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9月，上海市英租界闹市区曾在十天之内接连发生了两起有目的性的枪击杀人案件——“昼锦里枪击案”与“仁济医院追杀案”。
因为这两起案件曲折迷离，且暗杀的目标是国民党当局重点保护的对象，而案件发生的地点又是比较敏感的租界，所以两起案件自然引来了当时上海各大媒体报刊的竞相报道。
通过这些报道，两起案件又引来了上海各界的注意，然而，由于当时国共两党之间的极力掩盖，使得这两起案件的真实情况在当时未能第一时间向外界披露。
如今，距离事发时间已经过去近90年，随着当年这两起案件的陆续解密，真相已然大白。
原来，当年这两起案件背后所牵扯的竟是共产党中央特科与国民党中统局之间的暗中较量！
图丨当时的上海报纸对枪击案的报道
在当年那个暗流涌动、波谲云诡的上海滩，国共两党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且让我们将尘埃拂去，让那段历史重现出来，不为其他，只为祭奠那些因此而逝去的英雄亡灵吧！
1934年9月15日，这天早上7时，在上海英租界四马路昼锦里37号慎记谦旅馆的楼下登记台前，来了一个身穿深灰色哔叽长衫，头戴呢帽，行色匆匆的年轻人。
这个年轻人并没有跟前台的服务员有过多的交流，他以最快的速度做了登记，然后要了一间单人房间。
根据旅馆的登记簿显示，这个年轻人名叫“熊国华”，年龄34岁，籍贯是浙江台州，但从南京来的，职业是做电器生意的生意人。
从第一天的早上到第二天的深夜，熊国华仅仅出了一次门，其余时间都呆在屋里，只有第二天深夜，他让旅馆自主经营的饭馆送来一碗面，旅馆的工作人员才确信，这位旅客还在。
就在旅馆的服务员将面端入熊国华的房间后准备休息时，旅馆突然又来了一个陌生人，正当服务员准备按要求让来人登记的时候，来人却率先开口询问：
“您好，我是南京来的，我想打听一下，你们旅馆最近有没有一位同样来自南京的熊姓顾客入住，我是他的远房亲戚，是来接他的”
听了来人的话后，毫无城府的服务员当即给予了肯定的答复，毕竟自己刚给这位来自南京的熊国华送过面。
来人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又进一步地打听了熊国华居住的具体房间号，然后他先是出了旅馆的门，不一会儿门外进来了两个人，包括刚才进门打听的那个人。
两个人无视了服务员质疑的眼光，他们径直地走上楼梯，朝着熊国华所在的34号房门走去。
来到房间门外，其中一个人以服务员的身份骗开了熊国华开门，就在熊国华开门后的一刹那，门外两人迅速掏出手枪，没有任何犹豫的向熊国华连开三枪！
见熊国华倒地后，两人便立即下楼与旅馆门外望风警戒的队友汇合后，很快消失在夜色中，只留下因为枪击声而过度惊吓的服务员。
好一会儿，服务员这才缓过神，他与闻声而来的其他服务员一起跑上楼，当看到熊国华倒在血泊中时，服务员又迅速跑下楼，以最快的速度向租借的巡捕房报警。
很快，巡捕便赶了过来，他们仔细查看了熊国华，发现他的身上中了三枪，但庆幸的是，三枪都避开了要害。
也就是说，挨了三枪的熊国华竟然活了下来！
于是，巡捕们叫来了一辆救护车，将奄奄一息的熊国华送到了附近的仁济医院。
而第二天，以《申报》为主的上海主流媒体报纸便在最显著的位置报道了此次枪击事件。
因为没有得到官方的确切透露，报纸也只是将这起案件当做一般的寻衅滋事案件看待。
图丨仁济医院旧址
然而，就在大家快要忘掉这起案件的时候，在九天后的一个下午，正在仁济医院住院的熊国华竟然又遭到了一次暗杀，而这次暗杀也最终要了他的性命。
当时熊国华被安排在了仁济医院条件最好的病房里，在得到医院的精心抢救和治疗下，熊国华竟然真的脱离了危险，而且精神状态一日好过一日。
为了保证熊国华的生命安全，国民党当局派了几名便衣特务对其进行24小时的保护，而且为了让熊国华能够安心养病，当局还派人送去了大量的礼物包括钱财。
可以说，熊国华得到了国民党当局的重点照顾，然而，这突如其来的一切都随着9月26日那天下午的枪声戛然而止了。
那天下午3时，仁济医院来了四名年轻人，这四人便是几天前在旅馆对熊国华实施暗杀的四人。
很显然，今天他们又出现在仁济医院，目的还是为了取熊国华的性命。
四人来到医院大门后，负责看门的门卫立即上前索要探病证。
然而，那四人中的一人却突然拔出手枪对准门卫的脑袋冷冷地说道：
“这就是入门证！老实点儿，带我们进去，我保证你的安全！”
门卫见状不敢怠慢，他领着四人进了医院的登记处，之后他和登记处的职员一起被看管起来。
还是跟之前的配合一样，两人在楼下负责看管并剪断了医院的电话线，以此彻底隔绝医院与外界的联系，而另两人则前往从登记处找到的熊国华的房间。
图丨青年邝惠安
两人迅速上了楼，他们先是出其不意地击毙了门外的国民党特务，然后迅速破门而入。
当时熊国华正在床上睡觉，在听到门外的枪声后，他立即惊醒，但还未做出其他动作，门外的两人就已经出现在他面前，与两人一同出现的，还有两把指向自己的手枪。
熊国华见到来人后，他心知逃跑已经来不及了，但他不甘心就这么死去，荣华富贵才刚刚开始，就这么窝囊的死去怎么可以！
所以，出于求生的欲望，熊国华立即在床上跪下，他向那两人连连磕头，嘴中也不停地说：
“邝哥，看在都是同志的份上，饶我一命，饶我一命啊！我真的没有叛变，我什么都没说，我真的什么都没说啊！”
熊国华痛哭流涕，他自认为他的这次表现是他人生中最虔诚的一次，他本以为这会让眼前的两人心软，他更以为自己的性命会得以保全，但他终究还是算错了，他没有预料到，共产党人对于“叛徒”的仇恨与愤怒有多么的大，有多么的难以化解。
随着熊国华的不断求饶，他等来的不是两人的心慈手软，而是“叛徒”这两个字。
那个被熊国华称为“邝哥”的人没有被熊国华的求饶而打动，他只是狠狠地说了一句“叛徒”后便果断开了枪。
就这样，熊国华死了，而前来索命的四个人还是以最快的速度撤出医院。
“仁济医院追杀案”是之前“昼锦里枪击案”的延续，熊国华死后，租借巡捕房大批巡捕开始了地毯式的搜索，他们企图将四名杀手堵截在租界内，而国民党当局在上海的特务也是闻讯出动，但很显然，这四人是经过专业训练的，他们的专业素养堪称一流。
而在当时，这四人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那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央特科所属的红队队员。
对于中央特科，想必大家都比较熟悉了，这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党创建领导的一个特殊组织，特科的主要任务是负责情报搜集和打击敌对分子、叛徒，尤其是隶属于中央特科的打狗队，更是令反动派和叛徒们闻风丧胆。
打狗队又称红队，是中央特科专门用来对付国民党特务和叛徒的组织，红队里的队员个个都是身怀绝技，他们最擅长的也是乔装潜入和暗杀。
而熊国华之死，就是当时红队队员们的“杰作”
红队的主要任务既然是暗杀特务和叛徒，那么熊国华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他真的是“邝哥”口中所说的“叛徒”吗？如果熊国华是叛徒的话，那么他当年又做了哪些出卖党组织的事呢？
原来，“熊国华”只不过是一个化名，他的真实名字如今已经无从考证了，但可以肯定的是，此人就是一个大叛徒。
熊国华早年曾被组织上派往东北参加抗日义勇军，可是在东北他竟然为了保命而出卖了自己的队员，只不过因为当时日本关东军戒备森严，东北的义勇军与外界很难取得联系，所以，组织对熊国华的背叛行为一无所知。
在逃离东北后，熊国华一路南下来到上海，而后以“东北抗日义勇军”的身份混入党的地下组织，担任地下组织中至关重要的“报警员”一职。
如果说，熊国华此时能安分守己地做好这个工作，那么他极有可能成功洗去过去的黑点，这无异于再造人生了，可惜，有的人天性如此，即便给他一百次机会，他都不会浪子回头，熊国华就是属于这种人！
图丨博古
就在1934年的6月26日这一天，因为他的懈怠，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领导机关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那么，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在1933年年初之时，当时负责主持中央工作的博古决定撤离上海到江西的中央苏区。临走之前，博古下达了新成立一个中央上海局的指示，这个新的上海局将代表党中央在上海进行领导工作，而新上海局的书记则由李竹声担任。
然而很不幸的是，就在新上海局运转了一年多以后，由于时任江苏省委组织部干事周先成的被捕和叛变导致了上海局的主要领导成员被当局一网打尽，其中就包括了李竹声。
不过，从周先成交出上海局成员名单到当局派人抓捕这段时间里，上海局本有机会逃过一劫的，而这个机会却被熊国华生生丧失了。
原来，当时国民党当局得到周先成的人员名单后并没有第一时间采取行动，因为当局也担心名单已经泄露的消息被他们内部的我党潜伏人员获得而提前将其传出去，所以一直等到6月26日下午3时，即实施逮捕行动前6个小时，当局这才将计划告诉了有关人员。
而事实上，当时当局内部的确有我党的潜伏人员得到了这个消息，于是他急如星火地将情报送到了报警员熊国华家里。
当时按照规定，报警员属中央特科领导，其任务就是向上传递打入内部的同志传递出来的紧急情报。
报警员在接到情报后，必须立即将情报向上级汇报，而且为了防止报警员因临时有事外出不在家而错过情报的传递，当时组织还规定了在这种情况下，情报人员必须将情报放入报警员家中写字台旁的一个有暗锁的抽屉里，而外出的报警员在回家后，必须第一时间打开抽屉查看有无送来的情报。
而熊国华恰好就在这件事上出了纰漏！
原来，当那位潜伏在敌人内部的情报员将情报送到熊国华家中后，熊国华并不在家，所以情报人员按照规定将情报放进了熊国华家中写字台旁的抽屉里，可是熊国华回家后并没有查看抽屉，而是喝起了刚买回来的酒，吃起了刚买回来的肉！
熊国华自己在家吃吃喝喝，大快朵颐，殊不知，整个上海局的同志们都在等着他去救！
一晃到了晚上，此时的熊国华已经喝得酩酊大醉，之后他便倒头就睡，这一觉竟睡到了第二天早晨。
很显然，因为个人享受，熊国华错过了唯一一次挽救上海局同志们的机会！
就在26日当天晚9时，当熊国华在家中呼呼大睡的时候，上海局的主要领导人在各自的住所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逮捕，上海局被彻底破坏了。
然而，上海局的被破坏也仅仅只是一个开始，后来，被逮捕的上海局书记李竹声等一些主要负责人因为忍受不了敌人的严刑拷打而招供，他们不仅将党在上海的秘密金库交代了出去，还将中央苏区的兵力部署及当时的一些主要作战计划也全盘说出！
可以说，因为熊国华，党遭到了极大的损失！
后来，在中央特科的追查下，熊国华的失职被组织彻底查了出来，因为熊国华当时并未叛逃，所以他只是遭到了组织的严厉批评和隔离审查。
可是，此时的熊国华并没有痛定思痛，他不仅毫无悔改之心，反而对组织对他的批评审查感到不满。出于报复，他竟公开威胁组织，声称要向敌人告密！而且随着组织的调查深入，熊国华害怕自己在东北的叛变行为也被挖出来，于是一不做二不休，熊国华真的私底下与国民党中统接触了。
当时国民党中统上海负责人韩达希望熊国华能继续留在共产党中做内奸，协助中统破坏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为了让熊国华安心，韩达还允诺他事后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不过，中央特科也不是吃素的，就在熊国华与中统暗中接触的时候，特科也在第一时间掌握了这一消息。
这时候，组织便不再想着要挽救熊国华，而是决定要第一时间除掉他。
当时，除掉熊国华的任务交给了红队分队长邝惠安（也就是熊国华临死前所喊的‘邝哥’）以及其他三名队员身上。
邝惠安，原名龚昌荣，是当时特科内有名的神枪手，他枪法及准，行事果断，且善于乔装，为了保证能够一击必中，组织特意安排他执行这次暗杀任务。
在邝惠安的带领下，红队的四人实施了对熊国华的暗杀计划，于是也就有了前面所说的那两起枪击案。
接连两起枪击案，让共产党的人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将熊国华暗杀，这让蒋介石非常的不满。所以，蒋介石亲自向中统局下令，一定要将暗杀熊国华的四名凶手逮捕归案！
而这一任务就落在了中统上海特区区长韩达身上，或许这就是命吧，本来以邝惠安的能力，一次暗杀就能解决熊国华的，但那天三枪都没能打中他的要害，这似乎也预示着邝惠安等人的命运。
命运的转变发生在当时四人中的一个人身上。
当时执行暗杀的红队四人分别是邝惠安、孟华亭、赵轩和张麻子。
这四个人中，邝惠安、孟华亭和赵轩是加入红队多年的老队员，而张麻子则是刚入队的新队员，因为经验不足，所以暗杀熊国华的整个过程中，邝惠安都是让他负责在门口望风。
然而，这个本名叫“张阿四”的张麻子，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那就是——隶属于国民党中统局上海区沪西分区的特务！
本来张麻子只是中统在上海区的一个非常不起眼的特务，说他是特务都有些高看他了，他只不过是当时中统上海区沪西分区主任苏成德无意中发展的一个线人，俗称“编外人员”。
图丨时任中统头子徐恩曾
因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张麻子都没有搜集到过一次有用的情报，所以苏德成几乎已经把这个人忘了，而张麻子也习惯了潜入的生活，他甚至一度认为自己就是一个真正的红队队员！
所以在除掉熊国华这件事中，他竟然也没有想到过要向苏成德汇报！
直到蒋介石下了死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抓到邝惠安等人，苏成德这才想起了张麻子这个人。
所以，立功心切的苏成德在第一时间找到了张麻子，然后对张麻子各种威逼利诱，最终迫使张麻子重新站队中统。
后来，韩达和苏成德根据张麻子提供的情报制定了一个抓捕邝惠安的计划。
当时，张麻子并不是红队的核心队员，所以，他平日里一直以工人的身份现身，直到有任务需要他参与执行，就会有人前来通知他，而且大多时候都是邝惠安亲自前来。
因为邝惠安从来都是到张麻子的住处向其布置任务，所以张麻子也并不知道邝惠安的住所。
因此，根据这一情况，韩达和苏成德便在张麻子的住处附近安排了两个特务，全天蹲守邝惠安。
有一天，邝惠安按照惯例来找张麻子，在得到张麻子的暗示后，两名特务便立即跟了上去，因为上面有命令要将红队的队员全部一网打尽，所以两名特务只是单纯的跟踪而并未立即上前抓捕。
为了保证跟踪不被发现，韩达和苏成德特意派出了上海中统局跟踪能力最出色的特务，因此几日下来，邝惠安都未曾发现自己被跟踪。
而也就是这几日，邝惠安先后又联系了其他红队成员，很不幸的是，这些队员们的行踪都被中统的特务们一一查获！
连日的跟踪终于有了成果，韩达认为抓捕的时机也已经成熟了，他担心再等下去会生变，所以韩达果断下达了抓捕的命令。
因为事先已经经过多日的周密部署，因此包括邝惠安、孟华亭、赵轩等人在内的多名红队队员及家属都不幸落入了特务们的手中。
被捕后，特务们对红队的队员进行了残忍的刑讯逼供，竹针、老虎凳、皮鞭、电椅、辣椒水，总之，特务们把他们所能想到的一切刑具都用上了，但邝惠安等红队队员们即便被打的皮开肉绽、浑身是伤，他们也没有丝毫的屈服。
敌人见他们不可屈服，于是转而利诱，他们像之前许诺熊国华一样许诺邝惠安等人：
你们只要讲出你们的中央机关，讲出给你们报信的那位情报员，我们就保证给你们光明前途，而且全家团圆。
对于敌人的这番说辞，邝惠安等人没有丝毫动容，他们反而讥笑对方：
你们的前途都不光明，还有什么给别人的，哈哈！
面对邝惠安等人的讥讽嘲笑，敌人彻底愤怒了，他们不再对邝惠安等人寄存希望。
于是，在国民党当局的指使下，英租界高等法院对邝惠安、孟华亭、赵轩等红队队员作出了“死刑”的判罚。
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向上海租借提出了引渡邝惠安等人的要求并得到英租借当局的同意。
1935年4月13日下午4时，邝惠安、孟华亭、赵轩、祝金明四人在南京宪兵司令部军法处被绞杀，这也是国民政府司法当局第一次使用绞刑。
据一位被狱方请来为他们做祷告的牧师事后说：
基督在受难之前就昏迷了，别人替他戴荆棘冠他也不知道。今天我看到这四人与我们告别，却都是清清楚楚的，好像明天还要见面一样，他们相信的一定是比基督教义更有力的真理。
是啊，牧师或许不明白邝惠安等人为何能够如此从容的面对死亡，因为他们相信真理，这个真理不是基督教义，而是马克思主义，他们相信虽然眼前的中国是黑暗的，但未来一定是光明的！
不过，对于邝惠安来说，死亡却还是给他留下了一个终生遗憾，当邝惠安还在狱中的时候，他就得知了同时被捕的妻子在狱中为他生下了一个儿子，可是，当时妻子一口咬定并不是邝惠安的妻子，所以，为了妻子和刚出生的儿子的安全，邝惠安始终没有向狱警提出去看看妻儿的要求。
为了党的事业，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邝惠安默默的忍受住了对妻儿的思念，他至死都没能见一眼自己的孩子！
这是怎样的伟大，又是怎样的付出？！
撰写至此，已然感触颇多，不能自已，唯愿祖国愈发强大，先烈们亦当含笑九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