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罗马学院铭牌（本文图片除特殊说明之外均由周之桓拍摄）
1872年7月，30岁的著名法国古希腊罗马历史学家与考古学家Albert Dumont写道：“罗马考古研究所（Institut archéologique de Rome）长久以来并继续仍是欧洲古代遗迹的博学研究与艺术史领域的第一所（亦有排名第一之意）学院。这一机构，由法兰西与德意志共同创建，直至1871年都还拥有国际化特征。当时柏林政府的一纸政令将它彻底普鲁士化，由此它现在将法国人排除在外。同时普鲁士内阁大比例提高了该研究所的预算，并决定在希腊创办一所考古学院，用庞大的经费为其国民增加了考古行动，以至于目前在东方到处都是德国的专家学者。”（法国国家档案馆，编号F17 13600）罗马考古研究所即1829年主要由德国、法国以及意大利学者在永恒之城罗马创办的考古通讯研究所（Institut de correspondance archéologique/Istituto di corrispondenza archeologica），总部虽位于柏林，但所有主要科研活动都在罗马开展，在考古学的发展史与古罗马研究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然而1870年爆发的普法战争使得欧洲学术共同体的这一合作破裂。1870年9月1日，法军在色当战役中惨败，9月4日成立第三共和国，国祚仅有18年的法兰西第二帝国灭亡，拿破仑三世被迫交出权力，并于翌年3月1日正式退位。一天以后，1871年3月2日普鲁士当局在凡尔赛颁布政令，考古通讯研究所被直接划归柏林王家学术院（Königlich-Preuß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法语中一般称为Académie royale de Berlin）。1874年，它成为了德意志皇家考古研究所（Kaiserliche Deutsche Archäologische Institut），也即今天大名鼎鼎的德国考古研究所罗马分部（Deutsches Archäologisches Institut Rom）。
德国考古研究所罗马分部入口
学术对这场战争与历史剧变无能为力，但正是在这一国家与民族的至暗时刻，在Dumont与法国学术界高层的共同努力下，一个半世纪以前，著名的法国希腊学院（École française d’Athènes）在1873年成立了罗马分部（succursale）。三道政令之后，1875年，在意大利及地中海历史与考古研究领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法国罗马学院（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或译“罗马法国学院”）正式成立。
法国罗马学院
如今，法国罗马学院是一所科研、文化与专业性的公共机构（établissement public à caractère scientifique, culturel et professionnel），隶属于法国高教与科研部（Ministère de l’Enseignement supérieur et de la Recherche）。其主要办公地点（行政、科研及图书馆）位于罗马市中心法国驻意大利大使馆所在的法尔内塞宫（Palais Farnèse/Palazzo Farnese）。1975年，为纪念学院正式诞生一百周年，由时任院长Georges Vallet主导，学院在临近的纳沃纳广场（Place Navone/Piazza Navona）增设了另一处办公地点（该房产由法国政府于1966年出资购买），主要为接待访问学者之用，并可以举行小型讲座，拥有附属办公机构，还可从学院内部直接通达其地下的古罗马考古遗址。从1999年起，学院与国家科研中心（CNRS）共同负责位于那不勒斯的Jean Bérard中心，主要研究意大利南部与大希腊考古与历史。法国罗马学院与法国雅典学院（École française d’Athènes）、法国东方考古研究所（Institut français d’archéologie orientale）、法国远东学院（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以及委拉斯开兹之家（Casa de Velázquez）共同属于法国海外学院网络。法国罗马学院在国际考古研究网络的构建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法国罗马学院，法尔内塞宫（Palais Farnèse/Palazzo Farnese）
学院主要致力于罗马、意大利、马格里布以及亚得里亚海沿岸东南欧地区从史前至今的考古、历史和其它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与科研培养工作。其最核心的任务聚焦于中部地中海考古、罗马文明史、意大利史与教会史。
学院的图书馆久负盛名，保存超过21万卷相关领域的专业藏书，其中18万为开卷阅览，包括2200种专门研究期刊。从1881年起，学院出版专业期刊Mélanges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包括古代、中世纪以及近现代意大利与地中海三大部分。从1876年起，学院出版专业丛书《雅典与罗马学院文库》（Bibliothèque des Écoles françaises d’Athènes et de Rome），1964年起出版《法国罗马学院丛书》（Collectio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
法国罗马学院图书馆一景
目前，学院每年在意大利、亚得里亚海沿岸以及北非承担十项考古发掘工作、支持34项科研项目、出版25本著作，并接待驻院研究员与众多奖学金获得者前来访学。法国罗马学院是意大利与中部地中海世界研究以及法国国际历史与考古科研体系中的重要一环。
如今，在罗马聚集了大量西方国家的历史与考古研究机构。在法国罗马学院建立以后，西方主要国家先后在罗马建立了自己的科研机构，比如美国于1893年建立美国罗马学术院（American Academy in Rome，或译“罗马美国学术院”），英国于1901年建立了英国罗马学院（British School at Rome，或译“罗马英国学院”）并于1912年获得王家特许状。
到意大利去：17至18世纪的大游历（Grand Tour）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文艺复兴之后，从17世纪起，欧洲人逐渐流行去外国游历，目的地通常是欧洲各主要艺术文化中心，比如法国、低地国家、德国等地，这能帮助欧洲人适应与了解别国文化并理解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史称“大游历”。而在所有目的地中，意大利这一文艺复兴遗产的主要继承者是首要目的地。而在亚平宁半岛，又以罗马与威尼斯为首选，尤其是罗马。经法王路易十四批准，科尔贝于1666年在罗马建立了著名的法国学术院（Académie de France），1803年拿破仑将其迁移至著名的美蒂奇别墅（Villa Medici）。自然之美与古希腊罗马的理想之美构成了这一时期艺术家笔下的两大重要主题。
大游历者代表夏多布里昂的花园，其中有很多他从异域带回来种植的植物
而到了18世纪，大游历具有了社会功能，它是上层社会展现财富与教育水平的手段，下层社会也寄希望于大游历来实现现在的层级跃升。对于贵族青年来讲，大游历是完善他们教育必不可少的一环。在当时的法国，可以说各年龄段的法国人，不论贫穷与富贵，都争相翻越阿尔卑斯山前往意大利——艺术之地、古典之地、文化之地、宗教之地。在启蒙思想的影响下，知识被认为不再是由权威传授而是通过个人经历获得。意大利是认识自然与人的最佳试验场。游历的范围渐渐也扩大了，异域，东方，甚至美洲。比如法国浪漫主义代表作家夏多布里昂就曾前往耶路撒冷和美洲等地。
也正是在大游历的背景下，欧洲人不断发现意大利，一些重要的古代遗址被发现，其中就有1738年发现并发掘的赫库兰尼姆古城（Herculaneum/Ercolano）与1748年的庞贝古城（1599年部分古城墙因开辟下水道而发现）。
考古学与古典学的兴起
这些发现开始催生现代考古学。而当时的战争、政治与探险活动也与之密不可分。1798年至1801年拿破仑率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东方远征军攻打名义上由奥斯曼帝国管辖的埃及。与拿破仑军队随行的还有各行各业的学者专家与探险者。这为日后考古学发掘工作打下了基础。1822年，商博良破解了埃及象形文字，到了三四十年代，贝希斯敦铭文也被破解。当时的欧洲流行探索古代文明，而被认为是西方文明源头的古希腊罗马文明自然是重中之重。
温克尔曼纪念碑，的里雅斯特
古典学应运而生。德国学者温克尔曼于1764年出版了著作《古代艺术史》，被认为是古典考古学与艺术史的重要源头。1777年青年沃尔夫在哥廷根大学注册时提出想要学习古典语文学。1795年，他出版了《荷马导论》。由此，考古学与艺术史以及语文学成为了古典学的两套重要研究方法，学者通过研究古代遗迹与古代文献来理解古典文化的精神本质，重获古典理想。
学术研究需要系统化与制度化，现代大学与科研体系也逐渐被创立。1806年秋，拿破仑军队挫败第四次反法同盟，横扫普鲁士军队，这也促使了普鲁士发起自上而下的改革。洪堡于1809年创办柏林大学，改革普鲁士原有的教育模式，并设立以学习古典文化为核心的课程，着手建立一套现代化大学体系。
现在的柏林洪堡大学
1829年由德、法、意学者为主导共同创办的考古通讯研究所便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建立的，它用制度化与科学化的方式为古典考古学与艺术史提供保障。不过这种德法学者主导的古典考古机构与当时亚平宁半岛政局不稳以及各种外国势力渗透有关，比如法国大革命期间法国就曾长期控制教皇国（或教宗国）。
法国国家考古博物馆
可以说，19世纪的考古学带有民族主义倾向，并与政治紧密相连。比如法国对希腊独立的支持并长期对后者提供庇护，独立战争后，1829年至1831年，Morée根据埃及远征军考察团的形式组建了一支考察队，对希腊展开调查。法国驻希腊大使与希腊政界方面也希望联合起来对抗英国在东地中海的势力。“法国学院是英国的产物。”在当时爱希腊主义（philhellénisme；或译“希腊热”）与学术界的要求下，七月王朝（1830-1848）期间，法国政府于1846年建立了希腊第一所外国考古机构：法国雅典学院。进入第二帝国时期，拿破仑三世本人也对历史与考古研究痴迷。在诸多学者的帮助下，他完成了著名的《凯撒传》，并下令发掘高卢遗址阿莱西亚（Alésia），凯撒率领的罗马军团就曾在这里战胜了高卢人。皇帝还创办了古代凯尔特与高卢及罗马博物馆，即现今法国国家考古博物馆。
法王路易-菲利普于1846年9月11日签署的设立雅典学院令 © EFA
民族主义倾向也导致罗马考古通讯研究所这种西方大国之间合作性质的研究所制度终将破裂。
19世纪中叶的法兰西知识界与德意志模式
19世纪60年代，在语文学家、哲学家Ernest Renan（1823-1892） 以及哲学家、政治家Victor Cousin（1792-1864）等知识分子的呼吁下，法国历史学家、公共教导部（Ministère de l’Instruction publique，后来的法国国家教育部前身，即现今的国家教育与青年部）部长Victor Duruy（于1863-1869年担任部长）展开了一项对欧洲高等教育体系的调查。Duruy最早是因为拿破仑三世要创作《凯撒传》而被皇帝召见的，其后出于政治考量以及其自身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威望而被任命为部长，决心改革法国的教育体系。调查的结果显而易见，德国大学体系，尤其是柏林大学，优势明显。“欧洲大学之母”索邦机构冗杂，浸淫教条理论，设施老旧，教职过少。而柏林大学开创的研讨班（Seminar）模式注重实际，专注科研本身。于是，1868年7月31日政令被颁布，在索邦内成立了高等研究院（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为了表明德式注重实践的研究取向，高等研究院被冠名为“实践（pratique；或译为‘应用’）”，即高等研究实践学院（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但在当时一般通称高等研究院），彰显了其实证主义学风与实验精神。
雪中的索邦广场
然而两年后法兰西第二帝国就走到了尽头，高教与科研改革受到了极大影响。普法战争的失败给法国知识界带来的影响与刺激是双重的。一方面，他们已经认识到了法国原有体系的问题，应该向德国学习。但另一方面，战争败北又进一步激发了民族主义，令他们不愿意低头，失败者虽应当向胜利者学习，但在心理上需要承受很大的压力。而德国作为战胜国，也毫不留情。凡尔赛会议上，位于罗马的考古通讯研究所被直接划为了普鲁士政府的财产，并将法国学者排除于该机构。
其实法国原本在意大利尤其是罗马享有很大影响力。当时的意大利正在进行统一运动。1861年，意大利王国成立，定都都灵，但罗马问题一直悬而未决。拿破仑三世支持教皇国，并在罗马驻军。然而由于普法战争爆发，1870年8月皇帝召回法军，无力再保护教皇国。拿破仑三世原本是罗马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但1870年以后一切都发生了改变。法国学者在罗马与意大利的古典考古学与艺术史研究工作受到了极大冲击。
日暮西山，古罗马广场上的残垣断壁
而普法战争前后的德国其实在考古学领域已经占据了先机，尤其是高教科研体系现代化，用制度的方式为学术发展提供保障。在德意志共有16个考古学与艺术史教席：莱比锡、哥廷根、波恩、柏林、哈雷（Halle）、慕尼黑、海德堡、多尔帕特（即爱沙尼亚塔尔图）、格赖夫斯瓦尔德（Greifswald）、维尔茨堡、图宾根、斯特拉斯堡（普法战争后割让给德国）、耶拿、马尔堡，其中斯特拉斯堡拥有三个考古学讲席。此外，在德语学术界还有维也纳和布拉格两个重镇。如果算上古代政治与宗教方面的讲席，则数量更多。德语世界拥有众多古典学或者说古代学领域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家，比如大名鼎鼎的蒙森（1817年至1903年）。德国已经在主导编纂两套重要的史料集成：《拉丁铭文集成》（Corpus Inscriptionum Latinarum）与《德意志历史文献》（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
当时很多法国学者并不认为德国已经领先，还有的则认为这种领先与潮流已经势不可挡，只能甘居其后。不过Dumond并不苟同，他在1872年指出：
“德国确确实实大力支持原始遗迹、铭文、人物场景的研究，并从中学开始就让学生熟悉于此。现如今离开考古学而研究古代是一项不可能的工作。此外这些研究能改正仅仅局限于文学的教育所带来的模糊与雄辩的成份；这些完全科学的研究方法是精确科学的方法：它们要求耐心、理智与实践；它们使精神习惯于严谨并由此使得它们具有普遍影响力，德国大为看重这一点是很有道理的。德国的行为已经被一个如此明智的计划规定下来了，而对此感到害怕之人，他们忘了我们自身独有的优点。我们也能和德国做得一样好；只要我们愿意，我们能做得更好。”（法国国家档案馆，编号F17 13600）
法兰西的应对与罗马学院的创立：1873年至1875年
为了应对德国在考古与艺术史方面的领先优势，1872年Dumont提出了两点建议，要在罗马建立一个法国的考古通讯研究所，以及筹备一所考古与艺术史学院。当时原有的专家与收藏家都已经隶属于普鲁士的考古研究所，因此迫切需要从意大利、希腊以及东方召集与组建法国自己的专家团队，并需要有专门的出版物来展现研究进程。
Albert Dumont © EFR
法国学者想到的办法是利用法国雅典学院的现有学术资源，设立雅典学院的罗马分部。Dumont自己就曾是雅典学院成员（membre）。他最初的设想是，雅典学院的第一年成员在罗马度过12或15个月，他们将在永恒之城学习考古学，做好前往希腊开展工作的准备。法国在罗马掌握大量地产，并拥有历史悠久的罗马法国学术院。不过1872年时美蒂奇别墅尚无法提供住宿，因此科隆纳宫（Palazzo Colonna）是一个备选方案。此外，美蒂奇别墅的图书馆也亟需扩大。
第二帝国刚刚结束，阿道夫·梯也尔（1797-1877）建立了国防政府（Gouvernement de la Défense nationale）。此时的法国处在社会剧变时期，而且罗马也不再位于法国的势力范围之内，在这样一个时期要在国外创立一个常设的以考古为中心的学术机构并非易事。在创建的过程中，Félix Ravaisson-Mollien（1813-1900）起了关键作用，尤其是说服法国政界高层来让他们意识到在罗马建立科研机构的重要性。Ravaisson-Mollien是法国著名哲学家与考古学家。他是谢林的学生、伯格森的老师，其思想极大影响了保罗·利科。由于他对Victor Cousin的折衷主义（éclectisme，来自于古希腊语ἐκλεκτικός）的批判，导致他被这位政治家排除在大学体系内，无法获得教职。但这并不影响他的学术生涯。他曾是史学大家米诗莱在法兰西公学院的秘书、图书馆以及高等教育的观察员（inspecteur général）。自1870年起，他担任卢浮宫古代部门与现代雕塑部门管理员。而且他还是一位双料院士：1849年起担任铭文与美文学术院院士，1881年当选道德与政治科学学术院院士。其实早在1856年罗马帕拉蒂尼山（Mons Palatium/Monte Palatino）考古发掘时，法兰西公学教授（1861-1885）、铭文与美文学术院院士（1856-1885）、拉丁铭文学家Léon Rénier（1809-1885）就曾请求Ravaisson-Mollien向拿破仑三世提出要在罗马建立一个常设机构，未果。于是在普法战争后，他向新部长Jules Simon（1814-1896）再次提议。
在法兰西学会（Institut de France，即法国五大学术院所在地）穹顶下
Simon很早就被梯也尔召集到临时政府中，其后他担任了国防政府公共教导部部长，直至1873年。此后，他于1876年至1877年担任部长委员会主席（Président du Conseil des ministres；或译“部长理事会”，是第三、第四共和国政府首脑，起初是为了调解总统与政府之间的矛盾，从第五共和国起，该职位改称总理）与内政部长。1863年他当选铭文与美文学术院院士。1865年12月16日他当选了终身议员（Sénateur inamovible），并于同一天当选法兰西学术院院士。这位高师毕业生是Cousin的学生，并继承了他老师在高师与索邦的教席。同时，他早年还是一位记者，撰写了大量公共文章。1851年时，作为“共和党人”的他曾因拒绝向帝国宣誓而被革职并调任南特。如今在国防政府中，他位高权重，并在知识界有巨大号召力。当Ravaisson-Mollien向这位部长表示想要在罗马建立一个碑铭与考古研究所的时候，Simon表示全力支持。
正是这位部长说服总统梯也尔，并在1873年签署政令：1873年3月25日，法国雅典学院的罗马分部创立，Albert Dumont被任命为雅典学院的副院长（sous-directeur），负责罗马分部，这便是今天法国罗马学院的前身。
“全意大利的学院”
1873年4月1日，Dumont担任了罗马分部的考古课程负责人。一些重要的考古学者都参与了课程的制定：比如Ravaisson-Mollien、Rénier以及他们的院士朋友：铭文与美文学术院院士（1854-1882）、钱币学家与考古学家Andrien de Longpérier。Dumont在开班仪式上讲述了何为考古学与其研究方法、铭文以及如何结合文字史料等等议题（其演讲在当时载于Revue archéologique, 1874, p. 57-64）。在他1874年7月29日写给Simon的继任者、新的公共教导（与宗教信仰）部部长William Henry Waddington的信即“罗马学院”第一年度1873至1874年度报告中，详细介绍了一年以来学院的发展情况（法国国家档案馆，编号F17 13600）。首批成员共有五人。Charles Bayet（1849-1918）、Gustave Bloch（1848-1923）与Maxime Collignon（1848-1917）三位法国雅典学院成员住在美蒂奇别墅，另两位，Louis Duchesne神父（1843-1922）与Eugène Müntz（1845-1902）另住并直接受Dumont指导。当时法国在罗马共有三十三幢房产，Dumont希望能在其中为罗马分部找到一个长久的落脚点。这几位成员都将在夏天游历意大利：那不勒斯、拉文纳、锡耶纳与米兰。1874年11月26国防政府颁布政令，设立罗马考古学院（École archéologique de Rome），Dumont任院长，并设有6名成员。1875年11月20日政府再颁布一道政令，法国罗马学院正式创立。
罗马学院院长Dumont与成员们在斯特罗齐别墅（Villa Strozzi），1874-1875 © EFR
1875年11月26日，学院迎来了新院长：时任索邦古代史教授（1872-1875）的Auguste Geffroy。同年12月学院搬入法尔内塞宫并在这栋米开朗基罗曾参与设计建造的文艺复兴全盛期名宅中存在至今。1877年，教宗庇护九世（Pie IX, 1846-1878）特批罗马学院成员Élie Berger查阅梵蒂冈私密档案馆（Archivio segreto，亦有翻译为“秘密档案馆”，不过segreto一词在这里为“私密、私有”之意；2019年更名为Archivio Apostolico Vaticano）。1885年5月15日，学院成员被教宗利奥十三世（Léon XIII, 1878-1903；又译“良十三世”）亲自接待。
起初的罗马学院以古希腊罗马考古为主要活动，但随后的发展远超越这一范围。1873年的第一届成员Duchesne神父于1895年3月27日起担任院长，在他文书学专业与早期教会史研究领域的影响下，罗马学院的研究范围大大扩展。1877年他的博士论文答辩，这份研究令泰斗蒙森对其大为赞赏。Duchesne教会人士与国家公务员的双重身份也使得他成为1905年政教分离法案颁布之后法国与梵蒂冈方面的沟通桥梁。1902年起，古代基督教学家Jacques Zeiller前往克罗地亚考察，并将罗马学院的研究范围扩展至达尔马提亚（Dalmatie）。其后，罗马学院的研究领域与涉及地理范围不断扩大，以意大利为核心，辐射至亚得里亚海东岸以及北非地区，从古代一直延伸至近现代。正如Duchesne在1919年所写（Nouvelle revue d’Italie, 16, 1919, p. 106-112）：
“法国罗马学院——也正是基于此我们创建了它——是全意大利的学院，它是领事们的学院，是皇帝与教宗的学院，是但丁与米开朗基罗的学院，是复兴运动（Risorgimento，亦可译为“意大利统一运动”）与追求美好荣耀的独立战争（croisade，原意指“十字军东征”）之英雄们的学院。它显然无法在政治中，亦无法在外交中扮演任一角色；然而，通过自身存在这一唯一事实，它在科学与高等教育领域维系着这些相互尊重与仁慈，正是通过于此，拉丁国家加强了理解、博爱。”
从法国罗马学院门口望向纳沃纳广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