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47期，原文标题《走在新疆观鸟路上》，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三条迁徙通道交汇，使得新疆几乎一年四季都可以观鸟，也让这里拥有大量稀有鸟种，正因此，它自19世纪以来就吸引国内外鸟类学家前来考察，培养出了一群专业的当地观鸟爱好者。
记者/张星云
王传波、苟军在柴窝堡湖北岸观鸟，远处山峰为中天山东段雪山（常远 摄）
不拿单反的观鸟人
我来的不是时候。
新疆的490多种鸟，70%属于候鸟，来繁殖的夏候鸟最晚一批5月份就已离开，黄乌鸦、白眉歌鸫、猫头鹰等冬候鸟，则要再等一段时间，等再冷一点，才会从西伯利亚和北极苔原飞来新疆越冬。而秋季过境的河鹬类、雁鸭类等旅鸟，也基本在11月初因湖面逐渐结冰而离开新疆飞往印度或非洲。其实鸟并不怕冷，但对这些水鸟来说，如果湖面完全冰封就意味着这里不再安全了，狐狸、狼可以跑到冰面上捕捉它们。
此刻初冬的乌鲁木齐雨夹雪。每到傍晚，城市笼罩在灰蒙蒙的雾霾之中，要等到临近午夜，街道上的喇叭才会停止宣传广播。傍晚能见度很低，乌鲁木齐东部博格达峰上的积雪，融于灰色的雾霾里。显然现在并不是个观鸟的好季节，大部分观鸟人都在上班，过着自己的日常生活。
第一次见苟军是在我住的酒店。一件单扣领黑色厚风衣包裹着他高大的身体，他进屋脱掉外套，露出标准的户外迷彩摄影师马甲。
实际上我并没猜错，如果说迷彩摄影师马甲和他现在新疆观鸟会会长的身份相符，那件似乎格格不入的黑色风衣则确实代表着他的前身——在迷上观鸟之前，苟军有一家边境贸易公司，从哈斯克斯坦进口钢材在国内销售。不过由于后来疯狂地痴迷观鸟，以至于自己的外贸公司倒闭了。“观鸟需要付出大量时间和精力，它就像一块海绵，会把你的工作、生活全都吸掉。”也正因此，在新疆大部分观鸟的人都是中年人，因为观鸟除了需要热情，还需要钱和时间。
苟军后来又去了新疆一家国企上班，把自己所有假期都用来观鸟，以至很多年来春节不和家人一起过，而是和鸟友一起跑长途，阿勒泰、喀什、塔什库尔干、昆仑山、阿尔金山。“也没法带家人，对于不喜欢看鸟的人，去参加这种长时间的观鸟，是件痛苦的事。”
那天下午他和我聊了近3小时，给我科普新疆鸟类迁徙线路以及不同季节能看到的鸟种。聊到最后，我突然想起来，问他什么时候给自己买的500mm长焦镜头——拍鸟人的最基础装备。
他回答说：“我没有，我也从没有单反相机。”
他只用望远镜观鸟。
自2003年开始观鸟以来，苟军在新疆已经看了430多种鸟，但他是新疆观鸟会唯一没有大单反相机的人，出门通常只拿单筒和双筒望远镜。“观鸟的人一天可以看50种，拍鸟的人一天只能拍十几种，因为始终拍不到满意的照片，会觉得这只鸟要是把头再转过来一点就好了，它要是再近一点就好了，但观鸟的人无所谓，100米也好，200米也好，看清楚就行了。”对苟军来说，如今寻找鸟种和新纪录都已经不再是最重要的，观鸟除了看鸟，更在于记录鸟的数量、观察鸟的行为、看鸟的生境：生活的海拔、周边的植物、繁殖地、喜欢的食物、种群数量的变化。
观鸟时他还会带一个小录音机，为鸟类录音。这习惯正是从观鸟界大神保罗·霍尔特（Paul Holt）那里传授而来。英国人霍尔特6次来新疆，都是苟军陪着。有次他们想找新疆欧歌鸫，那时这种鸟已经很多年没有人在新疆记录过了，只是大概知道在阿尔泰山，但阿尔泰山海拔高，从高山冰川、灌木，到针叶林、阔叶林，再到河谷，垂直生境极其丰富。出发前霍尔特从德国买了一套鸟的录音，其中就有欧洲欧歌鸫的叫声录音，他们俩反复听完后，才开着车去了阿尔泰山，进了山里一路录音，最后通过回放录音辨别出了欧歌鸫的叫声，并以此生境最终找到了它。
新疆的独特生境
第二天一早，雨雪停了，天气变得特别好，阳光充足。苟军给我打电话，说今年看来是暖冬，只要湖面没有完全封冻，有可能很多秋季的旅鸟就还没走。尤其是天鹅，近年城市污水增加，而这种水不会结冰，使得越来越多天鹅选择留在乌鲁木齐周边过冬。那天正好新疆观鸟界前辈、观鸟会第一任会长王传波要去乌鲁木齐南边的柴窝堡小学给学生们讲一堂鸟类知识的课，苟军提议拉着王传波再带上我一起去，顺便还可以去旁边的柴窝堡湖看鸟。
苟军开车，王传波坐在副驾驶，这是两人近20年来出去观鸟的标准配置。
实际上20年前就是王传波拉苟军“入坑”的。2003年，卡拉麦里自然保护区兴建公路，结果因为大量使用当地水源，导致很多普氏野马被渴死了。苟军从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就开了200多公里的车去了乌鲁木齐北部的卡拉麦里沙漠，那是他第一次关注自然保护区和野生动物。巧的是同年英国动物学家马敬能的《中国鸟类野外手册》出版，这本书至今都是中国观鸟人群的“圣经”，也让当时的苟军彻底迷上了观鸟。苟军还记得自己第一次观鸟，是在乌鲁木齐城北的黄家梁水库，抬头看到一只黑翅长脚鹬在自己头顶盘旋，“那种鸟很漂亮，背部和头是黑色的，腹部是白色的，细细长长的腿是红色的，格外出挑。它就像天使一样在我头顶上飞，我就感觉自己像进了天堂，它们在欢迎我”。后来才知道，他们是站在人家巢旁边了。
苟军第一次见王传波是在2004年初秋。当时王传波在新疆已经小有名气，被誉为“新疆观鸟第一人”，他组织了一场青格达湖的观鸟活动，其中的好几个人，成了同年底成立的新疆观鸟会的初始成员。
新疆观鸟会成立后的最初10年里，苟军和王传波每年有100天在外面观鸟。当时无章可循，大家既不知道新疆有什么鸟，也不知道它们分布在哪里，于是新疆88个县，他们跑了85个，去各地看鸟。在新疆观鸟不像在浙江、江苏、云南，新疆太大了，去哪里都需要开车，北疆盆地里的克拉玛依、伊犁，南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都有公路环绕，随便一跑就要上千公里，而当时观鸟会里除了做生意的苟军之外，其他人没有车，于是王传波和苟军就成了搭档。
白鹈鹕（夏咏 摄）
在喜欢上观鸟前，王传波业余时间长期混迹于中科院新疆天文所，和天文学会的人一起去野外看星星。1997年，他从旧书摊上看到一篇翻译自美国的文章《户外活动新时尚》，里面介绍了一位美国家庭主妇在自家院子观鸟多年，做出了让鸟类学家都汗颜的研究成果。王传波想，既然自己已经有了那么多望远镜，也可以试着观鸟。他首先想到的依然是中科院新疆分院。当时他已经在天文所混得很熟，转而跑去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并自此认识了从事鸟类研究的研究员马鸣。
之后几天我在中科院新疆分院见到了马鸣。他的办公室不小，但除了一进门会客用的两个小沙发和办公桌后的椅子是空的，其他地方都塞满了书，图书馆式的专业书架上除了书，还有他从各地捡回来的动物骨骼、化石和鸟类标本。墙上没有什么装饰，除了一幅新疆地图，以及一幅白尾地鸦在新疆的分布图。
当时王传波找马鸣请教的另一个原因是，马鸣是在新疆最早接触到内地之外观鸟概念的人。90年代，在中国鸟类学会的组织下，马鸣曾被邀请去香港参加香港观鸟会组织的观鸟大赛。后来香港观鸟会陆陆续续组织过好几拨人来新疆观鸟，都由马鸣接待。这些观鸟团极其专业，每天晚上开总结会，他们会拿出提前印好的新疆鸟类目录表格供大家打钩，你今天看到哪种，看了几只。
外来的人对新疆观鸟有极大的兴趣，是因为此地的亚种丰富。新疆北方的西伯利亚和北极苔原是鸟类重要的繁殖区域，那里人少安全、环境好、夏季食物充足，但冬天待不住，便会向南飞找地方越冬，于是新疆就成了三条迁徙路线的交汇点。第一条迁徙路线是去印度、巴基斯坦越冬，比如灰鹤、蓑羽鹤，这类鸟极为辛苦，需要跨过整个青藏高原到达印度。人们后来通过卫星跟踪知道，它们要先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500公里没吃没喝，然后在和田休息一下，再继续翻越昆仑山，最后翻越海拔8000米的喜马拉雅山。第二条路线是一直向西飞，到达欧洲后再向南飞到非洲越冬。更有一些猛禽从西伯利亚出发，直接跨越印度洋抵达非洲。而第三条路线是中国国内主流的东部迁徙路线，从北方出发去云南或者更远的澳大利亚越冬。
新疆鸟类在中国范围内极具特点。由于新疆地处中国最西北，又在荒漠区和中亚大陆交界地，因此目前新疆的490多种鸟中，有100多种在全国范围内只有新疆能看到，这些鸟种绝大多数是从欧洲和中亚迁徙而来的，它们只会经过新疆，并不会飞到相对欧洲更远的甘肃。
而新疆的鸟类也很少参与国内主流的东部迁徙路线，这就让新疆鸟种相对差异性更大了，苟军、王传波他们去年曾去广西弄港参加观鸟大赛，看到一百多种鸟，只有两种鸟和新疆一样，就是麻雀和家燕。也正因此，新疆至今仍是国内追逐罕见鸟种的“推车手”们最喜欢的观鸟目的地之一。
如此丰富的迁徙路线，也给马鸣这些学者带来了很多困难，即便是人们觉得最稀松平常的绿头鸭，在新疆也都变得复杂了起来。以前人们看到绿头鸭一年四季都在新疆，就认为它应该是留鸟。但后来通过不同季节种群数量变化的统计调查才发现，夏季来新疆繁殖的绿头鸭并不多，秋季从西伯利亚过境向南飞的绿头鸭很多，但到了冬季，也有一些从更北方到新疆越冬的绿头鸭随之到来。正是由于分布在几条迁徙路线的绿头鸭都会经过新疆，产生了一种“绿头鸭一年四季都在这里”的假象。
秋季北塔山的草原雕（夏咏 摄）
标志性的白尾地鸦
王传波和马鸣越来越熟，后来马鸣有什么鸟类考察项目，都会叫上王传波一起去。“我们做鸟类研究的，多一个有积极性的业余爱好者参与总是好事，他又能摄影，又可以帮着做一些简单的野外记录，还不会和你争学术成果，何乐而不为呢？”
2003年，马鸣申请到中科院项目经费，去塔克拉玛干沙漠考察新疆最具标志性的特有鸟种白尾地鸦，那是中国第一次对白尾地鸦进行深入研究。
这里所说的新疆特有种，指的是全世界范围就新疆有，这种留鸟并不迁徙，只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生活。作为典型的沙漠鸟类，它有长鼻须抵御沙尘暴，有沙褐色的体羽用来伪装，只尾部有一块白色羽毛，因此得名。它翅短且圆，并不擅长长距离飞行，却有着强健的双腿，喜欢在松软的流动沙漠中奔跑。维吾尔族称其为“克里尧丐”，是指滚铁环的小男孩跑起来“大步流星，奔跑如飞”的意思。但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习惯和思想，鸦类属于被排斥的异类，因此这块研究之前几乎是空白。
其实白尾地鸦的命名，也来自域外。它的拉丁语名称“Podoces biddulphi Hume，1874”是按照最标准的命名规则而起，第一部分是物种，第二部分是发现者的名字，第三部分是命名者的名字，第四部分是发现命名的年份。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疆是地缘政治的角力之地，英国人、俄国人都想把它划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而后随着欧洲东方学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探险家、军人、传教士等深入亚洲腹地探险。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博物学家，既发掘坟墓，也采集动植物标本、测绘地图。在当时的中亚探险者中，沙俄军官普热瓦尔斯基是最出名的，他有过五六次亚洲探险经历，四次来华，最后死在探险途中，被葬在天山中部的伊塞克湖边，地名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如今的新疆仍有很多他当年一些探险发现的影子，比如普氏野马和普氏小羚羊都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新疆“三山夹两盆”的地理结构也是由他最先标注在中亚地图上。
在空中与猛禽周旋的紫翅椋鸟群（夏咏 摄）
而出现在白尾地鸦拉丁语名字中的英国上校约翰·毕杜夫（John Biddulph），他的身世至今没有太多文献记录。据说他18岁加入英国精锐骑兵团，一直在英殖民地印度工作，后充当间谍，以登山运动员的身份前往中亚探险，并代表英国与俄国人周旋，即所谓的“超级游戏”。1873年，他以军人身份参加了“第二次叶尔羌河流域探险队”，涉足克什米尔、帕米尔高原、喜马拉雅山、喀喇昆仑山、南疆莎车等地。毕杜夫上校自己是个鸟类爱好者，曾独自发表过鸟类调查报告，据说他采集的3000多号鸟类标本都收藏在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按照后来的记述，他是考察队里唯一看到野生状态白尾地鸦的人，在去巴楚的路上他第一次看到白尾地鸦，这种鸟喜欢成对或单独在路上啄食马粪，受到惊吓就会立刻飞到灌木丛里，并不鸣叫，却极为机警，难以接近。后来他在巴楚意外地采集到白尾地鸦的标本。
毕杜夫把标本带给了在英属印度中央政府担任农业和田赋部秘书的艾伦·休姆（Allan Hume），后者的“业余”身份是动物分类学家，19世纪后半叶一直利用业余时间关注印度及邻近地区的鸟兽研究，自费办鸟类刊物《迷失的鸟类》（Stray Feathers）。正是在这本刊物上，休姆第一次发表了白尾地鸦的发现报告，并以标本发现者毕杜夫的名字为之命名，因此外国有时称之为“毕杜夫地鸦”。
据考证虽然休姆没有实地考察过新疆，但在1862年至1884年间，他收藏、鉴定和命名了不少探险家们带回的标本，如今中国鸟类中至少有45种或亚种被他命名，如喜马拉雅秃鹫、黑颈长尾雉、白喉林莺等，甚至中国发现的三种地鸦也都是被休姆首次命名的：除了白尾地鸦，褐背拟地鸦（Podoces humilis Hume）是以休姆自己的名字命名，黑尾地鸦（Podoces hendersoni Hume）则是用另外一位外国探险者亨德森的名字命名。
繁殖期的黄爪隼（夏咏 摄）
然而随着印度政局的变化，休姆兴趣发生了转移，他转向植物标本搜集，以及当时如火如荼的“民族独立运动”。1885年印度国大党成立后，他曾担任过该党秘书长多年，直到印度民族主义运动越来越激进，他才离开印度回到英国。而他一生收藏的10万余号生物标本，在英国自然博物馆鸟类馆馆长理查德·夏普（Richard Sharpe）的亲自主持下从印度运回英国，至今存放在那里。
令人遗憾的是，近一百年来，所有关于白尾地鸦的知识积累尚没有超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外国探险家们的研究水准。在塔里木盆地如此严酷和单调的沙漠环境里生存，白尾地鸦的选择令人费解，如果说它们偏爱松软的沙地，那盆地周边的高大山脉和坚硬的岩石便是限制其领地扩张的屏障，作为一种能够自由飞行的鸟类“心甘情愿”留在此地，放眼全世界并不多见。
2003年，王传波跟着马鸣和中科院的另外两名研究员一起去了塔克拉玛干沙漠，参加为期45天的鸟类调查。与业余观鸟相比，科学考察要复杂得多，他们要先找到窝。如果只是在野外观鸟，无法为鸟进行身份和地理位置的定位，而一旦找到窝，此类鸟所有的行为就会完全暴露给观察者。吃什么、喂食的频率、一天吃几顿、什么时候睡觉、要是来了天敌它什么反应等等行为都会在窝的周围上演。
乌鸦是鸟类里最聪明的鸟，不会像大部分鸟类一样在树干顶端搭窝，树叶掉落鸟窝就露出来了。白尾地鸦选择在低矮的灌丛里面搭窝，马鸣一行四个人一开始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最后不得已花钱去找当地的牧民帮忙找到了窝。塔克拉玛干沙漠夏季酷热，因此白尾地鸦的繁殖期比别的鸟都早，会选择在尚寒冷的3月份繁殖，这样赶在酷热来临之前幼鸟就已经可以离巢。
疣鼻天鹅（夏咏 摄）
找到了巢，就可以进行真正的观察，很多白尾地鸦的谜团也是在那段时间看清了轮廓。塔克拉玛干沙漠没有地表水，冬天也不下雪，白尾地鸦主要靠植物的根和昆虫来补充水分；幼鸟更不可思议，相当于除了父母喂养的食物外，生下来就没喝过水。马鸣他们还发现，白尾地鸦将窝造得那么低，就是因为沙漠地下水位高，到了晚上返潮的湿气大，一定程度上可以保护幼鸟。
至今令马鸣不解的是，当他们将吃剩下的囊扔到公路边垃圾桶里时，白尾地鸦会一趟接一趟地将食物全部叼走掩埋起来，待到冬天饥荒的时候再挖出来吃。但这里并非树林，对于人类来说，移动的沙丘尚且无法形成任何视觉记忆，这些白尾地鸦又是通过什么方法定位自己掩埋的食物呢？
那次考察中断于5月份，当时他们守在一个窝旁，准备等幼鸟长到行将飞离巢穴的时候给它带上环志，以便将来确定它的行踪。但一日早上他们到了巢穴，却发现幼鸟在没学会飞之前，就用双足跟着父母跑掉了。“我们很多东西至今都不知道，比如它夏天最热的时候去了哪儿？它的成活率有多少？是否会近亲繁殖？关键是它的寿命有多久？当时我们一只都没抓住，如果现在再调查，就可以用卫星跟踪器了。”马鸣遗憾地说。
白尾地鸦至今仍是国内外观鸟爱好者来新疆的首选。王传波、苟军后来无数次驾车走环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会经常在路边看到它们。“它们就像狮子一样，每个家族长期占有一块领地，一年四季在那里，家族之间相隔距离很远。比如像从博乐到若羌公路的777公里处，那个家族已经十几年了，我们都管它叫三七家族。”王传波说，2003年的那次经历让他明白了考察与观鸟的区别，也让他意识到其实每一种鸟不只有颜色、形态，而可以更专业地观察它们的行为、食性、育雏、家庭。
2004年新疆观鸟会成立之初，王传波就邀请马鸣作为观鸟会的“技术顾问”，业余爱好者与专业学者间就这样得到了最好的结合。马鸣给他们提供专业指导，而他们则是马鸣的“线人”。“毕竟中科院新疆分院搞鸟类研究的就两三个人，眼睛少，现在观鸟会有300多人，就多了600多只眼睛，他们有钱有时间，并且分布于新疆各地。”马鸣说从一开始他就鼓励观鸟会的人以自己的名字发表鸟类新纪录，至今新疆观鸟会的鸟友们在新疆共发现中国鸟类分布新纪录13种，新疆鸟类分布新纪录40余种，而马鸣则可以通过这些观鸟人的观鸟记录，进一步分析种群数量变化。
柴窝堡湖
我们的车下了高速，驶入国道，就快到柴窝堡湖了。
苟军坐在车里，弯下腰，抬起头，看树顶，这是北方冬季观鸟的习惯性姿势。与南方密林不同，新疆极为空旷，鸟也相对好找，古北界内的中国北方地区观鸟都有这个特点。这里的鸟类生物多样性没有南方高，但有数量优势，往往成群结队。小型雀类喜欢落在电线上，电线杆下则会出现毛腿沙鸡，尚未封冻的水边也是鸟类聚集的地方。
柴窝堡湖是天山积雪融水形成的，一个30平方公里的椭圆形湖，目前在此记录有205种鸟类，黑翅长脚鹬、大白鹭、凤头麦鸡、红嘴鸥、白头硬尾鸭、凤头百灵、翠鸟、夜鹰，还有天鹅……大部分鸟都是在西伯利亚繁殖，10月初路过这里休整一段时间，等天气继续降温后再飞到南亚或非洲越冬。
但似乎我们来的依然不是时候。尽管天气晴朗，阳光充足，湖面也没有完全封冻，但气温已经骤降。此处离达坂城很近，是著名的天山垭口，下了车便感受到狂风大作。王传波用他65mm的双筒望远镜在湖面上扫了几圈，只看到几只天鹅，以及车边电线杆上的红隼。
按照例行公事，王传波在柴窝堡小学讲完鸟类科普课后，柴窝堡湿地公园的负责人带着我们去参观他们新建好的栈道。通常湿地里很少有建筑，而这条栈道就建在芦苇丛里，苟军眼里满是羡慕，“要是等到明年4月中旬到5月初，这些芦苇丛里会有20多种小鸟进入求偶期，叫声肯定很好听”。参观完毕行将离开的时候，大家突然发现芦苇丛旁一幢建筑的楼顶摆着一台双筒望远镜。那是一款极为老式的望远镜，十几年前从云南光学仪器厂买的，它又大又沉，湿地公园的人也没地方处置它，就把它扔在楼顶任凭风吹日晒。
苟军和王传波两人看到这个老望远镜，突然一下就兴奋了起来。王传波摆弄了一下，尽管它有些地方掉漆、生锈，但依然可以看得很清晰。“我看到100只赤麻鸭，还有很多灰雁！又闯入了一只白尾海雕！”他赶紧招呼苟军过来，两人交替着用望远镜。也许这就是两个男人近20年友谊的理想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