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国的玉石碑

朱文灿 朱 帆

一、开头的话

石碑,是我们熟悉的一种石刻形式，在游览名胜古迹、名山大川时，经常会与历代碑刻见面。《说文解字》里说“碑，竖石也。”碑在传承历史中的作用：一是祭祀，包括岩画。二是墓碑。三是记事纪功。四是经典石刻，如《熹平石经》。五是天文及艺术品。六是埃及方尖碑。七是界碑。八是盟会碑，如《唐蕃会盟碑》。九是告示碑。“石刻”不等于“石碑”。但是，“石碑”一定是“石刻”。石碑用于刻字，始于东汉，盛行于恒、灵之际。刻有文字的碑兴起于汉朝，并不等于汉以前没有石刻文字。只是把汉以前的石刻文字不称为碑，而是称之为“刻石”。

《辞海》里说：“古人把长方形的刻石叫碑；把圜首形或形在方圆之间、上小下大的刻石，叫碣。现竖直于国家国家博物馆的的长方体琅琊刻石高132.2厘米，是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第二次巡游，登临琅琊山时勒石。刻石书体为秦篆，传为随行廷尉李斯所书。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有刻辞全文。琅琊刻石书体为秦篆，相传为李斯所书。现残存13行87字，前2行为公元前219年，随秦始皇巡视的从臣最后二人的官职和姓名，后11行为公元前209年秦二世补刻的诏书及其从臣姓名，字已漫漶。在琅琊刻石中，秦始皇歌颂了自己统一中国的丰功伟绩，强调了制定统一的法律制度作为办事的准则，重申了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以巩固国家统一的重要性。琅琊刻石碑由底座、碑身、碑额组成。底座有时雕成赑屃形象，碑额则浮雕成双龙盘绕，碑身镌刻碑文，有的碑文背面，即碑阴处或两侧均刻有文字。已知最早的碑刻文字，首推秦朝的“石鼓文”。石鼓文形制似鼓,共10件,战国秦献公时作。内容反映了周天子使臣至秦与献公一起出游，在吴阳射鹿捕鱼,高原行猎,经汧水而归的情况。

唐代陆龟蒙的《野庙碑》中云：“碑者，悲也。古者悬而窆(埋葬)用木。”在先秦时期还有两种器物亦被叫做“碑”。其一就是古代宫廷“测日影”的计时工具，后人称为“日晷”。其二是祠庙、衙门、学校等公共场所门口用来拴牲口的柱子。1996年在新郑市西侧600米处的韩国宗庙遗址，发现一块“无字碑”。整体呈圭形，上半部像匕首，下半部中间还有一穿孔，质地是灰色沙岩，正反两面上部都被人工打磨。此块“无字碑”是战国时期韩国太庙所立之“碑”。可见，远古的“碑”为木质而非石质，上面并未书刻文字，与我们今天认识的“碑”截然不同。保存于大英博物馆中的埃及国王托勒密五世（Ptolemy V）诏书的罗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是一块制作于公元前196年的大理石石碑。由于这块石碑同时刻有同一段文字的3种不同语言版本，使得近代的考古学家得以有机会对照各语言版本的内容后，解读出已经失传千余年的埃及象形文之意义与结构，而成为今日研究古埃及历史的重要里程碑。雅典国立考古博物馆的运动员斯忒芬诺斯大理石墓葬石碑(公元前400—前375年)、绘有战土图案的大理石瓶(约公元前400年)、雅典娜无头雕像(约公元前350年)、庇尼卡的雅典娜(公元2世纪)和亚里士多德双面头像(约公元前325-前300年)等文物，将城市守护神、英雄、战士、运动员与哲人共处一堂，生动呈现出西方古典时代的理想城市风貌。

1799年，拿破仑率领军队远征埃及。一个叫布夏尔的法国军官带领士兵在埃及的罗塞塔城挖战壕时，发现一块黑色玄武岩石碑。这块石碑高44英寸、宽30英寸，石碑上刻着3种文字，最上面的是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中间的是古埃及的世俗体象形文字，下面是希腊文，这就是被后人称为“罗塞塔碑”的著名石碑。法国的《埃及通讯》刊载了发现“罗塞塔碑”的消息后，立即引起了轰动。各国学者纷纷试图破译石碑上的象形文字。当时，有很多人懂希腊文，所以石碑上的希腊文很快就被读懂了。但是，古埃及的象形文字，由于失传已久，众学者们束手无策。古埃及文明的研究暂时搁置。

正当这时，年仅11岁身体羸弱的法国语言天才让•法兰西斯•商博良对此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立志要破解“罗塞塔碑”上的古埃及象形文字之谜。经过20多年的努力研究，1822年，商博良终于破译了象形文字。这一研究成果的公布，标志着埃及学的诞生，为研读古埃及文明提供了宝贵的钥匙，商博良也因此被人们称为埃及学之父。到19世纪30年代，人们几乎完全破译了象形文字。古埃及文明的大门被彻底打开。古埃及象形文字是一种兼表意、表音、和部首文字三部分组成，在构成上这点和我们的汉字有些相似。表意文字是用图画来表示事物，举个例子：如表示水就画波浪线“≈”，星星就画“★”。 还有一些表意字，如画许多小蝌蚪表示“多”，牛在水边奔跑表示“渴”。要写一个句子，那就把这些象形文字按一定的顺序排列在一起。比如一块纪念公元前3100多年前法老美尼斯统一埃及的石板上，刻着他用权杖打一个跪着的俘虏，俘虏上面有一只鹰，鹰的一只爪子抓着一根从俘虏鼻子穿过的绳子，另一只爪子踩着6棵植物，这表示美尼斯抓获了6000名俘虏。

二、古蜀文化玉石碑

我们发现，四五千年前的古蜀国时代，已经出现刻有文字的玉石碑。民间收藏的古蜀文化玉石碑十余通，大致高120厘米，宽50厘米宽。

上方中部阴刻鸟、蚕、人像图案，刀痕清晰，线条流动，工整端庄，极富表现力。其中一通碑的上方两旁是两个双手握璋的跪人图案，正中为一个平头顶，头戴頍，戴有面罩，脸形方正，大耳高鼻，其双眼呈外凸状的人首鸟身像。

这种人首鸟身像除见于古蜀文化玉石神树外，在玉石神坛最上层的“盝顶建筑”上额正中也铸饰有此像。古人有“以上为尊”、“居中为尊”的说法。人首鸟身像出现在玉石神树树枝端部与玉石神坛顶部正中，显然具有神圣的象征意义。人首鸟身像所代表的当是群神崇仰的天“帝”，一如古希腊神话中的宇宙之神宙斯一样。在中原周朝以来的神话中，众神之尊一般指的是黄帝。古蜀国时代早于周朝，那么，人首鸟身像指的是谁呢?

我们曾指出，人首鸟身像造像当与古蜀远祖有关，可与古史神话中的古蜀祖先神“大鸟王”帝颛顼发生联系。就其神职内涵象征而言，该像很可能是“中央之神”并兼有太阳神神职的最高权威象征物，当是古蜀先民诸神崇拜中的主神。

另一通玉碑的上方，两旁是两个双手握璋的跪人图案，正中为头戴王冠的一条蚕。“蜀”，远在东汉的许慎说它是蚕。这是一个奇怪的造型。就像额头上横放了一条加长的眼眶。蚕，从虫。在甲骨文的书写中，那弯曲的身子又与蛇、龙相似。所以，蜀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虫，应该与蛇有关 。神话中蜀人的祖先是“蚕”。他是“蜀”的化身，是中国华夏第一个把山上野蚕变为家蚕的人。古蜀国是四五千年前的养蚕业的发源地。栽桑养蚕已有5000年的悠久历史，古蜀国丝织品就由新疆“丝绸之路”及云南“蜀身毒道”运往中亚和欧洲各国。古希腊罗马人称中国为“赛里斯国”（serice），称丝绸为“西尔克”（xerk）。古蜀国蚕丛以蚕桑兴邦，他“衣青衣，劝农桑，创石棺”，以其胆略和超群的智慧，在成都平原发展生产和经济，铸就了古蜀国的历史辉煌。在西周末期，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自乱朝纲。此时的蜀地在蚕丛治理下，经济勃兴，人民安定，国力已强大到足可以和周天子分庭抗礼。因此，他乘此机会在蜀中称王，建立了蜀国。蚕丛之前的古蜀人，以牧业为主要生活来源，兼营狩猎和养殖。养殖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养蚕缫丝。凭借蜀国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江流奔涌，泉水充盈，土壤肥沃，地下有丰富的金、银、玉、铜、铁、铅、锡等矿藏，培养了古蜀人高超的青铜铸造工艺。蜀地山林茂盛，犀牛、牦牛、大象等野生动物出没其间，瓜果四季皆熟，漆、麻、桑蚕、雌黄、白土等物产丰饶。古蜀人的缫丝、髹漆工艺堪称一流。满山遍野的竹子解决了住房的问题。从三星堆晚期房址出土的木棍、泥块、竹片等痕迹看，古蜀先民根据川西平原多雨潮湿的特点，因地制宜地制造了竹编木骨泥墙的干栏式建筑。他们就地取材，用木、竹构起屋架，用木棍和竹片编成篱笆，在其里外两面涂草抹泥，以茅竹覆盖在屋顶上。

民间收藏的古蜀文化玉器纵目人面，与文献所载对照，印证了古蜀传奇人物蚕丛和鱼凫的存在。古蜀先民记事载体从数量有限、价格昂贵的青铜器、金器，转移到取材方便、价格低廉的玉石，“以石代金”是一种就地取材的选择。加之刻石材巨形丰，性坚质稳，便依照铭刻的目的与用途的不同，逐渐分化产生出各种不同外形的石刻类型，其中就出现了具有现代碑帖含义的“碑”这一石刻形制在古蜀国时代得到了普遍接受，并逐渐固定下来，成为后人广泛遵循的碑刻制度。由此发展到长方形竖石、铭刻文字图案，有一定形制，一定文体的铭刻碑。其间到底经历了多少年的漫长演化过渡时期，我们不得而知。

古蜀文化玉碑上的文字表明，四五千年前的古蜀先民，已经以刀代笔，创造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古蜀文字已具备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所谓“六书”的文字特点。镌刻在龟甲和牛骨、青铜器、金器上的古蜀的文字，显得十分严谨、规范、成熟。

三、古蜀文化方尖碑

四五千年前，希腊古城特洛伊被称为永远无法攻破的城池。然而，许多人并不知道，与特洛伊同一时期甚至更早，一座更加雄伟、高大的城池早已耸立在今日四川广汉城西边的马牧河畔。古城面积达300万平方米，宫殿区、手工作坊区、居民生活区、墓葬区划分清楚。

据了解，与古蜀三星堆古城同一时期，大约公元前16世纪到公元前12世纪，迈锡尼城邦一度成为希腊南部早期城邦文明的代表。但是，如今发现的迈锡尼古城遗迹面积，仅为三星堆古城的一半。

目前，三星堆古城东、西、南三面城墙已发现，这些古城墙底部宽约40米，顶部宽约20米，这意味着城墙顶部甚至可以同时奔跑4辆轿车。城墙的原来高度经推测在8—10米左右，而迈锡尼古城城墙厚度平均仅为6米。根据城市面积推算，三星堆古城当时居民已达到数万人，而欧洲直到14世纪末，人口最多的城市威尼斯也仅有9万人。根据现在收藏的古蜀文化玉器实物描述，当时的古蜀国城内十分繁华，在宫廷王室，深宅大院，已经耸立大大小小的方尖碑。民间收藏的五六通玉质方尖碑高1.6米，宽35厘米，每通碑面镌刻100个、四面共计400个古蜀文字。顶端是圆雕人首鸟身像。翻阅资料得知，方尖碑（obelisk）是除金字塔以外，古埃及文明最富有特色的象征。方尖碑（obelisk）希腊语本意为“细长带棱、一头带尖”的长方形物体。方尖碑外形呈尖顶方柱状，由下而上逐渐缩小，顶端形似金字塔尖，塔尖常以金、铜或金银合金包裹。碑高度不等，一般修长比为9—10:1，用整块花岗岩制成。方尖碑的四面均刻有象形文字，说明这种石碑的三种不同目的：宗教性（常用以奉献太阳神阿蒙）、纪念性（常用以纪念法老在位若干年）和装饰性。同时，方尖碑也是埃及帝国权威的强有力的象征。从中王国时代 （约公元前2133-前1786年）起，法老们在大赦之年或炫耀胜利之时，便要竖立方尖碑。已知早在古埃及第四王朝即有方尖碑。

当时遗物无存，仅知道碑不超过3米。现存最古老完整的方尖碑属于古埃及第十二王朝法老辛努塞尔特一世（约前1971-前1928年）在位时所建，竖立在开罗东北郊原希利奥坡里太阳城神庙遗址前。方尖碑通常都被放在神殿里面。但是，在埃及有人把它放在私人的墓穴旁。从新王朝时期开始，方尖碑就时常成双成对地被放在门口。作为纪念碑，上面刻着象形文字，讲述法老立碑的细节。罗马皇帝多米蒂安让在埃及的阿斯旺用红色的花岗岩制造的方尖碑。上面装饰了女神将代表上、下的埃及皇冠献给多米蒂安，而他正以法老的姿态接受的图案。1651年，石碑的顶部加上了一只鸽子，那是教皇庞腓力的家族标志。全世界现在有源自古埃及的方尖碑查约在28-30座，其中埃及保留了7座，意大利拥有13座。每一块古埃及方尖碑都至少有3000年以上的历史，所以放置方尖碑的地方都是重要的地标。梵蒂冈方尖碑（Vaticano Obelisk）高25.5米，连基座高41米，重327吨，它是罗马最著名的方尖碑。公元37年罗马皇帝卡里古拉下令将其从埃及亚历山大搬运至罗马，当时竖立在皇宫旁边的广场上。1586年，圣彼得大教堂开工80年时，教皇西克斯图斯五世下令将其竖立于圣彼得广场中央。它也是古埃及方尖碑中唯一一座没有象形文字的，被称为“无字方尖碑”。 意大利罗马人民广场方尖碑（Flaminio Obelisk）：23.2米高，重约235吨，建造于公元前13世纪拉美西斯二世时期，公元前10世纪奥古斯都时期从埃及运到罗马，最初放置于马西莫竞技场，1589年教皇将其竖立于此纪念征服埃及。1815年后，方尖碑旁增加了4尊雄狮雕塑，广场两边加建了围墙和16座埃及特有的狮身人面像雕塑。罗马城众多的方尖碑可以从另一个角度领略到罗马曾在历史舞台上的强盛。

古蜀文化方尖碑与埃及方尖碑形状、外观一致。因上面镌刻的古蜀文字尚未解读，其主要内容，用途不得而知。也许是赞颂某位蜀王的武功文治的丰功伟绩，以期传诸永久，宣扬他的辉煌胜利。形成三度空间加十维的整体体积感的古蜀文化方尖碑，十分饱满、丰富。今天，这些高高耸立的碑体图腾般地吸引我们的视线，引起对古蜀文明的崇尚和敬仰，使我们的心身、意念在经历岁月淬炼的伟大艺术面前升腾。由此我们便知，真的艺术无需区分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建筑抑或是其它艺术形式，终将是向全体感官开放的整体。

方尖碑，是古蜀人情感的载体。一部四五千年的古蜀国文明史，也是一部碑刻文化的发展史。《蜀王本纪》云：“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濩，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也就是说，蚕丛氏统治古蜀国达数百年之久。从历代蜀王的文治武功，到文臣武将的卓著功勋，到贤达烈女的高尚德行，刻满了千百年来大大小小的碑石，见证着古蜀先民坚韧的性格与厚重的文明。

古蜀文化方尖碑集雕刻、书法、文学、历史于一体，融实用性、观赏性、文献性于一身，在古蜀国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古蜀文化方尖碑碑文笔画浑厚雄健，结体趋向方正，风格朴实雅逸，已然具有笔墨书写的神韵。其笔画，繁者紧凑，简者宽松；横竖折笔处圆中寓方，转折处竖画内收、下行时向下舒展，曲折自如，饱满圆润；用笔起止均为藏锋，字势圆融，粗细均匀，端庄古雅。其结体，字型随字而异，促长伸短，匀称适中，间架整肃，布白宽舒，古茂雄秀，端正厚重。其章法布局，纵横成列，间距整齐，对称有致，均衡疏朗，富于古朴雄浑之美。蓝天白云之下，青山绿水之间，欣赏那些不同寻常的古蜀国的方尖碑，轻轻地抚摸那些气韵生动的点横竖捺。由此感到，看似冰凉如铁、冷硬无情的石头，其实也有着生命的温度、情感的强度和历史的深度。一块块碑石，就是一页页凝固的历史，一面面人生的镜子，一方方人类神圣情感的载体。

四，龟为玉碑、方尖碑基座

古蜀文化玉器中，有玉龟首翘尾昂，龟背托一个头带高冠、双鸟为耳的古蜀人的圆雕作品。也有玉龟昂首翘扬爪，龟背托一个翘头展翅的鸟的玉雕。古蜀文化玉碑、方尖碑，以龟形为器物基座。古蜀玉龟作昂首爬行状，眼平视，口微张，前足略短，后足用力蹬地，尾作矛榫形，龟背甲饰长方形及三角形雷纹。龟座上有两道长方形卯槽， 与玉龟脚下的两道长条形榫突相合，榫突玉碑、方尖碑恰好卡入卯槽中。据《礼记·郊特牲》一文中，“受命于祖庙，作龟于祢宫”用龟作敬奉社稷祖宗之祭品等现象，以龟形为器物基座的形象可知， 在商周时代人们已非常善于利用龟的神秘属性了。以龟形为器物基座的形象，是受源远流长的文化信仰中认为龟通灵、长寿、且能死后涅槃等文化思想指引，并被广泛的考古发现证实。这种对龟的喜爱与崇敬，是早在史前文明中就跨种族、跨地域、跨时代普遍存在的现象。 国人对龟的喜爱及崇敬由来已久深具渊源，龟被推封为鳞介之首与龙凤并称， “鳞、凤、龟、龙谓之四灵”。并被认为具有通灵的能力，可给予人们神示，谓其“知天之道，明于上古……明于阴阳，审于刑德，先知利害，察于祸福”。古人对龟推崇备至， 最能体现这种对龟的崇敬的大概就是各族争相以龟作为祖先图腾。人们熟知黄帝号轩辕氏，即天鼋（大龟），发祥于中原天鼋山；禹的祖先颛顼族的图腾也是龟，传“（颛顼）取（娶）邹屠氏……，邹屠氏有女，履龟不践，帝内之，是生禹祖。”周王室姬氏，也自称是龟的传人，《国语·周语下》有：“我姬氏出自天鼋。”足可见古人对龟的崇仰之深。 在汉代，皇帝授给诸侯、丞相、大将有龟形印柄的金印，调动军队的兵符亦称“龟符”，并铸“龟鼎”为国家重器。大概由于龟的形象符合古人朴素的宇宙观。其“上隆象天，下平法地，槃衍象山，回趾运转应四时，文著象二十八宿，蛇头龙翅，左精（睛）象日，右精（睛）象月，千岁之化，下气上通，知存亡吉凶之变。”

另外，龟很长寿，在古人的心目中龟寿数动辄千岁，如“龟生三百岁大如钱……三千岁青边缘巨尺二寸”，而“千岁而灵，此禽兽而知吉凶者也”。可见，寿长便可通神，东汉班固《白虎通义》即有： “干草枯骨，众多非一，独以灼龟何？此天地之间寿考之物，故问之也。”加之龟行动缓慢与世无争， 能长久不食而又十分长寿，颇有世外长者之态，既见多识广博古通今，又很是有几分仙气。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大概是龟会冬眠， 人们见它入土多日后又能破土而出，遂认为其能涅槃重生，作为阴之代表，自由出入幽冥之界。所谓“龟者，阴虫之老也……老者先知，故君子举事必考之。”

所以，人们对龟的喜爱，具有跨时代、跨族属、跨地区的普遍性。龟，是古蜀人的一种生命崇拜。例如，成都，有“龟城”的别号。成都，为什么会是一个龟城？要从成都的来源说起。相传最早对成都二字作出解释的，是宋人乐史的《太平寰宇记》一书。乐史认为，成都的得名是“以周太王从梁山止岐下，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事实上，从高空鸟瞰成都，整个成都城形状的确就像一只大乌龟。古文献《搜神记》中曾有记载，秦朝的张仪修筑城墙时屡筑屡塌，忽然有一个大龟沉于江中，至东子城东南角而毙。张仪向巫师请教，巫师建议依龟形筑城，从此，成都便有了“龟城”的别称。

除了这个传说，成都金沙遗址还有出土的石鳖、卜甲等文物，记录了远古蜀人的乌龟崇拜。传说早在蜀王杜宇统治成都时期，金沙就是重要的祭祀场所。蜀国丛帝鳖灵，原为杜宇王朝的丞相，因为治水有功，深受民众拥戴，杜宇禅让帝位予他，于公元前666年前后称开明帝，建立开明王朝。开明传位十几代子孙、治蜀300余年后，秦惠文王觊觎蜀国富足的物质、人力资源，派遣大夫张仪、大将军司马错率师从石牛道伐蜀。蜀王战败，后为秦军追杀，秦速灭蜀，大约在公元前316年。于是，有了张仪治理成都，进入“龟城”时代。其实，龟还是古蜀人渴望长寿的一种祭祀崇拜。在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成千上万件文物中，不仅有石鳖，还有一件长达46.4厘米的卜甲。这件中国迄今发现的最大卜甲，印证古蜀金沙人盛行巫术活动，喜欢根据龟甲裂纹卜问事情吉凶。民间收藏的一件古蜀文化玉龟，分背甲和腹甲两部分。龟中空，背甲的龟纹琢磨得十分逼真，背甲和腹甲两部分，由孔和暗槽相连。这件玉龟与长方形玉片叠压在一起同时出土，反映两者有紧密联系，应为占卜工具。玉片所显示的意义，说它有度数，有方隅的形象。特别令人关注的是，玉片夹放于龟甲里面，和文献所说 “元龟衔符”(《黄帝出军诀》)、“元龟负书叩” (《尚书中侯》)、大龟负配(《龙龟河图》)若出一辙。玉龟，由背甲、腹甲两部分组成。背甲两边各对钻两个圆孔，两圆孔之间琢磨凹槽，背甲尾部对钻4个圆孔。腹甲两边与背甲钻孔相对应处各对钻两个圆孔，腹甲尾部对钻1个圆孔。出土时有一长方形玉版夹在玉龟背腹甲之间。用于占卜的龟甲“凡削、锯、切、错、刮、磨，穿孔以系等，已成为整治的例行工序”，而古蜀文化玉龟、玉版都有人工钻孔的出现。说明这些玉龟、玉版，可能就是用作占卜之用。

又有《史记·龟策列传》中记载：“略闻夏殷欲卜者，乃取蓍龟，已则弃去之，以为龟藏则不灵，蓍久则不神。”可知，古蜀国时代就已经存在使用龟甲进行占卜的情况。一件古蜀文化玉版正中有一正圆形，内含有一个形似八芒星的图案，而八芒正与一年八季(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春夏秋冬，朝夕相继，循环往复，古蜀先民多将其归因于太阳的强弱升落。所以，与八季应对的八芒可能就是太阳。又有“四正”(正东、正南、正西、正北)、“四维”(东北、西北、东南、西南)八方可与“八芒”相对。古代天圆地方，八方正代表的是广阔大地。而乾坤相对，那么“四正”“四维”代表的就是太阳。由此可见，玉版内心的八芒星图案，极可能是太阳的绘形。古蜀文化玉龟具有数量多、类型丰富、体量大、可视性好等特征，是对历史文化信息是最直观的展现。古蜀文化玉龟是历史的碎片，要将玉龟背后的故事合理地还原出来，需要大量深入持久的研究工作。除占卜外，源于对龟的崇敬和喜爱，使用龟形纹饰及以龟为形象的器物也在各古蜀文化时期普遍出现。比如三星堆青铜器上的，龟形纹饰。船棺中出土的木龟盘，及成都三洞桥战国铜勺上表现巴蜀文化崇拜的龟形图案，或可辅证这种龟崇拜广泛性的持续存在。利用龟的形态作为碑器物基座的现象，除了传统的取其灵性外，更多的方面，是考虑到龟背平，重心低，且能负重的自然属性。文献里有很多以龟来负天、负山、负文等的传说。如人们熟知的女娲断龟足以补天，《楚辞·天问》中“鳌戴山抃，何以安之？”等等。

结束语

天地悠悠，沧海桑田，独特形式的古蜀文化玉碑、方尖碑，作为历史最忠诚的见证者、记录者，默不作声地记录下古蜀国的那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历史时刻。一些古蜀文化玉碑、方尖碑已经毁坏，踪迹全无；另外一些至今还深埋地下，难见天日；只有极少数的一部分，穿过苍茫的风雨，存留人间，像一位穿过世事风霜的老人，着一袭青布长衫，默默地为人们讲述过往的历史，曾经的故事。它拨动的是古蜀国漫长的历史密码，穿越时空，交织出理性美的形式，是一座座记录古蜀灿烂文化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