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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神》剧照
同时，上月底正式开放的三星堆博物馆新馆，也是这个暑期当仁不让的文博圈“顶流”，全国各地的游客们都纷纷涌入馆内，摩肩接踵，只求一睹文物真容。
这部火爆的大片，这座火爆的博物馆，有着共同的“时代背景”——片中故事和馆中文物，都对应着三千多年前的商朝晚期。那么，如果穿越回那个年代，古蜀王与周武王，是否也曾在历史中真实地发生过联系？
三星堆新馆
就在今年6月，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暨南大学客座教授卜工发表了一篇学术长文，明确提出：距今约3100年的商朝末年，古蜀王曾派出军队北上，助力周武王伐纣。
无独有偶， 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段渝也早就提出过同样的观点。
商王朝始终未能征服古蜀国
7月底，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开馆，共展出陶器、青铜器、玉石器、金器等各类文物共1500余件（套），其中有近600件文物为初次展出，包括三星堆3号至8号祭祀坑新出土的文物300余件。此前曾在央视直播中令全国观众们叹为观止的青铜大神坛、大神兽等，也都在修复后惊艳亮相。
这些文物的形制与工艺特色，折射出3000多年前的古蜀文化圈与中原文化圈的紧密关联——贸易、人员以及其他资源的交换与流通。三星堆以及金沙遗址的诸多器物，都体现出它们既受到了商王朝青铜礼器的影响，同时也叠加了古蜀人自己的浪漫奇想与创新。
三星堆3号坑出土的青铜器上的龙形附件
“古蜀的青铜文化自成一系，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特征，但其中不仅可以见到殷商青铜文化的明显影响，而且有许多礼器本身就直接仿制于（殷商）青铜器。”段渝说，“比如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尊、罍、玉戈等等。包括青铜龙的形象，也借鉴了中原文化中的龙。”
但从商文化对蜀文化的影响来看，主要体现是在礼器而不是兵器上，这也意味着商王朝的军事力量并没有能够深入蜀地，而是它的礼制深入到了蜀地，这是和平的文化交流的结果。如果联系到商、蜀双方的青铜原料贸易来看，商王朝礼制对蜀文化的影响应是随着贸易而来的，这正是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之一。
此外，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和陶器，有相当一部分属于酒器，反映出当时古蜀国也有发达昌盛的酒文化。这不仅说明当时蜀地有着充足的粮食生产，也应该受到了热衷饮酒的商王朝的一定影响。
三星堆8号坑出土的青铜神坛基座
总之，种种证据表明：有商一代，商王朝始终未能征服古蜀国，但双方有着紧密的贸易和文化交流。到了商代晚期，古蜀国与商王朝的关系则渐渐趋于恶化，并最终与西土诸邦一并加入了周人的反殷联盟。“这一点在周原甲骨文和古文献中都有记载。”段渝说。
蜀，伐纣的中坚力量之一
文王殁后，周武王继承父业，东伐商纣。蜀国也出兵参加，成为伐纣的中坚力量之一。《华阳国志》称“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
在那场终结了商王朝的牧野之战开始前，周武王曾在阵前发表了一篇激励众人的讲话，就是《尚书·牧誓》。
武王先是左手执黄（铜）钺，右手挥动白色牦牛尾（白旄，统帅的号令旗），说：“西土之人，远来辛苦了！”紧接着，武王一一点名麾下的盟友、将领、军官，直到“百夫长”，以及来和他一同伐纣的各部族盟友——“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
蜀，清清楚楚地出现在这份“名单”里。《尚书·牧誓》的这一记载表明：商末的蜀人参与了天下秩序的建构。
记载了武王伐纣事件的西周利簋
正因蜀人参与伐纣，因此在西周建立之初，蜀随即被周王室册封为诸侯。
“体系庞大，特征鲜明，兼收并蓄，积累多年”，则是卜工对三星堆遗址八个器物埋藏坑深入研读的整体感受。他认为，这几座器物坑明显具有连续性特征，有着很强的叙事性。这个故事的背景，便是距今3100年前后，三星堆古城曾几次为北上出川、追随武王伐纣的历史抉择，举行过祭祀，向神灵和祖先祈祷祝福。
1959年和1980年，考古工作者先后在四川彭州发现两处青铜器窖藏，其中两件兵器分别铸刻有“覃父癸”和“牧正父己”铭文，属于分布于陕南一带的殷人之器，应是蜀人参加伐纣的战利品，也是西周初年册封蜀国为诸侯的物证。
弓鱼国墓葬出土的鸟形青铜尊
1974年，在陕西宝鸡茹家庄、竹园沟、纸坊头等地，考古人员发现“弓鱼”国墓葬。墓葬中出土的铜器铭文表明：第一代“弓鱼”伯曾属三星堆古城的统治阶层，在周文王时期，进入宝鸡散关一带，后来迎娶了周王族的姬姓女子，成为周王朝的封国。卜工认为，这一发现意味着牧野之战获胜后，西周王朝给予了古蜀首领丰厚的回报和笼络。
彩鸟与美玉，奉与西周王室
曾独立于商王朝的古蜀国，为何会加入周人的联盟？根据周原（今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岐山一带）出土的甲骨文中“伐蜀”和“克蜀”的字样，结合古文献的记载，段渝认为：周文王时期，周人出兵，征服了古蜀，将其纳入己方联盟，同时这场战争也导致了鱼凫王朝的覆灭，杜宇王朝由此开创。
上面是“伐蜀”，下面是“克蜀”
历史学者柯胜雨在其著作《殷商六百年》中则提出过不同的观点：追随武王伐纣的蜀，以及殷墟卜辞与周原甲骨中出现的“蜀”，可能是今陕西南部城固、洋县一带的蜀人。他们是三星堆文明向北扩张时，在汉中盆地建立的地方性政权，而不是古蜀王国的“中央政府”。
甲骨文中的“蜀”字
以上都是讨论而非定论，但古蜀王朝的更迭是发生了。武王殁后，周公摄政，周成王继位。此时的蜀，已是西周南土的大国。成王时铜器《班簋》铭文以蜀为周的“四方望”之一, 即西南边疆之表率。周成王大会诸侯于成周 (今河南洛阳)。各方诸侯以其方物进献王室。
蜀作为西来的朝贡方国，也参与了周王组织的诸侯会盟活动。《逸周书·王会解》记载的这场“成周之会”上，蜀国代表奉上了羽毛华丽的鸟作为贺礼——“蜀人以文翰。文翰者，若皋鸡。”据学者考证，这里的“皋鸡”可能是“锦鸡”。
段渝认为，三星遗址堆第三、四期出土的陶塑鸟头，头顶、颈部、眼眶及嘴部饰有云雷纹，很可能就是这种有文彩的凫。“此时蜀王参加成周诸侯大会而献凫与周成王，其意义正如西周春秋时期诸侯告捷、献功、荐俘于周王廷一样, 表示杜宇王对鱼凫王政权的彻底推翻和取代。”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鸟
到了周夷王（公元前9世纪晚期在位）时，西周王室的地位已经有所下降，有些诸侯或不来朝，或相互攻伐，夷王不得不“下堂而见诸侯”。但据古本《竹书纪年》所载：“夷王二年，蜀人、吕人来献琼玉，宾于河，用介圭。”此时的蜀国仍派使节隆重献礼于周王室，也令周夷王十分高兴，在黄河边以宾客之礼接待使者。
前段时间因身患重病而受到关注的历史学者李硕，在其著作《翦商》中，曾浓墨重彩地考据和描写了商代血腥的人祭传统。而周灭商后，最大的改变也是废止了这种残忍的传统，提倡礼乐文明与君王的德行。
终西周之世，蜀与周王室一直保持着比较紧密的联系。令蜀王心悦诚服的，显然不是仅凭一次早期的征伐。
红星新闻记者 乔雪阳 编辑 李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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