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交通银行行长刘珺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平稳发展，金融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显著提升。国家“十四五”规划提出，要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坚持市场驱动和企业自主选择，营造以人民币自由使用为基础的新型互利合作关系。当前，我国已进入新发展阶段，各方面都在积极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这要求我们必须转换视角，对未来一个时期人民币国际化的新动力、新领域以及金融机构的新使命等问题进行再思考。
货币国际化之锚再思考
人们通常认为，货币的根本属性是交易工具，是具有价值储藏功能的媒介。但认识局限于此是不够的，实际上，主权货币的根本属性是综合国力，当前分析主权货币的国际化，依然需要抓住综合国力这个锚。
经济全球化的上半场，贸易是表征综合国力的关键变量。19世纪初，煤炭是主要的生产要素，英国作为工业革命发源地，煤炭资源富集，以此主导当时的全球贸易。到19世纪80年代，英国的出口贸易占全球比重高达23%，远高于同期的法国、德国、美国等国；其进出口贸易全球占比更是高达40%。依托贸易，英镑发展成为这一时期全球主要的跨境支付、结算和储备货币。19世纪末，石油成为当时的主要生产要素，美国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引领者，经济和贸易迅猛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出口贸易全球占比从1938年的14.1%上升到了1948年的22%，进出口贸易全球占比上升到17%，美元作为全球主要货币的地位由此开始奠定。20世纪70年代，美元通过与石油贸易绑定，逐步确立霸权地位。以上情况表明，英镑和美元作为主权货币的早期国际化进程，均是建立在经贸优势基础之上的。以贸易为表征变量的综合国力，在很长时间内都构成了货币国际化之锚。
而经济全球化的下半场，科技成为综合国力的主要表征变量。科技实力的强弱，决定了一国能否在货币国际化的竞争中占据制高点。以美元为例，近半个世纪以来，尽管美元经历了全球各主要国家货币的冲击，但其全球货币主导地位一直牢不可破，目前仍拥有近60%的全球储备货币份额和超过85%的全球外汇市场交易份额。与此同时，从近二十年GDP总量和贸易份额来看，美国的GDP总量在全球的占比已从2000年的30.5%下滑到了2020年的24.7%，进出口贸易全球占比从2000年的15.6%下滑到了2020年的10.9%。
虽然美国在全球的贸易份额持续下降，但美元的优势地位仍然比较巩固，这是由于在经济全球化的下半场，科技实力起到了强劲的驱动作用。一方面，美国科技实力全球领先，拥有全球最多的顶尖高等院校、五分之二的全球总研发经费、超过三分之一的全球发明专利，使其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国际高端贸易和对外投资中占据着核心位置；另一方面，美国通过遍布全球的顶尖科技企业广泛开展投资并购，每年在全球的投资并购规模达到数百亿美元，已然成为了数字经济时代美元全球通行的“播种机”。
2020年，我国GDP总量在全球占比接近17%，进出口贸易全球占比超过13%，是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而人民币在国际结算和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仅为2%左右。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在于，数字经济时代我国的科技实力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比如在全球Top2500企业的研发投入总额中，我国的份额仅为13%，该数据仅相当于美国的三分之一。
经济全球化下半场的数字经济时代，人民币国际化必须依靠科技创新力量来驱动。通过加大科技投入、增强科技实力来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推动人民币走出去和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持续提高。
主要国家全球进出口贸易份额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主要储备货币的全球份额占比（单位：%）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数字经济时代再出发
在数字经济时代，人民币国际化面临重大机遇，也面临新的挑战。从机遇来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国家对科技创新和数字经济发展高度重视。国家“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以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要求加强科技自主创新。2021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密集出台发展数字经济和高科技产业的政策规划文件。国家层面还将研究制定“十四五”时期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规划，预计“十四五”时期我国新基建相关投资有望超过10万亿元。
二是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拓宽了人民币跨境使用空间。我国的数字经济规模已位居世界第二位，以数字贸易、跨境电商为代表的新业态新模式加速崛起，使得跨境贸易更具竞争力。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的数据，2020年我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量已达6.8万亿元，对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量达到3.8万亿元。随着跨境贸易规模扩大，以及自贸试验区、自贸港等开放新高地建设加快，人民币跨境投融资规模将会有更大幅度的跃升。
三是独立自主的跨境支付系统日益完善。我国自主创新开发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在技术应用和场景布局方面日臻完善。目前CIPS已有超过1100家参与者，业务实际覆盖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银行法人机构，能够满足各主要时区的人民币业务发展和使用需要。随着CIPS等金融基础设施日益完善，C端、B端和G端的用户量会越来越多，特别是跨境使用将更加广泛，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相应也会越来越高。
当然，数字技术也带来了货币信任机制的嬗变，人民币国际化也面临诸多新挑战。除传统主权货币领域的挑战之外，数字维度的挑战更值得重视。
一方面，面临以数字美元为代表的各类主权数字货币的挑战。国际清算银行最新调查结果显示，已有超过60个国家中央银行正在对数字货币进行研发或测试。美联储和欧洲中央银行对此都有相关规划，美联储正加快推进数字美元项目研究，欧洲中央银行也已经宣布启动数字欧元项目并开展为期两年的相关调查研究。倘若未来数字美元、数字欧元或锚定美元/欧元的稳定币大规模应用，势必会对包括人民币在内的新兴市场主权货币的国际份额造成挤压。
另一方面，面临以比特币为代表的大量虚拟货币的挑战。人民银行数字人民币研发小组2021年7月发布的《中国数字人民币的研发进展白皮书》披露的数据显示，全球有影响力的加密货币已有1万多种，总市值超1.3万亿美元。这些虚拟货币大多号称采取“去中心化”和超主权的架构设计，但从本质上看，这些虚拟货币有违主权货币原则，缺乏国家信用背书，也不具备真实货币的价值。如果不严格加以监管，虚拟货币很可能沦为洗钱、避税的工具，从而冲击包括人民币在内的主权货币的国际地位。
因此，在数字经济时代，我国必须要审时度势，充分把握有利政策框架下的各类机遇，有效克服新型货币及类货币带来的挑战，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数字人民币新应用
在货币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人民银行较早启动了数字人民币的研发。与其他主权数字货币相比，数字人民币有三大独特优势。一是技术相对成熟。数字人民币的研发时间早，2014年人民银行就启动了法定数字货币研发，在全球范围内率先试点应用，其稳定性得到了实践检验，技术上逐步发展成熟。二是试点范围广且场景丰富。目前数字人民币已经在十多个大中城市进行多场景、大范围试点，场景基本覆盖了购物消费、生活缴费、餐饮、出行、政务服务等日常生活领域，积累了丰富的数据资源，未来试点范围有望继续扩大。三是兼容性强、安全性高。数字人民币采用双层架构设计，不改变原有主权货币规则，有利于币值稳定和金融监管，也便于商业银行、第三方机构高效接入。另外，数字人民币采用分布式、平台化设计，综合应用可信计算、软硬件一体化专用加密等技术，确保可控匿名和中心化管控。
目前，数字人民币主要面向国内C端客户，以小额支付场景为主。随着数字人民币试点范围逐步扩大，跨境领域将成为数字人民币ToB应用的试验田。数字人民币技术的进步和制度的完善，能够有效破解跨境领域存在的一些痛点：一是能够提升跨境支付的服务效率；二是能够降低跨境支付的交易成本；三是可以保障跨境支付安全；四是能够通过技术推动跨境投融资等金融制度开放。
未来，数字人民币可探索在两方面进行跨境试点应用：一是可借助自贸试验区和自贸港的政策优势，比如在浦东新区、海南自贸港、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粤港澳大湾区等率先开展资本与金融项下数字人民币的跨境应用试点，为资本与金融项下跨境投融资政策开放提供经验参考；二是可借助“一带一路”建设和RECP等区域合作契机，从周边国家的试点推广应用着手，通过数字人民币的区域化，适时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
人民币国际化新载体
历史上，每一次能源变迁都会带来货币国际化的深刻变化，比如煤炭之于英镑、石油之于美元。下一步，随着全球能源转型变迁，新能源作为新载体，可能会推动国际货币格局的发展变化。
从外部来看，一是全球能源转型，新能源未来将取代传统化石能源。为应对气候变化必须减少碳排放，大力发展新能源已成为全球重要共识。煤炭、石油作为全球主要能源的地位将显著下降，以水电、核电、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清洁能源将迅速崛起，未来将取代传统的化石能源，这将推动国际货币格局发生重要变化。二是ESG（环境、社会和治理）成为全球投资主流。ESG是未来经济全球化下半场的重要主题，作为整个经济转型的主线，它不仅包括新的产业出现，也包括传统产业的改造。据统计，2020年全球广义ESG投资资产规模已达到45万亿美元，欧洲的ESG基金资产规模也已超过1.2万亿欧元，而2020年末全球ESG基金管理规模已突破1万亿美元。未来，人民币要扩大国际影响力，必须要加快融入ESG理念和进入ESG投资领域。三是欧盟走在了绿色投资的前沿。欧盟已成为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不仅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绿色金融标准，而且已率先构建起碳贸易体系，推动欧元成为绿色投资的主要国际货币，为欧元国际化找到了新的机会。未来，全球绿色投资将快速崛起，人民币国际化必须要紧跟世界潮流，争做绿色投资的引领者。
从内部来看，一方面，我国拥有全球最大的碳市场，建立基于人民币体系下的碳金融市场有重要基础。2021年7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在北京、上海、武汉三地同时发布，先行启动的碳交易市场首批主要覆盖发电行业，逾2000家企业碳排放量超过40亿吨，占我国碳排放总量的40%，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碳交易市场。另一方面，我国碳金融市场投资规模大，缺口也非常大。据清华大学课题组预计，2060年前我国要达成碳中和目标，需要投资人民币138万亿元，预计每年投资额在3万亿～4万亿元。如果把人民币嵌入进去，作为整个碳交易市场、碳金融的有效支付结算载体，其全球范围的使用空间必将巨大。
下一步，可探索把ESG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主题和重要维度，努力提升ESG的深度和广度，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借鉴欧盟在ESG、碳贸易和绿色金融方面的经验，建立完善人民币碳金融市场国际标准，健全国内碳金融市场政策、交易规则和法律法规，发挥各类市场主体，特别是机构投资者的作用，以此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二是加快创设以人民币定价的碳期货、碳基金、碳债券等多元化交易品种，形成更加成熟的碳金融市场，并吸引更多海外投资者参与碳金融贸易和投资；三是探索建立以上海为支点的人民币绿色金融中心和ESG资管中心，充分利用浦东独特的金融开放政策，通过对“一带一路”沿线或周边国家绿色项目进行人民币直接投资，扩大人民币绿色投资份额。
金融机构新使命
金融机构应充分发挥自身在客户、科技、渠道、场景和数据等方面的优势，助力新发展格局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不断迈上新台阶。具体可以从四个方面着手。
一是配合央行共同推进数字人民币研发、试点和推广，促进数字人民币场景应用更加丰富多元。充分利用金融机构优势，加快数字钱包推广签约，积累更多客户服务经验。同时，金融机构可结合金融科技资源，与人民银行等机构共同开展数字人民币跨境贸易、跨境支付等科研合作，根据人民银行的部署规划，有效利用境外分支机构布局，参与数字人民币跨境应用项目试点。
二是深度参与跨境支付结算系统等金融基础设施搭建，促进人民币跨境使用便利化。金融机构可与相关机构、企业和第三方共同探索数字人民币连接CIPS使用的新路径，加强对CIPS的跨界应用，提升人民币跨境使用便利和效率，支持做大跨境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结算、跨境直接投资、跨境融资和跨境个人汇款等业务。比如，推进建设金融资产托管系统（特别是非美地区），这是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以保证托管系统的独立运行和安全使用。
三是加快推动国内ESG发展，广泛参与全球ESG投资，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金融机构以ESG为重要切入口，通过在浦东新区、雄安新区、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贸港等金融开放高地开展ESG跨境投融资试点，推动人民币在该领域的对外直接投资和融资，助力构建人民币碳金融市场产品和服务体系。同时，积极配合金融监管部门和第三方研究机构，加强ESG投资标准、ESG信息披露机制等建设，进一步创新和丰富ESG投资产品，扩大ESG投资资金管理规模。
四是助力构建人民币碳金融市场产品和服务体系。一方面，金融机构深度参与全国碳排放权市场建设，积极发挥各类金融牌照优势，加强绿色债务融资、碳中和债等绿色融资产品创新，在适当时机将国内碳排放权市场推广到全球，扩大我国碳金融市场的国际影响力；另一方面，发挥境外分支机构作用，引进欧盟、美国等在碳贸易方面的创新经验，与相关机构共同探索推动碳排放权市场、碳贸易市场建设，为境外投资者提供更加丰富的人民币投资产品和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