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少平回家以后才知道，父亲是因为分家的事才写信让他回来的。
比起他想象的其它灾祸，这件事看来并不是特别严重。《红楼梦》里的风姐说，没有不散的筵席。弟兄分家，或者父子分家，在农村已经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和其他人家相比，大哥和嫂子结婚几年都和他们一块过光景，这也就不容易了。现在他们要单另立家。不论从哪方面说都无可非议。
少平看出，大哥心里很难过。少平理解他的心情。
他去烧砖窑的时候，大哥把他引到下面的沟道里，想和他单独说说话。
弟兄俩坐在东拉河边，一时都不知该从何说起。
少平给少安抽出一根纸烟。少安说他抽不惯，仍然用纸片给自己卷了一支旱烟棒。
“大哥，分家的事，你也不要过多地想什么。爸爸的考虑是对的，你和我嫂现在应该单另过光景了……”少平先开口劝慰少安。
少安沉默了好长时间以后，才说：“那你们怎么办？一大家子人，老的老，小的小……”
“有我和爸爸两个人哩！家里实际上没几口人了！我和爸爸两个完全可以维持！”少平说。
少安又沉思了一会，然后抬起头看着弟弟，说：“那这样行不行？分开家后，你到烧砖窑来，咱两个一块经营，红利二一添作五，一人一半！”
“那还等于没分家！”少平笑了笑。“既然单另过光景，咱们就不要一块粘了。虽然是兄弟，便要分就分得汤清水利，这样往后就少些不必要的麻烦。分开家过光景，你的家就不是你一个人，还有我嫂子哩！”
少安惊讶地盯着弟弟的脸看了半天。他想不到少平已经变得这么大人气——这未免有点生硬。他说：“弟兄之间怎能分得这么清哩？”
“分清了好。俗话说，好朋友清算帐。弟兄们一辈子要处理好关系，我认为首先是朋友，然后是弟兄才有可能。否则，说不定互相把关系弄得比两旁世人都要糟糕哩！”
这“理论”少安无法接受，但他认识到，少平已不再是过去的少平。他奇怪：弟弟在什么时候学会了高谈阔论？
不过，少安感到多少日子来由于分家而给他造成的巨大精神压力，似乎减轻了一些。少平的这种态度刺激了他，使他不由自主地想：既然你后生口大气粗，已经这么能行了，那咱们倒也不防试试看。
他问弟弟：“那你准备怎么办？”
“我准备把户口迁到黄原城边的农村去。”
“什么？”少安吃惊得几乎要跳起。“说了半天，你还是要屁股一拍远走高飞呀？怪不得你把分家说得这么自在！你走了老人怎么办？如果是这样，家就不能分！”
“哥，你先别躁。我迁到黄原，又不是自顾自图轻快去呀！我出去难道就会白白呆着？我不会劳动？我赚下的钱不会养活老人？再说，我在那里闹好了，说不定将来把父母亲也能搬迁过去哩！”
“这真是说笑话哩！老人年纪那么大了，还跟你上天去呀！”少安已经生气地挖苦起了少平。
少平知道，少安无法理解他。他沉默了一会，说：“哥哥，不管怎样，咱还是按爸爸的意思来，先把家分开再说。你不要太为我们担心。我出去要是不行了。我就会很快回双水村的。往出办户口不容易，要是往回迁户口，双水村不会拒绝接受我吧？你叫我出去先闯一闯，头碰破了，那是我活该。你不是也在闯吗？你为什么不一心种庄稼，而开办个烧砖窑呢？还不是谋个大出展吗？我为什么就不能有我的一点打算呢？”少安倒被弟弟的这番话说得无言以对答。
他问少平：“那你和爸爸商量好了没？”
“还没哩。罢了我和他商量。你放心！如果爸爸不同意我出去，我就留在双水村种庄稼呀！”
兄弟俩实际上无法再把话谈下去了。
少安长叹了一口气，站起来。
少平也站起来。兄弟俩就这样沉默寡言地离开了东拉河畔，跟着从草坡的小路上转上来。一块走到烧砖窑的土场上。少安抓起木模子打砖坯，少平把鞋袜扔在一边，裤管挽在半腿把上，赤脚片跳进泥里，抡着铁锨帮哥哥干起活来……两天以后，在孙玉厚的主持下，这个多年的大家庭就一分为二了。
分家其实很简单，只是宣布今后他们将在经济上实行“独立核算”，原来的家产少安什么也没要，只是秀莲到新修建起的地方另起炉灶过日月罢了。实际上，这个家永远不会象少平说的那样“汤清水利”。首先虎子就分不开。小家伙名义上分过去了。但他不会离开爷爷和奶奶；孙玉厚老两口也离不开这个宝贝孙子。
家总算这样“分”开了。
分家以后，少平立刻就和父亲谈他自己的出路。孙玉厚老汉豁达地对儿子说：“你走你的！这两年爸爸还康健，能种了这点庄稼。只要你能在外面闯出个世事来，爸爸不拉你的后腿！你出门爸爸放心着哩，不会闯出大乱子来……”
“只要我能在黄原扎下根，将来就把你们都迁过去！”少平非常感激父亲如此慷慨放他出门。
玉厚老汉苦笑了一下，说：“先不要想那么远的事。再说，我和你妈一辈子就是这双水村的人了，不会把老骨头撂到外地去的。你只管闹你的世事去！你到了外面，可要你自己操心哩！爸爸盼你这辈子不要象爸爸一样，活得蜷胳膊曲腿的……”
少平心里陡然间生出一种悲壮的情绪来。他想，为了父母亲对他的热爱和希望，他也要好好活一辈子！
在村里办好迁移手续后，他准备到罐子村和原西县高中分别看望姐姐和妹妹，然后就直接返回黄原。
离开双水村的那天，父母亲和大哥大嫂一直把他送到村头。母亲哭出了声，惹得全家人都眼圈红了。是的，这次出门不比往常——这意味着他不再属于双水村，而将成为一个陌生地方的公民了！
少平顺路先到罐子村看望姐姐。兰花一见他，什么也没说，先哭了一鼻子。王满银几乎一年没回家来，姐姐一个人又种地，又带两个孩子，操磨到像个老太婆一样。酸楚和愤怒使少平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他在姐姐家留了几天，帮她把一些主要的秋庄稼割倒在地里——不久爸爸和哥哥会来帮助背运和碾打的。
临走时，他给姐姐放下二十块钱，让她去量盐买油。
少平怀着极其痛苦的心情，从罐子村搭上了去原西县的长途公共汽车。
从原西县汽车站出来，走在那条熟悉的石板街上，闻着空气中亲切的炭烟味，一种怀旧的情绪立刻弥漫在他的心头。不知为什么，他突然记起了几句诗——在诗人贾冰的影响下，他后来也读过不少诗。
他在心里默默地念着——往昔的回忆使我们激动，我们重新踏上旧日的路，一切过去日子的感情，又逐渐活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再次心紧的是，曾经熟悉的震颤；为了回忆中的忧伤，真想吐出一声长叹……少平一边从街道上往过走，一边泪眼朦胧地寻找着过去涉足过的角角落落。
一直到十字路口附近，他才使自己镇定下来。
他看见，现在的原西城似乎比往日要纷乱一些。十字街北侧已经立起一座三层楼房；县文化馆下面正在修建一个显然规模相当可观的影剧院，水泥板和砖瓦木料堆满了半道街。原西河上在修建大桥，河中央矗立起几座巨大的桥墩；拉建筑材料的汽车繁忙地奔过街道，城市上空笼罩着黄漠漠的灰尘。街道上，出现了许多私人货摊和卖吃喝的小贩，虽然没遇集，人群相当拥挤和嘈杂。
少平突然听见旁边有人喊他的名字。
他回过头一看，原来是跛女子侯玉英！
侯玉英怀里抱着个孩子，一瘸一拐从一个白布帐遮盖的货摊上转出来，走到了他面前。
“我一眼就认出了你！”侯玉英兴奋地笑着，对少平说道。她比过去胖了许多，脸蛋像个圆面包似的。
“这是……？”少平指着她怀中的娃娃。
“我的！四个月了！云云，给叔叔笑一笑！”侯玉英用手指头在孩子的下巴上按了按，那孩子就咧开小嘴笑了。
少平把孩子从跛女子手里接过来，在这个胖小子的脸上亲了亲，又递给她，问：“你什么时候结婚的？”
“前年国庆节……你看不上咱，咱没等头，就寻了男人……”侯玉英虽然大方地说了句玩笑话，但脸已经通红了。少平的脸也红了。他还没有遇见一个女的当面说出这种话。“你爱人干啥着哩？”他问。
侯玉英扭过头朝那个白布帐下指了指。
少平看见，一位头发留得很长的青年，正在殷勤地为顾客拿东西，找钱。
“他也是个待业青年！去年，我爸为我们办了个营业执照，我们就干上了这营生……生意还不错……哎，下午到我家里去吃一顿饭！两年多没见你，还以为你死了！我么……一直还忘不了你……”侯玉英竟然羞得低下了头。
少平已经很不自在了——跛女子站在大街上说这种话！他只好客气地说：“我还要到中学去找我妹妹，以后我到城里再去你们家……你快忙你的，我走了……”少平慌忙给侯玉英打了招呼，就告辞走了。
他紧张地穿过街道，尽量使自己淹没在人广众之中。一直到通往中学的石坡路上时，他的心跳才恢复了正常频率。
和侯玉英这次意外的邂逅，使孙少平感慨万端。唉，时过境迁，他们这一茬人已经开始各自寻找自己的归宿。同学之中，有的已经结婚，并且有了儿女，安安稳稳过起了光景日月。少年！少年！那是永远地逝去了……可是，你现在还不准备这样安排自己的生活。至于你的未来是个什么样子，你现在还难以断定……少平在中学见到妹妹后，很快就换了另一种心情。他高兴地看见，妹妹已经长成了大姑娘，身材高挑而挺拨，乌黑的头发剪得齐齐整整。少平心里骄傲地想，妹妹就是到黄原城，也是最漂亮的姑娘！
他给兰香带来了在黄原买的那身新衣裳和两条天蓝色拉毛围巾——其中一条是送给金秀的。
兰香和金秀在学校大灶上给他买了白馍和两份甲菜。兄妹三个在她们的宿舍吃了下午饭。吃饭时，金秀不断询问她哥和她爸的情况。
第二天，兰香撵到汽车站送他。等车的时候，她忍不住哭了。
少平劝慰妹妹说：“别哭！我知道你为分家的事伤心。你不要怕，有二哥哩！你好好念书，有什么困难，就给我写信，寄到你金波哥那里，我保准能收到。你千万不敢影响学习，你快要考大学了！二哥这辈子恐怕再不能进大学门，但我特别希望你能考上大学。咱家里就看你争这口气了！”兰香把脸上的泪水揩掉，一边听少平说，一边给他点头。中午，少平上了公共汽车，直奔黄原城。
在黄原汽车站下车后，他身上只剩了五毛钱；他除过留够一张车票的费用，把所有的钱都分给了爸爸、姐姐和妹妹。
现在，他等于赤手空拳返回到这个严厉的城市。现在正是城里下晚班的时候，自行车如同洪水一般从他面前流过。
他又一次惆怅地立在候车室外面，思谋自己该怎么办。
他应该马上找到活干，否则五毛钱只能勉强在小摊上吃一顿饭。
当然，今晚上他也可以到金波或者阳沟曹书记那里凑合一下。但明天呢？后天呢？不行！先得有个立脚之地，有饭吃，能赚点钱，然后才可以考虑其它事。
这样想的时候，他的两条腿已经开始自觉地向东关大桥头移动了。
当他混入大桥头的“劳动力市场”时，太阳就快要坠入麻雀山的背后。一些失去信心的揽工汉已经开始退出这个地方。
少平焦灼地立在砖墙边，绝望之中带着一丝侥幸，等待看有没有包工头来“招工”。
他的愿望随着黄昏的降临而渐渐破灭了。
他突然想：他能不能再到他原来干活的工地上去碰碰运气呢？他知道那工程还没完，只是一般说，他中间辞工的空缺，很快就会有人补上的。
尽管毫无把握，少平还是过了黄原河大桥，向物资局的工地走去。
他拿着剩下的五毛钱所买的那盒用作交际的纸烟，在工地上转了几圈，才找到了工头。
由于他现在穿了一身新衣服，工头几乎认不出他来了。他把那盒纸烟大方地塞到工头的衣袋里，说：“我是孙少平。我又来了。现在我没活干，能不能再上你的工？”工头看来记起了这个干活不要命的小工。他想了想，说：“本来人手满了，但一个人嘛……你来吧！”
少平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他先到工地的灶上扒了两碗干米饭；然后就一路小跑着，到东关金波那里去取他的那卷破烂行李。
连绵不断的秋雨刷刷地下着，城市一直笼罩在阴冷的水雾之中。从节令上看，这大概是黄土高原本年度的最后一次雨水；过不久，天空就要飘起雪花。
这雨已经下了一天一夜，还没有停歇的迹象。南风赶着灰黑的云彩，潮水般向北方漫过来。雨时疏时密，但一直没有断。老天爷总是不尽人意，伏天下雨的时候，偏偏一滴雨也不落；现在不需要雨，雨倒下个没完没了！
大街小巷淙淙地流淌着污水；房屋上的灰尘和人行道上的泥垢被雨水洗得干干净净。黄原河再一次变成了浑浊的泥汤。城外的山里峡谷之中，飘游着一团团蓝色的雾霭。秋雨造成了一种令人愁闷的气氛。街上行人寥寥无几；卖东西的乡下人披着破麻袋片，躲宿在屋檐下心灰意懒地等待买主。十字街的警察钻进岗楼里打盹去了，让汽车在街上自由行驶。从省城到黄原每周三次的班机还没有停飞，轰鸣着掠过城市上空降落在东川水迹斑斑的跑道上。什么地方沉重的钢铁撞击声，在寂静的雨声中听起来格外刺耳。
少平干活的那个工地照例停止了施工——场地完全泡在了一片烂泥汤中。工匠们也照例倒在窑里开始没明没黑地睡觉。疲劳过度的人啊！一个个睡得伸胳膊蹬腿，不仅鼾声中捎带着舒服的呻吟，还把牙齿咬得格嘣嘣价响……少平躺在自己的铺盖上，却没有一点睡意。他头枕着自己的两只手，眼睛直勾勾地望着窑顶，一边听外面单调乏味的雨声，一边脑子里杂乱地想许多事。
前几天，他抽空去了一趟曹书记家，把户口落在了阳沟。
他在那里仅仅落下个空头户口而已。视土如金的阳沟不会给他土地，他实际上仍然是一棵无根草。现在他完全把自己的命运交到了曹书记的手上。他指望过一两年后，老曹最起码能给他争取一块安家的地盘。至于土地，他不敢奢望。
这样说来，他一生也许只能在黄原城里打短工了。这是一条十分不可靠的谋生之路。要是将来成了家，用这种方式能养活得了老婆孩子吗？
但是，以后的一切对他来说，似乎还很遥远。无论如何，他已经成了一名黄原人。这本身就具有非凡的意义。他想象，他那些前辈祖宗中，大概还没有离开过故土。现在，他有魄力跑出来寻找生活的“新大陆”，此举即是包含巨大的风险，也是值得的。
直到这个时候，孙少平还不知道曹书记两口子为他落户口的真实用意。我们可以猜想，如果他知道他们是要他做上门女婿，那他会非常乐意接受这个现实的。把爱情放在一边不说，他眼下起码就不会有这么多熬煎了，反正到时一切生活方面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的。
但他同样不知道，曹书记两口子目前还不想把事情挑明。一来他们要进一步“考察”一下他；二来菊英还在上学，年龄也小。对曹书记来说，这是他的一步“远棋”——还得走一段时间再说！
现在，少平躺在这个汗气熏人的窑洞里，在鼾声雨声的交响曲中，谋算着自己下一步的生计。他想，他一定不敢误工，要千方百计找到活干。他要赚钱给家里的老人。还要供妹妹上学——现在分了家，他就是一家之主，肩负着重大的责任！他已经在工地上留心学习匠工的技能，想尽快改变当小工的处境。如果他成了匠工，一天的工资就能提高一倍；这样，除了顾救家庭，自己也能积赞一点。两三年后，要是能在阳沟找个地盘，他就可以先箍两孔窑洞——那时才意味着他真正在黄原扎下了根。
这一切也许并不是梦想。他年轻力壮，只要心里攒上劲，这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当然，这还是一个最基本的打算哩！
他甚至相信某一天，他也会成为一名包工头，嘴里叼着黑棒卷烟，到东关大桥头去挑选工匠……嘿嘿，他就是成了包工头，为什么一定要嘴里叼根黑棒卷烟呢？不，他不会象现在这些工头一样，神气活现地把自己搞得象电影里的保长一般；他要和他雇用的工匠建立一种平等的朋友关系，尤其是要对那些上过学而出来谋生的青年给予特别的关照……孙少平躺在自己的铺盖上，不断地这样胡思乱想。反正这下雨天也没有什么事，总不能没完没了地看书吧；再说，他手头的两本书已经看完，现在也懒得到图书馆去借。
吃过饭以后，天突然出现了一会短暂的明亮，雨也下得小了一些。工匠们碗一撂。回来又倒下去睡了。
少平感到很烦闷，不愿意再躺在自己的铺盖上做那些浪漫的遐想。趁雨下得不大，他想到街上转转，看看能不能看场电影，好消磨一段时光。
天气已经很冷了。他把那身深红色的绒衣穿在身上，外面仍套着那身做活的破衣裳，就赤手空拳出了门，来到大街上。他也没伞。就在屋檐下躲躲闪闪地走着；好在雨不大，星星点点的，不会把衣服淋个透湿。现在穿绒衣似乎太早，走一段路以后，身上便感到热烘烘的。他感到有点不自在——外衣的两个肩膀破烂不堪，里面的红绒衣暴露出来，特别扎眼。从这身新旧悬殊、不伦不类的衣服上，一眼就看出他是个地道的乡巴佬。
但少平放心的是，这里没有多少熟人。街上谁有兴趣注意这身有碍观瞻的穿戴呢？
他便尽量把那种别扭抛开，自由自在地在黄原街上逛荡。雨中的街道难得清静；稀稀落落的行人，脸都被雨伞遮挡着。
所有的商店都照常开门营业，但没有多少人光顾。少平不知不觉遛达到了南关，这里离地委不远的地方，有一座本城最大的影剧院，他很想去碰碰运气，看看现在放不放电影。
他远远地看见，影剧院前面的街道上，拥挤着许多人。估计有电影！但不知是否能赶上场？
他加快脚步走到影剧院门口，迅速瞥了一眼大红油漆的木牌，见上面写着《王子复仇记》。他高兴极了！这是根据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改编的电影，据上次金波说，为哈姆雷特配音的是孙道临，相当激动人心。
少平一看时间，知道还能赶上这一场，便慌忙挤到售票处。
他失望极了——这一场票已售完。
他于是垂头丧气退回到拥挤的人群里，看能不能钓个“鱼”。
他正在人群瞎挤，突然愣住了。他看见田晓霞穿件米色风雨衣，两手斜插在衣袋里，正在几步远的地方微笑着看他。他僵立在原地，脸顿时像火一般烫热。
她走过来，仍然微笑着，伸出手，说：“我以为这是在做梦。”
“是……我也这样认为……”他握了握她的手。一阵难言的沉默。
“你现在是去看电影呢？还是到我家里去呢？”她掏出一张电影票递到他面前。
“不，你去看看吧……我……”他的脸仍然像火烧一般。“我已经看过一次了……不过，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建议你也别去看了，咱们到我家里去吧！”晓霞似乎故意表现出一种矜持的态度，但显然很难掩饰她的激动。
少平看见，晓霞已经完全是一副大学生的派头了，个码似乎也比中学高了许多。一头黑发散乱地披在肩头，上面沾着碎银屑似的水珠。合身的风雨衣用一根带子束着腰，脚上是一双棕色旅游鞋。
但是，站在这个人的面前，不知为什么，少平并不为自己的一身破衣服而感到害躁。相反，他觉得穿这身衣服见她正“合适”。
“何去何从？”她笑着把手中的支票晃了晃。
“我当然放弃了‘复仇’！”少平脸上的燥热渐渐消退了。
晓霞嘿嘿一笑，她很快把那张票向旁边“钓鱼”的人处理掉，便引着孙少平向地委走去。
“你为什么不给我回信？”晓霞一边走，一边问他。少平无言以对。
他听见“蓬”一声，心一惊。扭头一看，晓霞手中撑开了一把湖蓝色的自动伞。
她向他挨近了一些，把雨伞遮在两个人的头上。他顿时感到自己沉浸在一片迷朦的湖蓝色的梦幻之中……近两年了，他没有见晓霞的面，他原来想，一年前他没有答理她最后的那封信，他们的联系也就随之永远地断绝了。她将会变成自己记忆里的一个人，而在现实中他们再不可能见面。是呀，人家是大学生，他是一个乡巴佬。相差如同天上人间……可是，现在却猛然和她相遇在了这秋雨绵绵的黄原街头……
“你怎么不回答我的问话呢？”她在雨伞下转过脸，瞅着他。“一切都很明白……”他说。
“是因为我上了大学，你仍然是个农民吧？看来，你还是世俗的！”晓霞不客气地说道。
少平心里不同意老同学对他的评价。其实，他在灵魂深处并没有低看自己。她显然不了解他这两年的变化。他之所以不愿和她再联系。的确是因为两个人在生活中的处境差异太大。但这并不是说，他认为所走的道路就比上大学低贱。是的，他是在社会的最底层挣扎，为了几个钱而受尽折磨；但他已不仅仅将此看作是谋生活命——职业的高贵与低贱，不能说明一个人生活的价值。恰恰相反，他现在倒很“热爱”自己的苦难。通过一段血火般的洗礼，他相信，自己历尽千辛万苦而酿造出的生活之蜜，肯定比轻而易举拿来的更有滋味——他自嘲地把自己的这种认识叫做“关于苦难的学说”……晓霞把他引进了地委大门。看门房的老头在玻璃后面满脸堆笑的向晓霞点了点头，他们就径直穿过一个大院，又通过一道小门，来到一个安静的小院落。
晓霞对他说：“这是常委院。”她又指了指旁边一座四层楼，“那是地委家属楼，我们在一单元二楼左手……这样吧，咱们不回家了，在我爸的办公室里好拉话。我爸昨天去了原东县，还没回来……”
常委院是一排做工精细的大石窑洞，三面围墙，有个小门通向家属楼。院子里有几座小花坛，其间的花朵大都已凋谢，竟奇迹般留了一朵红艳艳的玫瑰。墙边的几棵梧桐树下，积了厚厚一层黄叶。
晓霞收了雨伞，从身上掏出钥匙，打开了中间一孔窑洞的门。她揭起门帘，把少平让进去。
窑洞面积很大，两孔套在一起；刚进门的这孔显然是办公室，从墙中间的一个小洞里穿过去，便是书房兼卧室了。她引着他进了里间。
他拘谨地坐在沙发里，环视着这个非凡的地方。晓霞忙着为他倒茶、削苹果。
少平在对面墙上的穿衣镜里，看见自己穿着一身烂衣服头发乱得像一团沙蓬，坐在这舒适的全包沙发里，实在有点滑稽。如果不是晓霞在，进来陌生人看见他这副样，会以为是个图谋不轨的歹徒呢！
晓霞把一颗削好的苹果递到他手里，然后也坐在旁边的沙发里，开始询问他这两年的情况。
少平这才一边吃苹果，一边打开了话匣子，如实地向晓霞叙说他的经历和目前的状况。
在少平说话的时候，晓霞瞪着一双美丽而惊讶的眼睛，聚精会神地听着。
少平说完后，晓霞像木雕一般呆坐在沙发里，不再发问，也不再说话。
少平也沉默了一会。然后他信任地对她说：“你不要对任何熟人或咱们的同学说起我的情况。我知道你能理解我，我才对你说了实情。不愿意我目前的真实情况让别人知道。要是传回原西，我父母一定会着急的。我希望在老人的想象中，我在黄原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咱们同学之中，除过金波，谁也不知道我现在的情况；我也不愿意让他们知道。这不是因为虚荣，而是不愿遭受虚荣者的嘲笑；我想默默地、宁静地走自己的路……
“你得向我保证这一点！”少平强调说。
晓霞像是从梦中惊醒，随口说：“这你放心！”她站起来，“先不说了，让我去买饭！咱们就不回我家里吃了，我知道你在我家里吃饭不自在。我到大灶上去买……”
晓霞从框子里拿出碗筷，又在桌子抽屉里抓了一把饭票，就很快出去了。
一刻钟以后，她端回一磁盆炒菜；菜上面摞了一堆馒头。她拿出个小碗，给自己剥了一点菜，又拿了一个馒头，说：“剩下都是你的！”
少平估量了一下，说：“我大概可以消灭，不过，你不要笑话！”他说着就端起了盆子，不客气地大吃起来。
晓霞笑了。她坐在他旁边，把自己碗里的肉又挑回到他的磁盆里。不知为什么，她这举动使他想起了润叶姐——那种黄土高原姑娘们所具有的温暖的亲切感……天色暗下来了。
晓霞拉亮电灯，把自己的碗放在一边，站着看了他近一分钟，突然问：“我能给你什么帮助呢？”少平抬起头，说：“你如果认为什么书好，再像以前一样，及时推荐让我看。”“其它呢？”“不需要了。”“那我怎样把书交给你？”少平想了一下，说：“我半个月来找你一次，行吗？”“当然行！”
“什么时候来比较合适？”
晓霞也想了一下，说：“白天你都要干活，那么，就星期六晚上吧。就在这里。我爸一般星期六晚上都不在办公室……
少平接着就告辞了。晓霞也不挽留，起身把他一直送到地委机关的大门口。
分手时，她对他说：“我知道，你不愿意告诉我你在什么地方。但是，你一定要来找我啊……”
“我会找你的！”他主动和她握了手，就转身向街道上走去。
雨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停了，西边远远的天空露出了一片乌蓝。
好，天一晴，明天就可以出工了！她现在是留在村里的唯一插队知青了。
这是一个不幸的人：二老双亡，无亲无故，孑然一身。一九六九年冬末，当时和她一同来插队的有二十几个少男少女。在第二或第三个秋天，这些人就先后和大雁一齐飞走了。他们有的当了兵或工人；有的更幸运一些，上了大学。只有她走不了。她像一只被打断翅膀的雏雁，滞留在这里六年了。谁都知道，她不幸，是因为已故的父亲被宣布为“畏罪自杀”的“叛徒”——他人死了，却给她留下了一份吃不消的政治遗产。
但是在有些人看来，她的不幸主要还是怪她自己。在人们的感觉中，现在这时光像她这种处境的人，一般说来总是自卑的。为了自己能在这个社会上生存下去或者企求一点小小的发展，总是时时处处小心谨慎，没锋芒，没棱角，奔跑在领导的鞍前马后，随社会的大潮流任意飘泊……但不幸的是，吴月琴没有这种认识。以上所说的那些“美德”她一点也没有。相反，却表现出一股傲气。你看她吧，走路抬头挺胸的，眼睛总是锐敏地扫视前面的世界。嘴里时不时哼着一些叫人听不懂的外国歌，有时还像男孩子一样吹口哨哩。在别人对当前那些时髦的政治话题喋喋不休地谈论的时候，她总是一言不发，一双淡漠的黑眼睛瞪着，或者干脆把这双眼睛闭起来。总之，她和眼前的社会很不搭调。
她所在的生产队正好是公社所在地。村里的老百姓就是在厕所里见了公社干部，也总要满脸堆笑，用庄稼人那句向人致敬的话问：吃了没？吴月琴才不管这一套。她就是见了那个外号叫“黑煞神”的公社书记，也不主动搭理。如果“黑煞神”冯国斌也不搭理她的话，她甚至加眼皮也不抬就从他的面前走过去了。
她很孤独，但这只是对别人来说，在她自己的世界里，看来并不如此，白天晚上，只要她没睡着，嘴里总是哼哼唧唧在唱歌。唱的当然不是当时人们所听惯了的歌。怪腔怪调的，谁也听不懂。她自己是畅快的——人们这样认为。
但老百姓对她的这种畅快是鄙视的。的确，父亲去世是过了几年了，但她妈不是前几个月才死的吗？就是老人历史上有问题，但总是自己的亲人嘛！难道作儿女的就连一点点悲哀和痛苦的表示都没有，还能畅快地唱歌吗？实在是作孽！
有一次，当吴月琴所在的三队队长运生说了一件关于她唱歌的事，大家才感到震惊了。运生告诉人们说，他有一天黄昏听见她在村后的一条荒沟里唱歌，唱着唱着，歌声猛然间变成号啕大哭了……啊，原来是这样！村里的人终于明白她那古怪的脾性了。生活中谁没有过这样的体验呢？当巨大的痛苦压在人心上的时候，人有时的确不是用眼泪，而是用歌声来排解忧愁。晕歌声是比眼泪更酸楚的。
由于吴月琴的这一切，她在公社是很出名的。甚至县上的干部也都知道南马河公社有“这么个女子”。再加上和她一块省里来插队的知青差不多都走了，她几乎成了这个公社唯一操“外路口音”的人，而且又是这么个人，还是个女的！
所有这一切，她必然被人注意和议论。她呢，装个听不见，照样我行我素。不久前，她用粗布劳动布自己裁缝了一个裤口稍微敞开的裤子，全公社当然又当作稀罕事立即议论开了。先是爱饶舌的公社文书杨立孝说过裤子叫什么“嘈叭裤”，是“洋人”穿的。接着，老百姓就到处传遍南马河学校的吴月琴穿了一条“吹鼓手裤”。这一来，逢公社遇集，好多人竟然跑到小学校来观看她的“吹鼓手裤”，弄得她连课都上不下去。
她在大队的小学校里教书，就是极不喜欢她的人，也都说她书教得好。她会跳舞，会唱歌，尤其会画画。小提琴也拉得很好，还懂英语。她把一群乡山圪土劳里娃娃一个个唱歌的比县城里的娃娃都开化灵醒。村里的老乡不管对她有什么看法，都因为这一点而喜欢她，爱她。她几天不在了，全村人就感到空朗朗的。
但对她反感的人也确实不少。这些人主要是一些吴月琴所戏称的“国营干部”。而在这些人里边，对她最反感的恐怕要数冯国斌了。
冯国斌得个“黑煞神”的外号，不仅因为他的脸长得黑而粗糙，那面部表情就是笑了也给人一种望而生畏的感觉；更主要的是这人脾性暴躁而古怪，动不动就爱发火。他这人就是作错了什么事，也很少用书面或口头作检查，只是用行动来改正。他对普通老百姓的缺点是亚厉的，但对上级的错误更不客气。就因为这一点，却赢得了普遍的尊敬。由于此公秉性耿直，那些想利用人职为自己谋点什么的干部，在他手下工作，寒心极了。这是过去年代培养起来的那种典型的共产党人：对党的事业忠贞不二，但在有些事情上又显得古板了一点。不用说，他对一切超越正常规范的行为都深恶痛绝。
他对吴月琴不光反感，而且还有点敌视。这倒并不是因为她的出身。他知道她父母也许完全是被陷害的好人——“文化革命”十年来这种事还少吗？他主要反感吴月琴本人。在他看来，这女孩子身上缺点太多，浑身有一股“资产阶级味”；而且行为又那么放浪，根本不懂人情世故。他甚至怀疑她是否有正常人的道德情操观念。
这一天，公社文书杨立孝告诉这位“黑煞神”说，他听人的反映，吴月琴近来不光自己唱外国“黄色歌曲”，而且还教娃娃们唱哩。
冯国斌一听就起火了，马上打发人去叫吴月琴。他要狠狠刮她一回。这还了得！吴月琴听说公社书记叫她，感到很奇怪。她和冯国斌没有什么直接的交往。原来和她一起的那些知识青年，因为自己的事情经常和这位“黑煞神”厮磨，都和他混得很熟。她却从来没有找过他。她早从侧面就听说公社书记对她很反感。既然人家反感，又为什么要去找呢？不过，说句良心话，她倒不太反感这位公社书记。她虽然不了解他本人。但她感觉老百姓不恨这个人。反正她想：老百姓不恨的人，她就不恨，管他对自己怎样看呢！
现在这位书记竟派人来叫她，有什么事呢？好事大概不会有。像她这种人还能干什么好事！是她做错什么了吗？她也想不起来。不管怎样，她倒很想见识见识这位“黑煞神”，看他究竟有怎凶！他还能把她一口吃了吗？
她从村后的小学校往村前枣林中那一排公社的房子走去。
细镑镑的秋雨已经断断续续下了十多天，现在还正下着。天像灰漆刷过一般，阴得密实极了。田野里散发出一股刺鼻的沤霉味。远方苍茫黛绿的山峰间，飘浮着一块块轻柔的雾团，像诗意画一般叫人想入非非。村道被人的脚片子踩得乱糟糟的，难走极了。她没有打伞，也没戴草帽，眼睛盯着脚下，很小心地走着。
她的外表看起来和她的性格不尽相同。一身自己裁剪的衣服，很妥帖地勾勒出她那健美的身材。端庄而漂亮的脸，皮肤细白，红润。长长的眼睫毛护着一双水一般清澈的眼睛，看起来很单纯。头发用一根绿毛线随便在脑后一挽，结成蓬松的一团——现在这蓬松的黑发上粘着一些细小的雨水珠，像撒了一些碎银屑。在粗犷雄浑的高原大地上，她就像一朵开得很娇嫩的花——可以想象，她为了不使自己在霜雪风暴中枯萎，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
吴月琴带着一身潮湿走进公社书记的房子。书记正端正而严肃地坐在办公桌后面，两条胳膊放在油漆剥落的公公桌上，浑身上下一副老农民的穿戴。看来他是专门来和她谈话的，可是对她的到来竟一言不发。这使她站在地上窘迫了一会儿。她很快就知道她遇到了一个脾气古怪的人。她也不说什么就坐在他对面的一张椅子上，扭头去看墙上的一排关于本公社农业方面的表格。实际上是把脸对着这一摊数字，而不是看。她进来到现在虽然没认真地看一眼书记的脸，但感到那张脸是不友好的。整个屋子里弥漫着一种爆炸性的空气。
她实在感到奇怪！她做错了什么事要受到眼前这种对待呢？她觉得这是一种压迫。她不能忍受，她要反抗！但她不准备先开口，让桌子后面那个有权力的人先吼雷打闪吧！她不害怕这些。这十来年里，什么样的压迫和打击她没受过！“你吃晚饭了没？”冯国斌终于开口了，但声音却出奇地平静。这倒使吴月琴吃了一惊。不过，她听出来这显然是压抑了的一种暴音，就像炸雷前面的一道闪电。
“吃了。”她不在意地回答道。
“你这个人太不像话了！”冯国斌终于怒吼了起来。
这突如其来的一击，使这位平时看起来什么也不惧怕的姑娘也不禁微微一颤。她的目光马上像针被磁铁吸住一般盯在了冯国斌的脸上。这下她看清了那张全县闻名的脸：黑乌乌的，就像一块粗糙的铁，此刻又被愤怒地拉力所扭歪，一道道皱纹看来像裂纹一般。右边脸上有一个伤疤，刚好掠过眉梢和眼角斜劈下来，像一个触目的惊叹号。这大概是战争留下的纪念。
“我……怎啦？她声音平静地问。此时此刻，这样不露声色有平静至少和冯国斌的怒吼同样有威力。那张铁板一样的脸好像也为这点而稍微震动了一下。
冯国斌不理睬她的发问，继续吼喊他的。
“我看你这个人是不可救药了！你，情愿走啥路哩！可你不能给我把那群娃娃也引到黑水沟里去！我看……”“冯书记！我究意怎啦？”吴月琴打断他的话，激动得眼睛圆睁，满脸通红。
“我看你算了，别教书了！回生产队劳动去！”冯国斌断然把头到一边去，拿起旱烟锅在烟袋里狠狠挖起来。“我究意怎么啦嘛？您必须把话说明白！我可以不教书！但您必须说明白，我做错什么事啦？”
“你还装啥糊涂哩！你给娃娃们教了些啥外国人的酸歌？”
冯国斌手里端着没点着火的烟锅，声色俱厉地问。
吴月琴一怔。马上，嘴角浮起了一丝嘲讽的微笑。她说：
“您误会了。这不是外国歌！是我自己编的一首儿歌，只不过是用英语给孩子们教的罢了。我想这样可以一举两得Ｌ孩了们既可以学唱歌，也可以学英语……再说，歌词也不是酸的！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可以把歌词给您说一下。歌词是这样的：小红花，小红花，长在巍巍青松下；风来吹，雨来打，青松不弯腰，小红花也笑哈哈……您说说，这就是酸歌吗？”
冯国斌沉默了。显然杨立孝给他提供了假情况，害得他无端动了这一番肝火。他的沉默就是对对方的道歉。不过，他只沉默了一会——也就是说对刚才的事道歉完了以后，又很凶地说：“你自己唱外国酸歌这总是事实吧？”吴月琴还是那副不在意的样子，说：“我是爱唱一些外国歌，您所说的酸歌，我倒不知道怎么酸。我会的歌是有一些所映爱情生活的，不过我自己看不出来就是黄色的。有爱情内容的作品就是黄色的吗？现在样板戏里男的女的倒都是些光棍，不过我看这……”“别说了！”冯国斌粗暴地打断她的话，表现出一种厌恶的神情，好像说：“女娃娃家脸怎这么厚？爱情长爱情短的，都不嫌臊！人家说你不正经，一点也不假。
吴月琴站起来了。她扯扯衣襟，挑战似地问：“冯书记，我还继续教书吗？”略停了一下，她也不知为什么非常协感情地又补充说：“还是让我教吧！您也许不知道，我现在离开这些孩子，说不定要发疯的……”
冯国斌在黑脸上狠狠摸了一把，一言未发。他拧过身擦着一根火柴，点燃了那锅旱烟。
尽管接触很短暂，吴月琴已经摸着了这位“黑煞神”的脾气。他的这种沉默就是对她的问话的肯定答复。不知怎的，她竟然感激地瞥了一眼那生铁疙瘩般坚定的后背，便挪动脚步，出了房门。
外面的雨继续下关。村对面远远的山峦已经变成模糊的一片了——黄昏已经临近。
当她下了门台，穿过水迹斑斑的院子来到院门洞的时候，公社文书杨立孝正端着一碗面条往嘴里扒着。他吃得满头大汗，热得光穿个白衬衫；蓝“凡立丁”裤兜里炫耀似地伸出一根拴角匙的镀金链子，挂在裤带上，明闪闪的。他见她走过来，很快把右手里的筷子塞到端碗的左手里，抬起胳膊分别摸了一下偏分头的两边，咧开嘴对她笑了笑，说：“冯书记训你的话我全听见了！唉，这个人嘛，就是这么个老古板！你也别计较，不过你以后也要注意哩！你不看如今正狠批崇洋媚外吗？”
吴月琴向来对这个人是反感的。他像《创业史》里的孙水嘴一样叫人恶心。她轻蔑地一笑，指着这位文书的白衬衫说：“你在镜子里照照你自己吧！”说完便匆匆出了大门洞。杨立孝莫名其妙地看了看自己的胸前，立即脸臊得通红。他那件白衬衫是进口化肥口袋改裁的，尽管不知洗了多少遍，上面还隐隐约约看见“日本产尿素”几个字。他尴尬地对她走去的背影喊：
“你不要笑话咱。咱这是延安作风！艰苦朴素……”三
吴月琴踏着泥泞的村道往回走。秋雨轻轻拍打着大地，空气里散发着呛人的柴烟味，已经到吃晚饭的时候了。
她没有回学校去，脚步离开了原来的道路，漫无目的地走着。
她发现自己又来到村后这条荒沟里了。她爱一个人在这里串游。一到这里，她就暂时和整个世界隔绝。这个世界，是如此困扰着她啊！
在这里，她的喜怒哀乐，除大山和小草，谁也看不见。她在这里唱、哭、喊，然后再倾听大山对自己有什么回答。然而，得到的回答永远还是自己那发问的声音：一声又一声，远了，弱了，最后消失在苍茫的天地间。
几年前，她的父亲——省美术学院的副院长，被人从四层楼的隔离室推下去，然后宣布“畏罪自杀”。母亲在疾病和痛苦的折磨中也在前不久去世了。她在生活上和政治上都成了孤儿。前年考了一回大学，名列全地区第一，她高兴了一阵。但出了个张铁生，很快使她的生活又都恢复了原来的样子。祖国在受难，她也在受难。一颗孤伶仃的心又经常被社会的谗言瓷意践踏……看不见的雨丝轻柔地落在她的肩头，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在轻轻地抚摸着她。夜幕垂落了，一切都隐匿在黑暗之中。雨水浸泡了的青草散发出一股甜丝丝的味道，直往鼻子里钻。这里那里，归窝的鸟儿扑扑楞地扇动着翅膀。她在熟悉的路径上慢慢踱着步。她什么也不怕：不怕狼，不怕鬼，不怕黑暗。
她的遭遇已经够坏的了。还怕什么更坏的遭遇吗？她走着，在黑暗中惆怅地张望着。她总想看见点什么，但什么也看不见，她站住了，索性闭上眼睛。她最怕回忆过去，但过去的生活画面总是在这样的时候就出现在眼前，初春明丽的阳光，那么和煦地照耀着绿茵茵的草地，她依偎在妈妈的怀中，脚搁在爸爸的膝盖上，在画夹的宣纸上写生——嫩黄的柳丝，碧澄的湖水，白的耀眼的塔尖……雨渐渐大起来，并且起风了。黑暗中，风雨无情地抽打着她发烫的脸颊，湿透了的衣服冰凉地贴在身上，痛苦难耐。她对着黑洞洞的天地绝望地狂喊了一声：“啊——啊——啊——啊——”黑暗中的千山万壁，久久地回应着她的呼号。“小吴！”
背后突然有人叫她。她的脊背骨一阵冰凉，下意识地猛转过身，紧张地问：“谁？”
“我……运生。你快回家！天这么黑，又下雨……”
当她确实听清了这是队长的声音，全身才松弛下来。“给，把我的草帽戴上。”运生在黑暗中把草帽递过来，又一次央求似地说：“快回去……”
她接过草帽，无言地迈动了脚步。接着，她后面也响起了“扑踏扑踏”的脚步声。
这时候，她才突然感到这黑暗的荒沟恐怖极了，好像四面八方都埋伏着龇牙咧嘴的魔鬼在伺机向她扑来。但她觉得有一种力量在保护着她。这就是身后“扑踏扑踏”的脚步声，它像避邪的战鼓那般有神威。她那顶草帽一直没往头上戴，紧紧地捏在手里；她觉得这不是草帽，而是运生交给她的一把护身剑。
风雨越来越猛烈了，整个天地间就只有风雨这单调而复杂的声音。不久，渠渠沟沟里响起了淙淙的流水声。村前河道里的涛声也陡然间涨高了。她一边跌跌撞撞地走着，一边问：“云先生，你怎知道我在这里呢？”
运生在离她不远的背后回答：“不光今天，你每次来这荒沟我都知道。我常在那小土梁梁后面哩，怕你……小吴，你可千万、千万不要往窄处想哇！今天我知道冯书记叫你去了。老冯是好人，脾气不好，你不要计较……”
一股热辣辣的激流登时涌上吴月琴的胸膛。她想，在这几年里，如果不是这个朴实的生活的后生和他那善良的老妈妈亲骨肉般地关怀她，她的情况谁知还会坏到什么地步！她病了，他给她砍柴担水，他的老妈妈没明没黑地守在她身边，熬药，喂汤……为了使她有条件继续学习，他跑上跑下说情，终于让她在队里教了书。
已经到村头了。吴月琴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也抹去了眼角的两颗泪珠。她站下等运生走近，把草帽递给他。黑暗中她看不清他的脸，但感觉到了他那庄稼人亲切的气息。云先生说：“我妈还在你那里，我得去接。”
吴月琴用手抹了一把水淋淋的头发，和他肩并肩向学校走去。
运生妈正坐在她床边发呆，见他们回来，一脸皱纹都笑展了，嘴唇子颤了几颤，想说什么话。结果什么也没说出来，只是用手指了指炉台上的一叠白面烙饼和一碗冒着热气的米汤，说：“你快趁热吃，我们回去了。”
吴月琴从墙上摘下伞，又从枕头旁边摸出手电筒，交给运生。在运生接过这两件东西的时候，她感激地望了他一眼。她觉得他可亲极了：黑油油的眉毛，紫红色的脸庞，匀称而健壮的身躯，而更重要的是他有一颗那么美的心！
她把他们母子俩一直送到大门口。运生妈一边走，一喧还在黑暗中安顿说：“你快回去趁热吃……”
吴月琴回到自己的宿舍，就上门，一头扑在床上哭起来，但这不是因为痛苦。
哭完后，她换了一套干衣服，在镜子前面认真地梳起头发来。多少年了，她才又一次发现自己年轻而且漂亮。
她吃完香喷喷的烙饼和米汤，从墙上摘下小提琴，神采飞扬地拉起来。琴声和窗外的风雨掺和在一起，使这沉静的夜晚变得热烈而激昂。
四
冯国斌在训完吴月琴不久后就倒了霉。不知这公社谁以“革命群众”的名义给地委写了一封匿名信，告他抗拒地委的决定，竟然在南马河公社不学习“哈尔套经验”，不搞“社会主义大集”；说这公社的自由市场不但依然如故，而且更加变本加厉；资本主义活动现在到处泛滥。这封信断然下结论说，这个公社已经变成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王国”了，而这个“王国”的“国王”就是冯国斌。
地委在接信的第二天就派出了工作组，没给县委打招呼就驾临南马河公社。正好当天南马河逢集，立即印证了匿名信所说的情况。工作组立即代表地委命令冯国斌停职检查，然后才把这个决定通知了县委。
“黑煞神”才不尿这一套哩！他的老脾气是错了也只能在沉默中改正；何况他认为这事并没有做错，凭什么要他在大会上作检查呢？
在工作组召集的全公社干部大会上，他既不检查，也不辩解；一言不发，只是一锅又一锅地抽着他的旱烟。工作组对他实在没办法，只好回地委汇报去了。
停了他的职务，他毫不在乎。饭量比以往更大了，睡觉照样鼾声如雷。他每天打着工具，去参加南马河大队的劳动。对于公社的事他一样也不少管。他还是这里的当家人！
就在这个当口，他又听说了关于吴月琴的一件事，还是杨立孝告诉他的。杨立孝说，吴月琴最近越来越不像话了，竟然和南马河三队的队长运生搞不正当关系；现在全公社到处都在风一股雨一股地议论，影响坏极了。
冯国斌听了这话感到非常震惊。本来，通过上次谈话，这个女孩子的形象在他的脑子里已经有所改变，尤其是她的那种不屈服的性格给他留下了满不错的印象。尽管他没明说，但他喜欢她的这一点。想不到现在又发生了这等歪事！
现在，他隐隐约约感觉到。他以前对这个女孩子关心不够。何止是关心不够！他实际上从来就没关心过她。他现在才认真地考虑到，生活在他所领导的土地上的这个女青年，遭遇和处境是多么不幸啊！她什么依靠也没有；有那么多的本事和特长，又哪里也去不了，多少年来就屈在这个乡山圪劳里；二十大几的人，根本没法考虑较满意的婚烟。如此险恶的遭遇和鸽运，难道不能逼得一个人堕落吗？他想，如果这个女孩子真的堕落了，实际上他也有责任。他以前是有可能帮助她一点什么的，但他没有这样做。想到自己对一个不幸的人这样不关心，他难受极了。所以，尽管他目前的处境也不佳，但还是准备和她谈一次话。这次他不准备叫她到公社来，他要亲自找上她的门去谈，这也包含了一种对不种她的意思。
这一天，他在南马河打坝工地上带着—身土腥味回来，匆匆扒了炊事员留下的一老碗红豆角角干米饭，脸也没擦一把，就向南马河小学走去了。
已经是掌灯的时分了，秋夜晴朗的天空，星星一批跟着一批出现。他背抄着手，迈着因劳累而松松垮垮的脚步，一声不吭地走着。就是在这村道上，他也能嗅到田野里成熟的秋庄稼的气息。这位“停职”的公社书记心里暗自快慰，因为秋田要丰收了。为了这，那些弯腰弓背的老百姓，受了多少熬苦！而他呢，汗珠子也没少掉，而且还得用肩胛扛住多少政治压力啊！不管怎说，只要老百姓囤里有了粮，他受死受活也心甘情愿。他一路走一路盘算：再一关就是顶住“高征购”了。应给国家交的粮食他一颗也不会少，但要挖农民饭碗里的粮，头打烂也弄不成！
“弄不成！”他想着，嘴里竟对夜空下的一片枣林嚷了一句。他根本忘了自己现在是“停职干部”，说不定到时还要撤职的，要和人家吵还轮不上他呢！
到了小学门口的时候，他才记起今晚上是干啥来了——他要对吴月琴做一次真心关怀她的谈话。他要对她说：“要争气！不论在什么厄运中，都不要堕落！都要保持高风亮节！他进了学校的院门，看见中间有唯一亮着灯火的窗户，便认定是吴月琴住的地方，因为本村的教师都在家里住。
当他走到院中央的时候，站住了，因为他听见屋里正有两个人拉话，声音很高，是吴月琴和运生。
他的心一沉。他本想转身就走，但听见这两个人似乎说到了自己，就站下听他们谈话。
“……准保又是杨立孝造的谣言！现在全公社都在谈论咱们两个哩。冯书记说不定也知道了。要不是他最近也枉受人家的整，肯定要把你叫到公社训一顿。”
这是运生的声音。
吴月琴马上开腔了：
“我不怕！他冯书记要是干涉人家的正当恋爱，他就太不像话了！我想他不会的！至于杨立孝造谣咱长短，咱行得端，立得正，不怕半夜鬼敲门……运生呀，你就说句话嘛！你看我现在无诊无靠的。我再能指靠什么人来解救我呢？只有你和你妈是我最亲的亲人我不爱你别的。就爱你的好心肠。你就答应我吧！咱俩死死活活就在一起生活吧！我不会给你做针线，但我能吃下苦！我情愿跟你受苦受罪一辈子……”
院子里的冯国斌听到这些话，受到极大的震动。他猛然感到，以前并不了解这个女孩子！想起以前曾那么粗暴地对待她，星光下，羞愧地垂下了毛碴碴的脑袋。房子里的谈话又开始了。他克制住乱纷纷的心情，继续听下去。运生的声音：
“小吴！你一片好心我都领了。可是我不能这样嘛！我是个老百姓，只念过三天两后晌的书。我的开展就在这土疙瘩林里呢！你是个知识人，你应该做更大的事，你不应该一辈子屈在咱南马河的乡山圪劳里！国家总有一天会叫你去办更适合你干的事！你要是和我结了婚，也就等于我把你害了。现在全公社都在传你和我的谣言，我和我妈急得哭了几回鼻子。前几天我们母子俩商量了一下，托我大舅在他们村给我介绍了个媳妇，昨天女方已经来了我家，我们已经订了婚了。我们还备办了一点酒菜。准备明天请公社和村里的一些人吃喝一下，把这事明了，也就等于堵那些造谣人的嘴。你受气已经受得太多了，怎能因为我再叫你受气哩！”接下来，就听到吴月琴像孩子般没有任何节制地呜咽……冯国斌浑身的血直往头上涌来。他猛然感到一阵眩晕。他跌跌撞撞地来到院当中一棵老槐树下，把那黑苍苍的脸靠在冰凉粗糙的权杆上。两颗如此年轻而纯真的心，感动得全鼻根一阵又一阵发酸。屋里，吴月琴的哭声停止了。她呢呢喃喃地说：“运生，你真好。你太好了，运生！我要像亲哥哥一样看待你；你妈就是我的亲妈妈，我就是她的亲闺女，也是你的亲妹妹……亲的……”
这时候，运生却哭开了。小伙子的哭声尽管有节制，但听得出那粗壮的男音一声声都是从肺腑里涌出来的。冯国斌急骤地迈动着粗而短的双腿，走出小学校的院子。他脸上的肌肉绷得紧紧的，那道伤疤也变成紫红色。他的神态就像护犊的老牛那般愤怒。他觉得社会上有一些坏蛋在坑害这些娃娃！如果现在一伸手就能抓住这些坏蛋的话，他马上就会用那握过老镢头的手，把他们的脖子卡断！同时也想到，在这些娃娃受磨难的时候，他却没有帮扶地们一把，心像刀扎一般难受！
“他妈的！”他走到河湾里，对着月光下的大山狠狠地咒骂了一句。接着像一个神经失常的人，双手从路边举起一块大石头，“咚”一声，扔进了路下边的一个深水潭里。他用袖口擦了擦溅在黑脸上的水珠子，扯开大步向公社走去。冯国斌在自己的桌子上留了一张纸条子，门也没锁，就蹬上自行车向县城奔去。两小时后，他出现在县委书记张华的办公室里。县委书记正在铺床，看来准备要睡觉。冯国斌此刻的到来，显然使他吃了一惊。他愣了一下，很快笑着迎上去，叫道：
“哎呀！你这个家伙！黑天半夜像一头狗熊一样闯进来，把人吓一跳！怎搞的，忙得连头发都顾不得理一下吗？”冯国斌牙一龇，算是对这个玩笑的回答。他提起暖水瓶，在书记喝剩的半缸子茶里倒满水，端起来一仰脖子喝了个精光。嘴角上还粘了一片茶叶，张华端出糖盒递到他面前。他伸手抓了两块，笨拙地剥掉纸，把两块糖都扔进嘴里，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嚼起来，看来他十分疲倦，暂时不想开口说什么。
张华微笑着盯着他，坐在办公桌后面的圈椅里。县委书记个头高大，穿一套松松垮垮的衣服。大背头黑油油的；开阔的前额在灯光下闪着光泽。他神态安详，给人一种学者的印象。只有那张被太阳黑了的脸，说明这是一个长期搞农村工作的人。他亲热地盯了一会冯国斌，才开口说：“大概是为停职的事来的吧？好一个‘黑煞神’！地委的通知十七个公社都不敢顶，你这个灰汉给顶住了！怎么，现在吃不消了吗？”书记从圈椅里站起来，点了一根纸烟，慢慢踱了两步，站定，表情很严肃地说：“其实，这根本没啥了不起！当然，地委发了文件，我不能再发个文件和他们唱对台戏，这是组织原则问题。不过，我心里倒希望全县十八个公社书记都像你那样给顶住！啥弄法嘛！农民的胳膊腿已经绑得够死了，连赶集也要限制、干涉，简直是岂有此理！你不要紧张，我给地委记已经撒了谎，说当时考虑你们那里情况特殊，是我点头让你们维持原状的，要停先停我的职！”
冯国斌的嘴巴停止了嚼动。他目光深沉地看了一眼县委书记，随后干脆把嘴里的糖块一下子咽了下去。他摸出旱烟锅点着，狠狠喷了一口，才说：“我不是为自己的事来找你的。停职我不怕！最多把‘乌纱帽’抹了，老镢把大概夺不走！我今天主要是为吴月琴的事来找你的。”
张华好像没听过这个陌生的名字，想了一想，才说：“噢，就是你们公社那个调皮捣蛋的女知青吗？很有点名气。她又怎么啦。”冯国斌长出了一口气。
“我们都不了解她。这是个很优秀的青年。我佩服你，你的下级出了事，你就一下子关心到他的命运了。我缺乏的正是这点。粗手大脚地只顾工作，对同志、对同志的命运关心得太少了……关于吴月琴的详细情况我就不说了，今年的大学招生已经完毕，但地区师范学校的招生刚开始，你能不能给文教局写个条子，你不要去，我拿着去找他们，让他们无论如何照顾一下，把吴月琴推荐去。她多才多艺，品行端正，在我们的土圪劳里窝了六年……唉，我们现在就是这样糟践人才的！”张华一直认真地听他说话。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位“黑煞神”说话这么温情。县委书记也不再追问事情的原委。他略微思索了一下，很快拿起笔，写了一个便函递给冯国斌。冯国斌拿起这页纸就起身，张华让他再坐一会也不肯。书记深刻了解他的这位脾气古怪的下级，也不强留，便用一条胳膊亲热地搂着他的肩头，送他到大门口。一路上，书记问他是不是还有什么重要的话要对他说。冯国斌抬起头，严厉地盯着他，说：“最重要的是上地区给咱把‘高征购’顶住！上面那几位老爷头昏了，好像不是农民养的，把农民往死路上逼哩！”
他粗鲁的话引得县委书记仰头大笑了。书记用手捏了一下他那生铁疙瘩般的肩头，说：“看你呆头呆脑的，可总是一下就提到壶系上了！我和你的想法一样。不过，老冯啊！你可不敢什么事都站在农民的立场上说话啊！这可是你的老毛病！不要忘了你是个共产党员！”冯国斌在县委书记的臂弯里咧开嘴嘿嘿地笑了，笑得像孩子一般天真。
经过昨天晚上一场感情的激荡以后，吴月琴的内心平静了。她的一切看起来还是老样子，但精神上却经历了一次庄严的洗礼。她从运生和运生的妈妈身上，看到了劳动人民的高贵品质。这些品质是什么恶势力都无法摧毁和扭曲的。这些泥手泥脚的人，就是做人的师表！她不想再抱怨生活对她的不公平了，而要求自己在这不公平的遭遇中认真生活，以无愧于养育自己的土地和乡亲。她要一生一世报答这些深情厚谊！
她好像一下子老成了。那双春波荡漾的眼睛一夜间变得像秋水一般深沉。她把那条为了在寂寞无聊中寻求刺激而胡乱做成的所谓“吹鼓手裤”，悄悄塞到箱子底下，换上了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学生装。早晨，她去井边挑水。杨立孝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几乎是对着她喊：
“哎呀！小吴，你知道不，冯国斌为咱社的自由集市问题塌台了！地委已经停了他的职，叫他检查，他又不检查，人家工作组又上去反映去了！他慌了，昨天晚上连夜骑了个车子直奔县上，大概是抱张华那条粗腿去了！哈，还留了个条子，说今早上就回来呀！看慌成啥了！他前几天不是还板着脸刮你吗？现在轮到人家刮他啦！”
吴月琴看见他对别人的不幸如此幸灾乐祸，心里气愤至极。平时他不是对冯书记那么尊敬和恭顺吗？老冯现在倒了霉，他就变成了这么一副嘴脸！
杨立孝原以为吴月琴听了他的话一定会笑逐颜开，想不到她那么厌恶地对他板着脸。他感到秀不自在，抬脚晃手地走了。
吴月琴咬着嘴唇，怔怔地立在井台上，忘了打水。前几天她已经听到了关于老冯的情况。她当时认为老冯这个硬汉子是不会屈服的，别有用心的人也把他怎么不了。现在她听说冯书记本人也为这事慌了，并且连夜骑车上了县委，感到非常吃惊。
上次老冯虽然训了她一顿，但她不记恨。相反，后来细细一问味，她反倒在心里尊敬他，虽然第一打交道，又那么不和气，但她马上感觉到这是一个直心肠的好人。她喜欢这种性格的人。她觉得在他面前，自己什么话都可以倒出来。她又想到这个没明没黑地为老百姓操劳，像一头又倔又吃苦的老牛，还得时间两只角顶碰各种各样的压力。他目前倒了霉，但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为自己的利益而倒霉的人活该！他是为了全公社的老百姓才受到这样的打击。他是为大家受了苦的。而他现在的心情又这样焦灼，说明事态也许已经很严重了。她不知道为什么觉得自己应该立刻去找他。她上次对他太不礼貌了。她强烈地产生了要向他道歉的愿望，并且也想给他说些宽心的话，叫他不要熬，老百姓是站在他一边的！她吃完早饭过了好一会，估计老冯大概已经从县上回来了，就匆匆到公社去找他。
她到了公社，却扑了个空。老冯没回来。事情是不是真的严重了呢？
她十分不安地出了公社的院门洞，忍不住向通往县城的公路上眺望。不知为什么，他固执地想很快见见他，给他说几句宽心话，好像她的几句话就能把厄运中的冯书记救出来。
她索性顺着公路往前慢慢走去。她甚至孩子气地想：如果能把脚下这颗小石子一脚踢到前边那个小土坑里，冯书记就会马上回来；如果踢不进，今天就不回来。于是，她就提心吊胆地躲着这颗小石子，真的像这颗小石子能决定冯书记回来不回来似的。
小石子没踢到土坑里去，她失望地叹了一口气。正准备返回去，却发现远处拐弯的地方闪出一辆自行车。她紧张地盯了一会儿，高兴得咧嘴一笑，是老冯回来了！她心里想，刚才说错了，应该是小石子踢不进土坑里，冯书记就马上回来。
满头大汗的冯国斌看见吴月琴，从车子上跳下来，诧疑而兴奋地问：
“你在这里干啥呢？”
吴月琴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很直率地说：“我在等您！”“有什么事吗？”冯国斌撑起车子，问道。
“没。冯书记！我想……您不要熬煎！您没错！您是好人！您放宽心！您……”她原来准备好的一摊话，此刻全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了，她甚至忘了首先应该为上次的事给他道歉。
但是，冯国斌在她一串急促的短句中，已经全部感受到了这个女孩子的一片赤诚之心。他抹了一把黑汗滚淌的脸，温厚地看着她，一双饱经风霜的眼睛，湿润润的。他感动地想：“这个女孩子是多么需要人安慰啊！可是她却安慰别人……他略微考虑了一下，然后说：“你回去很快准备一下，到地区师范学校上学去。我这次到县里，就是专门为你办这事的。”
吴月琴的脸一下子变得很苍白。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使她脑子轰地点着了一团火！啊，几年来，谁告诉过关于她的好消息呢？做梦也梦不见会有这么好的事！她吃惊地站了一会儿，一转身，双手捂住脸哭了。
冯国斌望了望她剧烈耸动的肩膀，用粗硬的手指头抹了抹自己的眼角，默然地把目光投向黄绿相间的远山。吴月琴转过身来，捂着脸的双手垂落了，语气坚定地说：“不！老冯，我不能去！我看见了您的一颗纯正善良的心！正因为这，我不愿让您为我受连累！您目前的处境这么困难，那些不存好心的人，肯定又要利用这事做文章，说您为我走后门……再说，我也不愿用这种方式去上学，以改变自己的处境；我要用自己的双手，自己的心灵，自己的努力，去争得自己的进步和前程，您答应我吧！我已经决定了。”冯国斌听完她激动的表白，脸上顿时显出庄严的神色。他背抄起手，在公路上来回走了几匝，然后站定，望着等待他作出回答的那张激动的脸，说：“如果因为前面的理由不去，这完全用不着你操心；如果是因为后边的理由不去，那我没有话说。但是，我要对你说，孩子，我是真心实意地想为你做点事，以弥补我以前对你的不能饶恕的过失。但我又是多么愿意听到你后面所说的那些话啊！是的，一个人能这样想，就是在生活的道路上，迈开了真正的一步！”“老冯，您的这些话我会记着的。反正我不去了。您就答应我吧！”
冯国斌黑苍苍的脸上露出了父亲对儿女的那种满意的笑容，说：“那好吧！咱们回去。”
他推着自行车，她跟在他身旁。一老一少迎着升高了的太阳向公社走去。秋天的原野在他们面前展现出一派斑驳的色彩。人们用心血浇灌的果实已经成熟——收获的季节就要来临了！
两年以后——一九七七年。
又是一个秋收的季节。吴月琴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首都一所著名的理工科大学。同时，冯国斌也提为县革委会的副主任。本来，老冯的调令早下了，但他一直磨蹭着没办手续。他要等着吴月琴。
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黄灿灿的阳光照耀着五彩缤纷的田野。人们在公社的院子里围着眼邓将出发的吴月琴。已经当了爸爸的运生，兴奋地坐在拖拉机的驾驶台上——他要亲自送吴月琴到县城的汽车站去。村里的人几乎都来送她了。媳妇们和老婆婆们争相拉着她的手。抚摸她。学校的孩子们舍不得吴老师，一个个哭得眼泪汪汪的。吴月琴把运生媳妇怀里的娃娃亲了又亲，然后伏在运生妈妈的胸前哭了。运生妈妈抚摸着她的关发，老泪也像断了线的珠子往下淌。
冯国斌走不进入圈里，站在门台上吧吧地抽着旱烟，握烟锅的手在微微颤抖着。
吴月琴看见了他，快步跑过去。
她站在他面前，脸上挂着泪珠，笑盈盈地看着了。她从黄书包里抽出一个封着的纸卷，双手递到他面前，说：“老冯，这送您留个纪念吧！您还记得两年前我给您念过的一首儿歌吗？您一定记得！我就是根据那首歌的意境画了这张国画。多年不画，手笨得要命。画得不好，您不要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冯国斌接过这卷画，厚厚的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却什么也没说出来。他满怀厚爱地瞥了她一眼，像父亲对出远门的孩子那样嘱咐她：“路上多加小心，别感冒了；到了北京不要忘了给我写信。”
“一定。”
“好，再见。”
他伸出粗大的手握了握她的手，便匆匆转身走回自己的房子。吴月琴心中猜：他大概是不愿亲眼看见她走——这些事上，也表现出他那特殊的脾气！她深沉地望了一眼他所住的那间房子，便向拖拉机那边跑去了。
冯国斌回到屋子，背抄着手一动也不动地伫立在窗前。他听见拖拉机发动了，走了，远了……现在，他打开那张画，小心翼翼地把它贴在自己的办公桌旁边，然后退后几步，点着一锅烟抽着，长久地盯着这幅画：苍劲的青松，挺拢在蓝天白云之中；树下一朵小小的红花，开得正艳。画的左侧，秀丽的草书竖写着一行字：青松与小红花。
田晓霞静静地立在黄原地委门口，一直目送着孙少平的背影消失在北大街的尽头。暮色已经临近，满城亮起了耀眼的灯火。不远处的电影院刚刚散场，清冷的街道顿时出现了喧闹。嘈杂的人群散乱地流向东西南北，街巷中自行车的铃声响个不停。
片刻功夫，大街上重新安静了。雨已停歇，满天破碎的云彩像溃退的队伍似的在暗夜中向南逃遁。四面的群山只能模糊地分辨出一些轮廓。田晓霞心绪极其纷乱，一时无心回家去。
她索性离开地委大门口，来到了街道上。她在人行道梧桐树下的暗影里，慢慢地遛达着，情不自禁向北走去。说来奇怪，她怀着某种侥幸，希望孙少平还能在这条路上转回来。她现在才觉得，她和少平两年后第一次相遇，几乎没有交谈多少。他倒说了一些，她几乎没说什么。唉，实际上，她刚看见少平时，感到又陌生又震惊，简直顾不上说什么！是的，孙少平已经变了，变得让她几乎都认不出来了。这倒不是说他的模样变了——模样的确也变了，但主要的变化并不是他的外表。
师专以后，本来她已经习惯于同周围的那些男男女女相处。她认为自己也告别了过去的生活，开始了人生的一个新阶段。尽管她仍然保持着自己的个性，但基本上和新的环境融为一体。过去的一切，包括中学时期的朋友，渐渐地开始淡忘；而将自己的生活迅速地投入到另外一个天地。国家在多少年禁锢以后，许多似乎天经地义的观念一个个被推倒；新的思潮象洪水一般涌来，令人目不暇接。她整天兴奋地沉醉于和同学们交换各种信息，辩论各种问题；回家以后，又和父母亲唇枪舌战一番。她周围的青年，一个个都是以天下为己任的雄辩家；古今中外，旁征博引，思想一个比一个解放，幻想一个比一个高远，对社会流弊的抨击一个比一个猛烈。他们学习刻苦钻研，吃穿日新月异，玩起来又痛快淋漓……可是，她猛然间发现了另外一种类型的同龄人。
孙少平和过去有什么不同？从外表看，他脸色严峻，粗胳膊壮腿，已经是一副十足的男子汉架式。他仍然像中学时那样忧郁，衣服也和那时一样破烂。但是，和过去不同的是，他已经开始独立地生活，独立地思考，并且选择了一条艰难的奋斗之路。说实话，尽管她以前对这个人另眼相看，认为他身上有许多不一般的东西，但上大学后，她似乎认定，孙少平最终不会逃脱大多数农村学生的命运：建家立业，生儿育女，在广阔天地自得其乐。现在农村政策宽了，象少平这样的人，在农民中间肯定是出类拔萃的人物，说不定会发家致富，成为村民们羡慕不已的“冒尖户”。记得高中毕业时，她还对他说过，希望他千万不能变成个世俗的农民，满嘴说的都是吃，肩膀上搭着个褡裢，在石圪节街上瞅着买个便宜猪娃……为此，在少平回村的那两年里，她不断给他奇书和《参考消息》，并竭力提示他不要丧失远大理想……后来，她才渐渐认识到，实际生活是冷酷的；因为种种原因，这些不能进入大学门，又进入不了公家门的农村青年，即使性格非凡，天赋很高，到头来仍然会被环境所征服。当然，不是说农村就一定干不出什么名堂；主要是精神境界很可能被小农意识的汪洋大海所淹没……尽管田晓霞如此推断了孙少平未来的命运，但出于中学时期深切的友谊，上大学后，她还不准备断绝和少平的联系。只是她一年前写信给他以后，他再没有给她回信，她这才在遗憾之中似乎也感到了某种解脱。她一生不会忘记这个少年时期的朋友；但她知道，她也许在今后的岁月中甚至不会再和他相遇，充其量只是在记忆中留下深刻印象的往日的朋友……
可是，她今天无意中在黄原街头碰见了他。
莎士比亚是她崇拜和敬仰的作家，根据《哈姆雷特》改编的电影《王子复仇记》在黄原放映第一场，她就去看了。看了一遍还不过瘾，碰巧今天有一张票，她就准备再看第二场……结果，便在人丛中发现了蓬头垢面、一身褴褛的孙少平。从把他引到父亲的办公室到刚才送走他，几个小时中，她都震惊得有些恍惚，如同电影中哈姆雷特看见了父亲的鬼魂……
现在，她一个人漫游在夜晚的黄原街头，细细思索着孙少平这个人和他的道路。她从他的谈吐中，知道这已经是一个对生活有了独特理解的人。
是的，他在我们的时代属于这样的青年：有文化，但没有幸运地进入大学或参加工作，因此似乎没有充分的条件直接参与到目前社会发展的主潮之中。而另一方面，他们又不甘心把自己局限在狭小的生活天地里。因此，他们往往带着一种悲壮的激情，在一条最为艰难的道路上进行人生的搏斗。他们顾不得高谈阔论或愤世嫉俗地忧患人类的命运。他们首先得改变自己的生存条件，同时也放弃最主要的精神追求；他们既不鄙视普通人的世俗生活，但又竭力使自己对生活的认识达到更深的层次……在田晓霞的眼里，孙少平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她十分钦佩的人物。过去，都是她“教导”他，现在，他倒给她带来了许多对生活新鲜的看法和理解。尽管生活逼迫他走了这样一条艰苦的道路，但这却是很不平凡的。她马上为在自己的生活中有这样一个朋友而感到骄傲。她想她要全力帮助他。毫无疑问，生活不会使她也走和他相同的道路——她不可能脱离她的世界。但她完全理解孙少平的所作所为。她兴奋的是，孙少平为她的生活环境树立了一个“对应物”；或者说给她的世界形成了一个奇特的“坐标”。
田晓霞不知不觉已经遛达到了麻雀山下的丁字路口。现在她不再幻想少平还会调过头来找她——这已经是夜晚了。她于是调过头，又慢慢往回遛达。
街道上已经没什么人了，路灯在水迹斑斑的街面上投下长长的光影。对面山上，立锥似的九级古塔在朦胧中直指乱云翻飞的夜空。没有星星，没有月亮；清冷的风吹过远山的树林，掀起一阵喧哗。黄原河雄浑的涛声和小南河朗朗的流水声，听起来像二重奏……她也忍不住唱起来——快乐的风啊，
你给我们唱个歌吧！
快乐的风啊！
你吹遍全世界的高山和海洋，全球都听到你的歌声。
唱吧，风呀！
对着险峻的山峰，对着神秘的海洋，对着鸟雀的细语，对着蔚蓝的天际，对着勇敢伟大的人物。
谁要是能够为胜利而奋斗，就让他同我们齐歌唱。
谁要快乐就能微笑，谁要做就能成功，谁要寻找就能得到……这是苏联电影《格兰特船长的孩子们》中的插曲。她没有看过这电影，但喜欢唱这首歌。
田晓霞怀着兴奋的心情，随着自己的歌声，脚步竟渐渐变成了进行式。她穿过空荡荡的街道往家里走去。她觉得她和少平的交往将会带有一种神秘的色彩，可能像浪漫小说中描写的故事一样——想到这点使她更加激动！
她回到家后，六间房子有一间亮着灯光，说明只有外祖父一个人在家。父亲下乡没有回来，母亲在医院值夜班。润叶姐在团地委办公室住，通常都不回家来。
她听见爷爷在房子里说话。她以为来了客人，但仔细一听，原来是他在数落那只老黑猫——说它最近挑肥拣瘦，只想吃肉不啃骨头；老黑猫只用“喵呜”来回答他的指责。
晓霞在走道时舌头一吐，忍不住笑了。家里人都忙，经常顾不上和爷爷拉拉话，他就整天和那只猫唠唠叨叨说个没完。
她不准备打断他们的“交谈”，就悄悄溜进了自己的房子。她拉亮灯，一个人坐在那张小桌子前，什么也不想做，只想静静地呆一会。
她的房间陈设很简单。一张小床，一张小桌子，一只小皮箱。房间是洁净的，但比一般女孩子的房间要乱一些。书和一些零七碎八放得极没有条理；墙壁上光秃秃的，也不挂个塑料娃娃或其它什么小玩意。只是小桌子正中的墙上，钉着一小幅列宾的油画《伏尔加纤夫》——大概是从什么杂志上剪下来的。
田晓霞静静地坐了一会儿，便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红皮笔记本，开始记日记。她一直坚持写日记——不过她的日记连父母亲都不让看。她今天主要记叙了她见孙少平的情况和感受。
看完日记后，她突然心血来潮地想，下次见少平，要把墙上这幅《伏尔加纤夫》送给他：她觉得这幅小画让少平保存是很合适的。
洗漱以后，她就上了床。
她很久睡不着。思绪极其活跃——也不是全想孙少平的事。她为睡不着而急躁，而越急躁越睡不着。她第一次尝到失眠是什么滋味。她急得拿被子把头蒙起来。真急人！明早上是中国古代文学课，由著名唐宋文学专家顾尔纯副教授讲杜甫的诗。顾教授就是中学时少平班上顾养民的父亲。教授虽然担当师专副校长职务，但一直代课。他讲唐宋文学很受同学们欢迎；除了学问精深，还有诗人的激情——讲到激动之处，常常声泪俱下……她不知道她什么时候睡着了……一个星期以后，田晓霞就激动地等待另一个星期六的到来。
她现在除过像以往一样在学校正常地对待一切，当然又多了一层说不出的心思。她眼前不时晃动着孙少平的影子。她急切地想见到他。她已经在学校图书馆为他借了不少书，其中有狄更斯的《艰难时世》、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和巴尔扎克的《欧也尼·葛朗台》，另外，她还从父亲的书架上“偷”出来内部发行的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她自己非常喜欢的一本书。
后来，她又狡猾地想：要是把这么多书一次给了他，那他就不需要两个星期来找她一次了！
她决定一次只给他带两本。
星期四下午没课。中午她在学校集体宿舍的架子床上躺了一会，就起身回家。
出学校大门不久，她发现黄原河对岸的一个小湾里，似乎有许多匠人在打石头。其实，这些石匠早就在那里，只是她以前从不留心罢了——不只是她，城里的所有市民谁留心这些和自己毫不相干的事呢？最近，她却开始对所有的基建工地和采石场都敏感地注视起来；她总想着，少平会不会就在这里或那里的工地上干活？
现在，她又不由驻足猜测：他是不是就在对面那个采石场里背石头？
一种抑制不住的欲望，竟使她迅速折转身，穿过黄原河新桥，想去对岸那个采石场看个究竟。
在快到采石场的时候，她不知在哪根神经的指挥下，不知不觉象个工匠似的把两只手抄到背后。
她忍不住为自己而笑了。
现在，她已经立在河湾上面的公路边上，瞧着下面打石头的人们。她看见，虽说天气还不暖和，但这些人就只穿件小布褂，赤裸着肩膀干活。有的人坐着拿锤錾凿一些方石块；另外一些人正把打好的石块从河湾里往公路上背。公路边上，几辆拖拉机装满石头便吼叫着开走了。晓霞知道，背石头的人都是小工，活也最苦；他们从河湾往公路上爬那道陡坡时，身子都被背上的石头压成一张弯弓，头几乎挨到了地上，嘴里发出类似重病人的那般的呻吟……她记起了《伏尔加纤夫》……那艰辛，那沉重，几乎和跟前这景象一模一样……她仔细辨认了一下背石头的小工，没有发现少平——是呀，怎可能碰这么巧呢！
“喂，妹子，爱上了就下来！”
河湾里有个打石头的家伙朝她粗鲁地喊道。所有的工匠都停止了干活，朝她哈哈大笑起来。
晓霞赶紧扭头就走。她脸通红，但没有过分生气。她知道这些寂寞的揽工汉随时都想拿女人开心。她是一个思想开阔的知识青年，不认为这对她是什么了不起的伤害，反而觉得这种“遭遇”倒也有趣！
星期六这一天，田晓霞有点心神不安。她觉得自己很可笑，就像一个等待幽会的恋人一样。其实，她自己清楚，她现在和孙少平并不是这种关系。她只是为和他这种非同一般的人交往而感到激动。她更多的是想和他探讨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说探讨他们这个年龄的人常挂在嘴上的“生活意义”。田晓霞想，如果她在大学的同学们知道她和一个揽工汉探讨这些问题，不仅不会理解她，甚至会嘲笑她。但这也正是她激动之所在。是的，她和他尽管社会地位和生活处境不同，但在人格上是平等的——这种关系只有在共同探讨的基础上才能形成。或许他们各自都有需要对方改造的地方；改造别人也就是对自己本身的改造。
田晓霞怀着欢快的心情，晚饭前就来到她父亲的办公室。父亲下乡还没回来呢。她已经给母亲和外爷打了招呼，说她不在家里吃晚饭了。
六点钟左右，她到机关灶上买好饭，端回办公室，然后就专心等待孙少平的到来。
半个钟头以后，孙少平如期地来了。田晓霞惊讶地看见，他穿了一身笔挺的新衣服，脸干干净净，头发整整齐齐；如果不是两只手上贴着肮脏的胶布，不要说外人，就连她都会怀疑他是不是个揽工汉呢！少平看出晓霞的惊讶，开玩笑说：“我穿了一身不合乎自己身份的衣服，但这纯粹是因为礼貌的原因！”晓霞喜欢这句幽默的话。她指了指桌子上的饭菜，说：“咱们先吃饭吧！”“我已经吃过了，但同样出于礼貌，我再吃一顿。好在我的肠胃经受过磨练，不惧怕这种虐待！”晓霞笑着去盛饭，说：“看来你已经学会耍贫嘴了！”两个人愉快地坐下来，开始吃晚饭。
田福军终于回到原西县来了。自从他把家搬到黄原后，一直没功夫到这个他难以忘怀的地方走一趟。除过忙，他还有些说不出口的心理障碍。原西是他的家乡，他又在这里工作了好几年；要是他迫不及待或三一回五一回往这里跑，别人可能会说他乡土观念太重，亲家乡而疏它乡。作为一个领导干部，也不能不顾及类似这些世俗舆论。从他到黄原地区上任以来，他几乎已经跑完了全区所有的县。在第一轮一般性视察中，他把原西县排在最后一站。
一月以前，苗凯同志调到省纪律监察委员会任了常务副书记，他就接替老苗任了黄原地委书记；原地委副书记呼正文接替了他的行署专员职务。现在，他处在地区“一把手”的位置上，拿他岳父徐国强的话说，“任务”更大了。
责任制推行一年多来，全区农村的状况起了历史性的大变化。一年的事实，就使许多原来顽固地反对改革的人，在公开场所闭住了他们的嘴巴。但是，持悲观论调的仍然不乏其人——他们睁着眼睛不看责任制带来的好处，只管继续摇头叹息“社会主义已经不成体统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是一个美丽而空洞的口号，也不是意味着贫穷面前人人平等，要穷大家一样穷；社会主义首先应该极大地发展生产力，以此证明自己比别的制度优越；否则，就无力对历史作出回答！田福军不是理论家，他的认识是大半生实际工作的体验所得。
当然，目前农村形势的发展的确令人鼓舞，但出现的新问题也照样是严峻的。他看到，责任制大包干后，农民的积极性空前地高涨，但是，基层干部似乎却没事可干了。县上和公社，都弥漫着一种懒洋洋的气息。这现象十分令人不安。田福军在各县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在不同地理环境中搞大面积“丰产方”的办法——“丰产方”虽然土地还是一家一户各种各的，但农民可以共同接受科学技术的指导和其它方面的帮助。这样，所有的基层干部和农业方面的技术人员立即就被投入了进去。原来大集体时的四级科技网大包干后起不了作用，现在用这种新的形式指导农民科学种田，很受群众欢迎。这是个一石二鸟的好办法。田福军在这方面进行了全区性规划，光水稻在南面几个县就搞了七万亩；按亩产六百斤计算，黄原将增加许多细粮。他想赶后年再扩大发展四万亩！
这样搞，国家就得在化肥和良种方面投点资了。尽管地区农办主任和农业局长都跑断腿积极张罗，但地区财政局长不想给钱。专员办公会上，管财政的副专员也顶住了。最后，田福军不得不“以权压人”，才解决了问题；财政方面不痛快地拨出八十万元来扶持这件事。
前几天，田福军到原东县去，规划明年在那里搞一个几万亩的“油菜方”。这件事落实后，他才转到原西县来，准备在这个县的大马河川搞一片“谷子方”。原西县的大马河川是传统出产谷子的地方，但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原县委书记冯世宽坚持让这道川改种高粱，理由是高粱高产，并且说大寨的庄稼大部分种的都是高粱。其实，谷子也是高产作物，而且粮食品质要比高粱好——只是颜色不是“红”的罢了。
原西县的一把手现在成了张有智。原“一把手”李登云在几个月前调到地区任了卫生局长。田福军和李登云虽然有一层亲戚关系，但因为润叶和向前基本是分居状态，因此他们两家的来往也就几乎很少了。田福军为此而感到心里很不好受。现在，他尽管同情侄女不幸的婚姻，同时也感到对李登云一家人有种抱愧的心情。不管怎样说，这一家人因为他的侄女，现在也很不幸。李登云两口子就一个儿子，结果在婚姻上搞成这个样子，他们很苦恼。按说，如果向前和润叶是和睦夫妻，登云现在恐怕都抱上孙子了。登云不是一个胸怀开阔的人，为此他甚至工作都有点心灰意懒，不愿再担当公务繁忙的县委书记，而要求调到比较轻松的地区卫生局当局长。这个调动登云没有找他，而是通过苗凯和冯世宽办的。登云调到黄原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想把向前也调到黄原来开车；这样，向前和润叶同在一个城市，多接触一下，或许能把关系调整好——再没有其它办法了。他们曾千方百计让儿子和润叶离婚，但这小子宁愿就这样活受罪，也坚决不离婚。据说更使登云夫妇生气的是，向前不知为什么还坚决不离开原西——眼下一家人扯成了三摊……李登云调走以后，按通常循序渐进的惯例，原“二把手”张有智接替了他的职务。
现在，原西县当初的领导人中，老人手中只剩下有智和马国雄两个人了。田福军和冯世宽调走时提拔起来的白明川和周文龙也离开了原西。明川很早就已调到黄原市任了副书记；周文龙在田福军的帮助下进了省党校的中青班。田福军到原西后，马上发现这个县的工作很不能令人满意。他感觉张有智的精神状态缺乏一种生气。这是为什么呢？田福军感到很纳闷。
有智是他过去共事几年的老朋友，按水平和能力说，他完全应该把原西的工作搞得很出色。他过去那种热情到哪里去了？田福军可以说很了解张有智，知道他个人生活中也没遇到什么麻烦；不象李登云，有个儿子的婚姻问题……张有智看起来好象也没什么变化。他说话还是那么直截了当，爱和人争辩；有时候甚至还和下级抬杠。田福军到原西后，他们在县招待所单独谈了很长时间。话题东拉西扯，既谈工作，也谝闲传。谈话中间，田福军含蓄地提示有智，他应该以更昂扬的精神状态把原西县的工作搞好。但有智却流露出一种令人不愉快的情绪，意思是他一个只有初中文凭的干部，干得再好，恐怕也就到“头”了；不象他田福军，有大学文凭，短短一两年，就升了好几级……田福军大吃一惊！他没想到有智思想深处，竟有这么一些东西。他这种思想是原来就有，还是在这新的形势下产生的？田福军判断不来。他反复思考，有智过去没有这些毛病——最起码他那时没有流露出来。现在，他竟然当着他的面说出了他的心病，这不能不使田福军感到震惊。
和张有智谈完这次话后，福军很痛苦；因为在过去那些艰难的岁月里，他两个总是并肩战斗的。现在，他的老战友竟然有了如此大的变化。本来一个县委书记的责任就够重大了，但有智认为这“官”还有点小。我的朋友！这多么令人痛心。全省几千万人只能有一个人当省委书记；全地区几百万人也只能有一个人当地委书记。当然，不一定就只能让乔伯年和田福军来当，但终归不能让想当的都来当嘛！如果只想当官而不想干事，这种思想太危险了！这难道就是县委书记张有智同志的境界吗？
田福军感到，他得和有智开城布公谈一次，但这次时间短促，来不及了——一个人的思想问题也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解决的；等他抽出时间，找机会再和有智进行这次交锋吧！唉，他过去对有智的一切方面是多么信任。现在看来，你可以用理想的标准要求人，但拿它来估计人是不行的。田福军同时想到，许多人由于过去的理想和信仰一次次被现实所粉碎，在眼下新的社会条件下，他们便也变得“现实”起来；而这种人的所谓“现实眼光”，不过是衰老心灵的一孔之见罢了……
在大马河川搞完谷子“丰产方”的第二天，田福军和张有智相约，一块去原西城南三十公里处的古迹石佛寺转了一圈。
据《原西县志》和《黄原府志》记载，石佛寺曾经是一座绛红色的寺院。它的周围是一片浓绿的参天松柏。更有甚者，门前一棵八个人伸臂才能搂住的古柏，树中却奇迹般长出一棵汉槐，古籍中称之谓“柏抱槐”。遥想当年，那寺院红墙黄瓦，绿荫遍地，香烟飘绕，如同仙境一般。此寺相传建于唐。据现有清嘉庆八年碑志记载，系肇自金统四年，即公元一一四四年，迄今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历经各代兵匪战乱之后，从外观看，这座著名的古迹只留下了一片瓦砾和枯草中立着的一座石牌坊——“文化革命”初期，这座石牌坊也被破“四旧”的红卫兵推倒了。不过，这里还留有一个千佛洞。基本上保持完好。
走过一片瓦砾草滩，来到石崖下，就被石洞门口一副石刻大幅对联吸引住了：石山石洞石佛像天下第一，泓寺泓庙泓佛堂世界无二。石洞高三十多米、宽六十多米；洞顶齐平，雕刻有各种图案、书法。洞中央坐着一个特大的石佛像；左右站着两个。洞两边有两道走廊，走廊上又分别立十八个大石佛像。气派之大甚至可以和杭州灵隐寺“大雄宝殿”里泥塑大佛像比美。另外，洞内周围三十多米高的石墙壁上，雕刻着一排排不同姿态，涂着各种颜色的密密麻麻的小佛像，简直难以数清。遗憾的是，有些石碑和佛像已经残缺不全了。
田福军和张有智从洞中转出来，走到瓦砾场被推倒的石牌坊前面，共同坐在一根锈着绿斑的石柱上。陪他们转游的田福军的秘书白元，也坐在他们对面，胳膊上小心翼翼地挽着地委书记的外套。
苗凯调走以后，白元就又当了田福军的秘书。一般情况下，新任领导都不用前任的秘书。田福军不“忌讳”这个常规，仍然让白元当他的秘书。白元因为在前任书记面前迫不及待要了一回官，反而什么官也没当成。但这位秘书在心里还是敬畏他的前任领导，而对田福军有点瞧不起（当然不敢表现丝毫）。他瞧不起田福军主要是因为新任地委书记太不像个“大官”了，动不动就泥手泥脚和老百姓混在一起，象个公社干部。作为秘书，白元断定：大领导就应该有大领导的威严和威风。田福军太没架子了！太随和了！这哪像个地委书记？
白元就是这样理解“大官”的。生活中有那么一种人，你蔑视甚至侮辱他，他不仅视为正常，还对你挺佩服；你要是在人格上对他平等相待，他反而倒小看你！这种人的情况，在伟在鲁迅的不朽著作中有详尽诠释，这里就不再累赘。
现在，这位秘书装出一副谦恭的样子，听田福军博学地和张有智谈古论今。他惊讶地看见，地委书记象个农民一样，竟然脱掉鞋袜，有失体统地拿手指头抠自己的脚指甲！
田福军的确是这副样子——他有脚气病，动不动就拿手指头抠脚指头。
他一边抠脚，一边对张有智说：“应该把石佛寺好好修葺一下，建个围墙，修两个风雨亭，拿石板把院场铺好，再把拉倒的石牌坊立起来。这是一座珍贵的古迹，再不整修，恐怕就要毁了。如果石佛寺最终毁在我们手上，子孙后代都会唾骂我们的……”张有智两手一摊，尖刻地问：“钱呢？”“你们派人到省上请个专家来，先做个预算，我让地区有关部门拨点经费。”
“那好吧……不过，花一笔钱也不见得能修出个啥眉目。再说，这地方偏僻，没有多少人来参观游览。要是地处原西城周围，还能卖点门票。”张有智一边说一边起身和田福军往汽车那边走。“前面不就是石佛镇吗？这里以后肯定会发展起来的，到时会有人来参观游览。话说回来，就是没人来看，我们也应该整修，这是文物古迹呀！”
田福军和张有智同坐一辆车，离开了石佛寺。
当车子开到不远处的石佛镇，田福军就让司机在镇子上把车停了下来。他想拉有智一起到镇子上的供销门市部看看。田福军到公社一级的所在地，总要到当地的供销门市部走一趟。他知道，这地方对于周围几十个村庄的农民来说，就是他们的“王府井”和“南京路”，重要得很！
他和有智进了门市，先走到卖油盐的地方。他向一位女售货员询问这两样农民最当紧的东西销售情况怎样。女售货员告诉他：“盐很充足，但点灯的煤油断了。”“断了多长时间？”
“从七月份开始到现在……”女售货员打量着两位花白头发的人，看来觉得他们有点不寻常，因此说话很客气。
“县上其它地方呢？”田福军扭头问旁边的张有智。
有智脸有点红，说：“我还不清楚这情况……”
这时候，供销门市部主任来了。他显然认出站在柜台外面的这两个人是谁，赶忙推开柜台挡板，让两位领导进后院去喝水。
田福军没理会主任的邀请，问他：“你们有多少用油户？”门市部主任这才有点慌张，说：“两千户，一月得两吨煤油，可现在只供应半吨，老百姓点不上灯，只好买蜡烛凑合。但大多数农民买不起蜡烛；一斤煤油才三毛五分钱，一包蜡十支装，每支一毛一分五厘钱，就是一块一毛五分钱，用起来还不顶一斤煤油时间长……”
“问题出在哪儿呢？”田福军问。张有智在旁边说：“据我所知，县上石油公司也没油。油属一类物资，由地区统一调拨，下面有什么办法？”
田福军从衣袋里摸出笔记本，迅速写上：回去很快找地区财贸办公室，专门拨石油指标，落实到县、社、镇……他把笔记本装起来，对石佛供销门市部主任说：“不要熬煎，煤油马上就会有的！”
“啊呀，那就好了！你们不知道，老百姓跑几十里路来这里，买不上油，生气得把油瓶都扔了，还骂咱们的社会……”
田福军和张有智返回车里后，谁也没说话。这件小小的事大大地刺激了他们。
“怪我官僚主义……”半路上，张有智情绪不佳地说。田福军给有智递上一根纸烟，说：“这件事的责任主要在地区！”
回到县里的当天晚上，田福平接到地委办公室打来的电话，说老作家黑白同志正在原北县，过几天就到黄原来，想见见他……
这位老朋友不见不行。田福军决定明天就返回黄原去。
两天以后的一个上午，著名老作家黑白由地区文化局长杜正贤和《黄原文艺》主编贾冰陪同，前来拜访田福军。
黑老是名人，一到黄原，就由杜局长亲自出面接待。另外，机灵的杜正贤知道，黑老是田书记的老朋友，因此更不敢怠慢。另一个寸步不离黑老的人是贾冰。贾诗人不仅是省作家协会会员，而且还是个理事，现在黑老师到了黄原，他得格外卖劲招待这位本省文学界的泰斗。
在这三个人到来之前，田福军已经把侄女润叶从团地委叫过来，让她收拾了一下办公室的会客间；又买了一些瓜子、水果和本地的土特产，摆在茶几上。
田福军拉着黑老的手，把他敬让在正中的沙发里，他紧挨着坐在旁边；杜正贤和贾冰分坐在两头。润叶赶紧给客人冲茶、敬烟。
两个老朋友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先问候了一番身体状况——互相都说好着哩。接着又开了一些亲切的玩笑。平时都爱抢着说话的文化局长和诗人，此刻都象听报告似地老老实实坐着，不敢插话，只敢咧开嘴巴陪着笑。
“你这次到原北县是故地重游，一定有不少感慨吧！”田福军对黑老说。
“也许这是最后一次了。”黑白脸上露出一丝艺术家的忧伤。“这次到原北跑了一趟，是有不少感慨。不瞒你说，也有点难过！”
田福军一怔。他没有言传，等待黑老继续说下去。“我没想到，农村已经成了这个样子！”黑白两手一摊，脸上的忧伤变成了痛苦。“完全是一派旧社会的景象嘛！集体连个影子也不见了。大家各顾各的光景，谁也不管谁的死活。过去一些不务正业的人在发财，而有的困难户却没有集体的关怀，日子很难过下去。农村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两级分化，队干部中的积极分子也都埋头发家致富去了；我们在农村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结果不费吹灰之力就荡然无存……”
黑白的一番话使田福军一时不知该如何对答。老朋友给他描绘了一幅多么可怕的图景！田福军原来以为，作家的思想是应该能够站在时代前列的；想不到黑白同志竟然比最保守的基层干部都要更不理解农村的改革。仅从这一点看，改革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啊！
田福军一边诚心地听黑老说话，一边赶紧把那些吃的东西往他旁边挪。聪敏的润叶为了缓解气氛，也热情招呼敛声屏气的杜正贤和贾冰吃东西。
田福军把几颗大红枣塞在黑老手里，脸上堆着笑容，说：“你说的这些现象的确存在。可是，农村既然发生了这么重大的变化，出现问题也是不可避免的。你熟悉历史，古今中外任何大的社会变革，都不可避免要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我们还是要从最主要的方面来看这种变革是否利大于弊……”
接着，田福军用一系列数字给黑老列举了农村改革前后的状况——这是对黑老最有说服力的回答。
黑白听得渐渐咧开了嘴巴。他说：“你说的也许都是事实，可是我思想上很难转这个弯啊！”黑白大概也觉得谈话过分严肃了一些，脸上露出了笑容，“你想想，自己一生倾注了心血而热情赞美的事物，突然被否定得一干二净，心里不难过是不可能的！”
田福军理解黑老的心情。黑老在很大程度上说的是他那部长篇小说《太阳正当头》。这本描写合作化运动和大跃进的书，是他一生的代表作。他在其间真诚地讴歌的事物，现在看来很多方面已经站不住脚；甚至是幼稚和可笑的。作家当年力图展现正剧，没想到他自己却成了悲剧。
田福军带着某种安慰的口吻说：“黑老，有一点是肯定的，以后的人们绝对不会怀疑你当年的讴歌完全出于真诚。至于你当时的认识判断，那不可能超越时代的局限性。这种现象古今中外的大作家也不乏其例。我好象记得列宁在评价列夫·托尔斯泰时，也指出了他在这方面的局限性。但列宁并没有因此而否定托尔斯泰，反而称赞他的作品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我是外行，胡说八道！不过，你的《太阳正当头》的确细致地描写了当时农村的社会生活，这一点就足以使以后的读者仍然要读这本书。我认为，不能因作家对当时的生活做出不准确的认识和结论，就连他所描写的生活本身也丧失了价值。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托尔斯泰……”
田福军的“文艺理论”尽管过于牵强，却一下把黑老说高兴了。他竟然竖起一只拇指，对田福军说：“啊呀，谁说你是个外行？你比内行还内行！你要是搞文学艺术，一定能成大事业！”
田福军仰头大笑了，说：“我根本吃不了那碗饭！”他看黑老情绪高涨起来，乘机转了话题，说：“你到黄原来，一定要对咱们地区的文化事业给予指导！”他指了指旁边的杜正贤和贾冰，“他们两个负责这方面的事，有什么你就对他们说！你也知道，咱们山区文化落后，人才留不住……”杜正贤赶忙插话说：“我们已经安排黑老为全区文化艺术界做一次报告！”
黑白同志也就不客气地指导起黄原的文化工作来了。他建议田福军办个戏剧学校；搞个诗社；等条件成熟后，还应该成立文联；并把《黄原文艺》从文化馆分出来归文联领导，他回去找省委宣传部长，争取让这刊物公开向全国发行……田福军点头赞许，指示杜正贤和贾冰认真研究黑老的建议；说过一段时间，他要专门召集个会议，解决文化艺术部门的问题。
本来田福军准备以地委的名义中午在黄原宾馆宴请黑老，但诗人贾冰已经专门买了一只羊，要在家里款待黑老，请他吃羊肉荞面糊兔。地委的宴会只好推到黑老离开时举行。
众人和田福军在办公室告辞后，贾冰硬拉福军的侄女润叶也到他家里去陪黑老吃饭。和贾冰一个单位的杜丽丽已经和她的男朋友武惠良在贾冰家帮他老婆准备这顿饭了，因此他想让润叶也去凑个热闹。田福军鼓动让侄女去，润叶就答应下来。杜正贤因为女儿和女婿都已经在贾冰家，因此推辞说他还要给田书记汇报文化方面的工作，谢绝了贾冰的邀请……
润叶和贾老师簇拥着黑老出了地委大院，一块相跟着来到诗人家。
他们进家以后，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一张红油漆炕桌上，摆满了各种调料。贾冰和丽丽的男朋友武惠良先陪黑老喝酒；润叶和丽丽帮贾冰的爱人往桌子上端菜。
当一盆子大块羊肉上来后，贾冰硬拉着润叶和丽丽也坐下来吃，让他老婆一个人去忙。黑老是个乐和人，开玩笑要和贾冰的爱人碰一杯酒；但这位腼腆的妇女红着脸退出了房间。诗人尴尬地对黑老说：“我老婆是个‘土耳其’！她怕生人，请黑老不要介意。”说完这句话后，诗人借着几杯酒落肚，竟动情地给客人讲起了他和他老婆的爱情故事。
他告诉大家，他老婆一个字也不识。他们是同村，又是邻居。在他上大学时，他把唯一的亲人老母亲一个人丢在家，全靠他现在的爱人照料。但那时他们什么关系也不是，只是同村邻舍。他当时已经在大学爱上了同班的一位城市姑娘。可是后来他母亲非让他和现在的这个爱人结婚不可；说如果他不答应这件事，她就要一头碰死在他面前。他没有办法，只好在爱情和孝心之间选择了后者。结婚以后，他才知道，在那些困难的岁月，当时他爱人为了照顾他妈，偷拿自己家里的东西，曾经挨过她父亲的打骂……天长日久，他觉得他爱的人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现在，他老婆办了营业执照，在二道街上卖羊杂碎，起早贪黑，为他操持家庭，还给他生了三个小子。他的工资月月花得净光，家庭全凭老婆来养活；他有时还跑到市场上向老婆要零花钱哩……冲动的诗人说得泪水满面，弄得客人也都吃不成饭了。“我们是先结婚后恋爱……唉，我现在最大的愿望是明年天暖后，带着我老婆去逛一回省城！我要把她引到皇后王后的陵墓前，说：我老婆和你们一样伟大！”
诗人又立刻破涕为笑，赶紧招呼客人吃他的“土耳其”老婆做的荞面圪凸羊腥汤——于是众人也都笑了。
但润叶没有笑。她一直沉默地听诗人说他和他爱人的故事。唉，不幸的人最怕听别人说他们的幸福！
吃完饭后，润叶说她有点事，就一个人先离开了诗人家。今天是星期六，她实际上没什么事；只是觉得心情烦乱，不想和别人呆在一起。
田润叶独自回了团地委少儿部的办公室。这个办公室就她一人，墙角支着一张单人床。晚上下班以后，她通常不回二爸家，自己在机关灶上吃完饭，就在这里过夜。这个已婚女子完全过着单身汉生活——自到黄原以后，她也尽量忘记自己已经结了婚。
由于心灵受过创伤，这个人现在变得有些孤独。除过工作以外，一般很少和别人交往；甚至也不常去好朋友杜丽丽那里。武惠良现在是团地委书记，他和丽丽都了解她在婚姻上的波折，因此很想让她去丽丽那里玩一玩，散一散心。但他并不知道，润叶最不愿意看见他们之间的那种甜蜜关系了。不能说我们的润叶心理已经变态。不，她并不嫉朋友的幸福；她只是怕因此而勾起自己的难过。
她将怎么办？她自己仍然不清楚……回到团地委后，润叶闭着眼睛在自己的床上躺了很长时间；思绪象发过洪水的河流，也不知道究漂浮过些什么东西……
天黑以后，她才爬起来，悄无声息地去大灶上喝了点稀饭。
她突然想起，她应该去收拾一下她二爸的办公室——今天因为招待黑老，二爸的办公室被搞得很凌乱。
这样，她把碗筷放回宿舍，就又返身向地委常委的小院走去。进了院子，她看见二爸的办公室还亮着灯——他还没回家去吃饭？润叶进了门，才发现原来是妹妹和他们村的少平呆在这里。
润叶心一惊——因为她恍惚中先错把少平当成了当安。
是呀，少平已经长了这么大，而且太像他哥了！少平和晓霞正在一块吃饭，见她进来，两个人都站起来。少平赶忙叫了一声：“姐！”
在这里猛然见到少平，不知为什么，润叶不由得兴奋起来。她开始询问双水村和她家里的情况。少平就给她细说了一通，并且还转弯抹角让她知道了少安的许多情况。早安！少安！你现在活得多么美气啊！
一提起少安，一种难以抑制的痛苦，就使她不由得默默低下了头。流逝的往事此刻又回到了她的心间。那梦魂一般的信天游也在她的耳边萦绕起来——正月里冻冰呀立春消，二月里鱼儿水上漂，水上漂来想起我的哥！想起我的哥哥，想起我的哥哥，
想起我的哥哥呀你等一等我…………很长时间，她才把深埋地头抬起来。
她看见，晓霞已经躲到外间去了。少平坐在她对面，脸扭向一边，眼里似乎含着泪水——他显然已经知道她和他哥的事；也知道她现在的难过。
她于是岔开话题，询问少平到黄原来干什么？
少平就难为情地用手背揩了揩眼睛，告诉说他是来黄原揽短工的。
她看着这个长相酷似少安的青年，心中产生了一种无限怜爱的感情。她对他说，有什么困难就到团地委来找她；并且把她的电话号码也留给了他。然后三个人帮着把里外间的房子收拾了一遍，她就回团地委去了……半个月以后，杜丽丽和武惠良在黄原宾馆举行婚礼。无论从哪方面说，这个婚礼润叶非得去参加不行。
丽丽和惠良的婚礼搞得十分铺张。主办人是惠良的叔叔武宏全，这位地区驻省会的办事处主任，神通广大，气派非凡，完全按省里接待贵宾的规格，搞了几桌山珍海味。除过双方家长、文化局长杜正贤和劳动局长武得全外，前来吃喜宴的大部分是地区的部局长。让润叶感到难堪的是，她公公李登云也来了。两个人尽管没有坐在一个桌子上，但世界上也许再没有这么令人别扭的事了。新婚夫妇的幸福和他们双方家长的喜庆气氛，从不同的角度同时刺激着田润叶和李登云——公公和儿媳妇都各有各的辛酸！
聪敏的丽丽和惠良都看出了润叶的困难处境。惠良向丽丽耳语了几句，丽丽就对旁边的润叶说：“你要是身体不舒服，就先回去休息一会……”
润叶尽量忍着没让泪水从眼里涌出来。她站起来拉着丽丽，手在好朋友的肩背上亲切地抚摸了一下，想说句祝福她的话，但不知说什么是好。
她于是又和惠良打了个招呼，就一个人匆匆出了宴会厅。
她来到灯火通明的大街上。初冬的夜晚彻骨般寒冷。冰凉的街道，冰凉的夜空，当头悬着一轮冰凉的月亮。她的心也是冰凉的。
她一个人低着头慢慢地在街道上转悠。她不急于回团地委；也不知道自己要往何处走。
现在，她竟然不知不觉转悠到二道街的自由市场上了。这里也已经空荡荡地没有了人迹。街道两旁挤着低矮的、密密麻麻的铁皮小房，是个体户卖吃喝的地方，现在大部分都关了门；只有个房间还亮着灯火，但已没有顾客，店主们正懒洋洋地收拾碗筷，或指头蘸着吐沫在灯下细心地点钱。
润叶不由停住了脚步，并且向旁边的暗影一闪。她看见对面不远一个店铺里，诗人贾冰腰里围着块破布，正帮助他的“土耳其”老婆洗碗。贾老师嘴里还说着什么，并且扬起手在他爱人的屁股蛋上亲昵地拍了一巴掌；他爱人便乐得呱呱大笑起来…
润叶猛地转过身，迈着急促的脚步向南关团地委走去，呼啸的寒风扑面而来，把她脸频上两行滚烫的泪水吹落在了冰凉的街道上
在一般人看来，徐国强是个幸福老汉。有吃有穿，日子过得十分清闲。更重要的是，他女婿是这个地区的“一把手”，他活得多么体面啊！走到哪里，人们都尊敬地对他笑；亲切地、甚至巴结地问候他，奉承他。他要是来到街头说闲话的退休老头们中间，当然就成了个中心人物。
但是，徐国强老汉自有他的难言之苦。女儿和女婿经常不在家，晓霞和润叶一个星期也只回来一两次，平时家里一整天就他一个人闲呆着，活得实在寂寞。如果在原西县，他还在许多熟人朋友，可以出去走走，说说话，散散心。可是现在他被搁置在水泥楼中的一个小房子里，感觉就象被孤零零地吊在了“半空中”。大街上人那么多，他都不认识。和一些半生不熟的退休老头说闲话，人家虽然因他是福军的岳父，很尊重他，但他感到别扭和不自在；不象在原西，他和老朋友们蹲在一起，唾沫星子乱溅，指天骂地，十分痛快。眼下，他实在感到寂寞难忍时，就只能到几尺宽的阳台上去，如同站在悬崖上一般，紧张得两只手紧紧抓着栏杆，茫然地望着街上的行人。他每次都要目送着黄原去省城的飞机消失在遥远的空中——这算一天中最有兴趣的一个瞬间。他也不敢在阳台上站得太久，否则会感到眩晕。一天之中，他大部分时间在那间十二平方米的房子里消磨。唉，如果象原西一样住在平房，他还能在院子里营务点什么庄稼。这楼上屁也种不成！在陶瓷盆里养点花？他不会。哼，大地方人也真能！竟然在盆子里种起了东西！他唯一的伙伴就是那只老黑猫。
黑猫不用说更老了。自到黄原以后，它和他一样，也懒得出去跑一趟，整天卧在他身边，挑拣着吃点好东西，然后便打着呼噜睡觉。他们有时候也拉拉话。当然主要是徐国强说，黑猫听——它只是在主人说话之时，间隔用“喵呜”来应酬一声。后来，他们加添了一个“节目”。徐国强从女儿房间里翻出来一个毛线蛋，在床上把线蛋滚来滚去，让黑猫扑着去抓。徐国强指教黑猫说：“你也老了，要锻炼身体哩！要不得个高血压什么的，又没个给你治病的医院！”
时光静悄悄地在流逝。世界上有些人因为忙而感到生活的沉重，也有些人因为闲而活得压抑。人啊，都有自己一本难念的经；可是不同处境的人又很难理解别人的苦处。百事缠身的田福军和忙忙碌碌的徐爱云一离开这个家，也就很难想象老人怎样打发一天的日子。至于晓霞，正遨游在青春烂漫的云霞里，很少踏进这个家门来。
徐国强只能生活在自己孤独的世界里。他现在最大的安慰就是这只忠实的老黑猫，一直形影不离地陪伴着他。
但是这一天，灾难降临在了老汉头上——他的黑猫突然失踪了！
黑猫是中午出门的。因为今天太阳很好，徐国强想让猫出去晒一晒暖。通常过三四天，徐老都要单独让猫出去散散心。一般说来，他的猫不会远行；常就在楼下玩一会，就跑上来“喵呜”着让他开门。
可是今天它出去很长时间没有回来。焦急的徐国强跑到楼下找了一两个钟头，没有找见它。他以为在找它的这段时间里，猫说不定回去了，就又匆匆赶回家来——但猫仍然没有回来。
这可怎么办？
徐国强老汉楼上楼下跑个不停，声音哽咽地“咪咪”呼唤着，寻找了整整一个下午。
天黑以后，猫还没有回来。徐国强几乎没有吃什么东西，就凄凉地回到自己的房间，佝偻着腰呆呆地望着墙壁。
夜已经深了。老汉和衣躺在床铺上，耳朵敏捷地谛听着外面的各种声音。呼啸的寒风拍打着门窗。夜是宁静的，又充满了喧嚣和嘈杂。他回忆起黑猫初到他家时，还象个撒娇的孩子似地，在窑里乱跑，曾经把爱云她妈心爱的一只花瓷碗也打碎了；看爱云妈拿个笤帚把打它，它就跑到他怀里来寻求保护……可爱的小东西呀，晚上贴着他的胸膛，毛绒绒的，在被窝里也不老实。早上它总是和他一块起床。他洗脸的时候，它也蹲在炕上，用两只小爪子抹自己的脸……徐国强老汉难受地闭住了眼睛。但他怎么能睡得着呢？
突然，老汉一下子从床上挺身而起。他似乎听见什么地方传来老黑猫的“喵呜”声。是的，一点也没错，就在门外的楼道里！
他慌忙托拉着鞋，出了自己房间，通过黑暗的走道，手抖得象筛糠一般扭开门关子。啊啊！正是他亲爱的老黑猫！他鼻子一酸，很快把它抱起来，向房间走去；猫身上不知糊了些什么东西，弄得他两手粘乎乎的。
徐国强把猫抱进房间才发现，他两只手上粘的是血。他的心缩成一团：黑猫受伤了！看来这伤不是人打的，也不是自己碰磕的，而是被锋牙利齿咬伤的。天呀，是什么作孽的家伙伤害了他的宝贝？狼？城里没狼。狗？狗咬猫干啥！那么是猫？是呀，说不定是谁家的猫咬的！看来人家是几只猫咬他的老黑猫，寡不敌众，才被咬得遍体鳞伤。唉，你呀，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可不是在原西，咱们是外来户，怎么敢和这里的地头蛇打斗呢？再说，你和我一样，都已经老了，就应该呆在家里，谁让你出去逞强呢？人家年轻力壮，你老胳膊老腿，闹腾不过人家呀……徐国强老汉把猫抱在灯下，一边嘴里唠叨着埋怨老原猫一边细心地检查它身上的伤口。耳朵、脸、爪子都在流血；最可怕的是它的咽喉上被撕开一个致命的大口子，简直惨不忍睹。
徐国强面对这个血淋淋的牲畜，不知如何是好。他猛然灵机一动，拉开桌子抽屉，把他自己平时用的药都拿了出来。
他先把止血粉撒在猫的伤口上，又拿了棉纱和胶布准备包扎，但胶布在皮毛上面粘不住，只好凑合着捆扎起来。
他把它放在一个棉垫子上，然后悄悄溜到厨房里，把几片止疼片拿刀背捣碎，在杯子里拿水调成汤，又带了几块熟肉回来。他把肉放在猫嘴边，猫只是呻吟般喵呜着，无心食用。他就拿小勺子给它喂药。尽管他给猫说，这是止痛药，但猫怎么也不喝。
他只好把杯子放在一边，束手无策地坐在猫旁边，陪伴着它。外面的风似乎小了，寂静中听见一片沙沙声。隔壁房间里，传来福军沉重的鼾声。
徐国强呆呆地看着奄奄一息的老黑猫。此刻，这只猫对他来说，已经不是动物，而是他的亲人。他记得爱云她妈临终的时候，他也就这样呆在她的床边。动物和人一样，总有一天也要走向生命的终点。在这个时刻，他们是极需要亲人守护在身边的；这样，他们也许能镇定地度过这最后的时光。
亲爱的黑猫渐渐连呻吟的力气也没有了。受伤的眼皮耷拉下来，遮住了那两只美丽、金黄色的眼睛。
老汉轻轻把它抱在怀里，用一只青筋突暴的手悲痛的抚摸着它。
黎明时分，老黑猫在徐国强的怀抱里死去了。
老汉用手掌抹去满脸泪水，抱起这个咽气的伙伴，打开了通往阳台的门。他看见，外面已经铺了一层寸把厚的雪。天阴得很重，空中仍然飘飞着雪花。风已经完全停了，空气中流荡着一种微微的温暖。
他把老黑猫安放在阳台的一个角落里，用那片棉垫遮盖住它，然后静静地立在栏杆边，望着风雪迷朦的城市和模模糊糊的远山，嘴里叹息着，胡楂子周围结上了一圈白霜……徐国强老汉一个上午没有出自己的房门。他盘腿坐在床铺上，沉默地抽了很长一阵烟。后来，他在床下找出一个小小的木匣子，用笤帚打扫干净，给里面垫了一些新棉絮。他要象安葬人一样安葬他的老黑猫。
中午前后，他的猫入“殓”了。他把那只猫经常饮水吃食的小碗和那个毛线蛋，都放在了“棺材”里；然后拿小木片把木匣子钉起来。
福军和爱云中午都不回家来，他自己也无心吃饭；于是就把这个小木匣装进一个破提包，又拿了一把挖炉灰的小铁铲，一个人静悄悄地出了门。
他踏着厚茸茸的积雪出了家属楼后边的小门，蹒跚着来到街道上。满天雪花象无数只纷飞的白蝴蝶。徐国强老汉脸绷得紧紧的，路上偶尔有认识他的人热情地给他打招呼，他只是严峻地点点头。
他到离地委不远处的一个小山沟里，在马路旁边瞅了个向阳的小山坡，用小铁铲在土崖根下掘个小洞，把那个小木匣放进去；然后用土掩埋起来，并且象真正的坟墓一样，弄起一个小土包。
殡葬全部结束后，他蹲在这个小土包旁边，又抽起了旱烟，雪花悄无声息地降落着，天地间一片寂静。他的双肩和栽绒棉帽很快白了。他痴呆呆地望着对面白皑皑的雪山和不远处的一大片建筑物，一缕白烟从嘴里喷出来，在头顶上的雪花间缭绕。
徐国强老汉突然感到这个世界空落落的；许多昨天还记忆犹新的事情，好象一下子变得很遥远了。这时候，他并不感到生命短促，反而觉得他活得太长久。
毫无疑问，老黑猫的死对徐国强老汉的打击是沉重的。只有他自己才能体验到这件事的残酷性。他也并不指望别人理解他，包括他家里的人。
几天来，他的情绪一直很低。他也不愿给别人叙说他的不幸。要是说出他为一只死去的猫而悲伤，也许别人会笑掉牙的。只是在星期天的饭桌上，爱云突然提念说：“这几天怎不见猫呢？”
“猫已经死了。”他对女儿说。
“死了？也是的，这只猫太老了……”爱云轻淡地说了一句，然后便去盛汤。晓霞只顾低头吃饭，福军一边吃，一边和旁边的一位干部说话。谁也没有再说起这只死去的牲灵。
徐国强勉强吃了一小碗米饭，连汤也没喝，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他木然地立在门后边，泪水盈满了一双昏花的老眼。他好象听见房间的什么地方传来“喵呜”一声叫唤，赶忙把脑袋转了一圈。一无所有，是他的耳朵产生了错觉……在以后的日子里，每过一两天，徐国强老汉总要在临近黄昏的时候，一个人悄然地走出家门，穿过那条街道，来到那个小山湾里，在那个小土包前徘徊一段时光。人的感情有时候真是不可思议，他也许对人是冷漠的，但可以对一个动物怀着永远的眷恋。
又是一个黄昏，城市的灯火和山坡上的残雪闪烁着冰冷的白光。大地已经开始结冻，硬帮帮得象铁板一样。风呜咽着从远处的山口中吹过来，灌满了低洼中的城市。徐国强老汉象往常一样，穿着厚厚的挂面羊羔皮大氅，戴着栽绒棉帽，又来到掩埋着老黑猫的那个小山湾溜达。他现在已经没勇气走到那个小土包前；只是在那个山坡下面的公路边上来回走几圈。这在很大程度上倒不是专门来祭奠那只死去的猫。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就跑到这里来了；就好象他在这地方丢失了什么贵重的东西，尽管毫无指望再拾回来，但仍然还要反复寻找。
徐国强老汉在马路边上溜达了几圈，正准备返身回家去，却突然又听见了一声猫的叫唤。他心一惊，不由转过脸向山坡上望了一眼。除过一片昏暗，他什么也没有看见。
他摇摇戴栽绒棉帽的脑袋，知道他的耳朵又出了毛病。“喵呜！”
又是一声猫的叫唤声。这下老汉听真切了！这的确是一声猫叫，而且和他的老猫叫声几乎一模一样！
一股凉气沿着老汉的后脊梁一直窜到后脑勺上。难道他的老黑猫真的活过来了？他尽管是个老共产党员，但多少还有点迷信，心想是不是猫的魂灵在他附近叫唤呢？
当又听见一声猫叫后，他才发现这叫声是从公路前面传来的。
他怔怔地立在路边，看见前面一个黑糊糊的人影向他这边走来。
直等到这个人走到他面前，他才认出这是他的外孙女晓霞！
“你怎到这儿来了？”徐国强老汉走前一步，对外孙女说。晓霞从她的棉大衣里掏出一只小猫，举到他面前说：“外爷，我在自由市场上给你买了一只猫。你看，也是黑的！两只眼睛黄黄的，和你原来的那只一样，说不定就是老黑猫生的儿子呢！外爷，你不要难过。我知道你一个人常到这地方来……”
徐国强老汉从外孙女手里接过那只小黑猫，弯下腰用脸颊在猫身上蹭了蹭，黑暗中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他伸出一只手在外孙女头上摸了摸，说：“咱们回家去吧……”
一九八一年农历正月十六过罢传统的“小年”以后，黄原地区各县的县城，顿时涌满了公社和农村来的基层干部。这些人胸前的钮扣上都挂着一张红油纸条，上面印有“代表证”三字。各县每年这个时候召开县、社、队、小队四级干部会议、似乎像过节一样，也成了个传统。会议期间，这些小小的县城陡然间会增加一倍左右的人口，显得异常地拥挤和热闹。县城的小学、中学和各机关一切闲置的房屋和窑洞，都睡满了这些各地农村来的杰出人物。通常这期间，县上都要唱大戏；这种会议似乎越热闹效果越好。
按老套路，每年的“四干”会主要是总结去年的工作，安排今年的生产，全体大会上，由县委书记做总结报告，县上其他领导围绕报告中心分别讲一通话，然后以公社为单位进行讨论。
今年的“四干”会非同以往；因为这是农村实行个人承包责任制以来的第一个“四干”会。不知哪个县开的头，今年“四干”会除过传统的日程安排，另增添一个新内容：在会议结束时举行声势浩大的“夸富”活动。
于是，各县闻风而动纷纷效仿。
这真是时代变，做法也截然相反。往年的“四干”会，通常都要批判几个有资本主义倾向的“阶级敌人”、今年却大张旗鼓地表彰发家致富的人。谁能不为之感慨万千呢？既然各县都准备这样搞，原西县当然也不能无动于衷。尽管县委书记张有智向来反感这类大哄大嗡，但看来不这样搞也不行。以前他是副职，不感兴趣的事可以回避；但现在他成了“一把手”，就不敢再任性了——“夸富”实际上是赞扬新政策哩！
张有智把这件事交给“二把手”马国雄去操办。这差事正对国雄的口味，他最热心这些红火工作。我们知道，一九七七年，他曾负责“导演”了接待中央高老的那次著名活动。
马国雄根据常委会的决定，早在元旦前后就召开了电话会议，要求各公社推选“冒尖户”。“冒尖户”的标准是年收入粮一万斤或钱五千元；各公社不限名额，有多少推选多少，但不能连一名也没有。“冒尖户”除在春节后”四干”会上披红挂花“游街”以外，每户还要给奖励“飞人牌”缝纫机一架。
这件事首先难倒了石圪节公社书记徐治功。要知道，按照县上要求的标准，他们公社连一个“冒尖户”也找不出来。石圪节是全县最穷的公社，虽然实行了责任制，农民的日子比往年好了，可新政策才刚刚一年，凭什么能打下万斤粮食或赚下五千元钱呢？这不是逼着让他徐治功去上吊吗？哼，别说农民，他徐治功也没那么多家当！
可是，找不出“冒尖户”，徐治功没办法给县上交待，再说，没个“冒尖户”，他又有什么脸想去参加“四干”会？
找不出来也得找！找不出来就说明他徐治功没把工作做好！
他们把副手刘根民叫来，发愁地和他商量到哪里去找个“冒尖户”。
两个人扳着手指头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往过数，结果还是找不出来一个。
徐治功突然手在大腿上拍一巴掌，说：“我好像听说双水村的金富弄了不少钱，兴许这个子能够上标准哩！”刘根民淡淡一笑，对兴奋的徐主任说：“据有人传说，他的钱不是从正路上得来得而是他妈的！不管是偷的还是抢的，只要凑够五千块就行了！”
“这样恐怕不行。”刘根民摇摇头，再说，如果这小子真是用不正当手段弄来的钱，他也不会给你说他有那么多。”
“那咱们怎么办？”徐治功束手无策地问刘根民。刘根民能有什么办法呢？
徐治功背抄着手在地上走了两圈，又来了“灵感”，说：“你的同学孙少安怎么样？这小子开了烧砖窑，说不定能赚下不少钱呢！”
“据我所知，少安也没赚下那么多钱。”刘根民说。“不管怎样，咱们一块到双水村去看看！”
刘根民也和徐治功一样急，找不出个“冒尖户”，县上不会饶了石圪节公社。
刘根民只好和徐治功一人骑了一辆自行车，到双水村找孙少安，看能不能把他的同学凑合成个“冒尖户”。
公社的两位领导在烧砖窑的土场上找到了满脸烟灰的孙少安。
少安听他们说明来意后，惊讶地说：“哎呀，你们也不想想，我就这么个摊场，怎么可能赚下那么多钱呢？”“你甭轻看这事！”徐治功诱导说：“当了‘冒尖户’，不光到县上披红挂花扬一回名，还给奖一台缝纫机呢！”“我没资格去光荣嘛！”少安无可奈何地说，“把我的骨头卖了，也凑不够那么多钱。”
“嗨，这就看怎样算帐哩！”徐治功嘴一撇，给刘根民挤了一下眼睛，“咱们回家去说吧！”
少安引着他们回到家里。徐治功一进院子，就指着少安的三孔新窑洞说：“这不是个‘冒尖户’是个啥？”秀莲一看两个公社领导上了门赶忙洗手做饭。
徐治功立刻发明了一种“新式”算帐法。他把孙少安的现金、粮食、窑洞和家里的东西统统折了价，打在一起估算。后来又加上了现存的砖、砖坯和烧砖窑。尽管这样挖空心思算了一番，结果还是凑不够五千元。这时候，在锅台上擀面的秀莲插嘴说：“要把我爸爸的算上大概就够了。”她听说能奖一台缝纫机，就一心想当这个“冒尖户”，她早就梦想有一台缝纫机。
“对！”陷入困境的徐治功高兴地说“可是我和爸已经分家了。”少安说。
“父子分家不分家有什么两样！”秀莲白了一眼丈夫，意思是埋怨他太傻了，为什么把一台不要线的缝纫机扔了呢？
徐治功竟然就麻麻糊糊把孙玉厚的财产也算到少安名下，总算凑够了“标准”——他终于搜肠刮肚为石槽节创造了个“冒尖户”。
会议期间“肯尖户”们像平民中新封的贵族一般，受到了非同寻常的抬举，其他社队干部都是自带铺盖，七八个人挤在一个学生宿舍里；而“冒尖户”和各公社领导一起被安排在县招待所，两个人住一间带沙发的房子；吃饭也在县招待所的小餐厅，在社会还普遍贫穷的状况下，这些发达起来的农民受到了人们的尊敬。他们佩戴着写有“冒尖户”的红纸条走到街上。连干部们都羡慕地议论他们——是呀，这些每月挣几十元钱的公家人，恐怕有五千块存款的也不多。人们的观念在迅速地发生变化；过去尊敬的是各种“运动”产生的积极分子，现在却把仰慕的目光投照到这些腰里别着人民币的人物身上了。
孙少安站在这个光荣的行列里，心慌得像兔子一般乱窜。他知道，在全县这几十个“冒尖户”中、大部分是真“冒尖”，也有假“冒尖”的。他自己属于后一种“冒尖户”。他真后悔为了一台缝纫机而受这种精神折磨。除过开会，他也不上街去；他心虚，似乎感到城里所有的人都知道他是个“假”的。他同屋住着柳岔公社的一个“冒尖户”，名叫胡永合，是靠长途贩运发财的。这家伙是个真“冒尖”。据他夸耀，他可以一次包县运输公司的两辆汽车，到省城和中部平原的县镇拉面粉，回到山区每袋净赚四五元钱。胡永合气派很大，对少安说，他今年还准备办个罐头加工厂呢！
几天以来，孙少安被各种情况刺激得坐卧不安，同时也在内心升腾一种新的雄心壮志。他感到，由于过去太穷，生活一旦有所改善，就有点心满意足了。现在看来，他应该放开手脚发展自己的事业。他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冒尖户”。他暗暗下决心，明年他要理直气壮地来参加这样的会议！
在别的“冒尖户”们外出逛悠的时候，孙少安就一个人躲在房间里，开始谋算他下一步的宏图远景。他想回去以后，先立刻筹划买一台中型３００型制砖机，多开几个烧砖窑，办它个真正的砖厂！
当然，要迈出第一步困难就很多。首先是资金问题。一台中型制砖机就得五千元，他个人的钱根本买不起；更不要说扩大生产还得有其它花费。至于人手，现在倒可以雇几个人；虽然雇工还没有明确的政策，但许多地方已经有这样的现象，公家一般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据他二爸说，报纸上现在对这问题正讨论着哩。
他首先发愁的是钱。没有办法，看来只能走贷款这条路。
这一天晚饭后，他找到了公社的徐主任和刘主任，向他们倾吐了自己的心事。
徐治功和刘根民马上表示支持他的想法，说回去以后立即给他贷款，他要多少就给贷多少。两位主任这次会上也受到了强烈刺激。别的公社都有两名以上的“冒尖户”来参加会议，就他们公社是一户，并且还是个假的！他们来参加这个会实在是脸上无光，因此决心回去也要大干一番，下决心搞出几个真正的“冒尖户”来！
“四干”会的最后一天，原西县举行了隆重的表彰“冒尖户”大会（当时俗称“夸富”会）。
这一天，原西县城一片热闹。除过参加会议的一千多名干部外，城里的机关干部和市民也都纷纷涌进了县体育场。县广播站在向全县转播大会实况。体育场挤得人山人海。主席台下，“冒尖户”们全部披红挂花，骑在高头在马上，一个个都被装扮得象状元兼驸马。人们都新奇地想挤前去看看这些光荣的老百姓。
简短的会议仪式举行完以后“夸富”大游行开始了。总指挥马国雄手里拿着个电喇叭，满头大汗地跑个不停，指挥着游行队伍按顺序出了体育场，浩浩荡荡走向大街。
游行队伍的最前边是十几班吹鼓手。这些被召来的是全县最著名的乐人，唢呐上挽着红绸花，一个个都大显神通、腮帮子鼓得象拳头一般大。唢呐声和锣鼓声震天价喧吼。四面八方鞭炮声聚起，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硝烟味。
乐队后面，是骑马的“冒尖户”们。他们的马都由县委和各部门的领导人牵着，使得这些受宠的泥腿把子们，都十分不好意思；此刻一个个羞怯地低着头，象些新娘子似的。“冒尖户”后面，是一长溜工具车。每辆车驾驶楼的顶棚上面，都搁着一架“飞人牌”缝纫机——这是给“冒尖户”们的奖品；缝纫机上贴着大红“喜”字。马国雄几乎把这个活动弄成了集体婚礼。工具车使劲按着喇叭，警告两边潮水般拥挤的人群让路；它们跟在马匹后面，象乌龟般慢慢地爬蜒着。工具车后面，紧跟着“四干”会的一千多名代表。市民们现在已经挤在街道两旁，欢天喜地观看这场无比新鲜的热闹景致……
披红挂花的孙少安骑在马上，在一片洪水般的喧嚣和炮仗的爆炸声中，两只眼睛不由地潮湿了。此刻，他已经忘记了他是个冒充的“冒尖户”，而全身心地沉浸在一种幸福之中；自从降生到这个世界上，他第一次感到了作为人的尊贵。
每年腊月，在临近春节的十几天里，兰花和她的两个孩子，总是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期待着久离家门的王满银从外面归来。
外出逛世界的王满银，一年之中很少踏进家门。但他像任何一个中国人一样，每年春节还是要回家来过年的。当然，过罢春节不久，他屁股一拍，就又四方云游去了。他在外面算是做生意；至于生意赔了还是赚了，没有多少人知道。东拉河一条沟里的几个村庄，这王满银倒也算个人物；对于一辈子安身立命于土地的农民来说，敢出去逛门外的人都属于有能耐的家伙。
不论怎样，这个逛鬼总还有点人味，每年春节回来，也知道给两个孩子买身衣裳，或给他们带点外面的新鲜玩艺。对于孩子来说，父亲永远是父亲；他们想念他，热爱他，盼望他回到他们身边。猫蛋和狗蛋天天等着过年。人家的孩子盼过年是为了吃好的，穿好的，为了红火热闹。他们盼过年还有另外的想往——那就是能和自己的父亲一块呆几天。这对缺乏父爱的孩子来说，比吃好穿好和红火热闹更重要。
孩子们也渐渐明白，最苦的要数母亲了。父亲一年不在家，母亲既忙家里的事，还要到山里去耕种。在通常的情况下，她既是他们的母亲，又是他们的父亲。尤其是夜晚，当黑暗吞没了世界的时候，他们睡在土炕上，总有一种莫名的恐惧。他们多么希望父亲能睡在身边——这样，他们就是做个梦，心里也是踏实的。他们现在只能像小鸟一样，依偎在母亲的翅膀下。他们已懂得心疼母亲，总想让她因为他们而高兴。猫蛋已经十岁，在罐子村小学上二年级。她长得像她姨姨兰香一样标致。母亲原来不准备让她上学，因为家里缺少帮手，她已经可以给大人寻长递短。尤其是责任制一开始，许多上学的孩子都回家来了，说明上学在农村已不时尚。是呀，上几年学还不是回来劳动？她二舅都读完了高中，现在也不得不到黄原去打短工。是大舅硬劝说她母亲让她上学的。猫蛋上了学，就知道要当个好学生，她上课为了让老师表扬，坐得端端正正，把腰板都挺疼了，因此刚入学四个月，就戴上了红领巾，母亲高兴得给她吃了三颗煮鸡蛋。弟弟狗蛋已经八岁，还没有去上学，整天跟妈妈到山里拾柴打猪草，已经担负起了男子汉的责任！老天爷总是长眼睛的，它能看见人世间的苦难，让这两个孩子给不幸的母亲带来莫大的安慰……
可是，作为一个女人，兰花的日子过得多么凄凉呀！除过担当父亲和母亲的双重责任，家里山里辛勤操劳外，她一年中得不到多少男人的抚爱。她三十来岁，正是身强体壮之时，渴望着男人的搂抱和亲热。但该死的男人把她一个人丢在家，让她活受罪。尤其是春暖花开的时候，在温热的春夜里，她光身子躺在土炕上，牙齿痛苦地咬嚼着被角，翻过身调过身无法入睡……在山里劳动，看着花间草丛中成双成对的蝴蝶，她总要怔怔地发半天呆。她羡慕它们。唉，死满银呀，你哪怕什么活也不干，只要整天在家里就好了。我能吃下苦，让我来侍候你，只要咱们晚上能睡在一个被筒里……罐子村的男人们都知道兰花活受罪。有几个不安生的后生，就企图填补王满银留下的“空缺”。他们有时候寻找着帮她干点活；或者瞅机会到她家来串门，没话寻话地和她胡扯。在山里劳动时，她常能听见不远处沟坂上传来那种酸溜溜地挑逗人的信天游——
人家都是一对对，孤零零撂下你干妹妹。亲亲！
卷心白菜起黄苔，心上的疙瘩谁给妹妹解？亲亲！
打碗碗花儿就地地开，你把你的白脸调过来。亲亲！
白格生生脸脸弯格溜溜眉，你是哥哥的心锤锤。亲亲！
满天星星只有一颗明，前后庄就挑下你一个人。亲亲！
干石板上的苦菜盼雨淋，你给哥哥半夜里留下个门，亲亲……兰花听着酸歌，常常臊得满脸通红，她真想破口骂这些骚情小子，但人家又没说明是给她唱的，她凭什么骂人家呢？
但是，也有人真的在半夜来敲她的门。这时候她就不客气了。为了不吵醒孩子，她穿好衣服溜下炕，走到门背后，把这些来敲门的男人骂得狗血喷头。罐子村想来这里“借光”的人先后都对她死了心。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传统观念，使这个没文化的农村妇女对那个二流子男人保持着不二忠贞。只要他没死，她就会等待他回来。她在一年中漫长的日月里，辛劳着，忍耐着。似乎就是为了在春节前后和丈夫在一块住几天。几天的亲热，也就使她忘记了一年的苦难。她爱这个二流子还像当初一样深切。归根结底，这是她的丈夫，也是猫蛋和狗蛋的父亲呀！
今年和往年一样一进入腊月，母子三人就开始急切地等待他们的亲人归来。在老父亲和少安的帮助下，兰花今年在地里收回不少粮食，看来下一年里不会再饿肚子。腊月中旬，她就做上了年饭，要让一家人过个好年。孩子们不时念叨着父亲；她兴奋得碾米磨面忙个不停……可是一直到快要过春节了，王满银还没有回来。两个孩子天天到村中的公路边，等待从黄原那里开过来的长途汽车，每当有车在路边停下，猫蛋和狗蛋就发疯似地跑过去，看是不是父亲回来了。结果一次次都失望地看着汽车向米家镇那里开走。车上下来的都是别人家的父亲——村里所有在门外的人都回家过春节，唯独他们的父亲没有回来。
大年三十那天，兰花默默地做好了四个人的年饭，然后怀着最后一线希望，手拉着两个可怜的孩子从家里出来，立在公路边上，等待从黄原开过来的班车。
村中已经响起了一片爆竹声，到处都飘散着年茶饭的香味；所有的孩子们都穿上了新衣服，嗷嗷喊叫着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中。
清冷的寒风中，兰花母子三人相偎着站在公路边上，焦灼地向远方张望。
黄原的班车终于开过来了！
但车没有在罐子村停，刮风一般向米家镇方向开了过去，车里面看来没坐几个人——除非万不得已，谁愿意大年三十才回家呢？
汽车走了，只留下一条空荡荡的路和路边上三个孤零零的人。
猫蛋和狗蛋几乎一齐“哇”地哭出了声。兰花尽管被生活操磨得有点麻木，但此刻也忍不住伤心，泪水在那张饱经忧患的脸上淌着。她只好哄儿女说：“甭哭了，咱们到你外爷爷家去过年……
兰花拉着两个孩子回到家里，把做好的年茶饭用笼布一包，然后锁住门，母子三人就去了双水村……兰花和孩子们怎能想到，大年三十那天，王满银还隙戡在省城火车站的候车室里。他身上的钱只够吃几碗面条，甭说回家，连到黄原的一张汽车票都买不起。
这位生意人通常做不起大买卖。因为没有本钱，他一般只倒贩一点猪毛猪鬃或几张羊皮，赚两个钱，自己混个嘴油肚圆就心满意足了。在很多情况下，他像一个流浪汉，往返流落在省城和黄原之间的交通上；这条线上的大小城镇都不止一次留下了这个二流子的足迹。他也认识不少类似他这样的狐朋狗友；有时候嘴巴免不了要吊起来，就在这些同类中混着吃喝点什么。当然，他也得随时准备款待嘴巴吊起来的朋友。他从没想过要改变他的这种生活方式。浪荡的品质似乎都渗进了他的血液。有时候，他记起自己还有老婆孩子，心里忍不住毛乱一阵。但二两劣等烧酒下肚，一切就又会忘得一干二净，继续无忧无虑地往返于省城和黄原的大小城镇，做他的无本生意。
入冬以后，生意更难做了。政策一活，大量的农民利用农闲时节，纷纷做起了各种小买卖，使得像王满银这样的专业生意人陷入困境之中。
眼看走投无路，身上的几个钱也快吃光的时候，他突然听说上海的木耳价钱很贵，一斤能卖二十多元。这“信息”使王满银萌发了到上海贩卖一回木耳的念头。本地木耳售价每斤才十来元，可以净赚十多元呢。好生意！
可是想想他身上剩了四五十块钱，只能买几斤木耳，跑一回上海实在划不来。他只好望“海”而兴叹。
但天无绝人之路。这一天，他在黄原和省城之间的铜城火车站碰见他丈人村里的金富。他和金富在这一线的各种车站常常不期而遇。王满银明白金富是干什么行当的，知道他身上有钱。他于是就低声下气开口向这个小偷借贩木耳的钱。“得多少？”金富很有气派地问。
“有个五百……来块就行。”
“那太多了！我只有一百来块。”
“也行！”
这位小偷慷慨解囊，给王满银借了一百块钱。金富有金富的想法。他知道王满银的妻弟孙少安是双水村的一条好汉，和他爸他二爸的关系也不错。和一个乡邻总比惹一个强。再说，二流子王满银还不起帐，他将来也有个讨债处——据说少安家现在发达起来了。
王满银拿了金富的一百块钱，很快托一位生意人朋友买好木耳，就立刻坐车去了上海。他是第一次到这么远的地方做生意，除不心怯，情绪反倒十分张狂，似乎想象中的钱已经捏在手里了。
到上海后，他一下子傻了眼。这里的木耳价并没有“信息”传播得那么高，每斤在自由市场上只能卖十四六元。他又没拿自产证，一下火车就被没收了，公家每斤只给开了十三元钱。妈的，这可放下了！
王满银碰了一鼻子灰，只好仓惶逃出了这个冷酷的城市。
他从上海返回省城时，像神差鬼使似地，碰巧又在火车站遇见了金富。他只好给小偷还了一百块债，身上的钱也就所剩无几了。连原来带的几十块钱，也大部分贴进了这趟倒霉的生意中。
金富当时想念老乡的可怜，引他在街上吃了一顿饭，然后又把他带到自己住的一个私人开的旅店里。
两手空空的王满银跟着这位小偷走进一间阴暗的小房子。
金富拉过一条枕巾把皮鞋擦了擦，然后在洗脸盆里撒了泡尿，对王满银说：“你做那屁生意能赚几个钱？你干脆跟我学几手，票子有的是！”
王满银畏惧地笑笑，说：“我怕学不会……”
“只要下苦功，就能学会！看，先练这！”金富说着，便伸开两只手，将突出的中指和食指连续向砖墙上狠狠戳去。他一边示范，一边对王满银说：“每天清早起来，在吃饭和撒尿之前，练五百下。一直练到伸出手时，中指和食指都一般齐，这样夹钱就不会拖泥带水。另外，弄一袋豆子，每天两只手反复在豆子中插进插出几百下。这些都是基本功。最后才练最难的；在开水里放上一个薄肥皂片，两个指头下去，练着把这肥皂片夹出来。因为水烫，你速度自然就快了；肥皂片在水里又光又滑，你能夹出来，就说明你的功夫到家了……”
王满银坐在床边上，听得目瞪口呆。他绝对吃不了这苦，也没这个胆。他摇摇头说：“我怕没本事吃这碗饭……”
金富一看王满银对此道不感兴趣，也就对王满银不感兴趣了，说：“我下午就走呀，马上得结房费！
这等于下了逐客令。王满银只好离开这个贼窝子，重新来到省城的大街上。
眼看就要过春节了，王满银这会儿心里倒怪不是滋味。往年他总要年前的十来天赶回家里；而且身上也有一点钱，可以给两个孩子买点礼物。孩子是自己的亲骨血，他在心里也亲他们，只不过一年中大部分时间记不得他们的存在。只有春节，他才意识到自己是个父亲。
可是现在，别说给孩子买点什么，连他自己也没钱回家了。
王满银在省城的街道上毫无目的地遛达。他也坐不起公共车，在寒风中缩着脖子，从这条街逛到那条街，一直逛到两只脚又疼又麻才返回到火车站的候车室——他临时歇脚的地方。
因为临近春节，候车室一天到晚挤得水泄不通。他要等好长时间，才能抢到一个空座位，而且一坐下屁股就不敢离开椅子，否则很快就被别人抢占了。
他就这样在省城一直滞留到春节。他一天只敢到自由市场买几个馒头充饥。有时候，他也白着脸和一位卖菜的农民死缠赖磨，用一分钱买两根大葱，就着馒头吃，算是改善一下伙食。
大年三十夜晚，火车站的候车室一下子清静下来。除过少数像他这样的人外，只有不多一些实在走不了的旅客。
这一晚倒好！市委书记在一群人的簇拥下，亲自推着煮好的饺子，来到候车室慰问旅客，王满银高兴地从市委书记手里接过一盘热腾腾的大肉水饺——在市委书记给他递饺子时，还有一群记者围着照相，闪光灯晃得他连眼睛也睁不开（他并不知道，他和市委书记的这张照片登在了第二天晚报的头版上）。
这会儿，王满银不管三七二十一，喜得咧开嘴巴，端了一大盘饺子回到一个角落里，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过了一会，他才发现他旁边有位妇女，也端一盘饺子在飞快地吃。这女人吃饺子时，还把自己的一个大提包别在胳膊上。王满银心想，她大概把他看成是个小偷了。哼，我才不是那号人呢！
这妇女竟然搭讪着和他拉起话来。口音一听就是外路人！王满银老半天才弄明白，这位妇女是个生意人，是从广东来的。
同行遇上同行，倒使两个人很快成了知音。这妇女告诉他，她提包里装的是电子手表——说着便拿出来一只让王满银看。
“一只卖多少钱？”满银惊讶这妇女带这么多手表，看来是个大富翁——他想文化革命样板戏《红色娘子军》里有个洪常青，说是南洋来的大富翁……嗯，这女人大概也是从南洋来的！
“南洋女人”告诉他，一只手表卖二十元。
“才二十元？”王满银顿时惊讶得张开嘴巴，连饺子也忘记吃了。他对“南洋女人”说：“要是在我们那里，一只起码能卖一百多块钱！”
现在“南洋女人”又惊讶得张开了嘴巴，她说：“只要一只能卖五十块，给我抽二十块红利！”
王满银本来没有光气的眼睛一亮，把盘子推到旁边，说：“可惜我身上没钱，要么我一下都买啦！唉，我的钱……让小偷偷了，现在连路费也没有。你要愿意，干跪跟我到黄原去，肯定能卖大价钱！”
“一只能卖五十元吗？”那女人的两只眼睛也闪闪发光了。“六十元都能卖出去哩！”
“能卖五十元就行了。”
“为什么？”
“这表是香港走私来的，是玩具表，里面都是塑料芯片……”
那女人冲王银满诡诈地笑了笑。
王银满又瞪住了眼。他问：“那能走多长时间？”“最长大概半年吧……”
“不怕！半年以后谁能找见卖表的人？你愿意，明天就跟我走！不过，你得先给我买一张到黄原的汽车票！”这女人立刻表示同意。
这真是狗屎到头上了——交了好运！王银满来了神，兴致勃勃地说：“虽然你是个女的，咱们也就算是拜识了，我就称呼你是干姐！”
“干姐？”“南洋女人”一时明白不了。
王银满解释了半天，那女人就乐意认了这个“非正常关系”。
于是，大年初一，王银满带着他新结识的伙伴，坐出租车回到了黄原。然后这“干姐弟”俩就在东关的自由市场上，以每只六十五元的价格，开始出售这批香港产的塑料芯玩具手表……
过罢正月十五的灯节以后，农村的节日气氛就渐渐淡了下来。人们又周而复始地开始了一年的劳作。有些勤快的庄稼人，已经往山里送粪了；等惊蛰一过，农事就繁忙起来。
兰花和两个孩子做梦也想不通，正月十八，王银满突然回家来了。不是他一个人回来，还带着一个操外路口音的女人。满银给妻子解释，这是和他一块做买卖的生意人，是从“南洋”来的。那女人也就嬉笑着对兰花说了许多话，可兰花一句也没有听懂。
厚道的兰花并没有因为丈夫带回个女人就乱猜想什么，她反而高兴地接待了这位远地来的客人。在这个农村妇人的眼里“南洋女人”是个大人物，能进她的寒窑穷舍，实在是一件荣幸的事。她热情地把那些留下的年茶拿出来，款待丈夫和这位女宾。
兰花和两个孩子兴奋得像重新过年一样。“南洋女人”从提包里抓出大把的奶糖，撒土坷垃一般撒在炕席片上，让猫蛋和狗蛋吃。王满银让这两个娃娃学城里人的样子，叫这女人“阿姨”。只是“阿姨”说的话，娃娃们一句也解不开。
王银满带回一个“外路”女人的消息，一天内就传遍了罐子村。村中的大人娃娃就像看“西洋镜”一般轮番涌进兰花家那孔破窑洞，稀罕地来看这个说话像绵羊叫唤的女人。
看完稀罕以后，罐子村的精明人都不出声地笑了。他们知道王银满和这女人是怎么一回事。也有人羡慕地巴咂着嘴，对他们村这个二流子油然生出一种“敬意”；哈呀，这家伙本事不小，竟然挂回来个外路货！
不用说，兰花立刻成为全村人同情或耻笑的对象。
但这个迟钝的女人并没有感觉到这一切。全村人突然挤到她家来所造成的热闹气氛，使她更加高兴起来，觉得她的男人受到了村里人的尊重，她和孩子们脸上也有了光彩。
直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可怜的女人才知道这一切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晚上，兰花忧愁地把丈夫叫到院子里，和他商量，让这位“南洋女人”睡在什么地方呢？他们家就这么一孔破窑洞，得开口向别人家借个地方让这女人休息。这样一些的人家他们不敢开口；穷家薄业的人家又怕委屈了客人。
但王银满无所谓地说：“借什么地方呢？就睡在咱们炕上！”
兰花听满银这么说，又惊讶又难受，她一年没见男人，这一晚上对她是多么宝贵呀！她问丈夫“那你到什么地方去睡呢？”
王银满惊讶起来：“我也在家里睡呀！”
“那……”
“那什么哩？”
兰花尽管心里不畅快，但也只好就这样忍受了。
晚上睡觉时，兰花本指望这位尊贵的客人自己能提出异议，但她却心安理得睡在她为她铺好的被褥里了。“南洋女人”睡在靠锅头的地方，中间隔着两个孩子“兰花紧挨孩子，王银满睡在靠窗户的边上。这个编排还算“合理”。熄灯以后，兰花躺在被窝里，胸膛里像塞进去一把猪鬃。她多么希望钻到丈夫的被窝里去，可羞耻心使她连动也不敢动。她敢怎样呢？后炕头睡个人，稍有动静，人家就能听见。唉，什么地方来了这么个勾命鬼呀！她躺在黑暗中，开始痛恨起这个女人。
前半夜她怎么也睡不着，后半夜，瞌睡终于压住了骚动的欲望。她睡着了，但还能听见自己的鼾声。
突然，沉睡中的兰花觉得她的脚被什么碰了一下。她的心立刻缩成一团。黑暗中她微微睁开眼，看见丈夫光身子象狗一样从她脚底下慢慢往后炕头爬去。她牙齿拼命咬住嘴唇，才没让自己喊出声来。
她狠狠踹了一脚那个爬行动物！
王银满立即调过身子，悄悄摸着爬进了自己的被窝。
不一会一只求饶的手伸进；她的被窝，企图抚摸她。她用指甲在这只手上狠狠掐了一下。那只手象被蜂蜇一般，猛地缩回去了。兰花忍受着煎熬，终于等到了窗户纸发亮。
她起身穿好衣服，没等孩子睁开眼，就一个人溜下坑，出了门。
她像受伤的母牛一般，几乎是小跑着转到公路上，在黎明中出了寂静无声的到罐子村，向石圪节公社走去——她要向公家告那个不要脸的“南洋女人”。
当兰花气喘吁吁地进了公社院子的时候，公家人刚刚吃完了早饭。公社干部过春节后大部分还没有回来，只有文书和主任涂治功。
兰花一进徐治功的办公室，就鼻子一把泪一把向主任叙说起了她的苦情。
徐治功几乎一直笑着听这位农村妇女说完她的不幸。他喷了一口烟，说：“现在这社会，这好事不算事！我们管不了”
“你们连坏人也不管了？”兰花瞪着红肿的眼睛，问徐主任。
“那你写状子告状嘛！”徐主任仍然笑着说。
“我不识字。”兰花难住了。
“那你找个人写嘛！”
“你给我找个地方……”
“这又不是我的事！”徐治功不耐烦地说，“我把这好事也管了，其它大事谁管呀？”
“你不找个人，我就住在你这里不走！”创伤深重的兰花也不顾一切了。
“咦呀，你给我耍起了赖！”徐治功叫道。
“我就不走！”兰花说完，竟然放声嚎了起来。
心烦意乱的徐治功只好把公社文书叫来，对他挤挤眼：“你去给她代写个状子！”
文书对主任会意地点点头，便劝说兰花不要哭，跟他到隔壁窑洞写状子。
兰花立刻顺从地跟文书别了隔壁；接着又向这位年轻的公家人叙说了一遍“南洋女人”和她丈夫的长长短短。不一会，徐主任过来了，声色俱厉地对文书说：“你带两个民兵，立刻到罐子村去，把王银满和那个女人捆到公社来！”文书马上站起来，说：“我这就去！”
兰花瞪大眼，喊叫着说：“怎连我男人也绑呀？”徐治功说：“怎么不绑你男人？这号事主要是整治男的！”“那不能！”可怜的女人叫道，“我是来叫你们光把那个女人撵跑的……”
徐治功对文书挤挤眼：“快去吧！把王满银绑紧些！”
文书一本正经正准备往门外去，兰花一扑起来，从文书手里夺回“状子”，说：“你们不要去，我不告了！”
她说完，便很快起身出了公社大门。徐治功和文书站在台阶上张开嘴只是个笑。
可怜的兰花出了石圪节，又折转身往家里走。她原指望公家把那个坏女人赶跑就行了，结果公家要把她男人一起绑走。她舍不得让男人受罪……当她痛不欲生地返回家里后，无耻的丈夫和那个女人正在锅灶上做饭。狗蛋在炕上嚼奶糖；猫蛋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兰花本想扑上去撕那个不要脸的女人的脸，但“家丑不可外扬”的古训又使她放弃了这种打算——她一闹，一家人在村里就要臭一辈子！
她问儿子：“你姐姐呢？”
“姐姐到外婆家去了”狗蛋津津有味地吃着糖。女儿一个人跑到双水村去干什么呢？
痛苦的兰花脑子已经完全乱了。她不知道她应该怎么办。王银满若无其事地厚着脸和她说话，她也不搭理，一个人走到后窑掌的黑暗处，两只手胡乱地翻搅着，耳朵里塞满了各种杂乱的声响。
当她糊里糊涂在一个角落里翻出一些红绿纸包时，突然怔住。她想起，这是几年前满银贩卖剩下的一些老鼠药——当年正是这些药让公社把他拉到双水村的工地上，劳教了十几天。
兰花面对着这些小纸包，心脏剧烈地跳动起来。这些药的出现，似乎是一种命运的安排，使她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死。是呀，她真不想活了，虽然她是个大字不识的农民，但她也是个人——正因为她大字不识，她心中就更容纳不了如此的事情！她不愿让公家拿法绳把她的男人绑走；但又没能力把那个女人赶走；她更没勇气为这事公开闹一场——这样她的孩子和娘家门上的人都没脸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了。死的念头一刹那间便占据了她的心。
她在黑暗中哆嗦了一下。
她看见男人和那个不要脸的女人在说话。她没听清他们在说什么。但她知道，那两个人现在装得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凤凰窝里钻进来个黑老鸦，这个坏女人已经完全像这个家里的人了。她被她挤在了一边。她上半辈子受死受活，如今落了这么个下场，她也没脸活了。去死呢！她相信人死了以后还能轮回转世，有可能转成人，也可能转成动物。不管来世是人还是牲灵，她都还要转生到罐子村来；这里有她的亲骨肉；她要来看她的猫蛋和狗蛋……怎个死法？不能死在这个家里。不能死在仇人的面前。老鼠药没水吞咽不下去……对，到前河湾的水井边去；那里僻静，也有水。
兰花这样想着，就拣了一些绿纸包的药揣在衣袋里。她喜欢绿纸包而不喜欢红纸包。她从小就喜欢绿色，因为山里的庄稼，树木和草都是绿的；她记起她小时候也常爱用绿线绳来扎头发……
兰花随即调过身，从后窑掌的黑暗中走出来，脸色灰白，嘴唇紫黑，两只眼睛模模糊糊。她没管锅台边那两个不要脸的人，一直走到前炕边，一言不发地把狗蛋抱在怀里，接着便出了家门。
她恍恍惚惚来到村前的公路边，把儿子放在地上，泪水汹涌地从两只皱纹包围的眼睛里淌出来。她拼命在儿子脸上亲了又亲，然后对他说：“你到双水村找你外爷外婆去……你不要回来了……”
狗蛋瞪着一双大眼睛，用两只脏手为母亲揩去脸上的泪水，问她：“妈妈你为什么哭？你为什么不去外婆家？”兰花哽咽着说：“你先去，妈妈过一阵子就来了……”狗蛋听妈妈的话，就像个大人似的，背抄起两条小胳膊，挺着胸脯去了。从罐子村到双水村只有几里路，他常和姐姐跟着去外爷家，因此，一个人上路也不胆怯。
兰花用手扶住路边一根电线杆，哭着对远去的儿子喊：“你靠路边走，不要走路中间，操心汽车……”儿子调过头向她招招手，说：“噢！”
当狗蛋的背影完全消失在公路上后，兰花就迈着两条软绵绵的腿，向公路下面的河湾走去。
她来到河边的水井旁，在一块石头上坐下来，从衣袋里掏出那几包老鼠药。她立刻感到胸脯上象压了个什么东西，气也出不上来，好象已经把毒药吞咽了似的。她张开嘴巴，呼出的气在隆冬中变成了一团团白雾。
东拉河覆盖着厚厚的坚冰，水流在冰层下咕咕地响着。山野里灰漠漠地看不见任何一点活物。寒风吹着尖锐的口哨从沟道里刮过来，把地上枯黄的树叶和庄稼叶一直扬到半空中。
天阴了。寒冷中夹带着一种潮湿。看来又要有一场雷。是呀，应该下雪了，她想。一个冬天没见一片雪，麦子旱干不说，开春冬农怕也没办法下籽种。今年要象去年就好了，一年雨水不断，秋夏都是好收成……一个要死的人坐在水井边，手里捏着几包致命的毒药，心里还在盘算着日月和天年——这就是我们的兰花！
唉，可怜的人儿，对你来说，好像死是一回事，日月天年是另一回事。你也不想想，你死了以后，这一切对你又有什么意义？可你不会把这两件事混为一谈！因为你相信你死了以后还会转生到这个世界上来。是的，你怎么能不再来这个世界呢？不管活在这世界上有多苦，但你总归还是那么爱这世界！你在黄土地上劳动惯了，再说，你也舍不得离开亲爱的猫蛋和狗蛋——你还要来看他们；哪怕转生成猪狗，也要再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兰花将那几包老鼠药打开，把那些灰土一样的药粉倒进手心里，头扬起来，瞥了一眼阴沉沉的天空，然后就把药粉全部倒进了自己的嘴巴。
她用两只手在冰冷的水井中捧了一掬凉水，低下头喝一口，把药粉冲下了肚子。
现在她坐在水井边的石头上，闭住眼睛，静静地等待死神的来临……
孙玉厚老两口起床后刚倒罢尿盆，看见他们的外孙女猫蛋突然推门进来了。孩子的两个小脸蛋冻得通红，一见他们就哭。
老两口看娃娃这么早一个人跑到这里来，慌得手忙脚乱，赶紧把她抱到热炕上，问她家里发生了什么事？
猫蛋一边哭，一边断断续续给外爷外婆说。老两口半天才弄清楚，不成器的王满银带回来个外路女人、逼得兰花今早上出了家门，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这聪敏的外孙女已经懂些事，就一个人跑出来找他们。
孙玉厚牙关子咬得格巴巴价响。他想抽锅烟，两只手抖得擦不着火柴。少安妈淌着眼泪问外孙女：“那你妈到什么地方去了？”
猫蛋哭得更伤心了，说：“我醒来就不见妈妈，问我爸爸，他说我妈死了……”
“王八羔子！”孙玉厚狠狠向脚地上吐了一口唾沫，对老伴说：“你先给娃娃弄点热乎饭，叫我找少安去！”孙玉厚说着就急忙出了门。
老汉踩着冻得硬梆梆的土地，牵着手匆匆地往少安的新家那里走，一路上嘴里不干不净骂着他的不要脸女婿。他真想抄起杀猪刀子，跑到罐子村亲手捅了那个王八蛋……但他没脸进罐子村啊！他只能让大儿子去收拾这局面。他现在最担心的是，女儿会不会想不开，已经跑到什么地方去寻了短见？
少安夫妇也刚起床。孙玉厚一进门，就把事态对儿子说明了。
孙少安一听这事，愤怒使他的脸涨得通红。他对父亲说：“我这就到罐子村去！”
正在烧洗脸水的秀莲怔了怔，对丈夫说：“你不是说好今天去县城买制砖机吗？”
“买个屁！”少安恼怒地对妻子骂道。他生气秀莲这个时候还提这事。
秀莲一看丈夫的脸色，吓得不敢言传了。
父子俩即刻出了门。
当他们走到公路上时，突然看见远处有一个娃娃正向这里跑来……他们很快认出这是狗蛋。
两个人急忙跑着迎面前去。
孙玉厚敞开老羊皮袄，一把将小外孙搂进怀里，问：“你妈哩？”
“妈妈在路上站着哩，过一阵儿就来呀。”狗蛋嘴里噙着一块奶糖，并且还从身上掏出一块，往爷爷嘴巴里塞，说：“阿姨给的！”孙玉厚气得把那块糖扔在了地上。狗蛋不知外爷生什么气，一下子哭开了。
少安对父亲说：“你们回家去，让我到罐子村去看看！”
孙少安撩开两条长腿，心急火燎向罐子村赶去，不多一会儿，头上就热气大冒。
从县上参加罢“夸富”会回来，孙少安就雄心勃勃地开始筹办砖瓦厂。短短十来天，事情已经有了眉目。他放开胆量在公社信用社贷了七千元款，并且雇好一个可以操作制砖机的河南师傅。他原来准备今天到县城边一个停办的砖瓦厂买一台３００型制砖机，然后就要进行一番大铺排呀。另外，除过憨牛，村里还有几个人也愿意来为他干活。这些天，他一直在村里，石圪节和原西县城奔波，紧张得如同打仗一般……他万万没有想到，在这个当口，他姐夫干下这么个混帐事！
他把他姐夫恨得咬牙切齿！他想起姐姐的苦情就忍不住泪水盈眶。命运对人太不公平了，为什么姐姐这么好心肠的人、偏偏就碰上这么个男人呢？唉，当年他真不该劝说父亲答应这门亲事……
孙少安一路走，一路朝前面的公路上张望，看姐姐是不是走过来了。只要姐姐平安无事，他就有办法收拾王满银和那个女人。
孙少安一直走到罐子村村头，还没见兰花的踪影。
他一下子紧张起来。狗蛋不是说他妈过一阵就到双水村来吗？她到什么地方去了？
少安当然不会知道，他姐此刻就在公路一面不远处的河湾里，闭住眼等死。
少安像一个红了眼的凶徒一般，闯进了姐姐的家门。
他进门后，发现姐姐不在家，王满银正和一个卷头发的女人吃面条。两人显然被他的凶相唬住了，端着碗立在地上，惊恐地看着他。
少安问王满银：“我姐呢？”
“不晓得到哪里去了……”王满银瞪着眼说。
少安走上前去，一拳打在王满银的脸上。一声惨叫，王满银鼻子口水大淌；手里的碗也被打飞了，面条像虫子一般撒了一身。
“南洋女人”一看事情不妙，把碗往炕上一滚，提起那个提包正准备夺门而出，少安眼疾手快，一把扯住她的头发，在那张黑瘦的脸上接连扇了几记耳光；那女人杀猪般尖叫着，拼命挣脱开来，大撒腿跑了。少安立刻又调过身，一脚把王满银踢倒在地上。王满银鼻子里流着血，趴在地上抱住头就是个嚎叫。
怒气冲冲的孙少安旋风般出了门，开始在罐子村四处跑着，打问他姐姐的下落。
罐子村的人先后都知道了王满银家发生了什么事，又一次纷纷向这个破墙烂院涌来，有些人围住少安，向他提供“情况”。有一个老汉说，他清早在对面土坪上拾狗粪，曾看见兰花从公路上下来，到河湾里去了。
少安就很快和村里的一些人，沿着东拉河边，分别去寻找失踪的兰花。
人们很快发现了坐在水井边的兰花。
少安心疼地把脸色苍白的姐姐拉起来，说：“你坐在这儿干啥哩！”
兰花一见弟弟，放声大哭开了，说：“我吃了老鼠药……”
孙少安大惊失色。他泪水模糊地拉住姐姐的手喊叫说：“你真糊涂啊！你快说！吃了多长时间了？”
“好一阵子了……”
“肚子疼不疼？”
“不疼，就是恶心……”
“快去医院！”
少安拉起姐姐的两条胳膊，将她背在脊背上，跑着蹿上了公路。
他把姐姐放在路边，自己八叉开双腿，象个强盗似地立在公路中央，准备硬行拦截从米家镇方向开过来的汽车。
当一辆卡车按着刺耳的喇叭开过来的时候，立在公路中央的孙少安拼命向司机招手。
汽车在离他几米远的地方停住了。司机的脑袋几乎撞在了挡风玻璃上；他脸色煞白跳出驾驶楼，二话没说就伸出手打了孙少安一记耳光，喝骂道：“你找死呀？”刚打了别人耳光的少安挨了一记耳光后，仍然站着没动，他眼里噙着泪水，指了指旁边的兰花对这位怒气冲冲的司机说：“我姐姐刚吃了老鼠药，求求师傅把我们捎到石圪节……”
司机的脸色缓和下来——原来是这样！他挥挥手，让少安赶快上车。
少安把姐姐扶进驾驶楼，汽车便飞一般向石圪节跑去。司机有点不好意思地对少安说：“刚才实在对不起……”少安下意识地摸了摸火辣辣的脸颊，说：“这没什么！我们还要感谢师傅呢！”
这位打了人的师傅看来心肠不错，飞快地把汽车开到石圪节，并且绕路把少安姐弟俩一直送到公社医院的大门口。
少安来不及对司机说句感谢话，就引着姐姐赶快向急诊室跑去……
此时，在罐子村兰花家里，王满银已经从地上挣扎着爬起来。他在水瓮里舀了两勺凉水，把满脸血迹洗掉；又拿笤帚把身上的面条归干净。他在墙上的破镜子里照了照自己的尊容，左脸肿得像个发面馍，院子里看热闹的大人都四散走了，留下一些娃娃嬉笑着挤在门口看他的狼狈相。
但王满银现在还顾不上疼痛，只是懊丧妻弟把他的财神爷打跑了！
自从在省城火车站结识了“南洋”来的干姐后，王满银一下子觉得自己时来运转。他带着这女人，在黄原自由市场上偷偷摸摸出售香港产的玩具手表，赚了好几百块钱。两个生意人马上也“麻糊”在了一起。他们白天转着卖表，晚上在东关私人开的旅馆里包一间房子，一个被窝里搂着睡觉。真他妈的，这日子过得比神仙都畅快！
在一块睡觉的时候，干姐才告诉他，这手表原价一只才几元钱！王满银吃惊之余心想，天下哪儿还有这么好的生意呢？两个人于是商量，这些表卖完后，他们一块到广州再多弄一些，然后返回来到山区的小县镇去出售。
可是没想到有些买了表的人很快发现了表芯是塑料的，开始查问这表的来源。
王满银慌了，赶紧引着这女人离开黄原，想回家躲避几天后，再到内蒙古的草地里去出售剩下的半提包假表……唉，本来一切都顺利着哩！都怪自己昨天晚上不安生，露了蹄爪。事情也真他妈的怪！以前他老婆要是打起鼾，炸弹也炸不醒——她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灵动？
王满银用手指头戳着破镜子里他自己的肿脸说：“都怪你这家伙！”
这个挨了打的二流子正准备再吃点什么东西，突然有人跑来对他说，兰花吞了老鼠药，已经被拉到石圪节医院去了。
王满银顿时吓呆。他没想到事情闹了这么大。妈呀，这是人命事！
他这时才惊恐地想：要是老婆死了怎么办？老婆一死，他说不定也要坐禁闭，那猫蛋和狗蛋就没爹妈了！
王满银两眼一闭，咧开嘴干嚎了一声，连门也没锁，就撒开腿往石圪节跑。他一路跑，一路想起两个娃娃也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是不是都跟他妈喝了老鼠药？
王满银由于紧张，跑得又太猛，半路上腿抽了筋。他就坐在公路上，脱下鞋，喊叫着用手把脚上的老拇指头掰了半大，才又起身继续跑。
他终于一瘸一拐闯进了石圪节公社医院。
他推开急诊室的门，见几个医生正给他老婆诊断。少安见他过来象仇人一样恶狠狠瞪了他一眼。
王满银顾不了多少，扑在床前，见他老婆还活着，就赶紧问她：“你吃了哪里的老鼠药？”
所有的医生都扭过头看着这个鼻青脸肿的人，不知他是干什么的。
王满银不管这些，只管问老婆“你快说嘛！吃了哪里的老鼠药？”
兰花微微合着眼，说：“吃了咱家里的。”
医生们现在才知道这家伙是病人的丈夫。
“是你买的老鼠药？”王满银急着追问兰花。
“就是你那年剩下的……”兰花回答。
“那你吃的是红纸包还是绿纸包？”
“绿纸包……”
“都是绿的？”
“都是绿的”
“嗨呀！”王满银一下子跳起来，高兴得连喊带笑，对医生们说：“不要紧！她吃的是假老鼠药！”
所有的人都瞪住了眼睛。
王满银得意地把头一拐，说：“红纸包的都是真药，绿纸包的都是假的！”
的确是这样，当他从河南人手里买了老鼠药后，自己又用灰土造了些假的。为了区别真假，他造的“药”都拿绿纸包起来；准备真药给周围的熟人卖，假药给外面的生人卖——结果真药还没贩卖完，他就被拉到双水村“劳教”去了……医生们不管王满银说什么，继续给兰花做诊断。当然，最后的结论是她确实没有中毒。
这下连兰花也笑了。笑了一下后，又哭开了——她为自己还活着而高兴地哭泣。
王满银嘴一咧，也哭开了。
少安跟着医生出了房间，去交诊断手续费。
不一会儿，兰花就“出院”了。
王满银这会倒又成了个人，对妻弟说：“你忙你的去！我和你姐相跟着慢慢回家呀！”
兰花问大弟：“猫蛋和狗蛋哩？”
都在我们那里。先让他们住着……”
少安一看姐姐没什么事，也就放心了，说：“那你先回去，我去对面等米家镇过来的班车，到原西城办点事……”于是，孙少安到石圪节对面的公路上等车去县城办事，王满银就和兰花起身回罐子村。
刚上路，兰花头一句话就问：“那个女人哩？”王满银脸上的青疙瘩都发红了，说：“叫少安打跑了……”
兰花也不怕路上的人看见，一头扑在她的二流子丈夫的怀里，哭着说：“再不许你把那女妖精引回咱们家！”王满银胸脯一挺，保证说：“再不来啦！”
兰花哭着用两只拳头在他胸脯上狠狠捶了几下，直把王满银打得倒退了几步——这既是恨又是爱啊！没有办法，不论发生了什么事，这个人还是她的男人，也是孩子们的父亲！王满银现在变得老实起来，他像一只做错了事的小狗，恭顺地跟着妻子回了家。
回到家里，兰花看见丈夫脸肿得快把眼睛都遮住了，便又心疼起他来。她自己不顾伤心和饥饿，先点火烧了点热水，拿毛巾给丈夫敷在脸上……第二天，兰花又去双水村把猫蛋和狗蛋接回家来，当然，满银可没敢跟妻子上丈人家的门。
猫蛋和狗蛋回家以后，王满银也就把那场风波抛在了脑后。父爱渐渐在他心里复活。他接连几天没有出门，盘腿坐在烂席的土炕上，绘声绘色地给儿女讲述外面世界的各种见闻；两个孩子亲热而崇拜地围在他身边，听得都入了迷。兰花在锅台上忙着给他们做饭，时不时泪眼朦胧地瞥一眼炕上挤成一堆的父子三人。这个女人从来没有感到过像现在这样幸福啊！石圪节遇集的时候，王满银想起自己卖假手表还赚了不少钱，就引着猫蛋和狗蛋赶了一回集。在集上他见啥给儿女买着吃啥。他给孩子们一人买了一身新衣服；又给猫蛋买了一个书包和一条红领巾，给狗蛋买了一支手枪和一个警察帽。最后他还破天荒给妻子扯了一身的清凉的衣裳……哈呀，逛鬼王满银一下子变得这么规矩，就好像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但没过几天，这个二流子旧病复发，惯性勃起；他屁股一拍，把老婆孩子丢下，又跑外面浪荡去了……
孙少平没等到过正月十五的灯节，就又离家走了黄原，所以他并不知道罐子村姐姐家发生的事；如果他在，弟兄两个说不定能把他姐夫和那个“南洋女人”踩死哩。
他是临近春节才回到家里的。虽然他的户口落在黄原的阳沟队，但双水村永远是他的家；正如一棵树，枝叶可以任意向天空伸展，可根却总是扎在老地方……当然，他回来并不仅仅是恋念家乡。他一方面是为了和全家过个团圆年，另一方面是想为父亲做点什么事。哥哥已经分家另过光景，他现在成了这个家庭的主心骨。本来，他刚一到家，石圪节公社就邀请他作公社春节秧歌队的指导，他立刻婉言谢绝了——他已对红火热闹丧失了兴致。刚过罢春节，他就忙着跑出去给家里买了一车炭；并且把前半年用的化肥也买好了。这些大事父亲没有能力办；而哥哥正在筹办扩建砖瓦厂，也分不出手来管他们这面的事。
这些事办完后，他就决定很快返回黄原去，一家人劝说他过罢正月十五的灯节再走，但他坚持立刻就动身。他心里着急呀！给家里置办完必需的东西后，身上就没几个钱了。他要赶快到黄原去揽个活干。临走时，他除过留够一张去黄原的车票钱外，又把剩下的钱全给了兰香。妹妹马上上大学，需要一笔花费——本来他想多给她留一点，但实在没有了。
家里人并不知道他急于返回黄原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他决不能让他们看出他的窘迫……象往常那样，从黄原东关的汽车站出来后，他几乎又是身无分文了。他在金波那里把铺盖卷一取，就来到大桥头熟悉的老地方。现在他已经很自信，知道凭自己年轻力壮，很快就会被包工头带走的。是呀，他从一切方面看，都是一个老练而出色的小工了！
不出他所料，刚到大桥头不久，他就被第一个来“招工”的包工头相中了。包工头听口音是原西人。一攀谈，没错，是原西柳岔公社的，叫胡永州。少平不知道，这位包工头的弟弟就是原西县“夸富”会上和他哥住一个房间的胡永合。当然他更不知道，神通广大的胡氏兄弟在这地区有个大靠山——他们的表兄弟高凤阁是黄原地委副书记，因此这两个农村的能人走州过县包工做生意，气派大得很！
少平和几个揽工汉被胡永州带到了南关的工艺美术厂。胡永州正在给这家工厂包建新房和职工家属楼；厂房主体已经完成，现在正盖家属楼。
因为回家过春节的揽工汉现在还没大批地返回黄原，因此胡永州现在只招了二十几名工匠，先处理宿舍楼的地基。
二十几个人挤在一个垃圾堆旁的大窑洞里。好在这窑洞有门窗，又生着火，还不算太冷。少平几个人到来时，这窑洞已经挤满了人。对揽工汉来说，这里住的条件可以说相当不错；虽然没床也没炕，但地上铺一些烂木板，可以抵挡潮湿，少平勉强找了个地方，把自己的铺盖卷塞下。天气冷，睡觉暖和一点还暖和。上面几个公家单位的垃圾都往这窑旁边倾倒，半个窗户都已经被埋住，光线十分暗淡。但谁还计较着呢？只要有活干，能赚钱，又能有个安身处，这就蛮好！少平高兴的是，以前和他一块做过活的“萝卜花”也在这里，两个人已经是老相识，一见面亲切得很！
少平上工的第二天，就是农历正月十五。到了傍晚，黄原城爆竹连天，灯火辉煌，继春节和“小年”以后，人们再一次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古塔山上，彩灯珠串般勾勒出九级高塔的轮廓，十分壮丽。黄原体育场举办传统的灯会，那里很早就响起了激越的锣鼓声，撩拨得全城的人坐立不安。
本来，所有的工匠都约好，晚上收工后吃完饭，一块跟着去体育场看红火。但包工头胡永州对大伙开了恩，买了一大塑料桶散酒，提到他们窑洞来，让大伙晚上热闹一下。工头吩咐让做饭的小女娃炒了一洗脸盆醋溜土豆丝，作为下酒菜。胡永州看来是个包工老手，很会抓做活的工匠。这点酒菜使所有的人都没兴致再去体育场了！
晚上，二十几个揽工汉围着火炉子，从塑料桶里把散酒倒进一个大黑老碗，端起来轮着往过喝。黑老碗在人手中不停地传递着。筷子雨点般落在放土豆丝的盆子里。
连续喝了几轮后，许多人都有了醉意。一个半老汉脸红钢钢地说：“这样干喝没意思，咱得要唱酒曲。轮上谁喝，谁就先唱一轮子！”
人们兴奋地一哇声同意了。
酒碗正在“萝卜花”手里，众人就让他先唱。“萝卜花”把黑老碗放在脚边，说：“唱就唱！穷乐活，富忧愁，揽工的不唱怕干球！”他说他不会酒曲。众人说唱什么都可以。“萝卜花”就唱了一首往古社会的信天游。他的嗓音好极了，每段歌尾还加了一声哽咽——格格英英天上起白雾，没钱才把个人难住。
地绺绺麻绳捆铺盖，什么人留下个走口？
黑老鸹落在牛脊梁，走哪达都想把妹妹捎上。
套起牛车润上油，撂不下妹妹哭着走。
人想地方马想槽，哥想妹妹想死了。
毛眼眼流泪袄袖袖揩，咱穷人把命交给天安排。
叫声妹妹你不要怕，腊月河冻我就回家……“萝卜花”唱完后，揽工汉们都咧着嘴笑了。
孙少平坐在一个角落里，却被这信天游唱得心沉甸甸的。他真惊叹过去那些不识字的农民，编出这样美妙而深情的歌。这不是歌，是劳动者苦难而深沉的叹息。
“萝卜花”唱完后，喝了一大口酒。他自己没笑，把酒碗递到身旁那个瘦老汉的手中。
瘦老汉吃得太多，便把羊毛裤带往松放了放，豁牙漏齿唱开了一首戏谑性的小曲——初唱刘家沟，
刘家沟又有六十六岁的刘老六，老六他盖起六十六层楼，楼上拴了六十六只猴，楼下拴了六十六头牛，牛身上又驮六十六担油，牛的肯又捎六十六匹绸，忽然来了个冒失鬼，惊了牛，
拉倒楼，
吓跑猴，
倒了油，
油了绸，
又要扶楼，
又要拉牛，
又要捉猴，
又要加油，
又要洗澡，
哎嗨依呀嗨，
忙坏了我六十六岁的刘老六！
瘦老汉还没唱完，众人就笑得前伏后仰了。等老汉尾音一落，他对面一个二楞小子破开喉咙既想喊叫又想唱——本地的曲子不好听，叫咱包头后生也吼上两声！
有人喊叫说：“还没轮上你哩！”
有人说：“就让这小子吼上两声吧，要不他嘴里痒痒嘛！”
众人都已经喝到了八成，红着脸手指“包头后生”的嘴巴哄堂大笑。
这小子也就醉意十足地咧开嘴巴唱道——六十六的老刘六下里分，唐僧在西天里取真经；取回来真经唐僧用，捅下了乱子都怨孙悟空！
这小子连编带写，还蛮有嘴才！
老碗现在轮到一个边乐和边在裤腰里寻虱子的匠人手里。他额头上留着几个火罐拔下的的黑印，嬉皮笑脸地唱道——
人穷衣衫烂，
见了朋友告苦难，你有铜钱给我借上两串，啊噢唉！
我有脑畔山，干阳湾，沙笨黄嵩长成椽，割成方子锯成板，走云南，下四川，卖了钱我再给老哥周还！
这是一首地道的酒曲，赢得了满窑喝采声。
酒碗在众人手里摇摇晃晃地传递着，各种调门嗓音一首接一首唱着小曲。炉中的炭火照出一张张醉醺醺的面孔。窑里弥漫着旱烟和脚臭味，叫人出气都感到困难。此时，这些漂泊在门外的庄稼人，已经忘记了劳累和忧愁。酒精在血液中燃烧着，血流在燃烧中沸腾着，有几个过量的家伙已经跑到外面呕吐去了。
窑门突然打开了一道缝，从那缝隙中伸进一个女孩子的脑袋。这是为他们做饭的小女孩，大概只有十五六岁，脸色憔悴而蜡黄，看了叫人不由不得心疼。谁也不知道她是什么地方流落到这个城市的。
小女孩探进头来，大概是看土豆丝还有没有——实际上早已经被吃光子，连盆底上的汤都喝得一滴不剩。
有几个醉鬼看见了她，便喊：“再炒上一盆！”
小女孩显然对这个场面有点恐惧，犹豫着不敢进来拿那个洗脸盆。少平看出了她的难处，准备把盆子给她送过去。但这时候那个“包头后生”站起来，醉得东倒西歪往门口走，并且伸开双臂，下流地说：“干妹子，让我亲你一下……”
少平忍不住把两只拳头捏了起来。在这个醉鬼通过他身边的时候，他悄悄伸出一条腿，把这家伙绊倒在人堆时，头正好跌进那个洗脸盆中。弄得一脸肮脏。众人在哄笑声中把他推到旁边，他便像死猪一般再也爬不起来。这当口，那个做饭的小女孩赶紧调过头跑了。
虽然没有菜，看来这塑料桶酒喝不完，今夜就谁也别想安生。酒碗继续往过轮，曲子仍然非常不行。
现在这只叫人恶心的黑老碗又递到少平面前了。以前每轮过来，他不是装着出去小便，就是起来给炉子加煤，躲避着没有喝。这次看来不行了，因为这群醉汉发现少平还没醉，就要强行灌他。少平只好准备喝这酒。但众人还不饶，叫他按“规矩”来。他只好答应唱一支酒曲。这曲子是在村里闹秧歌时田五教给他的——一来我人年轻，
二来我初出门，
三来我认不得一个人，啊噢唉！
好象那孤雁落在凤凰群，展不开翅膀放不开身，叫亲朋你们多担承，担心我们年轻人初出门……唱完酒曲后，他在碗边上抿了一点，算是应酬过去了。但他发现塑料桶里还有不少酒，心想轮到半夜，他也非醉不可；于是假装上厕所，从这窑里溜出来了。
他没有再回窑里去。
他一个人转到街道上，慢慢遛达着消磨时间。刚从暖窑里出来，冷得他直打哆嗦，但头脑倒一下子清醒了。远处，锣鼓声和嘈杂的人声还没有停歇。天特别清亮，星星和月亮在寒冷的夜空中闪烁着惨白的光芒。
孙少平牵着双手走在清冷的街道上，内心突然涌起一种火辣辣的情绪。他问自己：你难道一辈子就这样生活下去吗？你最后的归宿在哪里？
是啊，眼前的一切都太苦了……苦倒不怕，最主要的是，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种流浪的生活而有一种稳定性？这一切似乎都很渺茫。双水村他不可能再回去；尽管这次离家时，哥哥又一次劝他一块合伙经营砖瓦厂，但他还是拒绝了。好马不吃回头草。既然他已经离开了老窝，就决心在外面的世界闯荡下去。要是一辈子呆在双水村，就是发了家致了富，他也会有一种人生的失落感。
可是，他已经安下户口的阳沟，对他来说还是个陌生而不相干的地方；他在那里也许永远不会有立足之地……他该怎么办？
他眼下无法回答自己的问题。
只能走着瞧吧！他的年龄还允许他再等待选择的时机，当然，在他的思想深处，退路中的最后一道防线大概还是亲爱的双水村……
孙少平一直在黄原街上转了很长时间，才返回到住地。
他走进垃圾堆旁的那孔破窑洞，醉鬼们都已经躺在了一片黑暗中。窑里充满了热烘烘的臭气和酒腥味。他悄悄爬进自己的被窝，但很长时间仍然没有睡着……
天还没有亮，我就急忙向汽车站赶去。
不知什么时候天阴了，灰暗的云层在头顶静静地凝聚着，空气里满含着潮湿。凭老经验，看来另—场大雪就要降临了——真的，快到汽车站的时候，觉得脸上似乎已经落了一颗冰凉的雪粒。我的心情沉重了。明天就是春节呀！要是再下一场雪，班车一停，回家过节就根本不可能了。我怀着不安的心情走进了车站候车室。
我的心立刻凉了。自以为今天来得早，实际上大概是来得最晚的一个。只见候车室里已经人头攒动，吵吵嚷嚷的，乱得像一个集市。
失望中，我赶忙把目光投向售票处。
在８０２次的售票口，我看见车次牌上用粉笔写着：增加一辆车。
一种难言的兴奋涌上心头，我笑了。我觉得我是面对着我的老伴和孩子们笑的。好！今天大概能回家去过春节了。
当我正要赶过去排队买票的时候，身边突然传来一个微弱而苍老的声音：
“哪位同志行行好，给我买一张去桃县的票吧……”
这声音是绝望的，似乎不是对着某一个确定的人，而是对所有在场的人发出的一种求援的呼唤。
同情心使我忍不住停住了脚步。只见我旁边的一张椅子上蜷曲着一位老人——正是他在反复喃喃地念叨着刚才我听见的那句话。他衣服虽不十分破烂，但蓬头垢面的，并且看来身体有病，使得面容十分苍老和衰败。不像是乞丐，因为我看见他手里捏着买车票的钱。是串乡说书的民间艺人吧？但又不见带着三弦。我想：总之，这大根是一个无力去排队买票的人。
当我认真朝他脸上看去的时候，我才认出这是一个盲人！
我顿时感到一种愤愤不平了。当然我首先气愤这个汽车站——竟然不能解决这样一些完全应该解决的问题。但我更气愤这个候车室里的人。在这些人之中，竟然没有一个肯为这不幸的老人帮忙的！
这种庄严的思考当然首先感动了我自己。我想我应当帮助这个老人。
我瞅了一眼去桃县的售票口：正好！８０３次和８０２次的售票口紧挨着，并且车次牌上写着“增加两辆车”的字样。我急急忙忙赶了过去。
我在两条队伍的末尾，犹豫了一下：先排哪个队呢？如果现在去给那个瞎眼老头排队买票，我自己的票十有八九买不上了。我将不得不垂头丧气地滚回单位。但如果我要是先给自己买票，那老头的票也把握不大了。
我内心里不觉隐隐升起了一股懊丧的情绪：呀！你自己仓地为自己选择了一个难题。很快，我又谴责自己的这种情绪了：是的，你的确没有为那个不幸的老人公开承诺什么，但你在心灵中不是把某种责任担了吗？你刚才不是义愤别人不关怀那个老头吗？好！你自己关怀了，可又懊悔了。这像什么话！
但是，先买认的票是个很快需要确定的问题，顺为两个队伍后面都在继续增加排队票的人。如果不很快做出决定，说不定两头都要误了。
我来不及多想，很快站到了８０２次的队伍后面。
一刹那间，我感到自己很羞愧。但同时也试图找了一些理由来为自己的良心解脱。我想８０３次增加两趟车，而８０２次只增另一趟。这样看来，先买８０２次然后再买８０３次，更有希望两全其美。当然同时买两张票更好，但我又不会分身法！所以看来，事情这这样做是合乎逻辑的。另外，我想我着实努力，即使买不上８０３次的车票（谢天谢地不希望这样），我在户心上也能过得去：在这众多的人里面，我虽然没有能解决瞎眼老头的实际问题，但我是唯一关怀过他，并且用行动为他做了努力的人。
出于那些聊以自慰的理由，我觉得自己好像心里踏实了一些。但与此同时，也隐隐感到后脑勺有点不自在。我似乎觉得那个老头的眼睛很瞎，他正在后面那个角落里望着我……
我终于把一张８０２次的车票拿到手了！这张小小的硬纸片儿，此刻给我带来的喜悦是无法形容的，它意味着我今天将回到亲人们的身边。
我带着这个充实的收获，站在８０３次的队伍后面。我很愉快：我自己得到了满足并且开始为加紧人做一件崇高的事。
我当然是这个队伍的最后一名。前面站着一个高大的青年，头发乱蓬蓬的，像故意弄成那个样子的。他穿一条带条格的裤子，一双皮鞋的后跟闪着亮光，右脚在地板上有节奏地敲着锣鼓点”
时髦青年！不要看他的正面，光那后背就叫我反感，其实那后背也并没什么缺陷。的确，我现在已经对当今的年轻人有一种执拗的不信任感。我觉得，他们比我们这一代人来说，的确有许多长处，比如敏锐啦，爱思考啦，等等。但论道德啦，礼貌啦，同情心啦，哼，我敢说，未见得能比得上我们这些老头子！就拿眼前这个魁梧的小伙子来说吧，说不定他连一点教养都没有。我甚至奇怪他竟然能正以八板地站在这个队伍后面排队哩。嗯，他大概是看能买上票才这样哩；要是售票员喊一声“票快完了，后面的人不要排队了”，你再看他吧，他准会如狼似虎地扑过去。
就在这时，我又发现这队伍的旁边还站着一位青年妇女。她既像是在排队，又不在队里边；眼睛斜视着窗口，像是在索什么，又像是在等待着什么，并且还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我断定她也是一个随时准备浑水摸鱼的人。但愿我是错过了她！她身边还站着一个四五岁的小姑娘，看来是她的孩子。由于这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站在前面，我有点丧气了。我深知他们会在紧要的时候做出什么事来。
我怀着一种这安的心情随队伍移动。
倒霉的事终于出现了：当只留下我们三个人的时候票已经剩最后一张了。我当然没买上。虽然我感到十分遗憾，但还是心安理得，因为这次我没买上票是正常的。
但我前面的那两个年轻人却像我所预料的那样，为那张票闹起来了。
当售票员宣布只剩一张票的时候，那青年妇女丢下孩子，猛地把手抢先伸进了售票口。等那个男青年反应过来的时候，票已经到了那个姑娘的手里。那男青年刚要找售票员算帐，那小门却“啪”一声关了，小门板上“票已售完”四个字朝开似地对着他（当然也对着我）。
那个男青年马上把全部的愤怒转向了那个青年妇女。他两只拳头紧捏着，开始用很维听的话斥责她，并强硬地让她把那张票交出来；说如果不交出来的话，她今天无论如何走不成。
说实话，我这时候在感情上毫无保留地站在那个男青年的一边。这并不是说我倒喜欢起他来了。尽管我对当今的年轻人反感，但我更反感不讲道理的人。
我看见那青年妇女在男青年暴风雨一般的攻击下，眼帘低垂着，嘴唇微微在颤抖，却说不出一句话来。
大概是她自己也认识到做了一件不太光彩的事吧？我内心里对她厚着脸皮插队买票虽然的反感的，但这时候对她的这种认错的表现却产生了某种好感。而且，我看见那个小女孩正紧紧依偎在她那理短发的妈妈怀里，一双眼睛望着那个可怕的“叔叔”，害怕得直哭。我很快把自己的同情心完全转到了这母子一边，反过来又对那个男青年咄咄逼人的态度生气了：你有理是有理，但在这妇幼面前逞好汉，不觉得害臊吗？
那个青年妇女牙咬着嘴唇，看来有点受不了，她不知嘟囔了句什么。结果，那个男青年更愤怒了。他凶狠地斥责她，并且胳膊也开始在空中一抡一抡的。坏了！看来他恐怕要动武了！
正在这时，我看见那个小姑娘却很勇敢地站在了那个横眉竖眼的男青年面前，两条小胳膊像小鸟的翅膀一样张开，护着她那理短发的妈妈，脸蛋上吊着两颗大泪珠，小嘴一张一张地说：
“叔叔，求求你，不要打妈妈！”
这小人儿的非凡举动，使那个男青年像一架疯狂转动着的机器突然切断了电源；那张暴怒的年轻有脸渐渐地缓和了下来。他有点吃惊地盯着那个胖胖的小姑娘，皱了一下眉头，随后，竟然举起一只僵硬的手，在那小女孩的头上轻轻摩挲了一下，并且用一种极温柔的语调不连贯地说：“你……别怕！叔叔……不打人……”
说完这句话后，他不知所措地把头扭到一边去，沉默了。
我看着这突然出现的一幕真实的戏，非常吃惊，小伙子呀，原来在你那粗犷的胸膛后面，竟也有这么些良好的情噢！
沉默了一会的小伙子转过头来了，他用一种诚恳的语调对那个青年妇女说：
“同志，对不起。您不要生气。刚才，我，太过分了……那青年妇女先没说什么，只默默地把身边的孩子抱起来，然后教她说：“乖，说谢谢好叔叔。”
“谢谢好叔叔！”孩子的脸上仍然挂着两串亮晶晶的泪珠，把自己那只胖胖的右手举到了额前。
我看见那小伙子的助帮子急速地蠕动了几下，泪花子在眼里直转。他突然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了一张车票，把它递到青年妇女的面前。
他这举动使我茫然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看见那个女青年也茫然了：看看那个男青年，又看看那张票，迷惑地眨巴着眼睛。
“您不要奇怪。”他说：我是买到了一张８０３次的车票，但这不是给自己买的。我第二次排队才准备给自己买一张，但让您买了。不过这不要紧，您带着孩子，在这里呆下去太不方便了。我不走了，但请您帮个忙，替我在路上照料照料那个人。”
“谁？她问他。
他向后面的角落里嘟了呶嘴：“那个瞎眼老头”。“他是你什么爱情在不知人？”
当这幕生活的戏剧进行到这里的时候，我一下子被震惊得目瞪口呆！而在我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只见那青年妇女尖叫了一声，也拿出了自己的那张车票递到了男青年面前，惊喜地喊叫着说：“呀，这太巧了！我这张标也是给他买的呀！”“他是你什么人？”
她摇摇头：“不认识……”
一刹那间，他们谁也不说话了。他们静静地互相看着对方，两张纯洁的年轻的脸，像大理石雕塑一般美丽。此刻，站在他们身边的我，像一个地地道道的老傻瓜；又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小学生，羞愧地站在班主任的面前。我倒在旁边一边张肮脏的破椅子上，脑袋嗡嗡直响，脖颈里的那道钮扣像枣刺一般卡在喉眼骨上，连气都喘不过来了。
我现在听见男青年硬要叫那个青年妇女和瞎眼老头一块走。可是，那姑娘却说：“同志，我根本不是去挑县的！我本来是要买８０２次车票的。但看见那个老头太可怜了，我觉得有责任帮助他，就放弃了先给自己买票的打算。可我又看见８０３次的队排得很长，怕给老头买不上票，就厚着脸皮插到您前面了。我想现在您会相信我呢？快要进站了，您赶快和那老头上车去吧！”
只见那个男青年神色庄严地从她手里接过车票，并掏出车票钱放到了青年妇女的手里；然后弯了腰，小心翼翼地在那个小女孩的脸蛋上亲了一下，便转身走了。
我猛地从那张破椅子上爬起来，迈着难以抑制的激动步伐，走到了那位青年妇女面前。我掏出了自己的车票，对她说：“你要８０２次的车票吗？我有事不能走了，退票”。她惊喜地一边掏钱，一边说：“真运气！太谢谢您啦！”我接过钱，把帽沿往下拉了拉，默默地走过拥挤的人群，出了候车室。
外面已经变成一片银白的世界。飞舞着的雪花打着旋儿，纷纷扬扬飘落着。街道上一片寂静。我踏上洁白的路面，匆匆向机关走去。
在我们这个星球上，每天都要发生许多变化，有人倒霉了；有人走运了；有人在创造历史，历史也在成全或抛弃某些人。每一分钟都有新的生命欣喜地降生到这个世界，同时也把另一些人送进坟墓。这边万里无云，阳光灿烂；那边就可能风云骤起，地裂山崩。世界没有一天是平静的。
可是对大多数人来说，生活的变化是缓慢的。今天和昨天似乎没有什么不同；明天也可能和今天一样。也许人一生仅仅有那么一两个辉煌的瞬间——甚至一生都可能在平淡无奇中度过……
不过，细想过来，每个人的生活同样也是一个世界。即使是最平凡的人，也得要为他那个世界的存在而战斗。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这些平凡的世界里，也没有一天是平静的。因此，大多数普通人不会像飘飘欲仙的老庄，时常把自己看作是一粒尘埃——尽管地球在浩渺的宇宙中也只不过是一粒尘埃罢了。幸亏人们没有都去信奉“庄子主义”，否则这世界就会到处充斥着这些看破红尘而又自命不凡的家伙。
普通人时刻都为具体的生活而伤神费力——尽管在某些超凡脱俗的雅士看来，这些芸芸众生的努力是那么不值一提……
不必隐瞒，孙少平每天竭尽全力，首先是为了赚回那两块五毛钱。他要用这钱来维持一个漂泊者的起码生活。更重要的是，他要用这钱帮助年迈的老人和供养妹妹上学。
他在工地上拼命干活，以此证明他是个好小工。他完全做到了这一点——现在拿的是小工行里的最高工钱。
去年和“萝卜花”一块上那个工时，他曾装得一个字也不识。现在他又装成了个文盲。一般说来，包工头不喜欢上过学的农村青年。念书人的吃苦精神总是令人怀疑的。
孙少平已经适应了这个底层社会的生活。尽管他有香皂和牙具，也不往出拿；不洗脸，不洗脚，更不要说刷牙了，吃饭和别人一样，端着老碗往地上一蹲，有声有响地往嘴里扒拉。说话是粗鲁的。走路拱着腰，手背抄起或筒在袖口里；两条腿故意弄成罗圈形。吐痰像子弹出膛一般；大便和其他工匠一样拿土坷垃当手纸。没有人看出他是个识字人，并且还当过“先生”呢。
虽然少平看起来成了一个地道的、外出谋生的庄稼人，但有一点他却没能做到，就是在晚上睡觉时常常失眼——这是文化人典型的毛病。好在别人一躺下就拉起了呼噜，谁知道他在黑暗中大睁着眼睛呢？如果大伙知道有一个人晚上睡不着觉，就象对一个不吃肥肉的人一样会感到不可思议。是的，劳筋损骨熬苦一天以后，孙少平也常常难以入眠，而且在静静的夜晚，一躺进黑暗中，他的思绪反而更活跃了。有时候他也想一些具体的事，但大多数情况下思想是漫无边际的，象没有河床的洪水在泛滥；又象五光十色的光环交叉重叠在一起——这些散乱的思绪一直要带进他的梦中。
当然，不踏实的睡眠并不影响他第二天的劳动；他终究年轻，体力像拉圆的弓弦那般饱满……转眼间，一个月过去了。
清明之前，天气转暖，大地差不多完全解冻。黄原河岸边的柳枝，已经萌生起招惹人的绿意。周围山野里向阳的坡坂上，青草的嫩芽顶破潮润的地皮，准备出头露面在工艺厂的工地上，干活的人已经穿不住棉衣，一上工便脱下撂在了一边。现在，宿舍楼起了第一层；楼板安好后，开始砌第二层的屋墙。少平的工作是把浇过水的湿砖用手一块块往二层上扔——这需要多么大的臂力和耐力啊！这无疑是小工行里最苦的活；可是他应该干这活，因为他拿的是这一行的“高工资”。
这工地站场监工的是包工头胡永州的一个侄子，他年龄不大，倒跟上他叔叔学得有模有样，嘴里叼根黑棒卷烟，四处转悠着，从早到晚不离工地，指手划脚，吆吆喝喝。胡永州本人一般每天只来转一转，就不见了踪影——他同时包好几个工程，要四处跑着指挥。晚上他是回这里来住的。胡永州和他侄子分别住在工地旁厂方腾出来的闲窑里。紧挨着的是灶房。做饭的除过那个雇来的小女孩，还有一位六十多岁的老汉，也是胡永州的亲戚；这老汉和胡永州的侄子住在了一孔窑里；那个小女孩晚上就单独在灶房里睡觉。其他工匠在这里吃完晚饭，就回到坡下那个垃圾堆旁的窑洞里去了。
工程大忙以后，需要的人也多了。胡永州陆续从东关大桥头又招回一些工匠；同时也打发走了几个干活不行的人。
人手一多，一老一小两个做饭的就应付不过来。他们光做饭还可以，但那个老汉还兼管采买，大筐的土豆和白菜，五十斤一袋的面粉，老汉一个人拿不动。胡永州突然决定由少平帮助老汉出去采买东西。对于工匠们来说，这是个轻松活，人人巴不得去干。但胡永州念少平是一个县的老乡，把这好差事交给了他。
少平就像被“提拔”了一样高兴。他现在每天只在工地上干半天活，另外半天就和做饭的老汉一块到街上去采买东西；一天下来，感觉当然比过去轻松多了。
活路稍微一轻松，他突然渴望能看点什么书——算一算，他又很长时间没见书的面了。正月里返回黄原到现在，他也没有去找田晓霞借书，因为他一直装个文盲，借回来书也没办法看。再说，他口袋里空空如也，想专心干活积攒一点钱，好给家里和县城的妹妹寄，根本没心思想其它的事。
就是现在，他也不能暴露他的文盲身份。正因为他是个只会卖力气的“文盲”，包工头才信任他，让他去干采购工作。要是胡永州知道他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又在他这里清闲得看起了书，说不定马上会把他打发走。他舍不得离开这个工程啊！一天赚两块半工钱不说，现在还不要象其他工匠一天顶到头地出死力。
但读书的愿望一下子变得如此强烈，使他简直无法克制。
他思谋：能不能找个办法既能读书又不让人发现呢？
只有一个途径较为可靠，那就是他晚上能单独睡在一个地方。
主意终于有了。他准备和胡永州说一说，让包工头同意自己住在刚盖起的那一层楼房里。虽然那楼房还正在施工，新起的一层既没安门窗，更不可能生火，但现在天气已经转暖，可以凑合，就是冷一些也不要紧，只要一个人住着能看书就行了。
胡永州并不反对他挪地方住——只要你小子不怕冷，就是愿意住在野场地里和我胡永州也不相干！
孙少平搬到没门窗的楼房后，才想起这里晚上没灯。他就在外出采购东西的时候，捎带着给自己买了一些蜡烛。
条件一具备，他就打算到晓霞那里去借几本书回来。
过罢清明节，少平在一个星期六的傍晚，破例拿出牙具和香皂，偷偷到小南河里洗刷了一番，又换上自己的那身“礼服”，就满有精神地去地委找田晓霞。
在地委田福军的办公室和晓霞相会后，她又高兴又抱怨地问他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来找她。
少平吞吞吐吐解释了半天。
一段时间没见晓霞，少平吃惊地发现她的个码似乎蹿高了一大截——他一时粗心，没有留意她换了一双高跟鞋。
两个人象往常那样，一块吃了晓霞从大灶上买回来的饭菜，接着热烈地议论了许多话题。
临走时，晓霞给他找了一本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她告诉他，这是她很喜欢的一本书，是前几年内部发行的；父亲买回来后，她看完就偷偷地占为己有了。
少平打开书，见书前有“任犊”写的一篇批判性序言。晓霞说，那“畜生”全是胡说八道，不值得理睬。
少平很快和晓霞告辞了——既然这本书他的“导师”如此推崇，他就迫不及待地想读它。
回到“新居”以后他点亮蜡烛，就躺在墙角麦秸草上的那一堆破被褥里，马上开始读这本小说。周围一片寂静，人们都已经沉沉地入睡了。带着凉意的晚风从洞开的窗户中吹进来，摇曳着豆粒般的烛光。
孙少平一开始就被这本书吸引住了。那个被父母抛弃的小男孩的忧伤的童年；那个善良而屡遭厄运的莫蒙爷爷；那个凶残丑恶而又冥顽不化的阿洛斯古尔；以及美丽的长鹿母和古老而富有传奇色彩的吉尔吉斯人的生活……这一切都使少平的心剧烈地颤动着。当最后那孩子一颗晶莹的心被现实中的丑恶所摧毁，象鱼一样永远地消失在冰冷的河水中之后，泪水已经模糊了他的眼睛；他用哽咽的音调喃喃地念完了作者在最后所说的那些沉痛而感人肺腑的话……这时，天已经微微地亮出了白色。他吹灭蜡烛，出了这个没安门窗的房子。
他站在院子里一堆乱七八糟的建筑材料上，肿胀的眼睛张望着依然在熟睡中的城市。各种建筑物模糊的轮廓隐匿在一片广漠的寂寥之中。他突然感到了一片荒凉的孤独；他希望天能快些大亮，太阳快快从古塔山后面露出少女般的笑脸；大街上重新挤满了人群……他很想立刻能找到田晓霞，和她说些什么。总之，他澎湃的心潮一时难以平静下来……本来，这本书他准备在一个星期内看完，想不到一个晚上就看完了。他只能等到星期六才可以找晓霞——平时她不回家来。
星期六好不容易到了。
这天下午他耐到收工，就匆匆地拿了那本《白轮船》，到地委去找她。
他见到晓霞后，一时倒不想说什么了。他本来急切地想和她谈论看过的书，但他又感到自己很难说清楚。这本书更多的是引起他情绪上的大波动——一个人是很难把自己的情绪说明白的。真的，这是一种无法用语言概述的感受，因为它太巨大太复杂了！
田晓霞看出了这本书给孙少平带来的震动；她自己也曾被它强烈地感染过。她高兴的是，少平和她一样理解并喜欢这本书。
吃完下午饭、晓霞突然提议他们一块去爬一次麻雀山。这正合少平的心意。
于是，两个人一同相跟着出了地委大门，向麻雀山走去。
走在路上的时候，少平才有点拘束起来。和晓霞一块呆在房子里说话，他觉得很自然；可是，两个人一块相跟到野外去遛达，他就感到情调有点太温馨——不过，这种温馨是任何一个青年男子都不会反感的！
麻雀山就在地委的后面。他们顺着一道缓坡慢慢向山上走。快到山顶时，晓霞顽皮地离开路径，专意在一些荒地里行走；少平就愉快地迁就她的任性，紧撵着她在没有路的地方向上攀行。
一道土塄坎挡住了去路。少平敏捷地一扑就跳上去了。晓霞立在塄坎下，笑着摇了摇头；然后向他伸出一只手，要让他拉她。少平顿时有点慌乱，脸红得象水萝卜一样。晓霞被他的窘态逗得大笑，手却固执地伸着，非让他拉不行。
少平只好伸出一只颤抖的手，把她拉上了土塄坎。这是他第一次拉一个姑娘的手。他感到自己的那条胳膊僵硬得象条棍子；手掌如同被烧红的铁烫过一般。
到山顶了。两个人在一个斜坡上坐下来。
黄原城就在他们眼皮底下。街道上熙熙攘攘的行人象忙碌的蚁群。他们的背后，太阳正在沉落。对面的九级古塔在夕阳中闪耀着光辉，看起来似乎象发射架上的一枚巨型火箭，格外雄伟。初春蓝色的黄原河将城市分割成两半后，弯弯曲曲地流向远方的群山深谷之中……两个人先顾不上说话，惊奇而兴奋地观赏夕阳晚照中的大自然景象。
城市渐渐沉浸在阴暗中，景物开始模糊起来。黄原河上新老两座大桥首先亮起了灯火；紧接着，全城的灯火一批跟着一批亮了。
这时候，晓霞才转过脸，问少平看过《白轮船》后，有什么感想。
少平断断续续，结结巴巴说了一些，好象也没能把自己的感受充分表达出来。
说实话吧，这会儿他思想不能集中起来！是呀，黄昏中，在一个荒山野地里，单独和一个姑娘呆在一块，使他浑身的血液由不得沸沸扬扬……内心的骚动让他坐立不安，他索性仰面躺在一片枯草上，两只手垫在脑后，茫然地望着暮色中的天空。天空已经亮出几颗星星。
晓霞也就不再出声，静静地坐在离他不远的地方，两只手抱着膝头，凝望着远方的山峦。这是一个美妙的时光。小树林中，归窠的鸟雀扇动着扑棱棱的羽翅。没有风，空气中流布着微微的温暖。春天的黄昏呀，使人产生无尽的遐思和深远的联想，也常常叫人感到一种无以名状的忧伤！躺在地上的孙少平，不知为什么突然眼里涌满了泪水。他深深地向夜空中吐出一声叹息，嘴里竟然喃喃地念起了《白轮船》中吉尔吉斯人的那首古歌——有没有比你更宽阔的河流，爱耐塞，有没有比你更亲切的土地，爱耐塞，有没有比你更深重的苦难，爱耐塞，有没有比你更自由的意志，爱耐塞，晓霞仍然保持着她那雕像似地凝望远山的姿势，接着他轻轻地念道——有没有比你更宽阔的可流，爱耐塞，有没有比你更亲切的土地，爱耐塞，有没有比你更深重的苦难，爱耐塞，没有比你更自由的意志，爱耐塞。少平猛一下从地上坐起来。一种强烈的冲动，使他真想伸开双臂，把田晓霞紧紧地抱住，山下的大街上传来一声刺耳的汽车喇叭的鸣叫。孙少平叹了一口气，抬起软绵绵的胳膊，用手掌揩掉额头的一层冷汗，对田晓霞说：“咱们回去吧……”晓霞没有说话，对他点点头。两个人就沉默地起身下山。山下，繁密灿烂的灯火，组成了一个无比辉煌的世界。孙少平在南关的大街上和田晓霞分了手，胳膊窝里夹着一本新借来的《简·爱》，就回他那个门户洞开的住处去了。
金波从青海当兵复员回来后，已经在黄原东关邮政所干了近三年的临时工。他虽然不像少平那样为赚几个钱而东跑西颠，但基本上也是个揽工汉。除非让父亲提前退休，他去顶替招工，否则他永远也没指望入公家的门，从表面上看来，他好像是这个邮政所的一员，其实完全是个外人。
这个快满二十三岁的小伙子，小时候就很漂亮；现在虽然个头仍然不算很高，但长得又精干又潇洒。皮肤还像女孩子那样白嫩，一头披散的黑发，一双清澈如水的大花眼，走在街上，常常让陌生的姑娘由不得顾盼。已有不少姑娘对他一见钟情。但侧面一打听，是个临时工，就都遗憾地退缩了。对于大多数在城市有职业的女孩子来说，找对象当然要找有工作的。在这个城市，没有正式工作，就意味着什么也没有。虽然现在的姑娘们开化了，但婚姻问题上这个最基本的条件很少有人采取无所谓的态度。在中国目前社会里，很多情况下，感情往往并不是男女结合的主要因素，而常常要受其它因素的制约和支配。也许世界上所有的不发达国家，这种现象尤为普遍——如果有例外，那就足可以构成本地报纸的断闻。但金波现在倒也没什么心思去谈情说爱。他自己也知道，没有正式工作，要在黄原找个如意对象，等于水中捞月。
其实更主要的是，有一位姑娘早占据了他的心——尽管那短暂的瞬间已经过去几年，而且以悲剧的形式结束了。这个早熟青年几年前被爱情的烈火烫伤后，直到而今还没有痊愈。
这秘密已经在他心中深藏已久。本来他很早就想对好朋友少平叙述一番——如果让一个知心人听听，也许能减轻一些他心灵的负重。但每次见了少平，话到嘴边又咽回了肚子里。不是他不信任他的朋友，而是觉得当时的气氛不适于倾诉这样的心事。少平常常有他自己的一大堆困难，需要急于解决，不应该让他硬着头皮听他的浪漫经历。
一个经历了爱情创伤的青年，如果没有因为这创伤而倒下，那就可能更坚强地在生活中站立起来。金波正是有了这样的经历后，才成熟了许多。这之前，尽管他父亲是个普通的出租车司机，但在农村的环境中，他的家庭条件还是优越的。这种优越不能不对他的心理产生影响，在童年和少年时期，他不会像他的朋友少平那样为吃饭和穿衣而熬煎。他没有体验过饥饿是什么滋味；也不知道一个人穿着破烂衣服站在同学们中间，自尊心该怎样遭受折磨。他在温暖的小康人家长大，也用小康人家的眼光看待生活和世界。他过去在学校里的一些小小的“惊人之举”，完全是出于性格本身所致。
直到在那远离故乡的地方发生过那场刻骨铭心的感情悲剧后，他才理解了人活在世界上有多少幸福又有多少苦难！生活不能等待别人来安排，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而不论其结果是喜是悲，但可以慰藉的是，你总不枉在这世界上活了一场，有了这样的认识，你就会珍重生活，而不会玩世不恭；同时也会给人自身注入一种强大的内在力量……现在，他心平气静地干着他的临时工。既不自卑，也不抱怨命运。上班时，他穿上那身洗得干干净净的破烂工作衣，不要命地搬运那些大大小小的邮包，吃苦精神使所有的正式工都相形见绌。他卖力干活不只是怕失掉这只临时饭碗，而是一种内心的要求。在这方面，他的朋友孙少平给了他很大的影响。当然，这样的劳累也有解脱某种内心痛苦的作用。下班后，他首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那只白搪瓷缸子，泡一缸茶水静静地坐着喝，既是不渴，他每天也要用这缸子泡一次茶，哪怕面对着茶缸发一会呆呢。这是一只极普通的白瓷缸，上面印着一行“为人民服务”的红字。对金波来说，这只普通的白瓷缸，就是他青青和爱情的证明……喝完茶水，他把这白瓷缸小心翼翼地放进小柜，就到老桥那面的繁华闹市去遛达一圈。他是个爱讲究的人，上街前总要洗洗脸，把头发梳整齐，换上那身褪色的干净军装和那双雪白的高跟鞋。
每当穿行于闹市之中，他常常不会留意到姑娘们爱慕的目光，越过一片熙熙攘攘的人群，他看见的仍然是那片绿色的草地，奔腾的马群和那张亲切可爱的粉红色笑脸；耳边也总是传来那支慑人魂魄的歌声……他有时候就旁若无人地满面泪水在街头行走，而不管有多少惊诧的目光在瞧他……最近一些日子，随着气候渐渐转暖，他的情绪却不知为什么越来越糟糕。奇妙得很！季节往往能影响人的心境。当他看见河岸上一缕缕如烟似雾的柳丝和山湾里那霞光斑斓的桃花时，一种无限忧伤的感情就涌上了他的心头。他想叹息，想歌唱，想流泪，尤其想和什么人谈一谈他曾有过的幸福和不幸；以及那早已流逝但永远不能忘却的往事……他很想念孙少平。所谓和别人谈一谈，那就是和少平谈一谈。如果这世界上没有孙少平，他就只能把他的故事连同自己一起葬入坟墓中。他是那么强烈地希望孙少平出现在眼前。但少平很久没有到他这里来了。他又没地方去找他——谁知他在这城市的哪个角落里呢？
当金波对孙少平得到来不抱什么希望的时候，少平却突然出现在了他的面前。他喜出望外地伸开两条胳膊，在少平的肩头用劲搂了搂——他知道这种反常的外露显然使朋友有点惊讶。
他先不问少平的长长短短，马上又动手做了一盆子鸡蛋面片——他知道少平一上他的门，首先需要的是一顿饱饭。
吃完饭后，金波就提议他们一块到黄原河边走一走。少平很乐意地答应了。到了金波这里，少平就暂时忘记了这几天发生的不愉快事。落魄的人只要和朋友呆在一块，心里就会踏实下来。不过，他感到金波今天的情绪似乎有些异样。
两个人一路相跟着出了邮政所的大门，穿过有关热闹非凡的夜市，从大桥头斜坡里走下来，一直来到黄原河边。
夜晚的黄原城闪烁着繁星般灿烂的灯火。城市仍然没有安静下来，不过嘈杂声似乎变得遥远而模糊。远远近近的灯光投照在碧波粼粼的河水里，一片明光闪闪。风并不温暖，但很柔和地吹过来，像羽毛在人脸颊上轻拂。
他们沿着河边，慢慢向上游新桥那里走去。少平自到黄原后，第一次这么悠闲地出来散步，心情倒有说不出的美妙。此刻，忧愁和挣扎都退远了，一切都变得如此平静，就像一个刚从火线上下来的士兵，重新回到了和平的环境中。
金波虽然个子比少平低，但尽量用一条胳膊搂着少平的肩膀。两个人手臂相攀在夜晚的河边上款款而行，看起来倒像一对亲密的情侣。
起先他们都默默无语地这样行走着。后来，两个人坐在了河边的一块大石头上。朗朗的黄原河水就在他们脚下流淌。河对岸是一片密集的灯火；灯火后面是黑黝黝的麻雀山。弯弯的月牙儿象一柄银镰，悬挂在乌蓝的天空。
金波凝视着满河流泻的波光灯影，轻轻叹息了一声。
“你好象有什么心事？”少平扭过脸看着他的朋友。“是啊。我很想给你说一说。这是几年前的事了……”金波仍然望着河水，嘴里喃喃地说。
少平静默无言。他似乎感觉到金波要给他说的是什么。他不再询问了。
金波沉默了一会儿，便开始给朋友讲述起了他自己的故事。少平一声不吭，静静地听着。
“……我刚复员的时候，你大概听见过传闻，说我和一个藏族女子谈恋爱，叫部队打发回来了。那是真的。你奇怪吗？不奇怪？是啊，有些事看起来奇怪，可是实际上又没有什么奇怪的……
“那年当兵我离开家乡，第一次走了那么远。又坐汽车，又坐火车，真不知道要被拉到什么地方。一直向西，穿过河西走廊，穿过无数的山脉和河流，最后来到了青海。“我们的部队分散在一片草原上。你知道，我是文艺兵，在师部文工团吹笛子。文工团就和师部住在一起。我们的驻地周围几乎没什么居民点，几十间简易房子孤零零地立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旁边有一个小小的湖泊，湖边上围着一圈白花花的盐碱。远方的地平线上，是一列绵延不断的山峦。峰巅之上终年戴着雪冠。
“不过，我们的驻地旁边有一个军马场，这使环境稍微有一些生机。日出的时候，出牧的马群象一团团彩云向茫茫的草原上奔去，日落的时候，又从地平线那边涌涌地漫过来。马的嘶鸣声打破了草原上梦境一般的寂寥。这时候，人的心就不由地激动起来。尤其是我们这些刚来的新兵，在每天日出日落的时候，总要跑出去站在土坯房的屋脊上，观看这壮丽的一幕，到了后来，大部分人慢慢也就厌倦了，在军马场，马群出牧和归牧的时光里，没有人再有兴趣跑出来观看。“可是我永远对一天中这短暂而美妙的景象着迷。尽管早晨马群出牧的时候我也不再出房间了，可我总不放过观看晚间马群归牧时的那个场面。唉，你没有身临其境，你就无法想象那景象是如何激动人心。那时候，太阳正在西边的地平线上下沉。草原上的落日又红又大，把山、湖、原野都染成了一片绛红。就在这一片绛红色中，归牧的马群在地平线上出现了。起先，那只是一条细细的黑线，在圆圆的红日里蠕动。这条黑线慢慢地变得粗大起来。不久，你的眼前就滚动起一片奔涌的彩潮。马群越来越近，绛红色的草原上象卷起了一团狂风。你感到脚下的土地都被马蹄敲得颤动起来。隆隆的马蹄声伴随着马的警号般的嘶鸣；马鬃象燃烧的火焰似地飞扬。牧马人套杆上的绳圈在空中划出一轮轮弧线。咸水湖上惊起了一片又一片的飞鸟。与此同时，军写场的马驹欢叫着冲出棚栏，去迎接它们的父母亲归来……“每天傍晚，我总要立在营房的屋脊后面，观看这一幕——这几乎成了我的一个‘保留节日’。
“不知是哪一天，从那远方归牧的马群中，突然传来一个女孩子的歌唱声。那是用藏语在歌唱。虽然听不懂歌词，但我知道唱的是那首有名的青海民歌《在那遥远的地方》。那歌声一下子就迷住了我。说实话，我从来没听过一个人能把歌唱得这么嘹亮和美妙，嗓音如同金属一般辉煌。当然，这副嗓子显然不是调教出来的，完全是一种野腔野调。仅凭她声音的本色，就会使人听得神魂颠倒……“从此以后，这歌声就再也没有中断。我每天傍晚也不仅仅是去观看马群的归牧了，主要是想去听那迷人的歌声。我的心激动地沉浸在这动人的歌声中，久久地不能平静下来……
“我知道，唱歌的肯定是位藏族姑娘。但她是怎样一个人？我多么想在近处看一眼有如此出色歌喉的姑娘呀！可是我没条件去接近她。军马场有不少藏族姑娘，你知道，部队纪律严，我们不能随便去那里……从此，一种渴望便强烈地折磨着我……
“后来，我突然想出了一种‘接近’那姑娘的方法。每天当她在远处唱完那首歌时，我就站在营房后面的高处也用汉沿唱一遍这首歌。我想她也会听见我的歌声的，你知道，我的嗓音还不错……
就这样，她唱完，我就唱，每天都是这样。
“那天傍晚，我象往常那样立在营房后面，终于又听见了她的歌声。可是叫人奇怪的是，这一天她只唱了一段就不唱了。她从来都不这样！她每次总是连着一口气唱完这首歌的全部四段……百灵鸟啊，你的歌喉为什么要停歇？“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在纳闷中突发奇想：她会不会是等待让我唱第二段呢？
“尽管这种想法是如此荒唐，但我还是不由自主地想试探一下，我甚至可笑地想，如果我的猜想是正确的，那么我唱完第二段，她就会接着唱第三段的……“我就这样试了。奇迹出现了！我唱完第二段后，她便立刻唱起了第三段。我的心狂跳不已，泪水刹那间就涌满了眼睛。等她唱完第三段，我又唱了第四段……”
“那天以后，我们就用这歌声‘交往’起来。一人一段时间，就象电影里少数民族谈恋爱的青年一模一样。每天我几乎总是流着泪和这位没见过面的藏族姑娘‘对歌’。时间在一天天过去，我想和这位姑娘见面的渴望越来越强烈。我晚上睡不着觉，白天吃不进去饭，演出时老出差错。我每天都等待着傍晚的到来；并渴望着在某个时候和她见面……我实在不能忍受了！有一天，我终于冒着风险，一个人偷偷溜出营房，在马群进场之前，飞跑着来到军马场的外面，和那位藏族姑娘见面了。她和我想象的完全一样，红红的脸庞，黑黑的发辫，一双眼睛象黑葡萄似的扑闪着，露出一排白牙齿憨憨地对我笑。
“我们立在军马场外面的草地上，相对而视。我不由地哭了。她用厚墩墩的手掌为我揩着脸上的泪水，激动地说着什么。但是，她说什么我听不懂，我说什么她也听不懂，互相急得用手乱比划。但两个人都知道对方在说什么。她扑在了我的怀里；我紧紧抱住她。那时世界上一切都不存在了……但实际上什么都存在着。这时，军马场的政委突然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于是，一切都结束了……我很快复员了。我违犯了军纪，应该受到惩处。好在部队也没给什么处分。”
“临走的前一天，我倒不再顾忌什么了。我跑到军马场去找我心爱的姑娘。我要下决心带着她回到咱们家乡来。可是，我没有能见到她。她被调到另一个军马场去了。她将一只公家发的白搪瓷缸留给这里的一位同伴，让她转交给我。”
“我在生人面前强忍着没有哭出声来……最后，我把自己那支最心爱的竹笛留给了她……“……这样，我的爱情就算完结。少平！直到现在，我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叫什么呀！”金波从石头上站起来，几乎出声地哭了。少平也站起来，一把抱住了他的朋友……城市的灯火渐渐稀疏了。黄原河闪着暗淡的波光，深沉地喧响着从他们面前流过。岸边的树丛里，鸟雀在睡梦中呢呢喃喃……很久以后，金波和少平才一个搂着一个的肩膀，返身从河边上慢慢往回走。春夜是如此寂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