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城市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商代晚期的都城殷（殷墟甲骨文中称为大邑商）、西周洛邑、汉长安、隋唐长安与洛阳、宋东京与临安、元大都、明清北京城等各个时期的都城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份承载着我们民族文化血脉的重要历史文化遗产，处理好古都保护与现代城市发展的关系，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尤其是都城的规划模式，成为学界长期以来探求的问题。
古代城市的规划包括选址、城市平面规划两部分。其中以城市平面规划最为重要，如对城市中基本功能区如宫城、庙宇、生产活动区、商业区、不同阶级或阶层的居住区、墓葬区的规划安排，直接影响城市的最后的平面形状、内部功能结构和道路系统等。
中国古代城市的规划与当时的城市尤其是都城建设如影随形，早在周代就形成了成熟的城市规划理论，即《考工记》记载的城市规划制度。随着《考工记》成为儒家学说的典籍以及儒家学说在中国古代各代的兴盛，这部著作的城市规划制度影响了中国古代很多朝代的城市建设规划。现在，很多研究建筑史的学者对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和建设做了全面深入的研究，以俞伟超先生为代表的考古学家从考古研究的视角对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及其发展阶段进行了探讨。有关《考工记》的研究中，以贺业钜先生的专著《考工记营国制度研究》为代表。
迄今以来，有关中国古代各个阶段的城址实例已发现很多，各代都城遗址的平面布局大多有了框架或雏形，有的甚至已有更为详细、系统的揭示，学界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入。但是，众多发现显示，中国古代城址的平面布局远不相同或相似，呈现出近方形或矩形、条带形、近圆形等多种类型；有的城墙高峻，有的则长期没有发现城垣的影子，一些城址甚至与人们理想中的规划布局相差甚远，这些问题一直在困扰着人们的思绪。
本文拟首先对夏商周时期的都城城址的布局进行分析，对它们进行比较和类型归纳，再结合中国秦汉——明代都城类型的综合分析，探讨中国古代都城的规划模式。
一．夏商周时期都城的布局类型
（一）夏商周时期都城遗址的考古发现概况
1．夏代都城遗址
有河南登封王城岗城址，新密市新砦城址，偃师二里头遗址。其中对二里头遗址的了解也更多一些。
（1）二里头遗址
位于河南偃师市境内的伊、洛二水之间，西距洛阳市约18千米，遗址东西长约2.5千米，南北宽约1.5千米（图一）。1959年以来，对二里头遗址进行了长期的勘探和发掘，发现宫城、手工业作坊、祭祀遗迹、普通居址、墓葬等现象，出土了大量文化遗物。基于此，可对二里头遗址的布局规划做进一步探讨。
宫城大致位于遗址中部偏南，平面略呈纵矩形，东西宽近300米，南北长约360米～370米，面积在12万平方米以上。四周有宽达10余米至20米的道路。
宫城内发现大型建筑基址多座，除了早年发现和发掘的F1、F2外，近年又发现多座，他们可能分组布置。其中F1平面近方形，坐北朝南，东西长约108米，南北宽约100米，面积1万平方米。南有大门，门内是庭院，偏北部有一处夯土台基，东西长36米，南北宽约25米，其上建主体建筑，面阔8间、进深3间，坐北朝南，周围有廊庑。F2建筑基址也很有规模。在封闭的院落北部，一座大型建筑座北朝南。其北还有一座规模较大的墓葬，有研究认为F2可能是夏朝最高统治者的宗庙。
在宫城外围的遗址东部、东南部和中部，发现夯土基址、中小型墓葬。这些地方可能有贵族居址。
在较远的遗址西部和北部区，发现小型地面和半地穴式房址，也有随葬陶器的小型墓葬。这些地方可能多属于下层普通民居地。
在宫城之南200多米的地带发现有铸铜作坊区，面积近万平方米。时代包括二里头遗址二～四期。发现了多座工场式的作坊，出土了陶范和石范、坩埚、炼渣、炉壁、矿石等遗物。调查所见，在宫城以东的Ⅱ、Ⅲ、Ⅴ、Ⅵ区和以西的Ⅸ区也发现有炉壁、铜块、铜条、铅片及炼渣等遗物，或许铸铜遗址不止一处。
在宫殿区南部发现1处出有绿松石料的灰坑，出土数千枚绿松石块粒，其中相当一部分带有切割痕迹，可能与制作绿松石制品有关。已初步确认这是一处范围不小于l000平方米的绿松石器制造作坊遗址，使用年代至少可早到二里头文化第三期。
在二里头遗址已经多次发现制造骨器而留下的废骨料。其中在宫城以北的Ⅵ区发现一个大型灰坑，上层堆积一大批废骨科，多为大型动物的肢骨关节部分，上面留有锯切的痕迹。同出许多成品(骨笄、镞、锥、铲、匕、针等)、半成品和砺石。推断附近有骨器制作作坊。
在遗址第Ⅳ、Ⅸ区发现陶窑多座，但分布较零散，未见成片的窑场。
宫城之北的遗址西北部一带有祭祀遗迹，发现有圆形、长方形的地穴和半地穴建筑以及附属于这些建筑的墓葬。已知范围东西长二、三百米。
2．商代都城遗址
有郑州商城、偃师商城、郑州市小双桥、洹北商城和殷墟遗址等。其中偃师商城、洹北商城和殷墟遗址的工作较多，布局比较清楚。
（1）偃师商城
位于河南偃师市西面。发现有郭城、内城、宫城，周围有城垣围绕（图二）。
郭城（或称大城）呈长方形，北墙长1240米，东墙1770米，西墙直线距离1710米，南墙直线距离740米。面积近200万平方米。发现城门7座，城外环绕城壕。城内发现纵横向道路多条，通向内城和城门。
内城（或称小城）位于郭城南部，平面呈长方形，南北约1100米，东西约740米，面积81万多平方米。内城中部有宫城；西南角还有一个小城堡，外有2米厚的墙，内建多组单体为纵长条形的建筑。
宫城位于内城偏南正中，处在内城的南北轴线上。近方形，边长200余米，周长约855米，四周有宽约2米的夯土围墙。宫城中有多组大型建筑。
宫城内发现大型建筑群落9座，处于宫城南半部，坐北朝南，大致分东西两组布置。其中F4东西全长51米，南北宽约32米，面积约1632平方米，为封闭式院落建筑。北面建主殿，东、西、南三面有廊庑，中间是庭院。正门在南庑的中部，侧门在西庑偏北处。F5格局与F4相似，是已发现最大的建筑群落，东西长l04米，南北宽约91.3米，面积9000多平方米，面积接近F4的6倍。主殿的台基东西长54米，进深l4.6米。台基周边有一周廊柱，现存35个，复原应有48个。主殿南面有四组台阶，正门在南庑的中部，门塾宽大。
郭城东北角城墙下，发现3个灰坑，内有陶范碎块、铜炼渣等；附近还发现红烧土面和直径0.3米左右的红烧土浅坑。在城墙下部夯土及附属堆积中也掺杂有铜渣、坩埚和尚范残片。这些应与青铜铸造有关。另在外城东墙中段内侧、宫殿区附近，也出土一些内壁残留有青铜溶液的器物残片。或说明偃师商城内的青铜铸造场所不止一处。
在郭城北部发现10多座陶窑，其中有8座比较集中。在陶窑的附近发现有面积比较小的房址或踩踣面，还有水井。
宫城西侧发现一些坑状或沟状遗迹，比较集中地埋有动物肢骨，是被截取后的肢骨端头，动物以羊和猪为多。附近或有制作骨作坊。
在郭城东、西、北墙内侧和内城城墙内外两侧的一些地段，曾发现数座或10多座的墓葬。
洹北商城位于殷墟遗址东北外缘，二者的范围略有重叠（图三）。年代比殷墟遗址早一个阶段。发现郭城、宫城以及众多遗迹和文化遗物。
郭城平面近方形，东西宽2.15千米，南北长2.2千米，总面积约4.7平方千米。方向13°。四周发现完整的郭城城垣基槽。
宫城位于郭城中部偏南，长795米、宽度超过515米,面积约41万平方米。宫城四周城墙基槽宽6～7、墙体宽5～6米。钻探发现大型夯土基址30余处，已发掘F1、F2两座大型建筑。
F1位于宫城南部，东西长173米，南北宽约90米，面积达1.6万平方米，它是迄今发现的面积最大的商代大型建筑基址。整个基址由主殿、配殿、廊庑、台阶、门塾、庭院、围墙组成。主殿位于北部，只发掘了西半部，清理房屋９间，每间宽约８米，进深５米多。估计主殿东西总长度当在90米以上，南北宽约14.4米。建筑方向与城的方向一致。门塾内外两侧发现20余处祭祀坑。
F1之北有F2，面积也很大。
在宫城以北的北部地带，20世纪60年代以来，多次发现和发掘了商代遗存，年代与后来发现的洹北商城的城垣、大型建筑基址的年代相当。其中1961年在花园庄村东北采集到洹北商城阶段的遗物，1964年在三家庄村东南发现一批商代青铜器，1979年在董王度收集到青铜器等可能出自墓葬的遗物，1980年在花园庄村北发现了一批商代墓葬。1997～1999年，为配合夏商周断代工程，又在洹北花园庄村的西部和东部分别进行了较大面积的发掘，发现有密集的普通遗址，包括房址、墓葬、灰坑、水井等。2005年钻探所见，在郭城中部偏东地带钻探出众多的中小型建筑基址，中北部也发现多处较大规模的夯土建筑。在郭城中北部的韩王度村东北部钻探出夯土遗迹10处。这些地点的发现显示，这些地带可能有商王以下的各级贵族及普通居民的居址。
（3）殷墟遗址
殷墟遗址是商代晚期的都城，殷墟甲骨文称为大邑商（图三）。
殷墟遗址处于洹水南北两岸，1928～1937年进行了15次考古发掘，1950以来，这里的考古工作基本未间断。综合考古发现的遗址地点，可知殷墟遗址东西约6千米，南北宽约5千米，面积约30平方千米，
殷墟的中心是宫殿区。宫殿区在洹河南的小屯、花园庄两村一带。抗日战争以前，在小屯村的北部一共发掘了三组53座建筑基址，发掘者将其分为甲、乙、丙三组。甲组在北，乙组在甲组南，丙组在甲组西南。甲组基址共15座，其范围南北约100米，东西约90米，基址的平面形状有长方形、凹字形等。乙组基址共21座，其范围南北约200米，东西约100米，基址平面形状有长方形、近方形和凹字形等。其中最大的是乙八基址，南北长约85米，东西宽约14.5米，上有础石153个。在乙七基址南和乙十二基址北和西部有成排密集的祭祀坑，在乙十二基址西有著名的甲骨坑YH127。丙组基址共17座，其范围南北约50米，东西约35米，丙组的建筑都比较小。关于这三组基址的功用，发掘者推测甲组是居住用的，乙、丙两组可能作宗庙及其他祭祀用的。据最新考古钻探发现，宫殿区的范围可能还要向西扩展，前述三组建筑基址或许只是宫殿区的主要部分。
王陵区位于洹河北侧的武官村和侯家庄村北约800米处的高地上，东西长约450米，南北宽约250米。可分东西两区：西区带四条墓道的大墓7座，未完成大墓1座，带一条墓道的大墓1座。东区有带四条墓道的大墓1座，两条墓道的大墓3座，一条墓道的1座。这里还发现1483座小墓，除少数陪葬墓外，大部分是祭祀坑，它们基本在东区南部。
殷墟还发现铸铜、制玉、制骨、制陶手工业作坊遗址，如苗圃北地、薛家庄南地和孝民屯南地的铸铜遗址，小屯村东北的制玉作坊，花园庄村南、大司空村、北辛庄、薛家庄南地的制骨作坊，王裕口南地、苗圃北地、薛家庄南地的制陶遗址等。其中除小屯村东北的制玉作坊外，其他手工业遗址散布于殷墟遗址宫殿区之外的各地。
商王以下各级贵族及普通居民的居址主要分布在洹河两岸及其附近。在洹河北有大司空村、武官村及侯家庄等处。洹河之南的遗址地点更多，有白家坟南地、北辛庄、高楼庄南地、刘家庄北地、苗圃北地、梅园庄东南地、戚家庄东南地、王裕口南地、孝民屯、薛家庄、四磨盘、徐家桥北地等地，其中多数地点发现有居住遗址和墓葬，这些地点可能是以家族为主体、举族而居的居民居地。少数地方发现面积较大的墓葬区，以孝民屯中南部至白家坟西的殷墟西区墓葬区最大，又可区分为多个墓区。
3．周代都城遗址
主要包括周王都和诸侯国都城遗址。
A.周王都
包括陕西长安沣西遗址（丰邑）、沣东遗址（镐京）、周原遗址和河南洛阳周王城。这些遗址的工作开展较早，现在对它们的布局都有一个框架性的认识，只是还缺乏更为全面细致的了解。
（1）沣西遗址（丰邑）
位于陕西长安县沣河之西一带。据考古发现，在东至沣河、西到灵沼河，北自客省庄、张家坡，南至冯村、席王村的范围，是一个面积约6平方千米、内涵丰富的西周遗址，研究认为这里至少是周都丰邑的一部分（图四）。
在长安客省庄、马王村一带有大型夯土基址14座，其中规模最大的客省庄4号基址平面呈“T”字形，面积达1800多平方米，使用年代为西周早、中期之交至晚期偏早阶段。南面发现陶质水管铺设的排水设施。在夯土基址群所在区域内还钻探出一条宽10余米的大路。
此外，文献中也记有丰邑的一些重要建筑。《诗·大雅·文王有声》记载周人在丰筑城，《诗·大雅·灵台》记载文王在此建有灵台：“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灵台中有灵囿、灵沼。贾逵、服虔注《左传》说：“灵台在太庙、明堂之中。”《左传》昭公四年还说“康有酆宫之朝”，杜预注：“酆在始平户县东，有灵台。康王于是朝诸侯。”
长安张家坡、马王村一带有大面积的西周时期民居遗址，时代从西周早期一直延续到晚期。张家坡、马王村、新旺村等地发现多处西周贵族的铜器窖藏，它们应该与附近的居址有关。
在张家坡、客省庄等地发现墓葬，其中张家坡以西至大原村的高冈地带是面积较大的一个墓区，已探明西周各个时期的大、中、小型墓葬3000多座。区内墓葬又分为数组，每组有若干大、中型墓及数量不等的小墓。张家坡附近发现的井氏家族墓地说明这里的墓地是以家族为基本单位的墓地。
在张家坡、马王村发现铸造铜器的作坊迹象。其中长安张家坡西周早期居址出土有铸铜的陶范、芯和浇口，说明附近有制造作坊。
张家坡、新旺村等地发现骨器、骨器半成品以及铜、石、蚌、角器，新旺村还出土了大量骨料，研究者推测当地是以制骨为核心的手工业作坊遗址。
马王村发现陶窑2座，其中出有陶鬲等器物，可能是用来烧制日用陶器的。
B.诸侯国都遗址
周代分封诸侯国很多，但发现的诸侯都城较少，经过考古调查、勘察或发掘的都城主要有以下各国的都城遗址：
晋：山西曲沃、翼城间的天马——曲村遗址（绛），山西侯马晋都遗址（绛）。
虢：河南三门峡市李家窑遗址和虢国墓地（上阳）。
鲁：山东曲阜鲁国故城。
齐：山东临淄齐国故城。
秦：陕西凤翔雍城，临潼栎阳，咸阳城等。
宋：河南商丘东周古城。
楚：湖北荆州纪南城（郢），安徽寿县寿春郢城。
燕：北京琉璃河遗址、河北易县燕下都。
赵：河北邯郸赵国故城。
郑、韩：河南新郑郑韩故城。
魏：可能即山西夏县禹王城。
中山：河北平山灵寿城。
蔡：河南上蔡县蔡国故城。
薛：山东滕州薛城。
滕：山东滕国故城。
邾：山东邹县邾国故城。
黄：河南潢川县黄国故城。
上列各国尤其是前12国是周代主要诸侯国。通过对它们的都城遗址布局的认识，可知周代都城规划的基本情况。
（1）晋
晋国都城中，对天马——曲村遗址有了基本框架，已知晋侯墓地的位置和规模，对普通居址区、墓葬区了解较多，但晋侯的宫城没有发现。对侯马晋都遗址等工作较多，对其认识也更全面一些。
a．侯马晋都遗址
位于今山西侯马市西北，处于汾、浍河之交。
1. 城址
已发现有大小不一的城址多座，包括牛村、台神、平望、呈王、马庄、北坞古城等等（图五）。其中牛村、台神、平望古城位于整个遗址的西北部，集中布置，规模都较大，一般认为是晋君宫城；其他城址散布于遗址东、东北部，或即卿大夫一类人物的居邑。另早年发现有白店古城，但有研究者怀疑其是否存在。
牛村古城东西宽约1100～1400米，南北长约1340～1740米。城墙部发现疑似城门的缺口，计东墙1，南墙2处。南城墙内有道路，与城墙平行，宽3～3.5米。城墙外8米处有护城河。城内北部中央有近正方形的大型夯土台基，边长52.5米，现高6.5米，南缓北陡，周围堆有许多筒瓦与板瓦残片。初步判断，城址建于春秋时期。
台神古城在牛村古城址西，长方形，东西距离略长于南北距离，城墙长在1000米以上。南城墙与牛村古城址南城墙基本在一直线上。台神和平望二城址修筑和使用的时间大致为春秋中晚期至春秋战国之际。
平望古城位于台神、牛村二城址北部，亦略呈长方形，南北距离略长。南墙与台神古城的北墙东段在同一直线上，长600余米，向北建置。城内中部偏西有一处大型夯土台基，自下至顶可分三级。第一级近方形，长、宽各75米。第二级高出地面约4米。第三级位于第二级的北半部，东西长45米，南北宽35米。周围堆满瓦片，顶上有约1米厚的含瓦片的堆积。
在牛村古城以东约1000米处发现有呈王、马庄二城。
呈王古城东西长约600米，南北宽约500米，中部有一道东西向隔墙，将城分为南、北二部分。北城近中部有两座夯土建筑。建筑年代在春秋晚期。马庄古城的规模与呈王古城大致相当。
北坞古城在遗址东北部，2座古城东、西并列，中间为一条大路。西城近方形，边长约300米。城内探出建筑遗迹12处，总面积约1万平方米。东城呈长方形，东西长约530米，南北长约580米。城内探出建筑遗址17处，总面积约2万平方米，其中大型建筑5处，总面积约18500平方米。其修筑和使用时间，大致与侯马晋都遗址时代相当。
城郊修筑有离宫苑囿，见于文献的如虒祁宫(《左传》昭公八年和十三年)。在今侯马市西约10千米处虒祁村发现大型建筑基址，当即虒祁之宫故址所在。
2.祭祀遗址
在牛村古城南约250米发现一处祭祀遗址，已发现主体建筑和环绕于东、北、西三面的墙基。主体建筑基址东西长20.8米，南北宽10.4米。主体建筑基址表面及周围有柱洞或柱洞痕迹，基址边缘和附近的文化层及灰坑中出土了大量板瓦和筒瓦。外围墙垣的北段长38米，东、西两段的钻探其总长均为38米。基址南部偏西发现祭祀坑59座，均属建筑基址使用时期的遗迹。
在遗址东南、今北西庄村，1957年春配合基建在北西庄钻探发现了40余座祭祀坑，已清理其中的13座，其中马坑7座，羊坑4座，无牲坑2座。
在牛村古城东南约2.8千米的煤灰制品厂所在浍河北岸台地上，有祭祀遗迹，在东西长20米，南北宽19米的范围内共发现祭祀坑156个，墓葬5座。
在牛村古城以东约4.2千米的省建一公司机运站所在浍河北岸台地上，钻探发现祭祀坑140座，发掘128座。之西的省地质水文二队所在浍河北岸台地上钻探祭祉坑400余座，发掘了400座。
在牛村古城以东的呈王路发现祭祀坑130座，发掘62座，除一座为东西向外，余为南北向，其中羊坑30座，牛坑15座，马坑9座，狗坑3座，无牲坑2座。附近有夯土建筑基址数百块，其中D5号夯土位于基址群的西北部，南北长70米，东西宽55米，是发现最大的一块。
此外，在遗址西南的白店、虒祁村，侯马晋都遗址西南方向、浍河南岸的西南张等地都发现有这类遗址。
3.盟誓遗址
牛村古城东南约3.3千米、今侯马市秦村西北约500米处的浍河北岸台地上，发现有盟誓遗址，1965年，在东西长约70、南北宽约55米的范围内共发现长方形竖坑401个，发掘了326个。其中出土盟书的坑40个，它们集中分布于遗址西北部，比较密集，出土书写文字的玉石器5000余件。其余无盟书的竖坑分布则较稀疏。竖坑内或埋牲，有牛、马、羊三种，数量不等。
4.墓地和零星墓葬
侯马晋都遗址发现下平望、牛村古城南、上马、东高、乔村等五处大型墓地。其中除乔村墓地为晋都废弃后的一处墓地外，余四处是晋都时期的使用的墓地。下平望、牛村古城南、东高三处墓地位于晋都各古城城外附近，上马墓地位于浍河南岸。此外，遗址多处地点还发现零星的墓葬。
5.铸铜遗址
牛村古城南有以Ⅱ､ⅩⅩⅡ号为代表的遗址，面积47850平方米。从1957开始，发掘4700平方米，发现有房址、窖穴、水井、灰坑、活动地面、墓葬等。1992年在牛村古城南300米处又进行了发掘，发现灰坑152个，陶窑1座。这些地点出土数万块陶范和芯，种类包括礼器、乐器、工具、车马器、环首刀、带钩、空首布等，此外还出土有生活用陶器、骨器等。
在白店村西南、西北一带，出土有铸铜用的陶范、熔炉片和空首布芯。
北西庄附近发掘有陶范出土。
呈王路建筑遗址区，发掘也出土有陶范。
6.制陶遗址
位于遗址西南部的老侯马镇之西与西侯马村东之间，在长400米、宽300米的范围内，发现有密集的陶窑，其中1956年发掘陶窑数座。
在今侯马市火车站、晋都路南的新田市场(原名农贸市场)，1985年发现陶窑数座。出土陶制品以筒瓦和板瓦最多。
另在牛村古城内、城南的铸铜遗址区也曾发现有零星陶窑。
7.制骨遗址
一处在牛村古城东南约1.5千米、今侯马镇西门内，即今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东部附近，1957年发现时已破坏殆尽。另在牛村古城南、铸铜遗址之北又是一处。1959年发掘出土丰富遗物。1990年春，又在一座灰坑内发现大量相关遗物。这两处发现有兽骨、鹿角料，除大量被截锯下来的废料外，尚有不少半成品、废品和少数成品。
在遗址东南部，今侯马市火车站、晋都路南的陶窑作坊遗址之南百余米也有发现，情况与上两处大体一致。
8.石圭作坊
在牛村古城南、铸铜遗址的西北部，1962～1965年间发掘发现道路、房址、灰坑、墓葬等遗迹，其中房址、灰坑中出土与石圭生产有关的遗物超过万件，主要有石料、石片、石圭残段，另有磨石和刀具。
在牛村古城内东部发现石料堆积，或为一处石圭作坊遗址。
（2）虢
有关虢国都城的资料较少，情况不甚清楚，这里暂不讨论。
（3）鲁
对曲阜鲁故城勘察工作较多，信息较详细。
a．鲁故城
位于山东省曲阜市城区及其东、北面。
郭城平面呈不规则的圆角长方形，东西最长处3.7千米，南北最宽处2.7千米。城的西、北两面以洙水为护城河，宽约30米，深4～5米；东、南垣外护城河也与洙水相通通（图六）。现存城垣自西周晚期延至西汉经过多次增筑、修补，最高处残存约10米。
郭城城门11座，东、西、北三面各有3门，南面有两门，门宽7～15米。南面2座门的外侧有夹门的墩台。
城内道路10条，东西向和南北向各五条，都与城门和重要遗址相通。
城内中部的周公庙村北、东、西、东南一带发现大型建筑基址。其中村北一块高地平面近方形，东西约550米，南北约500米，高出地面约10米。钻探发现密集的建筑基址，其西、北、东三边筑有2.5米宽的夯土墙，一般认为是宫城城垣。由此往南至南城垣之间，除发现有一定规模的建筑基址外，没有发现其他遗迹现象，这种情况似乎说明这一地带并非普通居址，有学者推断这里可能仍是鲁都宗庙社稷所在，官署亦可能在此地带。至少周公庙村东、西的建筑基址应仍然属于鲁君宫城范围，宫城城垣的南北长度当在1000米左右。由此看来，鲁都宫城位居整个城址之前（偏南），而不是正中。
在城内东南部、今古城村西南200米一带也有3座较大规模的建筑基址。
由周公庙村北建筑基址沿着宽15米的9号道路向南直达南城中门。南城东门之南1735米有夯筑台基，或即舞雩台。
城之西部、北部以及西北、西南和东北地带都发现有居住遗址。其中盛果寺一带，遗址分布较密集，规模较大，文化堆积层也较厚。当是城内主要普通民居区。
城内西部的药圃、望父台、斗鸡台、孔府花园等地发现多处周代墓地。
城内和发掘发现铸铜、冶铁、制骨、制陶手工业遗址。
铸铜遗址2处。城北部今盛果寺北有冶铜遗址，遗址范围东西350米，南北250米。城西北部的药圃遗址发现陶范、铜渣、烧土块等，应是另一处铸铜遗址。范围南北200米，东西70米。
冶铁遗址2处。城中部偏西今北关一带有冶铁遗址，范围东西450米，南北120米。盛果寺村东南、周公庙村北建筑基址东100米还有一处，范围东西25米，南北200米。
制骨遗址2处，位于在城西北部。林前村西北一处范围东西600米，南北250米，钻探发现北截锯的骨料、动物烧骨、烧土等。附近还有居住面。林前村南一处范围东西60米，南北200米。出土有骨料、陶片、瓦片等。另在在盛果寺东北冶铜遗址试掘时，在春秋时期的地层中，也发现丰富的有切割痕迹的兽骨，可能也是一处制骨遗址。
制陶遗址3处。城西垣内的坊上村西一带，在400米见方范围，地面散布战国和汉代的大量陶、瓦片，烧变形的春秋陶豆、盘。勘探中发现密集的陶窑、陶片堆积坑，也发现有陶窑。另1处在城西北部的县药圃和弹簧厂周围，范围东西150米，南北300米。发现有密集的陶窑和灰坑。城东北角外、南张羊村南1千米还有1处，窑址和陶片极为丰富，是城外一处制陶遗址。
（4）齐
对临淄齐国故城的工作较多，可知信息比较全面。
a．临淄故城
位于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区齐都镇，因临淄水而得名。
临淄故城分为大、小二城，小城在大城西南隅，两城衔接接（图七）。总面积达15平方千米。其中小城为后期的宫城，大城为后期的郭城。前期应该只有一个大城，当时的宫城应该在大城中部偏南一带。解剖大城西垣与小城北垣衔接处发现，大城西垣夹在小城北垣中，说明大城的修筑年代早于小城。
大城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西垣长2812米，南端接小城北垣。北垣长3316米，东垣长约5209米，南垣长2821米，西端接小城东垣。大城周长约14158米。发现城门6座，东、西垣各1座，南、北垣各2座。北垣和南垣外有护城河，宽25～30米，深约3米。城内7条干道，宽10米、15米、20米不等。
小城西垣长2274米，南垣长1402米，东垣长2195米，北垣长1404米，周长7275米。城门5座，东、西、北垣各1座，南垣2座。小城四面城垣外有护城河，北垣与东垣外的护城河宽约25米，西垣与南垣外的护城河宽约13米。小城内发现南北向道路3条，一般宽6～8米，最宽者17米。
大型建筑基址分布在小城北部的“桓公台”和东北隅的“金銮殿”一带。“桓公台”是一处南北长86、东西宽70、高14米的椭圆形夯筑高台，它周围分布着许多夯土建筑基址。在“金銮殿”遗址，还出土了方形铺地花纹砖、瓦当等。
临淄内钻探发现了十多处手工业作坊遗址，有冶铁、铸铜、铸钱、制骨等类。
冶铁遗址：其中一处在小城西门的东北200米处，范围南北约150米、东西约100米。周围有许多夯土建筑。一处在大城西部偏北的石佛堂村及村南一带，范围约四至五万平方米。一处在大城中部偏西的的付家庙村西和西南一带，面积约四十万平方米。一处在大城南部的刘家寨村南、尤其是大城南垣西门之内的大道的两侧，面积约40万平方米，遗迹最丰富，规模最大。大城东北部的阚家寨村东南和村北、崔家庄的东北和村北、河崖头村西等地还有冶铁遗迹，分布较广，但不集中。其中崔家庄东北至村西北一带，面积约30000～40000平方米。
铸铜遗址：一处在小城南部的小徐村北，范围东西约80米，南北100余米。另一处在西关石羊村北，范围东西约150米，南北100米。大城东北部的阚家寨东南及东北方的“韩信岭”一带，发现有铜渣、炉渣、烧土等，应是一处铸铜遗址。
铸币遗址：位于小城南部的安合村南，南近南城垣。这里曾出土“齐法化”刀币和铸范。
制骨遗址：发现于大城东北部和北部，比较集中的有4处地方，即崔家庄东北、河崖头村西南、东古城村以南、田家庄东北。这些地方的遗物十分丰富，残骨余料遍地都是，还出土有砺石。
大城东北部的河崖头村一带，发现西周到春秋时期的齐国贵族的墓地，已探出大、中型墓葬20余座，其中一座“甲”字型石椁大墓周围有规模宏大的殉马坑。在大城南垣东门内、刘家寨东南部一带也有墓葬。在大城北部的傅家庙和阚家寨之间、大城东垣南段内的葛家庄东南也有发现。在临淄故城周围还有大量带封土的东周墓葬和高台建筑基址。
（5）秦
秦都遗址中，栎阳城有了基本框架，咸阳城中发现了一些重要遗迹现象，对其缺乏细致了解。这里从略。有关雍城的信息较全面。
a．雍城
在陕西省凤翔县南，雍水以北。
雍城城垣平面近的四边形，为郭城城垣。东西长3300米，南北长3200米，总面积约10平方千米。东、南城垣分别临纸坊河、雍水，以河为城壕。西垣外有人工开掘的城壕,宽12.6～25米，深5.2米（图八）。西垣有3座城门，宽约8～10米。城内共发现干道8条，南北向的4条，东西向的4条，纵横相交，构成“井”字网格。
城内中南部的姚家岗、马家庄、城北的凤尾一带发现大型建筑基址。其中姚家岗、马家庄建筑群属于春秋时期，凤尾建筑基址属于战国时期。
城中部偏南的马家庄发现4处建筑群。1号建筑群占地约7000平方米，整个建筑群坐北朝南，四周有围墙。北部居中一座建筑，前方左右各一座规模相近的建筑，南墙有门，中间为庭院，院中发现很多祭祀坑。一般认为这是秦宗庙遗址。3号建筑群东距1号建筑约500米处，面积为21849平方米。由南至北可分为5座院落、5个门庭。四周有围墙。南北全长326.5米，北端宽86米，南端宽59.5米。一般认为这是秦君朝寝所在。
姚家岗建筑基址在城内中部偏西，其西北还有凌阴遗址。
凤尾宫殿区在雍城北部，面积约40000平方米。断崖上暴露高约1.4米的夯土台基，出土战国早中期瓦当。
城北部今高王寺村有市场遗址。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180米，南北宽160米。四周筑墙，每面开一门，中为空地。
雍城内外发现多类手工业作坊遗址。在城南部的史家河、马家庄等地发现铸铜作坊。在城南的史家河、南城垣外的东社、高庄一带发现冶铁作坊。制陶作坊发现于城西北的豆腐村、城北部的铁丰村、城东南的瓦窑头以及雍城南城垣外的杨家小村、八旗屯等地；生活用陶器作坊则发现于南城垣外的邓家崖东岗子。
城外西南8千米有秦公陵园。东西长7千米，南北宽3千米。西、南、北边均有隍壕，宽2～7米、深2～6米。陵区内已探出14组大墓。已经发掘秦公1号大墓。
雍城南垣外、秦公陵园以北发现小型墓葬。墓葬区以八旗屯为中心，东至于高庄，西至南指挥西村，南至黄家庄，北至雍水北岸的邓家崖。l976年以来，这里清理墓葬174座，车马坑7座。
（6）宋
商丘宋故城只有大致轮廓，缺乏更详细的信息。这里从略。
（7）楚
楚都中，有关纪南城的信息较全面，寿春城有了基本框架。
a．纪南城
位于荆州城小北门外5千米，因在纪山之南，故名。
郭城城垣东西长4.5千米，南北宽3.5千米，面积约16平方千米，至今有的地段高6.7米，夯筑。城垣外环一周低洼地带，为护城河遗迹（图九）。发现城门7座，其中南北各有水门1座。西垣北门发掘所见有3个门道。
城内东南部（松柏区）有密集的夯土台基，有些排列有序。这组建筑群的东、北边外筑夯土墙，东段长750米，北段长690米，墙基宽10米。建筑台基最长者130米，最宽者100米，附近堆有很厚的瓦砾。一般认为这里是楚君的宫城所在。
在城内东北部（纪城区）、西南部（新桥区）、西北部（徐岗区）也发现夯土台基，但数量明显要少。
城内西北部徐岗村一带发现春秋时期的村落遗址。城内及城垣外发现多处堆积较厚的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遗址，可能多为居住遗址。
城西南部的陈家台有铸铜遗址，中间—座台基，高l米，东西长80米，南北宽20米，其西北边、东边各发现熔炉一座，底部为方形，出土有铜和锡炼渣、锡饼、铜矛、铜棒、鼓风管、红烧土块等。除陈家台外，在其西北约1公里的陶家湾，发现10多口水井，东北的王家湾一带，出土过锡饼、锡锅和炉渣、红烧土块、草木灰等。说明这一带是冶铸作坊区。
制陶遗址多处。在宫城东垣外稍偏北发现一批窑址和制陶作坊。城北部广宗寺至板桥一带，地面上可见大量的红烧土和草木灰等遗迹，仅1975年龙桥河改造工程中，在长约1000米，宽约60米的范围发现古井256口，并发现窑址、房址、灰坑等。城西部的新桥河之西的新桥鱼池（余家档以北）发现陶窑4座，井29座，灰坑14个，排水管4条，房址残墙基1坐，沟2条。窑址区出土大型仿铜陶礼器，或许这里的制陶生产具有专门化特点。东南部的余家湾、范家垸也有陶窑遗址。城外还发现3处，其中有南城垣外2处，一处在东南角外约400～500米的一座土台上，一处在南垣外约l千米的洪家垸。东城垣外200米处是另一处。
城西部的东岳庙、西北的陕家湾发现墓地，它们基本属于春秋时期。城外墓葬更多，大多为战国时期。城外西面和北面的八岭山至纪山一带是有封土墓最密集的区域。东北方的雨台山和西南方的拍马山至张家山一带则是无封土墓集中的主要区域。
b．寿春郢城
位于安徽寿县城南，东、北临淝水。战国晚期为楚都所在。在寿县城及东南一带发现很多战国时期的遗存，地质遥感和考古钻探发现有城垣东北角以及西、南垣遗迹。在李家圩之北有城垣东北一角。西垣从今寿县城南门向南至范河村南250米处，长4.85千米，南垣从范河村南向东到顾家寨一带，残长3千米。城垣外有护城河，宽5～40米。西垣中部和南垣西部发现有城门，其中南门有3个门道，两侧有大型夯土台基。城内水道纵横交错。
发现建筑基址29座，多位于城址北部的柏家台至邱家花园一带。
在城外，西边的寿西湖至双桥一带有战国晚期中型墓葬，城北的淝水北岸一带有战国晚期小型墓葬，以北的长丰县杨庙、朱家集一带发现战国晚期大型墓葬，其中李三孤堆发现楚幽王墓。
关于寿春郢城的基本布局，研究者有不同的认识，一说认为郢城宫城在北部的柏家台一带，一说认为在城址南部。因资料所限，这里不做详细讨论。
（8）燕
燕都中，琉璃河城址只有大致的轮廓，这里不做讨论。对燕下都了解较多。
a．燕下都
位于易县东南2.5千米，界于北易水和中易水之间，建于战国中期。城址呈长方形，东西长约8千米，南北宽达4千米，是战国都城中面积最大的一座。城址中部有一道南北向隔墙，将城分为东、西二城城（图十）。
东城
东垣长3980米，南垣已知长2210米，西垣残长4630米，北垣长4595米。城北部有一东西向隔墙，紧贴武阳台的北边向东西延伸而与东西城垣相连，长约4460米，建造年代晚于东垣。东、西垣外发现城壕。东城发现城门3座，东垣、北垣各1座，隔墙中段1座。
遗迹主要发现于在东城。
东城的北部有大型建筑台基4座，由南向北依次是武阳台、望景台、张公台和城北墙外的老姆台。它们坐落在一条中轴线上，这里是宫殿区。
武阳台东西最长处140米，南北最宽处11 0米，高出地面约11米，分为上下两层。夯土台附近出有双龙饕餮纹半圆形瓦当、板瓦、筒瓦等，纹样考究，制作精美。夯土台内有上下衔接的下水道管3节，每节长70厘米，母口径31厘米，子口径27厘米。台西210米处的断崖上，发现一段东西向下水道陶管，总长度约100米，可能与武阳台中心建筑的下水道关联。
望景台位于武阳台北220米处，地下夯土范围东西长40米，南北宽26米。
张公台位于望景台北450米处，平面呈方形，长宽各40米，高约3米。台基顶部和四周散布大量的瓦当、红烧土等。张公台的东西两侧还有8处夯土建筑基址，构成一组宫殿建筑群体。
老姆台夯土台基位于张公台以北的750米处，平面略呈方形，南北长110米，东西宽90米，高出地面约12米。老姆台的东北和西南都发现有大面积的建筑遗迹，应是老姆台主体建筑的附属建筑。在老姆台基址附近，出土有刻纹的板瓦、筒瓦、方砖、双龙饕餮纹山云纹的瓦当等。台东170米处曾出土铜铺首1件，通高62厘米，重21·5公斤，由浮雕和透雕的动物和飞禽构成，造型精美，属于大型建筑构件。
临近武阳台一带还有一些建筑群，各由一个中型建筑和若干建筑组成。其中小平台建筑群，位于武阳台东北1100米处，主体建筑台基底部东西长53米，南北宽35米，高约5米。周围有4处夯土基址，组成一个建筑群。路家台建筑基址群，位于武阳台东南，由高台建筑夯土基址和4处地下夯土建筑组成。其中高台建筑台基坐落在该建筑群的东南角，西北距武阳台约1050米，现存部分南北长12米，东西宽8米，高约3米。老爷庙台建筑群，由主体建筑夯土台基和6处建筑遗址组成。主体建筑夯土基址位于武阳台西南200米处，现存夯土台基东西长57米，南北宽20米，高9.5米。这些基址一带出土有瓦片、陶片等。
西城
北垣长4452米，中部一段向外突出。西垣长3717米。南垣自城角村至燕子村一段长l755米，由燕子村折向南过中易水至龙弯头村西的南北向城墙长2100米，由龙弯头折向东的东西向城墙长910米。西城内文化遗存较少，当为后期增筑。西垣上发现城门1座。
燕下都发现铸铜、铸铁、制骨、制陶、铸币等多类手工业作坊。
其中冶铁作坊遗址l处，铸钱作坊遗址l处，制钱范作坊遗址1处，烧陶作坊遗址2处，制骨作坊遗址1处。这些手工作坊遗址分布在宫殿区的西北、西南、南部和东部，靠近河渠。
铸铜作坊遗址1处，位于东城中部的郎井村西北，北邻河渠遗迹，与宫殿区相望。现知遗址东西430米，南北480米，出有陶范341件，器形有环首刀、凿、钁、带钩、刀化、戈、剑等。
冶铁作坊遗址1处，位于东城中部偏西的高陌村西北650米处。遗址东西宽300米，南北长300米，总面积约9万平方米。遗址内出有铁渣、铁块、红烧土等，还曾出土斧、锛、镰、铲、钁及犁铧等工具。
制兵器作坊遗址4处。3处在东城西北部，其中21号遗址位于武阳台村西北约1350米，内出有軎芯、辖范、镞范、弩机、刀范及铁铜兵器、胄甲片、车马器、手工工具、农具等，其南部出土大量铸铜器所用的陶范和铜渣，北部出土了大量的碎铁器和大批铁兵器、铁农具等。23号遗址东西宽200米，南北长850米。曾出土铜戈100余件，大部分铜戈上有燕王铭刻。
制骨作坊遗址1处，位于武阳台村西北约1200米。东西宽约100米，南北长300米。出有较多的骨料、角料和骨器。
制陶作坊遗址1处，位于郎井处村东南约30米处。东西宽170米，南北长180米。遗址区发现有窑址，文化层内包含有大量陶片和瓦片、红烧土块堆积等。
制钱作坊遗址1处，位于高陌村西北300米处，面积约8000平方米。遗址内出有刀化范、残刀化、炼铜渣、炭渣等。
燕下都共发现民居遗址9处，其中7处分布在东城的南部和东南部，另2处分布在西城的东南部，它们均与宫殿区分离，相距较远。
位于东城西南今东沈村村东6号居址，东西宽480米，南北长700米。西城东南今西沈村村北19号居址，东西宽300米，南北长800米，是一处战国早期的居址。这些遗址区发现大量的灰坑，包含丰富的遗物。
燕下都城内发现3处墓区，即东城西北角的虚粮冢墓区和九女台墓区、西城中部的辛庄头墓区。其中虚粮冢墓区有墓13座，是大型墓葬集中区。九女台墓区有墓10座。辛庄头墓区有墓8座。有的墓有双墓道，属战国晚期墓葬。
（9）赵
对赵邯郸城了解较多。
a．邯郸故城
位于河北省邯郸市区及其西南郊。包括廓城与宫城两部分，相距60余米（图十一）。
据考查，廓城兴起于春秋时期，战国时期仍在使用。宫城营建于公元前386年赵迁都邯郸前后，毁于秦朝末年。
宫城
位于今邯郸市西南4千米处。习称赵王城，由西城、东城、北城组成，三城组成品字形，城内面积约505万平方米。
西城平面近方形，东垣长1422米，南垣长1372米，西垣长1426米，北垣长1394米，每面各有两门。西垣、南垣外发现城壕，其中西垣外的宽7～8米的城壕。城内地面保存夯土台基5座，其中以中部偏南的“龙台”最大，台基东西宽264米，南北长296米，地基略大。四面呈宽阶梯形，由下而上，分五到八层不等，有的可能是原来的台面。顶部比较平坦，东西102米，南北132米，高16.3米。“龙台”以北还有2号、3号夯土台基，面积都小于“龙台”。它们处在南北中轴线上，两侧还有夯筑基址多处。
东城略小，与西城仅隔一墙，平面近长方形，东西最宽处926米，南北长1442米。现存南1门，北2门。城内偏西现存夯土台3座，以“南将台”、“北将台”规模较大，附近尚有地下夯筑基址多处，组成东城南北中轴线上的建筑群。
北城位于北侧，平面近长方形。东西最宽处1410米，南北长1520米。南面3门，城内和西城外各存夯土台1个。
廓城
位于宫城东北。平面为不规整长方形，东西最宽处3240米，南北长4880米。除西垣的“铸箭炉”、“梳妆楼”、“插箭岭”、“王郎城”等处有地面上断续的夯土墙以外，其余大部分都在地表以下0.2～8米的深处。廓城西北有一小城，平面略呈梯形，北端宽290米，南端宽400米，南北长约700米。北面和西面有高大的夯土台。台基周围发现有大型础石和瓦片。在今地面下4～9米深处，战国文化层和汉代文化层遍及全城。在部分战国文化层下，发现有春秋时期的遗物。
郭城中发现冶铁作坊遗址3处，铸铜作坊遗址1处，烧陶作坊遗址5处，制骨作坊遗址1处，大都集中分布在中部偏东一带。多数为战国时期。
邯郸故城西北约15千米的三陵乡一带为赵王陵区，现存有封土的大墓10余座。邯郸西郊百家村发现赵国贵族墓葬区。
（10）郑、韩
对郑、韩故城的了解较全面。
a．郑韩故城
位于新郑市区黄水河（古溱水）与双洎河（古洧水）交汇处的高台地上。城址呈不规则长方形，东西长约5000米，南北宽约4500米，周长19千米，面积22平方千米。由西、东相连两城组成（图十二）。
西城
西城为内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北距离长于东西。北墙长约2470米，东墙长3415米。北墙外还发现有护城河，宽50米左右。东城为廓城，平面呈不规则的四边形，北墙长约1800米，东墙长约5100米。
西城中北部一带发现大小夯土建筑基址1000多处。城北部现存唯一一座地上高台建筑基址，俗称“梳妆台”，底东西宽约80米，南北长约135米，高约8米。在台基上发现用并井圈构筑的水井和埋入地下的排水管道。为春秋时期所建。
20世纪九十年代，又在“梳妆台”一带发现了战国时代的韩国宫城，近方形，南墙距内城北墙650米。西墙长650米，东、南墙长630米。西墙在“梳妆台”西100米处，南到禇庄村内，北抵北内城北墙；东墙在阁老坟村东约100米，南至城关北街，北至内城北墙｡
在韩国宫城内的西南部，发掘一座战国夯筑房基。平面为长方形，南北长21.4米，东西宽7米。上留南北向两排石柱础，共18个。房基东北外侧有三节相套的陶质排水管道，房基西沿边有南北向道路。
在新郑市税务局家属院，发现了战国建筑群。清理2座中型建筑基址。其中一号房基在建筑群的南部偏西，南北残长46米，东西宽28米；其中东、西，南三面保存较好，北面一部分被路沟破坏，房基上有两排南北向大型磉墩柱础，每排8个，共l6个，房基周围是宽约5米的夯土墙。房基南部还有4个廊柱础。
在韩国宫城内的东北部，发现有窖藏遗迹，一座地下室南北长8.7米，东西宽2.8米～3米,残深2.24米～3.35米，出入地下室有南高北低的13层台阶。室壁与地面砌砖。底部南北排列用陶井圈叠砌而成的5个井状地窖。
韩国宫城以南，还发现一座小城，东西长500米，南北宽320米。城内大型夯土基址长114米，宽97米。上有一通圭形石碑，高3.25米,宽0.45米，厚0.25米，上为等腰三角形，下为长方柱体，中下部有一圆孔。这座建筑或为韩国宗庙建筑基址｡
城内西南部今李家楼一带米，1923年就发现了郑公大墓，出土青铜礼乐器102件之多。这里可能是包括郑国国君在内的贵族墓葬区。
东城
在东城西北部，今新郑市区市政府以北、黄水路以南，新郑一中操场以东、中华路以西一带，发现密集的春秋建筑群，分布范围约4万多平方米。在此区域的东北部发掘出一段残夯土基址，长30米，南北宽20米，残留4个大型柱础，夯基外有一殉马坑和殉猪坑，各殉1马1猪。基址西段以南有5个小型祭祀坑，坑内堆积牛肩胛骨、腿骨和猪骨等。
在东城中部，发现三处郑国祭祀遗址，金城路祭祀遗址发现青铜礼乐器坎3座，出土青铜礼器61件，青铜编钟24件，殉马坎3座。新郑城市信用社发现礼乐器坎8座，其中有6座坎被盗，仍出土青铜礼器33件，编钟24件，另有殉马坎55座。中行祭祀遗址发现青铜礼乐器坎18座，其中4座历史上被盗，出土青铜礼器142件，编钟206件，殉马坎45座。
东城发现众多的铸铜、铸铁、制玉、制骨等手工业作坊遗址。
在春秋祭祀遗址的东南有铸铜遗址，在一些春秋坑、井中，发现了大量的春秋青铜冶铸遗物，包括陶范和芯、鼓风管、炉口和炉壁残块，可见青铜礼器的种类有鼎、壶、簠或簋、鬲等，乐器有编钟、铃等；其它杂器有带钩、环、器具饰件，生产工具有钁、锛等，钱币类有有大量的空首布芯。这是数十年来在故城发现青铜铸造遗物最丰富的一次，说明附近在春秋时期是一处重要的铸铜手工业作坊遗址，这里既铸造青铜礼乐器、又铸造生产工具和钱币等。战国时期遗物有熔铜炉和熔铁炉块、炉壁和炉底等，还有带钩母范、各种生产工具（削、钁、锄，锛，凿、刀、条材）等陶范以及铁炼渣等。尤其是这里发现了大量的三晋钱范，基本涵盖了三晋地区钱范的大部分类型。说明到战国时期，这里存在铸铁、铸币手工业生产。
在东城东部的大吴楼村也发现有春秋、战国时期的铸铜作坊遗址，面积10余万平方米。出土有相当数量的钁、铲、镰、锛、凿等生产工具范以及带钩、镜、币范，同出有熔铜炉、鼓风管、铜渣等。这里还发现有大量的铁炼渣、铁生产工具范、熔铁炉块等。可见在战国时期，这里也有铸铁手工业生产。
在东城中部偏西等仓城村铸铁遗址清理出1座炼铁炉和2座烘范窖，出土大批铁器钁、锄、铲、刀、削、凿、镰、锥等十多种陶范。
东城中部的体育馆区发现制骨遗址，面积约1万多平方米，发掘出土大量牛、猪、鹿等骨料和砺石、铜刀等制作工具以及骨簪、锥、珠、环、箭头等。
东城北部今张龙庄村东有制玉遗址，传为“玉石岗”，面积约1万平方米。随处可捡到碎玉石或玉制饰品。
制陶作坊遗址，一处在东城东部的铸铜遗址南，发现陶窑、制陶工具和陶器，时代为战国时期。一处在东城东北城垣内，范围东西长250多米，南北宽200多米，面积5万多平方米。在发掘区3000平方米内，可见窑场区、作坊区和生活区。在窑场区发现27座陶窑。时代为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期。城南的冯庄村东还有一处。
在东城东南的白庙范村北，发现战国兵器窖藏坑，出土戈、矛、剑等青铜兵器180件，其中170余件上带有铭文。
在东城西南的端湾至仓城村一带，发现中型以上郑国贵族墓300多座。在东城外1千米的新郑烟厂、西城南墙外也发现有春秋时期的中小型墓葬。
战国墓地多在城周围，重要等墓地如西城西墙外的周庄、靳洞村，西城南墙外的烈江坡墓地，在人民路东段、蔡庄和大高庄等地也有发现。在郑韩故城西南10千米的许岗村一带，发现战国韩国王陵，已发现27座。
（12）魏
山西夏县禹王城，一般认为是魏都，现知只有大致轮廓（图十三）。
城址位于山西夏县西北7.5千米处，至今尚有城垣残迹，城址发现有大、中、小三个城垣，其中中城的时代为汉代，大、小城属于战国时期。
大城属战国前期，地跨鸣条岗黄土丘陵和岗下平原，周长15.5千米，平面呈北窄南宽的梯形，总面积约13平方千米。其中北垣长2100米，西垣长约4980米，北段外侧有护城河遗迹，南垣现长约3565米，东垣北段现长约1530米。城角均呈弧形，比城墙其他地段要宽，西北城角宽达32米。
小城位于大城中部，一般认为是宫城。北垣长855米，东垣长495米，南垣长990米，西垣长930米。北、东、南垣中部有缺口，或为城门所在。小城东南角外有禹王台，近方形，东西长65米，南北约70米。
大城中部偏西的辛庄村北发现陶范，有农具、构件、货币范以及筒瓦、板瓦等，时代为战国中晚期。
（13）中山
a．灵寿故城
灵寿故城东距灵寿县城约l0千米，位于河北平山县三汲乡境内。古城建于滹沱河北岸的台地上。北倚东灵山，南临滹沱河，西北为太行山，东为华北大平原。城外东西两侧有高坡，有数条源自灵山的河沟由北向南蜿蜒曲折地流入滹沱河，起着保护城市的作用。
古城依自然地形而建，平面为不规则的四边形，东西宽约4千米，南北最长处约4.5千米（图十四）。
城内地势北高南低，高差达40米。城址分东城和西城，之间有一条南北向的隔墙。东城北墙长约2450米，东墙残存750米。西城北墙与东城北墙相接，全长约l200米，西墙长4050米,南墙长约2350米，城墙外为滹沱河。西城中部偏北处，有一道东西向的墙，全长1320米，墙北为王陵区。东西城之间的隔墙全长约5100余米。发现城门2处，一处位于东城城垣的西段，另一处在西城城垣的中部。门外存有门阙遗迹。
城以东的高坡上，还有1座小城，东西长约l400米，南北宽约l050米。中部偏西有一座夯土台，长、宽各61米，高约8.2米。台下两侧有南北长ll0米，东西宽70米的夯土建筑，附近出有板瓦、筒瓦、箭镞等。这座小城似为大城的外围据点，具有军事防御作用。
大型建筑基址主要集中在东城，南部有8号、7号基址，北部有3号，它们大致处在南北向的中轴线上。3号夯土建筑基址的主要部分已遭破坏，残存部分南北长200米，东西宽150米。发现9个成排的圆形柱础，有的柱础还存有长、宽各l米左右的柱础石，显然是一处大型宫殿遗址。基址内出有大量瓦片等。
西城中部有两组相连的建筑基址，范围东西长约650米，南北宽约300～800米。
发现有铸铜、冶铁、制陶、制石玉和骨器等手工业作坊，集中发现于东城西部。
制陶遗址位于手工业作坊区北部，遗址现存面积为东西200、南北200余米。在暴露于断崖上的堆积中，有大量烧结变形的陶罐、豆、盆和瓮等残片，还有不少制陶工具如支座和陶拍等。断崖上也暴露了一些陶窑。
铸铜、冶铁作坊遗址位于作坊区中部，面积较大，东西宽580米，南北长960米。偏北部为铸币遗址，遗址去出土有“成白”刀币范和成捆的刀币，还有燕国的弧背“匽刀”及少量的赵国“甘丹”和“白化”刀币。偏东、东南有铜铁器的作坊，这里发现有大量的陶范，其中不少是母范。地表上和断崖上有废弃的坩锅残块，还有炼炉、成片的铜渣、铁渣。偏东南发现有大批残铁铲以及铲范、镢范、削范。遗址的西南部有大量的瓦砾堆积和夯土建筑。
铸铜、冶铁遗址东南有制石玉和骨器作坊。
城内发现两处较大的普通居住遗址。一处在西城王陵区内，东西宽约470米，南北长约600米。一处在西城西南部，南北长670米，东西宽400米。此外，在东城的河曲村北，西城南端的张家庙附近及西门外都有小片的居住遗址。
王陵区分布于西城北部访驾庄南和城西2千米处的中七汲村西、灵山南坡高地上。其中中七汲村西的Ml和M6已被发掘，证实确为中山王的陵墓，墓主是中山王及哀后。
另外，在西城外的北七汲、中七汲、南七汲、下三汲、单杨村、刘杨村等处也发现有春秋战国墓葬群。
（二）．夏商周时期都城遗址的布局类型
迄今为止，对夏商周时期的各都城遗址的勘察工作参差不齐，今天对它们的认识也有差别。其中很多城址进行过较系统的勘查与发掘，一些城址的布局已比较清楚，一些城址的布局有了基本框架，有的城址工作起步较晚，还需要进一步的工作。好在夏商周时期的一些主要都城遗址的工作较多，通过综合分析仍然可以得出新的认识。
通览夏商周时期的都城遗址发现，它们的平面布局存在一定差别，但又可以归纳为数种类型。已有学者已对东周城址进行了分类研究，但结论并不完全相同。
本文依据宫城（或宫殿区）和其他各功能区建置方位、城垣的有无、城垣的形态等要素，将已发现的布局比较清晰或已发现有总体框架的夏商周时期都城遗址统一分为五型:
A型
宫城在内、居前（偏南），郭城在外。城垣近方形或矩形，城垣走向直，东西向略窄，南北向长；郭城北部是普通居民区、生产区。代表性城址有偃师商城与洹北商城。
B型
宫城在内、居前（偏南）,郭城在外。城垣走向大致平直，东西向宽，南北向略短。宫城之北、东、西部有手工业生产区、普通居民生活区。代表性城址有荆州楚纪南城，曲阜鲁故城。凤翔秦雍城大致属于此类，只是手工业作坊区等其他功能区围绕宫殿区。属于此类的可能还有商丘宋故城、滕州薛城，因有关此城情况工作较少，城内具体建置情况不明。
C型
宫城居中。所见城址只有山西夏县禹王城一座。由于对此城的具体建置情况不明，但已知布局又不同于其他类型，暂独列为一类。
D型 两城并列。分二亚型。
Da型 宫城居前（西南），郭城在后（东北），宫城与郭城前后错列。有齐都临淄，赵都邯郸故城。这类可能还包括洛阳东周王城，但因该城址的资料不甚全面，本文暂不讨论。
Db型 两城（城、郭）东西相连并列型。有新郑郑韩故城，易县燕下都，中山灵寿城。
E型
以宫城或宫殿区为中心，其他功能区大多半环绕于宫城或宫殿区之前（南）及两翼，整体布局松散；都没有发现郭城城垣。由于遗址范围不像A型城址那样规整，各类遗址地点无法纳入像A型有城垣的城址那样规整或比较规整的范围中。除了宫殿区大致居于中心地带外，其他各功能区地点似乎更像是无序布置的。代表性遗址包括二里头遗址、殷墟遗址、沣西遗址（丰邑）、侯马晋都（绛）。这类可能还包括周原遗址、晋绛都（天马——曲村遗址）。
二．中国秦汉——明清都城的分类比较
关于秦汉——明代都城的布局形态，一些学者尤其是建筑史方面的学者结合考古发现和文献资料，做了全面和深入研究，现在对很多城市的布局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有关具体分析我们准备另文讨论。这里在学界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前文所分的夏商周时期都城类型，对秦汉——明代一些布局已经比较清楚的都城的类型归纳如下：
A型：同前A型。有元大都、明中都。
B型：同前B型。有明初到嘉靖三十二年前的北京城。这个期间的北京城，主要是在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在元大都基础上规划修建的，布局基本稳定，近方形，皇城（内有宫城）在整个城市之前（偏南）。嘉靖三十二年开始，为加强北京城的防御，修筑了外城（南城），城市整体布局变成了外城在南、内城在北的凸字形格局。
C型：同前C型。宫城在郭城内近中部。如宋东京城、金中都。
Dc型：与前举Da、Db型略有区别。南北两城并列，有东魏——北齐邺城、辽上京。前者在曹魏邺城（北城）的南面建新城（南城）；后者的北城为皇城，南城为汉城。
F型：郭城内空间大部为宫城、官署所占，其他如居民区等功能区基本分布在城边、城外，代表性城址如西汉长安、东汉洛阳都城。
G型：郭城在外，内城（包括宫城）在郭城内北部。如魏晋洛阳城、北魏洛阳城、辽中京。
H型：郭城在外，宫城及皇城北倚郭城北垣。有曹魏邺城、隋大兴（唐长安城）等。
I型：郭城在外，宫城在郭内内西南角。如辽南京。
上举各型城址包括了秦汉——明代都城的大部分，加上前举夏商周时期的都城遗址，它们涵盖了中国古代城市的主要类型。以之为基础，对中国古代都城的规划模式会有新的认识。
三．中国古代都城的规划模式
关于中国古代以都城为代表的城市规划问题，建筑学界有很多讨论，主要有两种代表性观点。
1．吴良镛先生认为，从历史上看，城市的发展有两种主要的方式：
(1).有机生长方式，即城市长期地在一定的地理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下自发地演变。在这种发展方式中，常常是不自觉或半自觉地处理各种城市问题。经过长期的演化，城市各系统间能够形成合理的和有机的联系。古代的城市和中世纪西欧的城市大多属于这一类。
(2).按一定意图或模式有计划地建造城市。城市设计的意图除受到地理条件、社会经济结构、历史传统的影响之外，还受到决策人和规划者倾向性的影响，古代城市中如埃及的泰勒阿马尔奈，希腊的比雷埃夫斯，罗马的营寨城，中国的大部分都城和州、县行政中心都属于这一类。
2．潘谷西先生的新建、扩建说。他认为中国古代都城的建设模式大致有三种类型：
第一类，新建城市。即原来没有基础，基本上是平地起城。如先秦时期许多诸侯城和王城。
第二类，依靠旧城建设新城。如西汉长安城，隋大兴城（唐长安城），元大都等。
第三类，在旧城基础上的扩建。如明初南京和北京，都属这一类型。
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傅熹年先生。
上引观点主要从规划的有无，或从新建、改扩建的角度对古代城市建设模式进行总结。
本文认为，综览中国古代历代城市布局，就都城这一级来看，古代都城的建设具有明显规划痕迹，区别只是在都城的规划是具有全面总体规划还是只有局部规划上。
中国古代城市的建设，基本以都城建设为重点，当时的城市规划思想在城市建设和布局形态上明显反映出来，学界对此有高度的认知。前文分析可知，中国古代都城遗址虽然较多，但可以归纳为多种布局类型，其中有的类型存在于某个或某些阶段，具有明显的时代性；有的类型则存在于中国古代多个阶段，前后具有一定的传承关系。这些现象应该是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的具体反映。
如果将前文所分的中国古代都城类型作进一步合并，它们明显可以归纳为下面三大类：
第一类：
有A、H型。典型城址如偃师商城、洹北商城、隋大兴城（唐长安城），元大都、明中都等。
这类城市布局以宫城或皇城、内城为核心，各功能区布置严整，区划清晰，显示出强烈的整体规划色彩。其中如洹北商城和明中都，这两座城址因为使用时期短（洹北商城）或没有完全建成（明中都），城址的功能区划几乎没有被调整的迹象，整个城址的布局几乎处在原初总体规划的状态，成为研究古代城市初始总体规划的标准案例；隋大兴城（唐长安城）、元大都是公认的具有明确规划的都城，两城虽然有后期建设的调整，但基本格局也没有改变。
第二类：
包括B、C、D（Da、Db、Dc）、F、G、I型。典型城市如西汉长安、魏晋洛阳、北魏洛阳、宋东京城、明北京城等。
这类城市的总体布局大多经过不同时期多次建设调整而发生了变化，但通过各自布局的变迁分析可知，它们由第一类城市发展而来，原初有明确的初始总体规划，因为后来各个时期的建设，使得初始总体规划特征减弱，而使整个都城布局有了调整和变化。
第三类：
有E型。包括二里头遗址、殷墟遗址、周原遗址、长安沣西遗址、侯马晋都遗址等。
这类遗址的分布范围不像A型城址那样规整，而且都没有发现郭城或外城城垣。除了宫殿区大致居于中心地带外，其他各功能区地点无法纳入像第一类城址那样规整的范围中，它们似乎更像是无序布置的，在空间分布上显得相对松散。整个都城的布局似乎无严格、明确的总体规划。
但是，这类都城的宫城或宫殿区的面积往往较大，其建置对各自总体布局有比较明显的影响。从宫城或宫殿区看，它的布局严整，具有强烈的规划色彩。可见，这类都城的规划重点在宫城或宫殿区，故可视为一种独特的规划模式。
总体来看，这类都城在成为都城之前，本地多已存在普通聚落或城；成为都城后，规模在不断扩大，其中重点加强了宫城或宫殿区的规划建设，其他功能区则一如既往，呈现出自然、松散建设的特征。由此可见，这类都城的形成多具有二次规划的性质。
通过上文分析可以认为，从规划和建设看，中国古代都城分为三大类型，它们实际上代表了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和建设的三种基本模式：
第一种模式：以第一类都城为代表。建设之前有明确的初始总体规划，其规划形式可称为“初始总体规划模式”。
第二种模式：以第二类都城为代表。在建设中，将按照第一种模式建设的城市规划和布局进行调整，使得其初始总体规划特征减弱而整个都城布局有了调整和变化。这种规划形式可称为“二次总体规划模式”，这是中国古代大多数都城的的规划形式。
第三种模式：以第三类都城为代表。整个都城建设往往具有自然、松散建设的特征，没有明显、严整的总体规划痕迹，都城规划的重点在对宫城或宫殿区。故此将这类规划形式可称为“局部规划模式”。
在这三种模式中，初始总体规划模式是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和建设的经典模式，它是二次总体规划模式产生的基础，初始总体规划模式和二次总体规划模式贯穿中国古代都城建设的整个阶段。第三种模式即局部规划模式基本限于夏商周时期，它是中国古代都城建设早期阶段（夏商周时期）的规划模式和特征之一。
作者：牛世山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殷墟与商文化：殷墟科学发掘80周年纪念文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科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