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坡遗址:炎帝之虚、夸父祖庭——
字耕农解读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原六大都邑(4/4)
本文为字耕农解读“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原六大都邑的第四期,也是最后一期。六大都邑,最后解读的是距今5300年前也是时代最早的灵宝西坡遗址。本号此前发布过“5300年前黄帝主导的时代变局”及“修订版”两篇文章。力求较为全面系统地探讨那个时代的历史脉络及天下大势。其中也提及了灵宝西坡遗址。限于篇幅,两文中将西坡即炎帝故里的相关来由仅简略交待,本文将更详细深入探讨这一问题,进而将文献、考古、传说几个方面结合起来以求有所发见。
灵宝西坡遗址,官方的说法是“可能与黄帝有关的河南灵宝西坡遗址”,并未提到炎帝。当然,中学历史教科书都说了炎黄是兄弟,有战有和,最后炎帝承认了黄帝的领导地位,结成战略同盟,我们作为其后裔即是炎黄子孙。字耕农对西坡的最初认识不是来自考古报告,而是在拙作《山海经证真》的写作过程中,发现炎帝八世孙夸父西迁(逐日)的目的地即在祖庭灵宝一带,加之文献证据颇多,因而确信黄帝铸鼎塬一带为炎帝旧都无疑,同时亦即炎黄权力交接地。黄帝又是从哪里来的呢,黄帝故里又在哪里?
考古发现距今5300年前即公元前3300年之际,正是中华大地风云际会天崩地裂的年代。文献方面如《逸周书 尝麦解》记载了黄帝、炎帝、少昊、蚩尤四大势力之间复杂的联合与斗争,正是这个天翻地覆的局面的历史记忆。
且不论长江中游大溪文化的一亡与屈家岭文化的一兴,长三角崧泽文化、河姆渡文化的二亡与良渚古城一兴, 河洮地区马家窑文化的一兴与长江下游凌家滩文化的一亡,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公元前4000-3300年)结束了700年的存在,其中灵宝西坡遗址尤其引人注目;而仰韶文化大河村类型兴起,尤其是出现了巩义双槐树都邑、郑州西山古城等一批具有战略意义的都邑群,展示了一个强大政权的全新战略布局。
一.如果西坡遗址与黄帝相关,那么双槐树遗址呢?
“探源工程”列出了中原地区六大都邑,可能时间较早,现在看来,应该再补充几个同时期的重要都邑,比如本系列前三期已经涉及到的石峁、古城寨、周家庄等等。要探究炎帝旧都灵宝西坡,一定少不了巩义双槐树都邑遗址。笔者此前在“5300年前黄帝主导的时代变局”一文已经指出,双槐树遗址当为黄帝所建,学界所言黄帝族裔有熊氏在郑州一带是可信的,是新郑唐户遗址的可能性最大。
双槐树遗址甫一发现,就有学者提出可能与黄帝相关。这种观点的主要挑战来自与文献记载的时代差异。因为《路史 发挥》引《竹书纪年》说“黄帝至禹,为世三十”,将黄帝时代大致框定在距今5000年前,二者存在三百年的差距。三十世大约是900年至一千年左右。如果以夏商周断代工程确定的公元前2070年启建立夏朝,则大禹活动的时间点大致可视为公元前2100年前后。如此则黄帝时代在距今五千年前即公元前2900-3000年左右。比5300年前晚了三四百年年。也就是说,如果双槐树遗址是黄帝都邑,则《路史 发挥》所引《竹书纪年》的话是不可信的。或者说只能用《大戴礼记》孔子说的“黄帝三百年”进行解释,这显然不是科学的态度和方法。
如果按照“为世三十”之语从大禹上推八九百年,则接近考古上的仰韶文化式微而龙山文化兴起的时代,也就是庙底沟二期文化,故而笔者此前将炎帝解释为三门峡灵宝一带的仰韶文化末任领导,而黄帝则是龙山文化的开创者,这个转变考古学上认为发生在灵宝一带庙底沟二期文化。那么早了三四百年在河洛交汇处的双槐树古城则可以视为伏羲之城,因为有传承已久的伏羲台,附近还有伏戏山等旁证。
然而笔者在完成了40万字的《山海经证真》之后,发现灵宝西坡遗址与《山海经》等诸多古代文献中的炎帝及其八世孙夸父高度相关,加之同时代全国范围内多处改朝换代式的大变局,由此则完全有理由相信以双槐树古城确为黄帝都邑。为什么呢?通过对《山海经》的研究,笔者确信以西坡遗址为核心的灵宝黄帝铸鼎塬遗址群,即炎帝根据地。以双槐树遗址为核心的郑州、洛阳一带显然为黄帝的根据地。
二.“海外北经”博父国即炎帝八世孙夸父所居之山东寿光边线王古城
《山海经 海外北经》:“博父国”一节:
<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博父国在聂耳东,其为人大,右手操青蛇,左手操黄蛇。邓林在其东,二树木。一曰博父。
【按,< >内一节文字疑属“海内北经” 。出现在这里,是当时校书时误入。夸(博)父在“海外北经”、“大荒北经”、“大荒东经”以及“山经”各部分都有出现,唯独在“海内四经”不见踪影,而其相邻之国却都出现了。究其原因,即此句此简被误编之故。博父即夸父。博、夸义近,都是大的意思,是说夸父身材高大魁梧。这里关于“夸父逐日”一节的叙述显然属于神话。逐日,应为从东往西奔跑。人不可能跑进太阳里去,“入”或为手书合文“十六”之误。
因为就出土的战国楚国简帛材料看,战国楚人对于十以上数字的书写多采用“合文”的形式,就是把两个字合二为一来书写。其实殷商卜辞何尝不是如此呢?因而“十六”易被误认为形近的“入”字。就是说夸父部落从山东潍坊边线王遗址向西逃往河南三门峡灵宝黄帝铸鼎原一带,约800-1000千米的路程,连续走了十六天,疲累不堪,故而中了以逸待劳的应龙的埋伏,夸父部族遭到屠杀,夸父死后,世人怀念他,因而将南部的一座山命名为夸父山,《山海经》有载,沿革地理至今,惜乎今人多不识,电子地图皆未标注。战国楚人手抄文书以讹传讹,“十六日”就成了“入日”。
今天稍微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要进入太阳,且不说远近,就是老远的,早就化成蒸汽灰飞烟灭了。后儒读书多不用脑,反过来给《山海经》扣上“神话传说、志怪传奇”的帽子,这样,知识界的无知就被金粉包裹起来,似乎知识界合理解释了一切古代文献,不对的都是古人,掌握话语权的官僚士大夫永远代表着真理。殊不知真理不是权威的孩子,它永远只是事实的孩子。而真理不存在、被打压的时代或地方,愚昧就一定自命为科学,戴着权威的桂冠,传递着无知和盲从。
“博父国”一句显然才是符合“海外北经”文例的原文,聂耳即上文东营广饶营子遗址一带,而其东南的潍坊寿光边线王龙山文化遗址,当即博(夸)父国所在。袁珂注曰“首尾皆曰博父,其一必为夸父”,原则上正确,可惜并未指明。其实就是“海外北经”独称博父(或出于避讳),“海内北经”、“荒经”、“山经”皆称夸父。
《大荒北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载天。有人珥两黄蛇,把两黄蛇,名曰夸父。后土生信,信生夸父。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将饮河而不足也,将走大泽,未至,死于此。应龙已杀蚩尤,又杀夸父,乃去南方处之,故南方多雨。
《海内经》:炎帝之孙伯陵,伯陵同吴权之妻阿女缘妇。缘妇孕三年,是生鼓、延、殳。始为侯,鼓、延是始为钟,为乐风。……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訞,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共工生术器。术器首方颠,是复土穰,以处江水。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鸣。噎鸣生岁十有二。
【按,根据以上三节文字,可以排出以下世系——1炎帝、2炎居、3节并(+伯陵)、4戏器(+鼓、延、殳)、5祝融、6共工、7后土(+术器)、8信(+噎鸣)、9夸父。
可见夸父为后土之孙、伯陵六世孙、炎帝八世孙。时代约为公元前2600年左右。
伯陵与节并或为同一人,至少是兄弟,为炎帝之孙、夸父六世祖。
戏器要么即鼓、延、殳三人中的一个,至少是堂兄弟,为夸父五世祖。
总之伯陵为夸父国之祖是可以肯定的,从伯陵传至夸父共7代。蒲姑氏应即夸父西迁之后代夸父而侯于此地者,历夏商两代。
《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子对曰:“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杜注:“爽鸠氏,少皞氏之司寇也;季荝,虞、夏诸侯,代爽鸠氏者;逢伯陵,殷诸侯,姜姓”。
《左传》杜注以为此逢伯陵为殷诸侯,不确。实为炎帝之孙,夸父六世祖,在夏之先,当考古学上的仰韶文化后期的公元前3200年左右,因为笔者认为炎黄时代为公元前3300年之际,详见本号“5300年前黄帝主导的时代变局”一文。季荝更在伯陵之先的前3250年左右,而爽鸠氏更在季荝之前的炎黄、少昊时代。据《逸周书 尝麦解》,炎帝、黄帝、少皞、蚩尤为同时代人,爽鸠氏则为少昊司寇,亦同期。
此处“大荒北经”又言夸父为应龙所杀,并非“夸父逐日”神话所言饥渴而死。可见炎帝后代到了第九世即夸父时期,在政治斗争部族冲突中被迫离开寿光边线王故国而西迁,又被追杀于河南三门峡炎帝祖庭一带,行程约在800-1000千米之间。而传说其逐日饥渴而死,乃是为了掩盖这一幕血腥历史而已。而黄帝后代如上篇所述,禺号、柔利、无肠、聂耳等诸多城邦国家都在山东中部昆仑(泰沂山地)以东以北广为分布,从聊城经济南、滨州、淄博、东营、青岛、烟台一带,势力显赫。而炎帝之后在潍坊寿光一带的夸父为硕果仅存者,仍然被排挤驱逐并追杀。
成都载天或为山东潍坊边线王遗址夸父国以南的淄博沂源毫山,即“东山经”第10山犲山,该山“有兽焉,其状如夸父而彘毛”,此山在博父国即边线王遗址南边不远处,此山兽如夸父,正是暗指以北有夸父国遗迹。成都载天或即《中山经 中次六经》夸父之山,为夸父死所,在今河南三门峡阳平河源出的老鸦岔脑以西的和尚凹一带。详见本报告《中山经 中次六经》“夸父之山”。】
参考资料:
寿光边线王遗址位于寿光市孙家集街道办边线王村后台地(俗称"后埠岭")上。东西约350米,南北约500米。总面积57600余平方米。……南部为边线王村叠压,中心部分高出周围地面5米,为龙山文化遗址,兼有商周时期和汉代遗存。1977年平整埠岭时发现,上部已削去约2米厚的文化堆积,残存部分厚度仅0.5米左右。遗址东南部分,因历年建筑用土,形成东西约100米,南北约40米的大坑。1984年,为配合益(都)羊(口)铁路修筑工程,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潍坊市、寿光县博物馆进行了两次发掘,发现龙山文化城堡遗址。1985年秋和1986年,又先后三次发掘,共清理灰坑100余个,墓葬150余座,出土文物千余件,基本上弄清了城堡的基本格局。
三.“中次六经”夸父之山在黄帝铸鼎塬以南秦岭中
《山海经 中次六经》第13山:又西九十里,曰夸父之山。其木多㯶、枏,多竹、箭,其兽多㸲牛、羬羊,其鸟多鷩,其阳多玉,其阴多铁。其北有林焉,名曰桃林,是广员三百里,其中多马。湖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其中多珚玉。
【按,清代郝懿行考证的夸父山在灵宝市西南18公里处的阳平镇涧沟村南,娘娘山以西的小山。则此“湖水”应即灵宝沙河,当时应该更长,发源于山北麓。“东山经”亦有“湖水”,则在山东烟台一带,与此名同实异。
然而,根据原文的方位和里程,湖水更可能是在沙河以西的阳平河,至今下游仍有大湖峪、小湖峪这样的地名。湖,《山海经》当时并没有后代湖泊的统称用法,仅仅是一条小河的名字而已。这两处以“湖”命名的地名,也许保留了几千年来“湖水”这条河流的古称。河流上游就是黄帝采铜的“荆山”,河流下游靠近黄河的地方,就是著名的黄帝铸鼎塬遗址群,有仰韶时代庙底沟类型的西坡遗址、北阳平遗址等重要遗址。这一带应炎帝(笔者认为即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末期领导人)与黄帝(笔者认为即仰韶文化大河村类型早期领导人)权力交接之地。
《山海经》“海外北经”、“大荒北经”、“海内经”提到的博父即夸父,为炎帝八世孙,封国本在寿光边线王遗址一带,受到周围黄帝后裔国家的排挤西迁三门峡灵宝一带,被黄帝部族的武装力量应龙杀死在夸父山下,而“夸父逐日”的传说乃是为了掩盖这一幕血腥历史而已。
《史记 周本纪》:“武王追思先哲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
正义引《括地志》曰:“焦城在陕州城内东北百步,因焦水为名”。
焦水即今苍龙涧河,发源于常烝山,今称甘山。
炎帝神农氏之后封地在焦,应即《汉书•地理志》“弘农陕县有焦城,故焦国也。”即今河南三门峡一带,亦即夸父死所附近,当地至今仍有夸父山(各种版本电子地图均搜索不到),即《山海经 中次六经》的“夸父之山”。
综合分析,夸父之山应为电子地图灵宝阳平河源出的荆山、和尚凹一带。】
四.“海外西经”轩辕之国即蔚县三关遗址,传承了唐户遗址的门朝南开
轩辕之国在此穷山之际,其不寿者,八百岁。在女子国北。人面蛇身,尾交首上。穷山在其北,不敢西射,畏轩辕之丘(应作台)。在轩辕国北。其丘方,四蛇相绕。
“大荒西经”:有轩辕之台,射者不敢西向射,畏轩辕之台。
“大荒西经”:有轩辕之国,江山之南栖为吉,不寿者,乃八百岁。
【按,“轩辕”一词二字,必为有车之后才可能产生,据时任社科院考古所所长的王巍先生在第二届世界考古论坛上发表的讲话“汉代之前的丝绸之路”,马车大约在公元前1300年的殷商时期才在中原出现,晚于5300年前的黄帝时代2000年。因而可以断定,黄帝本人与车、与“轩辕”二字是没有直接关系的。这里的轩辕之国或是黄帝当年活动的区域,国民也是黄帝子孙后代,车马传入后被称为轩辕之国,再后来被人误解。《大戴礼记 五帝德》借孔子之口说黄帝名叫轩辕,被司马迁在《史记 五帝本纪》中采用,后人将“轩辕”冠于黄帝之前,习惯上称为“轩辕黄帝”,其实是一连串的误解。
轩辕之国与现实地理位置的对应,当在蔚县三关遗址一带,属于古涿鹿的范围。
穷山,据《黄帝与中华文明》一书第二十章“桥山考辨”及河北省《涿鹿县志》第539页,古遗迹、文物篇的内容可知,桥山本作乔山、穷山,最早作“穹山”,详见后附资料。笔者以为,“不敢西射”承前省略主语“穷山”,可见“穷山”此处并非指山名,而是指“穷山国人”。即庄窠堡遗址,详见下文。
人的年龄不可能达到或超过八百岁。此处之“其”指其国而并非指其国人。因而笔者建议理解为——其不寿者(堵、都),八百岁,意思是轩辕之国持续传承历史悠久,他们的居邑时间短的都持续存在了八百年。
此处原文“畏轩辕之丘”为“畏轩辕之台”之误。“丘”为自然地理概念,无所谓畏惧与否。只有人为的建筑“台”,才具有神秘威严的象征意义,容不得任何不敬与冒犯。此处“轩辕之台”应指壶流河支流定安河与壶流河交汇处的台地,其位置在穷山(庄窠堡遗址)之西,在轩辕国(三关遗址)北,与原文完全符合。至于“西次三经”提到的“轩辕之丘”,地理位置显然是在今新疆,与此不同。
本文通论部分以及“海外北经”夸父一节都论述了三门峡一带是炎黄传说的发生地,此地的原住民炎帝代表文化即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结束,而黄帝则代表了仰韶文化大河村类型兴起。如今在蔚县三关遗址发现了庙底沟文化的传播证据,而这一带就是文献所说黄帝重要的活动区域“涿鹿之阿”,更加证明了笔者前述推论的合理性。
所以目前蔚县壶流河流域发现的三处遗址即筛子绫罗、三关和庄窠堡与书中此处的女子国、轩辕之国、穷山(国)是恰好对应的。位置在最南的筛子绫罗应该是女子国,位置在中间的三关遗址价值和意义最为重大,又有笔者认为的炎帝黄帝元素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与下文资料称该遗址“也为研究桑干河流域是黄色人种的起源地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亦合,那就是该遗址对应轩辕之国为当。庄窠堡遗址在三关遗址东北方向十余公里处,即上文所言之“穷山(国)”。
三关遗址考古发现房屋居址朝向为南,这与仰韶文化早期的面向中心广场的向心朝向完全不同,这在全国上千处仰韶文化遗址当中都是极其罕见的,正与此处的“江山之南栖者吉”相合。】
另外就是《山海经 海外西经》的“轩辕之国”即蔚县三关遗址,而其特殊习俗来自仰韶文化大河村类型的唐户遗址。由此则可将黄帝与唐户遗址、双槐树都邑、郑州西山古城等大河村类型遗址直接联系起来。
笔者早前文章已经指出,蔚县三关遗址即《山海经 海外西经》的轩辕之国,“江山之南栖为吉”,房门开始都朝南开,一改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笔者认为即中央氏)以来上千年的向心传统,即所有房门都朝向中央广场的公共建筑“大房子”。 这种转变首先发生在仰韶文化大河村类型的郑州唐户遗址,而唐户遗址则可能是《史记 五帝本纪》所言的“轩辕之丘”。有学者认为即“有熊之墟”,笔者也认同,并不矛盾。蔚县三关遗址,极有可能就是《五帝本纪》说的“黄帝邑于涿鹿之阿”。当今的行政区划,涿鹿县与蔚县为邻,均属河北省张家口市,古涿鹿即蔚县、涿鹿县一带,事实上蔚县一带是沿革地理上历来的兵家必争之地。在当时即等同于后代北京的战略地位,“天子守国门”,也许从黄帝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当然黄帝本人未必一直在涿鹿守卫,至少是曾经在此一带经略征战。
而《山海经 西次三经》的“轩辕之丘”则在今新疆天山山脉中。或是马车从中亚草原东传中原的中继站,则此“轩辕”真正与车相关。黄帝后裔被称为“轩辕氏”是可能的,像《五帝本纪》那样说黄帝名“轩辕”则不可信,没有车的时代,是不可能有“轩辕”一词二字的。只是战国以后人们将该族裔之始祖称“轩辕黄帝”而已,并非黄帝当时即与轩辕有关。
五.西坡为炎帝之虚,双槐树为黄帝之都
黄帝从郑州、洛阳一带的根据地向西进攻三门峡一带的炎帝,炎帝即考古发现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西坡遗址为其都邑,另外海包括黄帝铸鼎塬一带的北阳平遗址等。黄帝即此际崛起的仰韶文化大河村类型,双槐树遗址为其都邑,另外包括附近的新郑唐户遗址、郑州西山古城、新郑唐户遗址、荥阳青台遗址、汪沟遗址、秦王寨遗址等等,“三战然后得其志”,炎帝被迫离开自己的根据地西坡遗址一带,西坡遗址成墟,可称为“炎帝之虚”。
当然,大河村类型与庙底沟类型也不是截然不同,时代上有先后衔接与传承,特征上亦有融合与转变。炎黄本来是兄弟,大河村类型初期保留了一些来自庙底沟的影响,同样庙底沟类型晚期也受到了大河村类型的影响。因此反映在蔚县三关遗址的特征上,似乎是庙底沟类型晚期的特征,但是不能排除来自大河村类型早期的可能。而《五帝本纪》的“黄帝邑于涿鹿之阿”,《海外西经》的轩辕之国,与考古发现的蔚县三关遗址表现出的庙底沟类型的特征其实是相符的。
炎帝及其族裔并未被斩尽杀绝,比如夸父即炎帝八世孙,被分封在山东淄博潍坊一带,潍坊寿光的边线王遗址应即夸父国(城)。《山海经》“博父国”、夸父逐日以及夸父之山等内容,则说明炎帝的第八世孙夸父有国在山东淄博潍坊一带,被周围黄帝后裔的诸侯国排挤迫害而西迁回灵宝西坡一带的祖地,被埋伏在此黄帝族裔的杀手应龙部落杀害,其南至今有夸父山。所以南边有黄帝采铜的荆山,北有黄帝铸鼎塬,其实是在炎帝故地,黄帝战胜并取代了炎帝,铸鼎就是为了宣示权力和地位。
结论:豫西三门峡一带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灵宝黄帝铸鼎塬遗址群尤其西坡遗址即炎帝之虚;郑洛一带仰韶文化大河村类型尤其双槐树都邑遗址即黄帝之虚。黄帝集团兼并了炎帝集团,考古学上表现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发展为大河村类型。
本系列结语:字耕农解读“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原六大都邑”共四篇文章,本文为最后一篇。四篇文章按照时代从后向前的顺序展开,也加入了一些笔者认为必不可少的其他重要遗址进来一并进行探讨。笔者对于考古完全是外行,主要基于古文献古文字来进行推断,结合考古报告内容进行交叉研究,可能有些“打哪里指哪里”之嫌。因为考古发现有很大的偶然性,如果有了新的发现,笔者可能会据此提出新的看法甚至调整之前的观点。欢迎读者互动讨论。
(作者声明原创,所有权利保留。图片或来自网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