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连日的暴雨使关中一带粮食歉收。
实在饿得不行，家住陕西岐山县董家村的董春生决定出门碰碰“运气”。
他担起锄头，来到地里，希望能从田中刨出仅剩的树根或者地瓜，用以充饥。一锄头下去，却被硬物挡着。
他只能放弃工具，用手刨了起来。
不多时，一个绿锈斑斑的大铜圈和铜圈上同样长着绿锈的一对大耳，从土里露了出来。
董春生不识此物，却听村里老人说过，这里常出“宝贝”。
他不敢怠慢，小心翼翼地清理掉“宝贝”上的土。很快，一件半米见方的圆形青铜器重见天日。
由于器物太大，董春生一个人搬不动，便叫来了同村人帮忙。
很快，董春生挖到古代大宝贝的消息不胫而走。
随后，一位古董商人闻讯而来，花了三百两从董春生手中买走了宝贝。
由于此物是从董家村发掘的，村民皆认为是天赐“神器”，不同意商人运走。因此，关于这件宝物的归属，最后闹到了衙门。古董商重金贿赂官府，衙门遂将一众村民下狱，将宝物收归官府，由古董商悄悄运走。
清代著名收藏家张燕昌之子张石瓠曾碰巧见过此宝。
从宝物“敞口、双立耳、三蹄足”的外在形态来看，张石瓠很快断定宝物应为商周时期青铜鼎。
他俯身查看鼎的内部，发现鼎内壁密密麻麻写着许多铭文。经过仔细辨别和读解，他发现铭文记载的是一段历史。这尊青铜鼎的历史事实以及作鼎者信息，逐渐浮出水面。
从此，这尊在陕西出土的青铜器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毛公鼎。
▲毛公鼎，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图源：梁悦琛
提及青铜器，多数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墨绿色的大铜鼎。实际上，这并不是它本来的面貌。
早在1万年前，人类就从大自然中发现了一种红色的矿石：红铜。
这种矿石经过反复捶打和提炼后，可以制造出他们想要的物件。但在实际应用中，由于红铜的硬度较低，先民们又发现，单靠红铜，很难打造出最满意的作品。
于是，在不断试错中，先民们将红铜熔炼成液体，再加入铅、锡等矿物质。如此，一件最适合锻造的铜合金，大功告成。
使用它们，先人相继为自己锻造出了铜刀、铜箭等生存工具。
不过，刚炼造出来的青铜器，并不是锈迹斑斑的模样。铜合金被熔炼凝固后，呈现质感如黄金般的样态，金光璀璨。这跟我们如今看到的锈化后的墨绿色外观，相去甚远。
而华夏文明的发祥地——黄河流域，并不是铜产地的聚集区。铜的提炼与锻造，在产量上也无法满足先民的日常所需，因此显得十分金贵。
这些早期的“黑科技”产品被打造出来后，基本只用于祭祀祖宗，尊崇神灵，谓之“吉金”。刻在上面的铭文，自然也就成了“金文”。
▲西周大克鼎上的铭文。图源：图虫创意
然而，文明的衰落，历史的变迁，使得曾经担负神圣功能的器物全都尘封黄土之下。经过时间的淘洗，铜和土中的水汽等自然界物质发生反应。从此，那一尊尊闪煞人眼的“神器”，披上了厚厚的绿衣，成了人们追古怀今所见到的“青铜器”。
▲青铜觯。图源：图虫创意
目前，中国境内发现最早的青铜器，是公元前3000年左右生产于马家窑文化的青铜刀。它是一把以“单范式”工艺铸造的青铜刀。
所谓“单范式”铸造工艺，就是在平坦的泥土和石板上进行掏空，形成理想的器物外形，再将烧熔的铜液灌注其中，待其冷却凝固后，自动成型。
不过，这种“单范”的铸造工艺，到底只适合原始小家庭的自给自足。当华夏文明进入王朝时代后，这种简单的铸造工艺就被逐渐淘汰了。
大约4000年前，治水的大禹结束了部落群居生活，在中原建立起第一个王朝——夏。
新的统治秩序诞生，当然需要见证历史的信物。
夏朝建立以后，大禹随即邀请部落首领们共赴涂山大会，商讨国家大事。
为令天下臣服，大禹在涂山大会上深刻检讨了自己以往的过失，并请求参会的首领们时刻监督他的行为，责令其改正。如此，方可匡天下正道，安万民之心。
部落首领们返回各自的地盘后，随即将辖区内的铜，悉数奉上，并宣布归附夏朝管制。
大量的铜汇聚于夏都阳城，令大禹一时头疼。后来，他想起了黄帝轩辕氏功成铸鼎的“历史”，便下令将各地进献的铜悉数熔毁，分铸九鼎，以纪念夏朝一统江山的辉煌。
▲河南省禹州市禹王广场。图源：图虫创意
大禹还命人将各地的山川河流、珍禽鸟兽绘制在这些礼器上，使它们更具地方特色。而九鼎中的“中央大鼎”豫州鼎，则是大禹留给自己的王权象征。
鼎铸成后，即被视为宗庙礼器，神圣不可侵犯。
凭借此“信物”，大禹及其后人，坐稳了九州共主的宝座。
大禹的创举，为后世君王在“礼治”道路上作出了表率。
在玉玺出现以前，作为“礼治”的神器，九鼎就是王权、神权二元一体的绝对象征。
尽管在夏禹时代，各地已持续向中州贡铜，以保障王室的生产生活所需，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关于青铜器的锻造始终处于摸索阶段。
为了制造出形制更加复杂的容器，热衷于专研高端奢侈品的贵族们开启了一场“青铜革命”。
在原单范式灌铸的基础上，一种合范技术被发明出来。
工匠们首先用陶土按器物原型雕刻成泥模，然后将调合均匀的泥土拍打成平泥片，按在泥模的外面，用力拍压，使之形成一层厚厚的“外范”。之后，将制作外范使用过的泥模，趁湿刮去一薄层，薄层的厚度即为铸造青铜爵所需的空间，再用火烤干，制成“内范”。内范做好后，将其倒置于底座之上，再将外范块置于内范周围。外范合拢后，上面有封闭的范盖，范盖上至少留下一个浇注孔。
最后，将融化的青铜溶液沿浇注孔注入，等铜液冷却后，打碎外范，掏出内范，将所铸的青铜爵取出，打磨修整即可。
利用这种办法，贵族们还相继制造出了角、斝、觚等青铜酒器。
▲乳钉纹青铜爵，现藏于洛阳博物馆。图源：图虫创意
不过，由于工艺复杂，散发着璀璨光芒的金属酒器，始终不适宜应用于日常生活中。待它们面世后，很快被用在各种祭祀先祖的神圣场合中。
正所谓“国家大事，在祀与戎”，礼治之外，必须辅以强有力的武功，方可使内外咸服。
夏朝建立后，战事始终没有停歇。
大禹死后，儿子启即位，禅让制彻底被世袭制所取代。从历史潮流而言，这是社会进步的必然选择。然而，世袭制的出现，毕竟打破了禅让制的选举传承。随后，在夏地有扈氏首领的号召下，夏王朝境内不少倾向禅让传统的部族发起对启王权继承的挑战。
启不甘示弱，在钧台大宴各地部落首领后，便以“恭行天之罚”为名兴兵，与有扈氏大战于甘。双方打得异常激烈，但史书上却仅有启兴兵前的一封诏书称：“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
“戮”，最早的意思即带有戈翏声的厮杀。说明在启与有扈氏作战时，青铜兵器已装配到夏军部队中。
▲二里头夏都遗址出土的青铜戈。图源：图虫创意
依靠着先进的武器，启很快平定了叛乱，稳定了王朝。
实际上，夏王室并没有有直属天子的常备军队。多数时候，夏王的警卫主要由忠于他的贵族卫队组成。一旦发生战事，他就下达王命召集各地奴隶主起兵勤王。
这样便造成了夏朝王室的内乱持续不断，而外部势力也在夹缝中不断壮大。
夏朝末年，商族逆境崛起，似有灭亡夏朝、吞并天下之意。
而此时，夏朝的君主桀，却是历史上有名的无道昏君。
古文献说，桀贪好女色。依靠夏朝的综合军力，他不仅消灭了许多不满其统治的小部落，更将其中的美貌女子强抢至王庭，供其淫乐。
有施氏部落的妺（mò）喜就是其中之一。
曾有诗云：“有施妺喜，眉目清兮。妆霓彩衣，袅娜飞兮。晶莹雨露，人之怜兮。”
一见到这样的美女，夏桀很快就着迷了。他回宫后，立即将妺喜册为“元妃”（即夏朝的皇后），万般宠爱。
可妺喜对夏桀只有恨意，所以，无论天子对她有多好，她都毫不在意。不仅如此，自从成了元妃，她就开始筹谋颠覆夏朝的计划。
这时，有莘氏部落的厨子伊尹出现了，他是商族领袖商汤的谋士。
预感到商族对自己的威胁，夏桀在灭有施氏的同时，也着手对付崛起的商族。利用王权，夏桀将商汤软禁钧台。
为了救商汤，伊尹特地觐见了妺喜，恳求她从旁协助自己实施营救计划。
妺喜本身就有亡夏之心，再加上夏桀热爱征伐与美色，继灭有施氏之后又染指岷山氏。岷山氏效仿有施氏，向夏桀进贡美女，以求自保。在新欢面前，夏桀逐渐忘记那个他曾经信誓旦旦想给予一切的“元妃”。
▲夏桀形象拓片。
国仇与家恨，使妺喜更加悲愤。
一听闻商汤、伊尹等人久怀“倒夏”之心，她欣然应允，并提出加入他们的秘密计划中。
最终，在伊尹与妺喜的合谋下，夏桀尽失民心，“兵败历山，奔南巢而死”。
夏朝灭亡后，“倒夏”的商汤成了商王朝的首任国君。而伊尹，则成了辅弼他的宰相。
▲明人绘的商汤画像。
商、夏之间的矛盾，使得他们的文化和施政方针多有不同。但“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传统，却丝毫未受影响。
作为史上最著名的“厨子宰相”，伊尹有着丰富的烹调美食经验。就连给商汤分析天下大势及为政之道时，他也不忘给对方煮上一锅汤，以烹调五味为引，劝导商王救民于水火。
因此，商朝开国不久，青铜器就在祭祀功能之外，被王朝大力推广至人们的日常餐桌上。
鉴于以往生产出来的青铜器形制单一、工艺落后，商朝贵族为了安享一顿盛宴，花了不少心思对青铜器进行改造升级。
他们认为，神与人之间是有差别的。所以，在使用青铜器时，自己与祖先所用的规格不能等同视之。
商朝人开始在青铜器上雕刻出不同的纹路。如祭祀先祖时，人们准备三牲太牢，就以不同的纹饰形象印刻在对应的青铜器上，寄托威严、荣贵的幻想和希望。
▲后母戊鼎。图源：图虫创意
有意思的是，同一时期的三星堆人在祭祀上却不想运用简单的抽象化处理。他们选择了一条与中原风格迥异的青铜祭祀之道。既然是祭拜祖先，那祭品的器皿上怎能缺少祖宗形象呢？于是，参照先人模样，他们制造出了各种又高又大，方脸凸目的青铜人像。
▲三星堆青铜面具，现藏于四川广汉博物馆。图源：图虫创意
对于日常吃喝玩乐，商朝人有更细致的美学实践。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到了商朝，粮食第一次出现剩余。粮食的丰富，推动了商代酿酒工艺的发展。祭祀需要用酒，平时宴飨也需要用酒，故商朝对青铜器在餐饮上的应用，首先立足于酒器革新。
他们发现，平常用于祭祀的酒爵，爵身扁平，即便设有三角支撑的杯足，很多时候也容易在祭祀大典上倾倒，引发众神之怒，责怪在位君王。
所以，商朝工匠们干脆将酒爵设计成底部稳实的觥。一来，觥体宽阔可以注入更多的酒。二来觥圆润的身躯，不至于在风中凌乱。
▲商代父乙铜觥，现藏于河南博物院。图源：图虫创意
商人大量饮酒固然与风俗习惯有关，但酒品的大量消耗也从侧面反映出此时的酿酒工艺尚未成熟。为满足商人大量饮酒的需求，工匠们又相继发明了尊、罍等大型容酒器。
▲中国国家博物馆镇馆之宝四羊方尊。图源：图虫创意
与早先出现的爵不同，尊、罍等都考虑到了酒体贮藏。为避免过多的酒精挥发，设计者们通通为它们量身定做了盖子，尽可能降低容器中的酒与空气接触。
参照祭祀，商代工匠又在尊、爵的切换中，发明出分酒器“壶”“卣”等。与大型容酒器类似，它们的瓶口也是带盖的。同时，为方便贵族们在酒桌上互相“满上”，设计者还专门以铸焊的方式在瓶身上，加了道“横梁”，便于贵族们拿起。
▲商代祖辛卣，现藏于河南博物院。图源：图虫创意
防止有人不胜酒力，提前喝趴下，贵族们还特地找人设计了一种用于调和酒味的器皿——“盉”。
自此，商人终于可以放开肚皮猛灌酒了。
有了美酒相伴，商代贵族们的餐桌又怎能少得了高级肉食？
在农业耕作水平发展的背景下，商朝的畜牧业也迎来了一次发展高峰。甲骨文中，人们形象地将猪圈写作“圂”，把圈养牛写作“牢”。
▲“牢”的字形演变。
而通过人类驯化的猪、牛、羊、马、犬、鸡等六畜，除了供给奴隶主驱使以及祭祀祖先外，大部分都成了主人家补充营养和体力的主要来源。
这时候，有一口好锅，对商代贵族而言，便显得十分重要。
作为调和五味的“宝器”，鼎在商代除了日常祭祀，就是奴隶主家中最大口径的锅。由于体型巨大，多数时候奴隶主会沿用其祭祀的功能，在鼎中烹饪大型肉食。
不过，大火易将铜合金的锡析出，致使青铜鼎结构不稳，因此，更多情况下，华丽的青铜鼎只能用来盛放肉食，以彰显主人家的高贵。
▲“妇好”鸟足铜鼎，现藏于河南博物院。图源：图虫创意
为了吃上一口热饭，奴隶主斥巨资设计了一套青铜炊具“甗”。它分上下两部分，上半层可用于盛放食物，名叫“甑”。甑的底部有一层满布小孔的箅子。下层是“鬲”，用于盛水。每只甗的底部，还如鼎一般设置多足，可将它们架于火上烤。这便是历史上最早的蒸锅。
▲商代立鹿耳四足青铜甗。图源：图虫创意
“食而能知其味”，为了给贵族更直观的视觉和味觉享受，工匠们还特地在各式青铜器外立面中加入云雷、夔龙等纹饰，除了表明青铜器内的食物原型外，更彰显了主人家的身份和地位。
可惜，在如此品类繁多的饮食形制中，商朝还是亡了。
与夏朝相似，商朝也亡于外患——上古周氏族崛起。
周人原本是商朝边陲的一个小部落。因戎狄入侵，领袖古公亶父遂将部落迁至周原（今陕西岐山北）。
抵达西岐后，周人开始“脱戎俗，筑邑定居”，学习商朝的农业文明。为了在当地站稳脚跟，古公亶父及其后人大力与当地羌人联姻，并获得了他们的支持。
▲周原遗址出土的日己觥。图源：图虫创意
古公亶父去世后，幼子季历即位。季历就是周文王姬昌的父亲，他在位期间，师承其父遗嘱，在当地大兴水利，发展农业，推行仁义，富民强军。不多时，周就成为商朝实力最强的外夷部落。
周的强大，引起了商朝的注意。
为了遏制周氏族的发展，商王室不断利用周族去跟外来戎狄硬碰硬，打算通过战争消耗周部族的有生力量。
不料，通过“以战养战”的方式，季历率周人愈战愈强，商王文丁亦不得不对季历一赏再赏。几轮下来，季历成了商王室钦命的“商朝西部众诸侯之长”，也就是《封神演义》中受人尊敬的西伯侯。
▲1990年版《封神榜》的西伯侯姬昌。图源：影视剧照
周室借消灭戎狄，大力扩充自家军力的举动，终于引起了商王文丁的恐慌。借重赏季历之机，文丁将其调入殷墟，伺机命人暗杀。
季历的突然死亡，并没有暂缓周人的扩张进程。姬昌即位后，秉承父、祖遗志，周氏大力发展军备。到了商纣王时代，他们的势力范围已推进至河洛地区。
这里是商朝的发源地，周室的崛起，自然引起商纣王的高度重视。
效仿祖父文丁，商纣王“杀周太子历，囚文王昌”，周人与商王室的矛盾最终公开化。
甲子日的黎明时分，历三世苦难，周武王姬发终于将“倒商”大军陈列于朝歌王畿之外的牧野。
武王姬发是周文王的继承者，这一仗，是他复仇商王朝的终局之战。
▲汤阴羑里城太公殿中描绘的牧野之战场景。图源：图虫创意
开战前，他紧急召开了一次全军誓师大会，向身后数十个方国的数万“倒商”弟兄阐述自己的作战理念。
他称，古人常云“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如今商纣王只听妇人之言，对祖宗祭祀不闻不问，对兄弟亲族过分刻薄，任由佞幸之人在朝中为非作歹，是为本末倒置。今我等理应替天行道，匡扶正义。所以，我们的行军要保持良好的阵型。要像虎、貔、熊、罴一样杀往商都的近郊，不要迎击和杀戮跑过来投降的人，他们将会有助于我们。努力吧，将士们！你们若不奋战，上天也必将会对你们的行为严惩不贷。
武王的鼓舞，彻底点燃了联军的复仇怒火。
延祚五百余年的商王朝，随着商纣王的一把大火，通通化作了灰烬。
牧野之战的发生时间，多年来都是史学界的未解之谜。直到一尊刻有铭文的青铜器出土，武王克商的具体年份才被清晰地揭示出来，并定格在公元前1046年。
这尊名曰“武王征商簋”的礼器，还有一个大家更为熟知的名字：利簋。
根据器内底铸铭文记载，作器者名“利”，他随武王参加牧野之战，胜利后受到奖赏，铸造这件铜器以记功并用来祭奠祖先。
▲利簋，又名武王征商簋，1976出土于陕西临潼，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图源：图虫创意
在商周大战前，“簋”这种器皿已为贵族们广泛使用。
簋的形制多为侈口、深腹、圈足，呈上圆下方的形状。因此，人们认为以它盛放黍、稷、稻、粱等食粮，不仅可以呈现丰收景象，更重要的是，上圆下方合阴阳学说中的“天圆地方”，利于国君弘扬“抱天守地，天人合一”的政治思想。
于是，从簋开始，大量拥有广口且上圆下方的青铜器被逐渐运用到祭祀上，以彰显使用者的身份、权力和地位。
与之相适应的，在周王朝随后公布的礼乐制度中，青铜器的使用数量，也成了贵族明尊卑、别上下的标准。所谓“藏礼于器”就是这个意思。
▲兴簋一组，其底部镂空处可生火，提供热食。图源：图虫创意
周代商，最大的历史意义就是，天下从信鬼神转化成尚文教。
鉴于前朝灭国的教训，周初自上而下，大力提倡勤劳耕作，以恢复经济生产。
▲大盂鼎拓片，鼎内有关于饮酒误国的金文记载。
经过数十年的经营，天下九州农业、手工业等各行各业发展迅速。周畿都邑间“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二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
物产的丰富，再次将以青铜器为载体的饮食文化推向历史的顶峰。
在礼制的规劝下，周朝贵族普遍认为吃饭是头等大事。除了鼎簋规制外，对于吃饭，他们还有“井泥不食”，“毋抟饭，毋放饭，毋流兽，毋咤食，毋啮骨”等规定。
正所谓“礼之所及，乐必从之”，如果说“礼”是周代社会等级规范和礼仪，那么，“乐”则是在“礼”之下的一种社会表现形态，两者相辅相成。
周成王继位后，武王的弟弟周公辅政。
周公十分反对“淫乐”。他认为，既然有良好的等级制度，那就应该在里边增添各种适宜当下物质、精神生活所需的内容，使之更加完善，形成一套完备的制度体系，为周王室的宗法制服务，同时也可威慑群邦，恩化他国。
▲西周何尊，现藏于陕西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尊内的“宅兹中国”为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图源：图虫创意
在分封制的基础上，周公提倡“制礼作乐”，将礼乐作为国家的根本制度，普及四方。
礼乐制度的建立，使西周贵族间的宴乐多了一项“雅乐”传统。
所谓雅乐，即祭祀天地、神灵、祖先等典礼中所演奏的音乐。周人运用雅乐，强调的是它与道德的配合宣传，平常演奏雅乐时，必须动作缓慢，声调平和。
雅乐没有艺术性的制约，以和平中正为原则，以庄严肃穆为标准，所以，发声悠长、沉稳的钟、镈、铙、石磐等自然是宴乐乐器的首选。
▲西周云纹青铜大铙，现藏于福建省博物院。图源：图虫创意
这些乐器按发音高低排列，就形成了中国古代五声音调中的“宫、商、角、徵、羽”。
搭配宴饮中出现的各式珍贵佳肴，周天子“钟鸣鼎食”的画卷就此展开。
但是，明尊卑、定规矩的礼乐制度产生，也伴随着奴隶制的残酷发展。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经济、军事作为支撑，再好的制度，崩塌也是瞬间的事情。
西周末年，周王室出现了一位与上两代末世之君性格类似的周幽王。史载，周幽王在位期间，任用虢石父为上卿，推行暴政，宠爱美女褒姒，百姓怨声载道。
可能是后世为了维护西周的礼仪生态，在阐述西周灭国的事实上，将责任全部都推到了褒姒身上。
与妲己、妺喜类似，她也有着亡国美人的特殊性。据说，周幽王自从得到她后，她一直面若冰霜，入宫以来未曾一笑。周幽王对此十分苦恼，不惜以千金求计，只为博得美人一笑。
这时，佞臣虢鼓给周幽王进献了一个馊主意，建议大王以烽火传讯、擂鼓阵阵的方式，力促褒姒大笑。
烽火本是古代一种紧急的军事通讯手段，由国都到边塞，沿边都设有烽火台。每当有敌入侵时，士兵必点燃烽火向王畿报信，同时也向附近诸侯发出预警，让他们组织兵力勤王。
可周幽王不管这些。他采纳了虢鼓的建议，带着褒姒，登上了骊山烽火台。
▲周幽王。图源：影视剧照
一时间，狼烟四起，烽火冲天，各地诸侯一见王室预警，以为戎狄再次率军来犯，遂点齐兵马，赶赴骊山救援。
褒姒见千军万马应召而至，觉得十分好玩，不禁嫣然一笑。
见美人如此开心，周幽王决定再来几次。久而久之，见着烽火，诸侯们也以为是昏君罔顾祖宗家法，戏弄诸侯，大家都不来了。
周幽王十一年（前771年），申侯联合鄫国、犬戎发兵攻打周王室。周幽王紧急点燃烽火，欲召集诸军共讨之。怎料，一兵一卒都没来。最终，犬戎大军在骊山下俘杀周幽王，西周走入了历史。
申侯勾结犬戎发兵攻打周幽王，曾抱有劝大王远离“祸水”，恢复妹妹申后以及太子姬宜臼地位的想法。因此，周幽王死后，姬宜臼在诸侯的拥戴下，继承王位，史称周平王。
为避免他人诟病，周平王率众迁都洛邑（今河南洛阳）。
至此，失去根基的周王室陷入衰落。
周王室的衰微，让昔日饱受礼制束缚的诸侯彻底放飞自我。
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不仅亲自跑到中原，向刚刚登基的周定王询问鼎的轻重，更是不顾过去礼制的要求，自己公然在封地中僭越使用王号，全然不顾周天子的脸色。
▲王子午鼎铭文。
楚庄王的表率，使得各国诸侯对礼制束缚阳奉阴违，礼乐渐趋崩坏。
位于山东的齐公，率先将周天子赐下的礼器丢掉，重新打造一批精美的青铜器，订立自己独有的礼乐制度。
▲春秋早期齐系鸟龙纹三兽盖青铜鼎，现藏于郑州华夏艺术文化博物馆。图源：图虫创意
而一向雅好音乐的曾侯乙，则聚合全国之力，替自己打造了一副可以演奏七声音阶五个八度，由六十五件全套编钟组成的青铜乐阵，享受如帝王般的宴乐规格。
▲曾侯乙编钟，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图源：图虫创意
除此之外，作为今天湖北地区的一方诸侯，讲究享受的曾侯乙还打造了一个巨大的青铜“冰箱”——冰鉴。
它由内外两件器物构成；外部为鉴，鉴内置一尊缶。鉴与尊缶之间有较大的空隙，夏天可以放入冰块，冬天则贮存温水，尊缶内盛酒，这样曾侯就可以喝到“冬暖夏凉”的酒了。
为了制造出更多适合诸侯们享乐的青铜器，各国工匠们轮番进行探索，终于在原合范式浇筑法的基础上， 发明了一种名为“失蜡法”的新浇筑技术。
这种技术首先使用蜂蜡一类的易熔材料灌注成模型，然后在其表面挂泥浆，硬化成壳以后再进行加热，最终使蜡熔成工匠们所需的青铜器铸造模具。
▲用失蜡法工艺铸造的曾侯乙尊盘，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图源：图虫创意
失蜡法的出现，使青铜器的匠造技艺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利用这种熔模精密铸造工艺，春秋战国时代的匠人们为贵族创造出多种引领风潮的错金银、镶金玉等青铜玩物。它们自诞生之日起，就带有明显的色彩对比和古典雅致的艺术张力。
▲战国错金银纹车饰。图源：图虫创意
礼乐崩坏带来的另一重影响，就是“礼乐自诸侯出”。
春秋战国时代，失去周天子管束的诸侯们自主发起战争，攻城掠地，兼并弱小。由于武器的配备以及铸造工艺、材料等直接影响战争的结果，因此，青铜武器的铸造和批量化生产也备受各国关注。
南方的吴、楚、越等国均成为春秋战国时代冷兵器铸造大国。兵器业的发展，更是造就了干将、莫邪、欧冶子等一代铸剑名家。
▲古代铸剑大师欧冶子雕像。图源：图虫创意
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在夫椒山一举消灭了犯境的越国军队。随后，被围困于会稽山中的越王勾践，依照议和条件，入了吴王宫，甘为夫差驱使。
在吴国宫中，越王勾践足够“乖巧”，令昔日视之为对手的吴王夫差颇为放心。即使有伍子胥等老臣力谏夫差“斩草除根”，敢于在敌国君主面前“尝粪”的越国君主勾践，依旧安然无恙。
▲上海枫泾古镇的吴越古国分界碑石。图源：图虫创意
眼见勾践完全“臣服”，吴王夫差便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让其返回故地，好好做人。
面对一贫如洗的国家，勾践郑重地立下了flag，要“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细化工作就是，在内政上实行发展生产、奖励生育及尊重人才等政策，以安定民生，充裕兵源，收揽人心，巩固团结，从而增强综合国力；在军事上，实行精兵政策，加强训练，严格纪律，以提高战斗力。
勾践多项改革，成功恢复了越国曾经的战斗力。《越绝书》载，“鸡山、豕山者，勾践以蓄鸡豕。将伐吴，以食士也。”
看着越国从未断过辱国之恨并一步步壮大起来，伍子胥未免有些惊慌。他赶紧向吴王夫差报告了越国当下现状，希望吴王再发重兵，一鼓作气灭了越国，以绝后患。
▲杭州胥山城隍阁。图源：图虫创意
哪料，夫差彼时正沉浸在北伐齐国、会盟中原的喜悦中，对伍子胥的良言充耳不闻。
担心吴国日后鱼烂而亡，伍子胥特地让其子投奔齐国，保留血脉，此举却为奸臣伯嚭事后告知吴王夫差。
公元前484年，苦苦撑持吴国大局的伍子胥被夫差下令赐死。临死前，这位名相留下了一句遗言：“请将我的双眼摆在阖闾城的东门之上，我要看见越国的贼兵入城灭吴！”
伍子胥一语成谶。
▲苏州姑苏古城胥门。图源：图虫创意
两年后，吴王夫差率领精兵北上黄池（今河南省封丘县）会盟，吴国内部空虚。勾践抓住时机，率领军队攻打吴国。吴国元气大伤，夫差被迫求和。
但勾践从未忘记辱国大恨，四年后，卷土重来，在笠泽大败吴军，从此吴国一蹶不振。
公元前473年，勾践攻破阖闾城，夫差自尽身亡。想起伍子胥曾经的谏言，他悔恨地留下一句：“吾无面以见子胥也！”
事已至此，后悔无用。
▲吴王夫差剑，现藏于苏州博物馆。图源：图虫创意
越王勾践的胜利，使其坐稳了春秋最后一任霸主的宝座。而那把曾经陪着他南征北战的宝剑，至今也成为了举世惊骇的王者之剑，静静地躺在博物馆中，向世人诉说着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越王勾践剑。图源：图虫创意
然而，从更大的层面上讲，吴、越的崛起，恰恰说明了周天子的权威已经羸弱至极。礼乐制度的彻底崩坏，致使青铜器走上了一个历史巅峰后，迅速衰落。
就在春秋诸侯忙着拿青铜武器互相对抗时，一种新的金属制品诧然问世。
它是铁，一种比铜的储量更大、硬度更高的金属。无论是用作兵器，还是用作农具，它都比青铜器更胜一筹。
一个新的时代，已经显露了锋芒。
公元前464年，越王勾践薨，春秋霸主再度缺位。没有了盟主，各国不得不加强自卫，天下纷争愈演愈烈。
大国争霸，上百个小国，争到最后就剩局部统一的战国七雄。
到底鹿死谁手，就看谁更具改革精神。
列国中，魏国、楚国、韩国相继发起规模浩大的深度改革，但坚持到最后的、改革最彻底的却是秦国。
▲商鞅。图源：影视剧照
秦君的祖先原是替周天子牧马的秦非子。只因西戎入侵，秦襄公曾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被封为诸侯，赐居今陕西岐山至沣水一带的土地，跻身诸侯争霸之列。
当诸国都围绕周礼强调的“王道”探索发展之路时，秦国的制度设计师商鞅却一改过去的虚浮，直言“霸道”方可统一天下。
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商鞅顶住压力，率先在国内颁布了《垦草令》，拉开变法的帷幕。
当时，秦国耕力在列国中排倒数，商鞅提出“废井田，开阡陌封疆”，对田亩制进行了改革，允许秦国百姓留有“私田”，只需要他们如实报告给官府，并由后者登记造册即可。
为了保障国家的税收持续而稳定，商鞅规定，秦国私田多少，将以百姓参军后所立的军功为考核标准，功高则田宅多。当然，贵戚禄厚，所要承担的赋税和对国家的责任就越大。
▲商鞅方升上的铭文。图源：图虫创意
为防止贵族们瞒报私产逃税，商鞅动手改革了秦国的度量衡制度。他规定，“十六点二立方寸为一升”，并为此订做了统一的商鞅铜方升。
今天，这件国宝级的青铜器依然能发挥它独有的刻量功能，将信息准确无误地反馈给人们。
凭借着刻度精准的测量工具，商鞅最大限度地完成了改革的设想。
公元前338年，商鞅被杀，但变法通途却没有在秦国戛然而止。秦国“奋六世之余烈”，终在商鞅死后117年统一天下。
作为历史上第一位将“皇”和“帝”合用的君主， 秦始皇对在国内实行许久的度衡量制度，情有独钟。
▲秦始皇雕像。图源：图虫创意
针对各国文字不一、度量不同的现状，他颁布“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统一大秦帝国的度量衡标准。
模仿商鞅，秦始皇设计了一款新型的测量工具：始皇诏铜方升。它的测量刻度与商鞅方升略有出入，但总体仍是沿用前者超前的设计理念。
▲始皇诏铜方升，现藏于上海博物馆。图源：图虫创意
秦始皇统一天下，标志着自周平王东迁以来引发的乱世走入了历史。
作为上三代最重要的神器，青铜器自然也失去了原有的意义，渐埋尘土之下，结束了一个时代的辉煌。
青铜不再，但它所承载的文明礼制，却镌刻在国人的血脉之中，代代相传。考古学上讲“透物见人”，了解中国，理应从青铜器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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