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与王光美
以前孩子们也问过我，说爸爸（刘少奇）那么严肃的一个人，你们是怎么认识、怎么谈的？我都没有告诉他们。当然，实际经过也很简单。
第一次见少奇
1946年11月，周恩来同志通知我回延安，我就又住到了王家坪。我跟毛主席当时的警卫参谋龙飞虎同志在一个食堂吃饭。他曾在北平军调部担任叶剑英同志的秘书，所以和我认识。
有一天龙飞虎告诉我，晚上杨家岭有舞会，想去可以去。晚上我就跟着去了。那天少奇同志也在。龙飞虎把我介绍给少奇，少奇问了我一些北平特别是学校的情况。因为他在北平工作过，所以对北平的事情很关心。末了他问我：“你是不是党员？”我说我不是。当时我觉得很难为情。入党的问题我考虑过，也有点儿想法，所以我就说：“这个问题我还有点儿看法，不知道中央领导同志能不能对我们这些才到解放区的青年给予帮助？”他说：“那要看我有没有时间。”
这是我第一次见少奇。当时刘少奇这个名字我是知道的，知道他是党中央的负责人之一，但说不清他的准确身份。
那次见面完全是中央首长同一个年轻人的谈话，还谈不到有别的意思。
从好感到恋爱
1947年2月21日，叶剑英同志和北平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最后一批工作人员回到了延安。其中有黄华同志。他回延安后担任朱德同志的秘书。3月5日，黄华通知我，要我到少奇同志那里谈话。原来是我第一次见少奇时提出过，希望中央领导同志对我们这些才到解放区的青年给予帮助。他记住这件事了。
进了少奇同志的窑洞，谈话还是接着上次的话题。我说：“到延安后，我提出了入党申请，觉得自己参加了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工作，表现还可以。但报告递上去后，一直没有得到回音。我不知道现在还要不要再提入党要求？今天你让我谈，我想请求帮助的就是这个事。”少奇就给我讲了很多道理。他还说：“你现在有了某一方面的知识，但你还缺很多知识，比如你就缺乏农村的知识，今后一定要多向群众学习。”
这样说着就到了吃中饭的时间。少奇见炊事员端来了饭，就留我吃饭。我说：“我已经吃过了，我在王家坪吃中灶，星期日两顿饭，你慢慢吃。我在这里等，可以看看你吃的什么。”他的饭菜很简单，好像只两碟菜，一碗米饭，米饭上面放了一颗大蒜。我觉得奇怪，心想怎么把大蒜和米饭配着吃呢？少奇刚吃了几口，好像突然想起什么，站起来走到办公桌前，拉开抽屉，拿出几个梨子，又拿了把小刀给我，意思是他吃饭让我自己削梨吃。梨子很难看，黑不溜秋的，留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当时我觉得很难受，有点儿动感情。我知道我们在军调部的时候，经常给延安中央同志带北平的好东西，怎么中央领导同志吃的就是这样的梨呢？
下午通知我们，说中央领导同志要慰问从南京、北平回来的干部，当晚在礼堂举行宴会。晚上毛主席没来，少奇同志、朱老总出席了。当天3月5日，正好是周恩来同志的生日。这天不知怎么就安排我坐在中央领导同志所在的第一桌了。少奇同志讲话，还站起来正式敬酒。这时我才明白他是代表中央、代表毛主席，知道他曾经是党中央代理主席。
和少奇同志谈话后，我又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没过两天，又得到通知，说国民党胡宗南军要进攻延安，机关必须撤退。
上级决定我们到晋绥分区参加土地改革。我被分配到晋绥分区的山西兴县参加土改工作队，队长是王炳南同志。这时已是4月份。我们进村之前，先到蔡家崖集中学习。没想到，这时少奇同志也到了蔡家崖，我们就又见了一次面。
原来，中央根据全国内战爆发的形势，决定党中央的五位书记分成两套班子：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指挥各战场作战；少奇、朱德等同志组成以少奇为书记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
我是在一天吃午饭时见到少奇的。那天可能是徐冰、王炳南同志安排，少奇、朱老总和我们土改工作队的同志一起吃了一顿饭。吃完饭出来，走到门口少奇问我：“你是在这里参加土改，还是跟我们上晋察冀？到那儿也能参加土改。”我感到意外，说：“我正在学习，等分配参加哪个工作队，能跟你们走吗？”少奇说：“黄华都跟我们一起走。”我想我刚来这里，还没有真正参加土改，这样不明不白走了算怎么回事？所以我也不知道深浅，就打了个官腔，回答少奇说：“以后有工作需要再说吧！”
我这话说出口以后，当时觉得没什么，回到住处琢磨琢磨感到不对：他跟我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于是就想最好再问问清楚。当晚，贺龙同志组织小型招待演出。少奇同志、朱老总都出席了。我就想再去找少奇说句话，走到门口往里一看，少奇、朱老总坐在第一排，少奇抱着涛涛，正等开演。我犹豫了半天，在门口转了转，最后还是没进去。我这个人，学生时代一心学习，最崇拜的人是居里夫人，一直到这时从没有谈过恋爱，这方面很迟钝。后来回想起来，少奇要我跟他走，是对我有好感，想带我上晋察冀，但当时我不敢胡思乱想。
我在晋绥搞土改，前后差不多有一年，结束时已是1948 年春天。这段时间里，我和少奇没有联系。
难忘的结婚“仪式”
大约在1948年“三八节”前后，我们结束了在土改工作队的工作，回到西柏坡。这时，中央外事组已经搬到离西柏坡不远的陈家峪。
我回到外事组后，在一些公众场合同少奇见过面。有一次我去西柏坡参加中央机关的晚会，毛主席和少奇同志都在，我和他们见面说话了。毛主席还问我：“上辅仁大学学的什么？校长是谁？”我说：“我学的是原子物理，校长是陈垣。”毛主席说有“南陈”“北陈”两个陈，还说全国解放后我们也要搞原子弹。我说“南陈”我不了解，辅仁大学校长陈垣是研究历史的。主席说的“南陈”，可能是指著名历史学家、中山大学教授陈寅恪。
一次王炳南同志组织外事组舞会，少奇和朱老总都来了。少奇顺便到外事组办公的屋子走走看看，还与陪同人员到我住的小屋转了转。交谈中少奇同志问我：“星期天都干什么？”我说就是到南庄赶集、散步，或看看书。他这时说了一句：“有空上我那玩儿。”
有了这句话，我决定星期天去一次。但怎么去呢？我想，不能向这里领导请假说要去找某某中央领导同志。我想了个办法，跟负责人柯柏年同志说，我有事要去东柏坡找一下赖祖烈同志。6月的一天，我先到赖祖烈那里，对他说，少奇同志约我去一趟，请你把我送到西柏坡去。赖祖烈当即就把我送进了少奇同志办公和居住的小院。
我一进去，少奇正在写东西。看见我来，他马上站起来，说：“你真来了！”这次谈话时间比较长。后来，他表示了愿意跟我好的意思。他还说，他年纪比较大，工作很忙，又有孩子，要我好好考虑。我当时觉得这个人真有特点，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下都愿意说自己怎么怎么好，他却光说自己的缺点。我对这事很慎重，最后我特别问了一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其他婚姻关系？”少奇就说：“如果你想知道这方面的情况，你去问一下邓大姐；应该注意什么的问题，你去找一趟安子文同志；如果想了解我过去的历史，你去问李克农同志。”
说着说着，我觉得时间不早了，就问：“几点了？我该回去了。”少奇手上没有戴表。他拉开抽屉，拿出一块表看了看说：“表不走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停的。”我心里又触动了一下。我想：中央领导同志工作没日没夜，怎么连个好好的表都没有？怎么这些事没有人帮他收拾？我当时就有些坐不住，说：“你怎么也不叫人帮助修一下？”他为难地说：“该叫谁呀？”我也不知道当时出于一种什么考虑，就说：“好，你交给我吧！我帮你去修!”
中央机关管后勤的赖祖烈同志那里常有人去石家庄办事，我就和他商量，请他把少奇同志的表带去修一修。时间不长，表修好了，可他没有直接给少奇，而是又带给了我。这我就难办了：我不能老往少奇那里跑呀！想来想去，我把表交给了我的领导王炳南同志，并解释修这个表是怎么回事。王炳南同志转天就把表交给了少奇。可这么一来，王炳南同志就看出来了。
那天少奇要我去找安子文等，后来我还真的去了。我先找了安子文同志。我本来是想请教他：我和少奇同志在一起行不行？他却不谈这个，一上来就交代党的保密纪律，说你和少奇同志在一起， 不该知道的不问，不该看的不看等等，就好像我和少奇已经在一起了似的。
我又先后到邓颖超、李克农同志那儿，跟他们说了这件事，他们都没想到。
过了几天，我四哥王士光从晋冀鲁豫根据地到西柏坡来，找王诤同志谈解放区的广播电台工作。他约我见了一面。因为我在大学里是物理学研究生，我四哥和王诤同志想调我去晋冀鲁豫根据地，搞电台天线研究。我说现在不行，我可能要结婚，就把我和少奇来往的情况告诉了四哥。他听了给我泼冷水，说你别胡思乱想。我说我没有，我是很慎重的。我对他很尊敬，同时对他生活没人照顾很同情。我们从好感到恋爱。
决定结婚以后，少奇要我把我的行李搬到他那儿去。我对结婚还有点老观念。我问他：“我就这样搬到你这里，算是怎么回事？要不要到机关大食堂宣布一下？”少奇思想比我解放，他说不用，结婚就是两个人的事。
8月20日那天，外事组开了个会，欢送我。
第二天，少奇派他的卫士长李长友同志带着他的信来接我，帮我搬行李。他交代卫士长说：“今天我要成家了。光美同志不好意思，你们去把她接来吧！”
一见少奇的卫士长来接我，外事组的同志们忙乎起来。同志们从集市上买来鸡蛋、奶粉、糖，调的调，蒸的蒸，做了一个大蛋糕，上面还设计了花，挺好看。几位女同志送我的时候，就把蛋糕带着，搁在了少奇的里屋。
正好这天晚饭后食堂里有舞会，少奇和我都去了。大家知道我们今天结婚，就更加热闹了。那天毛主席、周恩来同志都在。
恩来同志特聪明，他见我们没有专门举行结婚仪式，就跟毛主席说：“咱们一起上少奇同志家，看看他们住的地方。”来了之后，主席、恩来、少奇在办公室谈话，外事组的几个女同志就和我到另外一间屋，找刀子、盘子切蛋糕。打开一看，蛋糕已被挖走了一块，原来是涛涛等不及，先挖一块吃了。我们给主席、恩来、少奇三个人每人切了一份蛋糕。他们一面说说笑笑，一面吃蛋糕，最后都吃光了。毛主席还给他的女儿李讷要了一块带回去。
这天是1948年8月 21日。
我觉得，我和少奇同志结婚，说没仪式也没仪式，因为少奇跟平常一样整天都在工作；说有仪式也有仪式，那天机关正好有舞会，很热闹，而且毛主席、恩来同志亲自登门祝贺。
——摘自《作家文摘》总第24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