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圣祖皇帝六十华诞，朝廷曾下旨宫中善绘者将此次万寿庆典以图卷形式绘制成卷。这幅“《万寿盛典图》山水卷”（以下简称“山水卷”）就是记录康熙六十万寿节盛况的一幅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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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枚 等（清乾隆） 万寿盛典图卷
作者 冷枚 等
尺寸 30×760cm 约20.5平尺
材质 绢本设色
质地 手卷
说明 此幅作品收藏印，参考《清代帝后玺印谱》肆 宣统卷十三页。
出版 古卷余烬（《万寿盛典图初本》之市井卷秘辛探幽）文物出版社，2019年出版。
在中国书画中，一件完整的手卷通常都是由几个主要组成部分构成，包括天头、副隔水、正隔水、引首、正隔水、画心、正隔水，以及拖尾。而这幅手卷却只有画心，并无一般手卷通常应该包含的其他组成部分。这幅手卷上，既没有创作者留下的任何署款或者带有涉及绘制者信息的题识。这样一来，我们就无从判断这幅手卷到底是从何而来。
我们知道，北京故宫现藏的有一幅《万寿盛典图》手卷；但是，根据史料记载和故宫研究院研究人员的考证，故宫所藏的《万寿盛典图》并非康熙年所绘制的原本，而是嘉庆年由宫廷造办处委托江南织造局，根据朱珪镌刻、刊载在《万寿盛典初集》的一个刻本。
我们知道，《万寿盛典初集》（下称《初集》）编纂完成于康熙五十六年（一七一七年）。此《初集》以一百二十卷的篇幅采用纪事本末的形式，分为宸藻、圣德、典礼、恩赉、庆祝和歌颂六个门类，特别是将圣祖皇帝六十万寿节前后相关奏折及朱批、圣谕都悉数收入书中。这为我们了解近三百年前康熙万寿庆典时的盛况提供了非常详尽的文献支持，可以说《初集》几乎囊括了相关的所有史料文献。检阅《初集》提供的文献，我们就可以全面地了解康熙万寿节的相关情况。
《万寿盛典图》先后出现过五个版本。
最初，《万寿盛典图》的绘制工作是交由兵部左侍郎宋骏业承担的。这是《万寿盛典图》的第一个版本。因为这位宋骏业参与了宫廷内部的党争，而被康熙皇帝称作是一个“歹人”，他绘制那个版本也就被否掉了（《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二二五，康熙五十二年六月辛卯）。那个版本现已散佚。
市井卷是由清代宫廷画家王原祁率冷枚等十四人于王的私宅内绘制出一个呈送康熙皇帝审定的一个本子。这个市井卷是后来入藏乾清宫的《万寿盛典图》上卷部分的一个“审定的稿本”。这是《万寿盛典图》的第二个版本。
而后来入藏乾清宫的那个上下两卷本《万寿盛典图》（即所谓的“原本”）在嘉庆二年乾清宫的一场大火中被焚毁，这是《万寿盛典图》的第三个版本。这个版本的手卷被焚毁后，市井卷也就成为最接近当年为康熙万寿所绘原本的、唯一存世的版本，因此，市井卷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
这个版本绘制完成后，朝廷又命著名镌刻家朱圭刻制一个刻本，这是《万寿盛典图》的第四个版本（即朱珪刻本）。这个刻本刻好后，付梓刊制了五十件分赠给各王公大臣，其中有保留至今的庆王府藏本，曾于20世纪90年代出版。这个刻本同时也被编入《万寿盛典初集》（卷四十至卷四十二）当中。
由于此画的原本已在嘉庆二年大火中被焚毁，而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万寿盛典图》则是嘉庆年乾清宫大火之后由清宫造办处按照宫中旨意安排江南织造根据朱珪刻本重新绘制的。这便是《万寿盛典图》的第五个版本。
按照王原祁的说法，宋骏业“所钩图稿，止有城外一半，自西直门至景山一路尚未钩出”；因此，王原祁率冷枚等人的稿本市井卷便绘制了从西直门内大街广济寺到紫禁城神武门的一段市井风情，这样便补全了宋骏业版本中所缺失的大部分。此市井卷起于西四北大街般若庵，止于西直门内大街广济寺。
翻阅清宫遗档，清康熙五十二年圣祖皇帝六十寿诞，宫廷画师冷枚等十四人在总裁官王原祁统制下为皇帝绘制《万寿盛典图》所起草的绘本稿本中市井繁华荣景之一部分。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些画家都是什么人。
清乾隆年编纂的《石渠宝笈初编》有这样一段记载：
画院绘万寿图二卷 上等宙一 贮乾清宫
素绢本，着色画，分上下二卷。上卷凡三十一段，下卷凡十九段，每段小楷标记。每卷末款识云：康熙五十六年春正月，臣冷枚、徐玫、顾天俊、金昆、邹文玉、金永熙、李和、畲熙璋、樊珍、刘余庆、楚恒、贺铨、贺永治、徐名世奉敕恭画。下有臣冷枚、敬事后食二印。每卷隔水前别幅楷书万寿图记各一篇，上卷记文前又识云：皇上御极五十二年，德深仁厚，久道化洽。三月十八日恭遇六旬万寿，自畿辅各省以至遐陬僻徼，莫不衢歌巷舞，击壤呼嵩。（《石渠宝笈初编》卷五，国朝 人画 轴 上等）
查找史料，我们只能找到以下5位画家的介绍。其中，除冷枚有较详尽的相关记载外，其余4位只有非常简单的记录。而除此之外的9位画家（顾天俊、邹文玉、李和、畲熙璋、樊珍、刘余庆、楚恒、贺铨、贺永治），则没有看到任何相关记载。
冷枚（约1669年—1742年），字吉臣，号金门画史，山东胶州人，焦秉贞弟子。清代宫廷画家。善画人物、界画，尤精仕女。所画人物工丽妍雅，笔墨洁净，色彩韶秀，其画法兼工带写，点缀屋宇器皿，笔极精细，亦生动有致。康熙之后，雍正年间，冷枚曾出宫，入和硕宝亲王府。在宝亲王府的十余年，冷枚作画，改“臣冷枚恭画”款，落“金门画史冷枚”识。
徐玫（生卒年不详），字彩若，采若，号华坞，吴县（今江苏苏州）人，画史上对于他生平的记述亦十分简略，根据一些零星的资料可以确定他是活动于康熙前期时的画家。一般认为，徐玫擅长画人物，花鸟，勾染工整，色彩妍雅。徐玫起先是在苏州织造府内作画，后来北上，在清朝宫廷以画供职。
金昆（生卒年不详），供奉内廷，有《庆丰图》、《虎丘待月图》等，并邀御题。
金永熙（生卒年不详），清江苏苏州人，字明吉。王原祁弟子，山水得其法，与王敬铭、李为宪、曹培源称原祁四大弟子。康熙三十四年曾仿吴镇绘制过一幅《山水图》。
徐名世（生卒年不详），擅人物画。
在这14位画家之外，我们还发现，王原祁（1642 -1715）曾主持过《万寿盛典图》的绘制工作，但作为清初四王之一的王原祁却未直接参与画卷的工作。而且，画卷尚未绘制完成，王原祁便因病去世了。于是，接下去的工作便由王原祁的兄弟王奕清接办。
《万寿盛典图》作为清康雍乾三代盛世最重要的宫廷钜制之一，具有非常高的艺术价值。参与此卷绘制的，无一不是当时最重要的画家，领衔参与这个手卷绘制的是冷枚这样的大家。由于此山水卷撷取了京畿街巷之间的繁华与喧闹，又巧妙地展示出普通人家以及一般市民的日常社会生活场景，故而，在此卷中，我们得以看到以独特的近似于话本的形式展现出中国古代手卷书画中某种特色独具的叙事模式。于此之外，此山水卷中，笔墨设色亦极是精到，有其独特的是此卷更将山水画与民俗画结合为一体，愈加以人物描绘手法钩陈，得至画艺之巅。
市井卷尽管只是《万寿盛典图》上卷部分情景的展现，但它集中了从北京西四北般若庵至西直门内大街近现今赵登禹路交叉路口广济寺一段十余里市井长街的场景：
市井卷卷首起于西四北般若庵，此图右下角建筑即为般若庵
市井卷卷尾迄于西直门内大街广济寺，此图卷末众官员及僧俗众人跪拜于前的寺庙即为广济寺
市井卷撷取万寿庆典当日皇帝圣驾路途之中最具市井风情的一个片段：从市井官民以及僧俗人等的百态中尽显万寿庆典当日京畿情状。从这幅市井卷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从起笔的铺陈，到逐一的高潮迭起，再到舒缓的过渡，最后达到众臣跪拜的高潮，之后便戛然而止。在这个画卷中，我们看到，画师们凭借街景的演进和沿途搭建的帐幔与楼台的次第排列都巧妙地使画卷变得极具生活气息。
距西四路口不远的西方寺前，我们看到，以“物阜民安”彩坊为界，此彩坊以南至“河清海晏”彩坊，未见众人聚集，仅有零星官民人众散布街衢之中，气氛祥和平淡，段落中央位置妇孺相携，现交头接耳之状。若非街对面的一列陈设有供奉万寿贺礼的寿帐，以及街边搭建的恭讽《万寿经》的高台，此街景几与平日无异：
西四北不远处西方寺
“物阜民安”彩坊南，生活气息浓郁
“物阜民安”彩坊以南，至“万国欢心”彩坊，在翰林院等部搭建的戏台前，南来的戏曲已经开锣演绎，戏台周遭不大的画面范围内围观看戏的近百人，看戏的人当中有聚精会神者，也有环顾左右、相互交谈者。就在戏台前不远处，又有在大车行挑选驿马的，或许是准备上路拉脚也未可知。更在街面上尚有果蔬摊贩摆开摊位，兜售时鲜果蔬。画段中央，一行脚者正在向官人打听去处。场景很是生动，喧闹之中画卷的高潮凸显，却又能看得到闹中有静。
戏台前看戏者不下百人，有专注戏台者，也有闲散之人
走过翰林院戏台，行至“亿载昌期”彩坊前便是内阁翰林院詹事府恭讽《万寿经》的普庆寺；画卷至此，画面中的人物景致都显示出平和与散漫，无疾无徐。普庆寺中，有朝臣于闲暇之时正与寺中僧人闲谈，所谈之事虽未可知，但气氛融洽，人们面带笑意，尤显轻松惬意。
普庆寺中，有官员恰与寺中僧人交谈沟通
从“亿载昌期”彩坊到“玉纬珠联”彩坊只有不长的一段街道，但却是画幅中商贾相对最集中一段街道。画卷上方，我们可以看到为万寿庆典专门在胡同口建了栅栏门，待皇帝行辇行至此处时便会将栅栏门关闭，以阻拦无关人等。就在这个胡同口，有两个商铺，其一是“福建烟发行”，再一个是家药铺，药铺的摊位还摆到了街面上，甚或占据了一段街道。街中央，一个水果摊贩正在吆喝他的果品的美味而物美价廉，近景处还有挑夫挑担而行。这个段落近景下方的位置，与喧闹的街面相比，却是一片安静平和之境，两个官人在饮茶闲谈，一位貌似店小二的男人在持茶钵忙碌，一个妇人在门洞内仿佛正要离开这个小院，而眉宇间又在向内室打量。事实上，这些在在都表现着康熙一朝京城市井风情，也成为当时历史文化的真实记录。
从“亿载昌期”到“玉纬珠联”，一片商贾摊贩聚集的样子
根据《石渠宝笈初集》的记载，我们知道，曾经庋藏于乾清宫的《万寿盛典图》的原本，上下卷纵均67厘米，其上卷横4350厘米。与之相比，市井卷则仅为完成卷的百分之十五左右，尽管如此，但这个片段的画卷依然非常重要的收藏价值。关于这幅手卷收藏价值的考察，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1. 我们为什么可以确切地说，这幅手卷就是冷枚等人当年所画的那个版本？
康熙六十岁的万寿节是在康熙五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713年。这个手卷也就是在这一年绘制出来交给皇帝定夺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发现四个地方出现了与避圣讳有关的痕迹，即“玉暦凝庥” “万年玉暦山河固” “寿缄弘润” 和“寳暦弘长”。
避圣讳或避家讳，在中国文化中自古有之。但在清之前，避讳之法多采用通假或同音不同字的方式来处理。而有清一代，特别是顺治之后，避讳之风甚为重，康雍乾三朝则变得更为严苛。康熙朝有“玄烨”的圣讳，雍正帝又有“胤禛”之讳，接下来的高宗皇帝登基大位前的名字“弘暦”也成为圣讳。此时，凡遇需避圣讳之处，人们大多采用增笔或减笔的方式予以避之。而在市井卷中，我们发现了这四处出现的“暦”“弘”二字，却未见一处有减增笔划或迻换通假。显然，市井卷并未避乾隆皇帝（弘暦）的圣讳，这一点足以证明，此市井卷不可能绘制于乾隆年之后——除非绘制于宣统之后的民国。
而雍正年间，胤禛曾将万寿盛典图主要画师冷枚遣散出宫。彼时，冷枚入弘历和硕宝亲王府，以长于人物山水之画技得弘历赏识，尝用“金门画史”之钤印。至弘历承继大统登基，以高宗改号乾隆之后，冷枚方得回到宫中。冷枚回到紫禁城一事，清宫造办处活计文件有相关的记载：“乾隆元年（1736年）正月初九日，内大臣海望奉上谕将画画人冷枚传来，照慈宁宫画画人赏给钱粮。”至此，我们又可以把此卷绘制的时间精确到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事实上，正是这四则题联为我们确定此卷绘制时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工部等恭讽《万寿经》处有一处照壁。在市井卷中，这一照壁上完全是一片空白；而刻本中，这个照壁上则抄录了圣祖皇帝于五十二年三月十八日万寿庆典前不久的三月初一日所下谕旨；需知，这个被抄录上去的圣谕并不是说明性文字，而应当被看作是画卷内容的一部分。圣祖皇帝的此道圣谕是：
谕王贝勒大臣九卿詹事科道，朕昨进京，见各处为朕六十寿庆贺保安祈福祝延者不计其数。朕实凉德，自觉愧汗。从来帝王之治天下罔不以民生为念，若为一己之私即不能扩而充之矣。朕若先知，必令止之。今以成矣，难毁众志。夜来思之达旦，朕所以为天下万国苍生之主者，万姓安即朕之安，天下福即朕之福。若能祈祷雨赐时若，家给人足，则朕安寝饱食，可以却病延年。此朕之求福，非有妄想也。传之各处，凡有祝延者，必求雨赐时若，万邦咸宁为先。朕已老矣，有若无，实若虚，夙夜匪懈，履薄临深之念与日并增，岂敢自有满假乎。特谕。
此谕凡二百一十一言。谕中所言“朕昨进京”，据《初集》应当是二月廿九日（即1713年3月25日）。这个日子距三月十八日圣祖皇帝六秩万寿节尚有十九天。但在市井卷中，这块照壁却依然保留着一片空白；此道谕旨是在刻本中才开始出现的。从这个证据上看，市井卷也就不可能是在正式绘本完成后绘制的。我们或许可以推测，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唯一的理由可能就是：当冷枚等画师绘制《万寿盛典图》初稿准备呈送皇帝御览时，他们很可能尚未看到圣谕的文字。而朱圭在镌刻刻本时却将这道圣谕几乎原文照抄于照壁之上，故而，我们相信，这道圣谕在朱圭镌制刻本以及画师们绘制完成卷时，个中一应人等都已看到了皇帝圣谕的全部准确文字。
市井卷中，照壁处保留了空白，而刻本中则将圣祖皇帝圣谕原文抄录镌刻于照壁上
这进一步在证明，此幅手卷应该是在朱圭刻本之前绘制的，亦即不会早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
2. 这幅手卷是如何流落出紫禁城的？
民国十三年（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于11月5日指派鹿钟麟带兵进紫禁城，逼溥仪离宫，溥仪后转住到天津张园。
在接近画卷的结尾处，我们竟然又发现了一方印鉴：
市井卷接近卷尾处钤“宣统鉴赏”四字朱文印
由于这方宣统鉴赏印的出现，我们又可以断定，此幅画卷应当曾经是清宫皇家收藏。由于皇宫旧藏书画多钤有历代帝王收藏鉴赏印，此类鉴赏印或钤于画心上，也有钤于隔水或拖卷、拖纸之上者。而此市井卷，既无引首，亦无拖尾，且隔水更不会有了，画幅内也未见其他钤印，仅见此宣统鉴赏之印。宣统皇帝鉴赏印玺不止一方，有“宣统鉴赏”四字朱文印，也有“宣统御览之宝”的六字朱文印。宫中藏画中，多以“宣统御览之宝”印钤之。但“宣统鉴赏”印何时、出于何原因启用，尚无文献记载。不过，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是，清宫藏书画中，未曾流出宫禁的古代书画，凡宣统调看品鉴者均只钤“宣统御览之宝”印。1924年，溥仪离开紫禁城时或携带出宫，或赏赐他人的书画，多加钤“宣统鉴赏”印。故而，有些曾为宣统调看鉴赏过的书画钤有二印，有些则只钤一印。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于清嘉庆四年（1799年）入藏清宫，并著录于《石渠宝笈三编》。1921年，溥仪以赏赐溥杰为名，将《清明上河图》等文物输运出宫，由天津转携至长春伪满皇宫。此图卷入藏清宫的120余年间，多位帝王曾经品鉴，其中当然包括宣统皇帝。后被带出紫禁城，此图卷历经辗转，又于一九四九年回归故宫。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此图卷后隔水处出现了两处宣统鉴赏的印玺：
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后隔水处的“宣统御览之宝”和“宣统鉴赏”
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北京故宫博物院馆藏也有部分书画，仅钤“宣统御览之宝”印，却未见“宣统鉴赏”之印。根据这些情况，我们可以知道，1924年溥仪离宫时未被“送出”或携出紫禁城的书画均未钤“宣统鉴赏”之印，如宋徽宗赵佶《芙蓉锦鸡图》；而曾经离开过紫禁城的书画中，“宣统鉴赏”印玺则多有出现。
由此，我们可以断定，市井卷应该是溥仪与1924年离开紫禁城时从宫中携带出来的。
3. 为什么说这幅手卷具有非常明显的文物稀缺性？
细读市井卷的画卷的绢质，我们发现，此画绢的织造工艺堪称精致，且经线偏粗，纬线则不显，从其绢质看带有贡绢的明显特征：
市井卷画绢织造精致，织丝匀称，编织紧致齐整，显见系宫廷贡绢
由于参与此画绘制的都是当时最优秀的画师，他们中间有些人在后来还成为画坛声名卓著的绘画大师，除冷枚外，还有徐玫、金昆等人。由于此画是由康熙朝这些第一流大师绘制的，故而画卷的叙事形式与艺术语言都是当时最高水平的体现，也是宫廷画师典型风格的表现——宫廷画师的风格与民间、文人画家散逸通透的风度显然是不同的。
可以确认的是，这是一幅记录了非常重要的历史文化信息的艺术作品，它不仅记录了康熙帝六十诞辰万寿庆典当日京畿百般风景，而且还在画卷中将许多历史信息保存下来。而这些也赋予这个手卷以难得的稀缺性。
至此，我们已对市井卷的各方面疑点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和考察。
我们在最初的疑点重重中抽丝剥茧，查阅了相关史料。此项工作使我们能够揭开遮蔽在这幅市井卷上的迷雾，使它的身份得以确认；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确认了这幅手卷的原创作者，对其绘制过程也有了明确的认知。这个过程最初充满了不确定性，我们只能从画卷上不多的蛛丝马迹去寻找那些疑问的答案。
我们现在知道了，这幅手卷是由冷枚领衔，率另外十三位画师所绘。此画记录了康熙五十二年为在京城举办的一场大型的游行庆典活动。不过，此画只是截取了京城内城街景的一部分。此画庋藏宫中两百余年之后流出紫禁城。自1924年宣统皇帝溥仪被赶出紫禁城至今，此画也已在民间流传了近百年。
我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幅手卷的历史文化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势必将越来越为更多的人所发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