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库塔也称敬字塔、惜字宫，它是古人专门用来焚烧字纸的建筑。
据史料记载，字库塔始建于宋代，明清时期，字库塔已普遍流行，书院街口、场镇路边常设有造型各异的字库塔。有的书香门第或大户人家，还会特别修建一座属于自己的字库塔。
雅安雨城区上里镇的字库塔，矗立在陇西河畔，当地人叫它文峰塔。
为重振人心而建
清咸丰九年(1859年)九月，云南省昭通府(今昭通市)牛皮寨贩卖鸦片的烟帮在蓝大顺、李永和的领导下发生了暴动，史称“蓝李暴动”或“咸同暴乱”。起义军起初七百余人，后六天内连克四川多县，人数激增至数万。起义军溯岷江而上，向成都进发。暴动波及四川四十余个州县，后于清同治四年(1865年)被清政府镇压。在此次暴乱中，上川南一些县城曾两度失守，如丹棱县、蒲江县、名山县(今名山区)。
农民起义军在进逼雅安的征战中，因雅安水东乡(今雨城区上里镇、碧峰峡镇)四面环山，加上沿途道路艰险，自成天然屏障。义军在水东乡周围大山转了一个圈后，从名山进攻雅安城，被清军阻挡，遂进据天全州徙阳，掳掠芦山县，翻越镇西山进入邛州火井，离开雅州府辖境。水东乡虽未受到“咸同暴乱”的直接冲击，但也在当地产生不小的震动。为保境安民，武举人韩腾蛟遂筹措一千余两白银，积极组织团练，以防义军冲击。此举令雅安知县何鼎勋感动不已，后代韩腾蛟请奖五品蓝翎。在封建统治者的眼中，韩氏家族作为地方大族在“咸同暴乱”中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维护了水东乡社会治安。由绅耆生员阶层领导的水东乡“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结构，在“咸同暴乱”中保持完好。此事被记载于《孝廉韩公腾蛟碑记》中。
“咸同暴乱”后，为重振人心，引领主流价值观，按照当地“修字库，发科举”的传统风俗，以韩氏家族为首的绅士庶民，于清同治五年(1866年)共同修建了今陇西河东南岸的上里字库塔。
记载崇文敬字之风
上里字库塔选用当地盛产的上等红砂岩石材为原料，建成仿木构五层空心楼阁式塔形建筑，全塔通高10米，占地约15平方米。坐东南向西北。塔共有座、身、刹三部分。基座平面呈六边形，边长1.8米。塔身各层均为正六棱柱形，按一定比例逐层内收，各层之间有塔檐紧密相连，檐角设计为飞檐造型。使塔体在巍峨、稳重中不失雅致，也寓意上里子弟“一展鲲鹏之志”的美好愿望。顶部塔刹由刹座和宝顶组成，宝顶样式则设计为观音净瓶样。
塔身第一层北面镌楷书“文光射斗”四字，体现清代上里四民社会尊崇文化，倡导文风的社会风尚。六面柱上镌楹联三副，多以劝人惜字为主要内容。塔身东南面自第二层以上各开有一扇塔门，作佛龛样式，象征以儒作佛，表尊儒之意。门边以花牙装饰，使素雅的塔体略显修饰。从塔所处位置来看，建造于清代上里临邛古道旁，并为黄茅溪、白马河汇入陇西河的上游河源地带，其建塔保风水地脉之功用显露无遗。塔上楹联“字库配山长文风，石亭锁水保财源”正是设计建造者风水观念的思想体现。因此上里字库塔也可称为文峰塔、文笔塔或文兴塔。
塔东面镌铭文一篇，楷书竖排15行。由于被二次雕刻“自救救国”标语所覆盖，不能完整释读铭文。但从残存字迹来看，首句即有“仓颉造字而天地精，以发抑自文昌”之说，而后文中出现了诸如“文人学士”“惜以重者寥寥”“咸知字之宜惜焉”以及“两岸无锁”“固财源以为藏字之宝库”等等。虽语焉不详，但其建造初心不难推测。
而从塔身第五层除去东南面所开塔门外，其余各面皆为外圆内方的钱币符号，表明塔还同时兼具“化帛”之功用，即“钱库”的功能，以满足普通民众祈求来生能做读书人的美好愿望。这或许就是字库塔可以焚化纸钱的思想根源，同时也说明了清代上里社会，人们笃信佛教的社会形态。可见设计建造者的本意，是要在当地倡导“尊崇文化”的主流价值观，但因“咸同暴乱”带来的人心浮动，当地绅耆阶层为了稳定上里社会，满足各阶层对保风水地脉、固财源的强烈祈愿，因此设计建造了融儒、释、道文化为一体的上里字库塔。上里字库塔也因此成为清代上里社会儒、释、道文化完美融合的实物例证。
清同治年间，上里四民社会通过字库塔的建造，重新树立了生活目标，掀起尊重文化、敬重文字、强调科举入仕的社会风气。
1935年11月至1936年2月间，中国工农红军红四方面军紫光政治部在塔上镌刻“抗日反蒋，自救救国”的红军标语，使其成为革命文物的重要载体，加之地处明清茶马古道雨城段，是清代上里茶贸市场和社会的实物见证，具有较高的历史文物价值。2008年，上里字库塔被四川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八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激励后辈惜字如金
传说在黄帝时代，因仓颉造字而使“天雨粟、鬼夜哭”。意思就是：仓颉因看到鸟兽走过留下的爪印和蹄印而产生灵感，从而创造了文字。文字诞生后，天上就像下雨般落下粮食。夜晚，还能听到鬼神为之哭泣。这个传说说明了文字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因为有了文字，人类才摆脱野蛮进入文明，征服和改造大自然能力越发强大。随着人类创造能力的增强，物质越来越丰富，逐步摆脱了对自然的依赖。
民间常称不识字的人为“睁眼瞎”。小孩入学受教称为“发蒙”，即是从“心盲”而开启“智慧”，古人也称之为“培心”。儒学经典《大学》开篇即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可见学之道，实为教化民众，开启民智。而所有教化如果不依赖于文字纸墨，像文字出现以前，仅有圣人的述而不作，口传心授，文明就得不到广泛地传播。因此，自古以来，古人皆以文字纸墨而为“圣贤心迹”，不可亵渎。凡是字迹之纸，均不可随意丢弃，即使废纸字墨，也不能使之受到玷污，而最好的办法就是集中焚化，以表达对文字的敬意。为此古人专门编撰了《惜字律》《惜字征验录》和《文昌帝君惜字律》等劝善书，一些地方还有《惜字条约》、惜字会、敬字灶等。
而字库塔的建造则与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密不可分。东汉永平十一年(68年)，当时宫廷崇信佛教，曾铸造黄金浮屠。浮屠即为塔，是佛教寺庙的重要建筑，本用来藏舍利，即佛祖释迦牟尼指骨。后来随着不断发展，塔的含义则超出了埋葬佛骨、经文、袈裟的范畴。同时随着佛教的汉化，以及宋代以后，儒、释、道文化的融合，塔在建造形制上与中国传统楼阁式建筑相结合，在建造理念上则吸收了儒学、道教思想，从而产生出如字库塔、钱库塔一类的独特建筑类型。而塔的原意是墓，因此字库塔也称“字塚”。
有学者说：民间的信仰，也终会产生许多故事。因此因“惜字”而产生的传说也就成为民间乐于传颂的故事。现收录两段，与读者分享。
已故诗人流沙河在《故乡异人录》中记载了一位何老太爷，虽家有良田百亩，却因患眼疾而视物模糊，他认为这是自己不识字的报应。于是，每日背着写有“敬惜字纸”的竹篓，提着火钳，沿街拾字纸到字库塔去焚化，以求惜字得福、重见光明。何老太爷的行为虽有些极端，但也着实起到了教化的功效，对社会形成文化尊崇的风尚有较好的示范作用。因此字库塔前也常常会有一些老人上香烧纸，祈求来生能做读书人。也有尚学的年轻人拾来字纸集中焚烧。
北宋名相王曾，是历史上第一位连中三元的状元，他的父亲王兼长年累月捡拾字纸，包括落在粪秽中的，也要设法取出，洗净晒干，再入字库塔焚化。后来王兼的妻子在生子前夜，梦见了孔子，孔子对他说，他的弟子曾参(曾子)会到王家来，果然，王妻生下一个儿子，王兼高兴地为他取名王曾，于是，就有了状元宰相的神奇传说。
不论是曾参转世成为名相王参的传说，还是何老太爷的美好愿望，无一不透射出中国古代社会对文化的向往与尊崇。因此，上里字库塔在当下的存在更显其重要的教育意义。(姜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