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唯不世出之奇人，方能挽救大局，不致亡天下。翁松禅为人可以称得上是君子，但其才不堪挽败局。
费行简《名人小传》评价他：
临事喜纳群言，而不能别其是非，持论不免两歧。
把他的短处说得很透彻。
说白了，翁没有做决断的魄力，而是习惯用书本上讲道理的方法去做事：做也有一番道理，不做也有一番道理，这样做有一番道理，那样做也有一番道理，所谓“庸俗辩证法”，自以为容易讨好，实际上这派不喜欢他，那派也不喜欢他。这也是读书太多的人从政惯有的毛病和悲剧。
翁同龢是咸丰六年的状元，后来当了光绪的老师，跟光绪关系很好。史书里说光绪小时候害怕打雷，每逢打雷就躲在他怀里，还经常玩他的胡须，“胸袭他”（以手入怀抚其乳）。这是货真价实的帝师，仕途自然很得意。光绪八年，慈禧让他进军机处，他“固辞，不准”。慈禧的原话是“我病才好，找人不容易，你别给我为难！”可见对他的依赖和重视。
这里撇开提一笔军机处。虽说“清承明制”，但清朝皇帝对文官集团的控制远胜明朝，除了是因为外族入主之外，康熙朝创下的密折制度实在功不可没。清制是鼓励四品以上官员直接给皇帝上密折的，这种制度之下，官员们各自惶惶，生恐彼此告密，竞相向皇帝表忠心。附带的，大家可以看到雍正在折上批各种“朕就是这样汉子”——这种内容当然不适宜公开。而军机处的权力之所以远胜明代内阁，就是因为军机处管密折。
扯远了。翁同龢入军机处，是他一生中宦途最得意的时刻，这是光绪八年的事。两年之后，慈禧发动“甲申政变”，废掉主政军机处的恭亲王奕訢。翁同龢受风波影响，“革职留任”，因为他是帝师，可以说这个处理对他没有实际影响。也就是在这个位子上，他碰到中日战和这样的大问题。
实际上，当时朝中多数人，包括光绪和慈禧在内，都是主战的——这里得给慈禧说句公道话。咸丰身体不好的时候，经常让慈禧（当时的懿贵妃）参与政事，那时起她就是比较坚定的主战派——总之当时基本上“是中国人都主战”，因为日本人干得实在太过分了，凡还有点血性的正常人，都不能忍。
主和派中央主要是孙毓汶和徐用仪，诸侯主要是李鸿章。孙是办过法国在越外交的人，李鸿章不用说了，当时最熟洋务的人，知道我们根本打不过。但是顶不住所有人都主战，不得不打了。
现在有很多资料说翁跟李鸿章有私仇，所以主战，比如这篇翁同龢：搅局之王 与李鸿章暗斗导致清军惨败里面说：
通过王伯恭（曾任袁世凯的总统顾问）所著的《蜷庐随笔》一书中记载的一段亲历，我们来看看翁师傅心中的小九九吧——
“甲午战前，翁同龢一力主战，李鸿章言不可轻开衅端……我去见翁，向他力陈主战的错误。我想翁也是我的老师，他向来是器重我的。但翁听了我的劝说后，笑我是书生胆小。我说:‘临事而惧，古有明训，岂能放胆尝试？而且，我国无论兵器还是战法，都百不如人，不能轻率地开战啊！’翁说:‘李鸿章治军数十年，扫荡了多少坏人啊！现在，北洋有海军陆军，正如火如荼，岂能连一仗都打不了吗？’我说:‘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今已知自己确实不如人，哪里有胜利的希望呢？’翁说:‘我正想让他到战场上试一试，看他到底是骡子还是马，将来就有整顿他的余地了！’”
“爱国口号”下的真实目的竟然是为了整治对手，惨白的事实似乎是在嘲笑大众的智慧。
这就是断章取义了。这段话是王伯恭在《蜷庐随笔》里记下来的，翁的原话是“吾正欲试其良楛，以为整顿地也。”
这句话怎么理解？是不是说就是等着李鸿章出丑？其实看不出来。李鸿章主政北洋水师期间，不断向中央要钱要米，到打仗的时候，又说打不过不肯出击。你站在中央的立场上，会不怀疑他自己的小算盘？
封疆大吏，勾结近臣，历史上能容忍这种人的皇帝不多。
所以我个人认为，这里这句“吾正欲试其良楛”，意思也可以是“我要看看李鸿章到底是不是真心愿意为中央办事”，未必就是翁同龢与李鸿章有私仇。以“私仇论”解释翁李对立，更像是用今天小报记者的眼光，妄自揣度古代天子股肱的格局。
但翁这种文人从政，最大问题还是不接地气。我个人认为他不是因为与李的私仇才力主开战的，而是因为他作为一个对边疆军事都不了解，更别说熟悉西洋军制的旧式官僚，其知识结构根本不足以支持他在战和问题上作出理性判断，单凭着一股忠君爱国的思想就主战了。
结果当然只有战败。
甲午之战失利原因很多，在此不必赘述。失利之后，翁力求“宁增赔款而不割地”，可惜你打输了仗，之后决定权就不在你手里了，所以还是把李鸿章请出来去日本挨枪子。
许多书说李鸿章挨了骂，翁同龢却升了官，这不准确。翁并没有少挨骂，但军机领班不是他，练兵的不是他，拍板把军费去修圆明园的也是慈禧不是他，他不可能为战败负责。只不过他左右不讨好，所以有人试图落井下石而已。
甲午战败其实是对所有人心理的一次大冲击，因为多数人根本不知道我们会输得这么惨，还割地了，这是奇耻大辱，光绪都痛苦地说我不配再做天子了。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这就好像《三体》里面地球人看到一滴“水滴”就毁了全部地球战舰一样。当时翁内心的焦虑也是很大的。他后来引荐大言炎炎的康有为，个人以为恐怕跟这种知识结构受到的冲击有很大关系。
但有个段子，记载翁同龢对康有为的评价：
传说康有为公车上书之后，光绪想点康有为做状元，却不料被李文田克了。
原来康有为在京时，曾经住在李文田家里，跟他家的女佣人吵了架，李文田就很讨厌他。李恰巧是判卷组的人，对康的文笔语气太熟悉，于是找了点瑕疵，把他的卷子扔到二甲之末。这事被翁同龢知道后，翁对李文田说：
“这辈功名之士，中了状头，便志得意满，不会再胡闹了，现在这样，便从此多事了。”
后来果不其然。
我个人愿意相信这事的真实性。因为我一直觉得，旧体制中训练出来的精英，于新学问新知识了解得比较差，但在识人待物方面，还真是有一番门道。翁对康的判断，完全准确。可惜甲午之后，连翁这样的老君子都惴惴不安于孔孟之道是否真能抵挡坚船利炮，被康这样大言不惭的公知蒙骗一时，也是很自然的。
当然，推荐康有为的时候，翁同龢又犯了读书人的老毛病。他自己知道光绪十分喜欢这个人，所以捧他说“康才胜臣十倍”。但又怕康这人靠不住，加了句“人之心术，能否初终易辙，臣异未敢深知”。
得了，您这末一句又把支持康有为的新党给得罪了。
力荐康之后，翁已经为旧党不容。正好光绪想康有为想得发疯，翁同龢因为态度不坚定，被光绪训斥，旧党马上找了个接口把他开革回家了。戊戌之后，慈禧本来想杀他，还是荣禄说了一句话：“本朝尚没有杀过师傅”，才留下他一条命，叫他每天去县衙门挨训。一个七十岁的老人，做过帝师，告老还乡，还要受这种侮辱，可以想象他的心情。他晚年定居的地方叫“白鸽峰”，给自己写春联：
老骥思千里
鹪鹩足一枝
幽郁沉婉气象跃然纸上。
翁同龢，状元帝师，入阁军机，晚景凄凉。其为人与学问，可以称得上是谦谦君子，但也为学问所累，殊乏决断之才，总是给人首鼠两端的印象，所以被各种政治势力都排挤。此人就算放在平常的历史年代，也未必能真正有什么大的建树，何况是晚清那种大厦将颓的危机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