谎言的力量
——《历史》、《春秋左传》点评
Ⅰ
活着的意思是相信与希望——也就是撒谎和对自己撒谎。这便是为什么在所有塑造出来的人的形象当中，最真实的还是那个优容骑士···在十字架上曾经发生的那痛苦的一幕···人们至少还承认这二者有某种象征的价值，而那位可怜的西班牙末流贵族所经历的冒险，却连这份荣耀都没有资格。···只有那些没有生命的东西，才绝不会对自己所是有任何添油加醋···而生命却能够不断地编造下去：生命就是物质的一部小说。（萧沆）
萧沆是个鬼才，如庖丁般把人性解剖的鲜血淋漓，大到上帝，小到个体，都在谎言中乐此不疲，或沉迷而不自知。萧沆文字的解构力量是冰冷而无情的，但同时也透着一种大爱，给予生命醍醐灌顶的通透感。
在成熟社会中，如西班牙那位优容骑士一样的，往往会被人嘲笑，甚至当作精神病人那般对待。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在哲学家眼中遍布谎言的社会意义在哪里？优容骑士成为社会的主流是否可能？这样的社会，这样的一部“小说”它的源起又在哪里？
“小说”这个比喻确实形象而贴切，在人类文明之初是没有小说的，而是诗歌、历史、哲学的天下，小说的登场涂脂抹粉，洋洋洒洒，过程跌宕起伏，而主题也许就诗歌、历史、哲学上的只言片语。
烟民不会怵于“吸烟有害健康”的提醒，小说也不会因“纯属虚构”而遭唾弃，那么，自然而然的，谎言难道就不是生命与社会的一种必然属性吗。上帝，难道仅仅只是个弥天大谎吗！
当然，人类在初始阶段明显是拒绝谎言的，只是随着社会的复杂化，随着文化的黎明曙光，谎言的绝对边界也随之消融，谎言成了社会的必需品，成了文化的一组基因。
Ⅱ
谎言的这一社会进程虽然幽暗难明，但在《历史》与《左传》中我们能一窥其蛛丝马迹。当然，在人类这一共同的关键时期，当社会打开智慧洪流的道闸，冲散的又何止谎言这一座爱憎分明的堡垒。
在人类早期，谎言的力量是人类的一种禁忌。希罗多德在讲到波斯习俗的时候，其中有一条说他们认为，世界上最不光彩的事莫过于说谎，其次是负债。
在斯基泰，说谎发伪誓者一旦被指正会被斩首，剥夺财产；而说谎的占卜者，不仅本人会被烧死，他一家的男性也会被全部杀死，只允许女性的家属活下来。
在《春秋左传》中，我们也随处能发现诚信的重要地位。小到取名原则：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排在第一位的就是信，所谓“以名生为信”，就是生出来是啥就叫啥，如此，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庄公叫寤生，为什么晋穆侯大儿子叫“仇”，弟叫“成师”，为什么有人叫黑肩，有人叫黑臀。取名也是一种教育，一种传承。
而从大的方面来看，无论战争还是祭祀也都充斥着诚信的规则。战争讲究明刀明枪，我们在宋襄公身上能深刻的感受到。季梁在论及何为有道之国时说：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鲁庄公说：“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就是说祭祀时要对神诚实，你国家什么状况就用什么祭祀。
《左传》里有个小故事，讲郑国伐宋，入其郛，宋人使来告命，公将救之，问于使者：“师何及？”对曰：“未及国。”公怒，乃止。在我们看来，鲁隐公怒的莫名其妙，宋使这么说无非是种外交辞令，隐讳国恶，看他来求救的行动就可以了，没必要在言辞上纠结。
但我们也很容易理解，鲁隐公的怒不可能是无缘无故的，如果他怒的没有说服力，是会被国际社会所诟病的。那么这个说服力来自哪里呢？在公开层面来讲只能是由于宋使的撒谎，而撒谎者对当时的社会来讲是人人喊打的。
Ⅲ
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复杂化程度的加深，人们对于诚信的观念也在不断的变化中。渐渐的，那些无法调和诚实与谎言的人也不再为社会所理解，直至淘汰出局。
宋襄公的谋霸兴商，大司马固谏：“天之弃商久矣，君将兴之，弗可赦也。”襄公事事行商道，却到处碰壁，这无疑是时代的一种信号。宋襄公有幸登位，为我们保存了古风的史料。而像急子、申生之类，他们在太子位而陨，更说明了新瓶已无法容纳旧酒的现实。
鄫子会盟迟到，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这在当时人眼里已经是一件瞠目结舌的事情。所谓“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而在宋襄公的旧世界规则里，这实在是一个必然的动作，处死不诚信的人是霸主的职责所在。
宋襄公的一些正常行为，在春秋的新时代里已经显得格格不入了，因为时代的大变局正在破除各类禁忌，包括谎言。
大流士等七人帮为了闯宫推翻波斯王，他们想了一个计策，那就是利用他们高贵的身份对守宫卫士撒谎，谎称有封紧急信件要交给国王。
重要的是，大流士接下来针对这个谎言而加的看似累赘的辩辞：在必要的时候，是必须说谎话的。因为无论是说谎话，还是说实话，我们都是为了实现同一个目标；人们说谎话是因为他们认为可以赢得别人的信任，通过行骗而受益；人们说实话是因为他们希望以此可以使他们受惠，并且在以后更重要的事情上赢得别人的信任。因此，虽然他们的做法各异，但最终结果相同。
这段话只有放在历史进程的节点上来看才能真实的显示及感受其内在的力量，因为他在破坏禁忌，订立新规。特洛伊木马计为什么会成功，这与曹刿的胜利是一个道理。
Ⅳ
在先秦，在古希腊，透过字里行间，我们能感受到时代的层次感，虽非泾渭分明，可也脉络清晰，变化分明，这是人类历史的独一份。
谎言从单纯到厚重，从排斥到相融，如考古般层层叠叠的展示在我们面前，而作为交会之处的《春秋左传》与《历史》，其精彩与重要就不言而喻了。当然，时代的精彩绝不仅仅是谎言这一条线，而是社会的方方面面。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来试着总结回答一开始的那几个问题。在上古时期，社会的复杂程度急速加剧，这是导致单纯共同体生活难以为继的根本原因，二分的世界观由此破碎，这就是所谓的“礼崩乐坏”。
而社会复杂化的重要导向有两条：一是旧贵族的彻底瓦解，包括其精神世界；二是智慧的崛起，在没有定则的社会里，人们必须灵活应对才有生存与发展的空间。这两条用曹刿的一句话来总结就是：肉食者鄙，不能远谋。
而智慧的开发是不可逆的，那么，如优容骑士般的人物在今后自然成了稀有品种，无论是对堂吉诃德的嘲弄，还是对维特根斯坦的敬畏，这必然的不会成为社会的主流。
智慧把谎言转化为谋略，东方的兵法，西方的辩术都是如此。乃至宗教、政治，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哲学则是终极的一步，他思考的是如何在不稳定因子中提炼永恒之物，哲学家的爱就是用智慧去超越诚实与谎言的桎梏。孔子的中庸，柏拉图的哲学王，都是对智慧泛滥的一种反思。无怪乎，怀特海认为一部西方哲学史只是柏拉图的一系列注解而已了。
从谎言到权谋到哲学，从宋襄公到奥德修斯到孔子、柏拉图，人类已经完成了一次大的循环，而后的历史也自然脱离不了基因螺旋的既视感。
