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的农耕文明，诞生了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小农经济，进而在中华大地上，形成了家族本位的独特家国文化。而西方的商业文明，则打破了家庭的生产方式，以城市为据点，出现了集中的商品生产和经营，形成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城邦制度。中西方，经济类型的不同，生产方式的不同，塑造了中西方不同的政治结构、文化秩序。
中国的文明是典型的农耕文明，男耕女织、精耕细作的家庭生产模式，使得普通民众能够完全自给自足。如此一来，在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情况下，对于生产的技术，生产的组织，等等都不会有革新的需求。如此一来，以家庭为基础生产单位的生产模式，就在中国的社会中得到了长期的保留，并因此形成了宗法社会，以及家族本位的宗族文化。孟子有言：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身。
1，家，在中国是集诸多功能为一体的社会单元
其实，放眼中西方，"家庭"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单位。只是，家庭，和家庭的延伸家族，在中国的社会中有着其他文明中，绝对不可比拟的崇高地位。家，在中国社会，不仅意味着人和家庭的结合，也不单意味着人们为了繁衍后代而组成的夫妻。更是一种集血缘继承、婚姻结合、生产经营、社会教化等等 ，多功能集于一体的社会单元。
中国人的第一重社会生活，就是家庭生活。而家庭生活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占有如此大的比重，很明显与上文提到的宗族社会密切相关。在宗族的社会下，人与人之间以婚姻和血缘为纽带，形成了父系传承的血缘系统，以及世代相传的家族集团。在这个家族集团下，嫡长子为大宗，别子、庶子都为小宗。
并以此形成了"族""房"等宗族分支，以及"五服"这样的亲戚网。而紧密的宗族社会下，又形成可安土重迁的观念，中国的家族，往往是扎根于某地，在此一直繁衍后嗣，聚族而居。一村、一寨，都是同姓，是非常常见的现象。甚至，在当地形成了地方官和乡绅的政权、绅权相结合的加强型宗法统治。如此，中国形成血缘与地缘相互扭结重叠的特殊社会结构。可，宗法社会下的中国有哪些特点呢？
2，"家天下"的宗主统治
首先，中国的封建社会，自夏代开始就是"家天下"的王位继承制。之后，历代的帝王，都称自己为"天子"，同时，还"奉天承运"将自己,定为天下臣民的君父，以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家长自居，百姓是子民，天下是私产。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到了西周时期，天子甚至将土地，按照和自己血缘的亲疏，依照"嫡长子继承制"和"大宗小宗"的宗法关系，将土地分封给自己的亲属。
比如，《左传》记载：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皆举亲也。从此开始，国家内部，天子与诸侯的君臣关系，家国内部，大宗和小宗的关系，随着分封，形成了以宗法关系为基础的国家政治结构。《汉书》讲："父有天下，传归于子，子有天下，尊归子父。"皇位的继承，都是在一个家族的传承，就算是历代皇位继承时，时有争斗，也是皇家家庭内部的争斗，天下系于一家一姓，这也是宗法关系的一种体现。
3，"事君如事父"的忠孝原则
但是，在以血缘关系至上的中国封建宗族集团中，用来维护内部秩序的工具，却是——道德，而这种道德最典型的道德要求就是"孝道"。其中，"孝道"更是维系家庭中国长幼尊卑，体现家庭对个人隶属关系的基本原则，这是因为，"孝道"，在以伦理关系为中心的中国社会中关系重大。圣人孔子说："孝悌者也，其为仁之本也。"以及谚语"百善孝为先"，都是孝道对中国社会重要意义的体现。
而"孝道"的根本原则，就是"父为子纲"，要求子女对父亲绝对的服从。甚至子女对父母的敬畏程度要到放弃自己独立人格、生命的地步，"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比如，秦朝时，赵高扶立胡亥时，就假借秦始皇的一道诏书，直接引得公子扶苏拔剑自刎。可见，父命的威严，也延伸到了政治层面，成了绝对的权威主义，在后来更是形成了"事君如事父"的观点，要求臣民们在对待君王时——移忠作孝。
比如，《孝经》说："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这很明显，是家国同构下顺理成章地推演出的君与父同伦，"父为子纲"延伸为了"君为臣纲"。孝道转化为治国之道，个人对于国家和社会应该担负的责任，在中国变成了对家长权威，无条件遵从的伦理义务，进而延伸到了臣子对君父的服从。这种思想，也造成了古代社会的专制主义，以及重社稷，轻科学，政治统帅一切的官本位文化，以及政治伦理一体化的传统文化。
4，大一统的专制政体
而在孝道的加持下，中国封建社会，形成了国君以万民之父的身份，君临天下的大一统专制体制。国君成了行政、立法、军事指挥、司法、监察、录用官员、文化道德、倡导决裁，等诸种权利于一身的最高统治者。比如，历史上有能力的皇帝，都是能够监听万事、独揽朝纲的人。就连执行皇帝意识的官僚制度，也可以随着皇帝的意志而不断进行改变，比如朱元璋废丞相，清朝设立军机处等等。
甚至，中国的思想、文化发展，也是以君主的喜好为发展方向的。汉代，汉恒帝喜欢佛教，于是佛教进入中国，和黄老之教并重。可，唐代的皇帝们，却尊崇道教，于是道教迎来新的生机。如果，帝王喜好赋，则赋兴，如果君王喜好诗，则诗旺。就连科举制，在唐代后也是君主们规范思想的一种手段。甚至，武则天还自己撰写了《臣轨》。再加上历代文字狱的恐怖，中国封建社会彻底形成了思想文化上的"大一统"。这种体制，维护了封建帝王的权利，权力取消了人民的权利，彻底形成了家国同构的天下。
与中国的"家国社会"不同，西方历史的关键，是城邦。而，城邦是一种规模有限，却高度独立自治，并能得到其公民的最高忠诚度的政治构成。这一制度的确立，与希腊半岛上的特殊多山地理地形和经济面貌有关。自然地形和靠海为生的经济面貌，形成了希腊的商业文明，它以城市为据点，出现了集中的商品生产和经营，形成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城邦制度。并且，它的影响范围直接扩散到了整个欧洲，成为欧洲近代政治制度的楷模。
1,城邦，是希腊文明最具特色的政治社会单位
而西方的城邦文明，形成于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希腊。在公元前8世纪，当时希腊各地开始建立起独立的城堡，导致不同的氏族开始向城市聚集，并建立起管理各部落共同事务的行政部门，如此一来，希腊文明最具特色的政治社会单位——城邦，建立。
而这样的制度，最大的特色，就是以独立的城市为中心，然后向城市附近的乡村辐射。更重要的是，这样以城市为中心的制度，形成了欧洲以工商业为重点的经济模式。因为，欧洲多山的地形，使得欧洲没有足够的耕地来养活人们，以当时最大的城邦斯巴达为例，斯巴达还是以农业为主的城邦，土地面积在当时属于很大了，其土地面积约有3000平方公里。可是，当时斯巴达的人口数量，已经高达40多万。
如此多的人口，仅靠着3000平方公里的土地所产的粮食，如何够？于是，欧洲爱琴海流域的人们，开始依靠丰富的海洋资源，进行海洋贸易。但是，各个城邦的人口，是会不断繁衍的，如此一来，只要城邦的人数到达一定数量，就会有人口外移的现象发生，原因也很简单，一个城邦的生活资源，不能养活过多的人口。
而欧洲依海为生的商业文明，导致人们只需要另找靠海的地域，重新建立新的城邦就好。比如，希腊人，就在爱琴海诸岛建立了大大小小的移民城邦，欧洲后来如此喜欢建立殖民地，也与此传统有关。而爱琴海流域的希腊文明，之所以能够扩散并影响到整个欧洲，也是因为移民和殖民地的现影响。
2，人口流动，导致全新的社会组织取代了原有的氏族体制
而如此多的移民现象，直接导致欧洲原本的氏族文化遭到冲击。因为大的人口迁徙，所依靠的交通方式，只会是海路，而欧洲当时的船只不会很大，不可能将整个氏族，都带去开辟新居住地。如此一来，去往开辟新居住地的人们，则会是来源广泛的各族人。而当居住地又不够居住时，又会再次发生迁移现象，所以，整个欧洲城邦文明，都是来自不同地区、不同部族的移民。而这样全新的社会组织，直接取代了欧洲原有的氏族体制。
同时，也影响了欧洲的文化。大量的移民现象，使得欧洲各个城邦的人来源复杂，这样不同种族的混合发展，使得城邦居民们宗族血缘的意识非常的淡薄。到了公元前六世纪，梭伦根据此制度，对政治制度进行了改革，原本雅典的居民，是分为：贵族、农民、手工业者等三个阶级的，而担任管理职位的人，则只有贵族可以出任。
而新的移民文化下，梭伦进行了改革。他废除了世袭贵族的垄断权利，不再以出身，而以财产的数量来划分公民等级，各等级的政治权利依其财力之大小而定。另外，还设立了400人会议，使得平民有了参与政治的机会。而这样新兴政治制度的确立，不仅重新确立了城邦的治理方法，更重要的是直接促进了城邦经济的迅速繁荣，也让西方政治制度走向了和中国截然不同的方向。
3，城邦制度，促生了欧洲民主政治体制的建构
城邦制度的建立，随之而来的是欧洲民主政治体制的建立。比如，在欧洲的城邦建立之初，原本氏族社会的制度还有所保留，但是，城邦的权利已经发生了转移，比如，原本的权利，大多在贵族会议、或者由贵族选出的执政官手中，上文提到的公民会议则是无足轻重的存在。这是因为，早期的欧洲政治，是以维护世袭的贵族利益为核心的。
可是，移民的出现，和欧洲商业文明的发展，使得欧洲出现了新兴的市民阶层，他们通过武力夺取了政权，推翻了贵族的独裁统治。一些城邦开始，进行政治改革，上文提到的梭伦改革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公民的等级，依靠经济能力，被重新区分。公民大会也有了一席之地，400人会议被升为常设机构，取代了原本贵族会议的部分权利。梭伦改革下，还规定了每个人所占土地的限额，有效规避了地主的产生，使得原本的下层民众的权利得到了保障。
开启了雅典民主政治制度的先河，并随着雅典文化向欧洲大陆的散播，影响到了整个欧洲。之后，经过克里斯提尼的再次改革，到了欧洲的伯克利时代，雅典的民主政制达到了顶峰。除了十将军委员仍然由公民投票产生，其他的公职，则完全由抽签选举，而且每一位公民都有选举权，甚至是贫困的公民，也可以担任公职。
但是，即便是雅典民主制度的全盛时期，还是有妇女和奴隶的权利没有得到保障。人与人之间的完全平等，并没有得到实现。而雅典的民主政制，最可贵的一点，是用法律的方式，确保了个人的政治权利和平等地位。这种以经济财力来推动社会制度变革的方式，也影响带了欧洲的思想文化，与中国皇帝决定思想文化的发展不同，欧洲由新兴的市民阶层决定，比如，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期，歌剧的内容，就是建立在广大市民阶层的审美下。而雅典的民主政治，也是后来欧洲三权分立的来源，更是欧洲契约文化的最高体现。
根据上文，我们可以看出，欧洲的集团意识、家国观念，与中国人的家国观念，有本质上的区别。中国大量的可耕地和适宜的气候，为中国农耕文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而，农耕文明的形成，使得中国形成了自给自足、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形式。这种耕作方式，一个家庭就可以完全运转的开，在一个家庭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人们对于生产技术的革新就不会有需求。所以，中国的社会中，长期存续了以家庭为基础生产单位的生产模式，并因此形成了宗法社会，以及家族本位的宗族文化，甚至影响了后世的专制文化。
而欧洲因为多山的地形，使得可耕地的面积非常有限，这为欧洲商业文明的形成打下了基础。之后，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模式，使得大量的移民现象发生，形成了欧洲的城邦制度。而城邦中大杂居的民众来源，直接冲击了欧洲原本的氏族统治，人们开始以经济条件来重新定位阶级，形成了欧洲民主政治，和重视契约的精神文化。不同的地理条件，形成了中西方的不同经济形式，而不同的经济类型，又影响了中西方的政治结构和思想文化，实在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