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三章中我们说过两晋时期世族的特权，以及其形成与 发展到后期所带给晋朝的危害。在这一章中，将着重讲一下晋 朝门阀世族在东晋王朝中的特殊作用。其实，在前边已经多次 讲述过东晋王家、庾家、桓家和谢家这些高门大族在东晋朝廷 内外呼风唤雨等历史事实。不过，也正因为晋朝门阀对东晋兴 衰的影响性太大了，以至于在东晋的历史上，几乎看不到皇室 对天下的统治，看到的只是各大门阀们对朝政的轮流掌控。所 以具体说一下晋朝门阀从盛至衰的过程，也就从侧面反映了东 晋王朝自身的兴衰。
门阀世族是秦汉时期世家地主的继承与发展，是三国、两 晋、南北朝时期的一个特殊阶级形式，在上层建筑中他们具有高 度的垄断性。世家地主是指有封国封邑的王侯，门阀世族同世家 地主一样，具有世袭的社会身份和政治经济特权，而与世家地主 不同的是他们所世袭的土地具有私有性，并非封国、封邑，他们 掌握的人口也是荫附于他们的农民，不向国家纳税服役，不入国 家户籍之内。所以门阀世族的经济来源并不与国税统一，而是与国税分离的，更重要的是，门 阀世族控制了国家的统治机 器，他们在宦途上取得了支配 地位，子孙世代居高官显位， 这也就是前边所说过的士族特 权的一部分。
对于门阀世族的形成过 程，在第三章中已经说过，这 里就不再重复。国家的出现， 是阶级发展到高级程度的必然 结果。而既然是阶级社会，就 必然有上下等级区分，就如同 在商品经济社会中对商品资本 进行高度垄断的资本家一样， 门阀世族是封建社会中对土地 与权力高度垄断的上层统治阶 级。当时在地主阶级内，分为 已垄断朝政的“士族”和未能 垄断统治权力的“庶族”。“士族”为了维护其自身的统治地位，有意与统治集团以外的阶 级拉开距离，也就是所谓的“士庶之际，实自天隔”，于是“士 族”集团就具有了影响历史走向的能力。
门阀世族的子弟凭借九品官人之法，占据了朝廷中的高级官 位，很多资质平庸的人都因此身居高位。正如《南齐书》中所 论：“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至公卿。”这些门阀 世族的子弟一出仕就是秘书郎、著作郎，正是“上车不落为著作，体中如何则秘书”。如此之多的权贵子弟身居高位，他们有 的确实有真材实料，如桓温、谢安等；有的则是儒生气十足，但 缺少实际的变通才能，如放荡不羁的周胸时崇尚空谈的殷浩就属 于这种人；而有的则虽受到家学熏陶，与布衣百姓比他们是有知 识的大族文豪，但身居高位就成了不务正业，祸国殃民之徒，王 羲之子王凝之、谢安弟谢万都是这样的昏庸之人。国家用人不能 任贤用能，权力被门阀世族所掌握，良莠不齐的门阀子弟又在家 庭背景下相互通婚。如王羲之的伯父是王导，他娶的是豪门大族 都鉴之女，而王羲之的次子又娶妻谢道福，一个关系繁杂的官僚 网络就这样编织而成。门阀世族崇尚血统，虽并非排斥人才，但 为了本阶级的利益，众多身份低微的人才就必然会被埋没，一代 奇才王猛不接受桓温的聘用，其原因正在于此。所以，东晋的历 史上，虽然在门阀世族中也是人才辈出，但其政权的内部却有着 众多的昏陵无能的高官，这样的一个政府就成为了一个天生营养 不良的畸形儿，其内在的软弱无力必然会导致其终究无所作为。
政治上的垄断离不开强大的经济基础。门阀世族的经济基础 建立在对土地与人口的私有制上。荫附门阀世族的人口就不入国 家编户，被门阀世族兼并的土地则不缴纳国税，国家的人口与土 地多被门阀世族所占，这也就是为什么门阀世族可以不去理会朝 廷委派的地方官吏，而朝廷地方官吏要想在其统辖区域内站住 脚，就必须依赖门阀世族支持的原因。从西晋到东晋，帝王没有 门阀世族的支持，就无法治理国家。东晋的“王与马，共天下”, 其内在的含义绝对不只是说王导在建立东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这句话从一个侧面体现了王导家族在东晋的政治经济地位，说明 了这一家族实际力量的雄厚。在东晋建立初期，琅邪王氏完全支 撑了东晋的半壁江山。后来东晋王朝内部风雨不断，内江迭起的实质原因就是伴随着东晋在江南统治地区的扩大，一些门阀氏族 迅速崛起，他们为了保证自己家族的利益，进而争夺国家的最高 统治权力，由此导致了一次次的武装冲突。
那么门阀世族对国家土地的兼并与人口的掠夺到底达到了一 种什么样的程度呢？西晋时的王戎，其“广收入八方田园水碓， 周遍天下”。东晋的门阀世族比西晋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封占 山泽，聚敛财富。谢安之后谢混，在东晋时官居三品尚书仆射， 其家自谢安以后，“仍世宰相，一门两封，田业十余处，僮仆千 人”，而且谢家就是经过改朝换代的巨变，仍兴盛不衰，入刘宋 后，谢弘徽仍为三品侍中。另外，在门阀世族土地上的依附民是 不缴纳租税，不服徭役的，所以多一户依附民，国家就少一户编 户民。加上 西晋灭亡以 后，大量既 不归国家编 户，也不在 世族豪门家 籍的流民南 渡，他们 “多庇大姓 以为客”， 以逃避赋税，这样就使“编户虚耗”的问题变得异常突出，世家 与官府间对劳动人手的争夺也更为尖锐。在《晋书•颜含传》 中，颜含被升任吴郡太守，王导问他：“卿今莅名郡，政将何 先?”颜含回答说：“王师岁动，编户虚耗，南北权豪，竞招游 食，国弊家丰，执事之忧。且当征之势门，使反田桑，数年之中，欲令户给人足。”由此可知，在东晋初年，门阀世族对土地 人口的掠夺就已经十分严重。晋哀帝兴宁二年三月，桓温进行了 一次土断，史称“庚戌土断”，由于将当时众多的闲散流民编入 了户口，解决了国家的财政问题，进行的比较彻底，被史家给予 了好评。但“庚戌土断”并没有触及门阀世族的根本利益。
在东晋门阀政治中起过重大作用的士族，是琅邪王氏、高 平都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以及太原王氏。开 启东晋门阀政治的，当然是琅邪王氏。王与马的结合，既有偶 然性，也是当时政治变化的结果。司马氏与琅邪王氏可“共天 下”，而并非与其他门阀世族结合，这里是有历史和地域的特 殊性的。
西晋武帝分封诸王，诸王一般都重视与封国内的士人结交, 甚至姻亲相连，主臣相托，从而形成了比较密切的个人和家族关 系。司马睿受封为琅邪王与琅邪国内士人交往，形成比较牢固的 历史关系，也就是当然之事。司马睿之祖司马炎于西晋平吴之前 徙封琅邪王，其时琅邪国内最显门第，当数临沂王氏。琅邪临沂 王祥于曹魏黄初年间为徐州别驾，讨破利城兵变，为时人所歌: “海沂之康，实赖王祥；邦国不空，别驾之功。”自此以后，王祥 威望日隆，历居魏、晋三公的高职，其宗族繁衍，名士辈出。所 以琅邪王氏无须为光门户而去结交琅邪王，但琅邪王欲善待国人 以广声誉，就必须与业已显赫的王氏家族结交。司马炎、司马 觐、司马睿，三代相继为琅邪王，与琅邪王氏家族交好联姻，前 后历数十年之久。这样王氏兄弟与晋元帝司马睿的关系就如他们 所说，是朋友之情、手足之谊。
尽管王、马间的个人关系非同一般，但这种情谊是建立在家 族利益基础上的，是一种互相利用的政治关系。如果家族集团利益与个人情谊发生矛盾，个人情谊也就微不足道了。西京覆没， 元帝将立时，王敦“惮帝贤明，欲更议所立”的原因也就在于 此。正如南宋陈亮在其《念奴娇•登多景楼》中所写：“六朝何 事，只成门户私计！”王、马间的结合，是因政治环境的需要， 而当政治环境变化后，王、马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在王敦死 后，琅邪王氏盛极而衰，失去了掌握朝政的能力，而司马家族在 复杂的政治环境下又无法独挽狂澜，这样，顺应时事而起的新的 门阀家族也就迅速取代了琅邪王氏的地位，高平都氏、颍川庾 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同太原王氏就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 先后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面对门阀世族，东晋皇室软弱无力的原因除了历史因素外， 还有一些名义问题与强藩割据的因素。司马睿在登上帝位时，只 是得到了晋愍帝口头上的允许，并没有得到皇权的信物——传国 玉玺。《南齐书》中说：“乘舆传国玺，秦玺也，晋中原乱， 没胡，江左初无之，北方人呼晋家为白板天子。”《太平御览》 中也说：“元帝东渡，历数帝无玉玺，北人皆曰司马家是白板天 子。”这一历史事实在其他的史书中也多有提及，所以东晋天子 就成了一个无信物根据的自署天子。天子之名不正，也就为王敦 与桓温等世家门阀在作乱时，想要自立为帝提供了方便——天子 既然本来就是自署的，没有信物凭证，那么这个天子其他人也就 可以取而代之了。
东晋政权在这样的情况下维持了一个世纪之久，其政局的发 展，就成为了几家门阀世族势力由平衡进入不平衡，经过复杂的 演化又进入新的平衡的过程。而这种平衡稳定的取得，往往有赖 于强臣中的“处其利而无心者”。如王导、都鉴、谢安等名臣都 属此流。东晋门阀强大的因素除皇权不振外，另一重要原因就是世族专兵。世族专兵这一现象为东晋所特有，其缔造者当为王 敦。王敦手握兵权于荆、江诸州，其先后讨平华轶、杜强、王 机、杜曾，这些功业的积累，使他有了凭凌晋室的能力。而自王 敦以后，东晋居上游者多踵王敦之迹，恃兵恣擅，力图以此巩固 门户利益，以致多生叛逆。
门阀世族是由时代所造就，在东晋灭亡时，其势力也大大削 减，在南朝时期就已经无法构成拥兵专权了，但其最后的衰落以 至消失，是到南朝后期的事。经过数百年时代的变革，门阀世族 在农民起义与战乱的屠戮中逐渐衰弱，到南朝后期，“寒门俊 才”被广泛任用，世族的存在也就完全失去了意义，最终门阀世 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有些人在评价王敦时，说其是一个政治野心家。这种评价 不错，但没有势力的野心家古往今来从来没有。王敦的野心是 同其不断壮大的军事实力与政治地位成正比的。王敦是晋武帝 司马炎的驸马，娶司马炎的女儿襄城公主为妻。王敦能得到这 一特殊身份，并非得力于司马炎的赏识，而是得力于其家世， 司马炎嫁女的行为，不过是为了拉拢王氏家族的一种手段而 已，是司马炎与王氏家族利益结合的外在表现。不过，不管怎 么说，王敦的这一特殊身份，还是为他后来仕途的发展清除了 许多的阻力。
另外，王敦的性格中也带有反叛和冷酷的特点。早在西晋 的时候，外戚王恺挥霍无度且行为残忍。一次，王恺请客，王 敦与王导都在座。席上有个吹笛子的女孩不小心吹走了调，王 恺立即叫人把女孩拖下，当着客人的面用鞭子、木棍把女孩打 死。一时间满座宾客都大惊失色，唯独王敦无动于衷，照旧饮 酒，神色自若。后来，王恺又叫美女替客人敬酒。有的客人不 会饮酒，美人劝敬无效，王恺一见，当即大怒，认为是这名美人没有尽到心意，立即命人把这名美人拖到院子里杀了，又另 换美人敬酒。一会儿一美人敬到王导面前，王导的酒量本不 大，但还是将酒喝了个干净。可当美人敬到王敦时，王敦则故 意不接。那美人脸色立变，面如白纸，可王敦仍是坐着纹丝不 动。王恺见后，果然又将那美人拖出去杀了，而再换美人敬 酒。王导见这种情况，怕出事，就拉着王敦向王恺告辞回家 了。事后，王导责备王敦，王敦却冷冷地回答：“他自己杀自 己家的人，与我有什么关系！”
晋武帝死后一年，太后贾南风弄权，从而引发“八王之乱”。 动乱发展到后期，成为司马颖与司马越两大集团之间的角逐。为 了击败对方，司马颖与司马越都分别引胡人作为自己的重要军事 力量攻击对方。支持司马颖的是匈奴的刘渊与羯人石勒，而司马 越则借助鲜卑人的力量。最后，八王之乱的结果是司马颖与司马 越两王及其族人全 部在战乱中被对方 杀死。北方为胡人 所占据，而被司马 越派到江左坐镇， 既没有足够的威望, 也没有足够军事实 力的司马睿得到了 机会，取得了皇权。
司马睿刚坐镇 江东时，全得力于 王敦与王导的支持。 王敦与王导不仅吸引了大批北方逃难来的士人，也赢得了南方士人的推崇。因此， 东晋建立后，王导身居宰相，掌握朝政，王敦担任扬州刺史，掌 握兵权坐镇一方。不久，王敦因平定了蜀中杜强的叛乱，进封为 镇东大将军，兼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诸军事，江州 刺史。从此，湖北、湖南、广东、安徽、江苏等地都为王敦所管 辖。王敦又援引王家兄弟子侄担任各地要职，东晋的半壁江山便 操控在了王敦的手中。
东晋初建之时，东晋朝廷的兵力是很弱的，粮草和兵员都十 分有限，真正构成东晋军事力量的是皇室以外的三大军事集团。 其一当然是王敦，另外两股军事势力是祖狄与陶侃。陶侃被王敦 派往广东，因此当时并没有参与建康方面的事情，而祖逖与王敦 一向不和。王敦有反叛之心，祖逖是知道的，祖逖生前就曾明确 地说过：“我在，他怎么敢。”王敦也确实对祖逖十分忌惮，在 祖逖生前他是不敢有任何举动的。王敦的野心一时无法实现，就 经常喝酒，喝醉后，便站起身，顺手拿起一只如意敲着唾壶，高 声吟诵道：“老骥伏杨，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未已。”经 常醉，经常唱，经常敲，唾壶的边沿出现许多个缺口。由此也就 可以看出王敦的心境了。后来，晋元帝为了加强自己的皇权，派 南望戴渊掌控祖逖兵权。祖逖一心北伐，目标无法实现，以至于 郁闷而终。继承祖逖的祖约虽对王敦不满，但对晋元帝也没有好 感，结果祖逖一死，王敦就以“清君侧”声讨刘隗为名，于公元 322年正月发动了他的第一次反叛。
王敦的反叛，实际上是东晋王朝内部，皇权与门阀势力的一 次交锋。所谓权力是凭借力量而产生的威信，东晋自从立国之 始，皇室就从来没有足以维护其皇权的力量。在王敦第一次反叛 前，晋元帝也是有所准备的，但这些准备中既有其主观错误，也有很多是当时的历史环境所造成的。晋元帝对王氏家族势力的扩 张和王敦的专权跋扈是又气又怕。为此晋元帝开始培植起自己的 势力，重用刘隗、刁协等人，实行“以法御下”的法家思想。而 在政治斗争中，刘隗、刁协认识到，欲加强皇权，仅仅实行“以 法御下”是不行的，还必须削弱乃至剥夺门阀世族的兵权。于 是，刘隗竭力劝说晋元帝司马睿任用心腹为外藩方镇长官，以收 外藩兵权。这时恰巧湘州刺史出现空缺。湘州号称“南楚险国”， 据长江上游之势，位于荆交广三州交界处，是“用武之国”。王 敦得知消息后立即表请以自己的亲信、宣城内史吴兴、沈充为湘 州刺史。如果司马睿能控制湘州，对建康朝廷来说，无疑等于在 王敦势力范围内打进一个楔子。因此，晋元帝在刘隗、刁协等人 的劝告下，未理会王敦的表请，而任命自己的从叔父左将军谯王 承为湘州刺史。可谯王承本人将才不足、能力较低，王敦凭借湘 州位于自己的都督区内，既不给本来就缺少军队的湘州增加兵 员，也不供给湘州军事器械。谯王承坐镇湘州毫无作为。主弱臣 强的局面也因此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变化。
不久王敦向朝廷提出，要将部下在扬州的家属接到荆州。王 敦的这一招可说是阴毒至极，如朝廷同意这一要求，他则可收买 人心，并防备来自建康的不虞；如朝廷拒绝，他则可因此煽动将 士对朝廷不满，为起兵提供借口。刘隗、刁协在这一问题上的处 理过于激进，接到王敦的上表后，认为王敦奸逆之心已经昭著， 拒绝了王敦的要求，以期以王敦部下家属为质，牵制王敦，并积 极地着手建立一支由朝廷直接控制和指挥的新军。可在当时的军 户制里良人无当兵的义务，军户又多由门阀世族所把持，故要建 立新军，就必须要解决兵源问题。无奈之下，太兴四年五月，晋 元帝下诏发奴为兵，征发扬州诸郡的奴客为兵，以备征役。七月，晋元帝任命亲信、尚书仆射戴若思为征西将军、都督司兖、 豫并雍冀六州诸军事、司州刺史，镇合肥；以丹杨尹刘隗为镇北 将军，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诸军事、青州刺史，镇淮阴，各领以奴 为兵者万余人，名义是为了防御北方入侵，实际上则是使合肥、 淮阴、建康形成精角之势，以应付王敦。
刘隗出任外藩后，仍掌理着朝政，凡是朝廷重要事务，晋元 帝都要与他商议后才作出决定，王导则被架空，郁郁而不得志。 王敦得知这一消息后，写信跟刘隗说：“近来皇帝非常信任你， 如今中原动乱、大贼未灭，要是我能与你和周颉等人平安相处， 齐心协力，辅佐王室，以安天下，则皇室国运可以历久不衰，反 之，则天下将永无安日。”刘隗则毫不客气地回信，表明自己的 态度，拒绝了王敦的拉拢，又含蓄地指斥王敦怀有不臣之心。王 敦见信后自然气急败坏，更加怨恨刘隗。此后他在荆州聚集军 队，加紧战备，更加积极地筹划东征京师建康一事。同时，王敦 利用北方世族地主对朝廷征兵的不满情绪，派沈充到扬州，纠合 反对朝廷的势力，以配合反叛。
王敦军至芜湖，又上表列举了刁协的罪状。晋元帝见表大 怒，命令刘隗、戴若思，急速率兵回建康勤王助讨。刘隗到建 康后与刁协一同入宫见晋元帝，竭力主张诛杀留在建康的以王 导为首的琅邪王氏。晋元帝未采纳这一建议。刘隗知晋元帝是 在为自己留条退路，平叛的信心并不坚决，由此感到前景不妙， 忐忑不安。晋元帝首鼠两端的这一态度，直接影响了整场战争 局势的发展。当时，众多不满“以法御下”政策的门阀世族对 王敦是支持的，这样就使得王敦进军神速，一路上几乎没遭到 什么抵抗，兵锋直指建康。而晋元帝虽口喊平叛，却畏敌如虎。 在王敦的兵威下，他不再疏远王导，竟滑稽地任命最为支持王敦的王导为前锋大都督。王导被任命后，建康城的守卫形势岌 岌可危。晋元帝这才又派琅邪王廛带旨劝说王敦止兵，而王虞 一去，竟如泥牛入海，再不回头，直接投降了王敦。在这关键 时刻，晋元帝又任用大族名士周札为右将军，都督石头城诸军 事。世族头面人物周濒此时则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而力主平 叛的刁协、刘隗，却没有在平叛中受到重用，刁协的实权实际 上已被剥夺，刘隗也只能戍守位于建康外围的丹杨江乘蒲上的 金城，作为建康的外援。不久，王敦兵临建康城下，石头城守 将周札未加抵抗就打开石头城门，投降了王敦。
石头城陷，建康危在旦夕。晋元帝命令刁协、刘隗等人反 攻，企图夺回石头城，刁协、刘隗攻城不下，被王敦所败。王敦 乘胜进入建康。叛军入城后四出劫掠烧杀，无恶不作，建康城内 一片混乱，宫省内百官公卿惊恐万状，奔逃一空。晋元帝知大势 已去，于是脱去了戎衣，改穿朝服，派使者对王敦说：“你如果 仍忠于朝廷，就息兵停战，天下尚可以维持安定；如不这样，朕 将回琅邪国为王，让你为帝。”刘隗、刁协这时也已无回天之力。 他们败退到台城，在太极殿东侧见到了晋元帝。元帝令人给刘 隗、刁协人马，让他们自寻生路。无奈之下，刘隗、刁协与晋元 帝挥泪告别。刘隗行至淮阴，为刘遐袭击，不得不带着妻子、子 女和亲信二百多人投奔了后赵的石勒。石勒用刘隗为从事中郎, 太子太傅。成帝咸和八年，刘隗随石虎征前赵，战死于潼关，时 年六十一岁。刁协年老体弱，出逃后行动迟缓，且他对下属向来 毫无恩惠，行至江乘时，被人诛杀，首级送给了王敦。王敦允许 刁氏家属为刁协收尸埋葬。晋元帝听到刁协死讯后，十分悲痛, 秘令人捕杀了送刁协首级的人。
不过王敦此时还不具备夺取皇权的条件，因为包括王导在内的江南士人只是支持 他“清君侧”，并不 支持他称帝。在石头 城内王敦曾对王导 说：“刁、刘余党还 立在朝廷，斩草须除 根。就是主位不移， 朝政也应革新了。” 王导听后回答说： “只要朝廷悔过，我 兄弟长得安全，祖业 得以维继，就到此为 止。不要有什么非分 之想了。”可见王敦 与王导当时在是否废司马睿的事情上是有争议的。王敦想废司马 睿主要是从个人野心出发，而王导则考虑到了家族的利益。在王 导等人的抵制下，王敦也就没能兴废立之事。王敦知道时机还不 成熟，在京中杀了周濒、戴渊，任免了一批朝臣，就只好带兵 返回了武昌。同年，晋元帝在忧愤中死去，太子司马绍即位，是 为晋明帝。
由于王敦反叛之心已昭然，所以晋明帝即位后积极采取措 施，准备与王敦决战。晋明帝命华恒为骡骑将军，督石头城水陆 诸军事，命郡鉴为安西将军，兖州刺史，都督扬州、江西军事, 镇合肥。王敦则以沈充、钱凤为心腹，以兄王含为征东将军，东 晋皇室与门阀势力双方剑拔弩张，战争再一次一触即发。
在这里有必要提及都鉴这个人。如果说王敦为东晋强藩居上游以压帝室打下了基础，那么，都鉴在这一时期的政治活动则影 响到了后来东晋帝室与强藩之间的关系的另一种关系一平衡。都鉴字道徽，高平金乡大族。他曾受学于东汉大儒郑玄，建安年 间官至御史大夫，年轻时即以儒雅著名，被称为“兖州八伯”。
“八王之乱”中，都鉴三十岁左右了，为赵王伦辟为掾。他“知 伦有不臣之迹，称疾去职”。赵王伦篡位后，郡鉴闭门自守，不 与赵王伦同流合污。匈奴刘渊、羯人石勒的势力壮大后，随着西 晋愍、怀二帝的被俘，西晋在 北方的统治即告瓦解。都鉴于 八王之乱后期回到家乡。永嘉 之乱起，都鉴与乡里千余家避 难鲁国邹山，都鉴被推为坞主, 率众与石勒等日日交兵，据山 自保。郡鉴在邹山坚持数年, 随着东晋的防线节节南撤，都 鉴在王敦第一次叛变，攻下建 康后不久，率众退屯合肥。郡 鉴撤到合肥不久，即奉召渡江, 卷进了东晋的政治旋涡之中, 这主要是因为他手中有一支流 民军。
都鉴被迅速诏过长江，表 面上由元帝下的诏，实际上是 王敦的意思。当时，南北方广 大汉族人民将司马氏政权看作 是自己的民族旗帜，这是王敦篡晋的最大障碍。由于王敦与郡鉴过去同居司马越府，郡鉴又是 北方抵抗石勒的主要将领，在南北方都颇有影响，若能得到都鉴 的支持，也就有可能缓解反对情绪。王敦认为凭过去的关系，那 鉴一定会支持自己。司马睿于永昌元年十一月死去后，明帝即 位。过江以后的都鉴不但没有支持王敦，更向晋明帝提出了用流 民军以遏制王敦的策略。都鉴的这一建议自然得到了明帝的赞 同。明帝于是拜郡鉴为安西将军、兖州刺史，都督扬州、江西诸 军，假节，镇合肥。有了流民军作为东晋帝室的外援，也就改变 了建康在军事上孤立无援的局面。明帝的做法引起了王敦的猜 疑，他要求改授郡鉴为尚书令。这时明帝的军事准备还没有完 成，无奈之下只得诏都鉴还朝。都鉴途经姑孰，为王敦扣留，但 因都鉴声望甚高，又有流民军为后盾，故王敦未敢加害，威逼利 诱一通后，不久也只好放还。郡鉴回到建康后即与明帝谈议讨伐 王敦。
太宁元年，即公元323年，王敦移镇姑孰，谋再度起兵反 叛。晋明帝为探王敦虚实，微服芜湖，得知王敦谋逆实情，于是 决心与王敦一战。而就在这战事一触即发之时，王敦却病倒了。 公元324年，明帝得知王敦病重，乘机下诏讨伐。钱凤问王敦: “如果主公遇到不幸，后事应如何安排?”王敦回答说：“有三计 可行。上计为在我死之后，解散军队，归附朝廷，这样可保全门 户；中计是带兵退回武昌，收兵自守，以为国家做贡献；下计就 是乘我还活着时，顺江而下，倘若侥幸，或可一举成功。”钱凤 明白王敦的意思，就对属下说：“王公下计实为上上策。”王敦 的第二次叛乱由此开始。这一次反叛，已无“清君侧”的口实， 王敦大军所向，自有兴废之举。在行军过程中，钱凤又问王敦: “克建康以后，要将天子怎么办呢?”王敦回答说：“尚未南郊,哪里有天子？你就尽力攻打，只保护东海王及裴妃就可以了。” 这些话，就和东晋皇帝是无玉玺为信的“白板皇帝”，和江左一 脉本为东海王司马越旧部有直接关系了。当然，王敦要立东海王 的想法不过是为了称帝过渡一下而已。
在晋明帝这边，此时的形式与晋元帝时期有所不同。一来, 晋元帝得到了来自北方的都鉴、温崎等人的支持，另外由于王敦 专政以后，过于排除异己，而晋明帝为笼络人心，多与江南世族 接触，此时也没有了 “以法御下”，所以世族多拥护晋明帝，而 反对王敦。王导这时的态度也是站在晋明帝这边的，以致喊出了 “宁忠臣而死，不无赖而生”的口号。
这时王敦已病得不能率军，只好派其兄王含和亲信钱凤率五 万大军自武昌顺流而下。王含军临城下，明帝则据城为守。王含 知建康守备薄弱，于是他在逼近建康时偃旗息鼓，打算突袭攻 城。但温蟒率军烧掉了秦淮河上的朱雀桁大桥，与王含夹水而 战，王含大败。王含的这一败致使王敦军锐气被挫，同时也为司 马氏外援军队进入建康争取了时间。不久，临淮太守苏峻、兖州 刺史刘遐等都带兵赶到，建康兵力从而增加。当时，有人建议乘 王含军远道而来立足未稳时，明帝应亲自率兵出战。在这关键时 刻，都鉴向明帝分析了两边的情况，他认为王含兵精将勇，又有 顺流之势，如贸然出战，则有很大的危险。而王敦过去对建康周 围抢掠，使得百姓人人痛恨。如今王敦倾巢出动，所求唯有速 战，所以则应坚守避战。时间一久，义军必起，到时王含必败。 明帝听从了都鉴的建议。后来形势正如都鉴所预料。当王含兵临 建康后，三吴的江东士族纷纷起兵攻击王敦的部下沈充。会稽大 族虞潭也在会稽招合宗人，及郡中大姓，共起义军，以至万人。 三吴“义军”的兴起，改变了建康两面受敌的形势，整个战争形势也开始倒向司马氏。
而王含战败不久，王敦就忧愤而死。王敦一死，叛军也就随 之分崩瓦解。王敦临死，曾嘱咐都鉴及过继的儿子王应说：“我 死后，王应你要立即称帝，先立朝廷百官，然后再安排葬事。” 可王应是一个不问政事的荡子，王敦死后，他将父尸用席子一 裹，涂上一层蜡，直接埋在了议事大厅下面，然后就与属下喝酒 嫖妓去了。由此可见，王敦也是气数已尽。平叛后，晋明帝挖掘 王敦尸首，焚毁衣冠，象征性地将尸首绑赴刑场，枭首示众。一 代枭雄就落了个这样的下场。东晋的历史就是门阀世族的兴衰史。为东晋门阀政治奠定 基础的先是琅邪王氏，而后是颍川庾氏，此后东晋政治就再也 没能脱离大族门阀的控制。颍川庾氏家族兴于魏晋之间，本为 崇尚儒学之家，魏末晋初“时重庄老而轻经史”，儒学大族如 果不转习玄风，一般是难于继续为世所重，庾氏家族在这期间 也完成了由儒入玄的转变过程。庾氏家族由儒入玄的转变，开 始于庾峻子庾歌。庾版曾作有《意赋》以寄怀，其参东海王 越军事，与王衍、王敦诸人为友。但颍川庾氏家族面对当时的 动荡环境，多“自藏”、“避地”，处世消极，宗支兄弟辈飘零 四散，不足自存。庾氏在东晋初年能够扶摇直上，列入甲族膏 腴，内持机柄，外镇名州，显赫几十年，其相当程度上靠的是 运气与巧合。这一运气关键就在于庾亮联姻帝室，和他出儒入 玄的转变。
庾亮随以士族名士人玄风为世推重，但他不废礼教，不非 儒，“风格峻整，动由礼节，闺门之内不肃而成”，“时人皆惮 其方严”。他出儒入玄，使他既具有玄学表现，同时也具有儒学内涵，颇类王导。也许正是因为他所具有的这种独特的气质，使 庾亮之妹得聘为太子妃，而其本人也为明帝所重用，从而成为平 衡王导势力的一个重要祛码。
庾亮在元、明两朝，其权势并不盛，在他之上，或与他并肩 的权臣太多，只在明帝过世前就封了八位顾命大臣。这一时期， 东晋的皇权尚未完全丧失，晋明帝是东晋唯一有所作为的皇帝。 元、明帝两帝，既用门阀世族，又同时扶植宗室力量，借用其他 势力平衡各方面势力，而庾亮的政治立场则始终都是主张维持门 阀政治格局的。所以，在这一时期，他反对崇尚申、韩，不支持 朝廷用刘隗、刁协诸人以制琅邪王氏。明帝死后，成帝年幼，这 一历史的巧合将庾亮推上了权力的顶峰。这时，情况发生了变 化，庾亮一改政治态度，从反对申、韩思想，改为崇尚，以排除 异己，独断朝纲。而又由于他此时尚缺少政治磨炼，更缺乏足够 的军事才能，终于引发了 “苏峻之乱”。苏峻之乱平息以后，晋 成帝咸和四年，庾亮名义上为引咎出都，以豫州刺史屯驻芜湖， 实际上是企图就近控制朝政，以与王导相持。
此时上游的江州属温蟒，荆州属陶侃。表面上温、陶与庾亮 在平苏峻时有过联盟关系，使得三家暂得相安。其实庾亮很清 楚，温蟒本以刘琨使者的身份至建康，在东晋朝廷孤立无援，因 此于江州并无多少实力；而拥有实力的陶侃虽为南人，但门第低 微，且年迈又无出众之子以继承大业。所以，庾亮的真正对手只 有王氏而已，只要不出现不利于庾亮的异常事态，他是完全可能 逐步扩大势力的。此后十余年里，庾氏家族正是凭借这一有利形 势，日益强大起来。
庾亮初镇芜湖时，其都督范围包括侨立的豫州，也包括扬州 的江西诸郡以及扬州江东的宣城郡。长江两岸的郡县完全在庾亮手中，由此构成了建康上游紧迫建康的形势，上游军队不用一天 时间就可到达建康。这样庾亮名为藩镇，实际上却能遥控朝权。 王导在这种形势下完全被庾亮控制，只能困守都下，等待时机, 徐谋生计。不久，江州刺史温崎死去。江州为强藩陶侃吞并。庾 亮在军事能力上远不及陶侃，无力与陶侃争夺。五年后，也就是 咸和九年，陶侃死，庾亮于是总统荆、江、豫诸州，从芜湖迁镇这时一直力图改变现状的王导则因为庾亮统辖范围过大,无力遥控朝政的机 会，令其侄王允之出 镇于湖。利用庾亮徙 官之际，踵迹而来， 占领了紧逼建康的长 江两岸之地，想以此 纾解琅邪王氏在建康 的困境。第二年，即 咸康元年春，北方石 虎入侵。这本是后赵 一次小规模的试探性 军事行动，王导利用 这一机会，与亲信袁 耽唱了一出双簧。先 是袁耽在前方谎报军 情，说后赵石季龙寇历阳，来势汹汹，于是朝廷于夏四月加司徒王导为大司马，假黄钺，“都督征讨诸军事以御之”。随后 王导只用了十五日，调兵遣将，完成了对庾亮统辖的豫州治所 周围要地的占领，并使王允之改镇豫州旧治芜湖。这样一来， 庾亮出都时所统“豫州、扬州之江西、宣城诸郡”就统统归于 琅邪王氏势力范围了。这时王导才上报朝廷真实的军事情况， 石季龙至历阳的兵力只有游骑十余匹而已。于是王导以“贼骑 不多，又已退散”为由，停止不行。而袁耽先以报警轻妄不实 受黜，不久却又得人王导府为从事中郎，可见这一切不过是王 导对庾亮的成功反击而已。
庾亮对王导的反击自然不会无视。咸康五年，庾亮弟庾怪急 率所部进驻江州的半洲。其兵锋所指自然是王导。庾蟀东来，迫 使王导做出了退让，这一年，王允之被逼退出建康以上夹江四 郡。这样一来，琅邪王氏又一次在与庾氏的斗争中受到了重大挫 折。琅邪王氏处心积虑夺得的豫州和扬州四郡，就这样在一次未 经宣扬的袭击中被颍川庾氏夺了回去。而就在琅邪王氏面对庾亮 不知所措的时候，第二年事情又有了变化。咸康六年，王导、庾 亮相继死去。
庾亮的病逝给琅邪王氏提供了机会，江州刺史职出空，王允 之于是进封征西将军、假节，寻迁南中郎将、江州刺史，出刺江 州。这样一来，王庾两家势力进行了调换。王允之本据豫州以与 江州对峙，庾怪由江州之半洲顺流得扬州四郡而就豫州刺史位 后，王允之则于庾亮病逝后溯流而上，进至庾蟀的后方，卒为江 州刺史。这样自咸康五年到咸康六年，王、庾两家士族搏斗的结 果是暂时持平，这其中的关键是王导、庾亮相继死去。王、庾死 后，庾亮弟庾冰继王导为相。庾冰面对当时的情况，周旋宁息, 使王、庾矛盾暂时稍有缓和，从明争转为暗斗，这种态势维持了两年多时间。
不久，新一轮争斗又起。《晋书》载，咸康八年春，豫州 刺史庾怪“以毒酒饷江州刺史王允之，王允之觉其有毒，饮犬， 犬毙，乃密奏之。帝曰：’大舅已乱天下，小舅复欲尔耶？’蟀 闻，遂饮鸩而卒”。成帝所说的“大舅已乱天下”是指庾亮剪除 宗室，激苏峻叛乱，以及谋废王导等事；而所谓“小舅复欲尔”， 自是说庾蟀谋杀王允之想再次挑起王、庾两家矛盾。不过其时成 帝并无任何权威，史谓由于成帝所说“大舅已乱天下，小舅复欲 尔耶”两句，致使庾怪饮鸩而卒，是不可信的。庾烽饮鸩当与王 允之有关。
咸康八年六月，只有二十几岁的成帝死了，成帝弟康帝即 位。世族门户势力被重新配置，庾冰、何充被重用。何充即王 导妻之姊子。何充妻，为明穆皇后之妹。何充参政，实是王、 庾门户冲突的产物。何充与王、庾都是戚属，在王、庾二族间 起着缓冲的作用。而何充虽居王、庾之间，但实际上却是袒护 王氏，由此与庾冰发生冲突。何充自知与庾冰难两立于朝，于 是自请出镇京口;而庾冰则并未将何充看在眼里，他的目光始 终放在王允之身上，想要寻找机会，驱逐王允之，把江州重新 纳入庾氏之手。这样，就可巩固庾氏在上游的地位，保全庾氏 的门户势力。
这时，庾冰欲将王恬远调，王恬为王导次子，王导长子悦早 死，于是王恬继嗣。王恬少好武，是王氏家族中少有的堪任武事 的人才。在王、庾相持阶段，曾守石头以卫护建康。所以王允之 听说要将王恬远调后极为惊愕，立即上表言：“恬，丞相子，应 被优遇，不可出为远郡。乃求自解州。”王允之求解江州，其目 的是逼庾冰收回以王恬为远郡的成命，并推荐正处壮年，足以肩负王家以后命运的王恬代为江州，以防庾氏觊觎。但庾冰将计就 计，以退为进，他改署王恬为吴郡，同时一并改署王允之为会 稽，想将东方例由门阀世族居任的吴会地区，划给王氏，以表明 庾氏不再染指，而求换得江州。王允之明白庾冰用意，故拒绝受 调，理由是会稽犯王允之之祖王会名讳。咸康八年八月，朝廷 “以江州刺史王允之为卫将军”，强令王允之离开江州，王允之于 无力回天中，在同年十月病死。至于王允之死的如此蹊跷，也自 然成为了历史上的一个谜团。王允之是琅邪王氏家族中能左右东 晋政治的最后一人。王允之死后，琅邪王氏虽仍是代有显宦，宗 族不衰，但这基本上是靠祖宗余荫与社会影响，而真能影响政局 的人就此一个也没有了。
王允之死后，庾冰本以为能得到江州，可部署尚未妥帖之 时，是年十二月，皇后褚氏立，名士褚裒从中又插了一手。褚裒 以后父之重，不愿居中任事，“苦求外出”，庾冰无奈，只好让 他出镇江州。这样庾氏欲取江州的计划，就又一次功败垂成了。 但事情只隔了一年，建元元年十月，庾冰效法庾亮出都的办法, 外出为都督，督荆、江、宁、益、梁、交、广七州，以及豫州四青瓷鸡笼、青姿猪圈郡军事，领江州刺史，假节，镇武昌，以为荆州庾翼形援。这 样，争夺多年、辗转易手的江州终于被庾氏取得。江州之争，就 此告一段落。
但只要门阀政治的格局不变，江州的重要地位不变，江州之 争也将不断发生。建元二年十一月庾冰死，朝廷立即以谢尚为江 州刺史，企图把江州从庾氏手中夺回。而此时庾翼仍握有重兵, 由于庾翼强力抵制，谢尚未得如愿。第二年，庾翼死，江州这才 再度易手。颍川庾氏苦心经营十几年，才取得了一定的地位，但 其家族根底毕竟不深，庾氏兄弟尽皆去世后，颍川庾氏在桓温的 打击之下，很快就衰落了。颍川庾氏对上游地区的苦心经营，最 后都成为了桓温的政治资本，在前边已经提及过桓温北伐的大体情况，在这一篇中将继 续讲述这一取代庾氏兄弟而兴起的历史人物。祖逖的北伐是不 计较个人荣辱得失的爱国之举，是东晋北伐最具有民族主义特 性的一次军事行动。此后的庾氏兄弟以及桓温的北伐目的就不 那么单纯了，他们的目标并不在中原。庾氏兄弟北伐的目的不 过是为了令家族长盛不衰，所以稳固上游形式是庾氏兄弟始终 如一的宗旨。桓温继而兴之，其北伐最初的目的似乎也与庾氏 兄弟类似，但随着自己势力的不断强大，其野心也随之膨胀， 进而有移鼎之意。
桓温的势力起自东晋永和年间。东晋永和时期，是东晋历史 上一个相对安定的时期。在外，后赵石氏盛极而衰，石虎于永和 五年死去，冉闵于永和六年灭石氏，北方重新陷入混乱无主的局 面。这样一来，东晋来自长江以北的外部压力就大大减弱了。永 和七年，东晋趁机收复洛阳，这一事件虽并不表明长江南北的军 事势力发生了明显变化，但对东晋却有比较强烈的政治和心理影 响，一时间东晋内北伐呼声异常高涨。永和八年，谢尚又于北伐
中获得所谓的传国玉玺，这使得建康司马氏摆脱了 “白板天子” 这一无物可凭的尴尬政治处境c另一方面，庾翼之死则成为了永 和安定局面的内部条件。庾翼死后，颍川庾氏势力骤衰，江左世 族中一时间没有可以具有足够实力和影响代替庾氏发挥作用的世 族门户。这样一来，世族门户间的争斗虽未停息，但却处于相持 局势中，一时难分高下，政局呈胶着状态。同时，也正是庾翼的 死，为桓温提供了机会。
桓温父桓彝在灭王敦时有功于东晋司马氏，而又死于苏峻 之难，这样一来，就为桓氏家族与司马氏政权之间打下了良好 的政治关系。而后，桓温娶成帝姊，这样一来也就成为了庾氏 甥婿，在东晋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他就有了独特的身份，成为当 时执掌东晋朝廷的何充与强藩庾翼同时看重的人物。庾翼声言 北伐时，就曾以桓温为“前锋小督”，假节入淮。何充回朝后， 也以桓温继刺徐州，列名方镇，而在此之前庾翼也曾力荐桓温。 庾翼临终前又表次子爱之为荆州刺史。而东晋朝廷则正是要利 用庾翼之死来收回庾氏兵权。何充在这时就趁机提携桓温，刘 假不同意何充的安排，他说：“使伊去，必能克定西楚，然恐 不可复制。”何充不听，仍以徐州刺史桓温为安西将军、荆州刺 史，桓温由此发达。
何充对这一安排是很满意的，桓温镇荆州后，他常对人 说：“桓温、褚裒为方伯，殷浩居门下，我可无劳矣。”而恰 恰是他的这一安排，为后来东晋局势的发展带来了无穷后患。 永和二年何充死，会稽王司马昱成为首辅。此时桓温在力量增 长以后，正应了刘慑“不可复制”的说法，已比以前的庾氏更 难驾驭了。
永和时期，是桓温势力逐渐壮大的时期。东晋穆帝即位时只两岁，皇太后诸氏临朝，何充辅政。何充自知自己难堪大任，所 以引诸太后父褚裒共参大政。褚裒看清了要想保朝廷，就必须坐 镇外藩，掌握实际兵权。因此，褚裒宁愿出镇徐、兖，也不愿株 守朝廷。何充死，司马昱辅政。褚裒以后父为征北大将军，督 徐、兖。徐、兖自郡鉴以来，一直为卫戍京师的重镇。褚裒出镇 徐、兖，一可制约上游，稳定政局，同时也可经略北伐军务，不 让其他门阀插手，以避免以北伐之名，挟功弄权，乘机坐大，窥 视朝廷。褚裒以后，荀羡、都昙先后居徐、兖，其作用与褚裒大 体一致。而此时，豫州掌握在谢氏手中，谢氏也支持朝廷。在这 样的局势下，桓温也就只能经营荆州，等待扩张势力的时机而 已。桓温从永和元年，即公元345年出督荆州，一直都于荆州培 养势力，扩大声望。直到永和十年，殷浩兵败，被桓温趁机废 黜，从而总揽北伐之任，这时事态才发生变化，桓温的势力才得 以迅速发展。
桓温于永和十年以前，为了扩大自己的声望，进行了一次大 规模的军事行动，这就是灭蜀。桓温出任荆州刺史时，占据巴蜀 的李氏成汉政权已日渐衰微。为立功树威，桓温开始积极筹划伐 蜀。永和二年十一月，桓温上书朝廷要求伐蜀，只不过是个形式 而已，他知道在朝中防备他的势力很强，所以他随后不等回音， 便在当月以江夏相袁乔为前锋，亲率益州刺史周抚、南郡太守谯 王司马无忌，精兵万余人，径自出兵伐蜀了。朝中闻知，诸臣都 以为蜀道险远，而温军寡少，胜算不大，只有刘怪认为桓温必能 克蜀。其后，捷报传来，桓温果然平蜀。
桓温驻军蜀地三十日，援引成汉贤才为己之用。成汉尚书 仆射王誓、中书监王嘏、镇东将军邓定，散骑常侍常谏等，皆 为桓温并用为参军。不久，王誓、邓定等复反，桓温一一讨平,
然后回师江陵。永和四年，桓温以平蜀之功，进位征西大将军、 开府、封临贺郡公，加督交、广二州诸军事，一时威名大振。 会稽王司马昱怕桓温威名过大而日后难制，于是用扬州刺史殷 浩参综朝政，以抑制桓温。桓温尽管有不满，但他知殷浩虽有 盛名，其才却不堪大用，加之尚不能控制朝政，也就故作姿态。 而平蜀以后，晋廷对桓温已不能征调如意。桓温所督荆、司、 雍、益、梁、宁、交、广八州“士众资调，殆不为国家用”，俨 然以为国中之国。桓温欲掌控朝廷，就必须得到上游荆州与下游扬州之间的 豫州和江州。这样，在永和以及以后的一个时期内，江、豫就 成为朝廷与桓温明争暗夺的地带。桓温明白，自己要想扩张就 必须借助北伐。永和五年，石虎病死。桓温自江陵出屯安陆, 上书请求北伐。朝廷自是不能容忍桓温的威望进一步提高，所 以对桓温的上书不加理睬，而于同年七月，以征北大将军褚裒 为征讨大都督、督徐、兖、青、扬、豫五州诸军事，出兵北伐。 朝廷之意自然是不在北伐，而是要遏制桓温。桓温此时自不敢 与朝廷公开对抗，但要是强行北伐，则有丢失荆州的危险。
永和七年，事情发生了变化，此时冉闵已经作乱，中原无 主。这年，褚裒北伐失败。十二月，桓温再次拜表北伐，随后 率大军自江陵顺流而下，至武昌而止。建康朝廷此时损兵折将， 为桓温逼迫，上下无不惊恐。会稽王司马昱写信给桓温，极力 劝阻桓温北伐，言“思宁国而后图外”，又说桓温行此“异常之 举”，易引起非议，希望其深思熟虑之。桓温于是息兵观望。永 和十年，殷浩兵败，被免为庶人，徙居信安。自此，桓温取得 了进一步扩充自家势力的空间。
在这段时间里，桓温虽在江州有很大的活动能力，但并未真 正掌握江州。而豫州自永和四年起，至以后的十五年时间里，则 一直为陈郡谢氏所掌控，谢尚、谢奕、谢万兄弟相继出镇豫州。 升平二年，豫州刺史谢奕卒，有人举桓温弟桓云为豫州刺史。朝 廷为防止桓温专权，又顾及到陈郡谢氏的面子，因而启用谢万。 但谢万不务正业，是一个典型的世家子弟。升平三年，谢万兵 败，桓温给朝廷施压，将谢万贬为庶人。谢万病逝，而桓温仍未 能很快掌握豫州。豫州刺史之职空悬数年，后朝廷任命庾氏旧部 袁真为豫州刺史。桓温夺得江、豫二州是在太和四年的事了。自 永和十年，到兴宁三年，桓温先后进行了三次北伐，其以北伐为 名，挤走了徐州的鄱惜，压平了豫州的袁真，于是长期维持的力 量均势被彻底破坏，桓温自此真正得以独断朝纲。
桓温第三次北伐时，也基本控制了朝政。其时，他本意是欲 先立功后还受九锡，渐窃朝柄。然“榜头之败”令他威望顿减。 桓温本人素慕王敦，本人亦有不臣之心，经王敦墓时他曾连声 说：“可人，可人。”赞王敦能行非常之举。他还曾对亲信说： “为尔寂寂，将为文、景所笑……既不能流芳百世，复不足遗臭 万载邪！”扬头战败后，参军都超知桓温心意，于是说：“明公既居重任，天下之责将归于公矣。若不能行废立之事，为伊、霍 之举者，不足镇压四海，震服宇内，岂可不深思哉！”桓温闻言, 于是始定废立之事。
桓温与都超密谋后，先诬海西公，即晋废帝司马奕有痿 疾，是太监之身，并说司马奕使嬖人相龙、计好、朱灵宝等与 美人私通，生下二子，将要冒充皇子建储为王，改皇家血统， 倾移皇基。太和六年十一月，桓温率军从广陵返回姑孰，军止 于白石，后带兵人朝，威逼褚太后废海西公，立会稽王司马昱 为帝。褚太后在逼迫下只得同意。于是桓温集百官于朝，宣太 后令，废海西公，立司马昱为帝。司马奕被废后，担心桓温加 害，自此装疯卖傻，纵情酒色。一旦妃子们生下孩子，他就扔 在水里溺死。以这种窝囊的方式，总算没被桓温杀害，于公元 386年死去。
废掉海西公后，桓温开始对朝中的异己力量大加剪除。桓温 先使其弟桓秘逼迫新蔡王司马晃诬告武陵王司马晞与殷涓、庾蕴 之弟庾倩、庾柔等谋反，然后将他们全部擒捕。随后，桓温又使 御史中丞谯王司马恬上书，依律处死司马晞。简文帝在这一次还 表现得十分强硬，当桓温又亲自上表请杀司马晞时，他手诏答桓 温说：“若晋祚灵长，公便宜奉行前诏；如其大运去矣，请避贤 路。”自是用退位来反抗桓温。桓温不能新立一帝，即废一帝, 这才改废司马晞及其二子，将其家属皆徙于新安郡，没有杀司马 晞。但不久，殷涓、庾倩、庾柔等都遭族诛，庾蕴因其侄媳乃桓 豁之女，则被桓温使其饮鸩自尽。从此，庾氏、殷氏两大家族受 到惨痛打击，再未能复兴。一切都完成以后，桓温又带兵返回白 石，还镇姑孰。
司马昱被桓温拉上皇位时，已五十一岁。面对当时的政局,他终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小心谨慎地伺候着桓温。他不是 不想有所作为，而是贤臣被害，手无一兵，实在没能力有所作 为。一次，司马昱与兄长武陵王司马晞坐车出游。桓温布置乐 队在半路突然敲锣打鼓，将马惊得狂奔不已。当时身为武将的 司马晞惊得面无人色，而司马昱却安坐泰然，这并非是司马昱 胆识过人，而是自进宫以后，就已有了生死的觉悟了。尽管如 此，司马昱仍是为国家与族人的命运弹精竭虑，为帝只几个月， 就已须发如霜了。他只在位一年，第二年就忧愤而死。咸安二 年，简文帝病重，急召桓温，一昼夜四诏，桓温仍是不至。几 天后，简文帝病死。
简文帝死后，群臣立太子司马曜即帝位，是为孝武帝。
简文帝临死前和桓温开了个大玩笑。原来桓温本以为简文帝 临死将禅位于己，不然便会使己如周公行居摄之事。不想，简文 帝竟遗诏他效仿诸葛亮、王导用心辅佐太子。桓温为此愤愤不 平，于是再度兴兵人朝。一时间朝中人心惶惶，都传言桓温将要 杀掉王坦之、谢安，取代晋室称帝。此时，孝武帝也毫无办法， 只好诏令王、谢率百官至新亭迎接桓温。谢安到新亭神色不变， 就座与桓温谈笑自若，答对得体，于是气氛渐渐缓和。以致竟尽 欢而散。桓温在建康只待了十四天。不久，桓温染病，只得回姑 孰养病。到姑孰后桓温病渐沉重，但仍野心未已，逼迫朝廷加己 九锡。桓温屡屡使人催促。谢、王等人故意拖延。宁康元年七 月，桓温病重身死，年六十二岁。简文帝死后，其第三子司马曜被推上皇位，这就是晋孝武 帝。司马曜经桓温之乱，因机缘巧合而登帝位，在他的心中自然 有着对世家门阀的戒备心理。同时，司马曜本人也是一个昏庸无 能之人。他在位二十余年，与东晋前代君王比，司马曜继位时只 十多岁，也是少主即位。所以晋孝武帝在位初期，谢安在与桓冲 的冲突中为了避免朝政大权再次落入桓氏手中，就支持崇德褚太 后临朝听政。褚太后是谢安堂姐的女儿，其利益得失自是与谢安 休戚相关。不过褚太后能够临朝听政，除在朝中要有如谢安这样 有势力的能臣支持外，天子年幼，未及弱冠也是一个必然条件。 所以，有的人为贬低司马曜，说他是二十岁即位，其实是不对 的。但司马曜有以谢安为代表的陈郡谢氏辅佐，再经泗水之战国 人振奋，这些情况也是史实，所以历史所给予他的可说是东晋历 代帝王所不具备的大好时期。遗憾的是司马曜喜好“黄老”，万 事无为，就是在简文帝去世时，年幼的他也没有流一滴眼泪。晋 孝武帝临朝以后，更是终日醉生梦死，好酒喜色。泗水之战后, 他更听信谗言，为制约谢氏势力，而起用司马道子，终酿成了后来的司马道子之乱，而自己最后竟被妃子杀死。东晋一朝，实丧 于司马曜之手。
东晋丧于司马曜之手，这一点是为史学家所公认的。司马 曜，字昌明，关于他的字，在《晋书》中有这样的记载：“初， 简文帝见谶云：’晋祚尽昌明。’及帝之在孕也，李太后梦神人 谓之曰：‘汝生男，以‘昌明‘为字。’及产，东方始明，因以 为名焉。简文帝后悟，乃流涕。及为清暑殿，有识者以为‘清 暑’反为‘楚’声，哀楚之征也。俄而帝崩，晋祚自此倾矣。” 《晋书》中的这段记载恐怕并非真实情况，只是后代的敷衍说法 而已，但其结论却是正确的，即晋祚自司马曜而倾。
为什么说晋祚自司马曜而倾呢？首先司马曜的智商没有问 题，这一点与晋惠帝以及继司马曜之后的司马德宗不同，这两 位天子都是白痴，而且一个比一个痴呆得厉害。在智力没有问 题的前提下，司马曜登基之初虽经桓温之乱，但桓温之乱平息 后，谢氏辅政，谢安力求恢复东晋国力，在维护谢氏家族利益 的同时，全力平衡其他门阀世族的利益，出现了谢氏与桓氏家 族联手形式。泗水之战后，东晋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局 面，在这样有利的情况下，身为天子的司马曜正当有所作为， 以振国威。可惜，年幼登基的司马曜生长在崇尚黄老的环境 中，缺少忠言规劝，因此处于有为之世，却取无为之道，终日 以酒为友，以色为媒，与小人佞臣为伍，排挤忠臣，不仅错过 了改变东晋命运的大好时机，更因用司马道子而加速了东晋的 灭亡。
在司马曜时期，东晋皇室与世家的矛盾在泥水之战前，主要 是皇室与桓氏之间的矛盾，在这方面，由于谢安从中平衡，因而 得到缓和。泗水之战后，桓冲病死，谢氏的声望与势力迅速上升。尽管当时谢安已感到自己家族功名太盛，在战后未将因桓冲 的死而空缺出来的荆、江二州刺史之职授予谢玄，而将荆州授予 桓冲之侄桓石民，命桓石民弟桓石虔为豫州刺史，以维持各大族 之间的势力平衡，稳定政局。但无论谢安如何避免，皇室与掌权 的世家大族间的矛盾都是不可调和的。其时，谢安之婿王国宝为 太原王坦之子。王国宝不学无术，所以谢安十分讨厌他。为了顾 及到大族的颜面，只任命他为尚书郎。但王国宝却自以为出身名 门，其官职应为更高，于是辞职，从而积怨于谢安。王国宝的堂 妹是司马道子的 王妃。于是王国 宝谄媚司马道子， 让他在司马曜面 前离间谢安。此 时孝武帝也对谢 安心有忌惮，于 是开始疏远谢安。 不久，司马曜升 谢安为太保，其 目的是要架空谢 安。谢安为避免 朝廷中的争斗再 起，同时也为了守护谢氏家业，于是上书请求率兵北伐，以此为 名，督扬、徐、江、荆、司、豫、兖、青、冀、幽、并、梁、 益、雍、凉十五州诸军事，掌握了东晋的兵权。谢安出征后很快 病逝。谢安死后，晋朝廷以司徒司马道子领扬州刺史、录尚书、 都督中外诸军事。自此，道子继谢安掌权。司马道子弄权，门阀势力的平衡被再次打破。
司马道子执政时期，政治腐败，在前秦瓦解，北方分崩离析 时，东晋统治者不求进取，却只是苟安江南，毫无恢复中国的大 志。孝武帝司马曜和司马道子，一君一相，整日以酣歌为务，官 以贿迁，政刑谬乱。为一国之相的司马道子经常夜宴，总是喝得 蓬首昏目，对于政事，除了紧握实权外，其他一概不管。
司马曜就这样在位二十多年，没有什么特别的建树，反将 国家弄得民不聊生。他的存在不过是门阀政治的点缀而已。而 司马曜的死，也为后世留下了一些悬念。《晋书》中记载： “时谷贱人饥，流残不绝，由百姓单贫，役调深刻。”后来，司 马曜对司马道子独揽朝权的做法也有所不满，遂以王恭为兖州 刺史、殷仲堪为荆州刺史、王恂为尚书仆射，以此张大皇室， 钳制司马道子。
就在这时（公元396年），孝武帝突然死了。历史上对司马曜 的死记载得很有戏剧性。当时，司马曜宠爱年已三十的张贵人。 一天，他与张贵人在寝宫吃酒作乐。司马曜喝醉了，就对张贵人 开玩笑说：“爱妃你老了，过些日子我就要把你废人冷宫。”张 贵人听后十分生气，于是乘司马曜酒醉，用被子蒙住司马曜，将 皇帝闷死了。令人不解的是司马曜被张贵人杀害，按罪应处大 辟，灭其三族，而执政的司马道子竟将这件“大逆不道”之事不 了了之。这是什么原因？史书上就没有任何记载了。中国历史上有两个白痴皇帝，都出在晋朝。其一是晋惠帝, 其二就是孝武帝长子，安帝司马德宗。晋惠帝与安帝，两位皇帝 虽都天生愚痴，但晋惠帝不管怎么说，还知道自己是皇帝，脑子 虽然痴呆一些，日常生活尚能自理，司马德宗则是一个彻底的活 肉。《晋书》中说：“帝（司马德宗）不惠，自少及长，口不 能言，虽寒暑之变，无以辨也。凡所动止，皆非己出。”相比之 下，晋惠帝在痴呆人群中算是优秀的，而司马德宗除了能喘气 外，就什么也不会了。
司马曜被张贵人杀害后，司马德宗以太子的身份即皇帝位, 会稽王司马道子为太傅，行摄政，由此司马道子更加放纵无所顾 忌。为对抗王恭、殷仲堪等人，司马道子任王国宝、王绪。以王 国宝为中书令，兼中领军，后又任他为左仆射，领选举、加后将 军、丹扬尹，领东宫兵。于是，在内外失衡的情况下，司马德宗 继位只一年，隆安元年即公元397年，兖州刺史王恭联合荆州刺 史殷仲堪等，以讨王国宝为名起兵。司马道子无奈，只得诛王国 宝，以去王恭起兵口实，于是王恭退兵京口。王国宝被诛杀后,司马道子用宗室司马尚之、司马休之兄弟，企图借宗室力量削弱 地方门阀势力。同时，司马道子为防王恭、殷仲堪再次起兵，用 自己的儿子司马元显为征虏将军，并率领卫将军府兵和徐州兵。 司马道子的这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有重立宗王，以抗门阀的意 思。但他的意图并非为国，而只出于私利，不过是想以宗王势力 取代门阀政治而已，并没有巩固皇室、加强皇权的意图，再加上 其本人的昏腺无能，失败也就是必然的了
不久，司马道子听司马尚之意见，用王国宝之兄王愉为江 州刺史，并割豫州四郡，使王愉为督。实际上是用王愉去监视 王恭。于是，王恭联合殷仲堪、桓温之子桓玄再度起兵。桓玄 与其父桓温一样野心勃勃。他在荆州有很大的潜在势力，本已 任命为广州刺史，调离荆州，但仍滞留荆州尚未赴任，有待机 夺取荆州之心。王恭起兵，正合了桓玄心意。而王恭起兵，主 要倚重北府兵。北府兵刘牢之门第低微，王恭出身于东晋第一 号门阀，虽依靠刘牢之，却又以牢之出身而轻视他，这令刘牢 之深怀怨恨。
司马道子得悉王恭、殷仲堪、桓玄再度起兵的消息后，惊 恐得一时间不知所措，而其子司马元显颇有些才能。司马道子 便以司马元显为征讨都督、假节，领兵讨伐王恭。司马元显利 用王恭与刘牢之之间的矛盾，使人劝说刘牢之归顺朝廷，许事 成后即以王恭的位号授他。刘牢之遂背叛王恭，投附司马元显， 致使王恭兵败被俘，于建康被斩首。这时，杨佳期、桓玄的兵 已到建康城外，殷仲堪则兵至芜湖。司马道子用桓冲之子桓脩 的建议，用计拆散桓、杨、殷的联合。于是未经战斗，桓、杨、 殷便撤军回荆州。
在这一时期的角逐中，司马元显登上了历史舞台。司马元显与司马道子不同，他很有野心。荆州兵退后，司马元显便谋篡司马道子之权。司马道子本来就身体有病，又每日酣饮，无日不醉。司马元显就使朝廷免除司马道子司徒、扬州刺史的职务，而自为扬州刺史。当时司马道子烂醉如泥，等他酒醒后才知道。司马元显是一个刚愎自用，且生杀任意的人。他想组建一支自己的军事力量，为解决兵源不足的问题，他“发东土诸郡免奴为客者 曰乐属，移置京师，以充兵役”，结果军队未建，民心丧失，导 致孙恩起义。
而在荆州的桓玄则起兵打回了建康。桓玄在建康剪除了司 马道子和他的党羽，成为新的权臣。公元403年，桓玄令人写 下让位诏书，然后拉着司马德宗的手走上朝堂，向满朝文武宣 布司马德宗已经禅位于他。桓玄此举自然引发了其他门阀势力 以及军阀的不满。接替刘牢之而成为北府兵将领的刘裕趁机将 势力做大。公元404年，他起兵攻进建康。桓玄抵挡不住，带 着司马德宗和 家人败逃。刘 裕紧追不放， 夺得了司马德 宗，将桓玄杀 死。
刘裕得势 后，也同桓玄 一样，镇压了 朝中的反对者, 巩固了自己的 政权，然后出兵将内乱彻底平定。当时在市井流传“昌明之后只二帝”的谶 语。昌明自是指孝武帝司马曜。刘裕也想称帝，但又不敢冒犯 天意，民间有谶语，那么“过场”还是要走的。于是他为了快 点登上帝位，派人杀掉了司马德宗，把一直照顾司马德宗的弟 弟司马德文拉上了皇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