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通过对古埃及文明史研究脉络回顾梳理，揭示古埃及文明的研究依赖于埃及学，而埃及学的两大基石是考古学和语言学，通过对考古学史和语言学破读死文字的梳理，揭露西方古埃及建筑、铭文等文物的年代不可能是公元前两三千纪，从而揭露西方破读死文字只是一场骗局，西方所谓古埃及文明的研究是伪科学、伪实证，根本不可信。
【关键词】古埃及 考古史 语言学 建筑文物
在圣经史观体系之下，古埃及文明长久以来被西方认为是古老的文明，在西方历史体系中居于重要的地位。本文来说一说古埃及建筑文物之绝对年代的那些事。
古埃及文明的研究简史
我在拙文《西方虚构古埃及和苏美尔文明 ——谁是最早出现的文明？》中提到，圣经史观时期（18世纪之前），西方人尚处于宗教社会，就以宗教神话的创世说和诺亚说来胡诌中国人是诺亚的后代，并且捕风捉影地认为中国汉字是源自含，源于“圣书体”。启蒙运动时期（18世纪-19世纪初），西方在儒家启蒙之下摆脱神圣启示的宗教社会，迈进理性的世俗社会，抛弃了圣经体系，从世俗、理性、科学的眼光重新审视全世界，发现中国是最古老的文明，是人类历史的开端。浪漫主义时期，西方人又回归基督教主义，又开始搞圣经体系史学，建构了古埃及文明史，并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的1850年，古埃及历史就被认为比中国和印度还要古老（约翰·肯里克1850年出版的《法老统治下的古代埃及》）。
1880-1888年，兰克在《世界史》9卷本中，把古埃及作为最古老的文明进行叙事。
“20世纪初，史密斯提出泛埃及主义的文明传播论，认为世界文明起源于埃及”，“20世纪60年代以来，非洲中心主义一度流行。”（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昆仑出版社，2015版2017第2次印刷，第272页）
基于种族主义，针对黑非洲作为人类文明起源或最古老文明的排斥，“不少人用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是世界文明发祥地的观点与之抗衡”，L·S·斯塔夫里阿诺斯在1988版的《全球通史》中说“有一个时期，人们曾认为文明的摇篮是尼罗河流域，但现在一致同意，最早的文明中心是苏美尔。约公元前3500年时，它已完成向文明过渡。埃及文明起源于公元前3000年……文明先在美索不达米亚生根，以后又在欧亚大陆和美洲的其他几个地区生根，之后，便西四面八方传播。”（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昆仑出版社，2015版2017第2次印刷，第272页）
于是，基于种族主义，西方学术界不再认为古埃及是最古老的文明，倾向于认为苏美尔文明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斯塔夫里阿诺斯1988年提出了泛苏美尔传播论，但在1999版中就删除了，也删除了苏美尔文明和埃及文明起源的具体年代，但坚持认为苏美尔是文明的摇篮。
“最早出现文明之光的是烈日蒸晒、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养育的一片荒原。有一时期，人们曾认为文明的摇篮是尼罗河流域，但现在一致同意，最早的文明中心是苏美尔，也就是《旧约全书》中的‘希纳国’（Land of Shinar）。”（L·S·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董书慧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49页）
但刘文鹏等认为，“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判断，埃及文明大约发端于公元前4000年代中叶，与苏美尔文明几乎同时。因此，所谓苏美尔文明是最早的文明，目前还不应该是定论。”（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昆仑出版社，2015版2017第2次印刷，第274页）
关于贬低古埃及和抬高苏美尔的情况，贝尔纳在《黑色雅典娜》中讲得很清楚，纯系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所致，所谓的学术不过是遮羞布罢了。现在刘文鹏等还能针对西方的“证据”反对西方的建构，而以前由于全世界各国战争频仍，经济凋敝，没有精力去钻研西方学术研究过程，就任由西方随心所欲，胡说八道，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然后再制作成所谓的“知识”让官科学者去背。
总而言之，西方伪史都是“研究”出来，理论上讲，可以有五花八门的说法，也可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古埃及文明的学术重要性
“古希腊的希罗多德在评价古埃及文明时指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样多的非笔墨所能形容的巨大业绩’，甚至认为，‘几乎所有神的名字都是从埃及传入希腊的。’18世纪法国的启蒙学者伏尔泰说：‘东方是一切艺术的摇篮，东方给了西方一切’。20世纪上半叶，美国学者维尔·杜伦评论古埃及文明时说：‘这个文明丰富多彩，历史久远，壮阔深厚，又不失优雅细腻。苏美尔文明与之相比显得简单、粗陋，就是希腊和罗马文明也并不一定能超过它’……国外最近出版的《埃及、希腊和罗马：古代地中海文明》的作者查理·弗里曼指出：‘对于希腊而言，埃及是智慧的源泉’。”（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昆仑出版社，2015版2017第2次印刷，第272页）
这里，古埃及文明的重要性体现为是西方古典文明的渊源，是西方文化的源头，也就是说，希腊文明是埃及化的，希腊文明是近东文明的边缘区，就像日本之于中国一样。但后来因为进步主义和种族主义，古埃及被贬低并划归停滞的、没有希望的东方。古埃及文明的重要性还体现为所谓的清晰的绝对年代体系，为其他文化的断代提供依据。
“爱琴绝对年表依赖于埃及年表，后者的调整会直接影响前者。”（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昆仑出版社，2015版2017第2次印刷，第249页）
“公元前两千纪以后的考古材料可以根据和近东历史时期文明的交叉断代得出绝对年代”，“获得欧洲史前时期绝对年代的纯考古学方法是：依据史前欧洲文化序列与埃及、苏美尔历史年代序列的关系”。（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254页）
“欧洲年代学的关键是克里特和特洛伊，甚至在今天也不能说它们的年代已经有了确切无疑的界限。它们是取决于和埃及、苏美尔的年代校准，全部问题就是如此。”（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145-146页）
为什么古埃及文明史是伪史？
这个题目有点大，因为要理清楚其所有关键环节，但本文只想就古埃及文明的研究初期、即从1798年拿破仑远征埃及到1880年马里埃特死亡之前的研究情况进行质疑，这部分也是古埃及文明史研究的基础和框架部分，推翻这部分即可推翻整个古埃及伪史。无论古埃及文明史还是两河文明史，根源于埃及学和亚述学，依托于考古学和语言学（破读死文字），即考古学和语言学是古埃及文明史和两河文明史的两大基石。
根据丹尼尔的《考古学一百五十年》，1836年明确阐述三期说概念的《北欧古物导论》出版被视为考古学诞生的标志，标志着西方从古物学迈入了考古学时代。但是，根据我的研究，西方与建构历史相关的考古学大致分为三个时期：
①1850年之前，主要是地面考察时期；
②1850年至1885年代，挖宝式发掘时期；
③1885年代以后，相对科学考古时期，即注意地层关系和考古记录，标志是1871年施里曼在特洛伊发掘（有争议）、1880年皮特-里弗斯在英国发掘、1885年比特里在埃及发掘、1898年科尔威德在巴比伦发掘。（参阅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和拱玉书《西亚考古史》）
一、拿破仑远征埃及时代（1798~1850）
1798年，拿破仑远征埃及“打开了古埃及语言知识的大门，从而又打开了古埃及的历史和文明知识的大门”。（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昆仑出版社，2015版2017第2次印刷，第221页）
“阿拉伯人征服了埃及后，伊斯兰文明发展起来，古埃及文明逐渐被历史洪流所淹没。到了近代，法国拿破仑远征埃及，他第一个打开了埃及的大门，并因此也打开了古埃及语言、历史和文明知识的大门。”（刘文鹏，《古代埃及史》，商务印书馆，2000，第5页）
“文明史的研究是以古埃及文明的形成为开端”，“19世纪初，由于法国学者商博良成功地释读了象形文字，埃及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被创建起来”，“在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埃及学，就没有古埃及文明史的研究”。（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昆仑出版社，2015版2017第2次印刷，第220页）
文明史的研究始于古埃及文明的研究，而拿破仑远征埃及是其起点。拿破仑远征埃及奠定了古埃及文明史研究的两大基础，其一、罗塞塔石碑的发现以及导致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破译，其二、《埃及记述》（又称《埃及志》、《埃及描述》）的出版，从1798年至1820年代历经30年。
“拿破仑远征的另一个重要成果是罗塞塔石碑的发现和破译……1822年9月27日，商博良发表了《关于象形文字语言的字母致M·达西尔的信》，宣告象形文字译读成功。学术界通常把这一天视为埃及学的诞生日。”（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昆仑出版社，2015版2017第2次印刷，第222页）
罗塞塔石碑的发现和1822年商博良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意味着埃及学的诞生，意味着古埃及文明的诞生。我在《震惊！西方破读楔形文字竟是一场骗局！》一文中说：“西方破读死文字的实质是一系列未经求证的小概率的猜想，其正确的可能性是一系列小概率的乘积，其值小到不可能破读正确。与其说西方破解释读了一种死文字体系，不如说重新创造或发明了一种新文字体系。”虽然我没有详细研究过商博良对埃及象形文字的破读，但也看过一些，例如把古埃及象形文字转换为表音文字进行破读，猜测国王名字的拼写、试错法、将错就错等，与楔形文字的破读大同小异，都是由一系列未经求证的猜想串成的，并不可信，经不起推敲。
“这些象形文字（按：古埃及象形文字）大部分是发音的，就是说，是表达声音的。因此，眼睛的象形先则表示眼睛本身，次则表示‘眼睛’一字的第一个字母。那位有名的宋波弄（按：商博良）首先引人注意到这个事实，就是那些发音的象形文字是和表达概念的象形文字混在一起的；他就这样地把各种象形文字分别清楚和规定了译释它们的原则。”（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第185页）如下图：
正如金寿福所讲，“埃及语的解读方式无论在语音、语法方面都打上了西方的烙印，而古代埃及历史和文化的重新建构更是浸透了西方的思维模式。”（金寿福，《西方列强对外扩张和竞争中的埃及和埃及学》，《古代文明》，2010·2）
很多人认为罗塞塔石碑上有古希腊文，通过已知的古希腊文就能破译出未知的古埃及象形文字，殊不知，在未知语法、发音是否一致等情况下，怎么可能破读呢？例如“埃及”一词的古希腊语是Αίγυπτος，发音为/ˈe.ʝip.tos/，可是，阿拉伯文为مصر，发音为/misr/。又如“希腊”一词在希腊语、英语和阿拉伯语中的发音是不同的。
因此，基于语法和发音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所谓成功破读死文字的真实性和正确性是极低的，因为很多情况都是未知的，在破读之前必须作一系列的假设，而这些假设未必确实，也没有办法确证确实。
西方所谓破读死文字（包括古波斯楔形文字和古埃及象形文字）并非真解，而是伪解，而是充分利用了表音文字具有较大附会性的特点所进行的伪解，而就是这伪解奠定了古埃及文明史的基础之一。我已经证明了西方破读古波斯楔形文字是一场骗局，同样，西方破读古埃及象形文字也是一场骗局。
拿破仑远征埃及，奠定了古埃及文明史研究的另一个基础就是《埃及志》，那么《埃及志》的资料是怎么来的呢？
拿破仑远征军随军组织了一个百余人的学术团，“学术团在维旺·德农（1747-1825）的领导下，完成了埃及全境的文物古迹普查编目工作，并详细论述和准确地描绘了他们发现的一切。根据这些普查的文物、古迹和记录而编写的24卷《埃及记述》，于1809年起的22年间陆续出版”。（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昆仑出版社，2015版2017第2次印刷，第221页）
在萨义德的《东方学》中，《埃及志》23卷发表于1809-1828年。（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第109页）
拿破仑随军学术团“到埃及后，废寝忘食地抄写神庙墙壁和墓壁上的文字，同时也想尽办法为罗浮宫搜罗各种文物。”（金寿福，《西方列强对外扩张和竞争中的埃及和埃及学》，《古代文明》，2010·2）
注意到字眼：普查、描绘、发现、抄写、搜罗，都是地表上的，唯独没有考古发掘，特别是具有地层关系的科学考古发掘缺席了。
下列五图源自《埃及志》（共974幅）：
↑：《埃及描述》源自：digitalcollections.nypl.org
这里插一句，关于古埃及金字塔，《圣经旧约》中没有记载，希罗多德的《历史》中讲到金字塔而没有提到狮身人面像。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把“狮身人面像”称为“狮身女首怪”——这是个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现在的狮身人面像能看得出来是女性吗？“从我们所发现的古代埃及各种表现之中，特别可以注意的一个形象，就是狮身女首怪——它本身是一个谜——一个暧昧的形式，一半兽，一半人。这个狮身女首怪可以算作‘埃及精神’的一种象征。”（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p184）
“1822年在菲莱岛上发现的一座方尖碑等一批古迹上的古文字。”（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59页）
“从19世纪20年代起，英国对近东地区进行大规模考察，威尔金森在卢克索等地临摹大量古代埃及官吏墓中的文字、图画和浮雕，后来以此为基础撰写了《古代埃及人的礼仪和习俗》”（金寿福，《西方列强对外扩张和竞争中的埃及和埃及学》，《古代文明》，2010·2）
“在埃及学领域，法语起初是当之无愧的工作语言……从1800年至1850年的半个世纪里，英国人出版了至少100多部有关埃及的游记，数量几乎是法国的一倍。”（金寿福，《西方列强对外扩张和竞争中的埃及和埃及学》，《古代文明》，2010·2）
法国与英国在埃及学研究上具体竞争关系，争夺埃及学和古埃及文明研究的话语权。
“对埃及古物的第二次大规模考察是在1828年由罗塞利尼领导的，其中得到商博良的协助。这次考察向南一直推进到阿斯旺的第一大瀑布。1840年莱普修斯考察了努比亚的古迹，并向南调查至喀土穆。他在孟菲斯附近地区发掘了几处遗址，发现了西奈半岛铜矿工匠的铭刻，并于事后作了报道”，“到1850年，地面上主要的古埃及古物都已登记入册，埃及的古文字也已释读成功。这时，从文字历史的严格意义上讲，古埃及已可跻身于最早期的伟大文明之林。”（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59页）
1842-1845年，德国考古学家列普修斯组建远征队前往埃及考古，“他们在孟菲斯附近开始，发现了30座金字塔残迹，调查了130座马斯塔巴墓。远征队还探查了底比斯的神庙、王陵、法尤姆绿洲遗迹、阿玛尔纳遗址、阿布辛拜勒石窟庙，远达那帕达和麦罗埃。他们搜集了大量铭文、资料，并在1849-1859年出版了12卷本的《埃及与努比亚古物》包括了数百页的古埃及原文图版、浮雕画和寺庙平面图，与法国的《埃及记述》具有同样重要的价值。”（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昆仑出版社，2015版2017第2次印刷，第220页）
德国人也不想在埃及学研究上甘于人后。
以此为基础开展研究，约翰·肯里克在1850年出版的《法老统治下的古代埃及》中写道：“埃及考古学和历史学从这个世纪开始，特别是发现了象形文字以后，就发生了一场革命。上古历史应该从哪个国家开始，确定这个问题已不费吹灰之力。埃及的古物、文献记载和文献比印度和中国的年代都要早上几百年。”（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59页）
我们可以从这些摘录中发现，拿破仑远征埃及以及随后的几十年里，西方人在考古的所谓的发现主要是在地面考察而得来的，极少是基于考古发掘，也就是说，当时发现的建筑、文物、文字绝大多数是在地表之上，触目可及。
我们来看一看，这段时间西方的思想认知状态和考古状态如何？
“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有一种观念流行开来……这种观念认为，整个自然王国都是设计完美的，上帝为善，不造恶物，万物各有其用，人类乃上帝的刻意之作。并且认为，创造人类的时间不会太久，肯定不超过公元前5000年。许多人接受了厄谢尔（1581-1656）大主教推定的年代——公元前4004年，这个时间明明白白地印在《圣经》钦定本的边款上。”（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16页）
这种圣经创世的宗教观念在西方占据统治地位，直到19世纪中期被打破，具体而言，直到1859年《物种起源》出版才被打破。
那么，当时西方在埃及考古的思想状态和操作水平如何呢？实际上早期考古就是挖宝和盗墓，根本谈不上考古。
“发掘者的动机主要是物欲，目的主要是获取文物，方法极不科学，因此带有极大的破坏性。”（拱玉书、刘文鹏、刘欣如、李政、王以欣，《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历史与现状》，昆仑出版社，2015版2017第2次印刷，第34页）
“它的主要动机是物欲，它的主要目的是获取文物，它的方法极不科学，因此带有极大的破坏性。”（拱玉书，《西亚考古史》，文物出版社，2002，第80页）
“发掘者往往先选定一块‘宝地’，再进行试掘，如无大的收获，便马上放弃，另起炉灶，根本不注意发掘的完整性和系统性，更谈不上科学”，“这种情况的出现与这个时期的考古性质——挖宝也有密切关系。”（拱玉书，《西亚考古史》，文物出版社，2002，第81页）
“19世纪初在埃及开始发掘的许多人当中，贝尔佐尼是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贝尔佐尼在埃及的工作于1817至1819年完成，并于1820年由默里出版《埃及和努比亚金字塔、神庙、墓葬的新发现和发掘报告》一书。不过埃及真正的发掘工作并不是由贝尔佐尼和德鲁埃蒂这样的盗墓者开创的，马里埃特才是真正的先驱。”（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59页）
拿破仑时代，西方对古埃及的所谓考古实证研究，不过是地表之上的考察和挖宝盗墓而已。这里，丹尼尔描述挖宝的盗墓贼使用了“发掘”一词，还出了书，能有几分水平呢？所谓的先驱马里埃特又是怎么样的呢？
二、马里埃特时代（1850~1880）
“马里埃特于1850年由卢浮宫派往埃及寻找科普特人的文字手稿。”（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59页）
“马里埃特的目标是获取尽可能多的艺术品和刻写着象形文字的器物，至于发掘时的考古层、文物所在确切位置和此后的发掘报告则完全受到忽视。”（金寿福，《西方列强对外扩张和竞争中的埃及和埃及学》，《古代文明》，2010·2）
“马里埃特……三十多年共发掘了三十多处重要的遗址，所关注的主要是想获得辉煌的成绩，一味寻求奇珍异宝和历史古迹……比特里曾描述过马里埃特是如何在狮身人面像附近进行发掘，用炸药炸掉一座神庙坍塌的废墟。”（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157页）
马里埃特“用一群大兵把花岗石神殿所有的残件炸个粉碎，由于马里埃特几个星期才到发掘现场看上一次，完全被他的监工蒙蔽住了。监工从开罗买来一些文物点缀一下遗址，以保持他对这些遗址的兴趣。”（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171页）
比特里在马里埃特死后两年、即1883年悲哀地写道：“使人痛心疾首的是，看到一切正在迅速地遭到破坏，一点也不顾及到文物保护。”（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文物出版社，2009，第157页）
马里埃特“满足于收集大量资料，但既不记录它们的出处，又不估计它们在历史上的意义，当然他更不可能发表他的工作报告。”（杨建华，《外国考古学》，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第24页）
那个年代的考古水平都大同小异，西亚考古也是如此，都不过是挖宝罢了，唯一的区别似乎是名头不同：民间的盗墓贼和官方的“摸金校尉”。
“（西亚考古）不注重地层关系，不记录文物发现的准确地点和位置。”（拱玉书，《西亚考古史》，文物出版社，2002，第81页）
马里埃特主导埃及考古直至1880年去世。马里埃特的考古思想状态和操作水平与盗墓贼大同小异。这也就意味着在埃及的科学考古直到1880年还没有诞生。这就意味着埃及学的基础是有问题的，而问题是很多的。
以哈夫拉坐像为例，如下图：
↑：哈拉夫坐像
哈夫拉坐像，“闪绿岩，高168厘米，1860年A.马里埃特（A.Mariet）发现于基泽（按:吉萨）地方的哈佛拉的祭庙里。属古王国第四王朝时期……它不仅是古王国时期埃及宫廷艺术家为国王而雕刻的代表作，也是古埃及雕刻艺术的范例之一。”（周启迪，《文物中的古埃及文明》，商务印书馆，2012，第43页）
按照现在西方的成说，哈夫拉是古王国时期的法老，定都孟菲斯，之后在中王国和新王国时期定都于南部的底比斯，吉萨位于孟菲斯西侧约8公里。但是，如果古埃及古王国定都底比斯，中王国定都孟菲斯，那么，该坐像还会是哈夫拉吗？事实上，根据黑格尔的说法，就是如此：底比斯作为都城早于孟菲斯。
“埃及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史迹是从上埃及到下埃及——自南方到北方。因此有人以为埃及的文化大概来自埃塞俄比亚，主要地来自麦伊洛岛；据晚近的推论，这个岛曾经为僧侣民族所居。上埃及地方的底比斯是埃及各王最古的都城，就是在希罗多德斯的时候，这座城已经荒凉不堪。城里的古迹、遗墟代表我们所知道的埃及建筑最宏伟得典型。经过这样长久的时间，竟然还能够保持得这样完好。这和那个地方经常无云的天空当然有关系。王国的中心随后又迁到孟菲斯，这个地方距离现代的开罗没有多远；最后迁到舍易斯，就在那个三角洲上。舍易斯城境内的建筑，时期很近，可是，保存得很不完善。希罗多德斯告诉我们，孟菲斯是那位远古的米尼斯王所建立的。”（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第186页）
因此，如果按照黑格尔时代西方人的认知，所谓哈夫拉坐像名不副实，是错误的。其实，谁在乎呢？但它可以先入为主在人民的脑海里造成印象：“恶人先告状”。因此，我们绝不能对西方的所谓研究“闻之则信”，不能以中国信史之心度西方伪史之腹。同时，我们不能因为西方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成功而想当然地认为，西方在人文社科领域也同样科学和成功。
贝尔纳提醒道：“支配19和20世纪的是进步和科学的范式。学术领域存在这样的信念，即多数学科突变进入‘现代性’或‘真正科学’的阶段，然后是稳步积累的学术进步。在古代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历史写作中，这些‘突变’被认为发生在19世纪，从那以后，学者们倾向于相信他们的工作在质上比任何此前的工作都要好。这一时期自然科学触手可及的成功确认了那一领域中这一信念的真实性。它拓展到历史写作领域的基础则不那么牢靠。”（马丁•贝尔纳，《黑色雅典娜：构造古希腊1785-1985》，郝田虎、程英译，吉林出版集团2011年7月，p336）
我们之所以相信西方对古埃及文明史等上古史和古典史的研究，与西方在现代自然科学上的巨大成功是分不开的，但是，贝尔纳提醒道，自然科学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历史研究领域也同样成功！
三、讨论与小结
从上述可以看出，1850年古埃及作为最古老文明就已经研究出炉了，1880年代已经作为最古老文明被兰克载入《世界史》——第一章“阿蒙-拉，巴尔，耶和华和古埃及”。
公元1798-1880年可称之为古埃及文明史研究的初期，该时期真正的科学考古还未诞生，还只是在路上，却奠定了古埃及文明史研究的基础。可再把古埃及文明史研究的初期再分为两个阶段，即1798年至1850年拿破仑远征埃及时代、1850年至1880年马里埃特时代。前者收集到的资料主要是地面上的资料，后者收集到的资料主要是地下发掘的资料，但当时主要是挖宝，谈不上考古，更谈不上科学，反而是极不科学、极不可信的。也就是说，这一时期发现的建筑遗址、文物和文字要么是地面上的，要么是因为挖宝而不知地层关系的。即：从1798年拿破仑远征埃及到1880年，西方搜集而来的古埃及资料来自于：其一、地面考察、绘制、临摹、口头调查、游记等资料，其二、由盗墓挖宝的发掘而来的、根本不知道地层和年代的资料。
商博良1822年就已经破译象形文字了，而罗塞塔石碑是在挖掘工程时偶然发现的，而利用它破读出来的“文献”证明地面上的文物和文字是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靠谱吗？
“埃及人那些数不尽的建筑物，都是一半埋在地下，一半出现在地上，升入空中。”（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第184页）
那么问题来了，地面上找到的建筑遗址、文物和临摹的文字可能是公元前一两千年的吗？反过来说，如果是公元前一两千年的建筑、文物和文字，那么，它们可能会裸露在地面上吗？假设是公元10世纪前后的文字，那么，其与公元前一两千年的文字可能相同吗？可能记录公元前一两千年的历史事件吗？就算可以，要不要疑古呢？
例如：《埃及志》中所描绘的尼罗河下游西岸的吉萨金字塔和上游东岸的神庙，以及临摹的铭文，被定年为公元前2000年前后，在公元1800年左右发现时还裸露于地面上，而且还能如此完整。这可能吗？——不可能的！
如果是公元前2000年的，早就被深埋地下了，需要精细化发掘，需要科学考古方法才能完整呈现出来。但是，1850年前在埃及的考古发掘几乎还没开始、只有地面考察和盗墓挖宝，1850-1880年考古发掘根本不注重层位关系及形成书面记录报告。
没有发掘，没有修建，没有重建，而又能如此完整地裸露于地表之上，这些建筑会是公元前两三千纪的吗？就当时的西方研究来说，根本没有技术能力、科学手段进行定年，而且定年得那么古老，尤其是没有地层关系、没有碳十四测年的情况下。之所以西方人在研究古埃及的时候会往古老文明着眼，一切皆因缘于伏尔泰和黑格尔时代最古老的中国文明所对西方所造成的压力。
在《埃及志》中，约瑟夫·傅里叶在《历史前言》中写道：“地处亚非之间且与欧洲有便利交通的埃及占据着这块古老大陆的核心位置。这个国家给人们带来的只是辉煌的记忆；它是艺术的故都并且保存有无以计数的杰作；其主要的寺庙和王宫至今犹存，尽管那些相对于其历史来说毫无古老可言的建筑早在特洛伊战争之前即已建成。”（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第109页）
触目可及的地面上的古老而至今犹存的建筑建成于特洛伊战争之前！拿破仑远征埃及所形成的《埃及志》中有建筑文物的绘图974幅，很多现在都被认为是公元前两三千纪的，但实际上，它们都是地表之上的建筑，是在考古学诞生之前就被发现的建筑，且保存相当完好，因此，西方所谓的那些古埃及建筑和文物不可能是当今认知的古埃及时期的。
今天我们可以断言，《埃及志》里的文字、建筑（图974幅）等遗址铭文不可能动不动就是公元前一两千年的。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所谓的“研究”不过是指鹿为马而已，就像博塔和莱亚德胡乱指认尼尼微一样。而在西方学者在埃及指鹿为马的时候，心里想的却是古老中国的五千年文明史（在伏尔泰的《风俗论》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中国历史大约始于2500BC，这里不作具体摘录，需要出处者请在留言区留言）。
现在回过头来说说所谓商博良对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破读，如果基于商博良对死文字破读而认为《埃及志》里的那些遗迹文物属于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那么就可以断言西方所谓商博良对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破读是错误的，是伪解，不是真解。
值得注意的是，《坤舆万国全图》中的埃及地区标注“地产宝石乌木”，却并未标注在今天看来依然恢宏伟大的金字塔，如下图：
↑：《坤舆万国全图》埃及部分
因此，所谓古埃及文明史的研究是基于考古实证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所谓的科学考古实证实际上极不严谨、极不科学，其实质是先入为主、指鹿为马、恣意建构，是一种诡辩式的建构，这是小儿把戏！但在中国官科学术界几乎无人质疑，被普遍接受。西方人敢胡说，中国文科官科学术界就敢胡信。
刘小枫评价兰克道：“兰克虽有‘实证史学之父’的美誉，他要求成为史学家必须在考辨文献和史料采集方面接受严格训练，但他自己的史学样式大多是文学色彩浓厚的叙事，没法与注重识读和辨析史料的实证史学样式对上号。”（刘小枫，《世界历史意识与古典教育》，公众号：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9-5-7）
宣称和事实不是一回事，这种“两张皮”的现象比比皆是。对于西方研究，我们不但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进行严格审查。
“埃及学在其初期在一定程度上有意无意地充当了欧洲殖民主义的帮凶，表现在它把法老时期的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割裂开来，认为法老文明与西方文明一脉相承，把法老时期的古代埃及人说成是高加索人的后裔，同时把伊斯兰文明与东方专制与集权联系在一起。”（金寿福，《西方列强对外扩张和竞争中的埃及和埃及学》，《古代文明》，2010·2）
在当时启蒙运动后的世俗理性社会里，世俗的、辉煌的、古老的中华文明是崛起后的西方民族主义所不能容忍的，因此，西方急需建构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辉煌的古老文明。也就是说，在西方研究者心目中，最古老的中华文明是其挥之不去的心魔，而古埃及文明研究是在古老而世俗的中华文明的“心”境下横空出世的。在这种心理幻觉、偏执的心因性民族心态之下，西方人见什么都往最古老的方向靠拢，张口就是几千年。西方“研究”出来的所谓古埃及文明史只不过是不太久远的地面上的铭文、建筑、文物和不知地层关系的遗存通过西方意识观念、利益需要、心理情境的“哈哈镜”投射出来的“假象”！对于西式这种“分析研究”而来“历史”，必须高度警惕，要有科学怀疑的精神，进行严格的科学审查。
“关于东方或东方任何一个部分的经验事实几乎毫不重要；重要的、起决定作用的是我一直在说的那种东方学的想象视野，这一想象视野绝不仅仅限于专业的学者，而是所有曾经思考过东方的西方人的普遍看法。”（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第89页）
所谓考古学和语言学等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不过是遮羞布罢了，其本质恰恰是伪实证、伪科学的。与其说实证和科学，不如说心理幻境。
科学研究需要确凿的证据与缜密的逻辑，需要丰富的联想与想像，但最终需要客观事实的证实。如果证据不确凿、逻辑不缜密，不能算科学研究；如果最终没能证实，哪怕论证过程如何严丝合缝，哪怕看上去如何天衣无缝，那也不能算是科学研究的成果，不能成其为科学。在无法最终证实的情况下，我们必须严格证据审查和逻辑推理。对于西方的研究，我们必须坚持科学精神，绝不能迷信。科学精神不承认有任何亘古不变的教条，科学就是怀疑，它不是“科学教”，尤其是要对西方研究的所有环节进行梳理和审查。
考古遗址的客观性与考古解释的主观性必须要分清，绝不能以考古遗址的客观性掩盖考古解释的主观性，然后，把考古分析解释当作历史真实本身。把考古分析解释当作历史真实本身是错误的。最关键的是，当时根本不具备科学的氛围和技术手段。即使凭今天的科学技术手段，即使凭举国之力，即使像中国这般同文同种，夏朝的实证依然面临种种问题，因此，我们绝不能对现代早期西方对古文明（埃及和西亚）的“研究成果”持乐观态度，不假思索、闻之则信、全盘接受。
总体而言，古埃及伪史是近代“研究”出来的，主要是19世纪；按照马丁·贝尔纳的说法，是“Fabrication”，即构造、捏造、建构；按照中国的说法，这叫“韩国大棒槌”。根据我对西方伪史的研究体会，西方伪史的炼成靠的是西方人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心态和想象、以及全球大抄袭，靠的是猜想和伪证，实际上，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核心是基于西方本身的利益和需要。尽管古埃及伪史披着考古学、语言学、实证、科学的外衣，但其证据和内在逻辑根本经不起推敲。只要敢于开启对古埃及伪史的怀疑之门，去研究其形成过程和细节，就能轻易揭露其伪史的真面目。
（完）
【说明】本篇可视为《古埃及伪史是如何炼成的？》的第二篇，第一篇为《西方虚构古埃及和苏美尔文明 ——谁是最早出现的文明？》，可视为“回溯脉络篇”。
古埃及文明史和西亚文明史的研究的两大基石为考古学和语言学（破读死文字），我的《颠覆西方考古学体系“五部曲”》已经动摇和摧毁了这两大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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