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一句老话：好死不如赖活着。
我们的祖祖辈辈们身上好像有一种奇特而又强大的力量，支撑着他们熬过那些艰难困苦的岁月。
能吃苦，成了中国人身上的一个标签。
但是近来接二连三的年轻人自杀事件，似乎让上面那句老话在今天换了个说法：赖活不如好死。
当下有一句网络用语，这也是我这两天刚学的，那就是“我emo了”。意思是“我颓废了”“我抑郁了”。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转变？
现在年轻人抑郁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明白了太多看的太透，但是又往往没有能力也无法改变现状。
我想，可能这也是网络时代下的一个弊端。
如果我们用这样的想法再去思考历史，可能看到的就是不一样的东西。比如我们今天要说的这部经典电影，就用一种当代的思维解构了宏大历史——
《鬼子来了》
这片想必绝大多数人都看过，毕竟是早已盛名在外了。
至今《鬼子来了》在将近50万人看过的情况下还保持着9.3分的高分。
《鬼子来了》改编自作家尤凤伟的中篇小说《生存》。
不仅是改编了，而且是大幅改编，甚至还引起了尤凤伟很大的不满，认为电影侵犯改编权。
不过姜文同志自然是不care的，他直言这部电影不仅是再现日本军队当年的暴行．更是出于一种警世的责任：
“我想通过这部影片告诉日本观众：你们要真正面对这段历史．别想再否认。我也想以此告诫中国观众：面对恶人．我们不能无端地报以善良。面对这些已经发生的事实，中国人和日本人都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才能避免这种事再发生。”
于是有趣的事情发生了，这部直呼“鬼子”的电影在日本上映后好评如潮，还获得了日本每日电影大奖。
啧啧啧，近有福原爱离婚风波让中日两国人民团结，前有姜文《鬼子来了》让两国人民达成共识。
说实话，这部电影皮哥小时候没看懂，成人后才发现它原来藏着这么多隐喻与暗讽。
影片的主要内容呢，其实很简单，就是讲了一个“鬼子来了”的故事。
这天是抗日战争最后一年腊月的一个晚上，处于万里长城尽头临近海边的“挂甲屯”一片静谧，光棍村民马大三正和同村美貌的寡妇鱼儿“胡天胡地”。
兴致正酣之时，有人敲门。
马大三提起裤子，因为好事被人搅和了所以带着怒气问：“谁啊？！”
来人先是沉默，后答道：“我。”
我我我，我谁啊？
马大三只有下床开门，结果没看见“我”，倒是脑门子上先抵了一把枪。
那来人十分霸道，没有利诱，只有威逼，把两个麻袋留下后扬长而去。
临走时撇下一句话：大年三十晚上来取。
枪从脑袋上下来好一阵，马大三才缓过劲来，拖着两条哆嗦的腿打开麻袋，发现里面居然是两个大活人。
一个日本鬼子，一个汉奸翻译。
好家伙，这旁边就是小日本子的炮楼，日军仪仗队天天搁这吹吹打打地经过，要藏这两个人，不是要命吗？
没办法，马大三只好先把自己的生理欲望往后推一推，连夜去找村里最有学问的五舅姥爷商议。
总而言之，开了个小会。
这马大三看着胆小怕事，实际上心眼一点也不少。
明明“我”说的是看不好就要了他的狗命，结果他向村里人传达时就变成了“看不好就要全村人的命”。
看看，本来就是马大三一个人的死活，现在变成了全村人的死活。
想必，这就是我们的那些小聪明中的一个吧。
果然，村里的老少爷们都慌了。
抗战八年，外面打得轰轰烈烈，但挂甲屯的村民们还是以祖祖辈辈们的方式活着。
该算计时算计，该偷情时偷情，他们并没有因为鬼子来了就深明大义一点，就更爱国一点。
起初，他们与鬼子的相处甚至可以说是融洽的。
每天早上，日军的一支小队伍就会吹吹打打路过挂甲屯，村里的小孩子就排成一排把手伸出来等着日军长官给出的几颗糖。
心情好了，还会按着一个小鬼的头摸上几下。
自然，挂甲屯的村民们也意识到鬼子不是什么好东西，当汉奸是令人不齿的。
但相比于什么民族大义爱国情操来说，他们的目标更踏实，也更自我，那就是——
活着。
活着，不顾一切活着，即使失去尊严。
与活着相比，鬼子打几巴掌又有什么不能忍的呢？
如果没有“我”的闯入，或许他们会像之前八年一样有惊无险地度过这场残酷而又漫长的战争。
只是，这里不是桃花源。
相对于数量众多类型成熟的抗战电影系列来说，《鬼子来了》是个新生的异类。
一方面，它把那些经典抗战电影——《粮食》、《地雷战》、《地道战》、《晚钟》等当作了寄主，从中获得成长的营养和动力。
但是另一方面，它更多的是在解构这些经典作品，甚至在解构自身的意义，并最终抵达了后现代主义的消散。
在这里，没有宏大的意识形态，只有满脑子小聪明的村民。
第二天，五舅姥爷郑重地审了两个俘虏。
根据犯人的口供来看，这日本鬼子叫花屋小三郎，那个汉奸翻译叫董汉臣。
思来想去，还是五舅姥爷拍了板：“大三养着，好在离年根也只有五天，熬一熬就过去了。”
马大三哪是养着啊，分明是在供着。
家里的厚棉被，好吃的，全给了两个俘虏。
他们想吃白面，家里没有，马大三还出去按高利贷的价格借了面蒸了馒头，他寻思着就五天，熬过去就得了。
那两个俘虏中，小三郎一开始表现的非常强硬，说什么要杀就给他个痛快啦之类的，还要切腹自尽，简直就是日本人高尚情操的化身，不停地用日语骂骂咧咧。
不过包括马大三在内的村民谁也不知道他骂的啥，都是那个翻译给翻译的。
也正是由于这个翻译的功劳，中日人民在一种鸡同鸭讲的古怪氛围中居然相处得还不错。
五舅姥爷问鬼子杀过中国男人，糟践过中国女人吗？
鬼子回答：”我来中国就是为了这个。“
经过翻译的嘴巴这么一倒腾，话就变成了：“没有，刚来中国，是个厨子。”
下面的那个经典的我们就都知道啦，鬼子让翻译教他一句骂人的，翻译教的是：“大哥大嫂过年好，你是我的爷我是你的儿。”
一听这话，村民们自然就乐啦。
只是，一直等到大年初一，都不见人来带走这两个俘虏。
挂甲屯的村民生生又等了两个月，还是啥也没等到。
眼看着马大三家都要穷得吃土了，两个俘虏又不老实，两次三番闹事。
没办法，养不下去了，就地解决了吧。
话是这么说，但杀人的事谁也不敢干啊，只能抓阄，大三这个倒霉催的又抓到了。
结果他不敢，还是把连个俘虏偷偷养着。
后来事情败露，村民发现真相后逼着大三再去动手。面对众人的压力，懦弱的大三痛哭流涕，承认自己胆小，下不了手。
又是一阵商议，村里决定“借刀杀人”，派大三去县城请来一个前清时的刽子手，准备再次“做掉”两个俘虏。
一群人满心期待大佬大展拳脚，结果大佬一顿操作猛如虎，最后失手了。
在三番五次五次三番的折腾之下，“硬汉”花屋小三郎的精神防线被打破，求生的欲望占领了智商的盆地。
只见他匍匐在地，恳求大三和村民们别杀他，并许诺以两车粮食作为交换自己性命的条件。
我们现在想想都不可能有的好事，结果这群村民们居然真的相信了，真的押着两个俘虏去日军炮楼换粮食去了。
不可思议。
其实仔细想想还是能够理解的。
中国的儒家伦理向来讲究“经世致用”，所以中国人身上保持着一种实用务实的心态。加上宗教情结稀缺，自然而然就生发出一种“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传统观念。
这种现实化的处事原则最终有一个终极目标——
粮食。
想想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大多是“逼上梁山”才揭竿而起，绕来绕去就是饿肚子那点事，成功了也就是“均田地”。
《勇敢的心》里那句振聋发聩的“freedom！”在当时中国的环境下几乎不可能被喊出来。
因为没有人在乎自由不自由的，又不顶吃不顶喝的管个屁用呦。
但有一个东西在中国顶用，那就是人情。
挂甲屯村民敢与虎谋皮的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他们单方面觉得自己怎么说也照顾了这鬼子半年多了，没虐待还好吃好喝供着，家里的新棉被都被马大三绑在柱子上方式小三郎自杀，怎么也得礼尚往来一下。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人情大于一切，村民们甚至觉得这可以用来颠覆侵略者与被侵略者之间的关系。
自然，这种一厢情愿的做法最终换来的是日军残暴的屠村。
抗战的民族责任和意识形态犹如一个连坐法，试图绑架所有群众。但挂甲屯里的人没有什么自觉的民族主义立场，他们只想活着。
花屋小三郎在死亡面前也迅速地丢弃了日本武士道所谓的节气，拼命求生。
在《鬼子来了》中，一切宏大的意义都被消解了。
没有民族主义的道德焦虑，取而代之的是农民朴素的生活原则，而这种重实用的观念，才是最根本最底层的传统民族观念。
无论是小三郎还是“马大三们”，都是被动地、近乎胁迫地被赋予了所谓的民族战争的责任，双方都是被动的。
而马大三最后的复仇，根本就不是什么爱国主义，不过是履行纯粹世俗层面上的报复，个体的复仇。
最终，《鬼子来了》完成了对于抗战电影的民族主义集体神话的解构。
片尾，面对兴致昂扬地围观砍头的同胞们，马大三在临刑前发出了长嚎。
阳光下，身首异处的大三努力睁开被鲜血模糊的双眼，看着那个他曾经精心照顾的小三郎在擦拭着满是鲜血的军刀。
这里，黑白影像最终成了鲜艳刺眼的血红色。
与《辛德勒的名单》不同，《鬼子来了》里的这抹红色，隐喻暗讽的是一个混乱颠倒的世界，一个噩梦般的世界。
对于影片的黑白色调设置，姜文认为整个黑白影片是最后几个彩色的镜头铺垫：“就为了最后这个画面，值得将整部电影拍成黑白片。”
换句话说，相比于黑白，实际上那抹红色才是最重要的。
抗战八年，中国民族流了无数的鲜血，但是这鲜血，有没有真的警醒世人呢？
电影里，花屋小三郎曾恶狠狠地说：“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你们这么长时间打不赢这场战争的原因了。”
这句从日本鬼子嘴里吐出的话，彻底揭开了一个民族的遮羞布。
片中“我”始终没有揭开真面目，但“我”是谁根本不重要。
“我’’是每个人，也谁都不是。
“我”的虚无化和匿名化使实体“我”也变得无意义、无方向，马大三的死终因“我”的缺失而丧失了社会和历史层面的意义。
在混乱的社会中，谁也不能独善其身。面对国家和民族的敌人，面对绝对的恶，善良和懦弱就是愚蠢。
想活下去，得先打败它们！
文/皮皮电影编辑部：童云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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