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东旭
1939年3月下旬，晋东南八路军总部。
这天吃午饭的时候，警卫员说到了报纸上的一条新闻：范石生遇害了。
朱德听了，手中的筷子随即掉落在地。
朱德控制着自己的情绪，问警卫员：“他是怎么死的？”
“刺客为父报仇。”警卫员说。
朱德听了，连连摇头。他很清楚，这事不简单，背后显然有不可告人的阴谋。
范石生和朱德什么关系，他的死为什么能让朱德那么痛？
这还要从南昌起义说起。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后，起义队伍南下，朱德率一部分起义军转战江西、广东，遇到蒋军的围追堵截，5000人的队伍只剩下2000多人。
10月7日，朱德带领这支疲惫不堪的队伍离开饶平，向西北方向转移。
为避免与敌人遭遇，部队选择林密人稀的小道行军，艰难可想而知。
条件艰苦，前途未卜，有人动摇了，中途掉队和投敌的大有人在，甚至有整个排甚至一个连公开脱离队伍的。
10月中旬，队伍到达赣南时，队伍只剩下七八百人。
大家疲劳至极，悲观气氛笼罩在心头。
见此情形，朱德心情沉重。
就在这时，又来了一个坏消息：身为军需官的林彪表弟，携带仅有的军饷跑了！
天已渐寒，战士们还穿着起义时的单衣短裤，而且衣衫褴褛，没钱买棉衣，如何过冬？
最要命的是，军需官携款潜逃后，也就没有了薪饷，枪支、弹药和被服等给养也不能及时补充。
干部组织开会研究，一筹莫展，大家沉默不语。
正在此时，朱德一拍大腿说：“有办法了！我有个救星，怎么就没有想到呢？”
朱德所说的“救星”，名叫范石生，云南人，出生于1887年，在蔡锷将军的部队里当过文书，很有正义感。
1909年，范石生考入云南讲武堂，与同期的同学朱德、邓泰中、杨蓁等人志同道合，义结金兰。
毕业之后，范石生与朱德同入滇军，都是从排长开始做起。
之后，两人都追求进步，参加了革命，都当上了旅长。
朱德进步很快，在1921年春任云南陆军宪兵司令部司令官。
范石生在同一年，被中山先生任命为北伐先遣司令。
第二年，朱德出国寻求革命真理。
范石生则升任第2军军长。
1923年，因为击退陈炯明叛乱，保护中山先生有功，范石生晋升为上将，这在讲武堂同期毕业生中是非常罕见的。
范石生在滇军中吃香，到了北伐军，仍旧是备受瞩目。
范石生以出色的军事才华受到赏识，中山先生夸赞他：“军中有一范，顽敌心胆战！”
1926年，范石生的滇军第2军被改编为革命军第16军。而他的同学朱德，因为出国求学几年，这时候只是军官教育团的长官，与范石生的职务无法同日而语。
但是后来，范石生却止步不前，究其原因，是因为范石生和蒋氏产生了矛盾。
蒋氏和范石生矛盾由来已久，中山先生在世的时候就有了。
蒋氏一向把滇军看作杂牌部队，认为他们没有战斗力。
而范石生则看不起蒋氏，觉得此人成不了大器。
1923年，在一次军事会议上，身为第二军参谋长的蒋氏要求发言，作为会议主持人的范石生，故意装作不认识，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蒋答后，范石生又问：“你有什么高见？”
接着蒋氏说了自己对作战的看法，想显示一下自己的军事才华。
可是不等他说完，范石生就将其打断，奚落他是“纸上谈兵”，把蒋氏弄得面红耳赤，尴尬无比。
如果说，这只是两人之间相互不买账发生的小插曲，下面发生的事让两人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
1927年蒋氏背叛，下令在军队中“清党”，作为第16军军长的范石生不赞成，坚决进行抵制。
范石生愤慨地说：“这还谈什么革命？纯粹是挂羊头卖狗肉！”
这话传到蒋氏耳朵，他非常不爽，对范石生产生了戒心，开始在16军安插“钉子”，对其进行全天候监视。
其实蒋氏除了自己的嫡系，本来就谁也不相信，范石生对此心知肚明，和蒋氏始终不同一路人。
我方对范石生为人非常了解，在南昌起义前，就在范部建立了组织，与他保持统一战线关系。
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时，范石生得知朱德率部南下上堡，曾主动派其军中的我方成员韦伯萃找朱德联系，希望同他合作。
合作的目的，是想让朱德加入自己的队伍，扩充自己的实力，也可和蒋氏抗衡。
但朱德怎么可能加入军阀的队伍？所以合作没了下文。
遇到危难的时候，朱德再次想起了好友范石生，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在1927年11月2日送了过去。
范石生一看，好兄弟有难，心急如焚，他随即写了回信，让自己的心腹副官带着信件日夜兼程去见朱德。
朱德拆开一看，眼眶都湿润了。
【护国军时期的朱德】
信中写道：“春城一别，匆匆数载。兄怀救国救民大志，远渡重洋，寻求立国兴邦之道。而南昌一举，世人瞩目，弟诚感佩良深。今虽暂处逆境之中，然中原逐鹿，各方崛起，鹿死谁手，仍未可知。”
“来信所提各点，愚意可行，弟当勉为助，兄若再起东山，则来日前程不可量矣。弟今寄人篱下终非久计，正欲与兄共商良策，以谋自立自强。希望即枉驾汝城到曰唯处一晤。专此恭候。”
当时起义军处于极度困难的时期，队伍能不能生存下来都是问题，而好兄弟却非常看好自己，这怎不令人感动？
还让朱德感动的是，他给范石生的信，强调自己的队伍是红色的队伍，不能听范的指挥，更不能接受改编。
范石生对此没有拒绝，那就是同意了，这就更加难得。
信中提到的“曰唯”是曾曰唯，是范石生16军第47师师长，此人也是当年朱德在云南讲武堂任队长兼教官时的学生，当时率部驻扎在湖南汝城。
朱德看后决定亲赴汝城，与曾曰唯谈判。
陈毅、王尔琢等担心朱德的安全，为他捏了一把汗，怕出意外。
可朱德明白，自己去了还可能为部队争取一线生机，如果不去的话，部队处境将会更加艰难。
为了党的事业和部队生存，朱德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决意前往。
当然，他也相信无论谈得如何，自己的学生曾曰唯都不会加害自己。
在47师师部，朱德和曾曰唯进行了两天艰苦谈判，终于达成保持部队自立、自主和自由的“三自”原则。
具体地说就是：
朱德所部成为曾曰唯47师的一个团（第一四○团）
朱德以王楷的名字担任团长，并兼任第16军总参议、第47师副师长。
47师负责朱德部两个月的所有物资补给。
朱德部还是我们自己的部队，有独立行动自由。
甚至部队内部如何组织，如何训练也完全由朱德决定，任何人不得干涉。
不难看出，根据协议，范石生从中没有得到任何好处，朱德所部也没有任何损失。
可以说，争取到这样的条件非常不易。
同时也说明，范石生做了巨大让步，诚心帮助朱德渡过难关。
范石生说到做到，发给朱德所部两个月的薪饷；军官每人另发20元、士兵每人另发5元零用钱。
而且范石生还给我军每支枪配200发子弹，机枪配1000发子弹。
除此之外，我军每人领到了一套冬装和毛毯，连背包带、绑腿、干粮袋及洋镐、十字锹、行军锅、水桶等都一一给予配齐。
不光如此，对我军损坏的枪支，十六军也负责修理。
那么范石生哪来的军饷和物资？
作为军长，都有一定的扩军权力，他只要对蒋氏说，我扩招了一个团就可以领到军饷和物资了。
不管怎么说，在范石生的帮助下，朱德所部得到喘息机会，绝处逢生。
然而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12月上旬，范石生部教导团一个叫丁熙的团长向蒋氏告了密。
蒋氏大怒，立即要求范石生将朱德部就地消灭，并且将朱德逮捕，押往南京。
对蒋氏来说，这就是通敌之罪，是无法容忍的，范石生心里明白，自己如果不照办的话，将会是什么下场。
但他跟朱德是结拜兄弟，不能不讲友情，日后蒋氏如何对待自己，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范石生立即写了密信，派人星夜兼程通知朱德赶快撤离，还送去几万块银元和10箱子弹。
朱德明白范石生的苦衷，不忍心给好兄弟再添麻烦，立即率部离开，前往井冈山与主席会师。
到了井冈山，朱德一直对范石生念念不忘，他不但是自己的恩人，也是红军早期的一大批骨干（林彪、陈毅等人）的恩人。
如果没有范石生的保护，就恐怕没有后面的朱毛会师，井冈山部队就少一半人马。
朱德一直牵挂着范石生，不断托人打听他的下落。
1937年抗战爆发、开始第二次合作，朱德可以光明正大地打探范石生的下落，好报答他当年的恩情。
谁知时间一天一天过去，始终没有范石生的消息，堂堂一个上将军长，难道人间蒸发了？
就在朱德苦苦打听好兄弟消息的时候，1940年初，传来一个噩耗，范石生被刺杀身亡了。
那么，这段时间范石生去了哪里，为何被刺杀？
范石生帮助朱德脱险，蒋氏当时可能还没有那么在意，因为我军力量弱，对蒋氏形成不了什么威胁。
可是后来形势发展大大出乎蒋氏预料。虽然后来红军被迫退出苏区，开始长征，但在陕北根据地又得到发展壮大。
看到这一切，蒋氏想起当年，如果不是范石生“吃里扒外”，放虎归山，哪会有今天的局面？因此，他对范石生恨之入骨，变本加厉给对方小鞋穿。
他首先将范石生的十六军缩编为第八路军第五师，继后又改编为51师，军衔也从上将降为少将。
这对一个军人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范石生心情郁闷，对蒋氏的敌视也日渐增加。
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让范蒋矛盾进一步激化。
1929年底，贺龙、周逸群率领的红军在建立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后继向川、鄂交界地区发展，蒋氏下令担任师长兼襄樊警备司令的范石生前去“围剿”。
范石生本来就同情革命，加上蒋氏打压自己，他才不会真的执行蒋的命令呢。
范石生并没有真刀真枪跟红军干，只是让自己的152旅派队尾随，远远地跟在红军后面，保持一定距离，应付了事。
如此一来，蒋范矛盾更加激化，范石生的日子也越来越难过。
1932年，性格高傲的范石生干脆提请辞职。
以范石生的军事才华，如果跟随蒋氏，一定能飞黄腾达。
难而道不同不相为谋，他不愿意为蒋所用，蒋氏也只能放手，不再挽留。
1934年，范石生获准来到庐山，两耳不闻窗外事，当起了寓公。
1937年七七事变后，范石生回到云南，在昆明以行医为业，彻底远离政坛。
可是，1939年3月，已经退出人世纷争的范石生，在出诊途中被人行刺于昆明街头，终年52岁。
范石生已经退出江湖，为什么还会遇刺？
关于他的遇刺，有两个说法，一个是杨维骞、杨维骧为父杨蓁报仇纯属个人恩怨；一个是蒋氏指使。
杨蓁跟朱德一样，是范石生的结拜兄弟。
他军事才能同样出色，曾经担任滇军第三卫戍司令等职。
1923年4月，任中山先生大本营高级参谋，
1925年春，杨蓁奉中山先生之命，赴范石生“定滇军”任总指挥，率师入桂讨伐叛军唐继尧，同年6月，在广西遇刺身亡。
而杨蓁遇害时，范石生与其同室而住。
范石生的妻子说，杨蓁治军太严，将军事工程延期的团长鞭挞处罚，让对方怀恨在心，遭遇报复。
范妻还说，当时凶手是一群人，跟哗变差不多，刺杀并拖打杨蓁时，气势汹汹，范石生根本就拦不住。
杨蓁的妻子则说，这是范石生指使的，因为杨蓁主张收复云南后，军、政长官应该有不同的人担任，而且还要民选；因为誓师讨伐唐继尧的时候已经有言在先。
范石生觉得，当时全国都没有选举，在云南实行选举条件不成熟；因此二人产生分歧。
杨蓁的妻子说：刺杀丈夫的凶手，之后并没有受到严惩。
杨妻以此证明，范石生是在包庇凶手。
而范石生的女儿则说，当时大敌当前，如果严惩凶手，势必会造成内乱。
后来范军与唐继尧军交火大败，在此情况下更没有办法惩办凶手。
总之，范石生认为，杨蓁的悲剧是性格偏激造成的。
朱德后来也说过，杨蓁“耿直欠委婉，忠厚不讲策略，善于攻敌不善于团结下属，清高廉洁不善于团结同僚，疾恶如仇不善于助人改过，操之过急，招致惨死。”
正像人们所说，性格决定命运，杨蓁的死跟性格有很大关系。
但是杨蓁的妻子当时执意认为，范石生是杀夫主谋。
杨蓁两个儿子在法庭上说，父亲遇害后，他们还很小，但是仇恨种子已经在心中种下，决心刺杀范石生，为父报仇。
1939年，3月17日下午，范石生坐着黄包车与杨蓁二子杨维骞、杨维骧相遇。
杨维骞举双枪连射，范石生身中13枪身亡。
当年9月，昆明地方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哥哥杨维骞9年零5个月的有期徒刑；弟弟杨维骧一年有期徒刑，缓刑三年。
但是朱德听了却感觉此事蹊跷，1940年5月回到延安后，就请周副主席委托云南地下组织，调查一下范石生的真正死因。
朱老总
果然，云南的地下组织调查证明，杨氏兄弟是被人利用了。
杨氏兄弟被逮捕审讯后，弟弟是缓刑，不用真的坐牢，但是长子哥哥杨维骞1943年就被特赦，显然有人包庇。
至于是谁包庇，有人说是龙云，因为范石生跟龙云是宿敌，他害怕范石生夺了他的位置。
也有人说，是上海青帮头子雇人协助二杨杀了范石生。
青帮是谁的打手？答案不言自明。
总之，此案扑朔迷离。
无论怎么说，范石生这个对革命有功之人惨死街头，没有等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让人扼腕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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