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亚和内亚世界的混战之中，总会有一些不如意的失败者和内斗中的叛逃者。这些人或者在本族内郁郁不得志，或者对于新崛起的强权心怀不满，选择南下被俘虏与收编，成为了后者不可多得的宝贵军事资源。由于人生地不熟，再加上熟悉敌我双方的行情，这些人往往是南方政权寄予厚望的救命稻草。但他们的到来，往往无法改变北方政权的碾压性军事优势。所以在南方政权被击败后，这些少数派的下场往往十分悲惨。

今天的文章介绍的就是三支这样的军队：五代的契丹直-金国的忠孝军-南宋的通事军。

五代十国的契丹卫队

公元756年，幽州节度使安禄山举兵反唐。幽州的各路外族成为叛军的中坚力量。在安禄山与史思明死后, 很多叛乱的番将在唐朝的招抚政策下, 摇身一变, 成为手握重兵统帅或地方豪强。

同时,还有部分契丹、回鹘等族的将领或入朝为官，或戍守各地。比较有名的李光弼，就是其中的一员。显然，在安史之乱后，回鹘人和契丹人先后扮演着局势左右者和秩序输入者的角色。

与此同时，安禄山对于契丹、奚族、突厥和粟特等游牧人口的利用, 也启发了唐朝的其他节度使和地方豪强。如唐朝皇室成员李锜在江淮地区独霸一方,就用善于骑射的北方契丹和奚族移民组建了骑兵卫队来“挽硬随身”。自己还效仿胡人酋长，把这些人收为义子。远离边区的江淮尚且如此, 在河北和燕云等胡人聚居区就更加寻常了。

由于唐末和五代的战争，燕云地区人口锐减。公元10世纪，被契丹人掳掠的中原人口约有70-80万人之多。其中，燕云地区是契丹掳掠的主要地区，也是人口流失最多的地区。这给了各路少数民族进入燕云地区以机会。经过粗略的估算，在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之前，燕云境内已经至少有30万各种外族。

此外，燕云内的大部分地区属于典型的农牧混交区。这里多山地丘陵，少平原沃土，气候又相对寒冷。农业生产在于平原与的河谷地带比较发达，山区丘陵基本为畜牧业生产地。从秦汉时代起，这里的百姓都具有兼营农牧业的特点。所以在唐朝中后期迁入在燕云地区的各少数民族，加重了燕云地区畜牧业的成分，使本地的畜牧业有了很大的发展。

在唐末五代和辽初的战争中，农业人口大量流失，但畜牧业却在这一时期有了发展。战争使大片耕地变成荒地，正好为牲畜提供大面积的草场。一些原本适宜农耕的地区也变成了牧区。胡族百姓在这一过程中，由过去的游牧变成了定居放牧，甚至开始从事粗放的农业。

人口流动的结果，就是燕云地区的地域文化和社会风俗日益胡化。比如根据唐末墓志铭《唐故范阳卢秀才墓志》的记载，20多岁的燕赵秀才卢霈不知道孔子和周公是谁。只知道骑马打马球和狩猎，和游牧邻居的风俗十分接近。

在服饰上，该地区汉人女子上身外衣多为直领左衽长袍，是吸收了契丹服饰的结果。在饮食文化方面，燕云地区的汉人在与契丹等少数民族杂居交往中，既吃粮谷又开始吃羊肉和食用奶酪。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

在婚姻习俗方面。燕云地区的汉人也出现了有着游牧色彩，但违背儒家道德的妻姐妹婚。就是姐姐死后，妹妹嫁给姐夫。丈夫死后，兄弟继承丈夫的妻妾也有发生在汉儿当中。在匈奴和契丹等少数民族中间，经常存在不限辈分的婚姻习俗。

这样的习俗与游牧民族的迁徙和征战传统大有关系。即使男性战死沙场，也不用担心遗孀和女性亲属们无人照顾。因为是家族联盟内部的通婚，所以聘礼之类的财物会在本家内部流动，肥水不留外人田。

虽然这被汉人视为乱伦行为，但由于长期受到契丹等族的熏陶，燕云的一些汉人逐渐接受这种婚俗。相比于中原和更南方的江淮地区，此地的汉人逐渐习惯了与胡族邻，乃至共同生活甚至并肩作战。由一开始的对立情绪变成了不太排斥，并学习了左衽和骑射等各种胡俗。

因此燕云地区成了胡汉优质兵员的出产地。北方藩镇和五代军阀，都以豢养北方牧民的精锐部队为荣。比如后唐的沙陀皇帝李存勖在公元918年举行大阅兵，麾下集结的十余万部队，就有来自塞内和塞外的奚、契丹、室韦、吐谷浑的部队。他也是当时拥有外族部队最多的军阀。

具体到燕云十六州境内，最具有军事潜力的是燕山和军都山以北的云、应、朔、儒等诸州。在这些州军中居住的人口中,很多是依附唐朝的游牧民族部落和胡化汉人。他们借助边镇的保护，躲避草原和东北边疆的部落战争。居住在此地区的部落人口，有数目众多的契丹、吐浑、室韦以及沙陀突厥等。北方的军阀们都十分重视对这些人的拉拢与争夺。谁能得到这些人的支持，谁就能在中原争霸中占据上风。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晚唐和五代的河北与山西军阀们，根据民族群体和武器样式的特点,从燕云地区的外族定居者和契丹等族的俘虏中筛选精兵，组织了精锐部队。比如魏博镇组建了著名的长枪部队, 号称“银枪效节都”。因为契丹人喜欢使用银叶片装饰起来的精美箭筒，所以刘仁恭把麾下的契丹骑兵称为“银胡禄”。

而在后唐的禁军体系里，还有后唐将领赵德钧父子的麾下，则有被称为“契丹直”与“银鞍契丹直”的骑兵队。这些人是契丹骑兵中的佼佼者，本身武艺出众而且有一定财富。所配备马具鞍以银叶镶嵌, 故名“银鞍直”。在军装华丽、喜欢炫耀军容的五代十国时期，军阀们也很喜欢用金银绸缎武装这些外族战士，炫耀军威。

在兵种分工和战斗风格上，他们与塞外的同胞有类似的组织和分工。大致分为侦察敌情的拦子马骑兵，收集补给的打草谷骑兵和正面作战的战骑，还有负责通信的驿骑。在亦农亦牧的燕云地区，他们有条件继续游牧生活。也可用打猎这种休闲方式，来练习马术和武艺。契丹骑兵喜欢利用气候入侵，趁着严寒的冬季南下中原。这些人深知这一点，而且能够忍耐严寒。所以可以适应契丹人的冬季入侵，并迅速做出相应的反应，成为了五代政权对抗契丹的利器之一。

最后，赵德钧麾下的银鞍契丹直，因为辽太宗耶律德光的围困而被迫投降。耶律德光还特意问这支精锐的契丹部队何在，将他们一次性诛杀殆尽。可见这支军队曾经给辽国南下中原造成过极大的困难。

到了10世纪后期, 在继承了五代禁军体系的北宋宫廷侍卫中, 依旧保存着“契丹直” 的编制。但是在北伐燕云之后和其他禁军一样死亡惨重，最终幸存的数目很少。所以成了“设而不用” 的招降机构, 起着招慰俘虏与分化辽国政权的作用。但他们不可避免地成了彰显王朝威仪的外族武士，变成象征性的摆件。最终混入汉人之中。

金国的忠孝军

在金国末年，女真人组建过一支善战的外族武装“忠孝军”。这个汉化的名字下，其实是一群来自青唐、北亚和西域的流亡者。

金朝政府之所以组建忠孝军，是因为当时金朝面临着内外交困的局面。内有红袄军起义、契丹的叛乱、蒲鲜万奴的割据自立。外有蒙古、西夏的滋扰，又与南宋挑起战端。而此时金朝兵源匮乏，尤其是骑兵数量锐减。女真人自己的武德也被定居生活和汉化所腐蚀。所以在秩序洗牌后，金国需要另外开辟新的兵源。

此外，由于早期蒙古人崛起的过程中经常屠城，对抵抗者执行严苛的杀戮政策。往往会把防御不了的区域或者认为没有价值的区域变成焦土。因此，在饱经战乱的亡国者和俘虏们看来，金国统治下的黄河以南的区域，反而成了地狱隔壁的天堂。利用这一心里，金国政府绕开了那些宗室权贵，从流亡者中组织新军。这就是忠孝军诞生的背景。

忠孝军从将领到部众都是由逃离蒙古占领区的归来人组成的。完颜陈和尚及蒲察官奴, 都是被蒙军俘获后伺机南归的。忠孝军的民族成分也非常复杂。其中有有从蒙古统治区内逃亡来的吐蕃人和党项人，也有分布在河东和山西的吐谷浑人，还有信奉聂斯托利派基督教的乃蛮部众。甚至有来自西域的高昌回鹘和西辽境内的回鹘人，以及信奉了伊斯兰教的喀喇汗国突厥或其他的中亚突厥人。这些加入忠孝军的非金国臣民，被金人称为“归顺人”。

另外一些人则是以前金国陕西和河朔地区的编户齐民。他们九死一生地逃出了蒙古占领区，被金人称为“归正人”。这样的区分方法和南宋对于投降者的划分非常类似。毕竟，此时的金国正在重蹈宋末的某些覆辙。已经汉化的女真人用“忠孝”、“归正”这样的字眼，命名经历过北亚秩序洗牌的流亡者。无疑是希望依托这些新鲜血液来重新整顿秩序的。

金哀宗就是在这些人的帮助下率先夺取了皇位。上台之后，面对内忧外患，他十分依仗这些流亡者。因为他们在本国没有根基，绝对不会返回蒙古统治区，而且又比较善战。所以只能成为女真皇帝的救命稻草。

金朝初年以骑兵横行天下。但是在蒙金战争时, 群牧监的马匹在契丹带路党的指点下，皆为蒙古所得。金军被迫由骑兵为主转变为以步兵为主。这对与蒙古骑兵对抗是十分不利的。因此组建忠孝军就是重建精锐骑兵。女真朝廷对于忠孝军的马匹供应非常重视。为每个忠孝军士兵都配备了1匹战马+1匹从马，所用战马由枢密院统一配置。

战术上，忠孝军试图恢复金朝初期，女真骑兵坚忍的持久作战的传统。宋人承认和大部分契丹与党项骑兵相比，女真骑兵的优势就是重甲+硬弓和善于持久作战。即使初战失利也能屡败屡战，绝不轻易退出战斗，所以给宋军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在组成忠孝军的各族群中，吐蕃、乃蛮、党项等都有过各自的重骑兵传统。这些归降者能逃过蒙古骑兵的追杀搜捕，本身就需要以过硬的骑术为前提的。所以忠孝军的选拔条件就是骑术和骑射技巧。

在选拔之后，为了保证士气的旺盛，在很多世袭猛安谋克的军饷都不齐全的情况下，忠孝军将士的军饷是普通金军的三倍。最后金哀宗从开封出逃到蔡州的路上，忠孝军也不断得到皇帝的赏赐。皇帝还准许他们多携带一些财物，可见对于这些流亡者的重视。

在战斗中,当敌我两军人数相当时，忠孝军往往会先在两翼部署骑射手来夹射敌军，然后让己方的近战部队去冲击敌阵。但是随着局面的恶化，和敌我兵力对比的悬殊，忠孝军多数时候是作为精锐突击部队。利用坚忍持久的特点，直接冲击蒙军。比如在大昌原之战中，完颜陈和尚就带领400名忠孝军骑兵冲入蒙军阵中。最后击溃了蒙军，为金朝取得了金蒙战争中一次较大的胜利。

此后，忠孝军作为金国末年的精锐部队，还协助其他金军取得了卫州之战和倒回谷之战的胜利。但是在三峰山之战中，忠孝军和其他金军一起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主将完颜陈和尚殉国。忠孝军可供周旋的余地也随之变小，在必要的时候他们也会参与守城战斗。

即使遭到了重创，忠孝军在对蒙古和南宋的战斗中，依旧有着可圈可点的表现。比如在归德之战中，从蒙古军营中脱身的蒲察官奴凭借对蒙古军的了解，趁着蒙古军背水扎寨的机会发难。他带着450名忠孝军，携带早期的管型喷射器火枪，采用两面夹攻的战术劫营。遭到突袭的蒙古军在黑夜中自相践踏，还有很多人溺水身亡。这一路蒙古军损失了3500多人，主要将领纷纷战死。忠孝军在焚毁了蒙古军的营帐后，得以全身而退。

后来金国迁都蔡州，南宋加入了蒙古对金国的扼杀。在与南宋的战斗中，忠孝军凭借着凶悍的游牧民长相与北亚和西域风格的装备，对宋人造成了极大震撼。曾有100多名忠孝军骑兵，模仿蒙古语人的口音，让南宋军误以为他们是蒙古人。结果南宋军看到他们后就一触即溃，望风而逃，被这100多骑兵斩首数百人。

最终，这些精锐部队大都在蔡州保卫战中战死。虽然他们在效忠政权里的地位十分重要，但依旧成为无力阻挡历史车轮前进的牺牲者。

南宋的通事军

很快，南宋自己的国防形势已经十分危急。在优质兵员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南宋方面想尽了一切手段招募外族兵。除了文天祥手下的苗族和侗族等蛮族战士，还有回鹘人爱里八都鲁率壮士百余人、老幼115人和马264匹降宋。名将孟珙接受了这支小部队，创置了飞鹘军，可见南宋此时的兵力匮乏。

这些人的存在，其实体现了另一个事实，那就是南宋很注意挖金国和蒙古的墙角。在这样的背景下，南宋成立了从蒙古占领区逃亡而来的流亡部队“通事军”。“通事”的本来意思就是翻译员。最早来自于辽国。由于鼎盛时代的辽朝占据了北方的广大地区乃至与蒙古高原, 以少数契丹人统治着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多数。为了沟通语言, 具备了国际视野的契丹人当然需要大量译员。所以官方设立了负责翻译工作的通事官。

南宋把这些人称为通事，是因为这些人的语言与南宋人不通。即使是中原地区的汉人, 也与南方方音有较大差异。他们在进入南宋后，与当地人沟通时大多需要通事进行翻译。而一旦他们掌握南方方言, 自身也能充当翻译和侦察员的角色。所以这群人不可避免地具有外族色彩。

1251年，负责荆湖地区防务的李增伯发布了招募北方游民和外族武士的榜文《诏谕北人通事榜文》。榜文中提到了蒙古统治集团内部正为大汗宝座展开激烈争夺。当年夏六月, 拖雷系蒙哥最终成为蒙古第四任大汗, 并血腥镇压了反对派, 蒙古政局恢复稳定。趁着这一混乱时机，南宋发文布告荆湖地区蒙古军中的“中原遗民和他国壮士”：包括女真人、契丹人、西域的回鹘人和突厥人、西夏的党项人以及河北汉人等。甚至包括中亚乃至东欧的某些族群。

在长期交战中，南宋方面见识过蒙古人从中亚等地正法来的外族战士。也看到了某些回鹘人和突厥人处于蒙古军中的底层。这些人不仅万里离乡，而且家园被毁和家人天各一方，所以对蒙古人有所抱怨。这些人到了南宋，无疑成了被精心爱护的秘密武器。有的西域人还与收留者建立起了比较亲近的关系。哈剌鲁人沙全，原名抄儿赤，五岁时被宋军俘获，十八岁时留刘整帐下。宋人给他改名沙全，后随刘整降元。

有的南宋将领麾下还有成建制的外族军。比如本来是南方人，但是少年时被掳掠到河朔地区的宋将姜才。他在年长后南归，麾下就有一支由北方各民族部落民组成的精锐部队。

1275年，元军进逼瓜州。姜才带兵出扬州桥，与元军隔岸对峙。元将张弘范率十三骑诱敌深入, 姜才麾下一名身披特殊铠甲的回鹘勇士，挥刀上前直扑张弘范。而在一年前的荆湖战场上，南宋方面曾经多次派遣一个高鼻梁的西域人带队，从水浅的地方涉水过江，到江北去盗窃蒙古人的战马。一次大约可以偷盗两三百匹。在经过了这样的几次操作之后，这个西域人在一次行动中不幸被捕。然后蒙古人就知道了宋人渡江的秘密浅滩。

除了回鹘人和西域人，一些畏惧战败惩戒的蒙古将士，还有一些处于草原歧视链底层的部落也是可以被动摇的对象。《元史》就曾承认，南宋经常招募叛逃的蒙古人作为“通事军”，给他们以极好的待遇。所以每次作战都给宋人打头阵，拼死与自己的同胞厮杀。因为畏惧被蒙古方面的惩罚或者侮辱，这些变节者只能选择为目前效忠的政权拼死作战，赢得一席地位。

这些最终被历史洪流吞没的失败者，在南方成为了香饽饽与大救星。无疑昭示了一点，北亚和内亚的秩序输入东亚，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在逐渐失去世界视野和外部输入通道后，内亚世界斗争的失败者来到南方，都能成为汉人的保护者与屏障。于此同时，汉人自己却在各方面越来越萎缩。直到王朝步步后退，终结于崖山为止。（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