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秀纯
北京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城市，早在三千多年以前的西周时期，古燕国始封地的城址，就在今天房山区琉璃河附近的董家林村一带。
公元936年契丹统治者耶律阿保机得燕云十六州，升幽州为陪都，史称“南京”，其城址在今北京外城广安门内外。今宣武门外菜市口烂漫胡同旁的法源寺（唐代称悯忠寺），是辽南京著名的大寺之一，位于辽南京城的东南隅。
烂缦胡同北口墙上的“法源寺更新计划”海报
金代在这里正式建都，天德三年（1151年）扩建辽南京城，贞元元年（1153年）改称中都。金中都的南城墙在今永定门火车站（北京南站）向西至右安门外凤凰嘴村一带；北城墙由军事博物馆向东至宣武门内翠花街；西城墙则在右安门外凤凰嘴村向北至军事博物馆；东城墙在今宣武门内翠花街向南至北京南站。今右安门外玉林里小区北京辽金城垣博物馆内的水关遗址，便是金中都城垣西南隅的排水涵洞。
13世纪初，北方草原蒙古兴起，统一中国，定鼎燕京，在辽金故城的东北方另建一座新的都城，史称“元大都”。北京从此成为全国政治中心。元大都城始建于公元1267年（至元四年），格局宏大，规划整齐，是世界上著名的大都市之一，在北京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
辽金元明清北京城位置示意图
为了配合北京地铁二号线基建工程，1964年～197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原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合作，成立了元大都遗址考古队。队长徐苹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队员有：段鹏琦、郭义孚、钟少林、蒋忠义、赵信、关甲堃、李德金；北京市文物管理处队员有：苏天钧、马希桂、喻震、潘长华、黄秀纯等，共计13人。
考古队先后勘察了元大都的城垣、街道、河湖水系等遗迹，发掘了十余处各种不同类型的建筑遗址和居住遗迹，出土了一大批瓷器、铁器、生产工具及建筑构件等。这对研究复原元大都的平面布局、建筑形式以及居住在这个城市里不同阶层的居民生活情况，均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元大都城的建筑，始终贯穿着皇权至上的指导思想，在平面布局上釆用了我国传统的，所谓“面朝背市，左祖右社”的设计原则。大都城的宫城、苑囿，皆在都城的南半部，祖庙和社稷分别建在宫城的东西两侧，坊市民居则分布在皇城四周。
大都城的总体规划，虽然严格遵循传统的儒家学说，但其营建规模却远远超过城“方九里”的旧说。据《元史·地理志》记载：“城方六十里，门十一座。”经实际勘察，元大都平面略作长方形，北城墙长6730米,东城墙长7590米,西城墙长7600米,南城墙长6680米,周长28600米。四周辟门十一座。正南三门，分别为文明门（今东单南）、丽正门（今天安门南）、顺城门（今西单南）；北面二门：健德门(今德胜门小关）、安贞门（今安定门小关）；东面三门：光熙门（今和平里东）、崇仁门（今东直门）、齐化门（今朝阳门）；西面三门：平则门（今阜城门）、和义门（今西直门）、肃清门（今学院路西端）。现在北郊仍然保留有“ㄇ”形土丘遗迹，俗称“土城”。东西两面城墻南段与明清北京城墙的东西城墙是一致的。城墙全部用土夯筑，城基宽达24米。为了防止雨水冲刷，在土城上覆以苇排，同时在西城墙土城顶部中心，有长300米的专供排水用的半圆形瓦管。
元大都城平面图
1969 年夏，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为了配合北京地铁工程，拆除明清北城墻时，于西直门瓮城内发现了元大都和义门的瓮城。我当时在北京市文物管理处考古队，刚刚接触考古工作。这年冬天，考古队派我到西直门考古工地，协同考古研究所郭义孚先生测绘元大都和义门瓮城。由于年轻，又初涉考古工作，我感到有些发憷，特别是对郭义孚先生不熟悉而显得拘谨。我的工作极简单，就是帮助郭老拉皮尺或者立塔尺、记数据。“郭老”是郭义孚先生的官称，其实他并不老，也就三十多岁不到四十岁，只是少年老成。清华大学毕业，所学专业是机械设计绘图。毕业分配到考古所专职田野绘图，是考古研究所夏鼐所长的左膀右臂，夏所长也称他“郭老”。
郭老喜好聊天而不失幽默，见多识广，博古通今，工作亦极其认真，一丝不苟。 郭老用平板仪对每一块砖、每一块石头测量绘画，对大城横剖、纵剖、结构剖，画得极其认真细致。大约经过两个多月的时间，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时间长了人也就熟悉了，在聊天中得知考古所“运动”搞得非常激烈，正是清理“ 5.16 ”高峰，所里的考古工作者一律集中，不得出大门。由于“革命”工作需要，经军宣队研究批准，郭义孚同志一人前往测量和义门瓮城，并要求北京市文物管理处考古队再选派一个人共同完成此项工作。考古工作本身就很枯燥，加之偌大的城址就是我们一老一小，就更显寂寞了。
和义门瓮城的发现，在当时也是轰动全国的重大考古成果，本应受到重点保护。但是由于“文革”时期“ 破四旧 ”并配合地铁基建工程， 不得不将其拆除。 在拆除城墙过程中，为了给知识分子接受“再教育”的机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各所的知识分子，分批前往西直门参加劳动。
据主持发掘和义门瓮城遗址的徐苹芳先生回忆说：“有一天，夏先生来西直门劳动，他边清土边观察和义门遗迹，乘没人注意时，向我小声嘱咐在发掘时应该注意哪些事情。这一举动在当时是很危险的，如果被军工宣队知道，肯定是要批评他的。夏先生是一位心怀坦荡，大公无私的人，他不顾个人安危，只是为了考古事业和学术研究，这种精神我十分敬重。
和义门遗迹发掘完毕后，究竟保护不保护，要报“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批示叫郭沫若同志决定。那天，是我陪郭老去看和义门遗迹，郭老看完后未置一词。过了几天“中央文革小组”决定拆除，不予保护。后来“四人帮”垮台后的一次宴请外宾的宴会上，郭老惋惜地对夏先生说，真不应该把元大都和义门遗迹拆毁，当时不敢说这种意见，现在后悔不及。”（见徐苹芳《我所知道的夏鼐先生》，《学林往事》，朝华出版社，2000年出版）
元大都和义门瓮城
《元史·顺帝本纪八》记载：“至正十九年（1359年）诏京师十一门皆筑瓮城，造吊桥。”关于瓮城的结构、规模，史籍记载很少，仅在《马可波罗游记》中有记载：“每门之上及城角之上，均有宏丽之殿一。”和义门瓮城的发现，不但为我们研究瓮城的结构等提供了实物资料，还在城门洞内青灰墙皮上发现了一段题迹。说明它建于至正十八年（1358年），校正了《元史》记载。
城门残高22米，门洞长9.92米，宽4.62米。在砖筑的墩台上筑有面阔三间、进深三间的城楼，城楼两侧的小耳室是进入城楼的楼道，彩画雕梁的梁架、木制的门板、门额、立颊均被明代废弃元土城时拆除，仅留下木门两侧的“门砧石”和半圆形的“铁鹅台”。这和宋代《营造法式》上记的大型板门的“铁鹅台”形制完全一样，为考古发现中仅见的实例。
城楼的地面铺砖，当心间靠近西壁的台阶下有并列的两个水窝，水窝用有五个水眼的石箅子做成，石箅下为一砖砌水池，水池外又砌有流水沟，分三个漏水孔经内、外券之间达木质门额之上。这是专门设计的防御火攻城门时的灭火设备，这也是我国建筑史上首次发现的新资料。
值得注意的是，和义门瓮城门洞内的墨书题记，从笔迹和墨色观查，原为“至正十八年四月初十……”（1358年），后涂改为“至正三十四年四月初十……”。元朝灭亡于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至正三十四年”相当于明洪武七年（1374年）。元顺帝北窜后二年（至正三十年）死于今内蒙古的应昌，故“至正三十四年”纯属无稽之谈。但是，从侧面反映了元王朝的残余势力梦想卷土重来的野心。
和义门瓮城鸟瞰
元大都考古队队长徐苹芳先生经常嘱咐我们：“一定要多照相片，我们花几万块钱（发掘），将来能留下的就是照片。所以一定要多照，别心疼胶卷！”高大雄伟的和义门瓮城遗址的照片，是考古研究所技术室韩悦先生拍摄的。为了照出瓮城的俯视效果，我们请北京市第一消防中队开来云梯车配合照相。消防云梯车开到工地后，在地面找好角度，云梯升高后由于四不靠，人上去后来回摇晃，要拍好照片是不可能的。最后，韩悦想了个绝招儿（也是为了自己的安全）先把照相机固定好绑在云梯上，再把自己身体也绑在云梯上，云梯升高后掌握云梯晃动节奏，调好角度按下相机快门。连拍十余张，选出一张最佳的上图版。
排水渠道和给水渠道在城市规划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国古代城市很早就有排水设施，汉代长安城已有利用陶管修筑的各种下水道。元大都是在一片平原上新建的都城，完全严格地按照已制定的规划修建，在地面施工前就考虑到了排水问题。
1970年11月9日，北京市西城区工程大队第五营在西四牌楼修筑防空洞的时候，发现元大都南北主干道的石质排水渠遗址。考古队派我和于杰先生前往淸理。该水渠位于西四新华书店与同合居饭店之间，它是用青条石砌筑的明渠。渠宽1米，深1.65米，底部顺铺青条石，仅暴露23米，其南北延伸部分，尚埋于地下。在通过平则门大街路口处（今阜成门内大街）顶部覆盖石条。清理淤土时，我们发现一处石壁上凿刻有“至和元年五月日石匠刘三”的字迹。至和元年是1328年。这一题记可能是元代石匠刘三，在修筑石渠中凿刻的，它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文字资料。
2003年10月，北京市地铁开发公司项目经理赵敏及设计人员等，找我咨询西四地下发现元代水渠之事。地铁开发公司计划，建设从大兴区黄村至颐和园北宫门方向的地铁4号线工程，准备从西四经过，并在西四建一车站。据赵敏经理说：“其实我们在2002年设计这条路线时，就听说过西四地下埋藏着古迹，但多次找到市文物局询问，谁也说不清楚，就知道西四十字路口地下有一个元代排水渠。但具体位置不知道，多深也不知道。还是舒小峰副局长告诉我们找您的。”我说：“这回你们算是找对人了。这个排水渠是当年我和老所长于杰先生一起挖掘的，现在还保留着呢！具体位置我也知道，而且现在还留有出入口，如果需要我可以领着你们去。”地铁公司的人一听非常高兴：“是吗？那咱们现在去成吗？”我说：“成，咱们现在就去新华书店。”于是，我们驱车前往。到了新华书店一问，这些年轻店员谁也不知道他们店里还有一个防空洞出入口。我们找到店内经理，说明来意后，经理说：“是有一个防空洞的出入口，在室内装修时给砌死了。”经过商洽，经理表态说：“你们实在想下去看可以拆开。但是，一，必须负责给我们复原好；二，不能影响我们正常营业，只有等我们下班后才能动工。”地铁公司人回答说：“没问题，我们全包了。”于是我们来到店堂，我回忆一下具体位置，在进门偏左的柜台下方找到了出入口。我说：“这里原来是收银处。”书店经理说：“对，原来收银处拆了，这里早就摆上柜台了。”原来打算当天晚上就砸开地面，下去看看，但是，由于地砖、水泥等材料没有准备好，因此地铁公司决定第二天晚上去。第二天，赵敏等人准备好材料，待新华书店打烊后，拆除地面砖，顺着防空洞口找到了元代排水渠遗址。他们连夜测量勘察，为地铁4号线施工提供了准确位置。
西四新华书店及元代排水渠遗址标志
在元大都的东、西城垣北段和北城墙（俗称北土城）西段发现了三处水涵洞遗址，系向城外泄水的设施，以北城墙西段的水涵洞保存较好。此处遗址距城区较远且交通不便，我们带着发掘工作人员，每天往返于工地全靠自行车代步，风餐露宿不得休息。可一旦发现有价值的遗物、遗迹就乐此不疲，这可能是考古学者的通病吧！该水涵洞是在夯筑土城前用砖垒砌的：涵洞底部和两壁都用石板铺砌而成，中部装置着一排断面呈棱形的棍式铁栅栏，顶部用砖起券。涵洞的地基打满“地钉”（木桩），其上再横铺“衬枋石”，洞身宽2.5米、长约20米，石壁高1.22米。该水涵洞的作法与宋代《营造法式》相吻合，在元代考古中是空前绝后的。
元代统治者为什么把城址选在金中都城东北方？应当说主要原因是水利条件。一是这一城址是以金代北宫位置为中心的，这里有高梁河聚结的宽阔的水域，早已形成了一个环境优美的皇家林苑，虽遭破坏，但略加修饰却是容易的。二是作为统治中心的都城要有比较方便的交通条件，金代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好，其根本原因是水源问题。元代新选的城址便于引取西山的泉水和地表积水，这个条件远优于金中都较小的莲花池的供水，有利于开通较通畅的联系全国的航运水网。三是新城址位于永定河和潮白河冲积扇的脊部，有较好的防洪和排涝条件，而金中都却容易受浑河（永定河）洪水泛滥的影响。这些都是在北京城市发展史上多年实践中认识和总结出来的，元大都的城址选择具有高超的科学水平，应该特别给予重视。
元大都供水系统主要有二：一条是由高梁河、海子、通惠河构成的漕运系统；另一条是由金水河、太液池构成的宫苑用水系统。
经过勘探和部分发掘，探明漕运水系的高梁河由和义门以北入城，汇入海子。再经海子桥（今后门桥）往南，顺着皇城东墙而流到城外后，转向东，抵达通恵河。经考察，当时的海子稍大于今天的积水潭、什刹海、前后海的范围。1974年3月，新街口豁口外基建施工时发现元大都海子泊岸码头遗址。在南北长60米、东西宽40米的范围内黑色淤泥中布满“地钉”（木桩），其上横铺宽17厘米、厚10厘米的柏木板，木板上再铺两层“衬枋石”。纵观其规模，想象当年的海子码头是何等的雄伟壮观。在皇城东北角的通惠河宽约27米左右。
另一条金水河是由和义门以南约120米处的水门入城。金水河入城后，转向东南，流到今北沟沿而南折，经马市桥、前泥湾、后泥湾到甘石桥，过西单北大街到灵境胡同。在此，水分为两支，一支向东北流，经过毛家湾，在皇城西北角处折而向东流入北海；另一支则一直向东流，穿过府右街，进入中海（太液池），再经过元宫城前流出与通惠河汇合。这是专供宫廷用水的水系。
元大都和义门南水门遗址
值得注意的是，1970年11月，西城区防空工程指挥部在西单北大街、灵境胡同西口外施工，于地下4米处发现一段明代沟渠，我和于杰先生前往清理。1982年5月，市政工程扩建马路，在灵境胡同西口外又发现甘石桥旧址。
为了保证正常交通秩序，我和考古队新分配来不久的大学生祁庆国，经过五个夜晚发掘完毕。这是一座南北方向的单拱弧面桥，全长38米。桥面平铺错缝青条石，石桥涵洞单拱券顶，涵洞下是一条东西偏北的沟渠，呈仰斗形，底部平铺大条砖，两侧沟壁错缝顺铺长方砖。沟底砖面以下散见元代平铺的小薄砖，沟身两侧墙外均有黑色淤泥，证明这里的沟渠和石桥是在元代旧水道的基础上建造的。
上世纪70年代初分别对明清北城墙一线的后英房、西绦胡同、后桃园、雍和宫后身、旧鼓楼大街豁口、安定门煤厂、北京一〇六中学等十余处元代居住遗址进行了发掘。
为了配合北京二号线地铁工程，考古工作者从上世纪60年代初就在明清时期城墙环线进行了踏察，北城墙一线作为重点调查对象。这里原来是元大都城内最繁华的地区，明永乐十七年（1419年）修筑明城墙时，将元大都北城墙向南移约5里，即现在的德胜门—安定门一线。当时由于军事需要时间紧迫，众多的百姓来不及搬迁，明统治者就将房子拆毁，家具等生活用品亦随之埋没于城墙内。拆除城墙时我们发现有的房屋梁架被搗毁，山墙还保存二三米高；庙宇中的石碑、旌杆等均立在城墙之中，一些豪门巨富的文玩、细软来不及带走而毁于一旦。可想而知当时明政府驱赶居民仓皇迁移的悲惨情景。
1970年10月，北京市标准件四厂工人在旧鼓楼大街豁口以东一处院落遗址中取土烧砖坯时，发现一处瓷器窖藏。窖深不到半米，上面覆盖一个陶盆。内藏有十余件青花瓷器及影青瓷器。后由一位铁路巡道工人报告到市文物管理处考古队。因为是在明城墙下发现的青花瓷器。至少应该是明洪武年间或之前的文物。
这条消息引起考古队高度重视，但是，由于受到极左思潮一、三、五“抓革命”二、四、六“促生产”的影响。当天是周一“抓革命”时间，军宣队领导不许我们去现场。第二天是“促生产”时间，我和于杰先生骑车来到现场，发现这十余件瓷器已经被工人们“破四旧”，用八磅的大铁锤砸碎了，碎瓷片也被扔进土堆里了。如此珍贵的元青花别说是完整的，碎瓷片也是非常难得的。于是我们和工人借来筛子和铁锨，立用二、四、六的时间筛了三天，把工人砸碎的瓷片，全部从土里筛选出来。我们把拣回来的残碎瓷片，放在办公室的桌子上，大家立用学习空闲时间，一片一片地拼对，然后再粘接起来。因为大家都不是搞专业修复的，所以瓷片拼接粘对的缝隙大且不整齐，缺失的也很多。特别是那件后来举世闻名的青花凤首扁壶的背面，几乎残缺了50％，其余部分由美工魏群先生修补石膏后，用笔画出花纹。
元大都遗址出土青花凤首扁壶
元大都遗址出土青花觚
这批残碎的元代瓷器中，较完整的器物有青花凤首扁壶、青花盏托、青花云龙纹大碗、青花云龙纹盘及底部墨书八思巴文的枢府窑大碗等。根据《事林广记》蒙古字体，百家姓译成汉文为“张”或“章”姓。难能可贵的是那件青花凤首扁壶，高18.7厘米、口径4厘米，器呈扁圆形，小口、矮圈足，昂起的凤头作壶嘴，柄上卷做凤尾，又在器身上绘出凤身及茂盛的缠枝牡丹，壶的首尾结合起来构成一只飞凤的造型。这种造型是由晋唐以来天鸡壶发展而来的，五代及宋景德镇窑都有天鸡壶的制作，元代的陶工巧妙地继承了这一传统技法。另外的几件青花瓷器，不论从胎、釉或者绘画技法也都达到了很高的工艺水平。元代青花瓷器是我国瓷器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新产品，但目前可确定是元代青花瓷的标本极少，这批青花瓷的发现，无疑为研究元代瓷器工艺提供了一批珍贵的新资料。
今天几乎所有著书谈陶瓷的人，每当写到元代青花瓷器时，无不展现青花凤首扁壶的风采。此器被定为国家一级珍贵文物，20世纪80年代选入邮电部发行的特种纪念邮票。可是人们哪里知道，这是考古工作者在那特殊的年代，历尽千辛万苦从土里筛出来的国宝。
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位于今西直门内后英房胡同西北的明清北城墙墙基下。1965年发掘了它的东院，1972年上半年又发掘了它的主院和西院。这是一处规模较大的遗址，发掘总面积近2000平方米，但是这仅仅是埋在城墙里的一部分，城墙墙基以外部分，在明代初期已经被拆毁无存了。
遗址显示，在主院正中偏北的高大台基上，原建有五间北房，三明两暗，每间屋子的青石柱础都在80厘米见方，这应该是当朝权贵的高级住宅。正屋前轩两侧砖砌高露道，分别通向东西跨院。台基前接一个与台基等宽而矮于台基4厘米的高露道，高露道东西两侧砌有踏道，分别通向东、西厢房。
西跨院南部大都被破坏了，仅北部尚存一个小月台。月台东南、西南两角各浮放一狮子角石。月台上尚存台基东部及房屋的东南柱础。
从台基东露道穿过垂花门，可以到东跨院。这是一处以平面呈“工”字形，为主体的院落，有北房、南房各三间，均?在“工”字形台基上。“工”字形台基两侧建东、西厢房。整体布局雄伟气魄，充分表现了宋元向明清时代过渡的建筑风格。
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大台基（由北向南拍摄）
后英房遗址通往东跨院的垂花门基址
后英房遗址主院工字形高露道西侧出土的角狮和水缸
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复原图
从现场发掘可以看出，宅子的主人是在明朝军队拆毁房屋时匆忙离开的，甚至未来得及搬走全部生活用具。如主院北房出土有元青花葵盘、白釉“内府”瓷瓶、龙泉青瓷盖罐、“元章”款端砚及洒在地上的玛瑙围棋子。东院还出土了影青瓷佛像、高大的磁州窑罐、铁炉子等。在清理东跨院北房地面砖的时候，发现有贴在砖上的纸张墨迹，纸已经腐朽，而砖上的字依稀看到“娘的宠儿”怎的怎的，“娘的宠儿难画描”等元曲词句。另有广寒宫图案的平脱螺钿漆盘残片等具有极高艺术价值的文物。
后英房遗址出土广寒宫图平脱螺钿漆盘残片
后英房遗址出土白釉“内府”瓷瓶
该遗址别具一格，宏伟壮观，是一处典型的元代建筑群。如此规模宏大的遗址，本应该原地保留，但由于地铁工程时间紧迫而被迫拆除。为此，在拆除前必须保留一套照片资料。为了给遗址照全景，我们设想了三种方案：一是用脚手架搭高台，但成本高，时间长；二是去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借升降车；三是去消防队再借消防云梯。当年拍和义门遗址就是借消防队的云梯车拍的，因为用云梯车既省时又省事。
最后，徐苹芳先生让我去市公安局借消防队的云梯车。我拿着借绍信去公安局，公安局接待人员对我说：“这车不能借了，就是因为你们上次（指和义门拍照)把云梯车借走了，可巧北京饭店着火了，全市唯一的一台消防云梯车又去元大都遗址照相去了（当时只有府右街消防中队有云梯车——笔者注）。此事惊动了总理，规定以后任何单位和人不得私自动用消防设备。”我将此情况向徐苹芳先生汇报了。这样的话，我们只有釆取第二个方案了。
经联系，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升降车很快就到后英房工地，同时新闻制片厂的著名摄影师舒世俊也来到工地，借此机会拍照了发掘元大都遗址的新闻资料片。由于新影厂的升降车高度不够，只能拍接片。1972年《考古》第六期上用的图版，就是当时用升降车拍照的。媒体也非常关注元大都遗址的新闻。舒世俊当年是毛泽东主席随身摄影记者，除了拍一些工地发掘的照片外，还为我们拍了几张工作照。
原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升降车拍摄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
后英房遗址发掘工作照（舒世俊摄）
发掘后英房遗址时，左起郭义孚、钟少林、马希桂、黄秀纯（舒世俊摄）
后桃园元代居住遗址，位于今西直门后桃园胡同西北的明清北城墙墻基下，1973年春天开始发掘。这处遗址破坏较甚，遗迹保存不多。出土器物有钧窑双耳连座瓶、三彩双耳云龙博山炉、三彩兔草纹小盘、白釉黑花小口瓶、白釉油灯碟、黑陶八卦炉及日常生活用品。
值得注意的是，在众多的出土器物中，以钧窑双耳连座瓶价值连城。记得出土那天上午将近下班时间，我和考古所钟少林先生在工地和工人一起发掘。其中发掘队的老工人老蔡正在用镐刨一个土包，已经快下班了，老蔡指着小土包问钟先生挖不挖？钟少林先生看看别的地方已经没东西了，就剩下这么一个小土包了，就说：“挖了吧。”说时迟那时快，只见老蔡手起镐落，就听到“啪”的一声。我赶紧叫停，但是为时已晚。我们连忙用手铲慢慢清理，只见一只60厘米高的天蓝袖带红斑的钧窑瓶被打碎了，大家痛惜不已。后经故宫博物院技师修复，这只钧窑瓶完好如初，看不见任何修复之痕。所谓“钧窑挂红，价值连城”，现在首都博物馆精品馆展出，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元大都后桃园居住遗址
后桃园元代居住遗址出土钧窑双耳连座瓶
相隔不远的西绦胡同元代居住遗址，有一座类似库房的建筑，墙壁坚厚，东墙尚存3米多高，墙内砌有平行凹槽，内有木质痕迹，可能是放置隔板用的。房内出土大量的瓷器，碗、碟成套摞放在一起，同时还出土一批黑陶，数量和种类之多为元大都遗址所少见。在众多的瓷器中以磁州窑白釉诗文花卉大罐为最佳。高40厘米，腹部草书七言绝句诗：“百草千花雨气新，今朝陌上尽如尘。黄州春色能于酒，醉杀西园歌舞人。”落款“清净道德”四字。
大都城内的街道规划整齐，井然有序。大城中心设中心阁。“阁之西为齐政楼，更鼓谯楼，楼之北乃钟楼也。”（见《析津志》）齐政楼即是现在鼓楼的前身。经钻探，在今景山以北发现一段南北向道路遗迹，宽达28米，即是当时中轴线上大道的一部分。由此向南穿过宫城的厚载门、崇天门，经过皇城的丽正门，应是元大都的中轴线。恰与明清北京城的中轴线吻合。
大都的街道纵横交错，相对的城门之间有相互贯通的宽广平直的大道。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对大都的街道颇为赞赏云：“街道甚直，此端可见彼端，盖其布置使此门可由街远望彼门也。”“全城规划有如棋盘，其美善之极，未可言宣。”
史载：大都城内街道，有大街、小街、胡同三种形式。并规定大街24步、小街12步、胡同6步。在元大都的东北部，即从光熙门到北城角这一区域，钻探出东西向胡同22条。从今东直门到朝阳门，即元大都的崇仁门到齐化门，也探出胡同22条。所钻探结果与史书记载基本吻合，大街宽约25米，胡同宽约6～7米。今北京内城有许多相对称的街道和胡同，如东单、西单、东四、西四等仍保存着元大都街道布局的旧迹。
元大都考古发掘属于配合城市基本建设考古，条件也极其艰辛。 首先是 交通工具 ，包括队长社科院考古所徐苹芳先生，大多数人都是骑自行车往返于工地，个别人乘公交车到工地发掘。我记得北京日报有报道，说徐苹芳先生“ 骑着自行车刨元大都 ”，真实地再现了当年艰难的岁月。其次，工地没有办公室，发掘后英房遗址的时候，我们在工地临时用草帘子和竹杆搭个棚子，放张桌子，几把椅子，工作之余可以稍微休息一下。钟少林先生还给这棚子起了堂号叫 “雨来散”大茶馆 。为放置工具临时从文物工作队借用一顶帐篷。据说这顶帐篷还是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当年参加十三陵水库义务劳动时休息用的。住帐篷冬天冷夏天热，特别是刮风下雨更是麻烦。记得有一次下大雨，大家钻进帐蓬避雨，外面雨大风疾，帐篷摇摇欲坠，里面很多人使劲扶着固定帐篷的中间柱，任凭狂风暴雨袭击，总算没有把帐篷吹倒。由于工地没有食堂，每天吃饭得骑自行车，要绕道到很远的饭店吃饭。近一点的也有，就是要蹚护城河到对岸的饭店。有一天中午大家都同意到河对岸去吃饭，于是，纷纷来到河边脱了鞋，各自把鞋挟在腋下，挽起裤腿，“哗啦哗啦”蹚过去了。这时候郭义孚（郭老）回过头看着对岸说：“我不去了，你们去吃吧！我的鞋脱了没拿，我得取鞋去！”“哗啦哗啦”自己又蹚回去了。哈哈……人家都把鞋脱了自己拿着，他老先生脱了鞋没拿着，尽顾着跟着大伙儿蹚河了，给大家乐得前仰后合。
考古所钟少林先生是京剧“票友”，早年拜京剧表演艺术家侯喜瑞先生为师，专功净行花脸。有一次晚上请我去他家吃饭，并且专门给我唱了几段侯派《盗御马》，嗓音洪亮高亢，身段架势如师。听罢，甚是过瘾。正因为如此他的戏剧界的朋友也多。一天，在发掘后英房遗址时候，钟少林先生领着社科院语言所的吴晓玲先生、京剧表演艺术家王金璐先生及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到工地参观。别人不认识，但侯宝林先生大家都认识，侯先生边参观，边向大家点头示意。他们都是骑自行车来的。临走的时候，我们送了一程，大家都推着车走，到了胡同口。侯先生说：“几位爷，咱们上马吧！”
吴晓玲先生住在宣武门校场口五条。1976年10月打倒“四人帮”后，我创作一段相声《魑魅魍魉》送到吴晓玲府上请教一二。吴先生说：“这回写得不错，能立得住。”（以前也写过。）后来，吴先生把稿子推荐给侯先生了。侯先生看罢，让在厂桥医院工作的女儿把稿子送到北海后门放在传达室。我那时候在北海办公室整理元大都报告。据说这个“活儿”，在一次文艺演出的时候，侯先生使了其中一部分。
当时生活水平低，田野补助只有两毛钱，而且还必须要有饭店的“误餐报销凭证”，否则不予补助。条件虽然艰苦，但是全体考古队员对工作认真负责，和考古所合作期间没有发生任何矛盾，大家齐心协力团结一致，圆满地完成了元大都发掘任务。
非常遗憾的是，《元大都发掘报告》已经过了半个世纪了，至今尚未出版。在这50多年期间变化非常大，当年参加发掘工作的人员，如队长徐苹芳及钟少林、关甲堃、潘长华等都已经作古。我当年最小，现在也七十有余了，其他活着的人也都八十多岁了。欣喜的是前几年《报告》善后处理，由蒋忠义，马希桂二位先生完成并脱稿交文物出版社，期待《元大都发掘报告》早日出版。
本文图片部分为作者黄秀纯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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