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蒙古帝国的商业贸易为何停不下脚步？

蒙古帝国创建前，中国与欧洲往来不太紧，而当成吉思汗去世时，他已藉由商贸与外交使两者连成一气，至今未断。

自由贸易、知识共享、多元宗教、世俗法律、外交豁免权……成吉思汗打造了蒙古帝国，忽必烈采取四步走策略，第一步确立汗位，第二步迁址定都，第三步发展经济，第四步开疆拓土，解决了如何去统治管理一个文化先进、经济发达的地区问题，他们共同构筑了现代世界的基础。

蒙古上层阶级密切参与贸易活动，代表着与传统的决裂。从中国到欧洲，传统的贵族阶层一般都鄙视商业活动，认为其卑贱、肮脏。

蒙古人透过商业所发挥的影响，远比武力更深远得多。忽必烈汗在位期间，蒙古帝国渐渐转变为“蒙古公司”。甚至有人说，蒙古帝国是13世纪的“阿里巴巴”。

整个13世纪到14世纪初，蒙古人维持着帝国全境贸易路线的畅通，且每隔30至50公里设置备有民生必需品的驿站。这些驿站提供运输用的牲口，还备有向导带领商人通过坎坷地形。当时正在元朝朝廷的马可．波罗，他远赴外地时就常利用这些驿站。

马可波罗形容这些驿站──用语可能有些夸大──不只“美丽”、“堂皇”，还备有“丝被和帝王等级的其他各种奢侈品。”为了促进这些路线的贸易，蒙古当局发行了某种凭证，可说兼具了护照与信用卡的雏形，称之为圆符。根据圆符的材质和上面的老虎或矛隼图案，不识字者也能一眼就认出旅人的身分高低，提供符合其身分的服务。只要持有圆符，就能在帝国全境旅行，且个人安全得到保护，住宿、交通无虞，还能免除地方税或关税。

壹

起源：贸易兴盛不是为了商业，而是草原传统的“忽必”

从西周开始逐渐形成了“农为本、商为末”，重商为“本末倒置”的经济伦理观，到了元代重商思想重新开始盛行，成为元朝执政者的重要治国方略。

因为畜牧业无法为游牧民族的蒙古人提供足够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因此蒙古人历来重视贸易。

蒙古帝国建立后，成吉思汗便把促进对外贸易提上了日程，他迫切期待与近邻花剌子模开展贸易活动。1218年双方起草了贸易协议，之后成吉思汗便派出一支500人的商队到花剌子模，带去了金银、丝绸和貂皮等货物。他还另附信函：

“我是日落君王，

让我们建立起和平、友善的关系，

让我们的商人们互通有无，

让珍贵产品和普通商品在双方的领地里互相交换。”

只是花剌子模有眼不识泰山，杀掉了商队。成吉思汗大怒，称花剌子模首领为“强盗”。于是，蒙古和花剌子模之间的战争爆发。

在蒙古军队进攻过程中，人们逐渐新辟出贸易路线，统治者则尽量去保护贸易路线的安全以确保商队畅通无阻。

蒙古人拓展、维护贸易路线，其实并非源自一般的那种对于商业、交通的意识形态上的承诺；而似乎是源自蒙古部落组织里根深蒂固的“忽必”制，当然即“份额”制度。

在成吉思汗时代，他就已经确立了这个制度：每个士兵，还有每个孤儿寡母，都有资格享有战争所掠夺物资里应有的份额；同样，黄金家族的每个成员，也有资格享有帝国各地之财富里应有的份额。和支领固定薪资的非蒙古族行政官员不同，阶级较高的蒙古族官员以领取特定份额的货物代替薪资；而其中大部分货物拿到市场上转卖或用以物易物的方式，来取得金钱或其他货物。

成吉思汗甚至还颁布一条规定：

“凡进入他的国土内的商人，应一律发给凭照，而值得汗受纳的货物，应连同物主一起遣送给”。

统治波斯伊儿汗国的旭烈兀，在其兄长忽必烈统治的境内，仍拥有25000户丝织工。旭烈兀还拥有吐蕃境内的山谷，而且有权利得到北方干草原所产毛皮、猎鹰的一定份额，当然，他还拥有蒙古家乡境内划归他的牧草地、马匹、人口。蒙古统治家族的每个支系，有权利要求特定份额的天文学家、医生、织工、矿工、杂技演员。

虽有家族内不同支系为争夺大汗之位而引发政局不安，但经济、商业体系一直运作不辍，只因偶有的战事而短暂中断或稍微脱节。有时甚至在战事当头，交战双方仍允许那些应享份额的货物交易。

窝阔台汗的孙子，也是干草原中区的统治者海都，常称兵作乱，不服堂叔忽必烈的统治。但海都在中国南京城周边也拥有众多隶属于他的工匠和农民。在与忽必烈汗停火的空档，海都即要求将他在南京的货物运来；大概为了礼尚往来，海都也让忽必烈从干草原部落征收他所应得的马匹和其他货物。

蒙古帝国分为元朝、蒙兀儿斯坦、波斯、俄罗斯四大政区，各区各自治理，但各地区对其他地区的货物需求并未因此减少。反倒因为政治上的分立，使各个当政者更需要维持那古老的“份额”制度；若有哪个可汗拒绝将黄金家族其他成员应得的份额拿出，其他成员也将拒绝给付他在他们领地里所应得的份额。彼此间经济上的互利压制了政治上的纷争。

贰

贸易衍生的成就：蒙古时代的东西之旅，绘制地图

《汉藏史集》记载蒙古帝国疆域“自日出至日没之地”，只有少数肩负出使、商业、军事及宗教任务的旅人才有可能周游帝国全域。

要想在东西之间往来无阻，还需借助地图的指引。地图是帮助人类远行的工具，其绘制时所遵循的原则和具体的地理信息也折射出当时人地理环境和国家关系的认识。

明代在朝鲜半岛制成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第一次在一幅地图上同时绘制了亚、欧、非三洲，同时也精准地描摹出非洲南部的形状。此成就，被学者广泛认为借鉴了元代地图学的遗产。

在“混一疆理图”中，印度被描绘成南北两部分相互分离的样子，南印度被画成了悬于海上的岛屿。这很有可能是因为蒙古人自中亚南下印度的数次征伐均止步于德里苏丹国北部。因此无法直接通过陆路获取印度半岛中、南部的地理信息；而通过取道海路的穆斯林商人，元朝人也获知了有关印度南部沿海地区的知识。两组知识获取渠道的区隔，使得当时的人产生了南北印度为大海所分隔的错觉。

在蒙古时代留存的各类文献中，也可窥见多元文化交融的印迹。如，山西地区发现的碑文记录了汉人远行中亚、钦察地区的事迹。伊利汗国宰相拉施特编著的《伊利汗的珍宝之书》和《迹象与复苏》，亦首度用波斯语对中医、农学、特产植物进行了介绍。

应得份额之货物不断往来流动，将蒙古人的作战路线改变成贸易管道。通过不断扩编的斡脱或站赤（斡脱为商人组合，与站赤无直接关系），可藉由马或骆驼商队把人员、货物和信息从蒙古送到越南，或从高丽送到波斯。随着货物流动增加，蒙古当局开始寻找比传统旧路线更加快速便捷之径。

为此，忽必烈汗在1281年派出大型考察队，前赴寻找黄河源头并绘制成图（蒙古人称黄河为黑河）。学者利用考察到的资料，绘制了翔实的黄河地图。

这次考察开辟了一条从中国到吐蕃的路线，蒙古人利用此路线，将吐蕃和喜马拉雅地区纳入蒙古的邮驿系统。在元朝，这些新路线的最大贡献，就是让吐蕃与中国其他地区在商业、宗教、政治上联系起来。

作战时，蒙古官员很积极的在敌人营地或城里寻找和搜括地图、地图册等地理文献。在忽必烈治下，综合了中国、阿拉伯、希腊的地理学知识，将地图绘制技术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水准。

在为忽必烈汗重用的阿拉伯地理学家──特别是札马剌丁──的影响下，工匠们在1267年为忽必烈汗制作出地球仪，上面不但画出了亚洲和周边太平洋上的岛屿，还画出欧洲、非洲。

尽管商业往来最初倚赖靠武力征服所开辟的路线，但很快就能清楚看出，军队要在陆上移动得最迅速要靠马匹，相对的，搬运大批货物最好的方法是靠水运。蒙古人拓宽、延长原已连接黄河、长江的大运河，以便将谷物和其他农产品更有效率的运到更北边的地区。蒙古人改良汉人的工程技术和科技以因应新环境，在元帝国各地建造水利设施。在云南，元朝建造了十余个通过运河相通的堤坝、水库，一直沿用到近代。

叁

水路：从征服日本、爪哇岛的失败中学到经验，蒙古水上运输的经商之道

征服日本、爪哇虽然失利，却让蒙古人从中学到许多造船知识。铩羽而归后，他们转而将造船知识用于和平的商业用途。忽必烈汗做出重大决定，要让船运成为帝国内粮食运输的主力；因为他体认到水力运输倚赖风力和水流，陆路运输倚赖得不时进食补充体力的人力、兽力，前者比后者更省成本、更有效率，且还要更快速。

头几年，蒙古人的船运量约3000吨，但到了1329年，已成长到21万吨。返乡时从中国搭船前往波斯的马可．波罗形容，蒙古船只为四桅的大帆船，船员多达300人，船上有60个货舱供商人储放各种商品。

元朝时，东西方交通十分畅通，横跨欧亚，在东起黄海、西至多瑙河的广阔土地上设置了1万多处驿站，使得西方与元朝中国的交往更加频繁。海运方面，当时元朝的船只已经航行于印度洋各地，甚至达到非洲的索马里。威尼斯人马可·波罗在1275年忽必烈时期随从他的父亲和叔叔来到中国，在其口述并由鲁斯蒂谦记录的《马可·波罗游记》中描绘出元朝中国的繁华景象。

据旅行家伊本．巴图塔的记述，有些船甚至载着用大木盆栽种的植物，为水手提供新鲜食材。忽必烈汗鼓励建造更大的海运帆船，来承载更高的货物载重，并修建海港让这类大船停泊。蒙古人改进了航海罗盘的使用，也懂得绘制更为精确的航海图。从华南刺桐港（今福建泉州）到波斯湾的荷姆兹岛这条海路，成为连接远东、中东的主要海上通路。

船只沿途还停靠越南、爪哇（印尼）、锡兰（斯里兰卡）、印度的港口，而每到一地，蒙古代表就会发现更多在国内不易生产的货物，例如糖、象牙、肉桂、棉。从波斯湾，船只继续航行到元帝国势力范围以外的地区从事正规贸易，以换取来自阿拉伯半岛、埃及、索马里的更多种商品。

这些不在蒙古人支配范围的地区，元朝当局并不要其统治者和商人按照蒙古人的货物份额制度来交易，而是与他们建立起长期的贸易关系。在元帝国的保护下，元朝臣民凭借商业贸易拓展势力范围，渐渐掌控印度洋的贸易，成就一如蒙古人以武力四处攻城略地般出色。其贸易的范围，一度从太平洋一直延伸到波罗的海。

为了将贸易扩展到蒙古人统治以外的新地区，他们鼓励一些臣民──特别是南方的居民──移民海外，在外国港口建立贸易站。

元朝统治期间，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乘船出海，离开家乡，在越南、柬埔寨、马来半岛、婆罗洲、爪哇、苏门答腊的沿海聚落定居。他们主要从事造船、贸易，沿着通往港口的江河，在上下游间做买卖，但也渐渐从事起其他行业。

为了更直接抵达欧洲市场，不必绕远路经过南方的穆斯林诸国，蒙古人鼓励外国人在帝国边境处的黑海沿岸设立贸易站。虽然蒙古人刚开始早在1226年，成吉思汗统治期间，曾经劫掠过贸易站；但此时他们允许热那亚人在克里米亚半岛的卡法港经营贸易站，后来又在塔纳加设一处贸易站。为了保护陆上、海上的贸易站，蒙古人扫荡海盗和劫匪。在1340年出版的经商手册《贸易实务》中，佛罗伦斯商人佩戈洛蒂强调，通往蒙古中国的路线，“无论白天或夜晚，都非常安全。”

新贸易路线的开辟，加上波斯、伊拉克的制造业因蒙古人入侵而满目疮痍，为中国的制造业创造了新契机。蒙古人征服东亚带来的破坏，远不如蒙古人攻打中东所造成的破坏那么严重，忽必烈既竭力推广中国传统商品到这些市场，也竭力将穆斯林、印度的技术全面引进中国。透过“份额”制度，蒙古王族成员掌控了欧亚大陆许多生产制造活动，但他们需倚赖商人运送、贩卖这些商品。蒙古人已从战士摇身一变为股东，但他们没有本事自己经商，或者说显然志不在此。

肆

另类：被“鄙视”的商业业，蒙古颠覆东西方传统

蒙古上层阶级密切参与贸易活动，代表着与传统的决裂。从中国到欧洲，传统的贵族阶层一般都鄙视商业活动，认为其卑贱、肮脏，还往往视之为无德；商业与手工业，在有权势者或虔诚信徒眼中，都属等而下之、不屑为之的工作。

此外，在当时的封建欧洲，不只每个国家追求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就连每个领主的领地都要在能力范围内竭尽所能地寻求自给自足。从领地出去的货物，都不应拿去换取可供领地内农民使用的其他商品，而是拿去购买可供贵族或教堂使用的首饰、宗教遗物、其他奢侈品。封建领主尽可能让其农民在所有民生需求上自给自足──自行生产粮食、种植林木、制造工具、编织布料──尽可能不与外界买卖。在封建体制下，倚赖进口商品，代表统治者的失败。

千百年来，传统的王朝都是在抑商主义之下运作。在边境构筑城墙，一直是限制贸易的手段，而且是将国家财富完全留在城墙内而不外流的作法。对这类当政者而言，与邻邦贸易就如同向邻邦献贡，因此竭尽所能避免对外贸易。中国人贬低商人，认为其地位仅高于盗匪；但蒙古人将商人地位提升到所有宗教、行业之上，仅次于政府官员，直接冲击中国人这种文化偏见。蒙古人更进一步贬低儒家士人，将他们从传统社会的最高层降到第九级，排在妓女之后，比乞丐好些。

自成吉思汗时代起，蒙古人就体认到，某地的寻常物品，可能就是另一地的奇珍异品，具有商业潜力。

13世纪后半叶，蒙古人几乎是拼命寻找可以在其日益壮大的商业网络中卖掉的新商品，或寻找可以用新方式销售出去的旧商品。在蒙古人眼中，从染料、纸、药到阿月浑子（亦即俗称的开心果）、爆竹、毒药，每样东西想必都可能卖得掉，元朝官员似乎一心要找出什么人会买，这些人在哪。

元朝的中国作坊，因应全球市场需求而制造商品，最后他们不只制造传统中国手工制品瓷器、丝织品供应全球市场，还制造全新商品供应特定市场，例如制造象牙制圣母子雕像，外销欧洲。

蒙古人为地方物产寻找国际市场的贸易推广活动，将多种新的纺织品传到了国外。到现在，从这类纺织品的名称，还可以看出它们的原产地。

有种特别平顺光滑亮面的丝织品，西方人称之为缎子，名称就源自元朝的刺桐港，马可．波罗就是从此港搭船返乡；还有一种非常华丽的布料，名叫绫，名称源自大马士革，因为波斯伊儿汗国的商品大部分经由该城输入欧洲。马可．波罗提及另一种精细布料，因原产于摩苏尔，后来英语称之为麦斯林纱。

就连最微不足道的东西，都可能带来丰沛获利，纸牌就是一例；纸牌轻而易于携带，商人和士兵觉得这种游戏好玩而新奇，因此流行开来。相较于象棋之类棋盘游戏得用到较累赘的棋子，任何士兵或骆驼客随身带着一副牌，毫不嫌累赘。为了因应这一块新市场，纸牌的制造就需要更快速，成本更低廉；后来有人想到用印制宗教经文的一般刻版来印制纸牌，解决了这个问题。事实显示，印制纸牌的市场需求，比起印制经文更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