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中国，中国企业从2015年开始就大幅减少借贷，而中国家庭一直都在储蓄。从2015年开始中国政府一直都是从银行借贷从而抵消企业贷款下降，防止严重的通缩的发生。然而以2023年的情况来看，目前经济整体情况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善。很明显的是，如果宏观调控无法提振信心，经济将会不可避免地进入螺旋下降的通缩模式。中国经济重建信心尤为重要！
其次，中国和三十年前的日本相比虽然都面对房地产泡沫化，但是房地产对于整体经济的影响截然不同。当年日本主要是商业地产泡沫，中国是民用地产泡沫。日本当年真正的新增房地产开发项目并不多，所以泡沫破碎之后，就是一部分投资客负债表变得糟糕了。但中国不同，中国新增楼盘数量众多，随着房地产去泡沫化的进行会发现有大量的烂尾楼盘，恶化的是数量众多的普通购房者的资产负债表。进一步说，中国房地产背后的根本性问题就是民生和社会稳定问题，和日本完全不同。也就是说现在主要问题还不是救房地产，进而提振经济信心，核心问题是救流动性，进而稳定企业家预期，并由此带动就业！
再次，中国当下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压力远大于当年的日本，所以不能简单的应用日本当初的“时间治愈”疗法，当然更不能用推倒重来的休克疗法。日本当年最大的矛盾来自和美国的贸易摩擦，美日贸易冲突也最终以1985年签署的《广场条约》为解决方案。虽然最终日本的外贸受到了打压，但是美日之间的矛盾也至此得到了疏解。反观今天，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战略竞争和敌对格局早已超过贸易领域，更多集中体现在了尖端科技、航天、生物医药、军工等一系列领域，且中美之间的这种战略竞争关系已经越来越多地蔓延到了中欧、中日、中韩之间。所以无论从深度和广度都是日本原来所不曾面对过的，这个时间周期自然也是很难通过简单的历史对比得出。换句话说，中国对于经济内循环顺畅度的需求比日本更大。
最后，从内部来看，中国人口已经在2021年达到了峰值，在2022年人口出现下滑，2023年被印度超越屈居全球第二大人口大国。虽然说人口下降本身并不会直接导致经济活动迅速下滑，但是人口老龄化确实会让投资者更加谨慎，因为未来市场的增长空间更为有限。
说了这么多，再回到我们核心关注的就业率问题上，这方面日本的数据可以说是又一个奇迹。因为即使在日本失去了所谓二十到三十年的情况下，日本老龄化日益加剧的80年代到当下，日本的失业率其实都是非常低的，实际就业人口的数量甚至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也就是说，经济衰退和老龄化带给日本的失业影响没想象那么严重。
不止是日本，从全球发达国家经济数据来看都出现了这种“经济冷，就业热”的现象：自2021年解封后国际经合组织（OECD）的38个国家的GDP增长几乎停滞不前，甚至是负增长，但整个经合地区的失业率在去年12月仅为4.9%，是数十年来的最低水平。从欧盟六月份公布的数据来看，整个欧元区的失业率已经达到了历史新低的6.5%，特别是欧洲南部曾经以失业率高而闻名的希腊、西班牙和意大利情况也出现了明显好转。如果我们对比工作机会此消彼长的变化，有理由推论欧美市场新增的就业岗位很有可能多来自于中国失业岗位的全球化转移。
欣孚智库首席顾问周掌柜对此认为：“各级政府此刻松绑很多整顿行业的政策管控非常必要，也就是让行业回归正常调整秩序，尽快形成良性运转，包括对房地产过热等干预坚持市场化轨道非常必要，甚至包括互联网创新等行业，否则实际上不是挤泡沫的问题，而是大量消灭财富，消灭流动性。房地产问题中国和日本有着本质的不同，烂尾项目增加首先损失的并不是炒作的投资者，我们更多的是让老百姓的储蓄受到影响，处理不好可能带来剧烈的社会问题。因此，宏观调控需要修正急刹车。”
他认为：目前中国社会多方面低估了经济下行中政府作为的阶段性价值，高估了外部环境改善的弹性，所以，很多人错误的认为不应该及时救助必然发生的挑战，但社会承受力已经接近阀值，特别是就业。
基于以上分析，中国对于失业挑战的应对应该更加谨慎和客观，更应该及时准确，特别是对照全球情况厘清经济问题和失业问题的复杂逻辑。
欣孚智库回顾了18世纪末工业革命之后全球性的失业浪潮，总结出触发大规模失业的三类主要原因：技术性变革和结构性转变、地缘事件冲击和金融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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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梳理完全球性失业浪潮后，我们会发现：大规模的失业潮往往发生在时代的转折期，而时代转折往往是多个因素叠加所造成的。
1929年美国的大萧条后街头景象，美国大萧条时期失业率曾经高达25%，社会陷入长期的动荡与不安定。
日本高度自动化的机器加工厂，日韩是全球工厂自动化水平最高的国家
另一方面，从2022年到现在，我们所经历的是一场时代的全球性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转折。2020年开始的疫情和2022年爆发的俄乌战争让世界从过去的“贸易至上”走向了“安全优先”，WTO的势微也印证了对过去自由贸易以及“华盛顿共识”的舍弃。新型世界格局意味着全球各主要国家和地区都将更加严格地定义“安全”的边界，而全球性贸易更多只能在一些安全边界之内的有限区域内进行。这和长期萧条期间在全球几大贸易强国之间再度兴起的贸易保护主义也非常相似。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制造大国，逆全球化必然会给中国带来极具挑战的外部环境，中国的外贸从利润来看仍然非常依赖欧美高端市场，如果欧盟市场和美国市场都持续实施对华的“去风险”以及产业链回流策略，自然对于中国本土的制造业会产生不小的压力，失业人群的激增也是可预见的直接后果。
此外，由于目前全球经济前景不明朗，欧洲方面由于俄乌战争从而面临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德国已经进入实质性的技术性衰退阶段，这些都会导致中国短期甚至中期有大量的冗余劳动力。可以说，如何解决中国社会越来越急迫的失业问题已经是当务之急，但确实有逻辑可循！
当一个国家或社会面临大规模的失业浪潮时，个人的努力固然很重要，但更需要的是大规模的国家主导的劳动市场改革，以避免处于劣势地位的个人和群体长期陷入失业的恐慌和压力当中，以及避免大规模返贫现象蔓延。
全球经验看，政府在应对大规模的失业问题上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这种重要性体现在三个方面：宏观层面的经济稳定政策、中观的增强产业和企业信心、微观层面的为个人提供各种支持。
从宏观层面来看，在面临失业潮或者长期失业问题的时候，政府最需要做的就是稳定经济局面。要想达到这个目的，最核心也是最紧急的是一定要通过适当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确保经济的稳定。基于历史的教训和经济学基本原理，目前在经济低迷时期，政府都是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如增加政府支出或减税，以刺激需求和创造就业。中央银行也通过使用货币政策，如降低利率或量化宽松，以鼓励借贷和投资。但更为重要的就是基于法律的和规划的一系列操作，并且纠偏过于严厉的行业监管政策；
除了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在宏观层面国家还需要在海外缓和外部的紧张关系，加强与某些地区和国家的合作，这方面的努力和姿态都很重要。政府在这方面的作用在当下格外凸显，因为中国很多企业面临的海外订单被砍、中外合作紧缩以及相关的失业问题并非源于经济逻辑，而是全球地缘政治的改变。中国作为全球贸易自由化时代下最大的受益国，对于全球贸易合作的重要性和高效性是有着很切身的体会的。当下，中国要想妥善应对内部产生的各种失业压力，在外最重要的动作仍然是要把海外的局面进一步打开：和美国贸易缓和、推动和欧洲的贸易复苏、中东非洲拉美加强互动等。
从中观上来看，失业挑战某种程度上带来了变革的强烈需求。一方面可以进行主动型结构调整政策，从而深层次解决结构性失业。在这方面最成功的案例是德国2003年总理施罗德主政期间的哈茨改革（Hartz Reforms），核心就是削减国家失业救济支出，促进失业人群接受低收入而不是躺平。这项改革成功降低了德国的失业率，使其劳动力市场更加活跃和具有竞争力，一度造就了 “德国就业奇迹”，让德国经济焕发了新生。
由此可见，政府在这种阶段进行快刀斩乱麻的改革的重要性，通过改革不但可以增加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放宽临时工的规定，允许更多的兼职和固定期限合同，同时还可以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让他们从悲观预期的躺平思维中解放出来，更好地参与到社会经济活动中来。
1970-2015德国和日本GDP对比
蓝色为日本，绿色为德国，德国在八十年代之后也经历过经济的下滑，施罗德时期的改革助力德国经济焕发第二春
中观层次另一方面，可采取一些较为被动的防守型策略增加工作岗位。比如说通过工资补贴和工作时间分享计划来鼓励雇主保留工人，或者鼓励实行工作分享计划防止大规模裁员。回过头来看历史，无论是法、德、英、美、新、或者日韩，在经济高速发展之后的停滞期都面临过类似情况，这些国家也都无一例外地选择过工作分享政策，比如日本的 “雇佣调整补贴”制度（雇用調整助成金）、法国的“部分失业”（chômage partiel）和部分就业”（activité partielle）政策、德国的“短工计划”（Kurzarbeit），本质上都是政府提供员工补贴工作，促进企业减少用工时间而不是用工人数。这里也包括灵活的用工政策，以及劳动法对雇主的保护等；
从微观层面来看，持续技能发展和人力资本投资是格外重要的，特别是面对不断变化的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政府在这方面特别是在技术培训和教育上可以发挥非常积极的作用，包括投资于职位安置、职业咨询、就业再教育、培训和持续学习等项目。德国这方面的经验是采用双元职业教育体系（Duale Ausbildung），新加坡也推出过“技术未来”计划（Skills Future）和“适应与增长”计划（Adapt and Grow），鼓励并在财务上支持工人参加培训和重新培训计划，以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
此外，政府应当更积极建设促进从失业到就业的过渡期的地方再就业中心，提供一定的职业咨询和规划，包括鼓励民间资本参与这方面的工作。这方面日韩已经做得非常成熟，日本的 “你好工作”（ ハローワーク）、韩国的工作网（Work-Net）都是类似机构，为求职和失业人员提供各项服务。
最后，国家还可以鼓励更多的失业人员走向自雇或创业，通过优惠的税收政策、拨款和提供资本来支持创业和小微企业的增长。德国的Existenzgründungszuschuss（创业补贴）、美国的加州竞争税收抵免（California Competes Tax Credit）等。从这些经验来看，核心就是先帮助不希望或者犹豫要不要“躺平”的人找到工作机会，然后再进一步通过削减救济减少“躺平”的机会。
德国的就业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