定连环计》里，貂蝉的象形得到了提升。这部剧目里的貂蝉是忻州木耳村人氏，父亲名叫任昂。她在很小的时候，被汉灵帝选入宫中，因为经常带着貂蝉冠，所以被称为“貂蝉”。之后，汉灵帝把她赐给了丁建阳。而吕布当时又是丁建阳的养子，非常喜欢貂蝉，于是丁建阳又把貂蝉婚配于吕布，让二人结为夫妻。再后来，黄巾起义爆发，吕布和貂蝉在战乱中失散。

此后，貂蝉进入王允府中，被王允收为义女，像对待亲闺女一样对待貂蝉。王允等待时机成熟后，准备向董卓下“套路”，于是他把自己“阴图董卓，整顿超纲”的一揽子计划告诉貂蝉，希望貂蝉能加入到他的计划中来。当时的貂蝉虽说答应了王允的要求，但她的想法很简单，只是想报答王允的“重生再养之恩”，她的思想感情停留在个人恩情“礼尚往来”的报答与被报答之间。

王允的思想工作让貂蝉的开始慢慢认识到，自己原来可以成为王允所说“春秋专诸之妻”、“汉朝王陵之母”的伟大形象，于是她思想上开始觉醒，内心燃起了为国家大义而牺牲自我的悲壮情怀，有了名留青史的巾帼英雄主义勇气，并积极勇敢地加入到王允的刺杀董卓的计划当中。这里的貂蝉，虽然客观上受到王允的影响，但她很快认识自己的价值，她这样一个弱女子，也可以在国家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来。此时的貂蝉是正义的化身，是力量的源泉，更是一把刺向邪恶的利剑。她为国家献身，是自愿的、主动的，是信念的驱使。

作为一个女性，貂蝉的艺术形象一定会随着时代变迁和斗争需要而发生彻底的颠覆，尤其对于持不同政治立场的人来说。同样是在元代，就有人把貂蝉看着让西周灭亡的褒姒，看着让吴国灭亡的西施，让她的形象一落千丈，成为人人唾骂的一个“红颜祸水”型的女人。在元代杂剧《关大王月下斩貂蝉》这本戏里，吕布战败身死，而貂蝉被关羽斩杀，关羽为何要杀貂蝉？因为貂蝉太美，太美的女人都是祸水。这部元剧最终失传，但它的思想和道德构架却影响深远，一直传到清朝，在清朝的梆子戏《斩貂》里，貂蝉的角色形象还是人人得而斩之的“妖女貂蝉”，认为貂蝉是一个“有罪”的女人。在这部梆子戏里，关羽成了与貂蝉有特定关系的人。

在三国历史上，曾有关羽向曹操求取吕布之妻的记载，但并未说明吕布之妻到底是不是貂蝉。但这部《斩貂》的梆子戏却选择了“关公”来处斩“妖女貂蝉”，不能不说这样的故事情节编排是有其时代背景的渲染。清代乾隆时期正是历史上的“康乾盛世”，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对于“关公”这种“深明大义”之人，不但赋予了道德标准制定者的社会角色定位，而且赋予了惩治邪恶执法者的角色定位。面对貂蝉这样的“妖女”形象，“关公”自然会举起代表正义和力量的大刀。故事发展到这里，可以看出，在当时的社会，人们在社会伦理方面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公关”近乎完美，尤其在“春秋大义”方面率先模范，成为“春秋大义”的化身，但他却把“权臣篡位”、“妖女丧夫”看着与“春秋大义”毫无关联，这让后人对他所谓的“春秋大义”不能不嗤之以鼻。反观貂蝉，正是他这位“丧夫妖女”，坚定勇敢地铲除了“祸乱朝纲”的权臣董卓，捍卫了“春秋大义”，以一个弱女子的身躯扛起了“春秋大义”的旗帜。

所以，对于《斩貂》这出戏，后人的评价不高，虽然它也有一定的历史背景，但在思想上自相矛盾，具有一定的狭隘性、荒唐性。毛宗刚说它是“可恨传讹”，翟灏说它“尤悠谬”。这也看出后人对这出戏里貂蝉形象的不认可，认为这是对貂蝉的一种污蔑。但这个梆子戏在时间的长河里并没有消失，而是慢慢流传近代的京剧艺术之中，变成京剧《月下斩貂蝉》这么一出戏。但该剧对原来的剧情进行了修改，尤其对貂蝉的角色定位进行了新的思考，认为貂蝉“牺牲一身，匡扶社稷，使董卓父子自相残害，有功于汉朝。”所以这部剧修改以后，成为曹操以貂蝉迷惑关羽，关羽为了保全貂蝉名节而在月光下狠心刀斩貂蝉。

这两部一前一后的《斩貂蝉》戏曲，对于貂蝉的死，所扣的帽子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貂蝉无论如何都得死，而且是为名节而死，“当此离乱之际，只有一方死方能保全其名”。在《斩貂》中，貂蝉是有罪的，他面对的是“关公”的锋利大刀，在《月下斩貂蝉》里，貂蝉吃下去的却是裹着糖衣的砒霜。旧剧中“有罪”的貂蝉必须面对关羽举起的“春秋大义”之刀，新剧中，“有功”的貂蝉却要为所谓“名节”付出生命代价，而且表现出“死得其所，我心亦甘”。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作为弱女子的貂蝉，无论自己怎么做，结局都是一个“死”，无论是她有功，还是有罪，她的生命并不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且掌握在青面獠牙的封建道德体系里。

到底如何在艺术上确定貂蝉的形象，让她身上自相矛盾的艺术形象得到全新的统一，并能创造性的脱离狭隘的道德篱笆，塑造一个有血有肉，有独立思想的貂蝉形象出来，这应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罗贯中在创作《三国演义》时，他曾与毛宗刚讨论要“不以齐东所误”，为此在书写和修订《三国演义》时，有意拔高和净化了貂蝉形象，他淡化甚至忽略了吕布兵败后，貂蝉在整个三国故事里的命运结局。而是依据自己的独有的历史观念和政治理想，给貂蝉量身定做了一个连环计的故事情节，明确指出“夫貂蝉无可斩之罪，而有可嘉之绩”。在《三国演义》这部长篇小说里，把貂蝉的忠君思想与“重扶社稷”、“再立江山”、“安天下生灵”结合起来，貂蝉心怀天下苍生，心中只有“百姓倒悬之危，君臣累卵之急”，她心里不再有儿女私情。接受王允的连环计后，貂蝉表现得极为勇敢，她胸有信念，尤其是“妾自有道理”的表态，突显出貂蝉已经做好主动献身的精神准备，她表现得更积极，更迫切。不但自愿以美人计蛊惑董卓，而且继续蛊惑吕布，使他们父子二人争风吃醋反目成仇。

在《三国演义里》长篇小说里，貂蝉虽然所占的篇幅不多，但作者在她的形象塑造上倾注了更多心血，让她更加完美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当李儒劝说董卓把貂蝉赐予吕布时，貂蝉“大惊，哭曰：‘妾身已事贵人，今忽欲下赐家奴，妾宁死不辱’，遂掣壁间宝剑欲自刎。”这段精彩的表演，让人击掌叫绝。如果貂蝉的反应迟钝，或者她的心里没有做好无私无畏的准备，这种机智的应对和完美的表演就根本无法呈现出来，一定会在老奸巨猾的董卓面前露出破绽。正是因为有了大无畏精神的支撑，貂蝉在连环计里的表现镇定自如，方寸拿捏得十分到位，最终是王允设计的这出连环计获得巨大成功。

《三国演义》的成功以及它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是貂蝉的形象获得成功，并被人们普遍接受和认可，她不但美貌，而且机智灵活，外面看似柔弱，内心却无比坚强。她声明大义，在大义面前万死不辞，勇往直前。这种饱满的艺术形象对后世的艺术创作奠定了基础。在京剧《连环计》、《凤仪亭》、《诛董卓》等剧目中，貂蝉这个人物形象，基本都是按照《三国演义》确定的基调、情节进行展演。在冯俊三改变的现代秦腔剧《貂蝉》里，貂蝉在接受连环计时，用“国家利益”的道理消除貂蝉“名节为重”的忧虑，不仅在心理上对貂蝉刻画的更细腻，又在艺术形象上进行新的拔高。

此后，明代作家王济创作的《连环计》小说，又对貂蝉的艺术形象进行了新的展现，一方面她对貂蝉的思想性格进行了多角度刻画。当王允计划美人计时，貂蝉先是感觉自己将要“失身入洞溷中”，但后来又觉悟到“男女虽有别，尽忠义一般休辩”的大义激励下，依然做出了选择，做好“这贱躯何惜弃捐”的准备。貂蝉心理上的矛盾伤感和行动上的义无反顾，表现了貂蝉性格中有一定的悲剧色彩。另外一个方面，这部小说里，貂蝉和吕布的关系进行了重新设计，采用了明代传奇剧流行的才子佳人方式，通过两人婚姻结局的大完美，来突出貂蝉性格里“重情”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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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这篇小说，是吕布有了“三姓娃”的不良口碑，貂蝉也是一个忘记儿女私情的“侠义”女子。王济的《连环计》里，吕布不仅是力斩董卓的英雄，貂蝉也经历很多遭遇后，依旧“玉洁冰清”，而王允的连环计却成为两人的爱情故事。作者把吕布和貂蝉的爱情故事与社会政治主题融为一体，让貂蝉的艺术形象兼有“侠义”和“柔情”，投射出貂蝉具有多重内涵的气质形象，给读者刻画了一个全新的貂蝉审美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