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2019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该书乃是陆灏先生所赠，线装一册，另附一册黄裳跋语，是草鹭公司策划的“来燕榭珍本丛刊”第一部。
对于此书系的策划，我之前了解到一些信息，这应当是陆灏先生主持制做的第一部线装书，而以陆灏先生做事之细腻，他为了能让该书系出彩，用了很多的心思，并且广泛征求各路朋友意见，最终决定以高仿真的形式来制作。从介绍册上得知，我的所得乃是一部样书，说明页中写明“以红星净皮宣纸仿真影印，限印三百部”，细细翻看该书，其制作工艺之精良，有如原书展现在目前。
本书的原作者胡正言字曰从，在印刷史上名气颇大，因为他制作的《十竹斋笺谱》在世界印刷史上都极具名气。中国传统印刷技艺中的饾版和拱花最具特色，该谱就使用了这两种技术，但是饾版拱花的发明权是否在胡正言手里，学界一直有着争论。而人们往往拿《十竹斋笺谱》出版的时间与《萝轩变古笺谱》进行对比，为此我曾写过一文来辨析发明权和推广权之间的区别，但无论怎样争论，胡正言都是中国印刷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
正因为《十竹斋笺谱》的名气，使得世人很少留意胡正言更是一位治印大家。他所制作的印谱在其当代就广受重视，论述谨严的四库馆臣在《四库总目提要》中著录了胡正言的《印存初集》二卷和《印存玄览》两卷，《提要》在谈及胡正言的治印水平时，给出的评语是：“以摹印名一时，是编其印谱也。”这句话乃是说，胡正言善于摹印并且善于制印谱。
对于胡正言治印的特色，四库馆臣给出了这样的评语：
自明中叶，篆刻分文彭、何震二家。文以秀雅为宗，其末流伤于妩媚，无复古意。何以苍劲为宗，其末流破碎楂枒，备诸恶状。正言欲矫两家之失，独以端重为主，颇合古人摹印之法。而学之者失于板滞，又为土偶之衣冠矣。
今人谈起印学流派，言必称浙派、西泠派等等，但是早在明末清初时，就是中国印章篆刻史上第一个辉煌时代，而胡正言是其中一位印学大家。关于他治印方面的传奇故事，以给南明皇帝制作御玺流传最广。崇祯帝在煤山自尽后，福王朱由崧被立为弘光帝，但那时大明国玺丢失，于是胡曰从重新刻治了一方龙纹螭钮国玺，为此他还写了篇《大宝箴》献给福王：
祖宗大宝，传历永世。自天启中，宦竖窃弄，宝几坠地。先帝圣明继统，拳拳奉持十有七年，忧勤不怠。不幸沦丧，光启陛下。易曰：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帷陛下祈天永命，以仁为宝，克赞中兴，报仇雪耻，缵服旧物。则大宝永永，与天无极。诗曰：天难谌斯，命不易哉!守宝之道，在是而已。
从此箴中可以看到，胡正言是饱含真情的来制作御玺，遗憾的是福王似乎对此兴趣不大，他只赐给胡正言“武英殿中书舍人”的低级职位，并未重视他，这使得胡正言大感失望，于是他辞职返家，把精力都用在了制作笺谱和研究方面。
古人治印首先要深入地研究古文字，胡正言亦有此好，他的朋友李于坚说“其人醇穆幽湛，研宗六书”，可见胡正言对《说文解字》作过仔细的研讨。对于他在这方面所下工夫之大，纪映锺说他“穷阳墟石鼓之奇，金石法书走海内者五十年”，可见胡正言也系统地研究过石鼓文等上古文字，而他的书法广受世人喜爱，竟然畅销达五十年之久。因为书法跟篆刻有着密切地关系，所以吴奇在《印存玄览》的跋中说：
曰从知字学，故能作篆，知篆书，故能作印，若此册中大者、小者、阴者、阳者、疏者、密者、斜者、整者、细文者、满白者、字伙者、字俭者、或乍满、或乍阙、或让左、让右，或齐首敛足、或齐足敛首，或上下俱空，而且为法有增有损，有合有离，有冲有反，有代有复，法法具备，要具章法、字法于胸，而后古文章法、字法随我得宜。进此则有刀法，意在笔先，刀在笔后……
该书所用底本乃是黄裳先生旧藏，有其跋语三则。黄裳在跋语中明确地说，该印谱世罕传本，然而黄裳先生却对胡正言的篆刻水平没有太高的褒奖之语，他在跋中说：“曰从治印，纯是晚明风气，与张夷令《学山堂谱》所载风调正向。刀法失之于太工，笔端每沦于板滞，然镌本之精，则并世无两。”
当然胡曰从的治印特点乃是他那个时代共同的问题，我们是以今人的眼光来看待古人，也许那个时代的审美眼光喜欢的就是这种印风呢？比如当年的收藏大家周亮工在《胡氏印存序》中就高度夸赞了胡的治印水平：“其出碑入碣，动应蝌鼎，确确乎可以式范风雅者也。”而黄裳先生的这册藏本上，其序言天头处钤盖着“周亮工真赏印”，胡正言的儿子胡其毅乃是周亮工的弟子，这都说明了胡、周两家的密切关系，想来这册书的底本也应当是胡正言赠送给周亮工者，以此来推论，《印存玄览》没有惯常的红蓝印本，其成书直接就是墨印本。
对于印谱的制作，黄裳先生明确地称，该谱镌刻之精并世无两，他认为这也是《印存玄览》的刻印水平，可以《十竹斋笺谱》《十竹斋画谱》鼎足而三，因为这三者乃是“十竹斋中雕版绝业”。
然而此本奇特之处，乃是这册印谱其实是雕版刷印而非钤盖，这种制作方式不是胡正言的发明，明隆庆六年，太原王常制作的《顾氏集古印谱》乃是原钤本，这是中国第一部正式的集古印谱，故此谱一出大受欢迎。然而《顾氏集古印谱》最初只制作了20部，印谱的制作又不像刷版，刻成版片后可以大量刷印，印谱只能逐方印的钤盖，可能是这个原因，明万历三年，王常又制作了一部《顾氏集古印谱》，此次制作采用了木刻的方式，该谱的原钤本边框乃是木刻，印章是后来钤盖上去的，而第二次制作的此谱，则是将印章和边框一并刻在版片上，而后用朱色来刷印，这种制作方法成本低了很多，当年此谱的原钤本定价是每部白银十两，翻刻本的定价则大幅降到了白银一两五钱。通过售价，就可比较出两者之间的难易程度。
胡正言制作《印存玄览》也采取了木刻方式，既然如此，他应当将该书用朱色来刷印，然而今日所见的《印存玄览》一书均为墨色，胡正言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未查到相应的史料。黄裳先生的猜测是：“且易钤朱为刊木，盖其时旧印多不复存，不再能集成一书矣。”明末清初时的战乱，使得胡正言所治之印的原物很难再找回来，有可能他存有印蜕，而后根据印蜕刊刻成了《印存玄览》一书。但这种猜测还是无法解释胡正言为什么不以朱色来刷印该书，如果是这样的话，则更接近于印谱惯常所见的样子。
一部印谱有这么多的故事在，这正是其有魅力之处，草鹭公司将该谱以高仿真的形式限量出版，这使得更多的人能够欣赏到此谱之美，同时也给更多的专家提供了研究该书的样本，也许过不了多久就会有人系统地来解读与此有关的疑问，那我就期待着这些成果的呈献吧。
《黄永年先生编年事辑》，曹旅宁撰
中华书局2013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疫情期间在书架上偶然翻到了曹旅宁先生所赠该书，由此而让我想起当年曹先生编纂此书时，到处搜集黄永年先生所写信札文字之事，记得他也托朋友找到了我，然而我有个习惯，每隔几个月都会将所得手札及相关资料装满一个纸箱，然后封起来堆到书库里面，这使得我一时无法找出黄先生给我的大札，未能给曹先生的大作提供相应史料，让我一直心怀歉意。
曹旅宁先生的这部书更像是年谱长编，本书分为四卷，按照黄永年先生的生平从一岁写起，直到黄先生八十二岁时驾鹤西去。书中记载了许多我以前不和道的细节，比如黄先生在跟我聊天时，曾经提到过他祖父发家的奇特经历，而曹旅宁在小注中，引用了李怀宇为黄先生所作的访谈：
据说，他在太平天国时是没有财富的，只有一头牛，他牵着牛逃走，也不参加革命。太平天国平定以后，他变成3000亩的大地主。有种种传说，有一种说法是，我祖父是“鲨鱼精”转世，他是经营江边的沙田，这当然是胡说八道。还有一种说法是，他挖到了太平军留下的金银财宝，这个也有可能。
虽然黄先生对这件事没有下断语，但黄先生的父亲黄钺乃是黄太公的第三子，析产之时的确得到了良田八百亩，但黄钺却一夜赌博就输掉了二百亩，这也可以看出家业之大。黄先生的母亲程华则是常州旺族，还是吕思勉母亲程太夫人的侄孙女。
我与黄先生的交往过程中，在版本方面受到老先生诸多指点，我时常好奇于他为什么能记住那么多版本细节，同时也会好奇他从哪里知道的那些细节，同样，对他的藏书起源也有着好奇心。曹旅宁在民国二十八年黄永年十五岁那一年，记录了黄先生自述对版本感兴起的起源：
抗战爆发，逃难到江阴利港镇读了半年《孟子》和几篇古文，对古书开始有兴趣。不久沦陷的常州城区秩序稍微平定，我曾约了同镇的一位中学生进城买点古书过瘾，其中一部会文堂影印的胡克家仿宋本《文选》字体很好看，使我开始注意版本的好丑。所以我买书最初是先着眼于内容，同时兼讲版本；进而先讲版本，但也要看内容行不行。结果是经史子集四部都有一点，和专收某一类的做法不太一样。
黄先生这么年轻时就已经对版本有所偏好，以此论之，他的爱好更多是源于天性，这也印证了我认为收藏癖源于天性的判断。曹旅宁在这一年的按语中还写道：“黄先生的收藏还包括碑刻拓片，经济条件允许时喜好藏名牌手表和金笔。笔者与黄寿成2011年8月在先生遗物中发现了一袋先生收藏的各种币值的旧版人民币，品相完好。”如此说来，喜好藏书的人也同样会喜好其他收藏品，只要各方面条件允许，有收藏癖的人很可能会将任何他认为有价值的东西通通纳入囊中。
民国三十三年，黄先生20岁时考入了中央大学南京部分历史系，这段历史黄先生跟我说过多回，每次都笑称自己读过“伪中大”，他一直对这个“伪”字表示嘲笑。但正是因为在南京上学阶段，他结识了主持文学院的龙榆生先生，后来龙榆生的旧藏很多都到了黄先生手中。这件事在《龙榆生年谱》中有记载。民国三十四年七月二十四龙先生在给张寿平的信中提到：“现拟将箧中藏书售去，以免他时化为劫灰。惟生平性命所托，亦颇多可爱之本，思得其人而授之。念足下与永年皆爱书成癖者，可否相约偕来，各就所爱分去，半卖半送。”
由这段话可以看出龙先生对典籍的至爱，他为了保存典籍，不使之化为劫灰，以半卖半送的形式将藏书分给了张寿平和黄永年先生。龙先生觉得：“书得其主，我亦心安”。正是这个缘故，我到黄先生书房翻阅他的藏本时，看到有些书上钤盖有龙榆生藏印，并且在此前我也得其一。
黄先生22岁时考入了复旦大学史地系，他的国文试卷题目叫《孔子与墨子》，中文系主任陈子展给黄先生的试卷打了100分，陈子展曾说他平生给入学国文试卷仅打过两个100分，可见黄先生文史功底是何等之棒。而他的藏书也更多的服务于他的研究。比如他从吕思勉师那里借来了《太平广记》，将部大书通读一遍，从中发现了罗振玉把唐三彩镇墓兽命名为“魌头”之误。1946年冬，黄先生为此写了篇文章，发表在上海博物馆主编的《文物周刊》上，这篇文章引起了博物馆界的关注，此后博物馆就去掉了“魌头”的标签，改成了镇墓兽。
1952年，黄先生在上海诵清阁购得了傅增湘旧藏的《太平广记》，经过他的考证，这是一部明代的铜活字本，由此这部书成为了他的镇库之宝，为此他特地起了“广记盦”的堂号，并且请吴朴堂刻了一方白文印。
曹旅宁在书中写道，黄先生在36岁时因营养不良患足趾麻痹入宝鸡康复医院治疗，当时黄先生已被打成右派，在宝鸡汧河水库劳动，可能是这个原因，让他得了这种病。这让我想起黄先生来京时的一些细节，当时老先生每走出去二三十步，就会气喘不止，必须站在原地平息之后，再往前走一点路。黄先生说，他以往身体一点没事，不知为什么后来就这样了，但是当他坐定讲课时，却气定神闲，气音洪亮，只是不能走路。我从曹旅宁的该书中读到这段话时，联想到，是不是当年的繁重劳动让他种下了这个病根。某次黄先生来京时，我特意带他到武警总院请我熟识的系主任仔细帮黄先生检查，后来吃了一段时间的药，黄先生觉得有用，我还找那位主任调整过药方。
翻阅本书，能够看到曹旅宁先生在编排上的用心，他找到不少朋友索要到了黄先生的信札文字，而后将其原文转录于书中，这些史料对研究黄先生最为有用。而我阅读这本书，也读到了不少当时的所闻所见，有些事情印证了我当时的判断，也有些事情补充了我所了解到的不完整信息，如今因疫情闭门翻书，从中看到多幅黄先生的照片，老先生音容又顿时在眼前鲜活了起来。
《中国和欧洲：印刷术与书籍史》，（中）韩琦 （意）米盖拉编
商务印书馆2008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此书出版前的几年，正赶上中法文化交流年，国家图书馆组织了相应的学术交流讲座，记得当时来了几十位法国出版史专家，韩琦先生带领这些人来我家看书，转天我又跟随他们在国图开了几场研讨会，旁听了不少新知识。而这本书，就是那次国际研讨会的论文结集。
在此前，我与张志清先生早已相识，但那次会上我是第一次听他讲解论文。他的题目是《佛道教印像符咒对雕版印刷术起源的影响》，他的所讲让我对印刷术的起源有了新的认识。张先生从西汉时的方士法印讲起，他说这种法印有两方面的功用，一是作为权力物化的信物，二是用于杀鬼，法印的制式从汉到唐在逐渐变化中，比如印材从铜制逐渐变为了玉、石、木制，到隋唐时产生了大量木制法印。对于木制的具体树种，张先生在文中引用了葛洪在《抱朴子》中的所言：“此符是老君所戴，百鬼及蛇蝮虎狼神印也。以枣心木方二寸刻之，再拜而带之，甚有神效。”这说明汉晋时已有木印。《隋书·经籍志》在讲述隋代道教法印时说：“以木为印，刻星辰日月于其上，吸气执之，以印疾病，多有愈者。”以此说明，在这个时段木印被广泛使用。
对于隋唐时的木材，张先生称，乃是以雷震枣木心为最佳，而“梨、枣都是后世雕版的主要材料，在隋唐时期是道教法印的主要用材”。但是，早期法印的直径不大，字数也不多，张文中提到，汉印最多的印文为9个字，后来又有了双面印，字数就增加了。然而，葛洪在《抱朴子·登涉》中记载的“黄神越章”竟然有120字之多，所以张先生认为，这么多字的印“简直就是一个小雕版”。
从目前遗存的唐代早期印刷实物来看，大多属于佛教密宗的咒语，而后张先生一路推论，认为佛教和道教的印像、符咒乃是对雕版印刷术的起源有着重要影响之物。
在那场研讨会上，经韩琦先生之介，我结识了专门研究建阳刻书史的方彦寿先生。然而自那之后，直到半年前我才第二次见到方先生。第一次见面时，我问方先生建阳当地是否留存许多的建阳本，因为自古就流传有“建本走天下”的说法，然方先生告诉我，在当地很难见到建阳本，宋元本从来没出现过，明本也很少见，能够见到的基本就是清代的版本。闻其所言，令人大为感慨。
当时方先生讲述的题目是《宋明时期的图书贸易与书商的利益追求》，他讲的一些细节今天已记不起来，如今翻阅这本论文集，始知方先生为了这篇文章搜集了很多的原始史料。其在文中引用了宋祝穆在《方舆胜览》中的所言：“书籍行四方，麻沙、崇化两坊产书，号为图书之府”，而此前我仅了解麻沙本的状况，并不知道崇化在书籍出版方面能与麻沙并提。嘉靖版的《建阳县志》载：“书市在崇化里，比屋皆鬻书籍，天下客商贩者如织，每月以一、六日集。”看来，崇化是当时的书籍交流中心，不知道这里是否还有旧迹在，今后有机会时，应当前往一看。
方彦寿谈到宋元时期有些书的买主可以自选纸墨，比如朱熹在建阳讲学时，有很多人通过他来购买图书，当时一个名叫周朴的人寄来一笔钱，同时开了个购书单，而朱熹回信时问他要买的《汉书》“不知要何等纸？板样大小如何？其人未敢为印，有便仔细报及，当续为印也。”对于这段话，方彦寿在文中写道：“建阳书坊可以根据读者所需，自由选择合适的纸张和版式。经济状况好的，可选择好纸，以及字大行疏的版式；经济状况不允许，则选择差一点的纸，以及行格紧密的版式，以节省开支。”
方彦寿还在文中谈到了书版的转让交易，北宋杭州有个名叫“市易务”的官方机构，此机构的职责是平抑物价，同时也附带刻印图书。宋元祐四年，苏东坡任杭州知府，市易务想将一批书版转售给杭州州学，计价1469贯有奇，但东坡却认为市易务应当把书版无偿划拔给州学，为此写了《乞赐州学书板状》。东坡的要求是否如愿，文献未见记载。然方彦寿却谈到，市易务转售书版的同一年，泉州商人徐戬也在做书版买卖。徐戬本是位海商，私下里受到高丽国的委托，在杭州雕造《华严经》2900多片，雕造完毕后，用海船运往高丽，为此得到酬银3000两。徐戬的所为事先没有奏准官府同意，后来被时任杭州知府的苏东坡知道，上了《乞禁商旅过外国状》，为此徐戬受到了处罚，“特送千里外州军编管”。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史料，从中可以看出方彦寿先生在搜集史料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
那次前往寒斋看书者，还有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马尔凯教授，他是地道的法国人。他来寒斋特意要求看我藏的几部《芥子园画传》，可惜我的所藏版本很一般，转天听他讲座时，方知其专门研究此画谱传入日本的情况，其对比、分析之细腻，令我佩服不已。他的文章中讲到了日本在1630年颁布的禁书令，以及1720年德川吉宗将军取消禁书令的过程，同时讲到了瑞典医生、植物学家邓博格在1775年、1776年日本居留期间，对于图书进口限制的描述：
由于日本严禁出口作为货币的银两，因此中国商人不得不带回漆器、铜器和其他的日本货物来交换他们自己带来的货物－－以生丝为多，或是药物，如人参、松香、没药、木材、锌以及印刷品。但是印刷品在未经书籍检查官验看和准许之前，不能进入流通市场。这些货物大约装满70艘船，每年三次抵达日本。
看来那时中国的书籍依然在大量进入日本，只是多了一道检查限制，通过检查之后的中国书可以先由一些重要人物挑选，比如德川家族的领主们，以及幕府中的重要人物等。至于到挑选完的书籍的去向，马尔凯在文中写道：
其余的书籍，其批发价由负责商务的长崎会所决定，由所谓的“五个所商人”，即堺市、长崎、京都、大阪和江户五个城市的批发商人竞拍买得。大部分的书籍都流入后面三个城市的书店之中，这些书店之中又有一小部分称为“唐本屋”，专门从事从中国大陆进口的书籍的买卖，有的还将这些书籍重刻。
对我来说这些都是有意思的史料，而本书中要述说的话题太多，这里只点此三篇为例，喜欢古书的朋友大可找来细读一番，也可见这样的文化交流活动是何等之有趣。
《林语堂英译诗文选》，林语堂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年5月第1版2016年12月第2次印刷
该书系乃是吴浩先生所策划，春节前我们见面时他赠我一套，合共六本，分别是《诸子百家》《晋唐心印》《东坡笔意》《明清小品》，其中《明清小品》分为上中下三册，均为小32开精装，其编排方式为中英文对照，同时会根据文意配一些插图，尤为难得者，则是每册书名均为著名美术史研究专家白谦慎先生所题，每册书内还夹有一页书卡，此卡同样出自白先生之手，这些细节都可看出吴浩先生在策划此书时，是何等之用心，使得该书成为了爱书人的把玩之物。因为每册主题不同，我按其顺序略谈一下自己的读书心所。
《诸子百家》。该书收录了墨子、列子、庄子、韩非子、司马迁、刘向、班固等人的作品。林语堂先生根据他的爱好，节选出自己有感悟的段落，而后将其译为英文。而我则从个人的视角来选看自己所偏爱的段落，比如《列子》中的这一段：“昔齐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巿，适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问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对曰：“取金之时，不见人，徒见金。”
这个故事让我想到了一句老话：“人见利而不见害，鱼见食而不见钩”，对待金钱的态度决定一个人的视野，而对于金钱的追求这样专注，又让我想起爱书人面对一册孤本秘笈时，所流露出的目光。
本书中选录了《两小儿辩日》，亦是列子作品，当年的小学课本中收有此文，主旨乃是批判孔子不是无所不知，他连这样的常识都不能回答。而今马齿徒长，再读此文，反而更体会到了孔子的伟大，因为这正体现了他所强调的“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不正是世俗所言的“童叟无欺”吗？
庄子与惠子的机辩，我最熟知者乃是“子非鱼，安知鱼非乐”，这句话最适用于爱书人回答非爱书人的提问：“满屋子书你都读过吗？”人跟人之间无法完全做到感同身受，遇到不解风情者，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辩。当然任何问题都要讲个度，比如说：“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
司马迁的遭遇最令人扼腕，以至于让人怀疑“好人有好报”是骗人的话。而司马迁在《伯夷列传》中也有这样的疑问：“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絜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善人饿死，恶人善终，这种感慨千年不变。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看来这句话可以多解。
《晋唐心印》。本书选录了陶弘景、嵇康、王羲之、陶渊明，以及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的作品。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是我最喜爱背诵的文章之一，他所感慨的“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几乎是我每隔几日就会有的感受。陶渊明又说：“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遗，复驾言兮焉求？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但是做到这一点，十分不易。疫情当前，禁足宅中，纷杂的信息，琴书亦难消忧，对桃花源的向往更强烈于往日。
陶潜描绘着他的桃花源：“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世上存在着这样的世外桃源吗？这种疑问本身就很愚蠢，但是如果一个人连梦都不在了，那么活着的意义也同样值得质疑。所以李白说：“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李白号称“仰天大笑出门去”，然其归宿，却让人怀疑豪迈的代价是否能够承受。
《东坡笔意》。林语堂将东坡的诗文单列一册，可见其对坡公之酷爱，难怪他写了部《苏东坡传》。本书中所选有我喜爱的《和子由渑池怀旧》：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活着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这是千古无答案的问题，能够在世间留下个印迹，也并不是容易的事。而印迹能留多久，也不是个人所能决定者。也许太阳出来了，雪泥融化，脚印就不复存在了。那么当年费尽气力踏下的这一脚，究竟有什么必要呢？东坡虽然感慨“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但他的人生活得还是那样精彩。当然了，这主要是因为他“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所以他才敢说：“致君尧舜，此事何难”。但他同样感慨“常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103天的牢狱之灾，让豁达的东坡写好了遗书，看来再达观的人，也需要面对环境的严酷，做出相适应的心态调整。
东坡的《行香子》也是我喜欢的作品，他说：“浮名浮利，虚苦劳神。叹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尽管如此，而东坡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还能做到“虽抱文章，开口谁亲。且陶陶、乐尽天真。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
他的《行香子》被很多后人所喜，中峰明本和尚一口气写了十余首同体词作，其中有一首最显悠闲：“花木栽培，取次教开，明朝事、天自安排。知他富贵几时来？且优游，且随分，且开怀。”当然，真正的出家人能够看破名与利，故中峰和尚又说：“万事俱休，名利都勾，罢攀援、永绝追求。溪山作伴，云水为俦，但乐清闲，乐自在，乐优游。”
《明清小品》。这部分译作体量最大，以此可推论出林语堂最喜此类有性情的文章。本集中收录了很多警语，而这些警语同时又不乏情性，比如明徐学谟的一句：“虽贵为卿相，必有一篇极丑文字，送归林下（弹章）；虽恶如梼杌，必有一篇绝好文字，送归地下（墓志）。”俗语说，谁人背后不说人，谁人背后无人说，古代的官僚体系里即使位极人臣，也会有人弹劾，而其离世时，也定会得到一篇完美的墓志。
爱财爱官，古今一律，所以徐学谟才说：“世人不要钱为痴人，故苞苴塞路；世以不谀人为迟货，故诌佞盈朝。”岳飞曾说：“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但风波亭之厄似乎与爱钱和惜命都无关，问题出在君心难测。但古人还是强调：“以德感人，不如以财聚人；以言饵人，不如以食化人。”
看来唱高调一向只是说说而已。但有钱无权，财终会失去。徐学谟又说“吝者自能致富，然一有事则为过街之鼠；侠者或致破家，然一有事则为百足之虫。”可见“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其价值在。
李卓吾的思想一向被视为异端，然而在某种程度上他却是敢说真话的人，比如他的《自赞》“志在温饱，而自谓伯夷、叔齐”，天高与命薄的话题，在他这里不成立。他能够毫不虚伪地揭示出人的多面性：“分明毫毛不拔，而为杨朱贼仁”，这份坦诚少有人能够做到。他也知道自己“动与物迕，口与心违”，但绝无丝毫迎合社会的想法，这样的人无论你批判他还是夸赞他，都不能损其一毫。
屠隆曾说：“地方无新闻可说，便是好风俗，好世界。”这让我想到一句西谚：“如果一个民族的历史读起来很乏味，那么他们的人民是幸福的”。如此说来，以历史厚重为傲之人，其民族岂不经历了太多的苦难，想想还真是那么回事。屠隆还说：“闻人善则疑之，闻人恶则信之，此满腔杀机也。”为什么人跟人之间会有这么强的戒备呢？中国人津津乐道的“防人之心不可无”，似乎就是屠隆这句话的翻版，信任他人是何等之难。
张潮的《幽梦影》是雅士最喜遮眼之书，我亦冒充雅人，时常诵出几句《幽梦影》中的雅句，比如：“情之一字，所以维持世界；才之一字，所以粉饰乾坤。”他没有说，无才无情，何以混世界。整日里忙乱，似乎能够忘掉雅与俗，但张潮却说：“人莫乐于闲，非无所事事之谓也。闲则能读书，闲则能游名胜，闲则能交益友，闲则能饮酒，闲则能著书，天下之乐孰大于是？”做到这点，似乎也不易。
鲁迅说无聊才读书，且不论他说这句话的语境，但捧本书坐在那里作入神状，看上去总有迷人之态。张潮说：“天下无书则已，有则必当读；无酒则已，有则必当饮；无名山则已，有则必当游；无花月则已，有则必当赏玩；无才子佳人则已，有则必当爱慕怜惜。”能够悠闲地读书，显然先要有悠闲的资本。读尽天下奇书，遍游三山五岳，志向虽高，实现却难，因为红尘中总有那么多的不得已，但不得已也要有其底线，张潮说“不得已而谀之者，宁以口毋以笔；不可耐而骂之者，亦宁以口毋以笔。”不知道阿谀拍马之人是否读到过这句话。若能以张潮之言行事，亦远胜盗亦有道。文章千秋事，谀文万世唾。虽然活得都不容易，但总要从中觅得开心一刻。“人生必有一桩极快意事，方不枉在生一场。”当然，拍马除外。
这个世界男人与女人真的能了解吗？张潮认为，这要话分两端：“才子遇才子，每有怜才之心；美人遇美人，必无惜美之意。我原来世托生为绝代佳人，一反其局而后快。”以今天的观点来看，张潮的这句话有些绝对，至少女同们要起而抗争。但惺惺相惜总是一件让人感动之事，我曾以张潮之语“天下有一人知己可以不恨”刻成闲章，算是以行动支持张潮。
然我等以时下之思，来勾勒古人之梦，显然似乎刻舟求剑。金圣叹就对此说过：“细思我今日之如是无奈，彼古之人独不曾先我而如是无奈哉？我今日所坐之地，古之人其先坐之；我今日所立之地，古之人先立之者，不可以数计矣。夫古之人之坐于斯，立于斯，必犹如我之今日也。而今日已徒见有我，不见古人。彼古人之在时，岂不默然知之？然而又自知其无奈，故遂不复言之也。”
今人要了解古人，也只能靠文本的描绘，这正是书本的力量，故金圣叹尽管狂妄，也会认同“夫世间之一物，其力必能至于后世者，则必书也”，这一点也正是司马迁受腐刑之辱，仍然要完成一代宏著的心理支撑吧。
金圣叹的“三十三不亦快哉”后世多有模仿，依俗眼所见，贾平凹所模最令人宛尔，然亦没有金圣叹“看人风筝断，不亦快哉”的率真。无债一身轻，也是金氏三十三快哉之一，显然他不能体味今日老赖的“虱多不咬，债多不愁”。
郑板桥也是特立独行之人。以林语堂之温文而雅，居然专喜选畸人之语来翻译，可见人都喜欢琢磨与自己差异大者。琢磨是一回事，能够接受却是不易，郑板桥说：“以人为可爱，而我亦可爱矣；以人为可恶，而我亦可恶矣。东坡一生觉得世上没有不好的人，最是他好处。”不知板桥先生何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至少东坡与章惇间的恩恩怨怨，我不太相信东坡心中没有芥蒂。祸从口出，板桥亦知此理：“年老身孤，当慎口过。爱人是好处，骂人是不好处。东坡以此受病，况板桥乎！老弟亦当时时劝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