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官职多由贵族世袭。战国时期,诸侯则纷纷推行变法,礼贤下士,不问出身,鸡鸣狗盗,皆有用武之地,朝为布衣,暮为卿相,庶民阶层因这动荡的时势而崛起。此际,“策士”纵横于列国,出谋划策,智术纷呈,奇谋迭出。这是一个以智慧作较量的时代,亦是庶民凭一己之力而平步青云的时代。
田氏代齐
自周室东迁,礼崩乐坏,先有春秋五霸问鼎中原,再有战国七雄逐鹿天下,列国势成水火。公元前481年田和(?—前384年)篡齐,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于是形成齐、楚、燕、韩、赵、魏、秦七雄并立的局面。李白《古风五十九首》【其五十三】描述战国万般乱象:
战国何纷纷,兵戈乱浮云。
赵倚两虎斗,晋为六卿分。
奸臣欲窃位,树党自相群。
果然田成子, 一旦杀齐君。
战国时期,固然是烽火连天,然亦是学术蓬勃之春天,百家争鸣,人才辈出。中华民族在此际的大融合与整体素质的大提升。西汉末年刘向奉诏校书的时候,看到了皇家图书馆中许多记载纵横家说辞的写本,内容庞杂,体例不一,文字错乱,其所见共六种版本,计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及《修书》。刘向认为这些都是战国时策士提出的策谋,应称为《战国策》,故按国别,略以时间编次,定为三十三卷。
蜀汉秦宓、吴国张温辨天
然而,历来有关此书的评价并不高,或视之为“杀人自生,亡人自存”(三国秦宓语),或视之为“邪说”而欲“放而绝之”(北宋曾巩语)。这都是迂腐陈见。实际上,司马迁《史记》中有关战国的部分便是在《战国策》的基础上撰写而成的。
春秋时期,诸侯虽各自争霸,但仍有尊周天子的共识;及至战国七雄,则各自为政,霸主亦不复存在。西周之“亲亲尊尊”观念,荡然无存,随之而兴的是战国七雄以征战掠夺土地及人民。群雄纷纷招贤纳士,变法图强,而变法的最终目的,就是富国强兵以决荡天下,问鼎中原。此时,纵横之士穿梭于列国之间,庙堂上此消彼长之博弈,沙场上纵横决荡,以定兴亡。
春秋时期,官职多由贵族世袭。战国时期,诸侯则纷纷推行变法,礼贤下士,不问出身,鸡鸣狗盗,皆有用武之地,朝为布衣,暮为卿相,庶民阶层因这动荡的时势而崛起。此际,“策士”纵横于列国,出谋划策,智术纷呈,奇谋迭出。这是一个以智慧作较量的时代,亦是庶民凭一己之力而平步青云的时代,风云人物辈出。
学者云集、璀璨夺目的齐国稷下学宫
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前551—前479年)便曾到过齐、 鲁、卫、宋、陈、蔡、楚等国,向列国君主推销其学说;及至战国,墨翟(前468—前376年)到过楚、鲁、宋、齐;荀子到过燕、齐、楚、秦、赵; 而孟子(前372—前289年)则到过魏、宋、邹、 滕、鲁等国。孟子游于稷下,墨翟止楚攻宋,均传为千古佳话。
然而,策士并不受时人尊重,孟子更视之为 “妾妇之道”,卑之为“妾妇”,指的是策士只晓得以语言在列国间搬弄是非,制造矛盾。秦相魏冉亦不喜欢策士,因此当范雎逃亡到秦国 时,便避魏冉而惟恐不及。因为策士在时人眼中毫无坚持,因时而变,即所谓“邦无定交,士无定主”。例如公孙衍先是在秦国主张伐魏,后来转投魏国,就变为主张合纵攻秦。
战国之风云激荡,为这些庶民出身的策士提供 了一展身手的契机,并打破了长久以来为贵族所垄断的政治局面,令复杂的国际态势,充满了种种的可能性。这些以策略构成《战国策》一书核心内容的策士,几经坎坷,曾经辉煌,而下场却又极之惨烈,空留李白的叹喟:“功成身不退,自古多愆尤。” 无论如何,策士改变了战国乃至整个中国的政治、历史及文化,影响巨大而深远。
范蠡携西施,泛西湖隐去
在竞争激烈的战国态势下,要生存极不易,故有为之君均纷纷招贤纳士,变法图强。此中以商鞅变法与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最为著名。虽然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军事变法令赵国骤成劲旅,以至拓地千里,但是在变法的深度与广度方面,却远远不及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在政治、军事、社会以及经济上,全方位对秦国做出了翻天覆地的改造,又同时为庶民的上升提供了快捷而可行的阶梯,从而将秦国打造成如钱穆先生所谓的“新军国”,无敌于天下。
商鞅变法提出以军功入籍:“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以军功明尊卑爵秩等级,杀敌的数目均有严格而具体的要求与赏罚。又评先进,黜落后,此举令宗室与庶民处于同一起跑线上,无疑是对庶民的绝大鼓舞。在战场上,将军、正监以及御史一同登台监察士兵在实战中的表现。军功爵制令本来畏战厌战的人性,突然变为好战勇战,成为庶民觅富贵求上升的捷径。
秦军战斗图
这种奖励方法,激活了人性中的利欲细胞,故秦国士兵上阵,名为打仗,实际上都是捡拾黄金功名及土地,个个奋不顾身,杀人如收割,故“民喜农而乐战”。 对于秦兵在战场上奋勇杀敌的表现,张仪生动地描述为:“左挈人头,右挟生虏”,他又将秦国士兵与六国士兵之分别喻为“孟贲之与怯夫”“乌获之与婴儿”。秦国兵将如狼似虎与六国士兵怯懦的情态,可见一斑。
惟有秦国,将全民与战争利益相结合,利出一孔,使整个国家成为一部战争机器,故而所向披靡,这远非赵国只在军事上的“胡服骑射”变法可比,更遑论变法中途夭折的其他国家。
秦国虽然强横天下,但商鞅变法之后几十年进取中原并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范雎向秦昭王列出秦国外交政策的失误,进而说:
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
其“远交近攻”的方法为:
卑词重币以事之;
不可,则割地而赂之;
不可,因举兵而伐之。
范雎,魏国人,年轻时曾周游列国,受尽凌辱
以上一席话,内政与外交兼顾,既有长远的东进方针,亦有立刻可执行的短期具体行动,堪称是非常成功的职场面试。范雎于是取代了魏冉,成为秦国丞相。其“远交近攻”的战略,令秦国处于一种弹性的外交状态,威逼利诱,软硬兼施,各国被操纵于其股掌之中,或沦为帮凶,或相互倾轧,秦国因而日益扩张,而六国则日渐萎缩。
楚国之衰落始于楚怀王(前360—前296年; 前328—前299年在位)。楚怀王曾重用屈原(前340—前278年)等大臣进行变法,却引来贵族的强烈反对,以致变法失败。
楚怀王为了得到张仪提出的六百里“商于”之 地,中途背弃与齐国攻秦的盟约,可谓见利忘义;及至知道受骗又不能冷静地听从陈轸之 计,终招侮辱而为秦、齐所败。后来,张仪终于落网,楚怀王不但不除大患,反倒听信夫人郑袖之言而放虎归山。释放张仪之后,靳尚被仇人所 杀,楚怀王却以为靳尚乃张仪所害,从而又引发了 秦、楚之战。
楚怀王被张仪玩弄于股掌之间
由以上例子可见,楚怀王一直将国家推向灾难的境地。更为致命的是,公元前299年,晚年的楚怀王被秦昭王骗往秦国会盟,终被囚致死。从秦国对楚国的策略可见,楚国完全被秦国玩弄于股掌之中。
公元前280年,秦伐楚,楚军败。秦昭王诈以公主许配给楚襄王(前298—前263在位),楚襄王好了伤疤忘了疼,连忙答应。公元前278年,白起率秦军长驱直进攻入楚都郢,屈原投江自尽,此亦为楚国绝望之象征。
《战国策》的文风汪洋恣肆,情节波澜起伏;其内容错综复杂,列国的政治角力,值得再三咀嚼。策士纵横,侠士悲歌,不论成败,皆是国士。此等人物,激荡了战国风云, 改变了中国历史。同时,此书可谓是集政治、军事、外交乃至职场策略、修身之大全。一册在手,仿如智囊随身,启迪智慧,洞悟人生,终身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