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服周”的武汉，让我们坚信这是一场必胜的战“疫”。
文 / 巴九灵
武汉，是一座有“烟火气”的城市。
街头巷尾，生气蓬勃的武汉人，他们脾气暴躁，嘴巴从来不饶人，一开口，不是骂人，就是让人觉得像在骂人。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武汉人什么娘都敢骂。”
就像易中天写武汉，“到武汉的机关单位去办事，门房会问：‘搞么事的？’而不会问：‘您是哪个单位，有什么事吗？’甚至做生意，他们也不会说：‘你看我们怎么合作？’而会说：‘你说么样搞唦！’”
即使如此，易中天也对武汉充满着感情。在他看来，外地人害怕武汉人，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武汉人。他说在文章中提到武汉，是“大”武汉，而不是小家子气的武汉。它甚至无法说是“一个”城市或“一座”城市，因为它实际上是“三座”城市——武昌、汉口、汉阳。
三城合而为一，这在世界范围内，恐怕也属罕见。除了特快列车在武汉一个市就有可能停两次，它还架起了长江第一桥——武汉长江大桥。它是上海以外又一个被冠以“大”字的城市。“保卫大武汉”，就是抗战时期一个极为响亮的口号。
《吕氏春秋》中有言：“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易中天甚至因此认为，如果不是用纯地理的观点来看问题，那么，这个“天下之中”，就该是武汉。因为中国最主要的省份和城市，全都在它周围。这也让武汉占尽了“九省通衢”的地利。
这样的武汉，不免让人向往。
“矛盾”的大武汉
武汉人的脾气，或许是天生的。
武汉是中国有名的“火炉”之一。不管是“四大火炉”，还是“十大火炉”，都有它的位置。这跟它特殊的地理环境有关。长江从西南向东北穿城而过，然后又拐向东南。可以说，整个武昌的头上都压着一条长江。
古时讲，山南水北为阳，而武昌的位置只能属阴。一到冬天，西北风便带着长江以及汉江的水汽，扑面而至。所以，阴冷。而到夏天，需要有风的时候，武汉市内诸多的高山——汉阳的龟山（原名大别山，后又称鲁山），武昌的蛇山，还有武汉大学内的珞珈山，又是天然的屏障。
结果，南风吹不进来，武汉真的就热成了烤炉。热起来就天昏地暗，经久不息。
在这样一冷一热，比较极端，很难温和的气候下，武汉人没办法让自己温声细语。所以他们的人生不喜欢假装，也不太讲究。外人不容易下口的热干面，被他们当成美食。一到夏夜，满街的凉床上，便是白花花的大腿。
这样的环境和气候，容易培养出战斗和不服输的精神。易中天解释：“楚人的精神是‘霸蛮’，楚人的传统是‘我蛮夷也’。”
《史记·楚世家》：三十五年，楚伐随。随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也。（这句话被断章取义，成为坊间笑谈）
在湖北大地上，一直流传着“不服周”这样的俗语。外人在挑战之前，常问“你怕了吗”，湖北人喜欢给你扔上一句：“你服不服周？”对方如果更牛：“老子就是不服周！”把球就这样给硬踢了回去。
这句话来自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的湖北包括武汉，是楚人的地盘。
尽管熊绎为周朝的开创做出了不朽的功绩，但在论功行赏时，只得到了“子”爵。他不仅被嘲笑是“楚子”，还被安排去看守火炬，堂堂诸侯，犹如奴仆。
这种赤裸裸的歧视，成功地激起了楚人的同仇敌忾。自楚君熊渠开始，就高喊着“我就是蛮夷怎么着”而东征西讨，在占领各个要地之后，分封自己的三个儿子为王——要知道，王在当时只有周天子可称。
更牛的还有楚君熊通，他自称武王，公然建立楚王国。到了“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楚庄王时，他更是让楚国强盛一时，甚至因追击战败的陆浑之戎，一度陈兵周都洛阳。周天子派人去犒劳，“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而鼎在当时意喻天子的权威，庄王此举，有取而代之之意。
也正是伴随着楚国的崛起和日益发展，当时的周王朝日薄西山、由盛转衰。尽管历史已经远去，但楚人“不服周”的传统自此流传下来。它绝对不是“他强任他强，轻风拂山冈；他横任他横，月光照大江”，而是你越强我越不服气不服输，你越强硬我越要比一比，就不信你比我强。即使一时失败，也摧折不了他们的信心，尽管秦灭六国，但楚国人相信，“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千百年后，这里响起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其声杳杳，仿若历史的回音。
商业文明造就辉煌
对武汉来说，明成化年间（1465－1487年）是自己近代“城生”形成的最关键时期。因为汉江改道了。
早先汉水自秦岭南麓逶迤而来，流经陕西、河南，然后在龟山之旁流入长江，时称鲁口。这期间，其入江之口多有变迁。直到成化改道，它才有了一个稳定的入江口。
它带来了一个很重要的地理改变，那就是汉阳被一分为二。此前，汉口还只是与汉阳连在一起并隶属汉阳的荒洲，也因此析出，并因沟通长江、汉水，以及洞庭湖三大水系，一下子变成了拥有巨大运输潜力的港口。
此时的中国，正进入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汉口刚新生，便赶上了好时候。
很多陕西商人顺汉水而下，然后到汉口中转。周边的地主、农民、手工业者和全国各地的商人，也逐渐在此聚集。
到清嘉庆年间，汉口已经发展成为与河南朱仙、江西景德、广东佛山并称的四大名镇之一。从此便是“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夜明”。以至于“十府一州商贾所需于外埠之物，无不取给于汉镇”，成为“楚中第一繁盛处”。以前只有武昌、汉阳双城的武汉，渐成武昌、汉阳、汉口三镇鼎立之势。
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签订，汉口又被辟为通商口岸，并于1861年三月开埠。不说不知道，当年的汉口有英、俄、徳、法、日等国在此开辟租界，多个国家在此设有领事馆。
德国驻汉口领事馆
这也让靠近汉水，又是汉口巡检司所在地，并由居仁、由义、循礼、大智四坊联成的长街——汉正街（又称官街），成为这个国家最有名的长街之一。
今天谈起武汉，除了烟火气之外，能想到的，一定是码头文化。当楚人的传统精神融入近代商业文明，或者说，近代商业文明遇上了楚人的传统精神，两者不禁碰撞出了火花。
码头上的船来客往，让武汉的人群构成更多元，也进一步打开了武汉的视野和胸襟。而风里来浪里去，让武汉变得更冒险、更拼搏，也让武汉人多了一些小市民式的精刮，以及打码头的江湖习气。
让武汉更为之一振的，还有老乡张之洞的督鄂。他一直在这个位置上，从52岁的壮年干到71岁的暮年，正可谓把自己最宝贵的青春，奉献给了生他养他的这片土地。
他创办的自强学堂，成了武汉大学的前身。他创建的汉阳铁厂，更是推动了武汉地区的工业聚集，以及早期的城镇化。与此同时，为了“练成一气，通盘筹划，随时斟酌，互相协助”，湖北枪炮厂和织布厂也一并创建。
自强学堂校舍
正是在他的大兴洋务之下，受地理和环境影响，自古以来便是传统的农耕经济以及以手工纺织业等轻工业为主，没有一家官办或民营近代工厂的武汉，开启了近代化转型之路。
至于汉口，更是成了京汉铁路（卢汉铁路）的一端。这是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准备自己修筑的第一条铁路。张之洞之所以从粤调鄂，也和自己“要想富修铁路”的主张有关。他曾陈述其有七利而无一害，其中有“广开商旅之利促进煤铁开采；方便漕饷之运；有利军队调动”，当然还因为“不近海口，敌不可资”。
随着1905年11月15日郑州黄河大桥建成，1906年4月1日京汉铁路全线竣工通车。
方方在《汉口的沧桑往事》中写道：“当踌躇满志的张之洞抬腿由司门口踏上岸时，武汉便注定了它命运的改变。”
一时荣光焕发的武汉，也逐渐迎来了自己的“政治巅峰”——北伐时曾成首善之区，地主逃难时有“一等的跑上海，二等的跑汉口，三等的跑长沙”之说，后来在抗战期间，又当过几天战时首都。
新中国成立后，武汉也一度成为直辖市，湖北省的省会也没有搬迁。最后，直辖市机关在汉口，省会机关在武昌。两个机构在一个城市，这也是很有趣的现象。但到1954年，这个直辖市的名头被撤销，武汉重回湖北省省会。再后来，武汉又变成计划单列市，但很快这待遇也取消了。
易中天曾将武汉的命运归结为“得天独厚，运气不佳”，首先是国运不佳，打断了武汉的近代化进程，其次是四通八达、九省通衢，在和平时是左右逢源的优势，到战时便变成了易攻难守、腹背受敌的劣势。
所以，让易中天感叹的是，尽管和南京、重庆同饮一江水，“结果人家一个当了首都，一个当了陪都，只有武汉夹在当中，两头不沾边”。即使新中国成立让武汉有了新生，但改革开放之后，产业由沿江向沿海的转移，依旧让武汉脱离了主流的视野。
但在这一时期，不服输的武汉还是干出了一些亮色。当年货如流水的汉正街，冒着“计划”的大不韪，在“一百单三将”的坐地吆喝中，于1979年创办出了人流鼎盛的小商品市场，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个体民营经济之路。据说，那个时候全国人民脚上穿的袜子，80%都出自汉正街。
汉正街小商品市场
此后，全国小商品市场才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像知名的沈阳五爱、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都是步汉正街的后尘。这让当地的《湖北日报》在报道汉正街时，颇为自豪地引用经济学者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曾经说过的话：
在中国，要看对外开放，得去深圳；要看对内搞活，则要来汉正街。
但更多的时候，武汉就像进入了它那颇具特色的夏天，让人昏昏欲睡。
失落的江城
和汉正街仅有几街之隔的，还有一条吉庆街。
在武汉的市井生活中，素有“白天逛汉正街，晚上游吉庆街”的说法。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勤快的嫂子、夫妇、父子从家里抬出竹床，放在屋前临街的路上，放点小吃，再支个小炉子，做点家常菜，食客就随意蹲坐，就着毛豆喝啤酒，以打发夏夜那酷热的光阴。
后来生意大了，有些摊子就进店了。《生活秀》的来双扬就在吉庆街上经营着“久久酒家”，它的招牌菜，就是武汉人有事没事当瓜子啃的透味鸭颈。很多食客盘桓于此，既为鸭颈，还为来双扬的风韵。
这让人感叹，一个有着三镇的大武汉，在很长时间内，日子都缩回到以前的家长里短，啤酒鸭脖。
武汉夜市
如果我们再审视武汉，还会发现这个古云梦泽地带，不仅有外向型的江河，还有着众多内敛型的湖泊。除了东湖、梁子湖，以及曾经的郎官湖之外，遍布武汉三镇的，是上百座大小山峦，以及近两百个湖泊，水域面积占到全市国土面积的四分之一。
这种山水的分割，让武汉在面积开阔的同时，又保持着某种心理上的封闭。一如武汉的真正成型，也只是近百年的事情。所以一旦势易时移，武汉人便很容易在开放和保守之间来回切换。
面对武汉的落寞，易中天感慨如今“人心不古”：“人们提起武汉，已不再肃然起敬，不怎么把它当了不起的大城市看。当然，知道武汉的人还是很多。但他们的‘有关知识’却少得可怜：一是武汉热，是‘三大火炉’之一；二是武汉人惹不起，是‘九头鸟’。——都不是什么好词儿。”
尽管很多人欣赏武汉人的“不服周”，但很多事情过犹不及，过了头，不服周就变成了谁也不服气谁，谁都想压谁一头。
这在丛林时代，是非常好的准则。但在全球化竞合的时代，它同样潜藏着危机。
湖北人是顶天聪明的一群人，有着众多的“最强大脑”，加上武汉高校资源众多，所以这里也曾出过不少人才。
如果掰着手指数数，这些年活跃在中国商业舞台中央的，就有不少“武汉人”。像曾在武大计算机系求学的雷军，他与另一个湖北人周鸿祎一起，成为中国互联网第一张桌子——TABLE（T为腾讯、A为阿里、B为百度、L为雷军，E为周鸿祎）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5个互联网大佬，湖北人就占据了2席。
除此之外，人人公司的陈一舟既是武汉人，也是雷军的同学。如今微信产品的负责人张小龙，则是从华中科技大学走出来的。同样，这所前身为华中理工大学的985、211，还为中国的互联网版图提供了另几位人才——PPTV创始人姚欣，以及海豚浏览器创始人刘铁锋、杨永智。
华中科技大学杰出校友：张小龙
尽管武汉的人才很多，但他们成名，却几乎全在外地。即使本地也曾冒出了一些新兴的互联网公司，像PPTV，或者卷皮网那样，不是从本地搬走（相反同期的电商企业韩都衣舍依然在济南，网龙仍在福州，美图秀秀等依然在厦门），就是销声匿迹。
难得做出点名堂的，如“室内开花室外香”的海豚浏览器，在2014年成了搜狐的囊中物；手机游戏平台九游，则被同是湖北人的企业——何小鹏创办的UC收购。今天致力打造新能源智能汽车的何小鹏，在广州读书，创业轨迹也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和武汉无关。
当年，刘铁锋、杨永智这两位华科男从微软辞职之后，选择回武汉创业，看中的是武汉人才多，另外就是武汉的生活成本比北京低。
然而，让人失望的是，武汉的人才多，但因气候和环境，流失得也多。另外，湖北人独立性强，不善于抱团，也限制了企业的发展壮大。
除了这种保守，让武汉感受压力的，是作为特大中心，武汉既享受不到京、沪、津、渝和沿海城市那种优惠政策，又不具备沈阳、广州和南京那样较为宽松的发展空间，而且因为首位度过高，省内没有其他城市与它一起共担建设重任，结果大是大了，始终发展得很吃力。
与此同时，武汉成为第5个直辖市的传闻又甚嚣尘上，让很多武汉人都猜疑了好长时间，但这也导致湖北省的政策，不敢太往武汉倾斜，往往瞻前顾后。一些大的项目，宁愿放在襄阳，或者宜昌。
失落，成了武汉近几十年来的心理注脚。当年还以“汉阳造”闻名全国的武汉，竟然拿不出几个过硬的工业品牌。让人对武汉的产品多少还有点印象的是，武汉红桃K，还有武汉卓尔，那都是拜足球联赛所赐。事实上，武汉足球虽然也出了蔡晟、郑斌，但在联赛中很难位于前列，超级外援竞赛也多与它无关。
武汉卓尔
这其实也是这个城市实力的某种反映。2004年的中国城市竞争力排行榜上，它排到了第24位，在全国百强城市的排名榜上，也早已经排在了前10名之后。即使日后有所提升，武汉在中国城市竞争力排行榜上始终很难闯进前十名。这种排名让人很难与它曾经的地位联系起来。这也让当地的领导充满着紧迫感，在2003年的全国两会上，武汉市第15任市长李宪生向高层三声追问：“武汉在哪里？”
似乎，武汉都找不到自己了。
武汉复兴
二汽就庆幸自己，没有错过武汉。
自从在十堰那个山坳里创业以来，迅速发展的二汽已经极不适应那个狭窄的环境了。它们急切想要往外走，去拓展自身的生存空间。有领导便提出“三级跳”的设想：第一级，跳到襄樊；第二级，跳到武汉；第三级，跳到惠州。
这是一个极大胆却又阻力重重的决定。去往惠州，到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对二汽的今后发展，一定有所裨益。而且，如果能和广汽联手，一定会给广东制造出一个巨大的产业集群。产业和市场，以及与外界的关联，都在那里，怎么可能不让二汽心动，但问题是，这对湖北的感情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我在创作《大国出行：城市里的汽车战争》时曾走访十堰、襄樊和武汉，了解到当年二汽迁都时，十堰对此忧心忡忡，就怕二汽走了，把他们十万人全抛弃了。湖北当地也担心，万一“迁都”与十堰发生利害冲突，谁来摆平？
最后，三级跳中的第二跳，就成了终极一跳。这既走了出去，又没有跨省，肉还在锅里。
武汉因此留下了二汽，而湖北也留下了武汉。
第二汽车制造厂开工典礼大会
这是对武汉的昔日荣光的追承，同时，这也是中国进一步实现中西部崛起的重要支点。沿海城市的发展让中国改革开放成就巨大，但一花独放不是春，中西部城市需要迎头赶上。在今天这个和平年代，当年九省通衢、辐射面广的特点，又成为这个城市最为重要的优势。
湖北省也意识到，“武汉兴，则湖北兴”。其次，武汉也需要摆脱自己单兵作战的劣势，重回集体突围。
再次，湖北的产业结构当时雷同严重，未能错位发展。一些地级市在产业布局上常常要和武汉攀比，像鄂州、黄石就与武汉在冶金、建材产业上结构趋同，重工业产业档次没有拉开。通过都市圈的一体化发展，形成错位竞争，已成整个湖北需要统一的共识。
2003年，一个以武汉为核心，其周边100公里为半径，聚集了周边黄石、鄂州、孝感等8个城市的“武汉城市圈”横空出世。2004年，湖北省决定成立推进武汉城市圈建设领导小组。担任小组组长的，正是当时的湖北省省长。
让武汉有所质变的，还在于发展过程中对自身性格和结构缺陷的不断反思。
2011年的湖北省“两会”上，当时的主要领导直言不讳地称：“现在全国的白色家电中心不在武汉，而是在合肥，为什么？合肥市委市政府算大账不算小账，在投资环境方面抢先一步。我们解放思想还不够，这个白色家电中心，可以说是拱手让人的。”并要求武汉打造全国投资环境最优城市之一。
也正是在这一年，武汉群情振奋，全城到处喊起“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复兴大武汉”的口号。继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成都之后，武汉在2016年10月被批准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这既从体制上解放了武汉，让武汉不再不尴不尬，而且，因为对武汉未来的看好，一直惨淡经营的武汉互联网，也逐渐迎来了人才的回流。
2009年，光谷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第二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2011年又被中组部、国务院国资委确定为全国四家“中央企业集中建设人才基地”之一。
光谷
尽管比不上上广深，但是武汉今天也有像斗鱼这样的互联网公司，而且还有不少公司将其当成了第二总部，这也意味着，这个在改革开放之后就应运而生的新技术开发区，总会厚积薄发。
武汉一头是信息产业高地，另一头则是制造高地，加上巨大的高校资源，几者联手，日后会带来怎样的想象空间？
今天的武汉，又一次梦回当年。
2020年伊始，风雨飘摇。疫情爆发，武汉和武汉人提前成为了这场全国防疫战的主战场和主力军。
这场战役，或许会很持久，或许会很艰难，但我们却有着必胜的把握。
因为，他们是武汉人呀，无论处于何种境地，面对敌手，永远都“不服周”的武汉人。
本篇作者 | 王千马 | 当值编辑 | 张子龙
责任编辑 | 何梦飞 | 主编 | 郑媛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