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能够纵横天下无敌手，建立空前绝后的霸业，不仅在于他具有高超的治军本领和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还在于他善于识才用人和处理宗教关系。
汉代刘向《说苑》曰：知人者王道也，知事者臣道也。
制胜凭智高。集团或国家之间的较量和竞争，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人才之间的较量和竞争。成吉思汗深知得人才者兴、失人才者崩的道理，他用人不计较部落、民族、国别、宗教、身世、卑贱、敌友、文武、年龄等问题，只要具有真诚的品格，唯才是举，努力把天下英才聚集到自己的旗帜下，使得蒙古帝国人才资源总量大，各类人才齐备，人人称心如意地贡献才智和力量，建功立业。在成吉思汗麾下，才华横溢的耶律楚材原是侍奉金国的契丹人；太师国王木华黎原为成吉思汗的堂兄撒察别乞的门户奴隶；蒙古大将哲别曾在铁木真与札木合作战时射伤铁木真的脖子，是铁木真的敌人；助军镇戍、屡建奇功的史天倪等数十位汉人世侯原是南宋人；创立蒙古文字的塔塔统阿原是乃蛮宰相，掌管印信；后宫总管马达达斯原是人称万国通的异国商人……史书记载说，当时蒙古国的汗廷上服装五颜六色，语言多种多样，真是人才济济，五湖四海。这些人，或出身异族，或地位卑微，或为降将，或为商人，或为豪强，不一而足，但都受到成吉思汗的器重，淋漓尽致地施展自己的才华，为蒙古帝国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有德无才是废品，有才无德是危险品。在成吉思汗心中的“德”就是忠义、诚实。缺德之才，见胜兆则纷纷归附，见败相则惶惶离去，或反戈一击，投敌邀功请赏，极易因其才高而乱国丧邦。所以，用人不可不察。成吉思汗的唯才是举，是察其诚义基础之上的唯才是举，他像尊重戒律一样尊重诚义，所用之人必须具备诚义的品格，对不守诚义之道者，那怕是有大功于蒙古，或才高八斗，也弃之如敝履，甚至憎恶地杀掉。成吉思汗箴言第二十六条：“凡事敌人做了杀害人的事，总是隐瞒不露的，一个人不隐瞒杀害人的事，诚实地说出来，这样的人可以做朋友。”箴言第二十七条：“不肯背弃本主的人必能忠于所事。”把诚义作为人安身立命之本和从政为官之基看待。
成吉思汗手下将领哲别本是泰赤乌人。宋嘉泰二年，铁木真与王汗联军在阔亦田击败北乃蛮部。阔亦田之战，是铁木真与札木合集团的最后一次决战，也是争夺蒙古部领导权的最后一战。泰赤乌部战败后，面对无数的请求成吉思汗宽恕的泰赤乌部人，成吉思汗问：“泰赤乌有个善射箭的人，他先射死了我的战马，使我的大将博儿术险些丧命，昨天又射中了我的脖子……这个人是谁？”哲别毫无惧色，坦然承认：“射死可汗的白口黄马，险些让您的大将博儿术丧命的是我；昨天对阵时射中您脖子的也是我。”并且表示：“若汗欲惩罚吾而赐吾死，敢请遗污一掌之地。若汗思赦吾，则愿效命汗前，为汗冲锋陷阵，横断彼深水，粉碎彼黑石而冲之！”成吉思汗若有所思，下令道：“作为敌对之人，都会隐瞒自己的害人行为，可你毫不隐瞒地讲出了自己的害人之事。你是条汉子，可以作为朋友。把你的姓名改为哲别吧！今后你就是我手中的神箭，寸步不离我的左右，跟随我去射杀强敌，征服天下！”此后，哲别从十夫长开始做起，累功迁至万夫长，成为大蒙古国第一猛将，令敌人闻风丧胆，一生先后攻乌沙堡，破乌月营，克大水泊，袭野狐岭，战会河川，取居庸关，夺东京城，灭西辽国，败俄罗斯联军，功勋卓著。
在蒙古与泰赤乌部战争中，泰赤乌部被铁木真的军队包围，大将纳牙阿为了保护首领塔里忽台，奋起突破铁木真的包围圈，放走了塔里忽台。后来去投奔成吉思汗，当成吉思汗问起事情的原委时，纳牙阿说：“在塔里忽台的部民纷纷离他而去的时候，是我帮他逃出了乞颜部大军的包围。塔里忽台是不配我忠实于他的乞邻秃黑，我救他只是不愿背弃我的本主。而可汗您是人人敬慕的草原英雄，所以我才冒死前来投奔。”成吉思汗听罢说道：“你若捉来自己的主人，我将以犯上罪灭绝你们的全家族！今你不背弃旧主，忠心可嘉准在帐下做事！”成吉思汗便对纳牙阿加以恩赐，并把他留在自己的身边做那可儿。“把一个仇人留在您的身边是不是太危险了？”成吉思汗的部下有些担心地问道。“不肯背弃本主的人必能忠于所事。”铁木真满有把握地说，“他连塔里忽台都不背弃，还能不忠实于我吗？” 后来，智勇双全的纳牙阿为成吉思汗成就大业立下了卓越的功绩，被封为千户，兼领中军万户，统率怯薛军。成吉思汗在那可儿（部落首领的亲兵）制度基础上，扩建护卫军。从各级官员以及平民子弟中遴选有技能、身体健壮者一万人，组成护卫组织，蒙古语称“怯薛”。平时轮值警卫，战时护随大汗出征。怯薛还分管汗廷的各种事务，或奉命外出传达圣旨。成吉思汗令纳牙阿统率精锐的护卫军，说明他对纳牙阿十分信任和器重。
诚义，是成吉思汗恪守的处事用人原则，而有人一旦与自己确立了主从关系，成吉思汗也不欺不疑，以诚相待，重情重义。成吉思汗多次重申：“蒙古决不会抛弃投降自己的人。”“我一旦得到贤士和能人，就让他们紧随我不叫远去。”
在乃蛮与蒙古交战前夕，乃蛮和蒙古都在争取居住在阴山山脉靠近长城的小部族汪古部，汪古部选择与蒙古结盟，使得蒙古迅速战胜乃蛮，此后，汪古部一直受到蒙古的非常礼遇。畏兀儿、卡尔尔古特改奉蒙古为宗主，也同样一直受到蒙古的优待。1211年，高昌回鹘亦都护巴尔术阿尔忒的斤朝觐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将亲生女阿勒可敦许配给这位亦都护，巴尔术阿尔忒的斤也率部万人随成吉思汗西征，从此，高昌回鹘王国成为蒙古帝国的属部。1225年，成吉思汗将其西征所得土地分授给三个儿子，但惟独允许高昌亦都护保留自己的领地。就连成吉思汗的对手都不得不称赞他“衣人以己衣，乘人以己马。安民定国，教养军队必此人也。”
木华黎，蒙古名将、攻金统帅。他沉毅多智略，猿臂善射，挽弓二石强，辅佐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战功卓著，被称誉为“四杰”之一。成吉思汗曾对木华黎说：“国内平定，汝等之力居多。我之与汝犹车之有辕，身之有臂也。”由于木华黎手握重兵，统管东方战事，成吉思汗的敌人便鼓动百姓称木华黎为国王，以激怒成吉思汗，使木华黎“忠而见谤、信而见疑”，造成蒙古阵营分裂。成吉思汗却大度地说：“国王很好嘛！王汗、太阳汗不都是国王的意思吗？木华黎东征，比他们更有资格做国王，从今以后就叫国王木华黎吧。”在成吉思汗看来，号称国王的人物，并不是自己的竞争对手，只不过是自己的忠诚部下而已。公元1217年木华黎被成吉思汗诏封太师、国王、都行省承制行事，赐誓券、黄金印曰：“子孙传国，世世不绝。”又把弘吉剌、亦乞烈思、兀鲁兀、忙兀等十军，及吾也而的契丹、蕃、汉等军，并属麾下。且谕曰：“太行之北，朕自经略，太行以南，卿其勉之。”赐大驾所建九斿大旗，仍谕诸将曰：“木华黎建此旗以出号令，如朕亲临也。”木华黎不负皇恩，忠诚勇敢，厚仁慎杀，安抚民众，善于利用金人治金，集中优势兵力聚歼金军有生力量，成为蒙古灭亡金国的第一大功臣。
成吉思汗宽恕在战场上英勇作战，最后战败投降的敌人，有时，还亲自说服那些准备慷慨赴死的敌人，将他们收入麾下。但对出卖自己主子的人，无论抓到他们的主子多么重要，也决不会得到宽恕。
札木合与成吉思汗打过很多次仗，最后札木合战败，被跟随他的五名家臣所出卖，成吉思汗按照萨满教的传统处死了札木合，梦想飞黄腾达的背叛札木合的五名随从家臣，也被成吉思汗以大逆之罪，悉数处死。
桑昆是克烈部末代首领王汗之子，煽动王汗发动合阑真沙陀之战，险令铁木真部众全军覆灭。 1203年，克烈部遭铁木真攻打，王汗、桑昆败退逃亡。桑昆逃到西域后，又被成吉思汗战败。有一个叫阔阔丘的马夫，在桑昆战败逃走时，偷了他的马逃走了，导致桑昆无马可骑而被捉。阔阔丘以为自己立了大功，前来邀赏，然而，成吉思汗下令立即将他处死。成吉思汗说：“盗窃主人的马就是抛弃主人，对于不忠诚的人，要立即斩首。”
在征伐花剌子模国时，率一万士兵救援讹答剌的将领哈只卜哈剌察趁机暗通蒙军。他派人悄悄与蒙军联系，约定了自己带兵出城的具体时间，以便蒙军趁机攻入城中。蒙古军确实按照约定进入了城中，但哈只卜哈剌察却未得到什么封赏，反被蒙古士兵押解到察合台和窝阔台面前。哈只卜哈剌察就像一条摇尾乞怜的狗，跪在地上乞求饶他不死，说以后可以为成吉思汗赴汤蹈火。他还把讹答剌城内当时的处境详细地告知了察合台和窝阔台。察合台听后冷冷地说道：“你连自己的主子都可以出卖，我们又拿什么信任你呢？”于是下令把哈只卜哈剌察拖出去，连同所有的俘虏一起处死。
“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骏马能历险，犁田不如牛。”正所谓“人才之行，自昔罕全，苟有所长，必有所短。”在人才的录用上，“若录长补短，则天下无不用之人；责短舍长，则天下无不弃之士。”成吉思汗知人善用，因材器使，把每个俊彦都放在合适的位置上，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从而提高了人才的使用效率和人才贡献率。他曾经说过：“智勇兼备者，使之典兵；活泼跷捷者，使之守轴重；愚钝之人，则付之以鞭，使之看守牲畜。”
耶律楚材秉承家族传统，自幼学习汉籍，精通汉文，年纪轻轻就已“博及群书，旁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及释老医卜之说，下笔为文，若宿构著”了。1215年，蒙古大军攻占燕京时，听说耶律楚材才华横溢、满腹经纶，成吉思汗遂向他询问治国大计。而耶律楚材也因对腐朽的金朝失去信心，决心转投成吉思汗帐下以拯救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百姓。耶律楚材是个文人，让他指挥战争或冲锋陷阵，无法与木华黎和成吉思汗的虎子相比，但他擅长“文治”，成吉思汗非常倚重耶律楚材治国理政。耶律楚材初执掌中原地区赋税事宜，建议颁行《便宜一十八事》，设立州郡长官，使军民分治；制定初步法令，反对改汉地为牧场；建立赋税制度，设置燕京等处十路征收课税所。窝阔台汗三年（1231），任中书令（宰相）。他积极恢复文治，逐步实施“以儒治国”的方案和“定制度、议礼乐、立宗庙、建宫室、创学校、设科举、拔隐逸、访遗老、举贤良、求方正、劝农桑、抑游惰、省刑罚、薄赋敛、尚名节、斥纵横、去冗员、黜酷吏、崇孝悌、赈困穷”的政治主张，使蒙古有选择地吸纳了以汉族为主、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成果，逐渐改变了游牧民族的思维习惯、生活方式、治世理念和行政管理制度，为蒙古帝国的发展和元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窝阔台汗在群臣面前说：“朕之所以推诚任卿者，先帝之命也。非卿则中原无今日，朕所以得安枕者，卿之力也。”
塔塔统阿，畏兀儿人，是乃蛮宰相，掌管印信。1204年，成吉思汗统帅大军攻灭乃蛮部，太阳汗的掌印官塔塔统阿怀印逃亡，被蒙古军擒获。成吉思汗问他：“人民和疆土都已归我，你带金印到哪里去？”塔塔统阿回答：“这是做臣子的职责，我要拼死遵守，只想找到故主还给他，以不辜负主上对我的信任。怎么敢有其他的想法呢？”成吉思汗很赞赏他对故主的忠诚，感叹道：“真是忠孝之臣呀！”但不理解印信何以如此重要，便又问其用途。塔塔统阿说：“出纳钱谷，委任人才，一切事皆用之，以为信验耳。”聪慧的成吉思汗当即认识到了文字和印章的重要作用，便将塔塔统阿留在身边掌印，又命塔塔统阿用他熟悉的畏兀儿文字母音拼写蒙古语，创立了蒙古文字，结束了蒙古族无文字的历史。印信代表铁木真的话，所以，保管印信的人的权威是特别高的。蒙古武将们对此感到很不满。铁木真知人善用，解释道：“我不是赋予塔塔统阿权力，我是赋予我自己的话语以权力，记录我话语的人是他。目前明白这一点的人是塔塔统阿。”
孙威是金末元初人，金末曾经被征参军，作战勇敢，后投奔了成吉思汗。他聪明灵巧，善于制造铠甲。古代战争无非是攻之以矛，防之以盾，铠甲的优劣决定个体防护的质量。与他的勇敢善战相比，成吉思汗更看重他善于制造铠甲的专长。孙威曾经独立设计制造了一具“蹄筋翎根铠”献给成吉思汗。成吉思汗亲自射箭试验，再厉害的箭，也无法穿透它。成吉思汗非常高兴，赐给他蒙古名字和一套锦袍，让他佩金符，并任命他为顺天、安平、怀州、河南、平阳诸路工匠总管，总理这些地区的工匠。孙威去世后，其子孙拱世袭父职，也有制造铠甲的一流技术和工艺，至元二十二年，升为工部侍郎。父子二人领导制甲匠人为蒙古乃至元朝军队制造了大量的优质铠甲，保证了军需，大大减少了将军士兵的伤亡。成吉思汗曾对士兵说：“能够保护你们不牺牲从而为国立功的，是孙威为你们制造的铠甲呀。”
无功授禄、有功不赏或厚此薄彼，最易使人心生不满，思想消沉，做事懈怠，如果有机会人们还会另择新主，长此以往必国运衰微，直至积重难返。成吉思汗对跟随自己的人，一视同仁，对有功之人，论功行赏，极尽恩宠，使人们更加忠于成吉思汗，忠于蒙古帝国。
根据“功绩”的大小予以酬报，是成吉思汗分封功臣的第一个原则。成吉思汗即位后，在嘉泰四年（1204）整顿军马、建立千户制的基础上，将全蒙古百姓划分为95千户，分别授予共同建国的贵族、功臣，任命他们为千户长，世袭管领。对于那些贴身的老护卫，成吉思汗临终之际甚至还不忘嘱咐自己的子孙，以后要“将这些护卫的好想着，如我遗念一般，好生抬举，休教怀怨，福神般看着”，真是一朝伴君，惠及子孙，百世神往。
郭宝玉是汉族名将郭子仪的后代，被金朝封为汾阳郡公，授予猛安，屯兵定州，后投降蒙古，成吉思汗授予他“抄马都镇抚”之职。他为成吉思汗作战和建国出了很多主意。后随木华黎转战辽西、河北、山西，由于郭宝玉有丰富的攻城经验，也参加了对花剌子模的战争，立有战功，被任命为蒙古最高的决策职务——断事官。可见，成吉思汗对待降将是何等的信任和优待。
开国功臣者勒篾，自幼侍从铁木真，多有功劳，被铁木真誉为是“有福庆的伴当”。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铁木真即蒙古部汗位时，与博尔术同被封为众官之长，参与运筹，随从统一蒙古各部，以果敢善战著称，有“饮露骑风”之美称，屡救铁木真于危难之中。嘉泰二年(1202)，在与泰赤乌部作战中铁木真受伤，者勒蔑用口吸其伤口之血，并冒生命危险从敌营中偷来马奶给铁木真喝，才使铁木真没有丧命。翌年，孤军断后，截击克烈部进攻，掩护铁木真撤退。四年，充先锋，与乃蛮部作战。开禧二年(1206)，蒙古国建立时，封千户长，为十大功臣之一，享有九次犯罪不罚的特权。与哲别、速不台、忽必来并称“四勇”。
成吉思汗具有高超的用人智慧和驭人之术，至死没杀一个自己的大臣、将领，手下没有一个逆臣叛将，君臣合智合力建伟业，创造了马上皇帝的神话。
德国诗人、思想家歌德说：“世界与人类历史本来的唯一而且最为深远的主题，是信仰与不信仰之间持续不断的纠葛，其它的一切都从属于此。信仰占优势的世代，无论它取何种形态。对于那一时代及后世来说，总是精神自足、振奋的辉煌世代。”
成吉思汗喜欢了解与现实相关的历史，从中汲取智慧。他在征伐西辽前夕，曾让学者讲解哈剌汗王朝的历史，学者告诉他：哈剌汗王朝是唐末五代之际，即公元9世纪末由操突厥语族语言的诸民族在塔里木盆地西部至中亚地区建立的地方政权，该政权存在了300多年。哈剌汗王朝对宗教太过沉迷，当权者是狂热的伊斯兰教徒，公元960年宣布伊斯兰教为国教，他们认为把伊斯兰教传遍世界每个角落是神赋予他们的义务，遂以伊斯兰教的先锋自居，疯狂地向东方、西方进兵。10世纪末打败了都城在布哈尔的萨曼王朝，11世纪初，在经过长达40余年的宗教战争后，于阗李氏王朝被哈剌汗王朝战败而灭亡，哈剌汗王朝达到鼎盛时期。于阗本是著名佛教国家，但被哈剌汗王朝强迫改成了伊斯兰教国家。金朝灭辽后，辽代贵族耶律大石于西北召集残部建立西辽，并继续扩张。由于哈剌汗王朝强制民众改信伊斯兰教，毁坏佛教寺院和佛像、佛具、佛经，杀戮佛教徒，因而失去人心，所以，西辽轻而易举地占据了以八剌沙衮为首都的哈剌汗王国。从此，西辽成为西方大国。西辽吸取哈剌汗王朝覆亡的教训，坚持宗教平等，信教自由，统治集团和契丹人多为佛教徒，而一般民众以伊斯兰教徒居多，还有一部分基督教徒，三者并立而不相害，保持了国家的稳定。西辽末期，因为在战争中失败，耗尽了国力，国王直鲁古又沉湎狩猎，疏于国政，庸碌无为，而大富豪宰相马赫穆德巴依害怕自己的财产被国家算计，便提出了“把士兵在战争中抢夺的财物收归国库”的糟糕建议，遭到士兵的激烈反对，甚至引起哗变，西辽开始走向没落。成吉思汗灭亡乃蛮后，太阳汗之子屈出律逃到了西辽，并与西辽公主结婚，之后他与公主合谋软禁了公主的父亲辽西国王直鲁古，篡夺了西辽的统治权。屈出律本是基督教徒，却被公主改造成了佛教徒，他掀起了反对伊斯兰教运动，残酷迫害伊斯兰教徒，最令人发指的事件是在于阗清真寺的大门上，伊斯兰教的阿訇被残杀，导致西辽国家动荡不安。成吉思汗懂得了宗教政策与国家兴亡的关系，说道：“他们做了不该做的事情，一定要让我的子孙们牢牢记住。”
西辽的伊斯兰教徒反对屈出律，成吉思汗部下的众多伊斯兰教徒也欲除之而后快，众叛亲离、成为伊斯兰教徒公敌的屈出律在蒙古铁蹄的追击中，被杀身亡。而西辽人归附蒙古的要求很简单，就是蒙古首领要保证“宗教信仰自由”。成吉思汗对宗教的态度是，宗教信仰自由，各种宗教和教派平等，结果“当地的居民把蒙古军队当做摆脱迫害的救星来看待。”据《〈成吉思法典〉及原论》的主编武志忠介绍，成吉思汗在西域时就曾广邀各宗教的教士前来，阐述各自宗教的教义教理。为了防止其后代改变他的宗教政策，成吉思把他的规定记入《成吉思汗法典》，后人不得更改。成吉思汗于1206年颁布的大蒙古国根本大法——《成吉思汗法典》的第八条是：“尊重任何一种宗教信仰，任何一种宗教都不得享有特权。每个人都有信仰宗教的自由。”
成吉思汗对各种宗教呈现出开放包容的心态。萨满教是蒙古族古老的原始宗教，蒙古帝国创立之初，蒙古人信奉萨满教，崇拜“长生天”，但成吉思汗不排斥其他宗教，蒙古帝国从贵族到平民、从将军到士兵，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自己信仰的宗教。在蒙古帝国，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相互尊重，和平相处，融洽生活，成吉思汗的儿子就选择了基督教徒作为妻子。成吉思汗对宗教的底线是，不能违背大扎撒，做有损于蒙古帝国的事情。
海云是金元之际北方佛教的临济宗师，他一生的活动对元代临济宗乃至整个元代佛教的发展，都产生过重大影响。1217年，蒙古太师国王木华黎攻陷宁远，海云与其师父中观都被蒙古人所执。成吉思汗得知，遣使于太师国王曰：“卿言老长老、小长老，是告天下之人，可好存济，无令欺辱，与免差役。令达刺罕国王奉诏，乃 □(原碑字残)居兴安之香泉寺。署中观为慈云正觉大禅师，中观不受；以师为寂照英悟大师，其所须之物，官为之给。由是，天下皆以师为小长老称之。 ”海云接受了成吉思汗授予的“寂照英悟大师”的封号，一切用度，均有官家供给。在蒙古铁骑攻略中原之际，成吉思汗特别传令，问候小长老海云，责令部队说：“尔使人来说的老长老、小长老，实是告天的人，好与衣粮养活者，教做头儿，多收拾那般人，在意告天，不拣阿谁休欺负，交达里罕行者。”成吉思汗礼遇上层僧侣，蠲免赋税差役。
1219年12月，全真教第三代掌门人长春真人丘处机接到成吉思汗的邀请函，挑选十九名弟子同行，几番周折，碾转年余，终于到达成吉思汗的军营大帐。成吉思汗问丘处机：“到底有没有长生不老的药？”丘处机真诚地回答道：“世上根本没有长生不老的药，有的只是长生不老术。”在与成吉思汗相处的日日夜夜，丘处机大谈“为政之要诀乃敬天爱民”“欲长生者必清心寡欲”“欲得天下者须戒好杀之心”，却得到成吉思汗的青睐，命丘处机掌管天下道教，授予“神仙大宗师”封号。成吉思汗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丘处机的建议，他命令近臣耶律楚才将丘处机所说整理成书，以便自己随时参阅，是为《玄庆风会录》。 1223年3月，长春真人踏上回国之路。通过这次会见，道教开始受到蒙古统治者的保护和支持，获得蠲免差役赋税的特权。丘处机得到成吉思汗的赞许，全真教以燕京为中心得到迅速发展。长春真人时期，是道教中禅修最兴盛的时期。
志费尼在其《世界征服者史》中写道：成吉思汗“因为不信宗教，不崇奉教义，所以他没有偏见，不舍一种而取另一种，也不尊此而抑彼，……他一面优礼相待穆斯林，一面极为敬重基督徒和偶像教徒（按：即佛教徒）。他的子孙中，好些已各按所好，选择一种宗教：有皈依伊斯兰教的，有归奉基督教的，有崇拜偶像的，也有仍然恪守父辈、祖先的旧法，不信仰任何宗教的；……他们虽然选择一种宗教，但大多不露任何宗教狂热，不违背成吉思汗的札撒，也就是说，对各教一视同仁，不分彼此。”
成吉思汗的宗教观和宗教政策，对于消除宗教纷争隐忧，团结和争取更多的不同信仰的人归附、效力蒙古帝国，促进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和谐相处，扩大蒙古帝国的疆域，巩固成吉思汗及其后世的统治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