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者 | <英> 史蒂文·米森
摘编 | 徐悦东
《史前人类简史》，<英> 史蒂文·米森著，王晨译，理想国|北京日报出版社2021年2月版
约翰·卢伯克再次站在胡拉湖西岸，眺望马拉哈泉村。距离他上次看到这座位于橡树、杏树和开心果树中间的村子里生机勃勃的景象，已经过去了50代人、1500年。时过境迁，林地此时已变得稀疏，乔木和灌木不再像从前那样，长满美味多汁的果实，向村民提供充足的食物。
村中，屋顶和墙壁已经坍塌，有的屋子只剩下一堆瓦砾。有几座新建的圆屋，但又小又破。
西南方向50千米外，哈约尼姆村被彻底抛弃。在那里住了200年后，人们离开洞穴，前往台地生活，用之前的居所埋葬死者。但即使是那些新建的房子如今也已荒芜。荆棘和野草、蛇和蜥蜴、地衣和苔藓成了仅有的居民，自然开始索回它的石头，欢迎石灰石墙、玄武岩臼和燧石刀锋回归地下。阿布胡赖拉同样如此——人们已经离开，任由空屋坍塌，手工制品被抛弃和遗忘。
现在是公元10800年。定居村落生活只存在于人们代代相传的故事中，他们此时生活在临时营地中，四散分布在苦苦挣扎的林地和现在变得犹如荒漠的草原上。纳图夫人的文化成就只在这些人的手工制品、服装和社会习俗中留下了微弱的回响——考古学家称他们为晚期纳图夫人。其中许多人定期在马拉哈泉村、埃尔瓦德和哈约尼姆碰面，带来死者的尸骨，将它们埋在祖先身旁。埋葬之地已经成为圣所，是存在于历史和神话之间的地下世界。
定居村落生活的实验持续了近2000年，但最终失败了，迫使人们回到更古老的漂泊生活。在此之前，纳图夫文化的范围已经远远超过了地中海林地(欧弗·巴尔-约瑟夫称那里是它的“故乡”)。 这种文化的标志——新月形细石器在西亚各地广泛传播，从阿拉伯半岛南部的沙漠一直到幼发拉底河畔都出现了晚期纳图夫人定居点。
史前人类壁画
纳图夫文化的传播暗示，定居村落生活在一定程度上是自身成功的受害者。它们的居民人数可能不断上升。流动的狩猎采集者人口存在天然限制，因为他们在营地间迁徙时不仅要带着自己的财产，还要带上最小的成员。生育必须间隔3到4年，因为一次不可能带超过一个孩子。马拉哈泉村、哈约尼姆和其他村子的纳图夫居民则能够更加自由地生育。
看上去，纳图夫文化的传播可能部分要归功于离开自己的村落去建立新定居点的人群。这可能是雄心勃勃的年轻男女能够为自己赢得权力的唯一途径。但另一个传播原因也不言自明:再也找不到足够的食物维持生计。晚期纳图夫人进入内盖夫沙漠建立了罗施霍雷沙(Rosh Horesha)和罗施金(Rosh Zin)等村子，或者来到地中海沿岸建立了奥伦溪村(Nahal Oren)，或者在幼发拉底河畔建立穆赖拜特(Mureybet)定居点，他们可能是最初的一批经济移民。
村民开始过度利用他们依赖的野生动植物。垃圾堆中的瞪羚骨很能说明问题，这些骨头表明了他们如何试图控制动物种群，但最终适得其反，导致了食物短缺。来自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卡罗尔·科普(Carol Cope)仔细研究了哈约尼姆和马拉哈泉村的瞪羚骨骼。这些村子狩猎的瞪羚与阿布胡赖拉捕获的习性大不相同。它们常年生活在纳图夫定居点附近，从未形成在幼发拉底河附近被伏击的那种大型瞪羚群。
科普发现，纳图夫人更喜欢捕猎公瞪羚。这显而易见，因为她研究的距骨很容易根据大小分为两类，大骨头的数量是小骨头的4倍。大脚意味着大身体，对瞪羚而言，那意味着雄性。
当克巴拉人开始使用哈约尼姆洞时(比纳图夫人过上定居生活早了5000 年)，他们杀死的公瞪羚和母瞪羚比例相当。纳图夫人也许试图通过优先选择雄性来维持瞪羚数量。虽然雌雄的出生比例相同，但事实上只需几只公羊就能维持瞪羚群。卡罗尔·科普认为，纳图夫人认定公羊是可牺牲的，并认识到需要确保有尽可能多的母羊用于繁衍。
如果这是他们的目标，那么就大错特错了。纳图夫人的错误在于，他们不仅捕猎公羊，而且选择所能找到的最大的。于是，母瞪羚只能和较小的雄性交配—这不可能是它们的自然选择。由于较小公羊的后代也较小，而且纳图夫人会杀死其中最大的，每代瞪羚的体型都变得更小。因此，哈约尼姆洞垃圾堆中的瞪羚骨骼比来自台地的大得多—两者相距500年。
较小的瞪羚意味着可供日益增长的人口食用的肉也较少。对“野生园圃”的过度利用让这种短缺雪上加霜:人们收割了太多野谷，采集了太多橡子和杏子，导致无法实现自然补充。
纳图夫人的健康开始受到影响，特别是儿童。这从他们的牙齿可以看出。埋在哈约尼姆的晚期纳图夫人，其牙釉质发育不全的比例要比早期纳图夫人高得多。他们去世时留有的牙齿数量也更少，而且有龋齿，进一步证明了他们健康不佳。
食物短缺也会导致身体发育不良，就像在今天的饥荒受害者中所看到的。这可能解释了为何许多晚期纳图夫人(比如埋在奥伦溪村的)比最初生活在马拉哈泉村的人矮小。和在现代世界一样，男性比女性受到更大影响，在晚期纳图夫人中，两性的体型也比过去更为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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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纳图夫村落人口流失乃至村子被弃的食物短缺，不能完全归咎于纳图夫人自己，归咎于他们没能控制自己的数量。人口增长带来的问题与某种人们完全无法掌控的因素相比或许不值一提，那就是气候变化。
持续千年的新仙女木期寒冷而干燥，原因是北美冰盖融化后，大量冰川融水注入北大西洋。我们可以从胡拉泥芯的花粉粒中清楚地看到它对西亚地貌的影响。公元前10800年之后产生的沉积物中，树木花粉的数量大幅减少，表明许多林地因为寒冷和缺少降水而消亡。事实上，在500年的时间里，气候条件变得几乎与末次冰盛期相同：正当人口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时，食物供应出现了灾难性的崩溃。
在人口压力和气候恶化的双重打击下，我们不应对早期纳图夫村落生活的崩溃感到意外。但人们无法轻易回归他们克巴拉祖先的生活方式。不仅因为现在人口数量要多得多，还因为晚期纳图夫人拥有定居生活的遗产：新的技术，新的社会关系，对动植物的新态度，关于土地和居所(甚至所有权和财产)的新观念。
即使人们回归了临时营地的古老生活方式，双脚重新习于跋涉，上述思想也没有回头路可走。
在追踪约旦河谷晚期纳图夫人的故事和回到卢伯克的旅行之前，我们必须首先短暂地造访向东1000千米的地方。这将带我们前往比现在废弃的阿布胡赖拉村和幼发拉底河更远的地方，来到托罗斯(Taurus)和扎格罗斯(Zagros)山脉。新仙女木时期，这里的村子没有废弃。相反，它们正第一次被建造起来。
扎格罗斯地区边界模糊，地形多样，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较高部分，延绵的丘陵、深谷、峭壁和峰顶。日照和高度的变化导致降雨量和温度的巨大差异，即使整体条件又干又冷，仍然造就了许多生机勃勃的小块植被。
整个地区的温度下降，降水减少，给许多最近才从地中海沿岸传播至此的树木带来灭顶之灾。但未受恶劣气候影响的低地山谷为小片橡树、开心果树和红荆提供了庇护，也容纳了被迫从现在变得寒冷刺骨的高处山坡向下迁徙的猎物。
狩猎采集者不得不追随着动植物在那些山谷定居下来，人口密度变得比他们在山间四处游荡时高得多。他们在山谷中修建了一些有史以来最精美的建筑。建在托罗斯山脚下一条小河边的哈兰切米丘(Hallan Çemi Tepesi)是这些新村落中最迷人的一个。1991年，这个考古遗址受到堤坝建设的威胁。美国和土耳其的联合考古队展开发掘，他们找到了带石头地基和抹灰篱笆墙的建筑痕迹。建筑的准确建造年代仍然不明，少数几个放射性碳定年得出的数据跨度超过2000年，但主要生活时期似乎在公元前10000年左右。哈兰切米丘人采集种类繁多的植物性食物，包括杏子、开心果、李子和豆类。他们还狩猎山羊、鹿和野猪。
一些建筑是家庭居所，内有火炉、磨石和实用器具。但另一些建筑中发现了小雕像、带纹饰的石碗和来自北面100千米外的黑曜石。这些建筑不被用于家庭活动，而是被用于社交或仪式活动。
带纹饰的石碗用砂岩制成，有的平底，有的底部为圆形，侧面开孔，以悬在火上。许多碗装饰着刻出来的格子线、折线和曲线。有的带动物图案:一只容器的表面有三条狗在列队行进。一些研杵打磨得非常光滑，其中一根的手柄被雕刻成抽象的羊头。考古学家们还找到了许多形状和大小各异、用彩色石头制成的珠子。所谓的小雕像用与石碗原料相同的白石制成。
对季节性的狩猎采集者营地而言，哈兰切米丘显得过于庞大。人们在建筑中投入了可观的劳动，并且显然将较大的石质容器制成了家居配件。高度发达的物质文化和黑曜石贸易暗示，这个社会与曾经繁荣于马拉哈泉村的社会同样复杂—甚至可能更深地沉浸于象征和仪式的世界。直到许久以后的旅行，约翰·卢伯克才会意识 到这些发展的影响—他将在公元前11000年抵达美索不达米亚，那时他已经走遍了几乎整个世界。
财富和权力建立在定居村落生活的基础之上
考古学家们仍在试图理解约旦和幼发拉底河谷的晚期纳图夫人在新仙女木期采取的新生活方式。一个有力的证据来源是他们的墓葬习惯，以及同他们生活在村子里的祖先相比这些习惯发生了什么变化。最惊人的发展也许是，死者下葬时不再佩戴用兽骨和海贝制成的精美头饰、项链、手镯和吊坠。早期纳图夫人中有约四分之一以这种方式埋葬，暗示一些人比其他人有钱有势得多。
财富和权力显然建立在定居村落生活的基础之上，这让精英阶层有机会控制从其他地方输入海贝和其他物品的贸易。回归流动生活消解了他们的权力基础，让社会重新变得平等，就像在克巴拉时期那样。不用海贝装饰死者并非因为无法再得到这种贝壳—它们在晚期纳图夫人定居点中数量很多。只不过它们没有和死者埋在一起，而是和骨珠与吊坠一起被扔进了家庭垃圾堆。贝壳失去了价值，因为人们再也不能控制它们的分配——流动的狩猎采集者可以自己收集海贝，并随心所欲地进行交易。
回归更平等社会的另一个标志是从以群葬为主(可能是作为同一家庭或宗族的成员)转向独葬。显然，家庭成员的身份不再那么重要，对人的评价建立在他们的成就和个性之上，而非他们的血缘关系。但最能说明纳图夫社会变化的是丧葬习惯中的第三种变化。很大一部分纳图夫墓葬中的尸骨杂乱无章，或者骨架有缺失—通常是头骨。
考古学家称这种现象为二次埋葬。它们表明，葬礼远不是把尸体放进坟墓、留在那里的简单行为，而是至少有两个(甚至多个) 阶段—很可能以许多群体集合起来为死者最后送行作为高潮。
现在是公元前10000年胡拉湖的一个秋日，一群大雁似乎宣告着黄昏降临。约翰·卢伯克在自己的小火堆旁躺下，幸福地看着夜晚拉开帷幕，等待睡意到来。但几分钟后，他被人声惊扰，那是一群前往马拉哈泉村的疲惫旅人。老人拄着拐棍，小孩子被父母背着。破败的村子里传来响亮的犬吠，与这些人同行的狗只回以低低的叫声。对狗来说，马拉哈泉村将只是一年中到过的许多落脚点中的又一个。但对人来说，这是个无与伦比的地方—那是他们祖先的家，但这却是他们多年来第一次到访这里。
他们在此行中到过几个临时营地——等到当地猎物和植物消耗到无法维持他们的生计时，就抛弃那里。他们还造访了有人去世和被埋葬的地方。在每处坟墓，骨头被挖出，放进篮子里带到马拉哈泉村。他们从有的墓中取走被干燥的皮和筋连在一起的近乎完整的骨架，但从另一些墓中只拿走头骨。在途中休息时，老人会回忆起父辈和祖辈带着他们死去亲人的尸骨前往马拉哈泉村重新埋葬的旅程。小孩子兴致勃勃地听着，把故事记在心里:他们的祖先如何整年在马拉哈泉村定居，那里的食物曾经多么丰富;他们如何用精美的首饰和服饰装点死者;狼如何变成了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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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伯克加入他们的队伍，一起走进了马拉哈泉村，受到恭敬而程式化的欢迎—村中还有少数人生活，他们住在破败不堪的屋子里，负责守卫这里。旅人放下篮子和几件随身携带的物品。人们生起火，分享了一点食物，然后全都坠入梦乡。
随后的几天里，又有三支队伍抵达马拉哈泉村，各自带着装有他们死者骨殖的篮子。现在已经聚集了差不多100人，准备重温祖先的生活。随后的两天里，人们在树林里为宴会搜寻猎物和植物性食物。故事在人们口中被讲了一遍又一遍。
卢伯克帮忙打扫一座坍塌的屋子，清理掉石块、荆棘、腐木和泥土。马拉哈泉村古老的公墓被重新挖开。在歌声中，新死者的骨殖被从篮子里取出并放到土中。就这样，过去和现在交织在了一起。重葬行动、随后几天的庆祝、社群生活、讲故事和宴会为生者再现 了他们祖先的生活。现实的挑战— 在新仙女木期恶劣的干旱中艰难求生—被暂时忘却。
只要食物供应允许，人们就会一直留在马拉哈泉村——通常为10天，最多可能到两周。他们不停地谈论自己去过哪里、见过谁， 以及未来可能会如何。他们还交换了礼物，包括石头和贝壳，而最吸引人的是装在皮袋里的谷物、豌豆和小扁豆。
最终，人们离开村子各奔东西，每支队伍都有了些新成员，但也失去了些老成员。他们都很高兴能回归在地中海丘陵、约旦河谷和其他干旱地区四处迁徙的生活方式。毕竟那是他们所知道的唯一生活方式，也是他们所喜爱的。卢伯克也爱上了这种生活，特别是与这些人为伴，听他们讲述每座山谷和山丘，每片水塘和树林时。他加入了向东南方前往约旦河谷的一队人。装有种子的口袋挂在他们腰间，像钟摆般荡来荡去，仿佛它们也有时间意识，知道留给靠狩猎和采集获得食物的人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纳图夫人是如何驯化植物的？
没有直接的考古学证据表明，晚期纳图夫人是否带着一袋袋谷物、小扁豆和豌豆。但如果他们这样做了，然后将种子播撒在秋天的营地，第二年夏天收获之后再迁往他处，那就能解释驯化的小麦和大麦是如何进化的。
帕特里夏·安德森的实验工作显示，在现有田地上重新播种——就像早期纳图夫人可能做的——对不易碎变种的比例几乎没有影响，因为土壤中已经有了很多谷粒。想要发生驯化，人们必须定期在新的田地上播种和收获谷物、豌豆和小扁豆，这正是许多晚期纳图夫人可能做过的。但是什么原因让他们这样做?
我们知道，在日益干旱的新仙女木期，生活非常艰难，但仍不清楚到底如何艰难。干旱无疑导致许多池塘和河流完全消失，大湖则面积缩小。生活在南方的人所受的影响可能最大，比如在今天的内盖夫和西奈沙漠。他们彻底回归了漂泊的狩猎采集者的生活方式，与克巴拉人的非常相似。生存需要更好的狩猎武器 :猎物变得稀少，只要有机会就一定要成功。于是，我们看到了哈里夫(Harif)箭头的发明，这是一种菱形箭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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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北面的地区，新仙女木期的影响可能没那么严重。但想要生存下去，人们仍然需要更多的东西，而不仅仅是回归古老的流动狩猎采集者生活方式，尤其因为现在需要食物的人数远远多于早期 纳图夫人尝试定居前的克巴拉时期。对此的一种应对是在比过去大得多的范围内狩猎。于是，我们在晚期纳图夫人的定居点不仅能找到一直出现的瞪羚骨，而且还有许多小型猎物的骨骼。
另一种应对是继续(可能还扩大)种植植物。由于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降低，野生谷物在新仙女木期受到的打击尤其大。通过对南极冰块中气泡的细致分析证实，这种状况阻碍了光合作用，导致产量显著下降。于是，早期纳图夫人采用的种植方法——除草、移植、浇灌和治虫——现在成了确保充足食物的必要手段。这些方法可能创造了最早的驯化品种。
这似乎发生在阿布胡赖拉即将被抛弃之前。戈登·希尔曼在研究来自该遗址的谷粒时，发现有几粒燕麦种子来自已转变为驯化品种的植株。年代测定显示，它们来自公元前11000年到前10500年之间——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驯化谷粒。除了这些谷粒，希尔曼还找到了通常生长在耕过的土壤中的草籽。因此，随着新仙女木期开始、可获得的野生植物性食物减少，阿布胡赖拉人似乎为照顾野生燕麦投入了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由此无意中将其变成了驯化作 物，但即使这样也无法养活村落：村子被抛弃，人们被迫回归流 动生活，也许随身带着谷种袋。阿布胡赖拉的驯化燕麦回到了野生状态。
带着对植物种植的更大兴趣，晚期纳图夫人离开祖先曾兴旺繁衍但现在已资源耗尽的林地。他们被河谷中的冲积土壤吸引，不仅是约旦河谷，也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大河，还有整个近东的湖泊与河流附近。新仙女木时期，河流和湖泊缩水后露出了大片肥沃的土壤。人们种植的野生谷物在这种土壤中生长良好，特别是在 干旱条件下幸存的少量泉水、池塘和溪流附近。
来自阿布胡赖拉的那几粒燕麦是唯一存在的证据，证明晚期纳图夫人的种植活动创造了一类驯化谷物(“等待收割者”)。小麦、大麦、豆和亚麻可能因为干旱的新仙女木时期所用的种植和收割技术而经历了类似的转变。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今天我们完全无法确知最早的驯化种类出现在何时何地，或者是否每个物种只经历了一次进化，或者它们的进化是独立的还是成批发生的。1997年的一项前沿研究比较了新月沃地现存的野生小麦和现代驯化小麦的基因，宣称土耳其东南部的卡拉贾达山(Karacadağ)——距离阿布胡赖 拉以北约200千米——可能是驯化的发生地，尽管这还需要进一步验证。我们很快会看到，那些丘陵附近发现了非常重要的考古遗址。
驯化小麦、大麦和豆类的出现也许还需要1000年甚至更久，也许要等到新的村子甚至城镇建立。但我猜测，新仙女木时期，在新月沃地的某处，一队或多队狩猎采集者—种植者已经开始带着新型种子四处迁徙了。他们也许会注意到自己的收成好了很多，但肯定完全没有意识到，那些种子是文化炸药。当新仙女木期突然结束时，它们短短的引信将被点燃。
公元前9600年，全球气温在不到10年间上升了7°C。这在气候上堪称现象级的骤变。胡拉湖泥芯中的树木花粉数量突然上升，尽管林地再也没能恢复公元前12500年早期纳图夫人所享有的那种茂密和繁盛。
这对晚期纳图夫人的影响在一代之内就能感受到。曾经只能维持季节性营地的地点，现在有了成为永久家园的可能。野生植物性食物再次变得丰富，紧随其后的是动物数量的激增。小溪与河流恢复了生机，湖泊夺回了丢失已久的地盘。大气中增加的二氧化碳让野生谷物受益。
在干旱的新仙女木期，种植技巧只对野生食物提供了小小的补充 ;现在，它们可以带来大量谷物、豌豆和小扁豆。于是，人们有机会重新开始早期纳图夫人的村落生活实验——通过代代相传的故事，人们也许还记得那次实验，几近神话的生活方式可以再次成为现实。机会被抓住了——而且这次真的没有回头路了。
对早期纳图夫人来说，村落生活的关键是瞪羚，是橡树、杏树和开心果树，是从林地灌木和森林草原采集的大量植物性食物。但当公元前9600年人们从新仙女木期解脱出来后，一种截然不同的环境成了关键：人类历史的新阶段将在冲积河谷的土壤上展开。这就是考古学家所称的新石器时代。
编辑 | 张进
导语校对 | 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