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坊间不断推出讨论大脑与意识的书，我断断续续读过几本。最近读到《大脑的一天》（A Day in the Life of the Brain），觉得格外有意思。
本文将介绍这本书的基本想法，顺便也把一二自己的想法提出来，就教于方家。像这一门类的其他普及性著作一样，这本书还谈到很多我们都会关心的事情，如抑郁症、痴呆症、做梦、五官之觉、通感等，不过本文都没有提及，我自己的想法更只是零星表述。
一般认为，意识研究构成了当下神经科学研究的最前沿。得益于一批新技术，神经科学近年来发展迅猛。例如，把电压敏感染料引入脑成像领域，使得科学家能够直接观察到神经元的活动。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AI）的迅猛发展也促进了意识研究热，很多人认为AI的超级智力发展提出了AI是否会产生意识的问题。
《大脑的一天》的作者苏珊·格林菲尔德（Susan Greenfield）是牛津大学的神经科学家，她关注的基本问题是：与意识相应的神经机制是什么？依照她提出的假说，这一机制的核心是神经元聚合。
神经元聚合是发现于20世纪90年代的一种神经活动模式：在特定条件下，数以百万计的神经元会同时在亚秒级时间水平上临时性地同步工作。格林菲尔德认为，与意识密切相关的，既不是微观层面的突触集合，也不是宏观层面的某个脑区，而是这种中间尺度或曰介观尺度上的大脑活动。
苏珊·格林菲尔德，英国科学家，牛津大学林肯学院高级研究员。（图片来自苏珊·格林菲尔德个人官网）
格林菲尔德使用了一个贯穿全书的比喻：清晨，你被闹钟叫醒，相当于把石头扔进水里产生的涟漪。石头能激起多大的涟漪，或者说，唤醒程度或意识程度，取决于石头有多大以及投掷石头的力度。
投掷力度相当于闹钟铃声的大小，石头的大小相当于大脑中局部神经元固有连接（为行文方便起见，我将在下文称之为“神经元团队”）的规模，涟漪相当于每一次神经元聚合的大小。
我觉得这个比喻不很工整：在投掷石头的场景里，石头是从外部来到水里的，而在闹钟的场景里，铃声刺激是外来的，“神经元团队”即固定连接的那一批神经元却本来就在大脑之中。不过，这个比喻还是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作者的基本想法的。
神经元聚合的规模远远超出神经元团队的规模，就像涟漪的范围远远超出石头的尺寸。铃声这样的原初感官刺激激发了神经元团队之后，接下来将通过什么机制招募那些原本并不连接在一起的大量神经元来形成临时的神经元聚合？或者说，石头是怎样产生涟漪的？
格林菲尔德的回答大致是：有一批强有力的调节性化学物质播散在广大的脑区，它们使得周围细胞敏感于固有连接的神经元团队的不同反应，并参与进来造成涟漪的扩散。大脑中化学物质的改变会影响涟漪的扩散程度，例如酒精这种高度脂溶性物质会缩小神经元聚合，与之相应，醉汉的意识程度会降低。
我们都知道，娱乐消遣性药物会促使大脑分泌多巴胺，而多巴胺会带来愉快的心情。但我本来不知道，多巴胺会缩小神经元聚合，与之相应，意识程度会降低，许多意识状态将转变为被动的、阙失自我意识的状态，仅仅对连续快速出现的刺激做出反应，而愉快的心情是和大脑的这些变化连在一起的。
读到这里，我不禁浮想：深而广的心智给人带来太多的痛苦，天下苦此久矣，现而今人们争相投身于各种麻醉剂和娱乐节目来减弱心智增加快乐，进入“情绪高涨-认知低迷”的境界。不过，格林菲尔德提醒我们，高水平的多巴胺不仅联系于愉悦感，在恐惧经验中也起到重要作用。真个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神经元团队的规模（大脑中每一项硬连接辐辏包含的神经元数量）本身也不是固定的，这取决于你查看的是哪个物种的大脑。
更值得注意的是，它还取决于个体早年与特有环境的互动。简单来说，经验会改变固有连接的规模。物种越复杂，每一次特有经历就更有可能在其大脑中留下印记，换言之，固有连接的可塑性也就越大；个体经验越丰富，固有连接就改变得越多。
每一次神经元聚合的范围都远远超出神经元团队的规模，然而，单一的神经元聚合仍不足以产生意识，“因为到了300毫秒这个关键节点，一个神经元聚合的信号将大幅衰减至巅峰程度的20%”（283）。
意识的产生需要复数的神经元聚合。那么，原初的神经元聚合是怎样触发其他神经元聚合的呢？
格林菲尔德告诉我们，突触传导只是触发机制之一，促成并维持大规模神经元聚合的还有另外两种活动：容积传递（volume transmission）和间隙连接（gap junction）。容积传递基于树突可以不依赖细胞体产生的动作电位而自行释放化学物质，这是与经典突触传导完全不同的调节过程。
间隙连接则是说，“在神经元网络中，神经活动的快速振动不是通过突触而是通过这些间隙连接实现的。”（282）这类振动一旦启动，达到的范围将远超出突触信号所能传递的范围。不同于小范围的神经回路，这种成批的神经元聚合不大受时空限制。
格林菲尔德设想，“大脑各处的单一神经元聚合能够各自独立运作的时间可达到约300毫秒，但就在它们开始衰减之前，它们的活动，或者不如说，它们的能量，已经被转移到某种集合的能量池中。
且让我们把这个聚合池称为‘超聚合’，它可能相应于一次性的整体大脑状态，尤其是，相应于一个意识时刻……由此产生的全局性、整体性的涟漪有可能是意识时刻的真正的、最终的神经关联。”（283-284）
相应于每一次意识经验的是，大脑中不同区域的一批神经元聚合起来，同步进入协作，然后解散。不过，格林菲尔德申明，我们能够看见神经元聚合，而“超聚合”是不可见的，只是理论上的构建。
总结下来，最终的神经元超聚合规模是由以下因素决定的：感官刺激的强度、神经元团队的大小、有多少调节因子可用，以及与之竞争的新聚合的数量和强度。
半个世纪以来，人们广泛使用人脑与电脑的类比，所谓认知科学中的计算主义是其代表。随着脑科学对意识的关注，人脑与电脑的类比也被带入意识研究领域。
依照这个类比，大脑有个固化的结构，布满硬连线，各个节点或开或关。思维被视为在神经硬件上实现的操作系统，意识则被视为一种特殊的计算状态，可与特定的硬件相分离，上传到某个设备或另一个大脑。
然而，如生物学家马修·柯布（Matthew Cobb）指出的，“神经元不像二进制开关，可以打开或关闭，形成接线图。与之形成对照的是，神经元以一种模拟（analogue）的方式做出反应，改变它们的活动来回应刺激的变化”。格林菲尔德认可大脑有些局部的确是以二进制开关方式连接的，但这远不是大脑的整个故事。
大海的比喻要来得更恰当些：有时微波荡漾，有时惊涛骇浪。即使没有任何明显的刺激，神经元海洋也震荡不已。大脑的这种内源性活动已被脑科学普遍确认：“整个神经网络只是部分地受外部输入影响，自主性才是其显著特征。”
在这片不息的震荡之上，内生或外来的一次性刺激将触发某一次独一无二的神经元聚合。“独一无二”是格林菲尔德要突出的要点，“每一次神经元聚合……都是独一无二的——正是这种一次性的特点使神经元聚合相比其他可能的意识相关神经结构都更适合与每一个独特的意识瞬间相对应”。
独一无二不仅适用于描述每一个意识时刻，它还有更广泛的含义。我的意识不同于你的意识，每个人的总体意识都是独一无二的，这构成了每个人独一无二的主体（关于这一点，我会在下文中更详细地谈到）。
进一步，成人的意识不同于孩子的意识，人的意识不同于猫狗的意识，如果章鱼有意识，那么它们拥有的也不是猫狗那样的意识。
这些初看上去只是平常想法，但多想一步，它们提示出一个重要之点：意识概念从根本上有别于体积、引力、裂变这样的物理概念——两个物体的体积可以一模一样，两个意识却不可能。
意识的神经科学研究还在草创阶段，科学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假说。克里克（Francis Crick）和科赫（Christof Koch）很早就提出了一种锥体神经元合作假说：皮质中有一类被称作锥体神经元（pyramidal neurons）的神经元，意识的神经相关项是数以百万计的这种神经元的远程交流。
继承这一思路，迪昂（Stanislas Dehaene）和合作者提出了“全脑工作空间”假说。2018年，国内引进、出版了他的《脑与意识》《脑与阅读》，这一假说遂为中国普通读者所了解。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的“多重草稿理论”则是这一假说的改写版本。
“全脑工作空间”假说的大意是，通常一个感官刺激在神经网络里自下而上传递，但有的刺激足够强烈或新鲜，越过了特定的阈限，这时候高级脑区的神经元会反过来自上而下地激活很多其他脑区，就像一场自我放大的雪崩，其结果是不同脑区神经元爆发了高强度的互相纠缠的同步活动，迪昂称之为“全脑启动”（global ignition）。
这种大脑状态就是意识的神经相关项：“意识活在环路中：在皮质联系网络中循环往复的神经元活动产生了我们的意识体验。”（迪昂，182）意识意味着“全脑信息的共享”。（迪昂，190）
不过，“全脑启动”这个提法也许稍有误导之嫌——全脑启动并不意味着整个大脑都进入了兴奋状态，积极活动的是一组精确划界的神经元，这一界线勾画出的形状对应于意识的主观内容。
格林菲尔德的神经元聚合假说与此前那些假说有明显的区别。与“全脑工作空间”假说相比，在她的假说中，神经元聚合仍是小尺度的。此外，迪昂把意识联系于高级脑区：“神经活动延展至远处的顶叶和前额叶时，意识体验才会产生。”（迪昂，180）
格林菲尔德则否拒意识产生于固定脑区的想法，尤其否拒意识仅与顶叶和前额叶相联系的想法。而且，与迪昂的假说不同，在格林菲尔德的假说中，每一次意识时刻并不对应于恒定的神经元聚合。
科赫在批评神经元聚合假说时说，它突出的是所牵涉的神经元的数量，而不是特定种类的神经元所组成的特定网络。与科赫的假说对比，格林菲尔德的假说的确不自限于特定种类的神经元，但似乎也不能说她只重数量。
神经元聚合的起点是某些神经元的固有连接，只不过，这种固有连接不足以产生意识，它需要通过涟漪效应把更多的神经元聚合召唤到一起，产生更大的聚合乃至“超聚合”。原初的神经元团队固然没有限定这些神经元的种类，但固有连接却不能只从数量上解说。
实际上，格林菲尔德对“全脑工作空间”假说的一个批评正是，依照那个假说，产生意识靠的是参与活动的神经元细胞的简单多数，而没有涉及每一次神经元聚合的特异性。
尽管存在着一些重要区别，但在我看来，神经元聚合假说与“全脑工作空间”假说在大方向上是一致的，二者都把超过特定阈限的大规模神经活动与意识联系起来，雪崩比喻和涟漪比喻也有异曲同工之处。
在更一般的意义上，格林菲尔德和迪昂都强调主观方面的重要性。格林菲尔德说：“毫无疑问，任何对意识的所谓‘科学’解释都必须同等重视第一人称主观体验。”迪昂也是这样，他甚至说：“在意识研究中，主观性才是研究的核心。”（迪昂，49）与之相应，他们都很在意其理论对我们平常的意识体验是否具有解释力。
这些写给普通读者的书当然会更加侧重所设想的大脑运作机制是怎样同我们平常的意识经验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一点上，《大脑的一天》一书更加突出。
格林菲尔德说，人们通常采用的做法是“自下而上”的，以实验室中的控制实验为基础，然后依据这些实验所产生的数据提出假说来解释上层的、宏观的意识经验，而这本书则是“自上而下”，以日常意识经验为起点，“通过醒来、吃饭、工作、玩耍、心烦意乱、做梦等起起落落的活动，来看看在每一种活动那里我们怎样能够用生物性大脑中客观可测量的事件来对应特定的主观状态，尽管两个方面形态相异”。
格林菲尔德相信，神经元聚合假说对意识现象更具解释力：它解释了麻醉剂抑制意识、止痛药能够止痛，它更好地解释了意识的渐强减弱过程，以及大脑神经回路的可塑性（上文已经提到，这更好地解释了意识的个体差异）。
意识的神经关联是什么？产生意识的神经机制是什么？这些问题当然要由神经科学家来回答。专业团体会从很多方面来评价一个科学假说：它是否吻合日常观察到的和实验所发现的全部事实和数据，是否有助于推动进一步的研究，等等。
外行人也许对这些方面好奇，但没有能力加以评判——我们甚至不了解都发现了哪些事实和数据，即使有点儿了解，也不知道这些新发现是怎样与更下层的事实相联系的。我多多少少可以读懂，好几种最为人们熟知的神经递质不仅能环绕在某个单一突触周围发挥自己的作用，而且能够像喷泉一样组织起来。
但这些现象怎样与更下层的事实相联系，则完全在我的视野之外。因为，我完全不知道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组胺、5-羟色胺、乙酰胆碱这些神经递质的分子结构，哪个和哪个相似，哪个和哪个相差很多。
但外行也不止于看热闹。我们会根据自己的科学知识、科学史知识和一般思想来判断，一个假说的中上层概念是否合乎逻辑，假说的粗线条轮廓是否与我们的经验相合。
我们多多少少可以理解，这些“化学喷泉”有助于放大某些神经联系；它们在数量上的增减与深度睡眠、快速眼动睡眠、清醒等不同意识状态成比例，也许说明了神经递质对意识状态的变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不过，底层机制跟日常经验的联系很可能十分迂回，我们所看到的一致性很可能只是表面的。前文中说到，酒精会缩小神经元聚合继而导致醉汉的意识程度降低，最多算勾勒个草图，再说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差不多就只是玩笑了。
认真说来，我这样的普通读者不是要去评判某个科学假说，我关心的是一个科学理论的一般思想意义。我猜想，科学家给我们这些外行写书，本来就不是在争取海选投票，而是要阐发其理论原理的一般思想含义。
上文说到的人脑-电脑类比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近些年来，人脑-电脑类比越来越多地受到质疑，质疑一直深入到神经编码的概念。
马修·柯布认为，这一类比造成的障碍已经超过了它带来的启发，他评论说：“在计算机中，软件和硬件是分开的；然而，我们的大脑和我们的精神由所谓‘湿件’的东西组成，其中正在发生的事情和它们在哪里发生完全交织在一起。”
格林菲尔德也写道：“有一个基本而关键的事实，我们习以为常、不加注意，那就是，大脑存在在身体之中。”（255-256）说到这一点，她主要谈论的是免疫系统、内分泌系统、神经系统这三大控制系统的相互作用。
此外，注重这一点的论者还提醒我们，必须更多地从大脑的演化历程来设想脑的工作方式。科学家注意到，大脑的各个部分是以不同机制运作的。由此推想，意识也不一定是由同一个机制产生的。
格林菲尔德认为，连章鱼这样“简单”的动物很可能也具有意识——观察和实验显示，这种头足类动物拥有高度发达的注意能力和记忆能力。她说，章鱼果若有意识，其意识将不同于猫狗的意识；既然我们无法知道章鱼的“主观方面”，那么若非它的意识发生机制不同，它有不同种类的意识这话岂不落空？
大脑是身体的一部分，没有比这更平白的陈说了，但这句陈说的意义仍然有待深究。肾脏是身体的一部分，但这不妨碍医生把肾脏从一个身体移植到另一个身体。大脑也可以这样移植吗——把泰森的大脑移植到林黛玉身上？
当前的流行观念把大脑设想成一个独立的工作系统，只是通过信息的输入输出与身体的其他部分发生联系。这个观念根深蒂固，就连拒斥人脑-电脑类比的科学家往往也都在其笼罩之下。于是，“大脑是身体一部分”这句陈说只是虚晃一枪，从根本上来看，身体仍在大脑之外，一如环境在身体之外。
说来说去，人脑还是被比作电脑了。在我看，说到大脑是身体的一部分，首先要在物种层面上从复杂而混乱的演化史来看待长在身体上的大脑，更进一步，还要看到大脑随着个人经验的改变而改变。下文中我会谈到，比起其他大脑理论，格林菲尔德的假说更多地指向了这一方向。
关于意识产生的机制，每种假说都提供了一批证据，但神经科学家迄今只提出了一些很不成熟的假说来解释这些年积累的海量数据，至今并没有一个为研究者普遍接受的理论。
这一点，每个假说的创建人和支持者通常也乐于承认。然而，即使科学家弄清了意识产生的机制，他是否就解释了我们的意识活动呢？
多数科学家，包括迪昂和格林菲尔德，不仅在不同程度上承认自己的假说尚很不成熟，而且也反复申明，他们眼下研究的是意识的神经相关性而非意识活动本身。格林菲尔德申明：《大脑的一天》的目的只在于提供一个描述框架，能够把“现象学术语和生理学术语对应起来”。
她进一步表明，即使我们最后能够为神经元聚合甚至为超聚合建立数学模型，仍难以进一步沿着客观物理现象细密地追索到主观的、个人的意识现象，在两者之间建立因果联系。我们仍然没有“跨越从‘相关性’到‘因果性’之间的鸿沟”（285），无论扫描图和数学公式做得多么精密，都不曾解释“客观可观察的事件如何变形为独特个人经验的第一手感觉”。
我们常常用下层性状来解释上层性状，例如用个体士兵的英勇来解释战斗的胜利，用碳原子的连接方式来解释金刚石的超强硬度，但这些似乎都不同于用神经机制来解释意识。
其中的原因，简单来说，碳原子和碳分子固然是两个层级，但那是物理世界里、客体世界里的两个层级，而意识则始终牵扯到主观的方面。广场上有一面红旗，我看到旗子和红色，你也可以看到，旗子与红色都是客观的东西。然而，我看到的红色，我对这片红色的感觉，单单属于我自己，是完全主观的。
这个单单属于我主观感受的东西，被称作qualia（感受质）。神经活动是客体性质的，而感受质是主体性质的，两者之间就是格林菲尔德说到的那条“解释鸿沟”——前者由生理学或广义的物理学去研究，后者则只能在“现象学”层面上去描述。查尔默斯（David Chalmers）把意识分成“易问题”和“难问题”，所谓“难问题”，就是如何越过客观和主观的鸿沟。
之所以有一条“解释鸿沟”，是因为一厢是客体性质的，一厢是主体性质的。果若如此，“解释鸿沟”就不只出现在神经机制和意识之间，而是出现在任何用客体事物来解释主体事物的场合。就此而言，所谓意识问题，意识现象让人困惑之处并不是新问题，意识问题差不多等于精神、心灵这些古老的问题。
总体上，科学只研究纯粹客体，若意识难以摆脱其主体方面，我们就不得不从头问起：意识能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在格林菲尔德看来，“这二者之间的差异所造成的概念上的鸿沟是难以跨越的”。
金在权认为他的物理主义还原论可以解释万有，唯一解释不了的是感受质。丹尼特干脆否拒有感受质这回事，你自以为感受到了感受质，但这种感觉只是幻觉。幻觉？也许让我们迷惑的，正是连幻觉都含有感受质。
主观性真的不能被客观研究吗？尽管脑科学家乐于承认意识无法摆脱主观性，但他们不正在客观地对意识展开研究吗？即使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可以持客观的态度探究一个人怎么会这么主观，这样主观会导致什么后果，等等，我们甚至可以给主观性分级打分。实际上，我们甚至不是很明白“主观的探究”是什么意思。
Subjective，有时译作“主观的”，有时译作“主体的”。“主体”是个说不完的话题，我在这里只想提到，所谓“主体”与独一无二有密切的联系。
两个原子可以一模一样，两个人却不会一模一样。没有谁与我一模一样，有完全相同的相貌、步态、话音、眼神、想法。更没有谁正好和我有同一个母亲，有同样的朋友圈，正好跟我读过同样那些李白的诗，1958年乘同一趟列车从上海来到北京，1971年在同一扇窗上看到一片树影，心里忽然同样一动。
正因为我是个与众不同的人，读同一首李白诗，你我的感受不同；同样看到一片树影，我心里一动，你却无动于衷；同样看到一面旗子，甚至单单看到一片红色，我也会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感受质”，有一种“主观的”感受。
曾经，说到独一无二的存在，往往指苏东坡、阿喀琉斯、牛顿，我们这些平庸之辈委实没有什么特异之处。但在我们这个平民时代，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不是因为卓异而独一无二，而是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感受。
一片落在手心的树叶、一首少年时常听的歌曲、妈妈的面容和声音……所有这些，在我这里都有独一无二的联系，所有这一切，对我都是特殊的存在，有特殊的意义，不同于对世上任何别人别物。感受的这种主体性或“主观性”，无法让渡。
身为神经科学家，格林菲尔德要做的，是在神经活动层面上解释意识的独特性。她说道：“我们可以把‘心智’视为大脑的个体化，这一结果是由神经元连接的独一无二的配置产生的，这一过程则又是由个体的独一无二的经验驱动的……你的大脑之所以独一无二，是因为你有独一无二的神经元连接，而这些神经元网络则反映了个人经历……你基于事先存在的神经网络评估身周的一切，同时，正在发生的经验将持续升级这一网络的连接方式，这两者就一直这样互动着。”
看到一片落叶，听到一个曲调，所有这些在我的大脑里都有一种高度个体化的链接，每一个上到意识的信息都得到独一无二的“处理”。总归一句话，你之所以有独特的感受，正如前文说到的，是因为“每一个神经元聚合……都是独一无二的”。
如此看来，无论是意识的主体性质还是每一次意识的独一无二，都不妨碍对意识进行客体性研究。问题不在于科学能不能研究意识，真正要问的是：科学在研究意识的时候，它在研究意识的什么？
大体说来，神经科学研究意识活动的神经基础。这有点儿像从地基来研究建筑。哪怕是建座土房子，我们也需要了解地基是怎样的，若要建一座摩天楼，那更需要地质学家帮忙。
从土体、岩体等出发来做一番地质考察也许十分重要，但它并不包括对这座建筑的全部研究，较真的话还可以说，它研究的不是“建筑本身”。惟依托于激进还原主义，才敢于声称神经科学研究意识的本质；可是，更激进的还原主义者难免哂笑：量子物理学才真正研究意识的本质。
今人的观念笼罩在科学主义的深刻影响之下，人们会轻易认为——或欢欣鼓舞或忧心忡忡——神经科学开进意识领域，意味着神经科学会独霸意识研究。在我看来，这是种误会。
神经科学不是为研究意识而存在的，就像地质学不是为建楼房而存在的一样。即使《脑与意识》这样专门研究意识的书，大部分内容涉及的仍然是意识阈限之下的神经机制。毕竟，在意识成为神经科学研究的热点之前，神经科学就已经相当成熟。实际上，恰恰因为神经科学已经掌握了一般的神经运作机制，它才有可能尝试探究意识发生的神经机制。
神经科学并不是要，也不能够“解决意识问题”。神经科学开进意识领域，就像它开进任何领域一样，为的是发展神经科学。若说意识研究现在成了神经科学的前沿，那是因为研究意识现象对神经科学提出了挑战，这一挑战引领着神经科学的进一步发展。
不少人相信神经科学已经接近能够解释意识是怎样发生的，格林菲尔德以及这个领域的其他一些领军专家则保持着谨慎的态度。无论事情会怎样发展，我都想提醒说，这里的“意识发生”只是神经机制上的发生。意识不是单单从神经系统里产生出来的，没有身体，没有人际互动，没有社会和历史，意识无从发生。
什么使得苏东坡独一无二？神经科学家从“独一无二的神经元连接”入手，这当然没什么错，然而“这些神经元网络反映了特有的个人经历”，这个“个人经历”则不是神经科学要去研究的，我们必须去审视苏东坡的生平和时代。
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格林菲尔德那里得到一点儿提示。她说：“……慢慢地，你从单向接受来自外界的感觉轰炸发展为你的大脑和外界的双向对话。”（99-100）这个外界，这个环境，当然包括，或者说首先包括，历史-社会环境。你可以从体液和神经活动来解释某位巴勒斯坦少年的冲动行为，但这是一种特定方向的解释，不可能替代政治-社会环境和来自这位少年个人史的解释。
科学须自知科学的限度，尤其是还原论解释的限度。前文我们引用格林菲尔德的话说：“对意识的所谓‘科学’解释必须同等重视第一人称的主观体验。”“科学”打上引号，提示这里是在广义上使用“科学”一词而不单指纯粹客体科学，既然“主体性对理解意识也同样重要”，若要对意识做全面研究，就必然超出狭义的科学之外。
所以，格林菲尔德一方面提出了十分有吸引力的假说来说明意识的神经基础，另一方面又不像某些科学家或非科学家那样认为科学可以大包大揽“解决意识问题”。的确，那些需要感知才能了解和理解的事情，例如爱恨情仇，始终落在科学研究之外。科学可以研究爱恨情仇的物理-生理产生机制，但并不涉及爱恨情仇的感性内容。
科学革命以后，科学与哲学渐行渐远，最后似乎各行其道，两不相干。常有人为这种局面深感遗憾，不断有声音呼吁科学和哲学重新联手合作，至于怎么个合作法，却没听到什么有效的建议。
格林菲尔德在书中说到在牛津大学举办的一次系列讨论会，科学家和哲学家共同参与，但没有获得什么进展，要说取得了什么共识，那就是“提出了一个让两门学科都感到十分头疼的问题：如何用一种客观的方式来探索主观现象”。
我在华东师范大学时也曾参加过一次哲学系和心理学系的联合讨论会，讨论记忆问题，这一厢关注的是记忆和个人同一性的关系之类，那一厢研究的是分子水平上的记忆机制，真个是牛头不对马嘴。
科学与哲学携手共进，就像劝离异夫妻重修旧好，一听就一派正确。然而在我看来，二者要不要以及怎么重修旧好，先要想清楚当初是怎样分手的——科学可不是一时负气出走。
这是个long long story（很长的故事），这里不去讲它。要之，哲学始终在“有感之知”的领域活动，而科学却被赠予迈达斯的点金指，把它触到的一切都转变成纯粹客体。所谓纯粹客体，只要对它的理知成立就好，不问我们对它的感知是怎样的，不问它的“现象”是怎样的。一门科学越成熟，它就离现象学意义上的“现象”越远，离“哲学”越远。于是鸿沟焉。
鸿沟吗？抑或分则两利？果若如此，为什么一定要破镜重圆？分了手，他和她的日子可能各自过得更好，同时保持友情，在需要的场合互相支持、互相帮助。思庐edit
说到帮助，我愿冒大不韪声言，哲学不要从科学那里期待很多。我们也许会认为，哲学立基于事实，而科学每天都在发现新事实，因此哲学需要紧紧盯住科学的脚跟。
然而，哲学思辨所依赖的事实是可以感知的事实，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是“公开摆在那里”的事实，是“云的形状”这类事实——哲学对隐藏着的东西不感兴趣。
科学能从哲学那里得到什么帮助吗？科学本来就是从一般思考发源的，开创性的科学家莫不熟知哲学。不过，一门科学成熟之后，它所要解决的差不多就都是这门科学的内部问题了。通常，只有在一门科学的草创时期，哲学与科学才有比较明确的合作。
意识研究正是这样一个场合。我在前文中说过，神经科学开入意识领域，并不是要接管这个领域的研究，而是为了发展神经科学自己。但它开入了意识领域，就必须了解意识的很多特点，就像地质学家研究建筑地基就需要了解建筑本身的很多特点。
在一门科学进入一个新领域的时候，在这一领域的基础机制尚未获得充分科学说明的时候，考辨这一领域中既有的基本概念是一项必做的功课：意识、醒觉状态、注意、知觉、心智活动、潜意识、无意识、丧失意识、自我意识。
做梦时人有意识吗？猫狗有意识吗？章鱼呢？超强人工智能最后会产生意识吗？在相关讨论那里，我们常常听到“大脑知道”之类的说法，但是你我知道还是大脑知道？研究意识几乎都会谈到感受质，但什么是感受质？
据称，感受质，是我对这片红色的感觉，独一无二，单单属于我自己，它是主观的、现象的、内部的、私密的、不可言传的，等等。我们很容易被这些语义各异却又似乎相通的概念引入一座迷宫。主观的等于不可言传的？我们不是经常表达自己的主观看法、主观愿望吗？现象的等于内在的？
现象不是浮在表面上吗，所以我们才连着说“表面现象”，现在怎么跟内部连到一起了？胡乱地把这些概念连成一串肯定不行，但它们互相之间又确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概括考辨不是一个专门学科，实际上，在意识的神经基础研究的开创阶段，领军的科学家不仅需要拥有神经科学方面的专业能力，还需要一般的思辨能力。不过，在考辨关于意识-心智、主体-客体、感知-知道这一意识概念群的时候，哲学学者自有其优长。
一则，传统哲学对这些概念做过大量深入的思考，哲学学者比别人更熟悉这个传统。二则，他们的工作是在更广大的概念网络和更广大的人类经验之中定位这些概念——就像科学家研究意识的时候依托于一般的神经科学，哲学学者联系于人类经验整体的反思从事意识探究，例如，神经科学家在镜子里定位自我意识，哲学学者在历史里。
其实，在我看来，未被意识和得到意识的区别也许在神经活动中有些一致的标记，但意识和自我意识的区别与神经科学委实关系不大，因为自我意识这个概念主要是在社会-历史语境中拥有意义的。不管怎样，由于哲学在概念考辨方面的这些特点，从事开创工作的科学家大多乐于阅读哲学经典，乐于与现世的哲学家对话。
惟当哲学守护自己的任务，它才有可能对科学产生启发作用。神经科学不是专为研究意识而发展起来的，哲学的任务也不是专门考辨意识概念群，更非意在为意识的神经基础提供假说；两者在意识研究领域交会。交会，不是扎堆抢食。
哲学学者大可不必为科学侵夺了自己的地盘担忧，我以为要担忧的倒是迷失于科学主义，误把科学当成了领路人，一路踵武科学，或者反过来想为科学领路，不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只顾围着科学的热点问题打转，一任更广阔的意识研究领域日渐荒芜。科学不及却有待思想的事情多得数不过来。
有一种流行观念认为科学逐渐取代了哲学，我认为这是个错误观念。科学发展的确压制了哲学的活力，但这里的因果不是直线的——科学-技术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在这种新生活方式中，人们越来越少在意富有感性的理知。
历史如果继续这样发展，最后，大概不是电脑生出了意识，而是人脑不再需要意识。
<1> 苏珊·格林菲尔德. 大脑的一天
<2> neuronal assembly，原译是“神经元集合”，我译作“神经元聚合”，因为觉得“聚合”一词更能凸显每一次聚集的不是一批固定的神经元。
<3> 文中引用《大脑的一天》时只随文注出中译本页码，引文有时与中译本文字不尽相同。
<4> 有关计算主义的主张可参考：郦全民. 从计算的观点看世界
<5> 马修·柯布. 被误导的神经科学：我们是否能将人脑比作电脑？
该文介绍了柯布的新书《大脑思想》（The Idea of the Brain），该书于2020年3月12日在英国由Profile出版社出版，同年4月21日在美国由Basic Books出版社出版。
<6> 斯坦尼斯拉斯·迪昂. 脑与意识
<7> 这里所说的“现象学”当然不局限于胡塞尔的“现象学”，粗略来说，现象世界就是我们通过感知通达的世界。
<8> “哲学只是把一切摆到那里，不解释也不推论—既然一切都公开摆在那里，也就没什么要解释的。而我们对隐藏着的东西不感兴趣。也可以把一切新发现和新发明之前的可能性称作‘哲学’”，参见：陈嘉映, 编译. 维特根斯坦读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