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遇墓土回归先祖在哪里 地点位置一览，

土尔扈特部的西迁与东归

土尔扈特部源出历史上的克烈剔部，其早期历史可上溯到八九世纪的九姓鞑靼。土尔扈特部始祖为翁罕。12世纪后半叶，翁罕为克烈剔部首领，其时人口众多，兵强马壮，在蒙古诸部中被尊称为“也可汗”（大皇帝）。而此时的铁木真，却处在童年丧父，屡遭磨难，身处逆境之中。因翁罕是成吉思汗父亲也速该的“安答”(异姓兄弟)，有着“亲宜世继”的关系，成为铁木真最理想的保护者和同盟者。宋庆元五年（1199），当铁木真援助翁罕击败了乃蛮部的袭击后，两人在土兀刺河（今蒙古国土拉河）再次结为父子，确立了“父子安答”的关系。

克烈惕部12世纪时游牧于蒙古高原偏北地区。此后随着铁木真部落的崛起和元朝的建立、灭亡，该部落逐渐衰落，并向西部游牧。正是这个阶段，克烈惕部分易名为土尔扈特。

一、西迁

土尔扈特属于漠西蒙古的一部,在元朝，漠西蒙古被称为“斡亦刺惕”，也就是在明朝曾经打到北京城下，在“土木堡之变”中俘获了明英宗的“瓦刺”，在明清之交,漠西蒙古又被称为“卫拉特”或“厄鲁特”。“卫拉特”有联盟的意思，主要由四大部落构成：游牧于乌鲁木齐一带的和硕特部；游牧于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伊犁河流域的准噶尔部；游牧于额尔齐斯河两岸的杜尔伯特部；游牧于塔尔巴哈台(今新疆塔城)以西的土尔扈特部。

厄鲁特各部之间虽有联盟，但互不统属难相制衡。当时准噶尔部落首领巴图尔浑台吉逐渐取代和硕特领主地位，成为四卫拉特联盟盟主，“恃其强侮诸卫拉特”，并企图兼并土尔扈特等部。由于准噶尔势力日益强大，其部长巴图尔浑台吉意图兼并土尔扈特。土尔扈特部长和鄂尔勒克不满于蒙古王公之间的纷争，与巴图尔浑台吉交恶，两部关系紧张，于是率一部分牧民向西游牧到额尔齐斯河上游。当时，他们又受到沙皇俄国扩张主义者的威胁。沙俄塔拉将军加加林要他们“宣誓效忠沙皇”，签订相应的条约，加入俄国国籍。厄鲁特蒙古各部断然拒绝了俄国的无理要求。俄国塔拉当局也拒绝了土尔扈特希望与俄国和睦相处，允许他们在该地游牧的要求。这时沙俄的侵略势力伸展到西伯利亚南部土尔扈特部以北地区，在原为卫拉特蒙古辖地和传统牧地上建立了托木斯克、叶尼赛斯克、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等一系列哥萨克军事堡垒，奴役、掠夺和剥削当地广大牧民，并对与其相邻的土尔扈特部虎视眈眈，伺机南下，严重威胁土尔扈特部之生存。

在这种形势下，土尔扈特部在其首领和鄂尔勒克带领下，连同附近一部分和硕特、杜尔伯特部众共约5万帐19万人（一说25万人），于明崇祯元年（1628年），离开了塔尔巴哈台和额尔齐斯河中游西岸的原游牧地，经过长途跋涉和无数次战斗，击败了途中阻拦的诺盖人，越过哈萨克草原，于17世纪30年代，向西迁徙到伏尔加河流域下游南北两岸的广大草原。

早在1618年，和鄂尔勒克就派人到伏尔加河下游做过实地考察,那里原先是诺盖汗国的牧地，后来汗国衰微，成了一块人烟稀少的无主之地，而沙俄的势力也没有延伸过去。1628年(明崇祯元年)，和鄂尔勒克带领部众，连同附近一部分和硕特、杜尔伯特部众共约5万帐19万人（一说25万人），离开了塔尔巴哈台和额尔齐斯河中游西岸的原游牧地，向西迁徙。他们首先北上走托博尔河上游，并且打败了无端袭击他们的鞑靼部人，又拐向西西伯利亚，经过哈萨克草原，越过乌拉尔河，经受了诺盖部落几次突袭，于1630年到达伏尔加河中下游沿岸的草原上定居下来。

伏尔加河中下游草原曾是强大的蒙古钦察汗国的心脏地带。钦察汗国瓦解后，这一地带属于阿斯特拉罕汗国，16世纪50年代被俄国征服。由于长期战乱，原住的游牧民大批走散，俄国一时也没有足够的人力来开发，所辖军民集中于为数不多的据点而已。留里克王朝绝嗣以后，俄国经历了20年大混乱时期，直到1618年才在罗曼诺夫王朝统治下恢复正常。为争夺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它与波兰从1654年开始战争,历时达13年之久。1656年它与瑞典为争夺波罗的海东岸爆发的战争也延绵了数年。再加之1670年席卷俄罗斯东南广大地区的农民战争,这都使得沙俄对东南扩张力不从心。所以，当土尔扈特人来到伏尔加草原时，几乎如入无人之境。俄国阿斯特拉罕边区军政当局只能坚守城镇，根本无力制止土尔扈特人占领草原。

土尔扈特人把这里看作是休养生息、发展牲畜业、繁衍部落的理想境地，放牧牲畜，逐水草而居，行围猎之利。活动范围东至乌拉尔河，与哈喇哈尔榜为界；西至顿河，界图里雅斯克，即土耳其；南至黑海北岸哈萨克地区；西至萨拉托夫，接俄罗斯国境。部落居住中心是在伏尔加河与乌拉河之间的马怒托海，部落首领和鄂尔勒克的牙帐设于伏尔加河支流的阿赫图巴河。在这里，他们遵循古老部落组织的习惯和观念生活着，“置鄂拓克，设宰桑”，管理部众。按照传统政治制度建立的议会组织“固尔札”，是本部最高的议事、决策和权力机构，经常商定部落内外大事，制订法律和执行部落传统的习惯法，解决部落之间的矛盾、争议和各种纠纷，维护社会秩序和部落的稳定。土尔扈特人敬佛诵经，按蒙古习俗生活，并一直保持和加强与其它卫拉特部及内地的联系，从无间断。

二、与故土的联系

土尔扈特部西迁之后，和卫拉特各部一直保持着联系，和鄂尔勒克在1640年还回过一次故乡，参加巴图尔浑台吉发起的蒙古领主大会，共同制订了《蒙古卫拉特法典》。距离产生美，土尔扈特主动西迁，化解了和准噶尔部争夺牧场的矛盾，双方又变得亲热起来，巴图尔浑台吉还当了和鄂尔勒克的女婿，两家从此世代通婚。准噶尔部和哈萨克人打仗，土尔扈特派兵支援。

清朝在入关前就征服了漠南蒙古和漠北喀尔喀蒙古，面对一个新兴的强大政权,卫拉特自然不甘人后。从顺治十二年到顺治十四年(1655～1657)，土尔扈特部接连派遣使者进贡，要求清政府准其在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进行茶马互市，允许他们到青海、西藏礼佛，清廷都接受了。

康熙十一年(1672)，阿玉奇继承土尔扈特部汗位，他执政的52年，是土尔扈特最为强大的时代。而此时，准噶尔部的噶尔丹逐渐兼并卫拉特各部，势力进人南疆、青海，用兵漠北、漠南蒙古，威逼北京。康熙三十五年(1696)，清军与噶尔丹在昭莫多一战，噶尔丹惨败。康熙为防噶尔丹窜回伊犁，断其归路，命噶尔丹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在阿尔泰山堵截，阿玉奇也派兵千人前往策妄阿拉布坦处设防。噶尔丹兵败身死后，阿玉奇还遣使到北京祝捷。

好景不长，策妄阿拉布坦和他叔叔噶尔丹一样，在成为准噶尔汗之后也走向与清政府对立的道路，这也导致了土尔扈特部与万里之外的清政府沟通起来更为困难。康熙三十八年(1699)，土尔扈特部贡使在返回途中被策妄阿拉布坦杀害。康熙四十三年(1704)，阿玉奇的嫂子和侄子前往西藏熬茶供佛，回归时为策妄阿拉布坦所阻。阿玉奇企望和准噶尔部改善关系，曾把女儿嫁给策妄阿拉布坦，但策妄阿拉布坦出于扩张的需要，依旧时时制造磨擦。

康熙四十八年(1709)，阿玉奇派出使团，取道俄国的西伯利亚，经库伦、张家口,走了两年多才到达北京，其使团公开使命是商洽阿玉奇侄子返回土尔扈特部落问题。但阿玉奇给康熙帝的奏文中称:“所差之使，乃吾心腹小役，圣祖若有密旨，请赐口谕。”磋商机密实则不外乎如何联合起来，对付日益强大并威胁双方安全的策妄阿拉布坦。康熙帝当即决定，以最快的速度派出访问土尔扈特的使团。

1712年6月23日,使团从北京起程，这是中国首次派向欧洲的使团，成员之一的图理琛归国后写成《异域录》，因此这个使团被称为“图理琛使团”。1714年7月12日，使团抵达土尔扈特部落阿玉奇驻地。次日，举行了隆重的迎宾仪式，使节向阿玉奇宣诏并递交了康熙帝诏书，阿玉奇和部落人跪接。在欢迎宴会上，阿玉奇详细地询问了国内的情况，连康熙在木兰围场打猎和在承德避暑山庄生活的情况都问到了，并说:“满洲、蒙古大率相类，想起初必系同源”，还说土尔扈特部的衣冠、语言和中国相同，与沙俄是大相径庭，两者无法相比。使团在土尔扈特部待了14天，部落的显贵们轮番举行盛宴，阿玉奇的孙子还献给康熙一杆鸟枪。阿玉奇虽然流露出对祖国的怀念,但似乎也没有下定决心东返。

三、与沙俄的斗争

沙俄原是以小小的莫斯科公国通过不断的武力征服兼并其他民族，逐渐变成一个庞然大物的，它最感兴趣的东西就是土地，土尔扈特部的地盘当然会引来它的垂涎。

当时，俄国政府的实际控制力量虽然尚未达到辽阔的伏尔加河草原，可是当土尔扈特在这里建立起新的游牧生活之后，沙俄政府立即对他们施加强大的压力。早就与俄国人打过交道的和鄂尔勒克，“在认识俄国人的初期，就对俄国人的道德品质留下了极坏的印象”，根本就“没有宣誓隶属俄国之意”。

16世纪中期，沙俄用武力相继占领喀山汗国、阿斯特拉汗国和诺盖汗国后，接着就把侵略魔爪伸向其觊觎已久的土尔扈特蒙古，侵略破坏活动连续不止。

1643年，和鄂尔勒克率部进攻俄占阿斯特拉城的战斗中牺牲。沙俄鉴于土尔扈特有相当的实力，企图在四卫拉特中进行分化瓦解。1642年，沙俄利用土尔扈特部和准噶尔部的矛盾，派遣克列皮可夫见巴图尔浑台吉，诱骗他和沙俄合作，用武力联合进攻土尔扈特部，遭到拒绝。后又企图拉拢和硕特部阿巴斯一起进攻，也未能得逞。

面对沙俄侵略的威胁，和鄂尔勒克子书库尔岱青并没有在沙俄淫威下屈服，而是继承其父遗志，对沙俄侵略者进行坚决斗争。认为“自己有权在草原上游牧，在河流中航行”，因为“土地和水是佛的”。并对侵略者说，“他们永远不当谁的奴隶，除神以外，他们不怕任何人”。清顺治三年（1646年），沙俄为了达到控制土尔扈特的目的，乘书库尔岱青赴西藏熬茶礼佛、晋拜达赖喇嘛之机，在土尔扈特贵族中大肆进行煽动，诱骗他们“要求俄国保护”，但其企图也落空。之后，又从军事上施加压力，在土尔扈特部沿边周围修筑军事要塞，屯驻侵略军，并不断对土尔扈特部进行骚扰。在武力威胁因遭土尔扈特部众反抗未能奏效后，即转换策略，采取政治手段，在贵族中进行威胁利诱和分化瓦解，图达到控制土尔扈特并使其归顺的目的。如沙俄妄图以升官和物质引诱书库尔岱青及其子朋楚克等人来归顺，均遭他们的拒绝，其妄图直接统治土尔扈特的阴谋终究未能得逞。

至1659年，迫于俄国的压力，土尔扈特在形式上臣服于沙俄。于是，在伏尔加草原形成了一种双重主权的特殊状态：俄国享受形式上的最高主权，土尔扈特人保持着实际上的内政独立。尽管如此，土尔扈特汗阿玉奇仍然“独立行动，甚至进攻沿伏尔加河诸俄罗斯城市”。土尔扈特人的不断反抗，使俄国政府无法实现对他们的彻底征服。于是俄国当局又采用了另一手。他们强迫土尔扈特放弃自己信仰的藏传佛教，改宗东正教，企图由此驯服强悍善战的土尔扈特。“俄国无所忌惮地给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人施加洗礼”，进行大规模的宗教迫害。然而，与俄国政府的愿望相反，“所有这些努力的最后结果都是同样的——激起了信奉佛教的游牧民族起来反对改宗正教的活动”。他们思念厄鲁特各部和亲人，怀念祖国，曾多次遣使向清朝政府朝贡。

17～18世纪，彼得一世统治沙皇俄国，为了适应其国内新兴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对外进一步实行扩张主义政策。一方面在南方和土耳其作战，力图夺取黑海出海口，在北方和瑞典进行长期战争。为支撑战争的需要，沙俄在国内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加紧征兵征税；同时，对邻近的土尔扈特蒙古等部，通过各种手段进行政治控制和经济掠夺，并强迫土尔扈特部众当兵开赴前线为其作战。

17世纪下半叶，沙皇彼得一世在发动对瑞典和土耳其的战争中,征调土尔扈特部士兵1万余人。此后，由于土尔扈特部骑兵骁勇善战,在沙俄历次对外作战中,几乎无役不与。

康熙十二年（1673年）后，沙俄又强迫土尔扈特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土尔扈特蒙古地区多种商贸经济特权，并进一步在政治上实行控制，公然宣称土尔扈特已属己有，因而遭到了土尔扈特人民的强烈反对和顽强抗击。17世纪中，土尔扈特人积极响应由俄国农民领袖拉辛率领的顿河、伏尔加河农民起义和巴什基尔人起义。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在阿玉奇汗（朋楚克长子）领导下，袭击了沙俄统治下的许多城市和地区，狠狠打击了沙俄侵略者对伏尔加河流域的势力。雍正二年（1724年），阿玉奇汗逝世，由其孙敦罗布喇什继位，沙俄乘机加强控制，并强制实行对土尔扈特汗的任命权。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敦罗布喇什也故去，由其子年仅19岁的渥巴锡继位。沙俄欺其年少，乘机将土尔扈特直属于汗的最高权力机构王公议会“固尔札”，强行隶属于沙俄外交部的控制下，其“固尔札”成员实行年俸制，并派官员直接进行管辖，以达到操纵“固尔札”、架空渥巴锡汗的目的。与此同时，沙俄政府又在土尔扈特内部另找代理人，任命策伯克多尔济为“固尔札”首领，以分化瓦解土尔扈特内部力量，与渥巴锡汗相对抗，进而驾驭之。

土尔扈特人崇信藏传佛教格鲁派（俗称黄教）。他们熬茶敬佛，在生活和文化等各方面都离不开喇嘛教。这对维护土尔扈特蒙古内部团结及保持与卫拉特其它部联系方面起有重要作用。沙俄政府懂得要牢牢控制和占有土尔扈特，必须改变其宗教意识形态，断绝他们与蒙古各部和内地各民族人民的宗教联系，而代之以西方的宗教意识——俄罗斯的东正教，用“上帝”的旨意来驯服、奴役土尔扈特人，使之能在“上帝”的安排下，逆来顺受，自觉归顺沙俄的统治。为此，彼得一世甚至亲自说服土尔扈特人改信东正教。他们不断制造宗教矛盾和纠纷，对土尔扈特部众进行大规模的宗教迫害，妄图消灭喇嘛教，引起土尔扈特部众及僧侣的恐慌和公愤，激起他们的强烈反抗。

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期，沙俄国内以阶级矛盾为主的各种矛盾更加激化，沙俄政府除了更加紧剥削和压迫国内的各民族农民外，对土尔扈特部也采取进一步掠夺、控制和民族压迫的政策。沙俄一方面在其周围加强驻兵，以武力相威胁，形成包围之势；另一方面，又派出大使基申斯科夫驻于土尔扈特部，对土尔扈特人的行动和动向进行直接监督，并从事一系列特务活动。为限制渥巴锡的权力，沙俄政府于1762年宣布改组土尔扈特议会“固尔札”，规定其成员与汗有同等的权力地位，以削弱汗的势力，并阴谋策划用投靠沙俄且已加入东正教的杜尔伯特贵族敦杜克夫来代替渥巴锡汗建立傀儡政权，妄图使土尔扈特成为沙俄管辖的行政区域。面对土尔扈特固有的政权机构即将被废除，民族独立即将丧失的危机，土尔扈特部从王公贵族至广大的牧民都表现了极大的忧虑和不安。土尔扈特部一些热爱本民族和祖国的王公志士，为了使土尔扈特蒙古免遭灭亡和凌辱，挽救土尔扈特及其与祖国各民族的血肉联系和兄弟情谊，经过秘密酝酿，决定选择一条东返伊犁河流域的光明之路。

四、东归

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继位后，继续推行彼得一世的扩张政策，穷兵黩武。在渥巴锡执政的10年间，沙皇俄国政府在部落征兵达32次,征畜达56次，部落的子弟在战争中死者高达8万余人，征去战场死去的大牲畜高达40万头。

1770年，沙俄强令16岁以上的男子尽行出征，这一措施暗含让土尔扈特部灭族的祸心。一些饱经风霜的老人叹息:“土尔扈特人的末日来到了。”而女沙皇为了让土尔扈特部效忠于自己，还要求渥巴锡汗送上自己及其他300个贵族的儿子当人质,这更让土尔扈特人忍无可忍。

26岁的渥巴锡召开了绝密会议，组成领导核心，决定开展武装斗争，率领全部族回归祖国。11月，渥巴锡以防御哥萨克入侵为名，下令每户派出一人到某地集合，数万名骑士如期赶到。会上作了动员，一致决定东归，并立即开始各种准备工作。

1771年1月5日是土尔扈特历史上最光辉的纪念日。这天，渥巴锡向全体牧民历数沙俄残暴统治的滔天罪行，号召大家只有奋起抗俄返回祖国才是唯一出路。顿时，伏尔加河辽阔的草原上发出了气壮山河的呼声：“我们的子孙永远不做奴隶，让我们到太阳升起的地方去！”他们歼灭了监视他们的沙俄官员、军队和其他人员，焚烧了自己的宫殿、村落和带不走的粮食、物品。草原上升起了巨大的烟柱。渥巴锡汗骑在马上，举着鲜艳夺目的彩条旗，带着3万2千帐共17万部众，分三路离开居住了140多年的伏尔加河下游草原，踏着积雪，向太阳升起的东方——祖国前进。

成千上万的妇孺和老人乘着马车、骆驼和雪撬，在跃马横刀的勇士们护卫下，离开了白雪皑皑的伏尔加河草原，一队接一队地迤逦前进。俄国女皇闻讯后大发雷霆，认为土尔扈特东归，是沙俄罗曼诺夫王朝的耻辱，她于是派出大批哥萨克骑兵进行追击和阻截。沙俄政府对未能走脱的伏尔加河左岸1万余户土尔扈特人，采取了更加严密的防范措施，致使这部分蒙古族牧民未能跟随渥巴锡返回故乡。

踏上征途的土尔扈特人，在前有哥萨克拦截，后有俄军尾追的紧急形势下，渥巴锡把起义大军组织得井井有条，一支精锐部队作为开路先锋，接着是妇女、老弱、车辆牲畜等辎重队伍，再后面是渥巴锡率领的2万骑兵殿后。他们只用了8天时间，就到达乌拉尔河，把尾追之敌远远地抛在后面。先头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摧毁了乌拉尔河上的俄国据点，使大队人马安全地从冰上过河，顺利地踏上了大雪覆盖的哈萨克草原。在长征途中，土尔扈特人在渥巴锡的率领下，英勇克敌，战胜了各种艰难险阻。在他们踏上哈萨克草原不久，一支外翼队伍遭到了哥萨克的突然袭击。这是一次惨绝人寰的战斗，由于土尔扈特部以分散的队形赶着大批的牲畜前进，在受到袭击时还没来得及集中力量，便展开了白刃搏斗，致使9千名战士壮烈牺牲。二月初，土尔扈特的东进队伍来到奥琴峡谷，山口被一支庞大的哥萨克骑兵抢先占据，整个队伍无法前进。在这紧急关头，渥巴锡指挥若定，亲率5队骆驼兵从正面猛攻。策伯克多尔济则率领一支训练有素的枪队从后面袭击，彻底歼灭了拦截之敌，为牺牲的同胞报仇雪恨，使大队人马顺利通过了峡谷。

土尔扈特部经过多次激烈战斗，大批人员牺牲，大量牲畜死亡。严冬过后，酷暑来临。在漫长的征途中，疾病侵袭，饥饿折磨，疲惫不堪的队伍扶老携幼，在艰难中苦苦挣扎。当到了土尔阶河的时候，又突然遇到俄军2万多人的严密封锁。在这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渥巴锡召集各部首领，动员大家团结抗敌，坚持到底，策伯克多尔济在会上慷慨陈词：“如果走回头路，每一步都会碰到亲人和同伴的尸骨。这里是奴隶的国度，而中国才是理想之邦。让我们奋勇前进，向着东方！向着东方！”这一席激昂的陈词，尤如战鼓擂响在每一个战士的胸膛。土尔扈特人民众志成城，同仇敌忾，在强大的敌人面前以一当十，奋不顾身，击退了拦截的敌人，强渡土尔阶河，机智地摆脱了追击的敌人，迅速向南跨入伊逊草原，越过沙俄边界小堡坑格勒图拉，终于踏上了祖国的领土。1771年7月，他们来到伊犁西南塔木哈卡伦附近，起行时的17万大军至此只剩下7万多人。他们蓬头垢面，形容枯槁，靴鞋俱无，但却终于实现了回归祖国的夙愿。

土尔扈特重返祖国后，他们献出了永乐八年明朝政府敕封给他们祖先的汉篆玉印。乾隆帝立即命令妥善安置他们在准噶尔盆地和科布多一带游牧，发放了大批救济物资，计马、牛、羊20余万头，米、,4万多石，茶2万余封，羊皮袄5万多件，棉布6万多匹，棉花6万斤，以及大量的毡庐（蒙古包）等等。渥巴锡等被迎接到承德，在木兰围场随围观猎，在避暑山庄里盛会赐宴。所有土尔扈特的各级头领都封了官爵。乾隆帝还亲自撰写了《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刻成两块巨大的碑石，树立在避暑山庄北普陀宗乘之庙的两侧。

1775年1月，年仅33岁的渥巴锡不幸死于天花，临去世前给部众留下遗言：“安分度日，勤奋耕田，繁育牲畜，勿生事端，致盼致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