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上人类的文明，大抵在东方、西方两大地域产生。
西方文明源于希腊，西方文明圣火在奥林匹斯山脉点燃，那么，东方文明的圣火究竟是在哪里点燃的呢?
让我们回到远古，从东方中华几大文化圈中，正本清源，探寻中华文化的源头。
在中华文明一体多元的发展格局中，首先发展起来的是同中有异、异中见同、多姿多彩、争奇斗艳的地域文化。如从夏商周三代到战国，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就形成了燕赵文化、三晋文化、中原文化、三秦文化、甘陇文化、巴蜀文化、楚文化、岭南文化、吴越文化、齐鲁文化等地域文化。
在这些地域文化中，只有完成了由地域文化向主流文化的转化，才能说这里是中华文化的原点、东方主流文化起源的地域，其他地域文化只是作为文化的因子融入了主流文化。
遍寻先秦时期的各地域文化，只有齐鲁文化在秦汉时期完成了由地域文化向主流文化的转化。(孟祥才《从地域文化到主流文化》)
七十年前，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的老校友、老校长傅斯年先生在他的著名学术论文《夷夏东西说》中说：“自春秋至王莽时，最上层的文化只有一个重心，这个重心便是齐鲁。这些话虽在大体上是秦汉的局面，然也颇可以反映三代的事。”在这里，傅先生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就是：自三代至西汉末，这段时间，中国文明的发展是有“重心”的，而且，“重心”只有一个，就是齐鲁。
无独有偶，早此两年，另一位历史学家徐中舒先生也提出了一个相近的看法，他说：“秦汉以前，齐鲁为中国文化最高区域，必有文化上的凭借。”(详见《中国早期文明的“重心”——齐鲁》)
无论是傅斯年先生的“重心”说还是徐中舒先生的“最高文化区”说，都强调了齐鲁在中华早期文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特殊贡献，它对于理解齐鲁与中国早期文明的关系，进而正确认识中国文明的起源和中国早期文明的发展状况具有重要意义。
齐鲁文化，在先秦时期也是鲁文化与齐文化的一步一步融合和才形成的。
那么，鲁文化具有哪些生命力，才能够融合了齐文化，形成齐鲁文化的影响力，进而形成了中华文化的主流文化呢?
齐文化与鲁文化，尽管齐国是经济强国，齐国灭亡了鲁国，但却是鲁文化同化了齐文化，甚至到秦代，秦建国后，为使邹鲁文化能够同化影响到重商的齐地，乃“易青齐为邹鲁”，此时的“邹鲁”这个地域名称，已经逐渐有文化高地的代内涵了。
目前通行的鲁文化概念，其实包含两个含义，一是西周分封到东方的鲁国，代表的是当时周公“制礼作乐”的西周宗法、礼仪文化，二是这个鲁文化与发轫于东夷文化，原来称为“邾娄文化”逐步碰撞、交流、融合，进而形成的“邹鲁文化”。 以今之邹城、曲阜为中心，是伏羲女娲、少昊、蚩尤、颛顼、后羿、奄、邾等部落和方国的居地。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分工的发展，东夷人中产生了专门从事文化活动的巫觋、巫史、祭司、医生、天文学家和艺术家。与此同时，作为记录工具的文字也发明出来。夏朝建立以后，东夷文化由于缺乏强有力的经济政治力量的支撑而逐步丧失了其优越地位。在强大的夏文化冲击下，东夷文化开始变异，其表现是对夏文化的吸收和向夏文化的靠拢。商朝建立后，东夷文化则进一步向它靠拢和融合。商人本是东夷人的一支，在文化上二者是同源的。在夏商时期的千年历程中，东夷文化虽然不够张扬和辉煌，但由于它对夏商文化的广泛吸收，大大增强了与中原文化的联系，形成了蒲姑与商奄两大文明中心，而商奄，既今“邹(邹城)鲁(曲阜)”一带。
邹鲁一带，也是华夏文明的核心区域。《史记·殷本纪·汤诰》记载：“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后稷降播，农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其中表明，中华民族“华夏”起源的地域即为“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以内的区域，古济水以南、黄河以东、淮河以北的地区，就是汶泗流域，即今邹鲁文明圈所在的区域。
这里，有先秦文化名山凫山、峄山、尼山。
连风火雷电都十分惧怕的远古祖先，面对一无所知的大自然，把对洪水的恐惧写进了历史传说，也融进了人文基因。对于先民来说，没有水淹的洞穴或山洞才是踏实的感觉，不太高的山脉、丘陵就是人类最早的依赖了。
人类最早的安全感，就是对山岳的依赖。女娲炼石补天的传说，既是对洪水恐惧的写照，又是对石头(山石)利用的纪录。考古发现的“山顶洞人”，说明早期的人类必须簇群而居，必须在依山傍水处生存、繁衍、生息。直到大禹治水后，人类认识并逐步掌握了水的规律，才逐渐逐水而居了。
人类最早的文化萌发，是对山的依赖和崇拜。山之阳，有丰富物产的山林里，孕育了人类的文化。这从各地洞穴里发现的远古画像或刻画的痕迹可以证明。
最早记录先秦文化的典籍是鲁国的《春秋》及先秦文化歌谣《诗经》。周以后山东境内有西周封国“鲁国”、“齐国”，尽管“齐国”曾经是战国时期的“七雄”之首，但“鲁国”产生的儒家文化却成为中华历史的主流文化，我们在此重点探索的，就是为什么中华历史的主流文化会在这里产生并发扬光大。
《诗经·鲁颂》有商朝时期的奄国(今曲阜一带)记载，诗云：“保有凫绎、奄有龟蒙”，就是说，在现在的山东中南部一带，有一些文化名山，如“凫山”“峄山”“龟山”“蒙山”等，先秦时期的山东名山，就这几座了。“凫山”、“峄山”今属山东邹城市辖区，“龟山”、“蒙山”在今天的山东临沂境内。
凫山是中华始祖的发祥之地之一，是一座文化大山。凫山左依沂沭河，右挽洙泗汶济，面向浩瀚的微山湖。她西牵中原文化、东、北挽海岱文化、南揽徐淮文化，各种文化在这里交汇、碰撞、融合、发展、升华，风气兼南北，语言融东西，具有多元、创新、开放、包容的品格，是中华民族的源文化和根文化。
独特的地理环境，古老悠久的发展历史，相同的乡风民俗，同一的社会政治制度，使凫山一带在生产技术、器具使用、俗语方言、婚丧嫁娶、衣食住行、信仰禁忌、神话传说、娱乐艺术等人类生活文化要素上，都具有自己的地方特色，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单元，形成了山东鲁南独具地方特色的“凫山文化圈”。 凫山独特的地理位置、优越的自然条件、宜居的生态环境、深厚的儒家气脉和浓郁的乡情挚爱，使凫山成为人类活动最早的地域之一，是孕育东方文明的孵化器，在中华文明的形成与传承、中华民族的融合与衍生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里山地、丘陵、平原、洼地地形多样，山中多林地，山坳中多为肥沃的冲击扇小平原，且能汇集地上水和地下水，而凫山南、西、北三面的山前多是由河流冲积而成的冲击平原，地势较高，土壤肥沃，且又免受洪水之害。所以，成为原始居民由山前台地向平原发展农业的优选地带，发挥了根据地的作用，占地利。
峄山为我国九大历史名山之一，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名噪天下，孟子谓“孔子登东山而小鲁”一语中的“东山”就是峄山。《诗经·鲁颂》有“保有凫峄”之语，说禹王治水，洪患绝迹，社稷升平，文明兴化，要求贡献峄山桐木制琴。果然，桐琴制成之后，音质纯正优美，如鹤唳凤鸣，清脆嘹亮，清新悦耳，“峄阳孤桐”遂成千古奇绝。到了秦汉时代，峄山盛名已名扬天下，《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公元前219年，扫灭六合、一统天下的始皇帝嬴政，首次东巡就率领大臣名将乘羊车登上峄山。秦始皇对峄山之石的鬼斧神工惊叹不已，命丞相李斯撰文刻石，颂扬其一统天下的丰功伟业。这块碑刻被后人称为“秦峄山碑”，是秦始皇先后五次东巡立下的七块颂功碑中的第一块。
而黄帝进行的“禅亭亭”，帝幹封泰山,禅云云，今天的邹鲁大地就有“亭山”“云山”这样的山名。
尼山，是圣人孔子出生的地方。……
“邹鲁”一词最早是作为地域文化名词出现的，著名学者王献唐先生在《炎黄氏族文化考》中说：“儒之一词，即原于邾娄之娄”，而最早的鲁文化也是由“邾娄文化”里发展出来的。“鲁为娄转，因娄得名”。
2000多年以来，“邹鲁”作为文教兴盛之地的代名词而有口皆碑，这并不是偶然的，而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鲁为娄转”是一个重要因素。
另据传说，鲁为少昊金天氏之墟，而邹为太昊伏羲氏之域，今曲阜城东有少昊陵遗址，邹城凫山有女娲、伏羲庙(俗称“爷娘庙”)遗址。在以爷娘庙为中心的周边区域，更有多处女娲、伏羲文化遗迹或文物遗址。
从立国时间上看，鲁为周初从西方迁徙来监视东夷诸国的新国，而邹则是原有的东夷土著古国。从古文化遗存来看，邹城野店遗址出土的带有彩绘图案的红陶鼎，磨制纤细带有穿线微孔的骨针，精美的玉铲、玉环，陶器底部留下的布纹……充分说明距今六七千年前这里的先民就创造了灿烂的文化。
到了春秋后期，孔子诞生于邹，定居于鲁，周游列国，收徒讲学，删《诗》、定《书》、著《春秋》，创立了儒家学说，使鲁成为文教兴盛的中心。孔子殁后，儒学渐趋衰微，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天下学士不归杨则归墨。
在儒学濒于灭绝之际，邹人孟子挺身而出，继道统，辟杨墨，著《七篇》，继承、坚持、发展了孔子的学说，使仲尼之教独尊于千古。
因此，邹遂成了儒学复兴之地，与鲁同为儒学的发源地。到两汉魏晋，许多思想家、政治家、经学家、文学家如韦贤、韦玄成、匡衡、王粲、王弼、仲长统、王叔和、唐彬、刘宝等都出生于邹地，并对当时社会乃至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由此可知，把“邹鲁”作为文教兴盛之地的代称，且“邹”与“鲁”齐驱并驾，密不可分，亦在情理之中了。
《庄子·天下篇》载：“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
司马迁也曾对齐地与邹鲁的风气作过比较，说：“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史记·货殖列传》)。邹鲁“俗好儒，备于礼”是很有名的。
北宋时期，“海滨邹鲁”就已经被用于描述“潮阳”(今潮州一带)。
该地区有多名文化学者在自发、主动的进行“邹鲁文化研究”。大都认为：邹鲁文化不是狭隘的区域文化，而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文化、主流文化、主导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是产生思想家的摇篮。要了解中华文化，就必须了解邹鲁文化。
同时经过认真挖掘整理，初步认为邹鲁文化具有以下标志性特征：一是人文始祖的摇篮(太昊之裔);二是东夷昊族的中心少昊之墟;三是国家文明的奠基(夏商之源);四是历史文化的殿堂(孔孟之乡);五是东方文明的圣地(礼仪之邦)。而邹鲁文化的主导性特征则表现为：一是大汶口文化加速了母系制社会向父系制社会的转变;二是早期方国的形成加速了氏族社会向国家文明制的转变;三是德治人文思想的高扬加速了商周之际哲学思想的转变;四是儒学与诸子的崛起加速了奴隶制向封建社会的转变;五是汉代儒学复兴加速了子学时代向经学时代的转变。
……
遍寻华夏大地，还有哪个地域名词，能像“邹鲁”这样，作为文教兴盛之地的代名词而有口皆碑?还有哪个地方，能够在方圆百里以内，有五大圣人(孔子、孟子、颜子、曾子、子思子)出生、成长、著述、立说?
在凫山脚下，伏羲女娲祭祀点燃了始祖文化的香火;在峄山脚下，“峄阳孤桐”奏响了千年礼仪文化的弦声;在尼山脚下，诞生了圣人孔子，点燃了儒家文化的圣火;在马鞍山下，诞生了亚圣孟子，发出了“民贵君轻”的知识分子最强音。
东方文明的圣火，就是在“保有凫绎”的邹鲁弦歌声中，势成星星之火，点燃了。
作者简介：
冯彬，“邹鲁文明”文化概念首倡者，邹鲁圣地孔孟故里人，1982年毕业于济宁师专中文系，山东省尼山书院首批讲师，济宁市乡村儒学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