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在位于苏鲁豫皖四省交界的萧县，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1945年前，“一县两制”，东部属国民党，西部属共产党。1946年初，蒋介石背信弃义，撕破“双十协定”，家乡成了“拉锯地区”：上个月来的是国民党，下个月来的是共产党；甚至是白天为国民党统治，夜里为共产党领导。共产党来了我就是儿童团长，国民党来了我就是“匪属”“共匪羔子”。正因为“拉锯”，“站岗放哨查路条”就成为我们儿童团的主要任务。儿童站岗当然不如解放军站岗，但是有时候比解放军站岗更管用。敌特不是傻瓜，不会朝解放军站岗的地方走去。我们儿童团站岗是六七个儿童在十字路口、在河沟边上玩耍，见到可疑的人，两三个儿童回村里报告，三四个儿童继续跟可疑人瞎扯。有次真的从壕沟里冒出一个人，问我们村里有没有解放军，有多少解放军。我使个眼色给两个儿童团员，让他俩回去报告。不一会解放军从两面包抄过来，抓住了可疑人，一审，果然是敌特。儿童团受到夸奖，大家高兴得一起唱起了“手把着锄头锄野草呀，锄去了野草好长苗呀……”
淮海战役时，我在濉溪。濉溪当时是中共萧宿县政府所在地。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在徐州东，第二阶段在徐州南，位于徐州西南的濉溪无战事。我担任濉溪的儿童团长，主要工作说出来现在的人不敢相信。首先是帮助解放军登记枪支。那时缴获敌人的枪支堆满好几间屋子，只有一两名解放军负责登记，忙不过来。我当时读小学四年级，识几个字，解放军报枪名，我们分类记下。还有押俘虏。那时的俘虏成群结队，多数老老实实，也有不老实的。解放军一人要看管几十个、上百个俘虏。解放军在吃饭、大小便时，我们儿童团会不声不响地代为看管。
到了淮海战役第三阶段，杜聿明从徐州向西逃窜，解放军不能让他们跑掉，必须赶在杜聿明前头形成包围圈。
第一天，在濉溪那条只有七八米，不到十米的东西街上，有时是两三个纵队的解放军并肩跑步前进，或者是像竞走一样向前冲，在11月底的寒冷天气里，个个累得满头大汗，衣服也有湿透的。我们儿童团负责给解放军端水喝。解放军边走边喝。我们是三四个儿童在一处端桑叶茶，递给解放军，另有三四个儿童在几米、十几米远的前头接下盛桑叶茶的木碗、胡芦瓢。为什么是木碗、胡芦瓢而不是陶瓷碗？因为解放军是边走边交还水瓢，如果用瓷碗，一不小心会落在石板地上摔碎，用木碗、胡芦瓢，落地不会碎。
第二天，国民党派飞机轰炸，企图拦住解放军前行。解放军一个机枪排在濉溪西关遭到飞机扫射，鲜血洒满大街。后续部队踏着烈士的血迹前进，心情沉重。萧宿县政府立即派人洗刷街道，从一名又一名烈士的衣服上查出烈士姓名。我这不懂事的儿童团长也跟着去了，想不到正在翻阅烈士衣服时，那位叔叔也被飞机炸死在我眼前。我嚎啕大哭。
第三天，王文书带我转移。刚走到横穿东西大街的濉河的桥头时，“啪”的一声一颗二三市尺长的炮弹斜插在地上。王文书高兴地笑着说：“哑弹！”“什么是哑弹？”我问。王文书说：“哑巴弹。”我方知是没爆炸的炮弹。从桥头走到东关外的场地，从东边飞来一架飞机。王文书说：“你不要怕！我有烟幕弹。”我想：我与你天天见面，怎么不知道你有烟幕弹？说时迟，那时快，他立即捧起黄沙土往天上扬。那俯冲而下的飞机大概是视觉模糊了，滑了一下又上去，没有扫射。王文书笑嘻嘻地牵着我的手，沿着田间大路继续往前走。忽然又从东边来一架飞机。两边的麦田里都是大泥块，没有制造“烟幕弹”的黄沙，我正愁着怎么办时，王文书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说：“我叫你怎么样，你就怎么样哦！”他急忙拉我到路边的一座高大的土坟边，二话没说两人就躺在坟西面。“嘟嘟”几声，飞机从头上飞走了。我们浑身是土，子弹打在坟东边，打在我俩脚西边，就是没打在我俩身上。我们站起来拍打身上的泥土，王文书自豪地说：“我料他角度算不准。”知识就是力量。王文书的智慧战胜了国民党的飞机大炮机关枪，同时也为儿童团留下恩惠和勇敢。（邓伟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