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名物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重要领域，从《诗经》和《楚辞》开始就有名物研究的风气。孔子说学《诗》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研究名物不仅有助于通晓经典，更是对学者博闻广见的基本要求。名物是一座架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桥梁，名物研究使我们可以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触摸历史，从文字、器物和图像中追寻历史的真实。名物研究也让我们可以探寻中国文化的脉络，那些流传千年的鸟兽草木意象背后，都包含着古人的真实见闻和情感寄托。本期刊发的三篇论文通过动物和植物意象探索名物的渊源、内涵和象征，指出其传承不绝的文化意义，或者通过丰富翔实的文献考据驱散历史的疑云，提出新颖的认知。（程杰）
作者：周 翔（南京师范大学词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白雀”最早见于《毛诗正义》。孔颖达注疏中提到：“郑于《六艺论》极言瑞命之事。云：‘太平嘉瑞，图、书之出，必龟龙衔负焉。黄帝、尧、舜、周公是其正也。若禹观河见长人，皋陶于洛见黑公，汤登尧台见黑鸟，至武王渡河白鱼跃，文王赤雀止于户，秦穆公白雀集于车，是其变也。’”（引自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之《毛诗正义》卷十六）孔氏说郑玄所言瑞命之事提到“秦穆公白雀集于车”。郑玄《易讳》则说：“各繇在尧《河》《洛》，穆公授白雀之书是霸……犹踟蹶，言将兴之人皆有瑞应，无苟然者也。”（见汉郑玄注《易纬·卷七·易是类谋》）秦穆公出狩有白雀集于车，此后霸业遂成。由此得知，“白雀”最早被视为政治上祥瑞的象征。《晋书·乐志》记载《白鸠篇》：“翩翩白鸠，再飞再鸣。怀我君德，来集君庭。白雀呈瑞，素羽明鲜。翔庭舞翼，以应仁干。”（见唐房玄龄等撰《晋书·乐志十三》）更是明确表明“白雀”乃吉瑞之兆。此后历代史书中记载“白雀”者，皆以此本之。伴随着社会生活场景的变化，“白雀”也有不同的意义。“白雀”作为古代祥瑞，最早出现在古代政治活动中。如《宋书》记载：“白雀者，王者爵禄均则至。”（见梁沈约撰《宋书·符瑞下》卷二十九）他是政治家霸业可成的隐喻。同时，还以“白雀居于庭”象征贤士能臣的美好德行。
“白雀”作为祥瑞的代表，已经与政治生活密不可分。在我国古代谶纬五行之说流行的社会现实下，福祸吉凶之兆成为政治家们预测国运走势的一项指标。“白雀”作为祥瑞的代表，是古代社会常见的现象。它与白鸟、白兔、白鸠、白鹊、鹦鹉、赤鸟、赤雀等都是吉兆。按《宋书·符瑞志》所载：“宋时赤乌、白乌、三足乌、白雀、白鸠、白雉、白鹊、赤白鹦鹉等瑞鸟于元嘉二十四年之前凡上百见。”（见梁沈约撰《宋书·符瑞下》卷二十九）作为祥瑞之物，“白雀”入诗多表示好兆头。一方面，“白雀”被视为贡物上呈天子。如《宋书》记载：“晋武帝咸宁元年，白雀见梁国，梁王肜获以献。晋武帝太康二年六月丁卯，白雀二见河内南阳，太守阮侃获以献。太康二年六月，白雀二见河南，河南尹向雄获以献。”（见梁沈约撰《宋书·符瑞下》卷二十九）另一方面，政治家以祥瑞之象察政治得失，如后燕曾因见“白雀”而大赦天下。《十六国春秋》记载：“夏四月甲午有异雀，素身绿首，集于端门，栖翔东园二旬而去。以异雀故，大赦殊死以下，改东园为白雀园。”（见北魏崔鸿《十六国春秋》卷四十七《后燕录五》）君主以白雀逡巡不去而减轻牢狱之罚。又权德舆曾上表皇帝说：“臣某等言：今日伏奉宣示，昭义军节度使李元淳所进，于邢州获白雀、白山鹊各一者。谨按孙氏《瑞应图》曰：‘王者奉己俭约，尊事耆老，则白雀见。’又《晋中兴书》曰：‘天下安宁则见。’”（见蒋寅笺，唐元校，张静注《权德舆诗文集编年校注》）君王德政则天降祥瑞以贺，这类记载也表明了古代“天人合一”思想深入人心。
“白雀”同时象征品格高尚的人。如《十六国春秋·后凉录》记载，侯瑾“能解鸟语”，曾出门见白雀与黑雀列行，慨叹“君子与小人相共居焉”，“遂去，不知所之”（见北魏崔鸿《十六国春秋》卷八十四《后凉录四》）。据此可知，侯瑾以“白雀”“黑雀”比喻君子与小人。“白雀”本就是祥瑞美好的象征，君子不外乎品格高尚或具有美好德行的人，因此以“白雀”喻君子再恰当不过。史书中亦有贤臣逸士与白雀相关联的记载，士有德行，则白雀巢庭。如晋朝罗含以文章名，德行无亏。在官舍时“有一白雀栖集堂宇”，“及致仕还家，阶庭忽兰菊丛生，以为德行之感焉”（见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列传第六十二》）。又《梁书》载甄恬为父守丧至孝时“有白雀栖宿其庐”，州郡上书表其孝行，上即召并加授爵位。（见唐姚思廉撰《梁书·列传第四十一》）又司马申为秣陵令“以清能见纪，有白雀巢于县庭”（见唐姚思廉撰《梁书·列传第二十三》）。以上皆是品行高尚之人，白雀居其庭代表他们德以配位。要指出的是，三国时周不疑有《白雀赋》，今已不存，而唐人王颜的《白雀赋》则将白雀“皓然自居”的高尚象征与君臣德行祥瑞两者合一，清人杨芳灿的《白雀赋》则又将白雀仅固定为“王者爵位均”的祥瑞。
“白雀”在诗词创作中主要指向以下三方面的文化意义。第一，“白雀”在文学作品中多是以神鸟的面目现身，成为文人应制诗词中的常用意象。如前蜀贯休《上卢使君》：“嘉树白雀来，祥烟甘露坠。”（见前蜀贯休著《禅月集》卷五）皆是此意。另外，历代文臣史官多以祥瑞进呈天子，“白雀”自然成为应制诗词的常用选项，唐代令狐楚有诗：“青编书白雀，黄纸降苍龙。”且有注言：“其日敕，鄜州奏白雀。宜付史馆。”（见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三百三十四）再如唐代张永进《白雀歌并进表》即以“白雀”上表称圣德。他在序中说道：“承白雀之端，膺周文之德。”其诗有“白雀飞来过白亭，鼓翅翻身入帝城”句（见陈尚君校辑《全唐诗补编》续十卷三十六）。张氏以“白雀降瑞”为诗，扬誉歌颂帝王功绩，末句尤能见应制之特色。
第二，明清文人以“白雀”为典入诗词，已不大取其祥瑞之意。现存明代含“白雀”意象的诗词多以张坚护白雀与刘天翁的故事为主，或是敷衍其故事原貌，或是借典言志，与“白雀”为神明、祥瑞之本意相去已远。段成式《酉阳杂俎》记载，刘天翁下凡欲除张坚，张坚因护白雀反被其捷足登天，张为天帝后“封白雀为上卿侯”。明代张泰《游仙词》其十六“白雀主人成白龙，老刘翻领太山封。天翁亦自让捷足，莫怪凡夫争长雄”（见明张泰撰《沧洲诗集》卷二）即专述此事。明清之际王夫之《风流子·自笑》：“大笑天翁白雀，输我偷骑。”（见王夫之《姜斋词集》）以此典自嘲复国无望之无奈。清黄人《短歌行》：“白雀置酒迷天翁，下方小儿偷六龙。”（见清黄人《石陶梨烟阁诗》）此中除用张坚护白雀之典外还涉及《遁甲》“赤雀不来，国则无贤；白雀不降，国则无嗣”说。赤雀指代国有贤士，白雀则指代国有嗣承。然而，这一用法于古代诗文中并不常见。
第三，因为“白雀”的美好意象，诸多以“白雀”命名的现象、名胜遂诞生，赋予其广泛的社会文化意义。比如后秦君主姚苌就以“白雀”为年号。（见唐房玄龄等撰《晋书·载记第十六》）古代诗词中，常见“白雀洞”“白雀寺”“白雀城”等，亦取“白雀”祥瑞之意，可知“白雀”作为吉兆已经被广泛运用到社会生活中。如“白雀洞”当为桂林隐山六洞之一，此洞因郡人献白雀而得名，唐代韦宗卿《隐山六洞记》记之。宋代吕愿中有诗：“洞中石燕可长生，白雀何因得浪名。无限好山难买得，世间奚用孔方兄。”（见明姚希孟撰《循沧集》卷一）当时孙抗亦咏《白雀洞》：“禽贵羽毛洁，地怜岩壑幽。”（见清陆心源撰《宋诗纪事补遗》卷八）另外，历史上不止一处有白雀寺出现。如始建于南朝的常熟虞山白雀寺、宁波柘林寺后改名白雀寺、山西华阴市白雀寺等。其中名气最大、文人留墨最多的当属虞山白雀寺。明代王世贞曾撰《重修白雀寺记》并有诗记录白雀寺的时代变迁。明代王宠探访白雀寺前后留下七首诗篇，然诗旨并未多涉白雀。以上两例体现“白雀”的祥瑞之意由初始的政教化向社会生活化过渡，其文化内涵经历了自上而下的传播。
要之，就现存“白雀”诗词来看，它是吉兆、祥瑞的代表，成为古代文人歌咏的主要对象。白雀或被神明化，以示吉兆；或被赋予高洁的人格，以喻君子德行。与“凤凰”“鹤”“喜鹊”等意象一样，也是中国古代文学、文化中重要的祥瑞。然而，随着社会变迁，除祥瑞之意外，“白雀”的其他社会文化内涵已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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