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睿】
4月8日上午，居住郑州市的小舅子传来“己亥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的直播录像，还附带两句话：“昨天”、“每年农历三月初三”。
也是“昨天”，台湾民间在台北市中山堂举行“己亥年恭拜轩辕黄帝大典”。这么看来，两岸民众与文化同宗同源，奉黄帝为中华人文始祖，已成共识。从共同始祖的源头来看，“两岸一家亲”是客观的历史规律和政治伦理。
正是基于共同的历史规律和政治伦理，中华文化正统含纳台湾与大陆；背离这种历史规律和政治伦理，也就是背离中华文化正统。
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图/新华网）
华夏化与去中国化
2016年11月，“第54届台湾十大杰出青年”何景荣说：“林妈利等学者的研究，早就证明台湾人的先祖并非炎黄子孙，反而与东南亚南岛民族是血脉兄弟！”何某作为有印尼渊源的台湾新住民，迷信林妈利破绽迭出的祖源基因研究，以为台湾人不是炎黄子孙；但事实上，当今东南亚的所谓南岛民族，未必和炎黄子孙没有血缘关系。
且重点是，血缘并非决定一个民族的最主要因素，文化才是民族发展与融合的主题。台独派的南岛民族论，已经是落后的政治宣传。就连被称为“原住民”的台湾先住民，也更多的是来自大陆华南的上古移民。台湾当局知道文化对于民族认同的作用，所以自21世纪以来，就在中小学的语文课纲用“多元文化”取代“中华文化”；并决定自2019年中开始，全岛小学生必选东南亚7国语文修习。
其间，马英九当政时期的微调课纲试图恢复“中华文化”，但蔡英文当局随即撤废该微调课纲，改以即将上路的既无中华又非文化的符号化、工具化的新课纲“语文素养”。同时期，蔡当局自2017年2月起，相继禁止中正纪念堂贩售与蒋介石相关的商品、取消官方遥祭黄帝陵典礼、不再由官方主祭郑成功等，全面从文化和教育领域扑灭中国元素。
虽然，蒋介石具有政治争议，郑成功也存在历史诠释的差异。但他们的中国人身份和象征，才是台独派的忌讳所在。
郑成功像（图/中国国家博物馆）
就台湾的华夏化来说，郑成功驱逐荷殖与蒋介石驱逐日殖，并在岛上恢复华夏文教与制度，正是作为新殖民主义代理的台独派必欲去郑、去蒋的理由。今年1月19日，一位统左派学者对笔者说：“蒋介石国民党对台湾有三个贡献，分别是提倡国语运动、实施大学联考制度、原住民与汉人（外省老兵）通婚。”就台湾华夏化的历程而言，这名学者的说法有其客观依据，且上述贡献的影响直到今日，甚至以后。
以1995年版台湾“末代统编本”高中语文课本为例，满目从孔子到胡适的思想，从虬髯客到刘姥姥的气度，从诗经到唐诗宋词元曲的风韵，无不是今日40岁以上台湾人的共同记忆──尽管没有台湾人物，也没有共产党和左翼人物。经过文革与改革开放的大陆民众，对于“中华文化在台湾”的印象，多存留在当今中年以上的年龄层，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
历史人类学者王明珂的研究认为，国民党式的中国人认同教育对于台湾青少年产生了很大影响，后者回答“本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前20名人物依序是孙中山、唐太宗、秦始皇、孔子、蒋中正、刘备、岳飞、武则天等。王明珂认为，对大多数汉族系台湾人而言，建立在“历史记忆上的中国人认同”，仍是其族群认同的最大范围。
不过，王明珂发表那种看法时，“四一○教改运动”才开始3年，显然还未见“成效”。然而1997年开始实施的《认识台湾》新课程，则改变了使用者日后的国族身份认同，这包括本省与非本省族群、升学或就业取向的学生。台北“中研院”学者杨子霆等人的研究还证实，李登辉当局实施的这套《认识台湾》新课程，也改变了旧教材使用者的国族身份认同。
换句话说，1997年确实是台湾人整体对国族身份认同逆转的一年。
从那之后，台湾当局开放两岸探亲十年以来的“中华文化在台湾”的印象，其实已经产生质的变化，中华文化博物馆化、商品化、工具化的倾向变本加厉。今年1月16日起，在日本东京展出颜真卿《祭侄文稿》，就是将近悦远来的中华文化变成取悦远人的例证──它背离“礼闻来学，不闻往教”的中华文化正统。
中华文化正统必然包含中国的道统和法统
考察中国历史，中华文化正统必然包含中国的道统和法统，也就是中国文化和政治的相成性与连续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承认“九二共识”的核心意涵──即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就是中华文化正统。从国际政治来看，“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也是国际间对中华文化正统的肯定与承认。
然而，台湾走上背离中华文化正统的道路，存在比较复杂的因素。简单地说，首先是日本殖民主义的遗留与民国政府光复台湾初期的矛盾；其次是国共战争、国民党逃台的影响；其三是冷战背景下西方文化对台湾的支配。
日殖时代以前，台湾除早期先住民文化之外，主要是闽粤的汉移民文化。后者并没有近现代的国家观念，只有传统天下思维支配下的敬天拜祖思想，以及相应的地方性民俗文化。后来日本殖民统治，反弹出汉族系台人的中国意识，只不过在两岸隔绝的客观形势中，以及日殖去中国化的高压统治下，台人的中国意识只能以台湾意识的形式表现出来。
日殖当局对台实施的同化政策，从反面证明台湾意识与台湾文化的中国属性；1920年代以后的台湾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就是很好的说明。然而，半世纪的日本殖民统治遗害，以及隔绝大陆半世纪的台湾地方性民俗文化，对于光复后的国民党统治阶层来说，却成为陌生的课题。加上内战不已的影响，国民党政府的手段和心态都陷入急躁粗劣的困境，有些人把国文教育和国语运动的好事办成坏事。
1949年国民党逃台后，内部矛盾更加严重。为了建构政治上层的法统，国民党政府把台湾当成“复兴基地”；而随之来的经典式精英文化，与本土的地方性民俗文化，两者过着“你走你的路”的日子。也就是说，国民党单方面的政治意图，使得兼容并蓄的中华文化在它治下也走向片面化，成为反共政治的附庸。
而统治阶层的精英文化与本土的民俗文化共同挤压在一座岛上，却没有得到正常的融和发展，遂产生畸型的核心/边陲难以调和的矛盾。这种文化矛盾，恰恰是台独派的政治空间。
虽说大陆经过文革，国民党在台湾推行片面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但1970年代的国际政局丕变，使得国民党政府的中国“法统”破局，其“道统”也随之破功。台独派趁机收编长年压抑下的岛内民俗文化；“出头天”的庶民想望，在两岸相互隔绝的条件下，使农民、渔民、乡土派等甘心跟随“台独”的召唤，也就不难理解。
值得注意的是，台独派在岛上一方面打击精英层的中华文化，一方面又宰制或利用庶民阶级的中华文化，其作为与日殖当局如出一辙。这就是说，台独派以西方（含日本）文化取代过去国民党政府统治的“道统”，暴露它殖民主义代理人的本质。
早在1960年代的冷战背景下，由于台湾对美日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依赖体制，西方文化成为岛内异议人士反对或制约国民党的武器。所谓“中西文化论战”，后来以全盘西化派占了上风，就是这种背景下的成果。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除了针对大陆文革之外，就是为了防止西化派的冲击。但随着国民党的“法统”破局，这场由党政高层推动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更重要的是，这场国民党精英式的文化运动，除了掩盖西方文化的潮流之外，并没有对接或影响上述的台湾民俗文化。一旦空洞化、博物馆化的中华文化“道统”随着国民党“法统”倒台，潜流多时的西方文化及其价值观便浮上台面，选举政治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
至于长期被国民党“道统”异己化的台湾民俗文化，却因为旧国民党的倒台，竟也异己化地对接上西方文化选举政治。于是，台湾什么庙都有，什么神都拜，选举政治的精英全来朝拜妈祖，竟然一点都不奇怪。这就是在台湾的中华文化。
台湾民俗文化与地缘政治意义
然而，台湾的妈祖信仰有个故事。从清代开始，台湾妈祖庙便有前往湄洲祖庙进香的传统。
至日殖时代两岸分隔，特别是1935年以后，湄洲进香遂成为绝响。台湾光复后虽曾短暂恢复进香传统，但不旋踵又因反共戒严体制而中断近40年之久。1987年台湾解严，一艘堆满走私品的宜兰渔船被发现五尊来自湄洲的妈祖神像。这五尊原该被销毁的“走私品”，后来成为南方澳南天宫被奉祀的神像。
众人较熟知的台中大甲镇澜宫，也在1987年10月由其董监事会进香湄洲，带回分灵妈祖一尊、印信、香火等信物，从此吸引全台信众前往大甲区朝拜，更进而引发前赴大陆的进香潮。同年底台湾当局开放赴大陆探亲后，半年之内有60多间台湾妈祖庙组团前往湄洲进香，且带回分灵神像近千尊。次年为了妈祖诞辰纪念日，大约有13,400名台湾人赴湄洲进香。
台湾台中，大甲镇澜宫（图/东方IC）
台湾民间还信奉有“医神”之誉的保生大帝。以台南学甲慈济宫供奉的保生二大帝神像为例，那是一尊宋代雕刻、全球仅存最原始而古老的保生大帝神像，已有800多年的历史。350多年前，李氏先祖从厦门迎来该神像，随郑成功军队登陆于台南学甲头前寮溪（即今将军溪）一带。后来每逢登陆日，庙方与信众均到头前寮举行谒祖祭典仪式，遥拜厦门白礁祖庙和大陆祖先。
这些民俗信仰文化和历史，在地缘政治上的意义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道统与法统的合一，就是中华文化正统，无论雅俗。在历史上，台湾民间信仰受到日殖当局的打压，其表面理由就是“现代化”或“现代性”的需要，但实则是为了消灭台湾人的历史传统与民族意识。
事实证明，台湾民间信仰中的寻根式认同文化，穿越了“日殖”与“反共”两个历史阶段，百多年来展现毫不屈挠于人为阻隔“两岸一家亲”的草根生命力，这才是殖民者和台独论者忌惮又嫌恶它的真正原因。否则，他们也不会在指斥台湾民俗文化为愚昧、无知、宿命的同时，却纷纷恢复日殖总督府所兴建的“神社”。
由此来看习总书记提到“两制”台湾方案时，他表示将充分尊重与保障台湾同胞的宗教信仰，就值得从民俗文化与地缘政治的关系来理解。
地方性、边陲性的闽粤移民文化，以及早期移民的先住民文化，是台湾文化的底色，它与大陆各地方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台湾文化的特殊性，是基于中国地理、历史、经济和政治的条件共同作用而成，它与中华文化的普遍性是相互辩证发展的关系。正因为如此，87.3％的台湾人觉得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
边区文化的风气，有时候还领先核心地区，但真正的全面发展又必然经由核心区。所以林则徐、辜鸿铭、严复、梁启超和康有为这些边区精英，必然往中原核心区活动发展。影响1920年代以后台湾新文化运动的人物，也是经受过中原核心区洗礼的人，例如张我军便是。这就是中华文化正统论。
“中华”二字，也就是光明的中心，由中心散发出来光明的文化。这个中心就是地理上的中原，哲学上的中庸，伦理上的中和。从先秦学术思想，到后来支配闽粤移民世界观的天下思维，都是中原诸夏发展出来的文化。气魄恢弘的一带一路，就是具体的天下思维与担当的现代表现。台湾人与台湾文化的发展生机，在于中华出发的一带一路，而不在一例一休。
过去国民党精英式的中华文化道统没有做好台湾民俗的工作，新殖民主义西方文化和价值却在台湾当道。礼失求诸野，大陆当局既然承担起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任，便需要连结台湾民间文化，比如台湾人也尊奉的黄帝。
黄帝是两岸民众的信仰连结
两岸一方面是台湾当局取消遥祭黄帝陵，另一方面是两岸民众同步祭祀轩辕黄帝。在郑州祭拜黄帝的典礼上，不但有官方代表恭敬参与，现场且以古礼和军礼并陈，显然是历史、政治与文化的高度结合。其中，中华道统与法统的意义，不言可喻。而背离民心的一方，也就背离中华文化正统。
固然，黄帝是个传说人物，还有学者认为黄帝是三位一体的神；但作为中华民族身份认同的象征，黄帝的意义比考证出来的人物丰富许多。
1937年清明节，毛泽东发表《祭黄帝陵文》，开篇就说：“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聪明睿智，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面对“琉台不守，三韩为墟。辽海燕冀，汉奸何多”的现实，毛泽东发出“还我河山，卫我国权”的呼告，历史、文化与政治的意义尽在其中。
1946年8月底，台湾名士丘念台组织“台湾光复致敬团”前赴大陆，第一个活动就是祭拜黄帝陵，以示认祖归宗、身份认同。虽然后来发生不幸的二二八事件，但这无关身份认同，更与“台独”无涉。两岸走过分断、曲折、误解的历史70年，但终归是在中华文化的旗帜下迈向统一。
1946年，“台湾光复致敬团”耀县遥祭黄帝陵
2018年9月某日，一位上海出租车司机问道：“台湾也过中秋节吗？”“也过的。”“……”“只不过，月饼的生意不如烤肉酱。”“……”“……”
端午节，台湾也过的，只不过，屈原在余光中的诗里漂流。春节，台湾人也返乡的，如果飞机不被减班。清明追远，炎黄子孙都如此，黄帝在两岸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
而在黄帝故里，2013年，小舅子在QQ上对妻说：“姐！我爸生前说了，将来台湾的亲人回乡，要唱三天大戏。这是他的临终遗愿，我们都等着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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