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天空软件网 更新：2023-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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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查克·萨克（Chuck acker）看来，道格·恩格尔巴特坐在一块二十二英尺<1>高的显示屏下方，“仅凭双手便驱雷掣电”<2>。萨克当时还是施乐PARC的青年计算机设计师，在观看了恩格尔巴特这次改变了计算机世界发展进程的演示的现场录像之后，发出了上述感叹。
1968年12月9日，外界首次一睹NLS系统真容。在泰勒的鼓励下，恩格尔巴特选择将一年一度的秋季联合计算机大会——计算机业界最重要的集会——作为增智系统的首秀。调暗了灯光的旧金山布鲁克斯大礼堂里座无虚席，连墙边都站满了人。面对仍然依靠打孔卡和打印机终端、并依旧把计算机当做数据处理器的旧世界，恩格尔巴特在身后大屏上演示了只在科幻小说中才存在的新系统。在令人震撼的九十分钟里，他演示了如何在显示屏上编辑文档，如何制作超文本链接从一个电子文档跳跃到另一个，如何将文本和图形、甚至将视频和图形结合在一起。他还勾画出名叫阿帕网的实验性计算机网络的大体轮廓，并暗示一年之内，他就可以通过网络向国土另一端的其他地点进行与今日内容相同的远程演示。简而言之，恩格尔巴特在那神奇的一个半小时里揭示了当今计算机世界所有的重要内容。
1968年12月那个阴雨绵绵的周一早上，有两件事对观众的冲击最大。首先，计算机从数字运算器一跃成为通信和信息检索工具。其次，计算机与用户之间实现了互动，计算机资源似乎完全由单个用户掌控。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个人计算首次公开进入公众视线。
恩格尔巴特语气柔和，声调单一；他的声音回响在空旷的礼堂里，听上去有些神秘。他穿着短袖白衬衫、打着领带，坐在特别定制的荷曼·米勒椅子上，坦然将网络空间推到了世界面前。他向美国最杰出的计算机科学家和硬件工程师们展示了未来人们将如何协同工作，以及在远隔千山万水的情况下如何同时共享复杂的数字信息。对于许多现场观众而言，观看这场演示的感受用“晴天霹雳”已不足以形容——简直是神圣的宗教体悟；就像二十三年前万尼瓦·布什的文章激励了年轻的恩格尔巴特一样，这场演示也在观众心中点燃了同样的激情。计算机才刚开始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会议召开前，当地报纸报道会议将研讨计算机使用中的隐私问题；另外还有一个名为“信息、计算机和政治进程”的公共论坛将由广播主持人爱德华·P·摩根（Edward P. Morgan）<3>和圣克拉拉郡众议员小保罗·麦克劳斯基（Paul McCloskey Jr. ）主持。
但是恩格尔巴特的风头很快盖过了其他人。之后几天，关于这次会议的报道全部集中在他身上。就像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4>计算机科学家安德里斯·凡·达姆（Andries van Dam）描述的那样，多年以后这场演示依旧是“演示之母”。在许多方面，它仍然是有史以来最精彩的计算机技术展示。
《旧金山纪事报》的头条新闻是“未来计算机的奇妙世界”。这篇报道提到，恩格尔巴特说自己的团队有意避开任何人工“大脑”或会思考的机器这样的研究方向。虽然报道作者没能详细说明智识增进与自动化这二者完全相反的研究目标之间的差异，但这一差异确是这场演示的核心所在。恩格尔巴特的系统保留了人的因素，这与当时许多计算机科学家以机器取代人的研究目标南辕北辙。恩格尔巴特可谓业界异端，但正是从他的“异端学说”中萌生了个人计算。
演讲时，恩格尔巴特头上戴着一个麦克风耳机，他的开场白是： “我希望诸位能接受这种极其不同寻常的现场布置……我将为诸位描述的研究项目，简单举例说就是，如果你作为脑力工作者坐在办公室，有一台由计算机支持的显示器，而且这台计算机全天候供你驱使，对你的每一个操作都能即时做出反应，你能从这样的办公设备里获得多少价值呢？”恩格尔巴特介绍说，接下来的新技术演示将会妙趣横生；不过随后他又用低不可闻的声音补充了一句：“但愿是吧。”
就是这样简单。人类和机器之间的关系被彻底颠覆了。三十年后，人们很难想象这句简单的宣言所蕴含的巨大力量。但这恰恰是个人电脑影响力的关键。个人电脑将引发社会组织民主化和产业重组，新一波个人创造力的浪潮也将横扫世界各地。
现场观众谁都想象不到这次演示的影响力有多么深远。它在当时立刻大获成功，随着时间推移，神话越发坚不可摧，人们也愈来愈意识到恩格尔巴特和他的研究团队完成了何等重要的工作。
这场演示之所以能如此成功也得归功于礼堂另一头站在高处平台上的比尔·英格里士，他就是恩格尔巴特的总工程师。台上的恩格尔巴特举手投足间便能将自己的计算机构想娓娓道来，但台下还得有人从零开始打造这次演示活动。这个人就是英格里士。作为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者，英格里士拥有不可思议的一身百为的能力。正是他找来了演示时使用的艾多福（Eidaphor）视频投影仪。这台机器是在ARPA的鲍勃·泰勒的帮助下从NASA借出来的，只有它才能打造出恩格尔巴特想要的效果。它的机身足有六英尺<5>高，配置了光线刺眼的高亮弧光灯，弧光灯发出的光线通过一个凹面镜投射出明亮清晰的875行投影画面。它的成像原理就是用一束电子流在一层薄油上制成一幅图像，再用一种雨刷装置反复擦去旧画面，这也让整场演示的视觉效果更加突出。
那年夏天，恩格尔巴特犹豫不决地带着自己的想法拜访了泰勒，当时还是ARPA官员的泰勒对这一盛事给予了支持。后来，恩格尔巴特跟斯坦福研究所的一名会计说ARPA已答应下拨巨额资助，会计则告诉恩格尔巴特他可以继续这个项目，但如果失败了，斯坦福研究所绝不会承认曾经批准过这个项目。
英格里士坐镇观众席后面的平台，充当台上的恩格尔巴特和远在门洛帕克的实验室研究员们之间的连接点，大礼堂和实验室之间则通过两条微波视频传输链路和两条调制解调器线路进行了连线。现场指挥英格里士一边用电话联络门洛帕克，一边通过恩格尔巴特耳畔的扬声器和他保持通信，向他提示下一步演示内容并控制摄像机的拍摄角度。研究员们在俯瞰旧金山半岛的天际大道上定点停放了一辆卡车，作为中继站将微波信号传输到城内；他们还自制了两个一千二百波特的高速调制解调器——这种传输速度在1968年堪称高速，而且数据上行下行各使用一个调制解调器进行单向传输——将恩格尔巴特的键盘、鼠标和小键盘连接到门洛帕克市实验室的SDS- 940型电脑上。
要将显示屏、一台正对恩格尔巴特键盘的摄像机以及另一台架设在门洛帕克市用于拍摄实验室研究员们实时演示的摄像机这三处的图像都指挥得当，简直像是编排一场复杂的舞蹈。在观众看来，恩格尔巴特似乎有点心不在焉，仿佛在侧耳聆听远方传来的声音。观众的感觉没错。恩格尔巴特确能听见英格里士对半岛上下的演示参与者们发号施令，这种持续而嘈杂的背景音难免令他分心。恩格尔巴特管屏幕上的光标叫“小虫”或“跟踪点”；当他在键盘上输入指令时，间或有奇怪的嗡嗡声。那是由于他的工作团队正试着根据指令内容让计算机产生不同声音，由音响判断电脑运行情况。
在整体介绍了项目和系统后，恩格尔巴特邀请远在门洛帕克的杰夫·鲁利弗森加入演示。话音未落，恩格尔巴特身后巨大的屏幕上就出现了这个表情严肃的年轻人，深色头发，身穿夹克，系着领带，戴着角质框眼镜。鲁利弗森将NLS增智系统的内在结构向观众从容道来。接着出场是增智项目另一位年轻的程序员比尔·帕克斯顿（Bill Paxton），在与恩格尔巴特讨论NLS系统的信息检索功能时，他的视频图像被缩小成屏幕一角的一个窗口。
表面上，这是一场关于计算机工程学的枯燥的技术讨论，但实际上它是世界上首次大规模的多媒体互动娱乐盛典。计算机世界开始了与反主流文化运动的紧密融合。
* * *
在门洛帕克为恩格尔巴特这次载入史册的演示操纵摄像机的就是斯图尔特·布兰德，这位时年二十九岁的多媒体制作人也是英格里士的朋友。在演示即将来临前，项目组临时请他当顾问帮着锦上添花，把演示整得更像回事儿。此间不便公开的理由便是布兰德曾经帮助肯·克西策划过几次试药聚会。英格里士和布兰德是通过迪克·雷蒙德认识的。雷蒙德和一位特立独行的计算机教育家鲍勃·奥布雷克特（Bob Albrecht）以及其他几个人共同成立了另类教育论坛波特拉学会（Portola Institute），该学会也是《全球目录》和人民电脑公司等多项社会实验活动的发源地。
雷蒙德曾是斯坦福研究所休闲产业领域的的顾问专家，布兰德是雷蒙德家的老友，这份友情可以追溯到布兰德在斯坦福的学生时代。雷蒙德离开斯坦福研究所后创立了自己的小咨询公司，拿到了俄勒冈州温泉印第安人保护区的一份合同。保护区的印第安部落想重新构思保护区的旅游业。雷蒙德觉得他们需要一个摄影师，于是说服布兰德接下这个差事。在保护区的访问对未来的新闻摄影师布兰德产生了深远影响，他邂逅的这块美国土地与他中西部老家的中产阶级闲适社会迥然相异。这次访问发生于1962年他在国际前沿研究基金会服食LSD之后不久，在保护区度过的时光使布兰德对美国印第安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64年起，他开始对外展示自己的多媒体节目，名为“美国离不开印第安人”。
布兰德也是肯·克西和快乐捣蛋帮的密友。1966年他帮着搞了最后几次试药聚会，感恩而死乐队正是从这几次聚会中脱颖而出。在那个周末的周五晚上，布兰德关于美国印第安人的多媒体节目成了“迷幻之旅音乐节”的开幕作品。
布兰德身上糅合了美国中西部文化特质和快乐捣蛋帮遨游宇宙的冒险精神，他将在1968年《全球目录》的处女刊中创立一种令人难以抗拒的刊物形式。在《全球目录》中，商品一览表的格式仿照西尔斯公司（the Sears）<6>和里昂比恩(L. L. Bean)<7>的邮购商品目录，混合着《消费者报告》（Consumer Reports）<8>的些许风格。这份《目录》超越了反主流文化圈，引起各类读者的深度共鸣。两年前，布兰德在听了巴克敏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9>的演说后便萌生了“全球”（Whole Earth）的概念。有一天在北滩（North Beach）<10>，他裹着毛毯坐在家里三层公寓楼的楼顶，远眺着整个城市的风景。在服食了“一点点LSD”后，布兰德突然发现城市建筑的分布并非横平竖直。在他看来，既然地球表面是弧形的，那么地面上的建筑必然是两两相离、微微倾斜的。后来他又想到虽然卫星已经绕着地球转了大约十年，他还从未看到过显示地表全景的照片。布兰德意识到，地球全景照片也许会使人们对人类在地球生态系统中的地位有更完整的认识，并深入思考此种世界观的内涵蕴义。这一理念后来成为环保运动的试金石，而环保运动则源起于1970年4月22日首次举行的地球日活动。
布兰德开始呼吁NASA公布地球表面全景照片。他制作了一种纽扣徽章，上面写着“为什么我们还看不到地球全景照片？”然后立即搭顺风车去东海岸，沿路贩售这些徽章。
1966年，受到印第安土著文化、富勒思想以及美国回归田园运动的影响，布兰德想出了移动“卡车商店”的主意——他开着一辆卡车环游加州北部，计划向逃离城市移居乡间、却没有为新生活做好充分准备的“难民”们提供商品、传播信息。“全球卡车商店”在门洛帕克市出现了，离雷蒙德和奥布雷克特的波特拉学会只有几步之遥，而布兰德也是波特拉学会的非正式常驻研究员。1968年7月，《全球目录》开始成形，最初只有六页油印的书目，书籍主题包括密宗艺术、控制论、印第安帐篷和娱乐设备，还附有商品样品。高大纤瘦的布兰德总是炫耀似的在腰间别着一把形影不离的瑞士军刀，开车巡游于各个公社，卖东西的同时也接受订单。
那年晚些时候在门洛帕克，布兰德在妻子洛伊斯·简宁斯和为数不多的几个助手的帮助下制成了《全球目录》的首份扩充版，并于1969年正式付印发行。他们是使用桌面出版系统的先锋。他们使用的IBM Selectric电动打字机装配了便于更换的“高尔夫球”打印头，可随时调换不同字型；而宝丽莱MP-3相机可以从书上直接拍下照片，制成可以粘贴到转印台纸上的网目铜板。扩充版《全球目录》的第一版就卖了一千份，到最后这份刊物的不同版本一共卖了一百五十万份。1972年，布兰德因出版《全球目录》而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National Book Award）。
这份《目录》后来由波特拉学会承办，不过它的创办初衷仍是塑造一种不再过度依靠现代工业社会物质力量和成果的生活方式。虽然在很多方面它与主流文化的商品目录很相似，但它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多年后由布兰德本人提出的信息双重性，亦即信息的奇异特质—— 一方面简单易得、易于分享，一方面其价值无可估量。“信息追求的是自由流通，”他说，然后又以典型的布兰德风格补充了一句，“但也同时追求价值连城。”
第一期《全球目录》是反主流文化的全面展示，也是聚合了产品介绍、推介、评论和标新立异的专题报道的大杂烩，所有文章排版看起来有些随心所欲、杂乱无章。以巴克敏斯特·富勒开篇，以《易经》收尾；它立刻成为购买商品的圣经和随机寻找有趣事物的指南。它还帮助一个正在进行自我定义的分散社群找到了自己的身份特征。
“我们即是神祇，不妨适应这个角色。”布兰德在开篇引言里借用了英国人类学家埃德蒙·利奇（Edmund Leach）<11>一句常被记起和引用的名言。这句话的惊人之处一部分在于它的傲慢与天真，但更多是因为它准确反映了反主流文化运动的力量源泉和纯真愿望；运动参与者们希望能为父辈赎罪，让世界焕然一新。在引言的后半段，布兰德也总结了所有运动的进程——它们即将汇聚一处并将计算机从非人性的大型组织机构中解放出来——“个人力量正在崛起，这是个人自我教育、寻求灵感、改变环境以及和兴趣一致的人分享冒险经历的能力。而《全球目录》寻找和推介的正是能够推动这一过程的有用工具。”
第一期《目录》并没有挖掘太多与计算机力量有关的内容。惠普9100A型计算器被作为电脑放在了扉页上，还有一篇尽是溢美之词的评论。这期《目录》对诺伯特·维纳的《控制论》以及介绍了信息科学的《科学美国人》（Scienti c American）<12>1966年9月刊也各有评价。计算机领域素材的稀少并没有太大影响，因为这期《目录》已经牢牢树立了由个人掌控有价值工具的根本原则。
在第一期《目录》出版前一个月，布兰德就觉得与其说自己是个企业家，倒不如说是个探索新媒体的艺术家。他很快想到了这样的可能性——计算机将超越计算器的角色设定。那时，他自由自在地游走于偏远地区的众多公社和各个计算机实验室之间。拜访斯坦福研究所的那天，布兰德走进戴夫·埃文斯（Dave Evans）的办公室，看到墙上挂着摇滚歌手詹尼斯·乔普林的巨幅海报，他顿时感到如在家般轻松自在。
布兰德也知道斯坦福研究所与越战谋划和武器设计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也注意到了反战示威活动的矛头已逐渐转向斯坦福研究所和斯坦福大学之间的关联。不过，作为一名退伍陆军战士，他对反战活动家们没什么耐心。1965年，他和肯·克西及快乐捣蛋帮参加了越南日委员会（Vietnam Day Commi ee）<13>在伯克利组织的一次反战集会，克西被邀上台演讲。克西顶着一头俗艳的橙色假发上了台，还吹起了口琴——这跟活动组织者最初设想的慷慨激昂的反战演说相去十万八千里。不过布兰德并不以为忤，他自认在越战的政治辩争中属于非战非和的“迷幻一派”。
在某个层面上看，布兰德这种非常保守的政治观点可以追溯到他在斯坦福的学生时代，或者追溯到更早之前他还在东部读预科名校的时候。1950年代读大学时，他在日记里写道：“不管怎么说，反对共产主义对美国有什么好处呢？这是个重要问题。”布兰德的结论是共产主义通过直接的军事手段威胁了他的生活方式以及他的自由，甚至威胁了他独立思考的能力。鉴于此，他决定“竭尽所能与之斗争”。
不过布兰德并不是意识形态的盲从者。他总能像变色龙一样迅速地改弦更张，亲身投入1960年代兴起的一系列关键的社会和技术变革运动。他似乎总是走在最热门事件的潮头浪尖，而这些事件正改变着加州无限开放的文化氛围。
布兰德之所以被请进斯坦福研究所，是因为增智小组的研究员们知道他们着手进行的项目已经超越了工程学和科学的范畴。他们认为恩格尔巴特的演示应该运用多媒体，甚至采用娱乐手法。其实布兰德一点也不了解眼前所见意味着什么。但是看到恩格尔巴特熟练操纵鼠标和键盘，在尚无定名的新型信息空间里自如地闪转腾挪，布兰德不由心悦诚服。
虽然可能对计算机技术不甚了了，但布兰德确实为这次演示的细节方面贡献了一些意见，对最终的演示也产生了积极影响。布兰德有个奇怪的观点——他觉得必须让观众听见演讲者的思考过程。他逼着设计师们改进音响效果，因为他想听到的远不只是电话听筒传出的那种低品质声效。结果在演示现场，观众们不仅能听到恩格尔巴特的头戴式耳机传来的声音，还能听见门洛帕克那头传来的像是键盘和电脑程序运行的轻微噪音，这也为演示平添了几分生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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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镇门洛帕克的斯坦福研究所的布兰德一直在操控摄像机，记录着新型计算机技术的诞生，因此恩格尔巴特在台上结束演讲时公开向布兰德表示了谢意。之后，恩格尔巴特望向台下和两个女儿坐在一起的妻子蓓拉德，深情地感谢妻子能体贴“一个像偏执狂一样执着于疯狂事业的丈夫”。
后来的场面的确很疯狂。恩格尔巴特被台上的灯光晃了眼，看不清台下观众的反应。但当他结束演讲时，观众纷纷起立鼓掌喝彩，而他看上去有点一时不知所措。掌声经久不息。恩格尔巴特先是向观众点了点头，然后抬头看了看身后的屏幕，脸上露出了后来成为他个人标志的悲伤笑容，不过笑容很快便褪去。
在门洛帕克，由于视频传播是单向的，增智研究组并不知道观众对此次演示的反响如何。“他们还满意吗？”有人问。过了大约五分钟，答案从旧金山传来：“太满意了！”
后来，艾伦·凯伊和另一位犹他大学的研究生目睹了人群涌向现场的几个NLS系统终端，把终端布设在这里是为了在恩格尔巴特演讲结束后继续向观众展示这一系统。凯伊眼瞅着布朗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家安迪·凡·达姆在人头攒动中揪住了恩格尔巴特。那天，凡·达姆的打扮可谓出尽风头——他看起来就像个野人，满头非洲风格的卷发，还留着山羊胡子。凡·达姆和恩格尔巴特的对峙吸引了全场的注意，因为就在前一年凡·达姆刚刚和泰德·奈尔逊在布朗大学开发了一个类似的系统。奈尔逊是个云游四方的诗人兼社会学家，他的构想在许多方面与恩格尔巴特的构想有着相似之处。如今凡·达姆震惊地发现恩格尔巴特的团队竟然已经完成了他、奈尔逊以及一组年轻学生们刚刚起步的项目。
凯伊看到凡·达姆抓着恩格尔巴特刨根究底。凡·达姆表现得咄咄逼人，恩格尔巴特却始终温文尔雅。在凯伊看来，凡·达姆几乎是绝望地想了解这一系统的全部细节，似乎不愿相信它是真的，而当他发现这一系统确实存在后又怒不可遏。“这个系统有那些内容只是概念演示？”凡·达姆追问道，“还有那些内容是已经投入使用的？”那时还是犹他大学研究生的凯伊也感受到了凡·达姆这位布朗大学科学家的学术风骨。和恩格尔巴特的争论快要结束时，凡·达姆虽然还是怒气冲冲，但很明显他已经认可了这次演示的真实性。凡·达姆还承认这是他见过的最好的系统。
从另一个不那么戏剧性的角度来看，NLS系统的样本演示也是个分水岭。值得注意的是，那天早上的观众里唯独缺少了几位重要人物，其中就有SAIL的研究生拉杰·瑞迪和行政主管莱斯·厄尼斯特。这两人当时在大礼堂的另一个讲堂里，也在为秋季联合计算机大会做专题演示，与恩格尔巴特的演示同时争夺观众。在这场演示中，厄尼斯特宣讲了他与瑞迪及另一位研究员共同撰写的一篇论文，并播放了一条关于能看能听的机器人的短片。但是后来没有人记得厄尼斯特的演讲，它被完全湮没在恩格尔巴特NLS系统的耀眼光芒中。实际上，这就是局面逆转的时刻——虽说计算机科学直到那时还是主要研究人工智能应用领域的复杂问题，但今后的研究方向将彻底转变。
亚瑟·C·克拉克（Arthur C. Clarke）<14>曾说：“任何先进技术都与魔术无异。”对于在1968年12月那天目睹道格·恩格尔巴特遨游网络空间、且仅凭双手便能驱雷掣电的许多观众而言，这句话无比正确。观众中有一位年轻程序员的反应尤其强烈。
查尔斯·厄比（Charles Irby）曾就读于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在校时师从数学教授格伦·卡勒（Glen Culler）。在还无人知晓“交互性”为何物的年代，卡勒就独立设计了用于数学运算的交互式计算机。来参加1968年秋季联合计算机大会时，厄比已经完成了在圣芭芭拉分校的工作，为了延迟服兵役他只得在立顿工业（Li on Industries）<15>找了份工作，给日后发展为太空实验室轨道运行研究的项目开发地面控制系统。
厄比虽然强烈反对战争，但并不认为自己是个激进分子。在立顿工业上班让他觉得自己不必屠戮生灵即可为国效力，可惜这份工作着实乏味无趣。过去厄比一直试图解决在交互式计算机研究方面遇到的难题，不过在台下观看恩格尔巴特的演示时，他终于找到了答案。他在校时已经构建了一个交互式系统，但还没给它取名。现在厄比明白自己的工作只是一幅伟大图景中的一角，而恩格尔巴特正是这幅完整图景的勾画者。
演示结束后，其他人里三层外三层地把恩格尔巴特包围了起来，厄比则找到了那个似乎在现场掌控所有技术细节的人。厄比把比尔·英格里士拉到一边说：“这次演示真绝了！我也想为你们的项目略尽绵薄之力。”
永远彬彬有礼的英格里士答道：“我们也在寻找有用之才。你何不来试试呢？”
这份邀请对厄比而言不啻纶音佛语。第二周他就西装革履出现在斯坦福研究所的招聘办公室，却被告知没有空缺职位了。
“不对，”厄比回答，“比尔·英格里士不来跟我当面谈谈，我就不走。”
英格里士最终还是来了，厄比也终于进了增智实验室。起初他是初级程序员，最后成为软件总设计师，总共待了七年时间。厄比对恩格尔巴特和他的构想满怀赤诚，他最后离职也只是因为实验室显然再无发展前景了。
在增智实验室，厄比逐渐成为恩格尔巴特和程序员们之间的沟通桥梁。作为增智项目创始人，恩格尔巴特仍然试图将成比例缩放的理念从计算机世界拓展到更广大的人类效能领域以及现实世界中去，于是协助他与程序员们沟通的工作越来越难做。
在某些方面，1968年12月那场演示绝对是恩格尔巴特增智研究事业的最顶点，如今回想起来，从那以后，增智构想再没能像那天那样被清晰地传达给观众，再也没能以如此生动的形式震撼这么多观众的心灵。不过从短期效应上看，那场演示带来了增智项目的迅速发展。ARPA的资助增加了，增智系统的客户也蜂拥而至；客户们不只来自军方，也来自企业。实验室的人手也有增无减，1968年演示举行时还只有十七人，等到1976年实验室被售与分时公司（Tymshare Corporation）<16>时已有四十五人之多。
虽说知名度急剧上升，但增智实验室也被新的紧张气氛困扰着。在旧金山湾区，反战运动和反主流文化已经拥有了不容小觑的实力。除了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喧嚣躁动外，在恩格尔巴特的构想吸引下，新一批技能高超的软件和硬件设计师纷纷涌入实验室，增智实验室再也不是昔日的世外桃源。
比尔·杜瓦尔（Bill Duvall）就在离恩格尔巴特实验室两三英里远的地方长大。他父亲是斯坦福研究所的一位物理学家。杜瓦尔初中上的是半岛学校（Peninsula School）。这所另类教育学校也是琼·贝兹和她妹妹的母校，历史悠久，可追溯至1920年代。杜瓦尔原本就读于公立学校，但他总觉得那儿的数学和科学课程过于简单，而且公立学校当时的政策是绝不揠苗助长。倍感课程乏味的杜瓦尔在七年级的时候和另一个朋友一起转学到了半岛学校。
杜瓦尔有了一种从监狱释放的感觉。在公立学校系统里绝对找不到像半岛学校教员这样的人。和平主义者艾拉·桑德玻尔曾是琼·贝兹的导师，现在也成了杜瓦尔的老师。学生们能够自由追求新知，学习不再是强加给他们的任务。在八年级时，杜瓦尔就从教科书上自学微积分。学会如何自学后来成为他一生最重要的能力之一。
不幸的是，半岛学校没有高中部，因此在九年级时杜瓦尔被迫回到公立学校，度过了在他看来人生最苦闷的四个年头。在伍得赛德高中，对数学和科学有天分的孩子总被看做书呆子，受人排挤和孤立。杜瓦尔可不想成为社会弃儿，于是他参加了赛跑和自行车比赛项目。但由于在理科和数学科目上名列前茅，他依然无法被同学们接纳。为了避开周围的冷漠和敌意，杜瓦尔躲进了音乐的小天地，时常在学校乐队一天耗上六小时练习铜管乐器。
杜瓦尔很晚才开始申请大学，而且只申请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哈佛大学。他在哈佛大学的面试是场彻头彻尾的灾难。面试地点是一位哈佛校友的大宅子，这位校友穿着蓝色夹克，一副富家名校生的派头，这时杜瓦尔才猛然发觉穿着破旧牛仔裤的自己是多么地不合时宜。
被伯克利录取后，杜瓦尔于1963年秋季入学，正好赶上参加言论自由运动。不过在大学，他比在高中时还要茫然失措。在伯克利这样的大学校里，他没有得到老师的指引。杜瓦尔的新生教育主要来自混乱的学生运动，而他在学生运动中就学到了两件事。首先，政治保守势力确实存在。其次，他发现现实世界宛若“爱丽斯漫游仙境”——虽然从小学开始他就被灌输了美国社会自由言论的重要性，但保守势力总是说：“啊，不行，那人不能在这里发言。”
这份领悟十分刺心。体制本身并不是邪恶的，但杜瓦尔很明白现有社会秩序不易变革，而保守势力更是不愿意实现这种变革。于是他决定置身于保守建制之外，由此支持变革。
虽然也参加示威活动，但杜瓦尔从不把自己当做激进分子。在内心深处，他认为每个人都有权坚持自己的立场，如果试图说服他人放弃自己的立场，他便有些负罪感。对于1960年代夹在示威学生和伯克利防暴警察之间的人来讲，这种左右不讨好的想法可不妙。
但是杜瓦尔旗帜鲜明地反对越战，在他看来越战简直是一代人的精神失常之举。二战塑造了整整一代美国人的精神特质——他们必须要成为英雄，必须要掌握全局，而且最后还打赢了战争。二战便是他们人生的至高点。杜瓦尔认为，越南局势只不过是那些即将走入中年危机的美国人的战争后遗症，为了治愈这种后遗症他们不惜发动另一场战争。除此以外再无其他合理解释了。
读高中时，杜瓦尔在音乐中找到了容身之所。而在伯克利，计算机成了他的精神寄托。虽然学校里还没有计算机科学系，但没过多久他就选修了学校开设的所有计算机课程。他发现自己对计算机怀有无限的热情。1965年大二的暑假，在斯坦福研究所工作的物理学家父亲给他在数学系找了份工作。等杜瓦尔一走进计算机黑客的世界，有很长一段时间这就是他人生的唯一内容。
杜瓦尔又回伯克利读了一学期，但后来还是辍了学，从1966年起在斯坦福研究所全职工作。虽然中途辍学使他随时可能被征兵，但是给防务合同承包商工作又使他得以延迟服役。
杜瓦尔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修改斯坦福研究所的布劳斯（Burroughs）主机操作系统，使之能同时支持多个分时用户使用。和许多其他项目一样，这个项目也无疾而终了。接下来他又作为斯坦福研究所的顾问到英国与布劳斯公司和国家地方银行工作了一段时间，但这个项目又中途流产了。第二年回到门洛帕克时，虽然职位无虞，但他必须在研究所找点事儿做了。这时，早期的一个机器人实验项目“摇摆机器人”（Shaky the Robot）似乎是个不错的选择。可惜这个项目也让他失望不已。不久后，杜瓦尔决定再也不做地位卑微的程序员了。他很快对人工智能实验室走廊另一头的那组怪异程序员们产生了好奇心。
虽说布鲁克斯大礼堂的演示名噪一时，但在斯坦福研究所内部，在增智项目组工作仍然不算什么升职进阶的坦途。杜瓦尔得到的建议是：“嗨，你现在做的是与未来机器人有关的正经工作，你的研究成果将是举足轻重的。走廊那头的那帮怪人，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你哪能跟他们一起混日子呢。”但是杜瓦尔的想法完全不同。他早就发现了计算机最神奇的能力跟数字计算没啥关系。在赴英国工作之前，他就已意识到只有信息的展示和交流才能让计算机物尽其用。
到了1969年，恩格尔巴特已经朝着自己的构想奋斗了六年。他组建了由程序员和硬件设计师构成的忠实团队，杜瓦尔发现其中有些人坚守严谨的工程师作风，而有些人则紧随反主流文化的脚步。从某些方面看，这个团队和善可亲；但与此同时，和其他项目组一样，它也充满了勾心斗角的斗争。杜瓦尔和恩格尔巴特的主要软件设计师之一杰夫·鲁利弗森之间就产生了激烈的矛盾。在杜瓦尔看来，只要是在技术上有明确主见的人就会得罪鲁利弗森。据杜瓦尔说，他和鲁利弗森之间的憎恶逐日加深，以至于鲁利弗森拒绝把源代码——基础的编程指南——交给杜瓦尔。
但在增智项目组里杜瓦尔还是找到了盟友兼朋友。那时他住在拉翁红杉林里的小山上，与年轻的技术文档工程师戴维·卡瑟雷斯比邻而居。两人都是单身，拥有同一款汽车——不落俗套的三缸萨博（Saab）96S。这款车当时在美国还是稀罕物，一般说来车主对于机械都有着近乎宗教崇拜的狂热，要知道这款车可是因为在欧洲汽车拉力赛上展现了卓越的操控性能而闻名遐迩的。
比尔·杜瓦尔加入恩格尔巴特的实验室后不久，又来了一位伯克利物理系的学生，他也是一面寻找逃兵役的方法，一面找些有趣的活儿来干。哈维·莱特曼（Harvey Lehtman）毕业于伯克利分校，和杜瓦尔一样也是言论自由运动的干将，还曾在斯布罗大楼前遭到逮捕。大学毕业后，虽然推迟服役的优待让他有些负罪感，但他实在不愿意去越南堵枪眼。
莱特曼拜访了门洛帕克的实验室，和增智项目组的几个成员谈得颇为投机，彼此引为知己。可惜有个小问题梗在中间——莱特曼对计算机一无所知。这次拜访最后不了了之，但是在计算机方面的弱势令他寝食难安。后来他发现加州大学圣迪亚哥分校开设了新的物理和信息研究生项目，于是就进了那儿的研究生院。莱特曼还被指派教一门计算机科学的课程。高德纳的《计算机程序设计艺术》第一卷刚一出版，他就找来一本。整个学期里，他靠着这本书才能勉强维持授课。
1969年夏天，莱特曼给比尔·英格里士打了个电话说：“我现在会电脑了。”接着他来到研究组当了暑期实习生，第二年就正式加入研究组全职工作。
增智研究组并不只向少数像杜瓦尔和莱特曼这样的软件设计师中的技术精英敞开大门。随着时间推移，外界的普通民众也知道了增智技术，并对它产生了浓厚的好奇心。
戴夫·埃文斯就是增智研究组里和反主流文化有密切关联的成员之一。有天晚上，斯图尔特·布兰德领着肯·克西来参观NLS系统。
这时离快乐捣蛋帮纵横江湖的年代以及克西因为私藏大麻被捕而身陷法律纠纷已经过去了好几年，不过由于汤姆·伍尔夫那本《兴奋刺激的果汁试药》大为流行，克西作为该书主要角色又成了社会名人。时值克西的小说《永不让步》（Sometimes a Great Notion）被改编成电影，他正和好莱坞电影工作室为这部电影打得不可开交。他还准备退居俄勒冈州的奶牛农场。
在一个小时里，埃文斯向作家克西全面演示了系统的各项功能，包括如何操作文档、检索信息以及协同工作。演示结束后，克西慨叹道：“致幻剂之后就靠它了吧！”
* * *
个人电脑命中注定是下一个社会潮流的主宰，但是增智项目却渐渐逼近了发展的极限。虽然NLS系统在秋季联合计算机大会上大放异彩，但增智项目却没有得到ARPA研究员群体的广泛支持。在ARPA官员的支持下，恩格尔巴特计划将增智实验室作为新近规划的阿帕网的资源中心。1967年春，在安阿伯市（Ann Arbor）<17>举行的ARPA研究员会议上，恩格尔巴特主动提出将增智实验室的电脑建设为新型网络的集中信息存储库，亦即后来的网络信息中心（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缩写为NIC）。在许多ARPA研究员还在抱怨阿帕网可能会侵占有限的计算机资源时，恩格尔巴特就已看出这是个难得的机遇，既可推广自己的构想，也能为NLS软件赢得更广大的用户群体。
在安阿伯这次ARPA会议上，恩格尔巴特亲眼目睹鲍勃·泰勒和拉里·罗伯茨极力说服研究员们接受研究型网络的理念，但就是没人买账。大家的普遍反应都是：“真见鬼，我正在人工智能/分时系统/其他什么领域进行重要的研究，确实没有人力物力搞什么网络，再说也浪费不起时间瞎折腾。”
早在这次会议的九个月之前，泰勒就已和恩格尔巴特谈起了建设网络的想法。恩格尔巴特最初对此持怀疑态度，不过后来他意识到这个网络和自己心心念念想要实现的用户社群理念是完全契合的。
在安阿伯会议上，研究员们在资源分享问题上发生了公开争吵。这一争论也使研究员们提出由ARPA建设一个数字资料库。恩格尔巴特毫不犹豫地抓住了机遇。这个数字资料库将使增智项目直接屹立于正在兴起的网络世界的核心位置。虽说是个极好的点子，但由于各种拖延以及官僚机构的拖沓作风，直到三年后网络才建设完成，网络信息中心也正式于门洛帕克成立。
在此期间，增智研究组给NLS系统添加了电子日志和邮件功能。恩格尔巴特把设计电子日志的任务交给了埃文斯，再由杜瓦尔给这一新功能进行编程。不过这两人之间的沟通并不顺畅。
和埃文斯打交道有点像极力追堵在球桌上四散奔逃的台球。他的热情好似无底洞，兴之所至便对一个想法穷追不舍，但转眼间又以同样的热情对另一个想法紧咬不放。最后，恩格尔巴特不得不把埃文斯叫到一边对他说：“要是可以的话，你最好还是定下心，只选择一个课题。咱们找点什么让你能写篇论文，这样你就不用愁论文的事儿了。现在我想做个电子日志，你为什么不把这个具体设计接下来呢？”
遗憾的是，专心致志只做一件事的想法没能收服埃文斯；虽然确实在一个课题上花费了大量时间，但他还是在不同研究方向间乱窜。最后他写了份五百页的论文，描述了各种信息收集技术。
于是，撰写代码、实现构想的活儿全落到了比尔·杜瓦尔身上。他编写了一个数据库，这样系统中运行的所有程序都可以在数据库中建立记录。用户可以查找文件、将文件分组存放并追溯每个文件的修订历程。由于电脑本身没有足够空间以电子形式存储所有日志，所以日志就打印在纸上装订起来。今天我们还能在斯坦福大学图书馆的特殊藏品区找到这些纸质日志，全部摊开的话直线长度足有四百英尺<18>。
除了给电子日志编程以外，杜瓦尔还在最后一刻接了另一个任务——协助编写软件将NLS增智系统与阿帕网连接起来。当时他没有多想，这个任务看起来只是为了拓展系统、增强其实用性而必须完成的一长列计划中的某一项，同时也只是道格·恩格尔巴特“自引导”构想的一部分。虽然原本不该由杜瓦尔来做，但最终还是落到他头上。
1969年3月，杜瓦尔和杰夫·鲁利弗森一同前往犹他大学，代表增智研究组参加由ARPA赞助的网络工作组会议。第一批四个网络架设点定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以下简称UCLA）、斯坦福研究所、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和犹他大学。最终，网络经过拓展后实现了鲍勃·泰勒的设想，即建成单一网络，从而在各类不同计算机用户间实现信息共享和远程计算。
早在前一年夏天，上述四个初期架设点的代表就已举行了一系列会议，会议一直开到秋天。1969年3月的会议结束后，UCLA工作组的成员斯蒂夫·科罗克（Steve Crocker）草拟了一份初步文稿，并称之为“1号请求注解文件”（“Request for Comments 1”，简称RFC 1）。发布“请求注解”文件将成为在因特网上制定网络技术标准的简单高效的传统做法。第一份“请求注解”文件是在小组讨论基础上形成的，总结了一些共识，主要是关于四个架设点的主机如何通过中继数据处理器（缩写为IMP）进行通信。这些中继数据处理器是由剑桥市的BBN公司专为新型网络研发的。
“RFC 1”还有更为重大的意义——它实际上是现代因特网的奠基文件。在这篇论文结尾，科罗克简述了两项“实验”。第一项实验要求斯坦福研究所修改NLS程序，从而使所有架设点都可以通过电传打字机进行远程操控。第二个实验更是雄心勃勃，要求斯坦福研究所写出NLS完整版本的“前端”程序，且该前端程序应包含图形。论文最后总结道：“UCLA和犹他大学将使用含有图形的NLS系统。”
构建计算机网络的理想便隐藏在这篇论文的字里行间，这一网络将拓展至全球各地，并以前所未有的全新方式将人类连结在一起。恩格尔巴特的NLS系统工具将成为史上首个“杀手级应用”（killer app）——这个十年后的流行词汇指的是某种能掀起计算机产业新一轮强势增长的软件应用。
不过在实现激动人心的梦想前，编写远程登录和文档传输软件的低阶工作还得有人来做。在科罗克发布RFC 1之后两天，杜瓦尔也写出了RFC 2（2号请求注解文件），文件详细说明了“初始验证”程序，用于验证连线对话双方确实是UCLA和斯坦福研究所的主计算机。
当时，杜瓦尔压根没想到他还得给这份文件所描述的程序亲自写代码。斯坦福研究所原本把这一工作外包给了创新未知公司（Creative X）——由艾伦·凯伊和犹他大学另一名研究生斯蒂夫·卡尔（Steve Carr）创办的软件咨询小公司。实际的程序编写工作被交给了一个刚从大学毕业、有计算机专业文凭的女孩。
不过，随着首次验品交流会日期的临近，很显然这个女孩肯定交不出东西。比尔·英格里士只好找到杜瓦尔问他能否来救场，编写用于远程登录SDS-940型电脑的程序。
在RFC 2中，杜瓦尔指出UCLA和斯坦福研究所在首次阿帕网传输时应同时保持电话连接。1969年10月29日下午，万事俱备只等连线，不料UCLA那头的Sigma 7型电脑突然崩溃，两组工作人员不得不枯坐几小时等候南加州这台电脑重启。最后在当天深夜，在两头的电脑都运行正常的情况下，两个实验室准备好了重新连线。
当时在南加州那一头的UCLA研究生查理·克莱恩（Charley Kline）回忆道，他通过嘈杂的电话线对斯坦福说：“我准备输入L啦！”然后敲进一个L。（要与远程计算机连接，必须先输入“LOGIN”登录指令。）
杜瓦尔在电话线的另一头回答：“我收到114了”——字母L在八进制计数法中表示为114。
原本一切顺利，输完字母G后轮到斯坦福研究所的系统崩溃了。杜瓦尔起先在系统中编写了一个“命令补全”功能，当SDS-940型电脑看到字母G时就自动将指令补全为“GIN”，超出了单字符缓存器的负载能力。杜瓦尔立即进行了调试排障，一小时后双方终于在尚不稳定的系统上完成了连线登录。在杜瓦尔看来，这事远没有人类第一次电话交谈时说的“沃特森先生——来一下——我想见你”那样富有戏剧性。
由单个计算机过渡到计算机网络并理解该网络的强大力量—— 这种观念转变对于许多人来说还是个缓慢的过程。阿帕网直到两年后才有了电子邮件功能。不过有些人立刻转变了思路，领悟到网络赋予自己的新自由。1969年年底，比尔·杜瓦尔和从华盛顿大学来增智研究组的年轻程序员唐·安德鲁斯（Don Andrews）分别搬到了索诺马郡乡下。他俩并不欣赏1960年代末公社群居那一套，却都受到回归田园的社会思潮影响，这一思潮也与布兰德通过《全球目录》传递的世界观不谋而合。安德鲁斯用从自己土地上砍来的木材亲手盖起了房子；而杜瓦尔则买了个小飞机，每周往返于工作地点和自己的乡村小窝之间。
这两人分别成了世界上第一批“电子通勤族”。恩格尔巴特对建设远程版的NLS系统很感兴趣，希望以此扩大系统的使用范围、拓展到门洛帕克以外的用户。作为允许自己在家工作的交换条件，杜瓦尔同意编写一套简化软件使自己能通过电话线在家远程工作。
在加利福尼亚连绵起伏的山间，安德鲁斯在自家木屋里成为第一批充分体验阿帕网魔力的人之一。增智项目正在从SDS-940型电脑升级为更先进的迪吉多PDP-10型电脑，而安德鲁斯需要在新电脑到达实验室前在该型号电脑上测试自己写的程序。这也是检测新建的阿帕网的绝好机会。正好犹他大学有一台PDP-10型电脑，于是安德鲁斯把自己的程序文件从门洛帕克发送到犹他大学，然后在北加州蛮荒林区的小木屋里远程运行程序。
安德鲁斯发现此事很是诙谐有趣。要是大半夜里程序运行出了问题，他就给犹他大学PDP-10电脑的操作员打电话，让操作员挂载一个文件或是重启一个设备。不过犹他的操作员经常不知道自己的电脑居然是连网的，于是安德鲁斯就得吩咐他：“到房间那头，看到那台机器没？扳一下第三和第五个开关，然后按一下按钮。”
现在网络终于建起来了，恩格尔巴特的人类智识增进系统理应获得至高无上的荣耀了，NLS原本应该成为最初的杀手级应用了。
可惜事与愿违。新网络有限的带宽以及NLS使用的复杂性都使恩格尔巴特无法将全球知识工作者都拓展为NLS系统的用户。撇开所有优点不谈，NLS系统在斯坦福研究所以外缺少用户支持终将成为恩格尔巴特最大的败笔。对于能应付NLS系统复杂操作的人来说，在很多方面NLS系统的编辑、检索和通信能力甚至时至今日都无出其右者。但是这个系统实在难学，使用起来需要专业培训和坚定的个人毅力，而且只有通过阿帕网才能使用NLS系统，因此它始终没有吸引来预想中的大批用户。
在ARPA要求试用新网络资源的压力下，SAIL的约翰·麦卡西试着用NLS系统将自己的一篇研究论文输入系统。这次体验让他失望至极。麦卡西对NLS强加给用户的层级式结构很是反感。他发现这个系统强迫用户将每篇文章肢解为长度不超过一千个字符的零碎段落，而且必须以大纲结构排列。这个累死人的过程结束后，他绝无兴趣再试一次了，管它有什么好处呢。麦卡西渐渐觉得恩格尔巴特和泰德·尼尔逊两人关于文本编辑和超文本的理念都太盛气凌人了。麦卡西认为NLS系统的结构就是在给自己的思维过程强加种种不必要的限制。
NLS系统强加的结构要求令麦卡西这样的研究者们深恶痛绝，要使用系统还得先经过前期训练成为专家级用户，而有限的网络带宽又迫使网络用户只能选择品质较差的远程版NLS系统，这些因素最终合力导致了NLS系统的没落。更为雪上加霜的是，1968年的辉煌演示后不久，虽然项目组的人手还在不断增加，但实验室里已逐步出现了人才外流现象。
反越战活动一浪高过一浪，学生运动不断挖掘出五角大楼和大学机构之间的密切联系。1965年春天斯坦福开始出现时事宣讲会。那时激进分子还未占据主导地位，在那年白色广场一次反战集会上，预备役军官训练营班上的学生还朝演讲者投掷了垃圾。不过到了1968年，校园氛围已今非昔比。是年秋天，斯坦福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发表通告，要求斯坦福大学及其附属的斯坦福研究所立刻终止所有在校内进行的、与军队及东南亚战事有关的研究项目。次年3月，问题激化，学生激进分子向校务委员会成员步步紧逼，而委员会当时的成员都来自洛克希德、惠普和其他一些大公司。
到了4月，许多学生反战组织再次要求校方除了终止军事研究以外，加强对学校实验室研究活动的管控。校委会的委员们拒绝采取措施，于是有九百多名学生聚集在校内，其中大多数人投票同意占领应用电子实验室以示抗议。参加占领活动的有一位还是SAIL的年轻教员杰瑞·费尔德曼（Jerry Feldman）。
费尔德曼的立场十分矛盾。他既是校内最激进的新左派教员之一，同时又在SAIL担任管理职务。他经常和莱斯·厄尼斯特一同参加ARPA合同承接机构的会议，各家机构在会上发表各自的项目进展报告。在那儿，费尔德曼和鲍勃·泰勒有过一些诡异的对话。
“你们在造机器人，”泰勒说，“如果我们让你们造个能钻进地道开枪打死越南人的机器人，你们干吗？”
“决不！”费尔德曼答道。
“没关系，”泰勒说。“问题是如果某个国会议员或新闻记者质问你干不干，你会怎么说？”
“我就说我做不了。”费尔德曼又答。
“那我们可就给不了你经费了。”泰勒说。
在占领活动之前几周，费尔德曼刚因LSD而被捕；此时加入学生队伍去占领校内建筑，他其实冒了很大的个人风险。但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让整个场面变得格外地超现实。
在学生们忙着安顿下来准备持久抗战时，费尔德曼发现SAIL最书呆子气的电脑黑客赫然出现在人群中，但他深知此人与各种政治观点全然绝缘。
“你来这儿干嘛？”费尔德曼问。
“他们说有个设备坏了，让我来修。”书呆子答道。
闯进“解放了的”实验室以后，学生们开始用在大楼地下室找到的印刷机制作日报、传单和小册子。他们在楼里发现了累累罪证，包括一位教授给美国空军写的“电子对策”。秘密的军事合同都被做了手脚，这样在公众看来，按合同进行的只是一些基础的科研活动。
占领者们投票决定，除非斯坦福校方承诺终止校内的秘密研究，否则决不撤出应用电子实验室的大楼。但是斯坦福大学和斯坦福研究所之间的直接联系始终无法切断。又过了一个月，5月16日，斯坦福工业园区的街道上爆发了一场激战，五百多名学生试图封锁斯坦福研究所的办公大楼。警察使用了催泪瓦斯，逮捕了十六名示威者，还根据右翼学生拍摄的照片发出了九十份通缉令。
第二天，学生们游行到斯坦福研究所在门洛帕克的总部。在恩格尔巴特的研究组里，大家曾考虑过一旦示威者冲进大楼，他们就把新的NLS系统作为指挥中心。不过当天的抗议活动比前一日工业园区的那场要平和得多。
斯坦福研究所大门外聚集的众多示威者惊动了门内不少研究员，不过还是有些人稳如泰山、巍然不动。比尔·杜瓦尔正在苦想NLS的内部结构设计，几乎没注意到外面发生了什么。他坐在自己的终端前兀自编程不辍。听到有人说“外面有示威者”，杜瓦尔才站起身走到窗边瞟了一眼，然后又回到座位上继续干活。但对其他人而言，门外的示威者促使他们进行了沉痛反思。在得知斯坦福研究所的管理者们准备在实验室大楼的边界围上铁丝网后，恩格尔巴特在1950年代的同事休·克瑞恩写信给安保总监，警告他注意这一举动将向外界传递何种负面讯息。
对戴维·卡瑟雷斯而言，门外的示威活动犹如当头棒喝。他意识到自己竟站在了错误的阵营里。此前他也参加了伯克利的几次反战游行活动。在卡萨雷斯心中长期翻涌的情绪逐渐明晰，没多久他就决定离开了。辞职后，卡萨雷斯加入了俄勒冈州一个由甘地主义者组成的公社。那个公社用魔戒三部曲中的地名“伊西力安”（Ithilien）<19>来命名自己的农场。
* * *
越战、禁药、性解放、妇女解放、黑豹党（Black Panthers）<20>、人类潜能运动（human-potential movement）<21>、回归田园运动——所有这些运动在1960年代强力汇聚于旧金山半岛。在山雨欲来的喧嚣中，道格·恩格尔巴特感到增智框架构想正在渐渐脱离他的控制。
所有事情似乎都存在争端，就连实验室的名字也不得安生。多年来实验室一直叫作“人类智识增进研究中心”（缩写为AHIRC）。虽然它精确地表达了恩格尔巴特的构想，但对他手下许多年轻研究员来说这个名称真是臃肿繁冗。在自己席地而坐的“瑜伽”工作站，比尔·杜瓦尔插上了一面印着缩写“ARC”的海盗旗，ARC即代表“增智研究中心”（Augmentation Research Center）。最后，历经多次辩争，恩格尔巴特被迫接受了这个新名字。从此以后，恩格尔巴特经常被人们亲切地唤作“诺亚”（Noah）<22>。
尽管如此，在这段时期恩格尔巴特的痛苦始终有增无减。由于被自己的团队时而拉拢、时而排斥，他总感到受到了众人的孤立。每个人都各行其是，没人愿意跟他谈谈他钟爱的框架构想。程序员们自成一派，女生们抱成一团，事态似乎越来越不受他控制。多年后，恩格尔巴特称这段时期是“终结的开始”，并回忆起由之产生的切肤之痛。他愈来愈感到形单影只、孤家寡人。
恩格尔巴特一直致力于建设增智研究中心，但他发现他并不了解如何一面把它做强做大，一面还能全力以赴实现工作目标。这有点像第一次把车钥匙交给家中十几岁的小女孩，没等回过神来，她就把车开去了海滩。眼看自己精心培育的工作团队不遗余力地争夺系统的控制权，恩格尔巴特心中的挫败感与日俱增。
随着增智实验室进入史上最快的增长期，事态也开始日益明朗。增智研究中心已经从一伙散兵游勇成长为具备实际组织结构的实体机构。许多人都对恩格尔巴特的管理方式持有异议，对此烦不胜烦的恩格尔巴特开始寻找能人帮自己管束这个无法无天的工作团队。鉴于自己难以将心中所想清晰地传达给研究员们，恩格尔巴特找来了吉姆·法迪曼。这位年轻的心理学家在斯坦福读研时曾研究过LSD的效用，还曾效力于麦伦·斯托勒罗夫的国际前沿研究基金会。三年前，恩格尔巴特在体验致幻剂时认识了法迪曼，现在又重新联系上他。于是法迪曼在研究中心待了一年多，给研究员们当咨询师，研究员们管他叫“团队精神科大夫”。法迪曼一般一周来个一两天，四下“晃悠”，观察实验室的工作情况，梳理团队成员的动态关系。他时常冷不丁走进某个办公室，掩上门，向对方说：“谈谈你现在的感受吧。”
法迪曼发现这个奇异的团队汇聚了典型的工程师和反主流文化活动家。有些事着实匪夷所思。比如每次有人来应聘时，不管后来有没有聘上，恩格尔巴特的一个秘书都会悄悄地给应聘者画占星图算卦，当然结果准不准只有她知道。
法迪曼很快就看出增智团队的主要问题就在于恩格尔巴特垄断了管理权。因此法迪曼逐步设置了一些管理岗位，这样团队成员就不必事无巨细都要请示恩格尔巴特了。法迪曼还看出，纵然恩格尔巴特在脑海里有清晰的构想图景，但手下人对他的想法却不甚了了。对于许多年轻程序员和硬件设计师而言，他们仿佛追随着永远隐身迷雾中的亚瑟王（King Arthur）<23>。法迪曼能感受到他们对事业的赤诚之心，问题就在于如何理出头绪、实现构想。
法迪曼也理解恩格尔巴特的独特之处——他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几乎达到了精神现象的高度。法迪曼作为协助者参加了团队的一些工作会，观察团队成员的不同表现；当研究员们脸上出现茫然的表情时，他就会和善地打断恩格尔巴特，然后说：“我觉得谁谁可能不明白这个。”法迪曼从没碰过电脑，只在会议室一隅安坐倾听；但他总能在团队即将陷入困惑不解时，及时把大家拽回正轨。
恩格尔巴特最初的构想已与实验室众人渴望突破和立意反抗的新气候产生脱节，有件事最能说明这一事实。戴夫·埃文斯搞了个心灵交流会，由增智组的研究员和由《全球目录》引导的反主流文化团体人士参加。埃文斯与恩格尔巴特走得很近，但他同时也与斯图尔特·布兰德、吉姆·法迪曼等人交好，还接触了法迪曼的人类潜能思想研究。增智研究组中也不乏像埃文斯这样交游广泛的人。
一边是由信息科技和斯坦福研究所代表的超级正统的学术世界，另一边则是由在半岛方兴未艾、却仍处萌芽期的另类社会所代表的狂野自由世界，埃文斯决心要成为两个世界之间的桥梁。他感到布兰德探索的社群理念和恩格尔巴特一直怀有的“自引导团体”构想（bootstrapped Community）其实是殊途同归的。因此他积极推动两个世界之间的交流对话。埃文斯相信恩格尔巴特必能以开放的心态接受这一切。
1969年，在埃文斯的敦促下，恩格尔巴特带着一小组增智研究员拜访了斯蒂夫·德吉（Steve Durkee）和斯蒂夫·贝尔（Steve Baer）在新墨西哥州陶斯市北部群山间创立的拉玛公社。贝尔是巴克敏斯特·富勒的门徒，也是新型圆顶建筑“佐姆”的创造者。而艺术家德吉则是布兰德以前的室友以及灵性导师。
埃文斯极力填补两个世界之间的鸿沟，不想最终却让恩格尔巴特承受了更大的压力。恩格尔巴特原本也喜欢接受新鲜理念，但此时他正为逐渐失去对工作团队的掌控而成日苦恼，实在无暇他顾。不过，埃文斯还是坚持自己的探索，并成为“镜中所见会议”的主要组织者之一。此会议就在圣芭芭拉附近的一个农场举行，时间是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后的那个周末。
此次会议的基本理念来自瑞内·窦马勒(René Daumal)在1928年提出的理论。窦马勒是法国登山家、诗人及超现实主义者，也是乔治·伊万诺维奇·葛吉夫（George Ivanovich Gurdjie）<24>的弟子。窦马勒的基础理论就是当代世界存在一座根本不可攀爬的圣山。在他的小说《类比山》（Mount Analogue）中，窦马勒写道：“对于地位足以比拟类比山的山峰而言，山顶必然不可征服，但山脚应如自然造物一般任人攀爬。山是独一无二的，也必然是确实存在的。欲往无形，必经有形。”埃文斯认为，这一哲学象征极其贴切地表述了恩格尔巴特在提升人类心智能力过程中遇到的挑战。
约有六七个增智研究员——包括埃文斯、英格里士、杜瓦尔、厄比在内——与斯图尔特·布兰德、斯蒂夫·德吉和斯蒂夫·贝尔等人参加了会议。“镜中所见”（Paradam）一词意指“从小镜头中观察世界”，而召开这个会议就是希望实现两类社群的融合。埃文斯认为，如果恩格尔巴特想将自引导理念的影响力拓展到斯坦福研究所的计算机世界以外，那么他必须让更多的人接受并支持他的观点。
这个会本身开得很成功。与会者还有太平洋高中的人，那是一所位于斯坦福校园后方群山间的另类教育学校。给大家做饭的是来自洛杉矶附近一座山顶上的肥猪农场的人。而由一组新纪元（New Age）<25>建筑师组成的“得克萨斯充气社”则负责搭建了未来主义风格的塑胶会场。
从许多方面看，这次会议都是一个重要转折点。直到开会时，增智研究组的工作重心始终是硬件和软件工具的研发；会议结束后，重心转向了技术、实用工具和系统的结合。发明鼠标并证明它在人体工学设计上的优越性是一回事。但若是为了提升生产力而说服人们协同工作、采用与根深蒂固的传统方式完全不同的新流程——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而且，在反主流文化运动和反战示威游行的混乱中，要想实现这些目标更是难上加难。增智实验室内部已经积攒了前进的动力，但恩格尔巴特还是无法接受与自己想法不一致的多元化理念。虽然在受邀之列，但恩格尔巴特并没有参加这次周末冥思静修活动。他压根就不喜欢这主意。这也是他对自己的构想逐步失去控制的另一征兆。
注释：
<1> 二十二英尺约合6.7米。（译注）
<2> “仅凭双手便驱雷掣电”（dealing lightning with both hands）这一说法的起源很有意思。最初它出现在斯图尔特·布兰德1972年在《滚石》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关于PARC和SAIL的文章中，布兰德认为它是艾伦·凯伊首创。可是凯伊本人不记得是否说过这话，而查克·萨克则清晰地记得自己在1970或1971年观看恩格尔巴特的录像后曾说过“他在台上坐了一个半小时，仅凭双手便驱雷掣电”。罗伯特·泰勒也记得萨克是使用此说法的第一人。讽刺的是，迈克尔·希尔其克（Michael Hiltzik）曾以“驱雷掣电者”为题创作了描述PARC历史的作品，但事实上这个短语最早出现时是用来描述恩格尔巴特的工作成果的。（原注）
<3> 爱德华·P·摩根（Edward P. Morgan,1910-1993)： 美国新闻记者、作家、广播主持人，曾就职于美国广播公司（ABC）、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和公共广播公司(PBS)。爱德华·摩根于1955至1967年主持以他名字命名的夜间新闻广播节目。1956年他获得美国广播界最高奖项美国广播电视文化成就奖（George Foster Peabody Award）。参见英文维基百科“Edward P. Morgan”词条。（译注）
<4> 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美国常春藤盟校之一，位于罗德岛州普罗维登斯市（Providence）。它是美国第一所可以接受任何宗教背景学生入学的高校。该校于1847年设立面向本科生的工程系，是常春藤盟校中最早的一所。参见中文维基百科“布朗大学”词条。（译注）
<5> 六英尺约合1.82米。（译注）
<6> 正式名称为西尔斯·罗巴克公司(Sears, Roebuck & Co.)：以邮购起家的美国零售业巨头。创始人理查德·西尔斯和阿尔瓦·罗巴克于1886年创建了西尔斯邮购公司专门从事邮购业务。从1925年开始 , 西尔斯公司开始经营百货商店。参见智库百科“美国西尔斯公司”词条。（译注）
<7> 里昂比恩(L.L.BEAN): 始于1912年的美国著名户外用品品牌，每年都会印制大量精美的产品邮购目录免费赠送消费者。参见百度百科“L.L.BEAN”词条。（译注）
<8>《消费者报告》（Consumer Reports）： 由美国消费者协会（Consumers Union）每月发行一期的杂志，创刊于1936年。该杂志以协会实验室和调研中心的分析报告为基础，向消费者公布对消费产品和服务的评价和对比，有时也提供消费指南。参见英文维基百科“Consumer Reports”词条。（译注）
<9> 全名理查德·巴克敏斯特·富勒（Richard Buckminster Fuller，1895 － 1983）：美国建筑师、作家、发明家及未来学家。富勒有众多发明，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球型屋顶。他曾有一句名言“实践科学真理，解决人类问题”（applying the principles of science to solving the problems of humanity）。参见中文维基百科“巴克敏斯特·富勒”词条。（译注）
<10> 北滩（North Beach）：美国各地有多处地名为“北滩”，此处应为旧金山东北部的北滩，传统上是意大利裔美国人聚居区，1960和1970年代曾是垮掉一代的活动密集区。参见英文维基百科“North Beach，San Francisco”词条。（译注）
<11> 全名埃德蒙·罗纳德·利奇（Edmund Ronald Leach，1910 － 1989）：英国社会人类学家。1966至1979年担任英国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总监。他将克劳德·列维 - 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的思想引进了英国社会人类学。参见中文维基百科“埃德蒙·利奇”词条。（译注）
<12>《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缩写为Sci Am，美国的一本科普杂志，1845年由鲁弗斯·波特（Rufus Porter）创办。起先是周刊，后改为月刊；现已是美国历史最悠久且至今仍持续发行的杂志。2006年《电脑报》杂志社与《科学美国人》版权合作的简体中文月刊《环球科学》创刊。参见中文维基百科“科学美国人”词条。（译注）
<13> 越南日委员会（Vietnam Day Committee)：缩写为VDC，在美国反主流文化运动时期，由左翼政治团体、学生团体、劳工组织及和平主义宗教组织组成的反越战联盟，1965年春由活动家杰利·鲁宾（Jerry Rubin）成立于加州伯克利。该联盟在越战期间一直很活跃，曾组织了加州的反战示威、游行以及全国范围的抗议活动。参见英文维基百科“Vietnam Day Committee”词条。（译注）
<14> 全名亚瑟·查理斯·克拉克（Arthur Charles Clarke，1917 － 2008）：英国作家、发明家，与艾萨克·阿西莫夫、罗伯特·海因莱茵并称二十世纪三大科幻小说家。他最著名的科幻小说作品是《2001太空漫游》（2001 ：A Space Odyssey）。该书由斯坦利·库布里克导演于1968年拍摄成同名电影，是科幻电影的经典名作。参见中文维基百科“亚瑟·查理斯·克拉克”词条。（译注）
<15> 立顿工业(Litton Industries)：美国大型防务合同承包企业，由老查尔斯·立顿（Charles Litton, Sr.）于1953年创立，起初是设计生产导航、通信和电子作战设备的公司，后业务逐渐拓展至油田和船坞经营。2011年被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Northrop Grumman Corporation）收购。参见英文维基百科“Litton Industries”词条。（译注）
<16> 分时公司（Tymshare Corporation或Tymshare，Inc.）：提供分时系统和第三方硬件维护服务的知名公司。曾开发或收购了数据网络、信用卡支付处理、通信配置和办公室自动化等先进的计算机技术。1984年被麦克唐纳 - 道格拉斯公司（McDonnell Douglas）收购，原有业务被拆分、出售、合并。参见英文维基百科“Tymshare”词条。（译注）
<17> 安阿伯市（Ann Arbor）： 美国密歇根州一城市，为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所在地。1960至1970年代是美国左翼政治的中心，也是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和学生运动的枢纽地。参见英文维基百科“Ann Arbor, Michigan”词条。（译注）
<18> 四百英尺约合121.92米。（译注）
<19> 伊西力安（Ithilien）：J·R·R·托尔金的《魔戒》三部曲中的地名，是中土世界刚铎国（Gondo）最东部的省份，横跨安都因河(the Great River Anduin)。“Ithilien”意为“月亮之地”。参见英文维基百科“Ithilien”词条。（译注）
<20> 黑豹党（Black Panthers）：即the Black Panther Party，1966年创建于加州奥克兰，是由非裔美国人组成的左翼社会团体。黑豹党活跃于1960至1970年代的美国政坛，是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重要力量，也是反主流文化运动的象征之一。该团体主张黑人拥有武装自卫的权利。因其曾多次与警方发生激烈冲突，给外界留下暴力激进的印象；其实该社团后来的重心已逐步转向超越种族的社会改良实践。参见英文维基百科“Black Panther Party”词条。（译注）
<21> 人类潜能运动（human-potential movement）：诞生于1960年代，源于存在主义和人本主义思潮。它提倡培育和挖掘人类未开发的潜能，其追随者们相信不断开发潜能可以使人类体验充满快乐、创造力和成就感的生活，同时还能促进社会进步。运动中心是成立于1962年的爱瑟伦研究所（Esalen Institute）；阿道司·赫胥黎等人也为人类潜能运动的理论发展作出了贡献。参见英文维基百科“Human Potential Movement”词条。（译注）
<22> 增智研究中心的缩写“ARC”在英文中也有“方舟”之意。《圣经》和《古兰经》中都有诺亚（Noah）建造方舟并带领家人和陆地上所有动物登上方舟躲避大洪水的故事。恩格尔巴特是增智研究中心的领导人，因此被戏称为“诺亚”。（译注）
<23> 亚瑟王（King Arthur）： 全名亚瑟·潘德拉刚（Arthur Pendragon），是英格兰传说中的贤王和圆桌骑士团的骑士首领，是一位近乎神话的传奇人物。依照传说，他在罗马帝国瓦解之后，率领圆桌骑士团统一了不列颠群岛。关于他的许多传说其真实性存疑。参见中文维基百科“亚瑟王”词条。（译注）
<24> 乔治·伊万诺维奇·葛吉夫（George Ivanovich Gurdjieff，1866 － 1949）：亚美尼亚思想家、哲学家和作家。他所提倡的唤醒潜意识和开发潜能的方法与苦行僧、修道士和瑜伽士不同，因此被称为“第四道”（the Fourth Way）。1922年，他在法国创立了人类和谐发展机构（the Institute for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Man）。参见英文维基百科“George Ivanovich Gurdjieff”词条。（译注）
<25> 即新纪元运动（New Age Movement）：二十世纪下半叶形成的西方精神文化运动，“新纪元”指的是星相学里的“宝瓶座时代”（Age of Aquarius，即人类实现高度自由和博爱的时代）。其核心理念继承东西方宗教学说、性灵学和形而上学的哲学传统，融合了自助、励志、通灵学（parapsychology）、意识研究、量子物理学和环境保护等思想元素。运动的目的是创建无边界和无教条的精神品质，将精神与科学相结合；它宣扬整体世界观，强调心灵、身体和精神的相互关联。新纪元的思想根源可追溯至中世纪占星学和炼金术、文艺复兴时期的赫耳墨斯神智学（Hermeticism）以及18世纪的神秘主义等。
新纪元运动对于精神境界的探索采取了个人化的反主流方式。1960年代在玄学、长青哲学（perennial philosophy）、自助心理学（self- help psychology）以及不少来西方访问的印度上师（guru）的推动下，新纪元运动的影响力日增，于1970年代形成一股社会、宗教、政治和文化力量，之后更是形成了新纪元亚文化圈。1970年代中期开始，反对社会主流文化的另类亚文化群体经常把自己视为“新纪元”文化的代表。新纪元运动代表了特定的社会价值观、宗教意识、审美情趣和生活方式（可持续发展社群），并由之产生了各种文学、音乐和手工作品以及专门的研究机构。参见英文维基百科“New Age”词条。（译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