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历来是“天下重地”，初平元年(公元1 90年)刘表任荆州牧时，就把治所从原来的汉寿移到襄阳，从此‘"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的襄阳更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襄阳地理条件优越，水陆交通极为便利，被称为“水陆之冲”。从陆路来说:由襄阳往北，经新野、宛(音yuan冤,今南阳市)，可到京都洛阳:往南，经宜城、当阳、江陵，可到汉寿(今湖南常德市)，再南可至交州，番禺(今广州市)一带。这是一条贯穿南北的主要驿道。东汉时每三十里设一驿站，配有马匹，可迅速传递命令和消息，还有利于物资和文化的交流。
从水路来说: 发源于陕西汉中地区的沔水（汉水），横贯襄阳、樊城。当时沔水资源极为丰富，江上帆船齐布，百舸争流，成为陕、鄂间主要交通动脉。由襄阳往西，沿沔水经谷城、老河口、郧县可至汉中。折回襄阳往东，可沿沔水而下直达夏口(今武昌)、秣陵(今南京)。
襄阳在东汉时期还是一个经济繁荣地区，是士族、名士聚集之地。襄阳至宜城间“有卿士、刺史二千石数十家，朱轩轶辉，华盖连延，掩映于太山庙下”，诸如庞、黄、蔡蒯、习、马、杨等名望士族，时人号称“冠盖里”。东汉末年这些家族的代表人物有:庞家的庞德公、庞统、庞林、庞山民等;黄家的黄承彦;蔡家的蔡讽、蔡瑁(音mao帽)蒯家的蒯越、蒯良、蒯祺;马家的马良、马谡;习家的习祯;杨家的杨虑、杨仪、杨顾等。
这些大族之间都有着各种千丝万缕的联系。荆州牧刘表就是依靠这些人，才在襄阳立脚的。他一上任荆州刺史，就“单马入宜城，而中庐人蒯良、蒯越，襄阳人蔡瑁与谋”，在他们的协助下，刘表才平定了占据襄阳的张虎、陈生领导的农民起义军,镇抚郡县，“江南(指江南四郡，即长沙，零陵、武陵、桂阳)遂悉平”。史载蒯越“佐刘表平定境内，表得以强大”。之后，刘表为了巩固和这些士族的联系，他还娶了蔡瑁的姐姐为后妻。毫无疑问，这种婚姻完全“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已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在刘表政权里，蔡家、蒯家担任职务最高，权力最大。如蒯越为大将军。他们左右一切，控制着刘表政权。可见襄阳世家士族在政治斗争中的作用。
从社会经济方面来说，襄阳当时是“境广地胜”，年谷独登，兵人差全”的繁荣地区。东汉朝廷当时的财政收入主要靠襄阳，每年都派得力的官吏来襄阳“督租粮”。当时京都洛阳要大修宫室，刘表为表示对朝廷的忠诚，出人又出钱财，去“助修”宫室，“ 军资委输，前后不绝。”可见襄阳当时的丰饶。史书记载说:“自中平(公元184- -188年)以来，荆州独全，及刘表为牧，民又丰乐。”
正由于襄阳南拊江汉，西屏川陕这一优越的地理位置，加上经济的繁荣，所以历来成为战略重地。东汉末年军阀割据时更成为他们争相霸占的“用武之国”、“御寇要害”。削越说得好:“南据江陵， 北守襄阳，荆州八郡可传檄(音xi习)而定。”初平元年(公元1 90年)长沙太守孙坚北上,为争夺襄阳，杀荆州刺史王睿(音rui锐)。初平三年(公元1 9 2年)，袁术同刘表争夺荆州，孙坚为先锋。刘表派大将黄祖在樊城、邓县之间迎战孙坚，结果失佰。孙坚乘胜包围襄阳，刘表派黄祖夜晚袭击孙坚，并吩咐兵士埋伏在城南五里的岘山下。果然，孙坚中计，追兵至岘山时，黄祖部兵从竹木林间乱箭齐发，孙坚中箭而亡。这就是著名的樊邓战役。此后，曹操南下争夺荆州，刘备占领襄阳，关羽失荆州等等。这些战役都是各地军阀妄图取得对襄阳的控制，以夺取天下。可见襄阳在战略中的地位。
在樊邓战役后直到刘表去世前，即从公元1 9 2年到公元20 7年之间，襄阳又是一个比较安定的地方。
樊邓战役后，孙坚的儿子孙策退回江东，袁术退到杨州。曹操和袁绍间为争夺地盘发生矛盾，爆发了战争。董卓荼毒两京(即洛阳和长安)，李傕(音jue决)，郭汜(音si)侵扰中原。这时黄河流城一带战火纷飞，硝烟弥漫。“于时天下 虽乱，荆州安全。”襄阳成了战争的缓冲地带，成了人们流亡栖息之地。当时从各地来此避难的人很多。这些人大致可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素有教养和学识的学者、俊杰(指有知识、能识时务的人)。刘表担任荆州牧后，就在襄阳“开立学宫,博求偶士”,又令从事(郡长官自辟的僚属)宋忠作文学，延朋徒，故“五载之间。道化大行，耆德故老綦母间等负书荷器，自远而至者三百有余人。”刘表对这些远道来的学者，” 安慰照赡，皆得资全”。
这种“爱民养士”的作风，使归附他的学者、俊杰越来越多。“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士之避难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这时的襄阳，人才荟萃，群星灿烂。其中有当时第一流的学者:司马徽、宋忠、綦母闿、颍容等;有第一流的书法家梁鹊，音乐家杜夔，有后来在魏国被推为儒宗的邯郸淳、隗禧;有“建安七子”之一的文学家王粲;还有发明水排的韩暨等等。第二部分是各地一些下级官吏、中小地主因战乱弃官而来。如杜畿“会天下乱递弃官客荆州。”赵戢(音俭),“三辅乱、谶客荆州，刘表以为宾客。”此外，司马芝、杜袭、赵俨、裴潜、来敏、尹默等都先后来襄阳避难。所以史籍概括说:“是时中州士人避乱而南”。”第三部分是劳动人民因战祸造成灾难，无法生活，只好流亡荆州。如“关中国膏腴之地，倾遭荒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万余家。”
这三部分人来到荆州，不仅带来了北方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验，有利于开发襄阳，而且在传授知识，培养人才，进行文化交流方面起着积极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他们带来了北方各军阀的政治和军事信息，对以后诸葛亮思想的发展起着重大的作用。
诸葛亮的叔父诸葛玄正是看到襄阳的地理、经济、政治等优越条件，加上又和荆州牧刘表(山阳高平人，即今山东省邹县西南)有“旧友"关系，便携带诸葛亮、诸葛均和两个侄女离开山东，来襄阳避难。
长期以来，人们根据《三国志》的记载，认为诸葛玄是因袁术署他为豫章太守，故离开山东去豫章做官。后因朝廷“更选朱皓代玄”，才辗转来到襄阳。但裴松之注引的《献帝春秋》却记载不同。究竟哪一种记载较可信呢?我们看到，陈寿在编纂《诸葛亮集》时(在编著《三国志》前十六年)的奏文中说:“遭汉末扰乱，(诸葛亮)随叔父避难荆州。”史载诸葛玄与刘表是“同乡”，素有“旧友”关系。西迁的东汉朝廷把刘表作“为已援”，刘表也经常“遣使奉贡”。而袁术是汝南汝阳(今河南商水县西北)人，出身于“四世三公”的大官僚地主家庭。诸葛玄在琅邪又未做什么官，他们素不相识。
东汉朝廷曾想“结术为援”，但袁术却把朝廷派来拜他为左将军、封阳翟侯的使节马日䃅的节仗夺走，致使马日䃅受辱犹愤而死。再者，袁术经略扬州各郡，所署任的人，《吴志》各传中均有记载，唯独署诸葛玄为豫章太守一事，除《诸葛亮传》记载外，《吴志》及其他史籍均无记载。另外《献帝春秋》的作者袁晔的祖父袁迪和东吴丞相陆逊的弟弟陆瑁关系甚为密切，而陆逊对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又特别敬重。因此袁迪可以把从陆瑁那里了解到的诸葛瑾家的情况告诉给他特别器重的孙子袁哗。
因而袁晔“生长于吴，故所作多传"。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献帝春秋》记载诸葛玄离开山东直接来到襄阳是可信的。诸葛亮来襄阳后，因为年小，就在刘表办的“学业堂”里学习儒家著作。诸葛玄由于刘表的推荐，约在兴平二年至建安元年(公元1 9 5一19 6年)之间离开襄阳去豫章做官。诸葛亮没有跟随去，是因为他的两个姐姐来襄阳不久就先后出嫁;一个嫁给庞德公的儿子庞山民;另一个嫁给中庐县(今湖北南漳县)蒯家大族蒯祺。两个姐姐定居襄阳，使他生活上有所依靠，加之襄阳政治安定，故仍留在学业堂读书。在学业堂里他结识了一些好友，如崔州平、徐元直、孟公威、石广元等等。同时凭借他叔父和两个姐姐的关系，认识了襄阳地区一些名望士族和知名人士，如庞德公、蔡瑁、蒯越、黄承彦等等。这些联系对诸葛亮学识上的进步和思想上的成熟产生了深刻影响。
说古道今，我们下期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