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亚世界,朝鲜半岛向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一直持续到明清时期,由此产生了精神文化上的相似与迥异;后来在传统向现代转变之际,选择了与中国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在亚洲的边陲打开了万里云空。
图中清晰标出了经线、纬线、鸭绿江等河流,以及朝鲜八道:平安道、咸镜道、黄海道、江原道、京畿道、忠清道、全罗道、庆尚道。在半岛的日常用语中,有时用“朝鲜八道”来表示全国。(上图)
1915年夏,据说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成立远东艺术部门时,馆藏的韩国艺术品数量只有65件,有些甚至被错标为中国或日本的艺术品。1905年,日本实际控制朝鲜之前,对西方世界而言,韩国是个陌生的国度,有着“隐士王国”(Hermit Kingdom)之称。
二战后,韩国出现了信仰与理性的相对平衡,整个社会产生爆发式发展,韩国制造、韩国电影、韩国音乐以某种不可阻挡的趋势融入全球文化,形成一种韩国现象,其中尤以韩国电影为代表。
半岛地缘的内外
朝鲜半岛位于北纬34度至43度之间的一小片土地上,东北与俄罗斯相连,西北经长白山与中国大陆相接,东南隔朝鲜海峡与日本相望。由于鸭绿江和图们江的源头几乎汇集在同一个点上,使得半岛和欧亚大陆之间没有陆地接触点相连,以至于在整个欧亚版图上,看起来更像是一个被鸭绿江和图们江分隔着的“半岛”。
从纯粹的地理关系上讲,“朝鲜半岛”既可以是与中国大陆“相连”的一部分,也可以是大陆主体的一处“延伸”。这种复杂、交织、模糊的地缘特点,形成了半岛古代历史与中国密不可分的关系,沿海民族之间人口迁移、文化交流的便利程度,超过我们今天的想像和历史的记载。就人种来说,古代半岛汉江以北的居民扶余、秽、貊、沃沮、句丽等族,都是从中国境内迁入的。半岛诗人李穑曾在他的诗中写道:“天下日故多,桃园犹避秦,谁知白帽客,已作辽东民。”金克一也说:“三韩自古称仙府,形胜关东最绝伦。”
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灭卫氏朝鲜,在原地设乐浪、玄菟、真番、临屯四郡,此后一直到西晋末年约四百年的时间,朝鲜都为中国郡县。公元313年,高句丽侵入乐浪,不久百济、新罗也相继崛起,开启半岛上的三国时代,中国与半岛才开始有内外之别。
1877年,吉林怀仁县书启(旧时官署里专管起草书信等事的官员)关山月,在古城东北五里鸭绿江岸的荒烟蔓草中,发现了高句丽长寿王(394-491)为纪念父亲好太王的功绩,于公元414年(中国东晋年间)设立的好太王碑。碑高“二丈余,宽八尺强,厚得半。无赑屃蟠螭饰。就石原质,四面环刻之,文起东迄北,共四十二行,行四十一字,共计一千七百二十二字。叙事详慎,书亦严整,类汉隶。碑西里许即其陵。有砖隶书愿太王陵安如山固如岳十字。”碑文文字涉及高句丽建国的神话传说、好太王的功绩以及对守墓人的嘱托三大内容。
高句丽是东北亚的一个古国,跨境而居,共存在了700多年(公元前37-公元668),由于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不是很好,所以其统治期间,前400年的都城都在今中国境内的吉林集安,后300年在中原王朝的武力威胁下,把都城迁到平壤。隋朝时,高句丽国力日渐强盛,“不遵臣礼”,拒绝向隋朝朝贡称臣,并试图联合北方的突厥势力,抵抗隋朝。为消除外患,隋大业八年(612),隋炀帝征集全国二百万大军征讨高句丽,“旌旗亘千里,近古出兵之盛者,未之有也”。结果,由于当地气候的极度寒冷等诸多因素,“九军并陷,将帅奔还亡者二千余骑”;大业十年,第三次征伐高句丽失败后,隋朝再也无力镇压农民起义和将领叛变,导致最终灭亡。后来,唐朝采取“远交近攻”战略,与半岛上的新罗政权联合,消灭高句丽。其境内的居民,一部分迁至长安,被汉人同化;一部分与境内之前的粟末靺鞨人合并;一部分迁入半岛南部,与当地土著三韩人结合。后来三韩人王建建立的高丽王朝,虽然自称是高句丽的继承国,但实际上已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了。
20世纪80年代,由于高句丽源于中国境内、后扩展至朝鲜半岛及其所在的特殊地理位置,有关高句丽的争议浮出水面;21世纪,中国的“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和朝鲜的“高句丽壁画墓群”分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东亚世界的小中华
东亚关系史领域影响最为深远的、由日本学者西嶋定生、堀敏一提出的“册封体制论”认为,中原王朝通过册封东亚各国君长为王,建立君臣关系,使之名义上获得同中国内地封王爵者相似的地位,从而确立周邻秩序的事实即为“册封”。伴随着册封关系而形成的包括政治、朝贡、外交、宗教、文化等诸多层面在内的体制则为“册封体制”。历史上,以册封体制为基础,中国、朝鲜、日本形成了一个自成体系的文明区域和历史世界:东亚世界。
虽然朝鲜半岛上的土著居民主要是集中在汉江以南的“三韩”:马韩、辰韩、弁韩;但半岛上最早的政权却不是三韩人建立的。在有关半岛开国的诸多传说中,“箕子朝鲜”的故事是流传最为广泛的一种。箕子本是商朝宗世,《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武王既克殷,访问箕子……于是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而半岛史书《东国通鉴》认为:“衣冠制度,悉同乎中国,故曰诗书礼乐之邦,仁义之国也,而箕子始之,岂不信哉!”半岛上的人民曾将箕子当作神祭祀。
新罗在唐朝的支持下统一半岛后,对唐朝十分感恩戴德,很多典章制度、官僚制度、科举制度都取法于唐朝。《新罗本纪》记载,元圣王四年春,“始定读书三品以出身。读《春秋左氏传》,若《礼记》、若《文选》,而能通其义,兼明《论语》《孝经》者为上,读《曲礼》《论语》《孝经》者为中,读《曲礼》《孝经》者为下。若博通五经三史、诸子百家者,超擢用之。前只以弓箭选人,至是改之。”以至儒学昌明,被誉为“君子之邦”。后来,随着唐朝国力的衰弱,新罗也随之衰落,半岛再次陷入后三国并立的分裂局面,最终由后高丽将领王建结束分裂,实现统一,开启高丽王朝时期。
高丽王朝(918-1392)又称王氏高丽,其统治阶段正值中国宋元时期,面临着北方契丹、女真、蒙古等势力的侵扰,有时会奉他们为正统,但骨子里还是认为自己的文化水准比这些“蛮族”高,“贵中国,贱夷狄”:“惟我东方,旧慕唐风,文物礼乐,悉尊其制。殊方异土,人性各异,不必苟同。契丹是禽兽之国,风俗不同,言语亦异,衣冠制度慎勿效焉!”虽然如此,外族的侵扰还是造成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就是在高丽王朝时期,在“箕子朝鲜”传说之外,出现了“檀君朝鲜”的传说,将檀君的出现追溯至中国的尧时期,定都本土的平壤,藉以唤起民族自觉。
李成桂建立朝鲜王朝(1392-1897)后,明太祖朱元璋册封其为“朝鲜国王”。“朝鲜”二字取“国在东方,朝日鲜明”之意。李氏朝鲜五百多年,以继承箕子正统自居:“吾东方自箕子以来,教化大行,男有烈士之风,女有贞正之俗”,自称“小中华”,不但以明朝皇帝年号纪年,国君尊明朝皇帝为君父,凡国王登基、选立世子等事,无不向明朝皇帝呈请册封;而且在儒家事大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虔诚地效仿明代文化,在政治体制、科举、律令、礼仪文化乃至衣着服色等方面无不模仿明朝:仿《大明会典》制定《经国大典》;仿明内阁设集贤殿;仿明六部设六曹;仿明国子监设春秋馆;首都汉城的城郭宫阙亦仿明制。
可以说,李氏朝鲜仰奉中国如周时之天子,自视如周时之诸侯,不敢稍有僭越。朝鲜世祖李瑈(1455-1468在位)统治期间,臣子上书,认为建国悠久,文物隆盛,为了尊中国,虽不便别建年号,但建议国王生辰称节日,似乎无妨,得到的答复是,“御书曰:未可。”
万历二十年(1592),日本借道朝鲜入侵中国,李朝请求明朝的援助。当时的明朝因为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其实并不富裕,国内事务需要用钱之处,常常是捉襟见肘;但面对朝鲜的求助,万历皇帝自己出钱,援助朝鲜。明朝灭亡后,李朝通过建造“大报坛”、编撰《尊周汇编》、使用“大明崇祯后”纪年等方式,表达感激与忠心。清朝入关后,直至乾隆年间,朝鲜使臣认为满人入关并没有导致中国文化的灭绝,这才改变对清朝的态度,但每一个来华的朝鲜使臣,都肩负着搜集明朝文物的任务,甚至连崇祯皇帝的手书都被带回半岛去。1930年,国民党元老张继访问日本占领下的朝鲜,发现朝鲜知识分子使用的还是“大明崇祯后”纪年。
在整个东亚文化圈中,朝鲜半岛对汉文化的学习持续时间是最长的,一直持续到中国明清之际;而日本在盛唐时期狂热模仿中国文化之后,随着894年停派遣唐使,单纯学习汉文化的热情减退,并开始融“汉才”于“和魂”,逐渐孕育出日本的本民族文化。近代之后,面对西方列强,东亚文化圈里面的各个国家在面临传统文化的现代蜕变时,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其造成的文化差异,于今日甚。
汉语书写里的乌托邦
历史上,虽然半岛人民有自己相当完备的口头歌唱与传说体系,但知识分子们在书写时,使用的却是汉字,于是就出现了发音与书写不一致的现象。从语言学上来讲,韩语属于胶着型语言,汉语属于孤立型语言,差别很大,半岛文人能够克服各种困难,用汉语作为自己表情达意的工具,在汉字里寄托自己的仕途理想和人生情怀,确实是让人惊异的事。
在隋朝以前,朝鲜半岛已有人精通汉文学,但还只限于少数的特殊人物。唐朝初年,普通人的汉文学修养得到大幅度提高。当时,高丽、百济、新罗三国相互角逐,新罗僻处半岛东南隅,接受中国文化较晚,为实现其野心,唐贞观以后,采取积极的亲唐政策,经常与唐朝进行国书往来,汉语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外交功能。统治者对汉语文章特别重视,将其提高到推动国家统一的层面:“我先王请兵于唐以平丽、济者,虽曰武功,亦由文章之助焉。”
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后,一面向唐室奏请文章、向中国民间搜求名著,一面不断派遣学生赴唐留学,为数甚众。唐代科举取士及第者中就有不少新罗留学生,崔致远、崔承佑、金云卿等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崔致远(857-?)留唐十八年,是朝鲜汉文学最早的大家,担任过淮南节度使高骈的幕僚。黄巢起义爆发后,高骈被任命为诸道兵马都统,崔致远为他写了大量的公书文牒,其中《檄黄巢书》一文一度轰动唐朝文坛。高骈失势后,崔致远渐遭冷落,公元884年请求归国,同年8月离开中国。顾云在《送崔致远西游将还》中写道:“十二乘船渡海来,文章惊动中华国。十八横行战词苑,一箭射破金门策。”崔致远的人生,某种程度上是半岛古代文人“人生履历”的标准模板,他与后来的李奎报和李齐贤被称为半岛文学史上的三大汉语诗人。
高丽王朝时期,设科举以诗赋取士,萧统的《文选》被列为学习文章的必读书,京中和地方文臣每月要进诗三篇、赋一篇,这些措施和鼓励有力推动了汉文书写文化的发展,文坛上出现了李奎报、李仁老、金丘、李齐贤、李崇仁、崔滋等杰出人才。李奎报“为诗文不蹈古人畦径,横骜别驾,汪洋大肆,一时高文大册皆出其手。”12世纪初的《三国史记》和13世纪的《三国遗事》等半岛本土历史著作,都是用纯汉字书写的。
朝鲜王朝世宗李祹(1418-1450在位)时,因为汉字繁复,不便普通民众学习,韩语里的有些词在替换成汉语时,很多细微的含义无法翻译,造成表达的缺憾、意义的流失,于是命人创制谚文,却遭到了文武士大夫的强烈反对:“我朝自祖宗以来,至诚事大,一遵华制,今当同文同轨之时,创作谚文,有骇视听……自古九州之内,风土虽异,未有因方言而别为文字者,唯蒙古、西夏、女真、日本、西蕃之类,各有其字,是皆夷狄事耳,无足道者。《传》曰:‘用夏变夷,未闻变于夷者也。’历代中国,皆以我国有箕子遗风,文物礼乐,比拟中华,今别作谚文,舍中国而自同于夷狄,是所谓弃苏合之香,而取螳螂之丸也,岂非文明之大累哉。”这些理由听起来比较冠冕堂皇,但根本上还是和影响了他们的切身利益有关。
尽管困难重重,世宗还是在宫中设立了谚文局,任命郑麟趾、成三问、申叔舟等儒臣创制谚文。他们在研究半岛语音的基础上,参考中国韵书、汉字基本笔画和其他语言字形结构,于1443年公布了包括28个字母在内的“训民正音”(即谚文),使半岛真正拥有了本民族自己的文字,在半岛历史发展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甲午战争后,朝鲜留美学生俞吉浚开始以谚文和汉字混合使用撰写《西游见闻》;不久,《独立新闻》《大韩民报》和《汉城月报》《家庭杂志》等近代报纸杂志,采用谚文和汉字混合的文体,谚文日渐取得重要地位;二战后,谚文被普遍使用。
山神与老虎、侍童,1874。画面背景中的桃树,象征着长寿,这幅画表达的含义与半岛“檀君朝鲜”的起源有某种同构性,事实上,早在高丽王朝时期就出现了“檀君朝鲜”的传说,将朝鲜半岛的创始者檀君追溯至中国的尧时期,藉以唤起民族自觉。
朝鲜半岛学者的书柜。随着近代的到来,朝鲜半岛和中国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但关于她的古代历史,却留在了用汉语书写的史书中,等待人们去重新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