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述辽代山西地区的佛教和寺院——以朔州"辽天庆八年经幢"为中心
《文物世界》2009年02期 □ 陈晓伟
2007年8月，在山西朔州市平鲁区败虎堡村发现了一座辽代经幢，呈六面柱体形，残高0.18米，对宽0.27米，其余各边长分别为0.13米，0.075米、0.11米0.17米、0.16米。盖顶、身、基座不存。该经幢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正文共十九行，每行仅存四或五字，残缺严重。首行为“佛顶尊胜”四字，题记为“大辽国山西云和尚僧行该、□座僧志的、□鏖沾影”，幢文共计84字。录文如下
佛顶尊胜J曩谟婆就呼没驮野」□□野娑哆I惹野惹野【尾】.没驮地瑟【耻】.嚼胡蜜蜜舍I第萨噙饿帝J嘲娑演靓萨」帝没地野没J冒驮野尾冒没驮J怛他蘖哆纥J捺口娑鸭贺J大辽国山西云J和尚僧行1座僧志的尘露影1维天庆八年
第一行，刻“佛顶尊胜”，以下阙字不明，当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的意译部分，阐述佛经大旨啊。
第二行，起“曩谟婆哉”迄第十四行“捺口娑噙贺”脱字不明，应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的音译部分。然对照残存文字，该部分与波利所译《佛顶尊胜陀罗尼经》音译部分吻合，可推知，“辽天庆八年经幢”所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陀罗尼经》为波利本回。
第十五行至十七行，为经幢的题记部分。一般而言，经幢末附造幢者的里贯和身份。该经幢刻造者为行该、志的二人，为山西云州人，由于文字欠缺，二僧因何事造幢，我们不得而知。“□座”可能为“上座”或“首座”为寺院中的职事。“和尚僧”却不常见于石刻。
第十八行，“鏖君影”常见与其他经幢中，《齐讽等建陀罗尼经幢记》有“尘沾影覆之利，形影如言”。《法瑜等为先师造幢记》有“伏念先师尘沾余烬”。《奉为没故和尚特建陀罗尼塔记》有“累生罪障，随影覆已消除∶宿口怨魂，逐尘沾而登彼岸。甲”此取“见此陀罗尼幢，若近幢若幢影沾身若幢凤吹身，或为幢风飘尘着身，罪业便消。”咬意。
第十九行，“维天庆八年”，是为此经幢所建时间。这为此经幢所建时间，按《辽史》卷二十七《天祚帝本纪一》曰“乾统十年，十二月己酉，改明年元。”即为“天庆”，天庆八年为公元1118年。佛教在辽道宗时期发展达到顶峰，天祚帝时趋于下势。但是，从辽代石刻文献记载中，依然存有佛教活动。山西大同《刘承遂墓志》记载，天庆三年，刘承遂曾充任维那，粗印《大藏经》全"。百姓基于对于佛教的信仰，建造经幢为一种普遍的行为。
山西一域，屡有辽代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发现，清《宁武府志》卷九《祠庙》载∶“古尊胜幢，在县北四十五里旧寨村路傍古庙中。庭前石柱一，上有石烬柱。凡下面刻云‘唯寿昌二年二月十五日立佛顶尊幢’。”“其制颇奇，古字皆双行，一中国书，一为西域梵书”叫。此外，朔州其他地区还出土数座经幢，但是刻记不明叫大同地区也有此类经幢出现，华严寺大殿前“普同塔经幢”，刻于大康二年，高五尺，经尺余，方隅八面，面各有字，所刻经文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叫，可以说，对于辽代山西地区佛教研究而言，这些经幢既是不可多得的实物材料，又是对辽史文献的有益补充。因此，笔者拟以“辽天庆八年经幢”为问题中心点，充分挖掘“题记”中所隐含的历史信息，进而结合其他石刻文字以及固有文献，展开初步的讨论，
一、佛顶尊胜陀罗尼经释读
经幢题记第一行“佛顶尊胜”，系指佛顶尊胜“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无疑。唐仪凤元年（676年），北印度髑宾国的佛陀波利，由西国至五台山，谒见文殊师利，受一老人点化，复返西国，取《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经传入中国，以期造福众生嘱。仪凤四年正月五日，“朝散郎行鸿胪寺典客令杜行颤，与宁远将军度婆等，奉诏译进”叫。即为《佛顶最胜陀罗尼经》，所通称的“婆诃罗本”。永淳二年，唐高宗，“遂将其本（波利所持梵语本）入内，请日照三藏法师，及敕司宾寺典客令杜行颤等，共译此经。”听后来，波利又与僧顺贞重翻，即为“波利本”。上述文献记载，在唐代石刻材料中得到印证，唐光启四年《尊胜残幢》记曰“至永昌八年八月，僧顺贞见住西明寺，此经拨幽显宣，不可思议，恐学者不知故，具录委典，以备不□”呵。这样，梵本《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有了中译本，为它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契机。该经由于内在感召力、统治者提倡以及人们现实利益的驱使下等诸多原因错综在一起，得以风靡于唐代社会叹。
辽宋以降，社会上崇奉“尊胜陀罗尼经”的风气，依然浓厚。契丹境内所通行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多为唐代时期波利本。如，大康二年，《普同塔经幢记》曰∶"佛顶尊胜陀罗尼经霸宾沙门佛陀波利奉诏译"隔。见录于民国《新城县志》中，乾统和二年《施地幢记》，“满载唐佛陀波利所译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石幢》记曰“奉为亡过父母特建佛顶尊胜陀罗尼幢，其下小字文曰'唐媚宾沙门佛陀波利奉诏译'"《尊胜幢》首行书，“佛顶尊胜陀罗呢曰”，其下细书“尉宾沙门佛陀波利奉诏译”呵。天庆三年的《张世卿为先妣建幢记》，“首为刻记四十二字，次为佛顶尊胜陀罗尼媚宾沙门佛陀波利奉诏译十八字。此数则实例，与《大正藏》所收录NO.967《佛顶尊胜陀罗尼经》首行所题“媚宾国沙门佛陀波利奉诏译”相契合。这说明，波利本的"陀罗尼经"在辽代社会中流布甚广，影响之巨，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渲染佛陀的无边法力，宣称“天帝有陀罗尼名为如来佛顶尊胜，能净一切恶道，能净除一切生死苦恼。又能净除诸地狱阎罗王界畜生之苦，又破一切地狱能回向善道天帝此佛顶尊胜陀罗尼。……若有人闻一经于耳。先世所造一切地狱恶业。悉皆消灭当得清净之身。PI"对当时社会的善男信女来说，其强大的诱惑力是不言而喻的。他们渴望借助佛陀的力量在现世得到幸福，入土之后减灭生前之罪恶，祈求来世的幸福。那么如何实现其夙愿，以达到目的《郑□为亡人造经幢记》一语道明，曰"佛口口□□若人能书此陀罗尼，安高幢上，或安高山上，或楼上，乃至安置窣堵坡（梵语，意佛塔）中。”那么，“彼诸众生，所有罪业，皆悉消灭，不可尽说”嘿。于是，造经幢成为人们寄托信仰，实现理想的方式之一。
首先，造经幢“能净除一切生死苦恼”，祈福于现世。应历十六年，李崇菀为其父彦超所造陀罗尼经，记曰∶"特立法幢，上祷金仙，福佑慈父。意者保延禄寿，被惠日以长荣。”国际宁元年《重移陀罗尼幢记》谓∶"都亭驿使太原王公恕荣，为皇妣自会同九年□舍资□广陈胜事，□于兹金地，特建妙幢，在经藏前集功德口，□□果报，家道吉昌。既稍备于珍财，乃更口口利益，就奉福寺文殊殿前，又建经幢【*-从上述两则的题记中可以看出，幢主此行为的目的"保延禄寿”，“家道吉昌”。其次，使人生前“一切地狱恶业皆悉消灭”。在一般情况下，辽人为使亡故的先人“净除诸地狱阎罗王界畜生之苦”，能够得清净之身，遂建尊胜陀罗尼幢，以实现此夙愿项。咸雍七年，涞水县道亭乡累子村的村民李晟，其父母耶律攘攘等亡，建尊胜陀罗尼幢子一坐于在坟茔之内，希图在地狱“愿速离涂”圆。《文永等为亡父母造经幢记》首述尊胜陀罗尼经，"是诸佛之秘要，众生之本源，遇之则七逆重罪，咸得消亡持之则三涂恶业，尽皆除灭”。遂后，就点明造之主旨希求亡父母，"仍乃馀顾，上通有顶，旁互十方，赖此殊恩。四”置于墓地旁的经幢在辽代极为普遍，见录于向南《辽代石刻文编》之中亦不在少数。再次，某些寺院高僧在圆寂之后，他们门人弟子为回报师恩，使其亡灵早日超度，也会建造经幢。如清宁五年，法莹大师"构疾而终"，门人志果，志省、志悦等“思念法□之恩，粉骨粹骨（下缺）佛顶尊胜陀罗尼塔用口口口法口”圆。北京房山小西天有咸雍二年《法喻等为先师造幢记》称，法喻、法转先师“化缘终矣”，他们怀“有奉先之孝，曾无忘本之心，欲报先师函丈授□之恩，于寺东南隅，敬造尊胜密言幢一坐。”圆人们以佛顶尊胜陀罗经幢的方式，来减轻幢主在地狱之苦，获得解脱。以目前出土的辽代石刻看，僧俗社会建造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之动因大体为上述三种，其他为某事而建幢的实例为数不多，兹不详述。因所造经幢的目的不同，故而他们所立的地点不一而足，有的在坟茔之侧、或寺院之中，乃至道路水井之旁。
二、寺院
经幢题记第十六行为“大辽国山西云”。天庆三年，《朔州李省建幢记》铭亦曰“辽国山西”圆。可见，山西称呼已见于辽时期，《辽史》卷四《太宗本纪下》曰∶"会同元年十一月，晋复遣赵莹奉表来贺，以幽、蓟、瀛、莫、涿、檀、顺、嫣、儒、新、武、云、应、朔、寰、蔚十六州并图籍来献。”自此包括云州在内，今山西部分地区成为契丹政权控制下的势力范围，辽兴宗在重熙十三年，"十一月，丁卯，改云州为西京。"四使其成为成为辽朝在西部地区的统治中心。
辽代山西佛教寺院林立。其大致分布为，大同府最多，为西京地区的佛教重心所在，其他州县亦有为数众多寺院。辽时山西地区，在诸多寺院中，就其地位而言，当首推华严寺。此寺为辽清宁八年所建，用来“奉安诸帝石像、铜像”隅。寺院“内有北南北阁、东西廊，北阁下铜石像数尊，中石像五，男三女二，铜像六，四男女二。内一铜人，衮冕，帝王之像，垂足而坐。
余皆巾帧常服，危坐相传”圆。华严寺的功用显而易见的，系属皇家御用寺院，能够得到政府有力扶持。而在寺院的规模上，它恐不及天宫寺。元魏天安元年所建天宫寺，仅“有释迦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万俞，黄金六百劬。皇兴中"又构三级石佛像图，榱栋楣楹，上下重结，大小皆石，高十丈，镇固巧密，为京华壮观”叫这两个寺院是为大同府地区寺院中的典型，充分体现了寺院所拥有的政治地位，以及寺院建筑的盛况。但是其他州县的寺院也毫不逊色于此，西京应州的佛宫寺，因木塔而著称，塔“高三百六十尺，围半之，六层八角，上下胥木为之，玲珑宏敞"，享有"宇内浮图第一"美誉。道宗帝曾赐额“释迦”【ə，皇帝的殊恩，对于寺院而言，自然是对寺院的莫大荣耀。朔州杭苏园的栖灵寺，"南北延袤二十有五间，施于坤位。崛起层阁，有余三仞。□□洪钟，不啻百钧”。物资颇为殷实，“仓廪实而粟积如阜，府库充（下缺）也。”寺院香火鼎盛，僧人众多，职事分工颇为细密，“居僧七十辈，讲流一十有五”，有“见管内都僧正、首座提点、讲经论沙门”【周刻造于乾统五年栖灵寺石幢，提供了更加详备的信息，"禅师沙门、讲经沙门"等称谓等见诸于石刻【J】。由此观之，山西地区的寺院是何等的昌盛。
辽时期西京地区寺院之多，分布之广，规模之弘壮，这与山西地区固有崇佛传统和当时的宗教政策不无关系。首先，北魏拓跋氏在该地区首倡佛教，形成了浓郁佛风。《应州续志》卷四《祠祀志》谓∶“炳按，云中为北魏拓跋氏故都，其俗较前代事佛尤甚。鸠木为宫范，金为像，竭民力成之，莫可纪积。”北魏时期，山西地区最有影响的佛教事件便是武州山石窟（今云冈石窟）。《魏书》卷一百一十四《释老志》曰∶“和平初……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其后的继者陆续增凿，渐成规模。在这个气氛的影响下，寺院纷纷建造，如大同府的石窟寺、浑源县的崇福寺、灵丘县觉山寺等圆。其次，辽朝政府推行了比前代更为宽容的宗教政策，力倡“三教并化，皇国崇乎至道”。辽兴宗“尤重浮屠法，僧有正拜三公，三师兼政事者，凡二十人。贵戚望族化之，多舍男女为僧尼。”国而继位的道宗，“一岁而饭僧三十六万，一日而祝发三千。”【四而在《辽史》有关记载皇帝“饭僧”的活动屡见不鲜，如咸雍八年，道宗“以战多杀人，饭僧中京南京。”大康四年，“诸路奏饭僧三十六万”【4】，大安九年，“兴中府降甘露，（道宗）遣使祠佛饭僧”【叩等。正是在政府对于佛教的积极倡导，致使辽朝出现了“梵刹之制布域中焉”【1】的局面。
辽朝官方虽未有类似北魏开窟造像之活动，却对云冈石窟的佛像及其石窟寺周边进行了有效的维护，采取了诸多措施。兴宗时期“重熙十八年，母后再修”石窟。“天庆十年，赐（石窟寺）额大字。咸（熙）雍五年，禁山樵牧，又差军巡守。寿昌五年，委转运使提点。清宁六年，又委刘转运监修”【1】，与此同时，西京他处寺院也得到了政府的财政支持，享受来社会上的捐施。灵丘县的觉山寺，本旧寺，是魏孝文帝为报母恩而建，建成伊始规模弘大。可惜到辽时期由于年久失修，残破不堪，日见窘境。当"大安五年八月，镇国大王行猎经此，奏请敕修”。此外，“赐钱十万缗，于邑开设贾肆，以所入子银，日饭缁素。………更赐山田一百四十余顷。”在政治上享有一定的特权，"复设提点，所颁给印篆，不由府摄照，政府为保护先代佛教遗珍可谓是不遗余力，在经济、政治上予以保障，对于该地区佛教及寺院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三、僧俗之间
辽代民间出现一种僧俗结社组织，称之为“千人邑”，成为附属于寺院的民间组织。“千人邑”组织“协力唱和，结一千人之社，合一千人之心”。邑众同心协作，“春不妨耕，秋不废获，立其信，道其教。无贫富先后，无贵贱老少，施有定例，纳有常其，贮于库司，补兹寺缺。”【三因具体的佛事不同而名号不一，涿州云居寺的“供塔灯邑”，永乐村“螺钹邑”、“念佛邑”、“赢钹邑”等【“千人邑”的组织者称之为“邑首”，此外还有“维那”、“副维那”和“都维那”【■等，他们在当地社会颇具影响力，负有领导邑人和维系人心之责。依出土的石刻材料看，辽山西地区也存在这种“千人邑”组织，《武州经幢题记》曰“佛顶邑拨肆人。……螺钹邑起办后堂上安……。邑长王匡胤、刘惠、刘重”【9】。“佛顶邑”、“螺钹邑”，应为千人邑的名号。1958年，出土于山西大同的《刘承遂墓志》曰∶“公然身居俗谛，念契佛家，天庆三年，充维那，妆印大藏经全【J】”因刘氏“焚课筵僧”的善行不可尽纪，充当维那一职能够起到收揽人心的作用，可以说，千人邑的存在，在供养寺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我们虽能得知山西地区确建有千人邑组织，由但于目前资料的欠缺，想对于山西地区的“佛邑”做个案研究，存有一定的困难。
辽代岁时杂仪中有“佛诞节”回风俗以农历四月八日，共庆佛祖生日回，山西地区也不例外，并逐渐形成一种传统，为后世所沿袭。《左云县志》卷一《天文志》称∶四月初八，僧家于极乐寺作佛会，曰“供水陆地”。这说明，佛教在山西民间的影响之深，僧俗的交流之频繁。首先，僧人以善为念，广施仁义，时常进行慈善活动。大同府天成县的桑乾河，“春开秋冻，夏月汛涨，损伤人畜”。时间值大康三年，西京僧录崇雅“因上供，从此桥过，木植朽烂，人畜过往甚至艰难”。崇雅召集僧众，进行了重修。《重修桑乾河桥记》详记这一过程“崇雅与律主大师法华、座主、主簿、正字四人共议，再盖大桥。三人为首，请崇雅于南七侯村，开坛放戒。…于东西宏蔚二州，僧尼二众化到钱近五百贯。……三月二十七日，南七侯院开戒坛…远近村坊律主等，…人各思施钱物工，价可及五百贯。”隋崇雅此举起到了双重的作用∶一，募集到了充裕的物资，建成了大桥，造福于当地的百姓。二，传经布道，进一步推进了佛教的传播。其次，基本佛教强大影响，民众则其欣然往之。武州山石窟中的佛像民间也时有修缮，《云冈石窟张间口妻等修像记》曰"（张通判）妻张氏口口大小一千八百七十六尊"。题记所署时间“戊午十二月一日建，六月三十日毕”叫此工程持续达半年之久，且规模甚大。此外，百姓还广造经幢，以寄托自己的信仰。出上面所提到造“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外，在朔州城东南一公里发现乾统十年“李谨建幢记”，“记文后刻《阿如来灭轻重罪障陀罗尼》经文"同，同出的还有天庆三年《朔州李省建幢记》，“中间刻有《无垢净光明陀罗尼》与《智炬如来心破地狱真言》”【哪。佛教已经对于日常生活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佛诞节"、"设坛讲经"、"修缮佛像”等各种活动，促使僧俗之间交往，使佛教普及开来，融入百姓的日常生活。
从辽山西地域角度看，佛教与寺院二者存有互动关系，佛教在社会中的普及为寺院建立做了铺陈，或政府，或民间百姓，无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为寺院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反之，寺院的大量出现为佛教的进一步发展酿造了契机。山西地区众多佛事活动，增进了僧俗之间的交流，二者之间的良性关系，使佛教在民间深深立足，甚至根深蒂固，渐而演化成百姓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综上，笔者以"辽天庆八年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作为切入点，对山西地区经幢存在情况略做分析。诸多经幢的建造当为佛教传播与兴盛的潜在信号，追寻这一线索，将山西地区佛教状况置于辽代社会的整体环境之下，期望得出有益的启示。这样，可以“地域”作为问题范畴，使辽时期的佛教研究更加具体化、深入化，从而避免陷入大而化之的窠臼。
【1】本文使用“山西”概念，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行政区划，大体上为辽西京道辖下的大同府、蔚州、应州、朔州等，即为辽政权下的今山西地区。
【2】周峰《辽金经幢之美》载《佛教文化》2001年第6期，作者认为，辽金经幢从形式上来说，大体可分为柱式幢和塔式幢（或可称之为幢式塔）。柱式幢样式较为简洁，由幢座、幢柱和幢盖和宝顶四部分组成。幢座有圆形、六角形和八角形，有的为素面，也有的雕刻莲花、垂幔等图案。由于此经幢破损严重，对于其具体形制很难知晓。
【3】为转行，每行均有脱字，数目不明。口为不清文字。【伪补入文字。
【4】《大正藏》卷十九密宗部二No.967《佛顶尊胜陀罗尼经》。
【5】《大正藏》卷十九密宗部二No.967《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第967页∶《克什克腾旗志》卷二十八《文物古迹》收一卷辽代《佛顶尊胜拖罗尼经》石刻。
【6】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98页，第298页，第327页。
【7】《大正藏》卷十九密宗部二No.968《佛顶尊胜陀罗尼经》。
【8】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676页。
阴此书引《魏志》云“古无寿昌之号，疑是北魏孝昌二年也”。这当为修撰者的误断，似辽史》卷二十六《道宗本纪六》曰“寿隆”，校勘记一∶钱大昕《养新录》卷八称，《东北诸番纪要》、《北辽通书》、《历代纪年》、《东都事略》、《通考》以及各种石刻均作“寿昌”，辽人谨于避讳，道宗断无取圣宗名纪之理。可见，经幢所记“寿昌”为辽帝道宗年号。另，《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唐仪凤元年才传入中土，与“北魏孝昌二年”相差150余年。由此可见，修撰者的考证不足为据，“寿昌”系为辽朝纪年，此经幢为辽代之物。
【10】仙西通志》卷四《沿革》曰∶清宁武府为辽代宁远县，隶属朔州。
【11】据孙学瑞《辽朔州李氏墓地经幢》（《辽金史论集》第227页）一文介绍，朔州市区一带，佛教密宗特有的石刻经幢，伴随着辽金寺庙遗址，时有发现。如利民堡神应寺乾统十年幢，栖灵寺乾统五年幢，河汇村观音寺乾统六年幢等。这些经幢由于历史原因，大都残缺不全，文字漫滤不清。
【12】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382页。
【13】《大正藏》卷十九密宗部二No.967《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宋赞宁撰《宋高僧传》卷二十《唐五台山佛陀波利传》，床延一撰《广清凉传》卷中《佛陀波利传入金刚窟》，对波利在中国传布《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原委记载甚详。
【14】《大正藏》卷十九密宗部二No.969《佛最尊胜陀罗尼经》。
【15】《大正藏》卷十九密宗部二 No.967《佛顶尊胜陀罗尼经》。
【16】《固安县志》卷四《故实志》。
【17】李彦、张映莹《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及经幢》，《文物世界》2007年第5期。
【18】向南低辽代石刻文编》第382页。
【19】《新城县志》卷十五《地物篇·金石》。
【20】《固安县志》卷四《故实志》。
【21】《大正藏》卷十九密宗部二No.967《佛顶尊胜陀罗尼经》。
【22】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406页，《大正藏》卷十九密宗部二No.967《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曰∶"佛告天帝，若人能书写此陀罗尼，安高幢上，或安高山或安楼上，乃至安置窣堵波中，天帝若有芯刍芯刍尼优婆塞优婆夷族姓男族姓女。于幢等上或见或与相近，其影映身，或风吹陀罗尼，上幢等上尘落在身上，天帝彼诸众生所有罪业，应堕恶道地狱畜生阎罗王界饿鬼界阿修罗身恶道之苦，皆悉不受亦不为罪垢染污。”
【23】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38页。【24】同上，第45页。
【25】辽代所造经幢中，也存在先辈为亡过子女建立经幢的事例，但为数不多。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613页《朔州李谨建幢记》曰∶"（李谟）为先翁祖母，叔祖、考妣已建高幢一座，刻诸佛密语。及小幢四，中之一即为亡男副知客惟孝，亡新妇秦氏立。……惟孝男黑和、春哥。”可见，在立幢时，辈分之间的差异，所立经幢的规格亦有不同。
【26】向南低辽代石刻文编》第347页。【27】同上，第436页。【28】同上，第303页。
【29】同上，第327页。【30】同上，第632页。
【31】领辽史》卷十九《兴宗本纪二》。【32】饭史》卷四十一《地理志五》。【33】仙西通志》卷一百六十九《寺观》。
【35】《山西通志》卷一百六十九侍观》，张畅耕《辽金史论集》（第六辑）中图四为道宗“释迦”题字。【36】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575页。B7同上，第556页。
【38】《大同府志》卷十五《祠祀》曰∶“石窟寺，北魏始建。”《浑源州志》卷八《寺观》曰“崇福寺，元魏建。”《山西通志》卷一百六十九《寺观》曰∶“觉山寺，元魏孝文帝太和九年建。”
【39】锲丹国志》卷八《兴宗文成皇帝》。【40】饭史》卷二十六级道宗本纪六》。【41】【红史》卷二十三《道宗本纪三》。【42】饭史》卷二十五领道宗本纪五》。【43】向南饭工代石刻文编》第360页。
【44】《全辽金文》第1381页。【45】《大同府志》卷十五《祠祀》。【46】向南低辽代石刻文编》第34页。【47】同上，第679页。
【48】同上，第11页，第344页，第614页。【49】同上，第385页。【50】同上，第676页。
【51】《契丹国志》卷二十七《岁时杂记》。
【52】《辽史》卷五十三《礼志六》作“二月八日”，曰“二月八日为悉达太子生辰，京府及诸州雕木为像，仪仗百戏导从，循城为乐”。关于此问题的探讨可参见林荣贵《辽朝对北疆的开发与经营》。
【53】《天镇县志》卷二《金石志》。【54】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第713页。【55】同上，第613页。【56】同上，第632页。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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