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色彩。
如果说春秋时代有颜色的话，那一定是青绿色。
春秋刀光剑影，战国血雨腥风。
“吴钩明似月，楚剑利如霜”，吴国的弯刀、楚国的剑，一把利器在手，翩若游龙飞若惊鸿，坚不可摧，锐不可当。凝霜带雪的楚式剑曾是杀伤力、威慑力、战斗力的代名词。春秋战国五百多年，先进的武器一直是各国争先追逐的目标。
“神农以石为兵，黄帝以玉为兵，蚩尤以金为兵，禹以铜铁为兵”。从石制兵器到玉石兵器，从石铜并用兵器到青铜兵器、铁制兵器，人类认识自然的程度在加深、能力在提升，改造世界的力量在增大、意志在增强。
兵器推动战争，战争书写历史，“楚式剑”以一个主角的身份，出现在春秋战国的舞台上。在这里，所称的“楚式剑”不仅仅指楚国的剑，也指代楚国的各类兵器，以及楚国的战争观、战略观和文化精神。
铜矿资源的发现，冶炼技术的发明，使直立起来的人类走出乱石岗，站在了一个新的文明峰峦之巅。
这个峰峦，叫青铜时代。
迢遥长河，浩渺无边。何以为航灯，何以为岸标，唯有器物。石器、青铜器、铁器凝聚了人类的智慧，是识别和衡量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标记和标尺。
目前的研究显示，人类史上的青铜时代首先出现在西亚地区。某年某天，在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两河流域，有人忽然发现通过熔炼、加热、浇铸等工艺，把石器中的一些物质进行提炼、析出，聚合定型，砥砺打磨，新的器具用作凿、劈、切、捶时，会更加锋利、更加坚硬、力量更大。于是人们不断地寻找这种矿石，寻找提炼物质的办法，寻找将这种物质冶炼成型的工艺。他们命名这种具有坚硬性、延展性、可塑性的物质叫“金属铜”。在古希腊语里，“金属”一词有“寻找”之意。
中国先人也发现了这种坚硬的物质，他们取了个尊贵的名字，叫做“金”，后来叫做“铜”。铜本是红色，暴露在空气中，被氧化成绿色，一种诗意氤氲的色彩。把铜加热熔化，加入锡、铅等金属元素，冶炼的物质呈青色，叫“青铜器”。
公元前4000年左右，两河流域率先走进了青铜时代。紧随其后的，是欧洲、中国、印度、埃及，以及非洲国家，美洲最晚。青绿染遍世界，人类走向文明。
考古追寻人类的智慧，器物留存文明的脚步。两河流域的青铜匕首，西班牙半岛上的青铜戟，地中海的青铜剑，不列颠的青铜矛头，埃及的青铜箭头，匈牙利的青铜战斧，让我们看到了西亚文明走向欧洲、亚洲的线路图。青铜技术在兵器上的应用，开启了人类战争的新形态，导致了更激烈的交战交锋，也促进了更频繁的交流交融。
尽管有研究者认为，两河流域的人们在冶金过程中，加入的物质不一定是锡，因为那里不产锡，而可能是砷、锑等物质，与锡青铜的坚硬度、抗拉强度差距甚远，但青铜时代的晨光已经在这里散发幽幽的亮色。青中泛绿，绿中透青。
目前的考古表明，中国的青铜时代形成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但铜的出现更早。青铜器按用途主要分为礼器、乐器、兵器、工具及车马器等。青铜礼器包括鼎、鬲、甗、簋、豆、簠、敦、爵、斝、尊、壶、卣、彝、觥、盉、罍、觚、杯、盘、匜、鉴等，用途不同，功能明确，都是从食器演变而来的。民以食为天，当用最好的器具盛最好的礼物敬奉天神。河南偃师的二里头发现了被认为是最早的青铜器，林林总总的青铜爵、青铜盉、青铜斝、青铜钺、青铜鼎等器物，以及铸铜作坊，属夏商王朝，距今至少3800到3500年。在夏之前，中华文明尚处在古国时代，经过夏商周及春秋时期1500多年的发展，到战国时期进入铁器时代。青铜器和铁器的运用，大大地激发了人类的潜能和社会的活力。
历史，总是在关键处着墨、宏大处下笔。《左传》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最先进的器物成果，往往首先应用在礼器与兵器制造上。这二者是国家重器，礼器代表精神文化，兵器代表国家实力，与生产工具一道，陪伴着人类的成长。
智者洞见历史的幽深，慧者前瞻长河的波光。恩格斯指出，“铜锡以及二者的合金——青铜，是顶顶重要的金属，青铜可以制造有用的工具和武器。”青铜器，是人类认识自己的一把尺。但人类认识青铜，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青铜器对中华文明的实证，从夏朝晚期开始，再往上，有源可溯、有迹可循，但目前无物可证、无稽可考。
回望历史，云雾散尽青峰在，惊涛过后巉岩兀。作为夏王朝的开国君主和中华王朝的创始人，禹帝至少有两个彪炳史册的永久性丰功伟绩，一个是治水，一个是铸鼎。前者是改造物质世界的标志，后者是建设精神文明的象征。这两大事件是人类走向文明的标志，也使中原文明成为中华文明的总代表、引路人和核心。
鼎是礼器之首，本是用来烹煮肉食的容器，渐变成祭祀天地神灵的礼器，演变成象征尊贵、显赫、权力的重器，是神权与王权结合的法器。殷商是神权时代，商朝人信奉上帝神、祖先神、自然神，认为王权神授。“天神曰帝”，以上帝神为至大、至尊。甲骨卜辞中多次出现“帝”字，“帝其令风”“帝不令风”“帝其令雨”“帝其降我旱，帝不我降旱”，这个“上帝神”主宰世界、支配万物、呼风唤雨，左右人的命运。天下莫非神州，万物莫非神工，所以人们必须敬畏神力、祭祀神灵。周朝以神为天，认为王权天授，天神创造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创造三山五岳、播时百谷，神威无处不显，神力无时不在。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是周朝统治者的维新观。这个“维新”就是既要崇拜天帝，又要崇敬祖先。“以天为宗，以德为本”，建立土地国有的观念和宗法制度，天下人敬天法祖，才能长治久安，而周朝统治者是天子，是“天”“宗”“本”“祖”的代表，所以必须“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尊神尊天的方式是祭祀。商、周君王视祭祀为国之大者，思之以慎，事之以重，讲求心诚意切、礼数周全；规格上太牢、少牢有区别，天子、诸侯分等级，必须用最珍贵、最完美、最纯洁的“牺牲”，以最虔诚的心灵，祭祀神祇、敬奉上天、祈福神佑，以求得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万事顺遂。于是，用精美的青铜鼎作为祭祀仪式的神器，成为商、周君王交接神明、敬神祭天的重要方式，是天人之间的感应平台、神人之间的交互界面。鼎接天地，承载万物。
遥想当年，标志夏王朝正式建立的涂山大会之后，禹帝以黄帝轩辕氏“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的往事为遗训，决定将四方诸侯进贡的“献金”铸成九个鼎。《左传》记载曰，“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九鼎象征九州，分别是冀州鼎、兖州鼎、青州鼎、徐州鼎、扬州鼎、荆州鼎、豫州鼎、梁州鼎、雍州鼎。夏为天下之中，禹为九州之主，禹帝统御六合乃天命天赋、天意天成。立鼎寓意立国立朝，天下归一，长久稳定。青铜鼎是江山社稷、方圆九州、天地万物的标志，是国家的象征、王权的昭告、力量的彰示，是器物文明对精神文明的反映，它们的制造工艺代表了那个时期青铜冶炼技术和青铜器制造的最高水平。
大禹首创中华鼎文化，鼎定四海，礼合万方，功德与尧舜齐名，位居圣贤帝王之列。夏朝有鼎，但没有鼎盛，商朝开创了青铜器的全盛时期。商汤灭夏桀，古代中国从氏族社会走向奴隶制社会，成汤革命、太戊兴盛、盘庚中兴、武丁盛世， 煌煌五百年，煜煜五千年，殷商文明耸起中华文明一座座高峰，云蒸霞蔚，震古烁今。山西平陆出土的饕餮乳钉纹大方鼎、饕餮纹大圆鼎，河南安阳出土的后母戊大方鼎、辉县出土的子龙鼎，湖南宁乡出土的四羊方尊、大禾方鼎等，是商鼎的代表，鼎铸辉煌，兴盛传世。
从夏鼎到商鼎，不仅诞生了鼎文化，还催生了中国文字，钟鼎文与甲骨文一道，是古老中国最早的成系统的文字符号。器物文明推动了生产力发展，刻画出人类进步的时间表、线路图，是历史的切片、文化的印记，有鼎为证。
要治礼，先制器。先“烁金以为刃，凝土以为器，作车以行陆，作舟以行水”，智慧的先人总能发现或者发明先进的生产力因子，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殷商时代手工业从农业的分离，使冶炼铸造业成为独立产业门类，得以迅速发展。西周以来，找矿、开矿，炼铜、制铜，成为王朝之大事，尤其是对南方铜矿开发利用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采矿量、铜产量、用铜量达到古代顶峰。周王室甚至用分配青铜器的方式，表示奖惩、区分亲疏，以维系王权，用文明成果辅助政权统治。对铜资源的有效利用，采铜业和铸造业的进步，深刻地改变着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推动了中国古代的科技革命。青铜，给古老的华夏文明涂上了一层青绿。
礼器的尊贵地位，兵器的巨大威力，农工器具的实用功效，制造工艺的日臻完美，使青铜文化日益进入周朝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巨大力量。战国时期战乱频仍，礼乐衰落，礼制废弛，加之更加锋利的铁器出现并运用于战争。公元前五世纪的中国，进入了铁血时代。青铜器的地位随之逐渐下降，用途向生活用器方向转变。但是，青铜器所凝结的文明智慧、凝聚的信仰理念、凝成的文化风骨，历风侵雨蚀而不减，经斗转星移而弥坚，那泛着青光绿影的智慧，转化成人类发展铁一般的意志。
青铜器的发展，在夏朝及以前是萌芽时期，在商朝是全盛时期，在西周进入鼎盛时期。炼铜先找铜，找矿有奇巧。经过夏商周三代的探索，人们已经积累了不少发现、开采、冶炼铜矿的经验。
发现矿床需要火眼金睛。《管子·地数篇》曰，“上有赭者下有铁，上有慈石下有铜金，上有铅者下有银，上有丹砂下有金，上有陵石下有铅、锡、赤铜，上有银者下有铅”，古人目光如炬、慧眼识宝，这“管子六条”至今是探矿的秘诀。《管子》统计曰，“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山”，《山海经》则记载了铜产地十五处，提到黄金、璿瑰、丹货、银铁、金、锡等矿产。“古者南方多产金锡”，铜矿、锡矿多在南方、在长江南岸，黄河流域当时不产锡，中原王朝所需要的锡主要来自长江流域的吴越之地，“吴越之金锡，此材之美者也。”铜矿富有的楚国，因此登上了历史舞台。
铸造工艺需要能工巧匠。进入战国时期，青铜冶铸技术逐步炉火纯青，新发现、新发明、新创造如泉涌现。战国时期杂家著作《吕氏春秋·别类编》中，有“金柔锡柔，合两柔则刚”的记述，表明中国古人掌握了青铜合金的特性和冶炼规律。英国牛津大学教授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认为，“中国最初出现了青铜，并且很快就在黄河流域的商王国和周王国里达到了无比精密的技术水平”；美国当代铸造大师克里尔说，“即使美国和欧洲的第一流技师联合起来，并使用现代的技术，也不能做得比殷商青铜器更好。”从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来看，楚国是这一先进技术的掌握者、引领者。
物质决定精神，青铜器的应用推动了礼制的形成。
古之先贤认识到，要建立“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理想社会，必须先建立人人遵从不悖的公序良俗，此所谓“天叙有典”“天秩有礼”“天命有德”“天讨有罪”。昔日尧帝命舜“修五礼”，舜帝命伯夷“典三礼”、命夔“典乐”“教稚子”、教禹要“野无遗贤，万邦咸宁”，禹帝命皋陶“明于五刑，以弼五教”。礼乐思想的光芒，初放在上古混沌的荒野，是华夏文明的曙光。这是人类社会自治的开端，是走向文明社会的起步。
制定天下，礼治万邦，上古到殷商的礼乐风俗、约定、习惯逐渐被凝炼成共识，改造成礼乐，定格成制度，上升到社会规范、国家意志，成为维护宗周统治分封制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夏、商、周三代接力培育，到西周时古代中国的礼乐文明炼制成型，形成人类文明的高峰。由铜而鼎，呼之欲出。
没有明君无以治国，没有贤臣难以理政。高峰必有高人，时代必有先锋。周朝在灭商兴周、由乱而治之初，出现了一位名垂青史却光而不耀的贤德，他就是周文王姬昌之四子、周武王姬发之胞弟、周成王姬诵之亲叔叔，美誉“元圣”，人称“周公”的姬旦。
在夺取商朝江山的战斗中，周公紧紧跟随父兄冲锋陷阵、浴血奋战；在宣告周王朝成立的祭祀大典上，周武王庄严地向上天和殷商遗民宣布商纣的罪状，周公与小弟召公各持大斧，分立哥哥周武王的两旁，气势凛然；在指挥平息对管叔、蔡叔与商纣之子武庚的联合叛乱中，周公亲征亲战，为扫清障碍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哥哥武王去世后，周公辅佐幼侄周成王七年，主事而不乱政，摄政而不谋位，为建立周王室、建设周朝代做出了卓越贡献。周公敢于赴汤蹈火、出生入死，甘于夙夜在公、殚精竭虑，其情可明，其心可鉴，后世以“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来形容他、赞美他，可谓名至实归。特别值得一说的是，周成王长大后，周公还政于亲侄子成王，北面而臣，并作《无逸》，以殷商之鉴警示成王，随后全身隐退，三年而殁。但是，周公为周朝、为天下留下了一份厚重而珍贵的大礼包，那就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周礼”。
制定周礼，是周公的第一大贡献。周公打天下战功赫赫，守天下劳苦功高。他参政、佐政以来，主持和领衔创建、制定各项典章制度，从王朝宫廷的祭祀、朝觐、封国、巡狩等事宜，到平民百姓的饮食、起居、丧葬等事项；从君臣、尊卑、亲疏、贵贱等礼仪等级，到父子、兄弟、夫妻、亲友等亲伦关系，使天下人规之有范、行之有法。礼制仪式的载体正是由青铜制作的鼎，鼎立而礼成。礼制的效力涵盖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军事等方方面面，既有国之大典、形而上者之道，如祀与戎、王与臣、权与利等，也有礼制之用，形而下者之器，如用鼎、用乐、车骑、服饰、礼玉等，使全体社会成员无论尊卑、不管长幼，均有礼可制、有规可循、有典可据。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面、系统、规范的政治化建设和制度化治理，从此奠定了礼治作为中华政治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最早的基础、最初的范式和最先的模样，孔子因此盛赞曰“郁郁乎文哉”，他一生要复的“礼”，正是周公建设的“周礼”。
礼的标志，是立鼎。
礼制的核心要义之一，是等级观念。礼在别异，是封建社会的治世之要、文化之魂。周公为此制订了列鼎制度，规定了礼仪用鼎的规格和规模，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用七鼎六簋、卿大夫用五鼎四簋、士用三鼎二簋或一鼎。有规矩才成方圆，有制度才知行止。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国之大是、朝之重者，由天子定、朝廷出，不能由各自定、诸侯出。尧、舜、禹、汤、文、武时代政通人和、昌明隆盛，得益于礼治。龙衮九章，但挈一领，这个“领”就是礼制、礼乐、礼仪。礼在谦让、敬让、忍让，规矩明则秩序定，礼仪彰则天下安，根稳则本固，纲举而目张。礼是本根，鼎是载体，以鼎治天下，一尊定乾坤，从此文武百官、苍生社稷有了思想指针和行为指南。“国尚礼则国昌，家尚礼则家大，身尚礼则身修，心尚礼则心泰”。朝中有鼎，心中有尊，有遵有循，社会从无序走向有治就有了方向、目标和准则，有了主线、红线和底线。
周礼不仅总结过去，归纳、整理、提炼宗周以往的礼制，更指向未来，设计、构架、规划有周以后的制度。一部周礼，是继以往之集大成者，也是开未来之肇始者，恢宏五千年，温润世代心。
周公另一大贡献，是“卜都定鼎”。
东周的都城位于洛邑。但周王室何时迁都于此，史学界有多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公元前1046年武王伐纣时，周武王就定居成周了，他的军队就是从洛邑出发攻打商都朝歌的，但汉代以司马迁为代表的学者不支持这种说法，《史记》有太史公曰“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综其实不然”；第二种说法是，公元前771年，昏聩的周幽王为博得褒姒“千金一笑”而烽火戏诸侯，导致内乱和犬戎入侵，周幽王被杀于骊山之下。西周覆灭，周平王于公元前770年率王室浩荡东迁，从西部的丰京、镐京迁都于东部的洛邑，西周在此杀青，春秋从此起笔；第三种说法是，周成王五年，成周建成，当年迁都，驻军8万人，周成王举行隆重浩大的祭礼，以告慰周武王，并训诫宗室子弟。也就是说，迁都时间是公元前1039年。
关于这第三种说法，可以展开一笔。
公元前1039年的二月，遵周武王遗训、周成王之命，周公派召公赴洛邑，在夏商王朝故地一带，勘察建东都一事。之后周公亲自踏勘，确认洛邑地处“天下之中”，距离“四方入贡”者的位置相等，于是拍板敲定在此建都。《左传》有“成王定鼎于郏鄏”的记载。“郏鄏”，即为洛邑，在今天的河南洛阳；“定鼎”，即为定都之意。大兴土木，当年乃成，是谓“成周”，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家层面的都城整体规划和建设，“城方千七百二十丈，外城郭方七十里”，肃穆庄重，气势恢宏。成周设明堂，明堂置九鼎，这叫定鼎中原，以慑天下。当初大禹接受“九牧之金”而铸九鼎，“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这“九鼎”应该是从夏、商的手里继承下来的，聚金铸鼎，鼎铸辉煌，承载神天洪福，绽放出映照千秋、指正人心的光芒。所以都城建在哪里，鼎就立在哪里。
本文认为，上述三种说法中，第一种说法不靠谱，如果说周武王伐商是从洛邑出发，洛邑充其量是周国军队的一个地下行营，作为推翻前朝这么重大的秘密军事行动，周人是断不敢在商王室眼皮底下有所动作的，更何况当时还没有周王朝一说，何来周王室迁都一说？第三种说法虽有何尊做证，但是不是创立周朝几年之后就迁都，似可存疑，建而未迁也是可能的，如此这般，第二种、第三种说法倒是可以连缀起来。
无论是哪种说法更接近历史真相，洛邑最早可能是以陪都身份出现的。上古传说中，炎帝建都于陈，而建别营于曲阜；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建别居于涿鹿；夏禹建都于阳城，而建别都于安邑，夏禹之子启建都阳翟，亦居安邑；商王朝先有北亳、南亳、西亳，后有殷地，到商纣时居于朝歌，由此看来，周王朝建都于丰镐，再在洛邑建新都成周，作为丰镐的陪都，是有传统的。而且，周王室此举可以通过洛邑监视前商朝贵族遗民。
关于周之都城，学界有“岐邑”“程邑”“丰邑”“镐京”“洛邑”“南郑”“西郑”“犬丘”之说，一直存有争议。但周成王、周康王、周昭王、周穆王四代君王曾驻都于洛邑，是有文献和文物佐证的。有史家认为，第四任君王周昭王伐荆楚，是从成周出发的，越嵩山、经南阳方城、到襄阳、走随枣，停留铜绿山，然后经南阳回到洛邑。这条路，把周王室与楚国紧紧联在一起；第五任君王周穆王姬满后来又迁离洛邑，移都于今天陕西华县的南郑，他的数次西征是从南郑出发的；第七任君王周懿王姬囏因为不堪西戎的骚扰，迁都于今天陕西兴平县的犬丘。至于周王室何时回到丰镐，史料留下了飞白，学界鲜有论证和论争，只知道最后平王东迁洛邑，是从这里出发的。极有可能的故事是，周国从周原出发，定国都于丰镐，周武王立周朝时先居丰镐、拟建洛邑，周成王建成洛邑作为陪都，周穆王、周懿王两次往西北方向迁都，最后某位周王复位丰镐，周幽王姬宫湦被杀后，其子姬宜臼被拥立为王，即周平王。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到成周洛邑，陪都成为首都，历史从此翻开新的一页。
周成王建成周洛邑一事，有物为证。1963年出土于陕西宝鸡贾村的“何尊”，是周成王时期的青铜器，内底铸铭文12行、122个字，记载了在洛邑建都这一历史事件。铭文中有“宅兹中国”四字，明确示意在“中国”这个地方建都城。这是最早出现的“中国”一词。
何以为尊，唯有中国，“何尊”让世代中华儿女记住了自己名字的由来。
成周洛邑落成，原商朝故地遗民安分守己、不敢造次，周朝迎来了中国古代第一个太平盛世——成康之治，40年没有动用刑律，宇内安宁，天下无贼。洛邑距离夏都、商都咫尺之遥，使周朝回归天下中国、复位中原文明，开启了华夏文明新原点。佐王室，建成周，立鼎明堂，周公乃千秋功臣。
武王伐纣，商朝灭亡。登上历史舞台的周朝对青铜器的生产和使用更加重视。与商朝青铜器相比，周朝青铜礼器更加精美，而且花纹图饰更多，刻字金文更丰富，一些重大事件被以刻鼎铭文的方式被记录流传下来，为后世留下了基因图谱，十分珍贵。如“武王征商簋”底部，有四行33 个字，准确地记载了周武王灭纣的时间，成为商周两代更替的断代标识。
历史诞生了青铜器，青铜器刻录下一个时代的起点，记录了一个朝代的生日。
在公元前1046年那个早春的晨曦中，跟随周武王在商都朝歌郊外的牧野誓师的“牧誓八国”，是当时800个方国中最大的8个，分别是庸国、蜀国、羌国、髳国、微国、卢国、彭国、濮国，其中的庸、微、卢、彭、濮5个国家先后被强大起来的楚国吃掉了，尽管楚部族助周反商、随周灭商有功，但当时并没能进入商末八强之列。
周王替天行道，周鼎安定天下，周礼治理天下，周公制定天下。无论在夏、商、周，无论是鼎、尊、簋，青铜礼器都是国之重器，是文明的标点、历史的记忆，是周朝文明的高峰。
荆楚大地上，既留下大量商、周时代的礼器珍遗，也留下楚人追奉先贤、礼治社会的努力。
中华文化讲究先礼后兵，说了礼器，再说说兵器。
中外神话传说故事里，神明皆操神力无边的法器，英雄都有威力无比的利器。盘古的神斧轩辕的剑，后羿的神箭东皇的钟，伏羲的神琴神农的鞭，是英雄的标配、力量的化身。
《山海经》载，“刑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魏晋文学家陶渊明有诗赞曰“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干”和“戚”，就是矛和盾。刑天，是神勇无比的英雄。
神话很浪漫，人间更生动。在冷兵器时代，矛、锤、弓、弩、铳、鞭、锏、剑、链、挝、斧、钺、戈、戟、牌、棒、枪、扒等，被号称“十八般兵器”。兵器分类有多个版本，但兵器的发展方向只有一个，即不停地铜化、铁化、钢化。无论是戈戟刀剑等攻击性兵器，还是盔甲铠盾等防御性兵器，铜制和铁制化程度越高，战斗力和抗击力越强。武器越先进，战斗越血腥；技术越进步，战争的形态、规模、烈度级别越高。人的生命是兵器工业的试验品。
这是人类进步的代价。
商朝晚期的青铜礼器应用达到第一个高峰，商朝的青铜兵器也得到标志性发展。这个高峰和标志之一来自一座商墓。
1976年，河南安阳小屯村发现了一座商朝王后之墓，考古发掘和文献研究表明，这座墓的主人，正是商朝第23任君王武丁的夫人妇好王后。妇好是商朝有作为的女政治家、军事家，在60多位后妃中最受武丁王宠爱、珍爱，她帮助武丁王推进文治武功、内政外防，协助甚至代表夫君主持重要的祭祀活动，率兵征伐土方、羌方、人方、巴方等方国，红颜英姿飒爽，威武不让须眉，文武卓然，战功显赫。
在这位女中豪杰的内佐下，武丁王革旧除弊、开疆扩土，商朝国力勃兴、经济繁荣，南征虎方，东抵夷方，北击鬼方（匈奴），西抗羌方、周族，疆域面积大增，迎来“天下咸欢，商道复兴”的“武丁中兴盛世”。遗憾的是，妇好只活到了33岁。关于她的死因，史料不详，有两种猜测，一说是战死，一说是难产而死。悲痛的武丁王把妇好葬在宫殿区里，与自己相伴，随葬品多达1928件，其中刻有妇好名字的青铜器有109件，觚、爵、斝、尊等的数量和规格都超过一般，有755件精美的玉器，还有大量关乎妇好身体状况、生育的卜辞，可见妇好在武丁王心中的地位。
令人不解的是，司马迁的《史记》对武丁王大书特书，却对妇好只字不提。是不知道，没有见到载有此事的甲骨文，还是不愿说、不屑说，是一道谜。
这里想指出的是，妇好之墓出土了两把青铜钺，一把叫龙钺，一把叫虎钺，各重九公斤。青铜兵器作为国之重器，在商朝享有很重的政治分量、很高的社会地位，青铜钺既是武力的标志，也是王权的标志，说明妇好在朝中的作用、国中的地位。
青铜兵器不仅是保家卫国、征伐扩张的利器，也是更新换代、革故鼎新的锐器。当年周武王发动覆灭商王朝的牧野之战时，就是左手持黄钺，右手执白旗，披坚执锐地站在黎明的寒风中，举行誓师大会的。寒光凛凛，冷风森森，如林列阵的青铜刀戟，是一个朝代的了断，更是一个时代的开启。
兵器与礼器一样，同样是文化传播和文明交流的见证。1923年，位于甘肃省临洮县洮河西岸的马家窑遗址被发现，这个距今5700年的马家窑文化属于黄河上游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出土的大量精美陶器呈现仰韶文化的特点，延续了彩陶文化的生命，并将斑斓与绚丽传布到中国的西北部。1975年，世界的目光聚焦在离临洮不远处的甘肃临夏州东乡县林家遗址。这里是马家窑文化圈、齐家文化的源头，考古学家们在这个丝绸之路旁的遗址上，除了发现大量珍贵的陶器、玉器、骨器，还发现了一件长12.5厘米、宽2.4厘米的青铜刀。
马留印、刀留痕，留下的都是历史。
这把青铜刀之所以引起关注，一是年代久远，经碳十四对青铜刀所在的文化层进行测定，年代约在公元前3280年至公元前2740年之间，距今约5000年，当时判断这是目前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因此被称为“中华第一铜刀”；二是位置特殊，这里地处中西交通要道，是连接东亚与中亚、西亚与欧洲的陆上通道，是中华文明与两河流域文明、古印度文明、地中海文明的交会点、融合地。
这是中华青铜文明走出去，还是西亚青铜文明走进来，流布于我国河西走廊的物证？只此一刀，是为孤证，难以确定，但它是青铜技术最早运用于兵器的例证，也是把丝绸之路的历史推早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佐证。但如果以此认定中华青铜文明外来说、中华没有青铜矿，进而否定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则是荒诞不稽的。
以甘肃临夏州广河县齐家坪遗址为中心的齐家文化，是马家窑文化的延续，距今约4200年，覆盖甘肃、青海、宁夏、内蒙古等，与夏王朝年代相近。在这里，发现了“中华第一铜镜”，还发现了青铜短剑、倒钩铜矛、有銎战斧等青铜兵器。
有专家认为，根据形状和功能看，这些兵器可能来自欧亚草原、塞依马—图尔宾诺时期，经我国甘青地区向内地传输，流入燕山山脉、黄河流域，一路上形状有渐变，功能有差异，但依稀可辨流入的路径，依稀可辨风格的同异，依稀可辨欧洲文化与中亚文化、欧亚文化与中国文化、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以及西北地区与中原地区、西部民族与华夏民族、齐家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交流互鉴的痕迹。
上下几千年，迢遥千万里，风干的筋骨犹在，尘封的记忆不泯，有物为证。汉代开凿丝绸之路以前，中国的西北方向就已经打通从中原腹地通往西域深处的青铜之路，一路上陶彩玉泽丝绸如织，一路上马踏飞燕惊尘如烟。
世界给人类的惊奇，总是一点一点地展示。相信更多的考古发掘，将重现昔日的西域边陲盛景。历史能证明历史，未来在期待未来。中国的青铜史如何开篇，在等待一声回答。
世事如砥，岁月是砺，打磨着人类意志的青锋长剑。从青铜矿产到青铜兵器，要经过复杂的冶炼工艺，经过漫长的打磨过程。智慧为根，创新是本，锻打的是品质，浇铸的是信念。战争，是最大的产品检验员。
商代的冶炼技术达到一定的水平、能力和规模，已经从矿石混合冶铸的初级阶段，发展到能提炼出纯铜、锡、铅，并按比例配制合金的较高级阶段。以铜为主，锡多则硬，铅多则韧，配制而成的青铜兵器的性能，远远高于石斧石镞石钺石锤石戈等石质兵器。在此基础上，周代先人们还发明了一种复合剑，剑刃含锡量高、刀刃锋利，剑脊含锡量低、坚韧不折，因而具有刚柔并济、坚利皆俱的特点。同时，兵器的尺寸、形状、式样、用法不断走向制式化和标准化，武器的杀伤能力增强，军队的作战能力陡增。
物以稀为贵，地因宝而富，各国争夺的资源从铜矿扩大到锡铅矿，矿产的富裕国是资源的优势国，也是战争的目标国。楚国就是典型的例子，保资源、争资源，逼得楚国不得不面对战争，不得不成为战场上的主角。战争的规模在扩大，战争的范围在延展，战争的频次在提高，社会的动荡程度和整合衍变的力度在增强。战争，作为变革人类社会形态的手段，成为了全部历史的主题。
无论是礼器还是兵器，都是历史的实证。那一声浑厚有力而古老的回答，来自楚国，来自长江，来自青铜。有了青铜，人类史、文化史、文明史才有了颜色，有了葱茏万千、绿意盎然。借你一色斑斓，染我半壁江山。蘸你一点青绿，绘就一个时代。
那是楚国的颜色。
耿耿长河，淼淼苍生，惟此青绿。
（作者 刘汉俊 中宣部学习强国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