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太后启用窦宪，给他安了个“车骑将军”的头衔压在耿秉的上边，使得情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窦太后需要给他的大哥更高的配置，以与这位“天将”的地位相称。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前文所述的那三路北征大军。在这三路大军的统兵将领中，单于屯屠何、左谷蠡王狮子和左贤王安国这几位匈奴头领所统率的自然是南匈奴自己的蕃兵蕃马，毋须赘述，而窦宪、耿秉和邓鸿这几位天朝将领直接统辖的“天兵天马”，还需要做一些分析和说明。
真假“度辽兵”
这里先从级别较低的度辽将军邓鸿说起。前面我已经谈到，屯屠何单于提议度辽将军邓鸿领兵参战，是想让他带着度辽营的军士出征的。可是，他带的是什么人呢？尽管《后汉书·南匈奴传》记述说当时是“以（耿）秉为征西将军，与车骑将军窦宪率骑八千，与度辽兵及南单于众三万骑，出朔方击北虏”，这“度辽兵”三字，很容易给人以度辽营军兵的印象。但《后汉书·南匈奴传》下文复明确记述说，关于这场战役的具体情况，“事已具《窦宪传》”，这是遵循西晋人陈寿在《三国志》中创立的一事不两载原则，确定在《窦宪传》中载录这次北征之役的详细内容。也就是说，按照《后汉书》纪事的通例，详细的叙述，要以《窦宪传》的记载为准，而《窦宪传》却记述说“度辽将军邓鸿及缘边义从羌胡八千骑与左贤王安国万骑出稒阳塞”。因为《后汉书·窦宪传》一一开列了每一支北征军的具体数目，而在这里并没有提到度辽营的人员，仅仅讲述随从于邓鸿的“缘边义从羌胡八千骑”，这显示出度辽营的士兵并没有参与北征，至少成规模的战鬪部队并未出离营地，《后汉书·南匈奴传》所谓“度辽兵”，恐怕应该是“度辽将军所率缘边义从羌胡兵”的意思。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呢？首先，朝廷已经另外征调了屯屠何没有提到的“北军五校、黎阳、雍营”等军兵（《后汉书》卷二三《窦宪传》）。从出兵的数量上看，这次对北匈奴作战的主角，仍然是南匈奴的军队。前面已经谈到，屯屠何单于主动提议邓鸿率领度辽营一同出征的目的，是为减缓汉廷的疑忌，以之监督自己的行动。现在，既然另有其他朝廷的部队参与，度辽营这一角色，也就可以由“北军五校、黎阳、雍营”等军兵来承担，这次已不是非出动不可。
度辽营不是非出动不可，但这支军队与南匈奴密迩相处，相互都比较熟悉，一同出动，对整个军事行动的协调配合，显然更为有利，那么它又为什么偏偏没有出动呢？个中奥妙，似乎也不难窥知。
前已述及，南匈奴鼓动汉廷讨伐北匈奴，其本意是想要“破北成南，并为一国”，让自己统率部属，“还归旧庭”，成为大漠南北的新主宰，但即使是最先积极支持此举的耿秉，着眼点也只是“以夷伐夷”，而不是灭掉北匈奴而成全南匈奴（《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传》）；至于站在反对立场上的宋意，更特别强调决不能顺从南匈奴的意愿，去做这种“去安即危”的蠢事。
虽然窦太后出于自己的政治盘算，最终决定出兵北伐，但以宋意为代表的朝臣的忧虑，她也不会置之不理。因为要是无视眼前这一直接威胁，听任南匈奴藉此坐大，重新成为北匈奴第二，那又何必劳师动众，兴兵北伐呢？
考虑到这一背景，我们也就能够明白，留下因长期与南匈奴并处一地而熟知其情况的度辽营，可以对留在东汉边地的其他南匈奴人、特别是那些出征军士的眷属起到有效的监控作用，防止他们在前方得手后逃脱北去，与出征的南匈奴军人合归一体。这样一来，参与作战的南匈奴军兵就只能老老实实地遵奉汉廷的旨意进退行止。史载南匈奴单于屯屠何在随从窦宪北征并歼灭北匈奴之后，“竟不北徙”，即并没有实现其预计的图谋（《后汉书》卷四一《宋均传附宋意传》），度辽营军兵坐镇监视，应当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按照《后汉书·窦宪传》的记载，度辽将军邓鸿不带自己度辽营的兵马而带领的却是“缘边义从羌胡八千骑”，那么，这八千“缘边义从羌胡”又是来自何处呢？
“缘边”是指靠近东汉边界的地方；“义从”二字，单纯从字面上看，应是慕义随从的意思。元人胡三省在注释《通鉴》时，把这一词语解释为“自奋愿从行者”（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四六章帝建初五年五月元胡三省注），应当大致可从。
“缘边”、“义从”这些文词都比较容易理解，不过“羌胡”的语义稍显复杂，需要做一些说明。
简单地说，“羌”就是“羌”，“胡”就是“胡”。从地理方位上看，对于汉朝而言，北边的外夷大多是“胡”，匈奴是“胡”，乌桓是“胡”，“鲜卑”也是“胡”，而居住在西部青藏高原东缘的一部分外夷，才被称作“羌”。《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记述说，这一族人乃“出自三苗”。也就是说，其最初的来源，是华夏的南土，同北边诸胡没有一星半点儿瓜葛。
当年西汉昭帝时桑弘羊在盐铁会议上讲述说：“匈奴据河山之险，擅田牧之利，民富兵强，行入为寇，则句注之内惊动而上郡以南咸城。文帝时虏入萧关，烽火通甘泉。群臣惧不知所出，乃请屯京师以备胡。胡西役大宛、康居之属，南与群羌通。先帝推让斥夺广饶之地，建张掖以西，隔绝羌、胡，瓜分其援。是以西域之国皆内拒匈奴，断其右臂。”（汉桓宽《盐铁论·西域》）这段话就很好地体现了“羌”与“胡”之间的方位和种族关系，故汉武帝“西置酒泉郡以隔胡与羌通之路”（《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
从这一基本语义上讲，所谓“羌胡”，也就是兼指羌人与胡人。尽管后世某些人有时会很含混地使用“羌胡”一词，以之特指羌人，如曹魏时人如淳就这样用过，但却遭到唐人颜师古的斥责（《汉书》卷六九《赵充国传》唐颜师古注），《后汉书·窦宪传》所说的“羌胡”不会是这样的涵义。
不过，青藏高原上居住的并不都是羌人。东汉的时候，也有一部分胡人。例如，就在羌人生活的湟水谷地，便有一批在西汉时原本居住在敦煌、祁连之间的月支之胡与其相互错杂，且“依诸羌居止”，自号“小月支”，而时人或称作“湟中月支胡”（《后汉书》卷一六《邓训传》，卷八七《西羌传》。《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若是再仔细斟酌“义从”二字在当时的具体语义，那么《后汉书·窦宪传》所说“缘边义从羌胡”的“胡”字，就颇有可能是指这些月支胡人。
《后汉书》卷一六《邓训传》载其西行入羌行事云：
章和二年，护羌校尉张纡诱诛烧当种羌迷吾等，由是诸羌大怒，谋欲报怨，朝廷忧之。公卿举训代纡为校尉。诸羌激忿，遂相与解仇结婚，交质盟诅，众四万余人，期冰合度河攻训。先是小月氏胡分居塞内，胜兵者二三千骑，皆勇健富强，每与羌战，常以少制多。虽首施两端，汉亦时收其用。时迷吾子迷唐，别与武威种羌合兵万骑，来至塞下。未敢攻训，先欲胁月氏胡。训拥卫诸胡（德勇案：“诸胡”，自唐李贤注本即书作“稽故”，然文义不通。据上下文义，“故”应为“胡”字形讹，而李贤注范书引《东观汉记》书此二字作“诸故”，虽“故”字与李贤注本范书相同，并属讹文，“诸”字却当为旧文原貌，故改书作此），令不得战。议者咸以羌胡相攻，县官之利，以夷伐夷，不宜禁护。训曰：“不然，今张纡失信，众羌大动，经常屯兵，不下二万，转运之费，空竭府帑，凉州吏人，命县丝发。原诸胡所以难得意者，皆恩信不厚耳。今因其迫急，以德怀之，庶能有用。”遂令开城及所居园门，悉驱群胡妻子内之，严兵守卫。羌掠无所得，又不敢逼诸胡，因卽解去。由是湟中诸胡皆言“汉家常欲斗我曹，今邓使君待我以恩信，开门内我妻子，乃得父母”。咸欢喜叩头曰：“唯使君所命。”训遂抚养其中少年勇者数百人，以为义从。
看了上面这段记载，首先我们能够了解，所谓“义从”，除了元朝人胡三省所说“自奋愿从行者”这一字面上的语义之外，在这里实质上还有其特定的具体涵义，大致可以说是一种被汉廷引诱来的外夷志愿兵，或者说多少有点儿像当今法国的“外籍军团”。总之，是一种附属于东汉王朝的特殊作战人员或特殊作战部队。
在邓训组织月支诸胡为义从之前，“义从”这一称谓在《后汉书》中极为罕见。其首见于《后汉书》，是在章帝建初五年，乃有平陵人徐干，“将㢮刑人及义从千人”，从内地奔赴疏勒，以协助班超敉平西域（《后汉书》卷四七《班超传》）。由于这些“义从”来自内地，故应属汉人“志愿者”（究其实质，这些“义从”应属徐干自行招募的兵员。盖东汉的兵员本以招募和谪发为主，不再像西汉一样主要依赖征兵），也就是胡三省所说的“自奋愿从行者”，与邓训抚养的特殊胡人群体性质很不相同。
这样一来，被我解作“外籍军团”的“义从”人员，就是始自邓训在章和二年组织的这批月支胡人了。按照《后汉书·邓训传》叙述的次序，这件事，应当发生在章和二年年初的时候。在这一年春季稍后的日子里，邓训率军袭击不服汉朝统治的羌人首领迷唐，战斗过程中随从邓训的“义从羌胡并力攻破之”，大有斩获（《后汉书》卷一六《邓训传》）。显示出邓训组织的“义从羌胡”不仅限于月支胡人，同时还招降纳叛，罗致很多羌人。同时，这些“义从羌胡”也达到了较大的规模，并且已具备很强的作战能力，算得上是一支素质精良的部队。
这支出自湟水谷地的羌胡联军，后来在东汉的历史上，产生很大影响，其或羌或胡单独行动，又被分别称作“湟中义从羌”（《后汉书》卷六五《段颎传》），或是“湟中义从胡”（《后汉书》卷八《灵帝纪》，卷五一《庞参传》，卷七二《董卓传》）。其实质性质，与南匈奴降附后为汉廷护卫北部边疆一样，都是汉廷借用边地夷族的兵力，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东汉在罢废普遍征兵制度之后因兵员不足而不得不采取的办法。
充分考虑这些情况，我认为就有足够的理由推测，章和二年的下一年永元元年随同窦宪出征北匈奴的“缘边义从羌胡八千骑”，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应该就是湟水谷地的羌、胡两族联军。这也符合《燕然山铭》“西戎、氐羌”的说法。盖“西戎”为月支，“氐羌”就是指西羌。再对比班固在《车骑将军窦北征颂》“羌戎相率”的提法（见唐宋间佚名纂《古文苑》卷一二），尤其容易理解，“羌”与“戎”在这里都有特定的指称对象，讲的正是湟水谷地羌与月支这两族的军兵。
此羌、胡两族能够合兵同行，也是基于他们之间的特殊关系。这是因为迁至湟水谷地的月支人，既“依诸羌居止，遂与共婚姻”，到东汉时已经“被服饮食言语略与羌同”（《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这样近密的关系，也很有利于羌兵与胡兵协同作战。
羌、胡之间有联姻的关系，统管这些“义从羌胡”的护羌校尉邓训，与随同窦宪北征的度辽将军邓鸿，则是亲兄弟关系。邓训是邓鸿的六哥、邓鸿是邓训的小弟。邓训没有直接带领这些“义从羌胡”参与窦宪北征之役，很可能是羌中局面赖其刚刚稳定下来，他若是骤然离开，很容易发生变故，还是坐镇监控比较稳妥。与此同时，把这支“义从羌胡”的军队，交给自己的亲兄弟指挥，也很容易取得从军羌胡的信任。
至于《燕然山铭》所说“西戎、氐羌”的“氐”字，我理解并不是实指今四川盆地西部边缘高原山地上的氐人。氐、羌都位于华夏西部边陲，而羌人的居地偏北，氐人偏南。先秦文献，往往“氐羌”连称，概指西鄙夷人。如《诗经·商颂·殷武》即有句云：“维女荆楚，居国南乡，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享。”（参见清陈奂《诗毛氏传疏》卷三〇）班固在《燕然山铭》中所称“氐羌”，应该就是借用这个典故，以之代指羌人。通观《燕然山铭》，我们可以看到，诸如“惟清缉熙”之句以及“鹰扬之校”的“鹰扬”、“元戎轻武”的“元戎”等，都是在用《诗经》的成语，因而这里借用《商颂》的“氐羌”以实指“羌人”，也是合情合理的做法。
不管怎样，人们应该很容易理解，从遥远的青藏高原调集来这些“义从羌胡”并为其配置相应的装备和给养，自然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不会轻而易举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
除了来自湟水谷地的这些羌人或是胡人之外，《燕然山铭》中还提到有“东胡乌桓”，与“西戎、氐羌”并列，谓之曰“东胡乌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长之羣”，班固在《车骑将军窦北征颂》中也讲到“羌戎相率，东胡争骛”（见唐宋间佚名纂《古文苑》卷一二），其中的“东胡乌桓”或者“东胡”，当然不会是虚写，也应该属于“缘边义从羌胡”之列。
据《后汉书》卷九〇《乌桓传》记载，在东汉建武二十五年，“辽西乌桓大人郝旦等九百二十二人率众向化，诣阙朝贡。……乌桓或愿留宿卫，于是封其渠帅为侯王君长者八十一人，皆居塞内，布于缘边诸郡，令招徕种人，给其衣食。遂为汉侦候，助击匈奴、鲜卑”。这里所说“侯王君长”，正与《燕然山铭》的“侯王君长之群”相合，所以在邓鸿所率领“缘边义从羌胡八千骑”中，应该有一部分兵人员，就是来自这些“侯王君长”属下的乌桓军兵。
这些人的身份，虽然严格说来，并不属于前文所讲述的“义从”，但他们一直“为汉侦候，助击匈奴、鲜卑”，性质已与湟中“义从羌胡”十分相近。再考虑到东汉朝廷的北军中还特设有一个“主乌桓骑”长水校尉（晋司马彪《续汉书·百官志》四），这些作为宫廷宿卫的乌桓骑兵，自然要比普通“义从羌胡”更贴近汉廷。因此，《后汉书·窦宪传》用“义从羌胡”来概括这两类外夷军兵也算大体合理。
现在我们再来通看《燕然山铭》中“东胡乌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长之群”这段话，就会明白，本来源自“东胡乌桓”的“侯王君长之群”，之所以会被写在“西戎、氐羌”句下，就是因为这里讲述的“东胡乌桓”和“西戎、氐羌”的兵马本来具有非常相近的性质，故所谓“侯王君长之群”实际上应是兼该二者为言，并不仅仅是专指“东胡乌桓”的骑兵而已。至于“西戎、氐羌”的并列句式与“东胡乌桓”的修饰限定性句式的差异，这也并无大碍，因为《燕然山铭》本来就不是规范的骈文，甚至文中的骈句也并不严整。
乌桓本来居住在汉朝东北塞外，但这些“布于缘边诸郡”的乌桓人员，并非仅仅居处于东汉东北边地诸郡。当时东汉朝廷对他们的具体安置办法，是“使居塞内，布列辽东属国、辽西、右北平、渔阳、广阳、上谷、代郡、雁门、太原、朔方诸郡界”（《三国志》卷三〇《魏书·乌丸传》刘宋裴松之注引王沈《魏书》）。把这些散布于各地的乌桓军士抽调集中到一起，再开往汉朝北征军出发的河套地区，同样需要花费很多时间。
如上所述，邓鸿统领的这支所谓“缘边义从羌胡”的军队，其中绝大多数人并不靠近汉廷北征军的出发地点，甚至离开其出发地点已经很远。那么，汉廷直属的其他各支队伍呢？行动起来，同样也不是那么便捷。
缘边十二郡骑士
除了前面提到的“北军五校、黎阳、雍营”军兵之外，窦太后还给他大哥特别配备了“缘边十二郡骑士”（《后汉书》卷二三《窦宪传》）。这“缘边十二郡”具体是指那些属郡，前人虽然也做过一些解释，但都没有比较可靠的依据，实际难以令人信从（例如，元人胡三省注《通鉴》，指实这十二个边郡是上郡、西河、五原、云中、定襄、雁门、朔方、代郡、上谷、渔阳、安定、北地，但为什么是这十二个郡，胡氏没有具体说明，而我目前还看不出其道理何在）。不过，如上一节所述，南匈奴屯屠何单于本来就向汉廷提议，可令“西河、云中、五原、朔方、上郡太守并力而北，令北地、安定太守各屯要害”，这里边应当自有他的道理。所以西河、云中、五原、朔方、上郡这五个郡，总应包括在内，同时北地、安定两郡或许也会参与其事。其余几个郡，终归也都应地处北边。
一方面，这些边郡的军队与匈奴常有碰撞，熟悉军情，平日都有对匈奴作战的准备，参与北征，比较容易；另一方面，就是这些郡临近北方大漠，也靠近北征军实际出发的地点，其所属军兵，集结出征，相对比较便利。过去有文献记载称东汉“边郡太守各将万骑”（晋司马彪《续汉书·百官志》五梁刘昭注引《汉官仪》），从窦宪北征实际动用的兵力来看，“万骑”这个数字肯定不符合实际，疑为“百骑”或“千骑”的讹误。因为边郡若是有如此强大的兵力，也就无须出动京师卫戍部队“北军五校”了。尽管如此，因汉廷“唯边郡往往置都尉及属国都尉”，用以“典兵”，且“稍有分县，治民比郡”（晋司马彪《续汉书·百官志》五），各边郡自应常备有一定的兵力，可供调遣。
接下来所要谈的，就是东汉朝廷部署在内地的骨干部队了，这也就是“北军五校、黎阳、雍营”这几支军兵。
这里所说的“北军五校”，是指当时由北军中候监管的屯骑校尉、越骑校尉、步兵校尉、长水校尉、和射生校尉这五个校尉属下的军兵。这五个校尉，掌管的都是“宿卫兵”，其中长水校尉，除了像其他四个校尉一样“掌宿卫”之外，比较特别的是，这一校尉乃专门“主乌桓骑”（晋司马彪《续汉书·百官志》四），也就是由乌桓人组建的骑兵。
这五大校尉及其下辖兵力，在通常情况下，自然是驻扎在京师，必要时或扈从车驾出行，或者“绕宫屯兵”（晋司马彪《续汉书·礼仪志》下），是卫尉所掌宫门之外的皇帝和京师守备部队，其职能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卫戍区。北军五校尉下辖兵力的员额，多是七百人，只有长水校尉领“乌桓胡骑七百三十六人”（晋司马彪《续汉书·百官志》四梁刘昭注引《汉官》），比其他四个校尉稍多一些，但也多不了多少。由于这北军五大校尉总兵力只有三千多人，能够随同窦宪出征的军士自然相当有限。
不过，这支军队的出动，会有很强的政治象征意义。因为它也可以说是守护天朝的禁卫军，是一支地地道道的“天兵”。出动它，可以充分显示天朝的威力。问题是这支“天兵”驻守在天子脚下，是在京师洛阳，而这里离北边前线很远。
所谓“黎阳、雍营”，分别是指黎阳营和雍营。
黎阳营设在京畿以东黄河北岸的黎阳（今河南浚县），在冀州境内。据云其设置缘由，是“光武中兴，以幽、冀、并州兵骑克定天下，故于黎阳立营，以谒者监之”（《后汉书》卷二三《窦宪传》唐李贤注引《汉官仪》）。这个监军的谒者，隶属于主要负责“宿卫宫殿门户”的光禄勋下（晋司马彪《续汉书·百官志》二），可见是直属于朝廷的。
雍营设在关中西部的雍县（今陕西凤翔），《后汉书·窦宪传》唐李贤注引《汉官仪》，尝谓“扶风都尉部在雍县，以凉州近羌，数犯三辅，将兵卫护园陵，故俗称雍营”，似乎“雍营”只是扶风都尉所辖军兵的一个俗称。
实则雍县虽在右扶风境内，但东汉光武帝建武六年，“省诸郡都尉，并职太守”，右扶风当然也同样省去都尉一职。至汉安帝时，“以羌犯法，三辅有陵园之守，乃复置右扶风都尉、京兆虎牙都尉”（晋司马彪《续汉书·百官志》五），即“扶风都尉”应属“右扶风都尉”的省称，而在安帝之先十几年的永和元年，窦宪即已征调雍营士兵出征，永元九年，又曾随征西将军刘敞等征讨烧当羌（《后汉书》卷四《和帝纪》，卷八七《西羌传》），可见“雍营”的存在并不以所谓“扶风都尉”亦即“右扶风都尉”设置与否为前提，自与黎阳营一样，只是因屯兵地点而命名。
实际上是朝廷在永初四年二月乙丑“初置长安、雍二营都尉官”，亦即在已有的长安营和雍营新设了京兆虎牙都尉和右扶风都尉（《后汉书》卷五《安帝纪》）。同黎阳营、雍营一样，所谓“长安营”的得名，也是因其地在长安（《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惟因“京兆虎牙都尉”的设立，后来复有“京兆虎牙营”的别称（《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传》）。
从军营的名称和统属职官的变迁来推测，长安营、雍营应与黎阳营一样，起初都由光禄勋属下的谒者监之，亦即直属于朝廷管理。其实黎阳营也有一个类似“京兆虎牙营”的称谓，即“黎阳虎牙营”（《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传》）。据此推测，所谓“虎牙”，很可能是黎阳、长安和雍营共同附缀的一个称谓，以体现其汉廷虎师的特点，而不会是普通的地方部队。后来在安帝永初四年二月，因羌人内侵关中甚剧，为有效组织防守，才改归驻地行政主官领属，亦即分别将长安营和雍营划归京兆尹与右扶风管辖，并特设京兆虎牙都尉和右扶风都尉这两个武职来具体指挥调度，“长安虎牙营”也衍变成了“京兆虎牙营”。《后汉书·西羌传》记述说，京兆虎牙都尉和右扶风都尉这两个官职乃“如西京三辅都尉故事”，而所谓“西京三辅都尉”即如各郡太守配置的军事佐贰“都尉”一样，是当地地方官员，可见这一记载已经指明其分别隶属于所在行政区域的实际状况。
上引《汉官仪》解释说，雍营的设置，是为“护卫园陵”，也就是防守西汉诸帝的陵寝。其实《汉官仪》的全文，是说同样的职能也适用于长安营（《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传》唐李贤注引《汉官仪》）。但如上所述，《汉官仪》这种说法，讲的是安帝永初四年二月以后的情况，是讲朝廷特设京兆虎牙都尉和右扶风都尉之后这两个军营的主要职能。那么，在此之前，东汉朝廷又为什么要设置这三大军营呢？
在安帝永初四年二月以前，雍营、长安营、黎阳营这三大军营，沿渭河之滨到黄河岸边，自西向东，一字排开。再加上京师洛阳的北军五大校尉军营，正居于长安、黎阳两营中间。通观东汉王朝的整个军事地理布局，这一系列军营的设置，既有护卫京师以及关中列祖列宗陵寝的需要，更是确保举国安定的重要措施。
汉廷北征军地域来源示意图
盖中国古代的军事重心恒在中原，而关中居高临下，是扼制中原的第一战略要地。当年汉高祖刘邦舍洛阳而西据关中，就是想依托这一战略要地，“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史记》卷九九《刘敬叔孙通列传》）。东汉在关中设置长安营和雍营，应当是出于同样的全局性战略安排，它既是京师洛阳安全的重要保障，更是对中原地区潜存异动的有力镇慑。黎阳营与京师洛阳五校尉互为犄角，首先是拱卫京城的一支生力军，但同时它也位于中原腹心地带，军营旁就是黄河下游最重要的渡口白马津，控制着黄河南北的交通联系，一旦天下有事，南北调动相当便捷，所以朝廷才会把这所军营设置在这里。
现在让我们后退一步，把它放在东汉时期国家武装力量配置的总体背景下，以便更加清楚地了解“渭河—黄河”一线这几大军营设置的战略意义。东汉时期内地各郡一般不再设置都尉（晋司马彪《续汉书·百官志》五），这也就意味着内地诸郡在一般情况下是没有常备兵员的，东汉废除西汉时期的普遍征兵制度，与此是同步施行的。像前面提到的分别在京兆尹和右扶风设置京兆虎牙都尉和右扶风都尉，乃是安帝永初四年二月以后针对羌人内侵而采取的特别措施。在内地各郡普遍无兵常设的背景下，由雍营、长安营、北军五校尉和黎阳营构成的这一线长蛇阵，便宛如一柄长剑，拦腰横插在汉家大地的中央，算是地地道道的皇家“中央军”。一旦天下有所不测，南挥北舞，都很容易控制局面。
明了这些驻军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我们也就很容易理解，东汉朝廷手中常设的武装力量，除了前面所说的边郡驻军之外，最主要的就是北军五校尉和黎阳营、长安营、雍营这几座军营的兵马了。
窦宪此番出征，既带有边郡的“缘边十二郡骑士”，还带有“北军五校、黎阳、雍营”的军兵，可以说差不多是倾尽“举国之兵”了（唯一没有出动的中央主力部队只有长安营），足见窦太后为确保乃兄此番如愿得胜回朝，做出了充分的准备（尽管实际出征的人数，并不是很多，据《后汉书·窦宪传》记载，除了南匈奴兵和所谓“义从羌胡”兵之外，真正“汉军”的总数只有八千人左右，但汉廷在内地这些军营所配置的员额本来就不是很多，例如，《后汉书·南匈奴传》唐李贤注引《汉官仪》有记载云大名鼎鼎的黎阳营，也仅“领兵骑千人”，因而不能仅仅从依据兵员的数量来判断其意义和作用）。
经过上述一番说明，我们也就清楚了解了窦宪出征北匈奴之役参战军队的地域来源。如前所述，这本是历史军事地理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时我们也很容易理解，要想把“北军五校、黎阳、雍营”这些“中央军”的兵马如愿调集到北征的前线，不管是遥远的空间距离，还是与其身份、地位相匹配的军需给养，自然都要大大迟滞出兵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