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钟乃元（广西民族大学副教授）
容州路是唐代岭南容管经略使府治下重要的南北交通要道。据《两唐书·地理志》，从容管府治容州“至京师五千九百一十里，至东都五千四百八十五里”，其路线是经北流江水路连接平琴州（今广西容县）、藤州（今广西藤县）、梧州，自梧州北上取桂州路过岭，或东进经端州（今广东肇庆）、广州走大庾岭路或郴州路出岭。自容州往西南走南流江水路经牢州（今广西玉林）、白州（今广西博白）至廉州合浦郡（今广西合浦），由此至安南府（今属越南）可走海路，或陆路经钦州、陆州安海县（今广西东兴）进入。自容州往东南，经禺州（今广西陆川）、辩州（今广东化州）、罗州（今广东廉江）至雷州，从徐闻渡海至海南。
鬼门关是容州路北上南下的咽喉。关在容州北流县南三十里，“有两石相对，其间阔三十步……汉伏波将军马援讨林邑蛮，路由于此……昔时趋交趾，皆由此关”（《旧唐书》卷四十一）。鬼门关要冲源自容州路悠久的历史。西汉于岭南九郡中“置交趾刺史，别于诸州，令持节治苍梧”（《汉书》卷二十八），苍梧郡治广信（今广西梧州），苍梧与交趾间来往，以合浦为中转，以容州路为纽带。西晋石崇为交趾采访使时过白州南流江（《岭表录异》卷上），南朝至隋唐，容州路通行不绝。因此，千年古道容州路及鬼门关，是汉唐王朝经略南疆的交通命脉。
图一
唐代流贬诗人的亲历体验和文学书写使容州路和鬼门关名动朝野，蜚声文坛。有记载的唐代容州刺史30余人（《唐方镇年表》卷七），含元结、戴叔伦等著名诗人，其体验均不如流贬诗人深刻。鬼门关“其南尤多瘴疠，去者罕得生还，谚曰：‘鬼门关，十人九不还。’”（《旧唐书》卷四十一）流贬是唐王朝惩罚官员的重要方式，“流为减死，贬乃降资”（《唐会要》卷四十一）。史籍记载与仕途遇挫的结合，对流贬诗人心灵的冲击更大，遂有“魂魄游鬼门”（沈佺期《初达（见图一）州》）的惊悚之感。唐代贬官容州者有初唐权龙襄，中唐窦群、张署等人。窦群于元和八年（813）左迁容管经略使，有“何事到容州，临池照白头”（《全唐诗》卷二七一）直叹其苦。途经容州的流贬诗人主要有初唐张说、沈佺期、宋之问，盛唐张均，中唐杨炎，晚唐李德裕等。武则天长安三年（703），张说长流钦州，前后赋诗20多首。中宗神龙元年（705），沈佺期流安南（见图一）州，往返写诗20余首。睿宗景云元年（710）宋之问流配钦州，途中作诗10余首，其《发藤州》云：“魑魅天边国，穷愁海上城。”（《全唐诗》卷五三）容州“东至藤州二百五十九里”（《旧唐书》卷四十一），则宋之问可能已在去往容州的路上。肃宗至德二年（757），张均免死长流合浦郡（《旧唐书》卷九十七），德宗建中二年（781）杨炎贬崖州司马（《旧唐书》卷十二），均过鬼门关。宣宗大中初，李德裕贬崖州司户参军，途经容州（《方舆胜览》卷四十二）。
这些诗人有着复杂的生命体验和勃发的创作动机，其诗绘遐荒之景，融人地之典，寓放逐之悲，寄家国之思，题材丰富，情感浓烈，南疆特征鲜明，自属贬谪文学中的佳品，富于文史价值。
首先，诗人苦心孤诣营造诗歌意象，发其幽愤，乃至经典化。除了用“征蓬”“愁猿”等传统意象表现流贬生涯的漂泊和悲哀外，诗人还激活了“合浦叶”“苍梧云”等意象，赋予其新内涵。合浦叶典出《交州记》（《太平御览》卷九五七），本属汉代谶纬迷信，至张说、沈佺期等南迁，地近合浦，以亲历者的视角给“合浦叶”注入强烈的回归渴望。“传闻合浦叶，曾向洛阳飞。何日南风至，还随北使归。”（《南中送北使二首》）“还将合浦叶，俱向洛城飞。”（《喜赦》）该意象弥合了流放海裔者与中原辽远的空间距离，抚慰其痛苦的心灵。“苍梧云”借虞舜南巡崩于苍梧之野、魂化白云的历史传说，隐喻流贬诗人对被弃逐南荒、魂逝他乡的悲愁恐惧。最切合容州路人文历史与地理环境的意象是“鬼门关”，诗人往往又将“瘴江”与之对举。如沈佺期《入鬼门关》：“昔传瘴江路，今到鬼门关。”张说《南中送北使二首》：“山临鬼门路，城绕瘴江流。”张均《流合浦岭外作》：“瘴江西去火为山，炎徼南穷鬼作关。”“瘴江”位于廉州与容州交界处（《旧唐书》卷四十一），上游即南流江。两者对举，从空间广度上涵盖以鬼门关为要冲的容州路及其延长线，充分表达走在此路上所具有的充满艰险、悲伤、失意、绝望等极复杂的情感体验；更从时间长度上汇聚汉唐几百年来成千上万流贬者“生度鬼门关”时，明知生还无望却不得不继续前行的深哀巨痛，具有强烈的艺术聚焦作用。流风所及，外地诗人亦借此烘托气氛，如王建《送流人》：“阴云鬼门夜，寒雨瘴江秋。”至此，“鬼门关”“瘴江”意象已然经典化。
其次，此类诗作是汉唐时期贬谪文化的折射。据正史记载，自西汉到隋，流徙合浦郡、配防钦州等地的罪囚及家属众多，唐代流贬官员被大量安置于容州及以南的白、钦、廉、雷、崖、儋、（见图一）、爱等州，极少能北返。唐代流贬诗人踏上容州路、跨过鬼门关时吟出“一去一万里，千知千不还”（杨炎《流崖州至鬼门关作》）的充满沧桑感的诗句，饱含流人血泪史。“鬼门关”恶名远扬，非因地理环境恶劣，实与汉唐流贬文化有关。流贬诗人多认为自己无辜遭谴，故精心结撰险怪意象，极力渲染容州路与鬼门关瘴毒弥漫、冤魂遍地的阴森恐怖气氛，希冀帝王或执政者读后能动情，从而改变其命运，诉求强烈，是贬谪文化的折射。客观上，诗中震撼人心、特点鲜明的意象如瘴江、鬼门关等，对贬所也有负面影响，其实质是贬谪文化对地域文化的渗透重塑。
最后，反映汉唐王朝不断加强南疆治理的历史进程中，中原文化与南疆文化逐步交融的过程。沈佺期诗写“尉佗曾驭国，翁仲久游泉。邑屋遗氓在，鱼盐旧产传。越人遥捧翟，汉将下看鸢”（《度安海入龙编》）、“铜柱威丹徼，朱崖镇火陬”（《三日独坐（见图一）州思忆旧游》）、“周乘安交趾”（《赦到不得归题江上石》）等，是对远自西周以来中原王朝以文教徕远邦、以武功定边疆历史的高度概括。容州路在历史上有助于经贸往来、使臣经过、文化传播等，非仅用于流贬官员。唐朝流贬制除惩罚之外，亦兼实边、治边等意。容州自戴叔伦以儒礼化民，到南宋李纲贬海南经过时已是崇儒之地（《粤西诗载》卷二）。明清时鬼门关改“桂门关”“天门关”，诗人再过此关恐惧全无，“鬼门关”恶名终消弭于文化融合的洪流中。
《光明日报》（ 2020年03月02日1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